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深秋，我因工作去了趟芝加哥。
下了飞机，奥黑尔国际机场熟悉的气闷与熙攘扑面而来。穿过人流，我轻车熟路地乘上驶往城市的地铁。绿线、橙线、粉线……“Attention, customers. An inbound train towards the Loop will be arriving shortly（各位乘客请注意，一辆开往市中心的列车即将到站）.”伴随着站台毫无感情的电子广播声，列车咣当作响，穿过锈迹斑驳的钢筋与暗灰色混凝土建成的站台，带着我溯流而上，驶回在此地求学的旧日时光。
这座城市被种族隔离与财富的利刃切划成不同的部分：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与威利斯大厦为中心，城市的北部和东部是白人高收入者的居住区，城西和城南主要为低收入有色族裔聚居地，治安不佳。中心商业区的一栋栋办公楼高耸入云，如城市建立时就已经伫立于此的执剑巨人。巨人们沉默地俯视着步道上行色匆匆的上班族，如同俯视着陷入琥珀中挣扎的小虫。
当年，它们也同样缄默地见证着我们这群学生在这里读书、面试、工作，一步步从城南的贫困区往城北的中产社区攀爬、搬迁，然后相聚、分离。
我掏出手机，拍了几处当年常去地方的景致，发到当年一起在此读书的张恒学长和老郑学长的微信群里。然后随手点进张恒的朋友圈，想看看他的近况。
“钓到了个人纪录最大的小口鲈。长24 inch，重5.5 lb。虽然收获颇丰，但也习得了血的教训——这么大的鱼，就算是没有喉咙牙，也不要忘记戴上手套再去拉鱼嘴。”
文字下面，配的是他高举大鱼的照片、被鱼咽齿划破流血的拇指特写，以及他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搂着太太和其他钓友的合影。照片中，他戴着宽大的遮阳草帽，身形健硕，脸上的笑容像他现居的犹他州的阳光一样灿烂。
可我最初认识张恒时，他完全不是现在这张照片上的模样。
1.
2009年，我第一次来到芝加哥。
初到异国的新鲜感逐渐被下飞机后的一系列手续与等待中氤氲而生的疲劳所替代。8月末的奥黑尔国际机场内开着空调，却莫名地潮湿沉闷；安检官员的语速和口音与托福考试中的听力截然不同，又快又含混，让人听得不甚明了；海关队列前后一张张陌生没有表情的黑色、白色、棕色、黄色的面孔；手拖肩扛的庞大且沉重的行李包裹……这些点点滴滴都迅速加重着长程旅途的倦意。
好不容易捱上学校巴士。到宿舍打开屋门，一个个子不高、有点微胖的家伙正弯着腰，努力把一个行李箱推入到一边床底下的空间。听见开门的响动，他抬起头，用手扶正自己的大黑框眼镜。待看清我典型的华人面孔时，他一怔，圆圆的脸上旋即露出笑容，用普通话和我招呼：“同学，你好啊！我叫张恒。”
我心中的忐忑，很快被这圆圆的笑脸和字正腔圆的普通话驱散。
张恒是研二的学生，2008年就来美国了，他和我来自国内同一座城市。打完招呼后，张恒不仅帮我收拾了行李，更是热情地提出带我逛逛校园。
校区坐落于芝加哥南城。无愧于闻名北美的主要建筑学派的发源地，校内建筑古朴大方，环境肃穆安宁。但从校区往外走两个街区，街面上逐渐增多的垃圾、破败的建筑、夸张的涂鸦，以及衣着奇异的非裔美国人或拉美裔美国人，都令人感到不安。张恒提醒我：“晚上的时候不要走过这条街。校警巡逻到这里就不会再往前了。”
张恒告诉我，他曾因为贪便宜和同学老郑租住在黑人区的公寓，结果，不仅闹床虱，还被抢过。这学期他搬回学校宿舍，为的是专心毕业，赶紧跟美国找到工作。
也许是错觉，“找到工作”那几个字，我总觉得他说得格外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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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后，我迅速融入张恒和老郑的小团体。
从张恒的口中，我得知他的女友叫何然，在国内工作。他俩是青梅竹马，从小学到高中，两家人都是邻居，十分熟悉。张恒的奶奶尤其喜欢何然，早已将她看作自家一员。何然也是张恒的骄傲——从初中起，她就是班上毫无争议的第一名。人大毕业后，她去了国内顶级的外资会计师事务所，入所第一年就通过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全科考试，拿到注会资格。而后，她迅速被提升为助理经理，拿着该职级的顶薪。
