董昭向赵旻作揖道。
“主公，如此似有不妥也。江东来年即将开战，兼且卫府兵卒绝无可能常驻丹阳郡，此似非长久之计也。”
诚然。
卫府兵卒是可以照顾丹阳郡的老弱妇孺一时，却不可能照顾其一世。
所以，董昭又向赵旻提出一个建议。
“主公，愚以为，不如将丹阳郡之老弱妇孺，交于丹阳郡之山越人宗帅照顾。
某听闻，丹阳郡山越人之宗帅，无不为德高望重、胸有韬略之人。
兼且其为丹阳郡本地人，必可妥善安置、照顾丹阳郡之老弱妇孺也。”
山越人本为逃匿山林之流民。
能够成为这些流民首领之人，要么是大奸大恶之徒，比如说宋江；要么是德才兼备之士，比如说田畴。
但无论如何，这两种人的心胸格局都不会小。
所谓“大奸大恶”，有时候也是中性词。心胸格局小的恶人，那是小人，与“大奸大恶”相比，宛若天渊之别。
无论山越人宗帅“大奸大恶”，还是“德才兼备”，其都不可能对同乡的老弱妇孺放任不管。
故而，董昭的提议才是良策。
于是赵旻颔首。
“公仁公高策也！此事便如此解决。”
如是般，丹阳郡救灾善后工作的最后一点隐患，就此完美消除。
赵旻复又问董昭、卞夫人……
不是赵旻手下无人可用，而是有许多事，赵旻只能问这二人。
“公仁公、卞夫人，并州迁徙幽州鲜卑人之事，而今之进展如何？”
董昭闻言，莞尔一笑。
“主公尽管放心，今年阎柔、儁乂二人已吸取去岁之教训，不会再于冬季继续动土。
况且，自二月至今，并州太原郡，已迁徙幽州代郡、上谷郡之鲜卑人，达六万之众矣。”
赵旻闻言既惊且喜。
在黄巾之乱前，并州刺史部一共仅有不到七十万人口，其中太原郡便有二十万左右。
柯比能今年迁徙六万鲜卑人至太原郡，赵旻便可在并州大范围推行屯田新政。
至少，太原郡那些荒芜之农田，有希望进行开垦复耕了。
至少未来十年之内，困扰大汉最大的问题，始终都将是人口问题。
但话说回来，百姓生儿育女，终归需要时间；
短期内，大汉各地决不可能出现大量少青人口。
而迁徙胡人至塞（指秦汉长城边塞）内，便可解决此燃眉之急。
此前最成功的案例，便是凉州。
在汉末黄巾之乱前，凉州有人口四十七万左右。
而如今，在不停吸纳、迁徙、安置羌人、氐人、南匈奴右部、南匈奴休屠各部，以及少量鲜卑人之后……
凉州刺史部，如今人口已然达到了九十一万左右：
其中，胡人占五十一万，而汉人仅有四十万。
然而，即便如此，凉州刺史部，如今仍然和谐无比。
整个凉州，并未因为胡人多、汉人少而发生任何矛盾。
这便是赵旻迁徙胡人、使胡汉混居的成功案例。
有此案例在前，赵旻相信，并州在张郃、阎柔、柯比能的领导之下，一定也会使胡人、汉人和平共处，甚至是……渐渐将胡人同化。
此事绝非赵旻异想天开。
纵观华夏历史长河，曾不可一世的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今何在？
答案不言而喻。
所以，赵旻的想法，非但有理论依据，而且有事实依据。
方先生是懂历史的。
所以其人在《缘分一道桥》中的歌词，便将胡汉之间那复杂难言，概括得颇为精辟：
谈爱恨不能潦草。
《缘分一道桥》，说得实际上正是胡汉之间，长达数千年的爱恨情仇。
而长城，正是连接胡汉的缘分桥梁。
如今，赵旻要做的，便是想方设法促进胡汉大融合。
因为，这是历史的大势所趋。
这时，卞夫人补充道。
“主公不必担忧，据妾所知，迁徙至太原郡之幽州鲜卑人，而今已为阎并州（阎柔是并州刺史，可简称为阎并州）编户，并与汉人混居。
现如今，幽州鲜卑人，与汉人混居于太原郡阳曲县、狼孟县及盂县三县，并仿照凉州刺史部之律法，实行连坐制。
是以，并州鲜卑人、汉人混居之地，而今风平浪静、胡汉之间相安无事。”
赵旻闻言，松了口气。
他最担心的，其实正是这一点。
于是其人霍然起身。
“鲜卑人不似南匈奴人，其部众分布较广，兼且更加靠近北方。
是以近三年，我等暂且迁徙塞北之鲜卑人。待塞北之地清空，则更靠北之鲜卑人，必将南下而来。
届时，我等继续征服、迁徙其众即可。”
言罢，赵旻叹了口气。
“以上诸事，我需回宫向天子禀报。
公仁公、卞夫人，你二人务必继续关注铸币之事、迁徙鲜卑人之事。
此外，我等既已商定丹阳郡老弱妇孺如何安置之事，便须尽速照此行事。
近日来事务繁忙，有劳二位也！”
说着，赵旻向董昭、卞夫人二人躬身行礼。
二人忙不迭还礼。
“主公言重矣，此皆我等应尽之责也。”
一刻钟后……
赵旻便匆匆进了宫城。
俄而，其人便在长秋宫正殿，见到了皇后伏寿、以及太子小刘嗣。
小刘嗣之筋骨，已被赵震锤炼得差不多了。
适逢赵家真定故里有些俗务，须由赵震这个家主返回处理。
