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着重讨论有关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 党中共中央，指出 党中共中央“把蒋先生和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是不对的”，“不能同时顺利地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先生的斗争”，“我们（指国际）觉得，你们（指中共）号召西南集团反蒋行动的声明是错误的”，要求中共与蒋先生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
1935年12月17日， 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月，毛先生、周先生、彭先生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先生。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先生表态归顺。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先生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然而也因蒋先生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1935年9月20日，蒋先生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
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要求中共与蒋先生就共同抗日进行和谈。
1936年9月， 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
1936年12月4日，蒋先生抵达西安，12月9日，蒋先生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
1936年10月22日，蒋先生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
1936年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先生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蒋先生坚决拒绝其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936年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先生，请缨抗战，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向蒋先生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华清池。
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先生，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
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先生，蒋先生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936年12月12日宣布动员令。
1936年12月11日晚，蒋先生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参加晚宴，晚宴期间，蒋先生宣读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12月12日清晨进行兵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