在留学生群体中，出国即劈腿或分手的情况十分普遍，但对张恒而言，这种事不可能发生。那时，无论张恒课业怎样繁忙，何然工作怎样劳碌，两人每日都是互叫对方早起、互道晚安。何然若深夜加班，张恒便开视频静音相伴，一隅荧屏，两处埋头，无声胜千言。
两人工作、生活的节奏因时差完全不同，张恒却坚持每天雷打不动地通过QQ和越洋电话（用卡打），各种“早请示晚汇报”。有时何然逗他，要听他说“我爱你”，张恒就会忸怩又慌张地抱起笔记本电脑冲到楼道里的公用会客室继续他们的甜言蜜语。等他再回屋，面对我“谢学长对本单身狗的不杀之恩”之类的调侃，他会不好意思地摸着脑袋腆笑。
然而，远距离带来了甜蜜，也会滋生矛盾和酸楚。
一次，我回到宿舍，撞见张恒正与何然视频。何然问他寒假是否回国，如果回去，她就请假，一起旅游。张恒却颇为艰难地摇摇头，说寒假不回，要专心找实习。接下来，面对何然小心翼翼的关心，张恒沉默了——他那段时间投出去的简历基本上石沉大海，而老郑已经拿到了阿贡国家实验室的实习录用，潜在的同侪压力让张恒更加寡言少语，圆脸上常挂的笑容也消失了。
（编者注：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是美国政府最早建立的国家实验室，也是美国最大的科学与工程研究实验室之一，前身是芝加哥大学的冶金实验室。）
何然温柔地安慰他“尽力就好”，说在美国找不到工作，回国也一样有出路。如果张恒愿意，她可以找老板帮他内推所内的IT审计。没想到，张恒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不行！”他的音量陡升又猛地压下，“走前我说过……要在这边找到工作接你出来。怎么能灰溜溜回去？”他看向视频里何然略显疲惫的脸，背景里凌晨2点的办公室灯光白晃晃的，似乎刺痛了他的眼，“然然你在国内太拼了，但只要来美国这边，哪怕是同一家事务所，强度也不会这样，只要我能找到工作……”
何然妥协地笑了笑：“好啦，知道了。那你别担心我了，我接着干活去了。你找工作加油哟！”
挂断视频后，张恒显然心情低落。我宽慰他，说老郑能找到实习，你也一定能找到。他却苦笑说，他跟老郑虽然看似课内学业都完成得尚可，但老郑编程与学术能力极强，入学半学期就被系里大老板看中，直接挑去参加博士生的例会。他们之间差着境界。
2.
一个学期的日子伴随着往来的地铁呼啸而逝。到了12月，从北方南下的大量冷空气在北美西北的森林中聚积，形成冷锋刮过密歇根湖面。北风裹挟着湖水的湿气，顺着城市内部的河道与街道，带着无孔不入的寒意，无差别地横扫过点缀满圣诞彩灯与装饰的富人区，以及贫民区中的我们。
芝加哥，这个因政客夸夸其谈和秋冬大风天气而闻名的“风城”，迎来凛冬。
老郑已去实习。张恒的研究生课程只剩下最后一个学期，但仍未找到实习。他甚至考虑申请延期毕业，以增加在校期间找实习的时间，从而延长OPT身份状态的时长，增加H-1B工签中签概率。
（编者注：OPT，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是美国F-1学生签证持有者毕业后获得的临时工作许可，允许其在美国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实习或工作，普通专业有效期1年，STEM专业可延长至3年；H-1B签证系美国最主要的工作签证类别，发放给美国公司雇佣的外国籍有专业技能的员工，属于非移民签证的一种，持有H-1B签证者可以在美国工作3年，然后可以再延长3年，6年期满后如果签证持有者的身份还没有转化，就必须离开美国。）
随着寒假到来，学校食堂不再营业。张恒却能在佐料匮乏的公共厨房里端出香气扑鼻的中式两菜一汤。屋外大雪纷飞，厨房内热气蒸腾，他给我讲起自己赴美前的事：他全职备考GRE时，何然工作繁忙，他便承担后勤大任，每天接何然下班，还给何然做便当。如此几个月后，从未下过厨房的他厨艺变得娴熟起来。
我赞他高明，抓住了女孩的胃，就抓住了女孩的心。他却笑着说：“现在我首要任务还是赶紧在这边找到工作，办下工签。到时就可以把她接过来了。”