是以，小刘嗣便暂时回宫，改为以学文为主。
见赵旻匆匆而来，伏寿、小刘嗣皆有些惊喜。
赵旻先将铸币之事，向伏寿、小刘嗣禀明。
孰料……
这母子二人，竟然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
赵旻登时有些气馁。
伏寿向爱郎嫣然一笑。
“太子太傅，此乃幸事焉！如若新铸之五铢钱轮廓、文章模糊不清，岂非要坏卿之英名？”
相比于锐意进取的赵旻，伏寿显得颇为保守。
但这也不能怪伏寿，她也是为赵旻考虑。
小刘嗣也宽慰着自己的亲爹。
“大人勿忧，想必步鸿胪亦有此顾虑，故而欲反复确认无任何问题，方可批量铸造五铢钱。”
小刘嗣生于建安六年（西历201年），其人自出生至现在，便从未见过五铢钱长什么样子。
在小刘嗣的认知中，五铢钱已经废除很久。
以是故，其人同样担心，重新恢复五铢钱，是否会对自家大人造成不利影响。
赵旻见状，果断转移下一话题。
“皇后、太子所言极是。既如此，臣便不再关注此事。”
伏寿、小刘嗣母子同时颔首，而且，同时暗暗松了口气。
然后……
赵旻便将自己有意请幽州、冀州之士族、豪族组团前来许都工坊群观摩、学习之事，禀报于伏寿、小刘嗣母子。
最后，赵旻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
“启禀皇后、太子，臣有意在冀州、幽州之士人观摩许都工坊群之当日，有劳陛下接见此二州之士人。
如此一来，非但可稳固朝廷对幽州、冀州之掌控，更可借此良机，使此二州之士人，对兴建工坊信心倍增。
只是，不知皇后、太子意下如何？”
伏寿不假思索道：“如此甚善！然则，太子太傅需提前制定相关之一应行程计划，以便妾及早提醒陛下。”
赵旻欣然领命。
赵旻之所以不直接找刘协，而是找伏寿转告刘协……
主要是因为，赵旻也摸不清，刘协究竟在宫中何处。
而今大汉乱世即将终结、盛世气象隐现，而且大汉疆域又已远拓万里。
【作者题外话】：接着上一章继续为您说。
孙权抛弃“德运”理论，转而以“符瑞”为受命的依据。此事虽然略有离经叛道的色彩，却也反映了彼时的历史背景。
作为一个既无刘氏血脉，又无“挟天子”优势的割据者，孙权确实不便在称帝之事上与汉室或魏室扯上关系。
实际就历史记载看，孙权虽有称帝之心，却无称帝之胆。从他长期不肯正式僭号，便可以看出他的矛盾心理。
注：孙权改元于魏黄初三年（222），称帝于魏太和三年（229），中间相隔整整七年。
关于孙权“乍前乍却”的心态，学界存在不同见解。田余庆认为孙权是在等待内外局势的稳定；王安泰则认为孙权是在寻找“天命论述”的理论依据。
注：见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王安泰《恢复与继承：孙吴的天命正统与天下秩序》。
其实除了以上两点，还另有原因。
从时间背景看，孙权称帝（229），恰好是在诸葛亮北伐（228）的翌年。蜀军的主动出击，大大增强了孙权对吴蜀联盟的信心，使他不再担心“蜀主幼弱，国小势逼”，因此正式僭号。
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诸葛）亮，关中响震。--《蜀书诸葛亮传》
（孙）权乃见之，语（邓）芝曰：“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偪，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蜀书邓芝传》
从出身上看，作为一个“孤微发迹”的寒门子弟，孙权当然不敢、也不愿以汉室的继承者自居，因此以“符瑞”为辞，宣称自己直接“受命于天”，刻意回避东吴与东汉的承继关系。
随着东吴局势的稳定，东吴年号中的“符瑞”色彩略有缓解。不过孙皓继位之后（264），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化，又开始旧调重弹，运用符瑞、云气等术数理论，强化其统治权威。随之而至的，便是层出不穷的改元、与充斥着祥瑞色彩的年号。
谚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概而论之，孙吴对于天命、正统的理论选择，既反映出统治者对天下秩序的看法，同时也服务于现实的政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