他连少有的轻松时刻都会扯回到找工作办工签上，我听了心眼里不是滋味。
到了2010年春，张恒终于利用私人关系，通过一位博士师兄的内推，在一家本地华人软件公司找到了一份带薪实习。这家华人公司不甚正规，职员不多，且不少与老板沾亲带故，办公室斗争激烈。张恒没在乎这些，他一心一意想找到全职工作留下来，因此即便实习环境不好，他也依然全力以赴，除了上课和与何然通话外，他几乎把所有个人时间都用在了公司项目上。我亲眼看到他不止一次地加班——在自习室做完课内作业后，他拖着疲惫身体回宿舍，然后老板一个夺命电话打来，他就打开电脑看邮件、画流程图、写代码；周末他也经常被老板叫到公司，美其名曰“项目讨论”，实则催促实习生们加快进度。
那段时间，宿舍里很难见到张恒的人影。我颇为他不平，觉得他与其把精力投入这份实习，不如多花时间准备更好公司的全职面试，这样的工作不做也罢。张恒叹了口气，说老板已私下问他，半年后毕业是否愿做全职。如果愿意，公司可帮他申请H1-B，就是工资会比市场平均水平低一点，因为公司办工签需要花不少钱。
“在美国这边找工作时你就知道了，没有工签或永久居住权的留学生在工作市场上总是低人一等。大公司竞争激烈，非‘藤校’或计算机名校的学生连网申都很难通过。而其他公司的电话面试我也接了几个，但基本上头几个问题就会问到是否需要公司担保申请工签。听到我没有工签，后边的专业问题一般就草草问完，没了下文。” 张恒无奈地说，“所以我只要让手头这个项目上线，这家公司就同意给我全职，帮我申请工签。因此哪怕薪水低一些，我也是愿意继续干下去的。否则没有在毕业后的限定时间内没有找到工作，再回国重头来过，这两年投入的时间和学费岂不是都白费了。”
我忍不住说，虽然国内大互联网公司类似的IT岗位起薪酬低，但随着国内行业肉眼可见的迅猛发展，工作几年后，发展的上限或许比美国还好。他以研究生学历回国，也会有更高的起步，不算是重头来过。
张恒摇头说：“哎，海溪你没有在国内工作过，别说重头来过，可能还不如重头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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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周六晚上，张恒从公司回到宿舍，兴奋地从电脑包里掏出一个信封冲我晃了晃，露出里边一沓绿油油的钞票：“拿到第一笔实习工资了，海溪，明天咱们去中国城的‘老四川’好好搓一顿。”
说完，他兴奋地打开电脑，连耳机都没来得及戴，就跟何然视频，告诉女友自己已拿到第一笔工资。
“太棒了！夏天什么时候能回来啊？我提前请好假一起出去转转？”何然开心地问。
“呃，今年暑假可能也回不去了……公司给的这几个活都差不多要求9、10月份交付，从5月份开始，我就基本得全职去干了。”
“那你都两年没回来了……”屏幕对面的何然不太开心。
张恒赶忙说，虽然这次回不去，但给她准备了个小礼物，让我暑假回国时带过去。我接过礼物，发现竟是价值2000多美金的某奢侈品牌的项链，粉金的钥匙型链坠上镶满了碎钻，光彩夺目。
这件礼物花去了张恒1个月的实习薪水。他说，这是何然最心心念念的牌子，之前他在国内工作买不起，现在他找到了实习，何然又升助理经理了，需要一件撑场面的首饰。
暑假回国，以为转交礼物，我第一次见到何然真人。她比视频中更加干练有气质，语声温柔却自有一股坚定。她给我讲职场经验，言谈举止就是个久历职场、独当一面的部门主管的样子。可拆开礼物包装，看到品牌标志，她又露出小女生的情态，嘴上嗔怪，语气里的雀跃却无法遮掩：“哇，竟然是这个！嗨，张恒他又乱花钱了……”
我问她，如果张恒在美国找到稳定工作，她是打算过去读书还是转岗工作？她告诉我，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内部转岗是资深经理或总监级大佬才有的待遇，她没机会。但她自忖，去美国的事务所做普通审计员，或去中小企业做财务会计，应该可以胜任。
“也还好，张恒在那边打拼也很不容易。他要能站稳脚，我过去当一个普通的企业财务也可以的。这么多年了，关键是两个人在一起。”说这话时，何然眼中流露出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
3.
2010年的暑假结束，我的研究生第二年开始了。张恒和老郑因毕业搬出了宿舍，老郑搬到了实习的实验室附近，与我们的联系逐渐少了。张恒则在权衡后，在学校西北数个街区远的“小意大利”租下了一个套间。
我帮张恒搬家，发现他租的是林立的双层排屋中的一户，年头不短，木制结构，隔壁响动能听得一清二楚。社区环境一般，据说屋里还发现过蟑螂和白蚁，但比起他刚来美国时在床虱肆虐的黑人社区租的房子，还是好了太多。
房子往北数个街区就是中国城，大小餐厅与超市银楼增添了不少人间烟火气。这个位置，总归是离西南部的非裔和墨西哥裔的贫民窟远了些，离市中心与城市东北的白人区近了些。
“而且这里离公司更方便，有公交车可以直达。”张恒带我参观他的新居时高兴地说。
在北美，私家车几乎是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有“在美国没有车就没有完整人权”的说法。现实中，很多恋人因一方初到美国而分手，往往就败在有车的学长学姐开车带新生上学、买菜、逛公园、送关心这些事上。张恒家境不差，在那家软件公司已经转成了全职，芝加哥物价也远低于东西部大城市，就算公司给他的薪水比程序员平均水平低，买辆二手车应仍在预算内。我问他为何不买车？他说上班开车能省半小时，但市中心停车费太贵，每月汽车保险和油钱也是开销，现在挣得不多，能省点算一点。
到了2011年6月，工作一年多的张恒来学校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时，开着一辆刚买的二手大SUV。晚饭后，他又载我去看他新搬的地方：市中心一栋由专门物业公司管理的高层公寓，两室一厅，装潢精致。站在东向的落地玻璃窗往下眺望，芝城市中心的繁华与密歇根湖的静谧尽收眼底。东北方向的城北富人区灯影绰绰依稀可望，而西南面的“小意大利”与中国城，以及更南边的有色贫民窟则不会出现在这样的窗景中。
张恒告诉我，他加了薪，工签也在办理中。我为他高兴，但也对他突然买车和搬家颇为不解，觉得这不符合他以往节省的作风。
“等工签下来了，我就要回国跟何然结婚，然后带她一起来这边。”张恒说，“宽敞的汽车与好一点的房子就是必需品了。”
我忙向他道贺。张恒开心地站在窗前，黑框眼镜片上映出芝加哥市与密歇根湖的熠熠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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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月后，我作为伴郎参加了张恒在国内的婚礼。
婚礼前夜，我赶到酒店彩排，发现老郑也在——他是另一个伴郎。他身边还站着一个子不高却很漂亮的姑娘，是他的女友，也是他的高中同学。我又惊又喜，问他何时回来的？在国内能待多久？老郑说，他在阿贡实验室实习没留住，就干脆回国了，现在在国内高校的一家校属企业任职。
看老郑紧握着女友的手，我打心眼里替他高兴。但又为他没能留在美国感到遗憾，毕竟是美国的国家实验室，职业稳定性、优渥薪水和对个人能力的提升，远非他现在的工作所能提供。
次日，张恒与何然的婚礼顺利圆满。客人散场后，张恒握着何然的手来到我们这桌敬酒。几杯酒下肚，他红了眼眶，说感谢何然的不离不弃，等了他这么久，也感谢我们的帮助。在国外听了太多劳燕分飞的故事，异国恋修成正果实在不易。我和老郑共举酒杯，祝他们百年好合，目送他们依偎着走出礼厅，迈向在美国的新生活。
那时的老郑和我怎么也想不到，这次婚礼是我俩最后一次见到何然。
4.
2014年的盛夏，已经回国的我在手机上刷到张恒的朋友圈，发现他好像搬到了芝加哥城北白人区的小联排别墅了。那些照片都是芝城风光或附近旅游景点，一派岁月安好。
一天，我突然收到张恒的短信，说他在国内，问我和老郑有没有空，一起吃个饭。我赶忙答应，提前翘班，兴冲冲地赶到聚会地点。一见到张恒，我惊讶地发现他像变了个人——肚子小了不少，标志性的圆脸也瘦得可见腮部的隐约棱角，整个人显得更结实了。
“学长，你精实了好多呀！”我惊叹道。
他笑了笑，说自己最近有健身，然后略过这个话题，和我俩不咸不淡地攀谈起来。老郑问他这次回来干嘛，待多久，何然有没有和他一起回来。却不想，张恒告诉我俩，何然和他已经离婚，这次回国就是来办国内的手续。
我完全不信，让他别开玩笑了。
“真的，我这次真的是回来离婚的。昨天一起去的民政局，手续都办完了。”尽管张恒试图表现出平淡，但我总觉得“离婚”两字是他咬着后槽牙用力磨出来的。这和他当年在芝加哥第一次带我逛学校时说他要努力“找到工作”的样子一模一样。
一时间，我和老郑都不知该说些什么。他看着我俩不知所措的样子，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就是跟哥几个说一声。”
“是……有发生什么变故么？”老郑小心翼翼地寻找措辞。
“没有，就是和平分手。”
饭桌上的气氛瞬间低落，一顿饭草草结束了。老郑接到女友电话，打车先走了。我也准备离开，却被张恒叫住，问我能不能陪他走到地铁站。不想这一走，便是1个小时。
我俩一连走过了4、5个地铁站，张恒却压根没有下去搭乘地铁的意思。时值初夏，华灯初上，汽车和骑着自行车的人如同河流般从我俩身旁流淌而过。我则从张恒的讲述以及后来共同友人的述说中，拼凑出近两年的时间里在他与何然的身上发生了什么：
2012年8月，何然在婚后辞去了工作，和张恒一起去了美国。然而，人大毕业，拿着中国注册会计师证的她，却无法在美国第三大城市中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即使她的期望只是一份普通的企业财务工作。
美国工签持有者配偶所持的普通H-4陪工签证，并不具有在美国的工作权。除非张恒已经在申请绿卡的道路上拿到了I-140（拿到此表基本可视同美国绿卡的申请已成功进入后半程），并替何然申请EAD（工作许可文件，简称工卡）；否则，雇主如要雇佣何然，就需要作为担保人和发起人，替她申请和张恒一样的工作签证，并支付过程中的各种行政与律师费用。仅此一项，就严重削弱了何然在美国申请工作时的竞争力。
芝加哥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分所，面对何然投出的简历毫无回复，且对何然在中国国内的工作经历并不给予认可——这还是何然在领英上发了数十条站内信息主动冷拜访事务所的管理人员后，一个好心的本地招聘主管回复给她的。
“一样的审计程序，一样的专业术语，甚至一样的模版……怎么美国麦当劳做汉堡的程序和中国麦当劳有什么不同？难道他们还要在汉堡皮上雕花么？”张恒清楚地记得，何然这样自嘲地问过他，但他给不了任何答案。
何然对此也有心理准备，她并没有只投大公司，又将求职重点瞄准芝加哥本地一些包括华人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的初级岗位，并表示愿意承担申请工签中的一系列费用。但所投简历依然石沉大海，甚至连面试机会都没有一个——这是因为，美国的职场是一个或许比中国职场更讲人际关系的地方。有人力资源方面的报告显示，在美国非应届生招聘的岗位中，有七成到八成的职位是通过内部推荐而获得的。大多数西人公司的HR在看到用汉语拼音拼出的中国姓氏时，就会下意识地怀疑投递者的英语语言能力，除非有人介绍，否则无论是简历海投还是在当时的领英平台上去找目标公司的招聘官进行陌生联系，都很难进行下去。
初来乍到，毫无社会关系的何然根本摸不到这种内部推荐的门路。而彼时在华人软件公司当初级程序员的张恒，忙于自身工作保住工签状态已是勉力，显然没办法在这方面帮得上忙。
找工作陷入困境，大学的秋季入学申请也错过了。最后，张恒只好先帮助妻子物色到一个社区学院，希望她能通过10个月的学习，先获得一个会计专业相关的文凭，在这个过程中拓宽人脉，然后再重新出来找工作。于是，曾在国内职场上如鱼得水的何然，白天去社区学院上课，晚上去中国超市打黑工做兼职收银员挣钱。
何然曾对张恒抱怨过，说白天一起学习的同学“成分”复杂：留级数年的学生，带着孩子来上课的单亲妈妈，工作了十几年后失业、倚靠政府资助“回炉再造”的中年人……他们操着南腔北调、让人难以辨认的英语，连最基本的会计英文术语和分录都搞不明白。
而晚上在中国超市打工的同事，则不少是黑在美国、指望着政府大赦或政治庇护后能把身份漂白的偷渡客。何然身处其中格格不入，不少按地域抱团的华人同事在工作时故意说粤语或闽南话，让何然搞不清工作流程，看她笑话。主管知道后，不仅不制止，还阴阳怪气地对何然说：“学历再高书读得再好有什么用？还不是跟我们一样来这边戴着厚厚的脏劳保手套，搬箱子，补货架，做普通的‘累脖’工（Labor，劳力工之意），甚至连这点儿基本的超市活儿都干不好。”
异国学习与工作上巨大的落差，让一向优秀惯了的何然十分受挫。在美国现有的社交圈中，她也很难跟同学、工友们进行有效的交流沟通。当时张恒连接了几个大的项目，又被公司以帮办工签和绿卡拿捏，所以经常加班，俩人之间的沟通交流甚至不如之前分隔大洋彼岸的时候多。
一次，张恒难得早下班，开车去超市接何然回家。上车后，何然蜷在副驾上，沾着灰尘的手指无意识地抠弄着脏污的劳保手套边缘的毛球——正是这双手，曾涂着裸色甲油，在东方广场与客户窗明桌净的写字楼里敲定数百万标的的审计报告。过了一会儿，她疲倦地刷手机：朋友圈里，那个接手她国内项目的同事晒出了新公司的团队欢迎聚餐，这个年轻人凭着那个IPO审计项目，不仅在事务所内升了一级，更跟着审计经理跳进了甲方大公司，薪资翻倍。
劳保手套从膝头滑落。张恒听见抽气声转头时，何然的肩膀正剧烈起伏，额头死死抵住车窗，试图不泄出一丝呜咽。
随即，两个人爆发了来芝加哥后的第一次激烈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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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然想回国的心思在一点一滴地积累。可那时，张恒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这一点。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张恒觉得，既然两人都在一个地方了，就应该往一处努力。虽然何然一时求职不顺，但整体上他们家庭稳定。那时他已经从父母那里要了一笔钱，加上自己这两年在美国干程序员的积蓄，凑了一笔首付，准备在芝加哥城北的中产阶级社区买一栋房子。
所以，当听到何然开始愈发频繁地对他提起“回国”的想法时，他慌了。
张恒对我说：“我已经二十九了，马上就要三十岁了。不可能再放弃一切回国的。何然跟我说时，我不知怎的，第一次隐约感到我有可能会失去她。然而第二天就要签买房合同了，我临时打电话加钱，让律师在合约上补充一个条款——何然自愿宣布放弃自己对房子的权益。”
“我一直在劝何然不要想回国了。我记得很清楚，签字前一天晚上，她背冲着我睡。我也睡不着，就直勾勾地盯着她的背影，祈祷第二天早上她能想通。只要她说一句‘不回国’，我就让律师划去那个补充条款。然而何然却一直跟我说：‘张恒，我不能确定。在这里我过得很不开心。’”
“她从不骗我，即使这可以让她离婚时多分到十多万美金，她也不骗我。第二天在律师的见证下，她签了那个放弃权益的补充条款，我能想象到，她那时是怎样屈辱的心情。”
张恒的声音低下去，即使此时国内城市的路灯明亮，阴影也依旧笼罩着他的脸，让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但我没有办法，海溪，那笔房子首付款的绝大部分都不是我自己挣的，是我家长的……”他的声音里透着无力和挣扎。
5.
为了打消何然回国的念头，张恒抓紧带何然搬入了新买的房子，并邀请岳父母来美国住一些时日。他期望二老在看到这边的生活后，可以劝劝何然留下。
不想，这件事却成了他们分手的导火索。
一个寻常的午后，何然的父亲在厨房里突然毫无预兆地脸色煞白，软倒在地。在全家人的惊惶失措中，救护车呼啸而至，将人送往最近的医院急诊室。经过一系列紧张的检查、抢救和留院观察后，发觉非致命重症，但还需进普通病房住数日，以便医生进一步的观察和治疗。
几天后，风暴才真正降临——第一份来自救护车公司的账单到了，四位数的金额让人心惊。紧接着，医院急诊室的账单、检查费、药费，普通病房的住院费、专科医生诊疗费、在普通病房期间的检查费与治疗费……如雪片般飞来。
张恒和何然强撑着精神开始整理这些单据。他们尝试联系医院的社会服务部门，申请针对无保险国际患者的费用减免（Financial Aid）。接待他们的工作人员面无表情，语气也变得程式化又疏离，只递过来厚厚一叠表格，要求提供详细的资产证明（包括刚买的房子）、收入证明、存款证明，乃至双方父母在中国的房产。
在经过几轮艰难的“协商”和医院内部所谓的“无保险折扣”后，最终的账单总额定格在八万美元。这个数字，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两人心上。
何然父母带来的旅游经费和原本想贴补小两口的钱，在这张账单面前显得杯水车薪。何然攒下的微薄积蓄和张恒装修新房后剩余的一点应急款都瞬间被清零。更可怕的是，在慌乱送医和办理住院过程中，张恒作为担保人（Guarantor）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其中一份关键的“病人医疗费担保协议”，像一道无形的枷锁牢牢套住了他——如果未能按时付清这笔巨额债务，不仅会严重损害他们在美国的信用记录，导致未来贷款、租房甚至就业受阻，还可能对他正在申请的关键绿卡（I-485调整身份阶段）造成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移民局审查绿卡申请时，申请人的“公共负担”（Public Charge）风险是重要考量因素，而大额未偿医疗债务，正是危险信号。
这个潜在的、毁灭性的威胁，让张恒感到窒息。
突如其来的经济压力压垮了两人。何然看着一夜憔悴的父母，心如刀绞，忍不住抱怨张恒当初执意让老人过来，又未能事先充分了解美国的生病风险、提前购买保险。张恒则满腹委屈，觉得意外无法预见，自己已尽全力，何然此刻的指责不仅于事无补，还雪上加霜。
焦头烂额的时刻，两人心中积压的委屈、焦虑和无力感彻底炸开。过往两年中层层叠加的职业压力、财务状况、移民进程方面的压力以及情感上的裂痕，如同无数道冰冷的利刃，将本已摇摇欲坠的关系寸寸绞断。在深夜的卧室里，两人不断压低声音争吵，到了白天，又要在虚弱的家长面前强颜欢笑。曾经为了共同未来奋斗的亲密战友，此刻终于被在异国的种种困苦推到了对立面，彼此眼中都充满了疲惫、失望和深深的无力感。
万般无奈之下，张恒只能硬着头皮向父母求救。电话那头长久的叹息后，一笔带着沉重期盼的汇款跨洋而来，暂时解了燃眉之急。张恒拿钱支付了医院要求的最低付款额，并补上了岳父母回国的机票。
目送父母走进奥黑尔机场国际出发的安检口，看着他们带着病容和忧虑消失在通道尽头，何然转过头，看着身边同样疲惫不堪的张恒，平静地说：“张恒，医药费的钱我会还你的。我在这边过得很不开心，我要回国工作去了，你跟我一起回去吗？”
“我眼泪哗一下就掉下来了，不怕海溪你笑话，当时我膝盖软得想要跪下。”张恒走在行人道上，低头看着路，对我说，“我当时说：‘别回国，何然，留下来。只要你留下来，什么都好说。明天咱们就去找律师，把房子添上你的名字’。”
何然看着眼前这个流着眼泪的男人——十二岁相识，十九岁相恋，从十九岁到二十九岁，这人生中最美好的十年时光，她都是和他一起度过的。即便中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隔着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有着黑夜和白昼的时差，俩人也不曾分开。
想到这儿，何然也有些控制不住了，同样流着眼泪说：“张恒，只要你跟我回去，咱们什么都可以商量。虽然回国房子可能没有这边住的大，也可能会有其它不便。但我们的父母亲朋同学都在国内，凭着咱俩的努力，也一样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张恒，跟我一起回去吧。”
张恒站在原地，如同雕塑般钉住，没有动弹。他眼泪哗哗往下流，死死咬住嘴唇。
“我明白了。张恒，我来美国之前，想着的是两个人一起就好，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我也想要我的工作和事业，我想掌握自己的人生，你怨我吗？”
张恒摇头。
何然继续道：“好吧，但张恒，我也记得你当时也说是为了我能住上大房子过得更轻松才来这边打拼的。只不过走到今天，我也不怨你。我已经买好了回国的机票，走的那天你能不能把我送去机场？”
到了那一天，早上不到六点，张恒送何然到了机场登机。
“尽管我送她回去时，我俩跟双方家长说的都是分开一段时间调整一下心情，但当时我俩都知道，是真的完了。”
然后，张恒直接去公司上班。他清楚地记得，开车的时候心里疼得仿佛被人狠狠剐了几刀，嘴里却又像被人塞了块巨大的馒头，想要大喊大叫，却喊不出声音。到公司看到角落的跑步机，他竟然鬼使神差地上去跑了起来。
“你知道，所有的运动里我最讨厌的就是跑步的了。但那天早上我一边哭一边跑，泪水和汗混着流了满脸，却反而感觉好了一些。”
从那天开始，张恒就一直坚持跑步，甚至还去公司楼下花钱办了张健身卡。
“海溪，你知道我不喜欢运动也讨厌花钱的。我当时只是想要心里不再那么疼了。不想，现在心里没那么难受了，跑步却成为了习惯。”讲完前因后果，有些激动的张恒用力呼了一口气，强作轻松地笑了笑，“海溪，你听了也不用难过。也是离婚后，我才发现像你我这样条件的男生还是很有市场的。我这两天注册了一个约会软件，有很多附近州的女孩都会过来给我发出聊天的邀约，想要进一步发展了解，其中漂亮的还不少呢。你多经历，也就知道很多事情并不是像想象中那样过不去。”
我想说什么，却也说不出来，只能继续陪着他走。脑海中轰鸣着看过的小说中的一段话：
“让我告诉你，心里的这份不适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人一听就哈哈大笑的‘爱’。这个字让我们这些整天打工、上学、三十多岁还在跟十八九岁的人抢奖学金的人一听就哈哈大笑。真的，我们从这字眼里嗅出一股馊了的味。到美国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们咬牙切齿地说着‘自由’、‘发财’、‘做爱’。因此，假如谁突然冒出一句我爱你，你想我们能怎么样？除了哈哈大笑还能怎样呢？哈哈一笑就把肉麻忸怩以及一个被淡忘的本能都处置了。那本能是从你到我，从咱们的祖辈到现在的对爱的渴望。还好，你看见我的忙碌了，我们比你们忙多啦，有足够的乱七八糟的凡人琐事使我们顺利地褪化掉那本能……”
学长啊，男女劈腿、东食西宿、为争一点点财产在法庭上互相撕咬、乃至对枕边人痛下毒手——在海外，我们都已经听过了太多不靠谱乃至荒谬的故事了，甚至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但总角之好，同窗之谊，横跨太平洋日夜相隔的异国之恋，为了攒条项链，车都不买的节俭，以及为了爱情充满勇气地跨过大洋踏入异国……即使这些加到一块，也敌不过芝城凛冽北风的摧折吗？
直到又路过一个地铁站口，张恒停下脚步，跟我道：“海溪，就到这吧，太晚了，我去乘地铁了。”
登上地铁两级台阶，他忽然又转身叫住我说：“你还记得老郑说过阿贡实验室没要他的事儿不？其实并不是阿贡国家实验室不收，他才回国的。”
张恒喉结蠕动了下，仿佛很用力地把什么东西咽到肚子里：“事实上，阿贡实验室给了老郑全职offer，不仅待遇优渥，且基本没有被解职的隐忧。但那时老郑的女朋友刚被分手，老郑本来中学时就暗恋人家，知道她分手了就去安慰她，陪她聊天，一来二去俩人就好上了。他女朋友说不想出国，也不想谈异地恋了，老郑就干脆跟家里人和朋友们说在美国找不到工作，然后直接卖了家具汽车打包回国了。”
说罢，如同老郑当时坚决地离开了美国一样，他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地铁站。
6.
那以后，我虽未再见到张恒，但从朋友圈以及逢年过节的问候中，知道他最终拿到了美国绿卡，摆脱了华人软件公司的身份挟持。之后，他跳槽到了当时被并称为“FANNG”的硅谷科技巨头中的一家，搬离了芝加哥。高薪外加公司期权，赚得盆满钵满。
何然删了我和老郑的微信，但我在一次查阅工作资料的过程中，却意外在某大型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中，于会计师签名的位置看见了她的名字和签章。能够在这样大型项目的年审报告的这个位置签下自己的名字，至少是师事务所负责这个审计项目的高级主管了——看来她重新在国内的职场上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到了2022年的时候，她已经成为国内某大型审计师事务所在某直辖市分所的主管合伙人与法人代表。
八万美金的医疗账单，芝加哥住房的首付，对于现在他俩而言，应该都不再是一笔会决定人生走向的钱了。
就如同电影《爱乐之城》男女主角一样，张恒与何然放弃了爱情，成就了各自的职业发展；抑或在平行宇宙中，他们会如同电影中男女主演最终幻想的一样，一方放弃了职业理想为代价成就了爱情。可即使一方放弃职业梦想或爱情，那么两个人的爱情或梦想也一定能得到成就么？无论是为了高尚的梦想，为了玫瑰般的爱情，还是为了平凡的生存，即便无数次回首过去的选择，人们也很难找到一个对于因众多“如果”而诞生的平行过去的最优解。
无论故事是发生在洛杉矶，芝加哥，抑或是武汉，北京；对于这个终极问的答案，就是存在且一直存在的格里菲斯天文台的星光，风城呼啸的北风，盐湖城硅坡晴空万里的骄阳，以及东方广场工作到第二日清晨的审计师眼中的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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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老郑在老家举行了婚礼，我特意请了假去参加。
大抵是国内工作辛勤的印迹，老郑有点发福了，小肚子凸起，脸也富态了不少。他见我到来，哈哈大笑地接受着我的打趣和红包，同时紧紧搂着他曾经的高中同学，现在披着纯白婚纱的新娘。
婚礼上，我在滚动播放的亲友祝福中，看到张恒的祝贺视频。
记忆中，张恒理着程序员特有的利落平头，圆圆的脸盘笑起来，眼睛总会弯成两道月牙。但大抵是这些年坚持锻炼的缘故，视频画面中的他脸型瘦削了许多，腮骨显露，在脸上勾勒出强硬分明的线条。即使依旧带着一副黑框眼镜，整个人也多了几分剽悍，竟有几分老西部片中牛仔的气息。
房间宽敞。他满面笑容地坐在画面正中的沙发上，犹他州盐湖城的绚烂阳光顺着落地玻璃窗洒进了室内。视频中还有一个女人，小鸟依人般地偎在他身旁。
仪式现场的喇叭中同时传来张恒学长熟悉的声音：“我是老郑的同学和舍友张恒，现在在美国的犹他州。这是我的太太XXX。我俩共同祝愿当年睡在我同屋的兄弟——老郑，和他的夫人永结同心，白头偕老……”
这时，坐在远处餐桌的亲友不知聊到什么事，爆发出了一阵哄笑。那巨大的声响，掩盖了视频中张恒说话的声音。我环顾四周，发现参加婚礼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在看大屏幕，他们三两聚坐在一起，按着手机，闲聊着，发出蚊蝇一般低沉地嗡嗡声。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