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的建立和发展，汉人官僚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是燕云地区归人契丹以后，辽廷实行“因其俗而治”的统治政策，从而产生了许多汉人新贵族。因此，辽太宗诏令契丹人授任主管汉人事务的“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以适应社会发展状况。但在实际上，未授任南面汉官的契丹贵族也常与汉人联姻，如辽世宗甚至还封汉人甄氏为皇后。随着汉官势力的增长，汉人新贵与契丹贵族之间错综交互的关系，使得汉官们逐渐介人契丹贵族间的夺权之争。辽穆宗时，宫分人韩匡嗣曾被牵连进宋王喜隐谋逆一案，但辽穆宗对此却一反其“嗜杀”常态，“置而不问'而辽景宗的继位，南院枢密使高勋就立下了大功，被进拜秦王。到辽代中叶以后，在汉人聚居的幽燕地区，逐渐形成了韩、刘、马、赵四大家族，并成为萧皇后主持国政的主要倚靠力量之一。
由于韩姓分指韩延徽和韩知古两家，故此韩、刘、马、赵四大家族实是四姓五家。因为韩知古之子韩匡嗣、之孙韩德让与辽景宗、萧皇后之关系非同一般，故留待后文详细介绍之，此处仅将另外四家的情况分别简介如下。
韩延徽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立辽朝的“佐命功臣”之一。韩延徽字藏明，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人。安次韩氏在韩延徽之前就已是当地仕宦家族，韩延徽之父韩梦殷累官蓟州、儒州、顺州三州刺史。韩延徽年轻时即因才干特出，被后唐燕帅刘仁恭召授为幽州观察度支使，此后刘仁恭之子刘守光继为燕帅，派遣韩延徽出使契丹。辽太祖在帐殿内召见韩延徽，韩延徽不肯向“夷蛮”屈膝，长揖不拜，辽太祖大怒，将他扣下，并让他在草原上放牧牛羊以惩罚他的倨慢不屈。述律后为此劝谏说+“韩延徽秉持使者之气节而不屈挠，正是当世贤人也，为何要加以困苦侮辱?”当时契丹政权初建，诸事草创，百业待兴，作为创业雄主的辽太祖颇知要强化自己的统治，就要效法中原王朝之制建立起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为此就必须借重汉人士大夫的襄助。因此，辽太祖听从了述律后的意见，将韩延徽召来询问治国方略。韩延徽的回答大合辽太祖之意，辽太祖即刻让韩延徽参谋军机，成为辽太祖的智囊之一。
契丹人生活的草原地区，此前已有汉人流人，或因逃避中原战乱，或因出使等原因留居草原，但更多的是在契丹人南征汉人居住地区时被俘掠来到草原。对于如何安置这大批被俘掠的汉民，辽太祖最初并未成算，只是采用草原传统做法，将他们视同牲口加以奴役，于是这些汉人冒死大量逃亡，辽太祖对此全无良策。为此，韩延徽建议辽太祖为他们“树城郭，分市里”，即仿照幽州制度来建造城郭、街市、房屋，让被掳掠到草原的汉人居住生活，为他们“定配偶”，使之继续从事其熟悉的农耕生产。于是那些得到妥善安置的汉人便安于所居，“不复思归”，使得南逃者大为减少。
汉人进人草原，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促进了契丹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契丹政权对汉人安置方式的改变，也使辽太祖受益匪浅。当时中原多故，尤其是在刘仁恭父子残暴统治下的幽州地区，战事频仍，民不聊生，故不少汉民为躲避战乱，北逃草原，契丹势力由此迅速壮大。那些被安置在草原耕作的汉人，往往以原籍名称为新居地命名，于是草原上出现了汉人州县。这些州县起初多以皇帝、皇后、贵族、外戚和诸功臣私城的形式出现，此即辽朝文献中所记载的投下州县的滥觞。此后，辽朝灭渤海国和占有燕云地区之后，有数量更多的汉人和渤海人进人牧区，使得不同于游牧社会传统统治形式的州县地方政权机构也在草原上逐渐建立，成为治理定居农业人口的地方政权形式。这成为辽朝实行“一国两制”，即以“蕃法”治契丹游牧民、以“汉法”治汉人和渤海人这一特殊政治制度的基础。在这一点上，韩延徽可说是其功殊伟，故被辽太祖拜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中外事悉令参决”。而韩延徽在“庶事草创时期”，修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使国家法规制度井然有序。辽太祖灭渤海，韩延徽以功拜尚书左仆射。辽太宗时，韩延徽封鲁国公-后晋献燕云地区后，韩延徽出任南京三司使。辽世宗时，韩延徽迁官南府宰相。韩延徽主持建立政事省，作为处理汉人事务的中央行政机构，“设张理具”，使南面官制得以完善，而为此后历代辽帝所沿用。辽穆宗初，韩延徽因年老致仕，应历九年（959年）卒，享年78岁，追赠尚书令。
韩延徽之子韩德枢，甚得辽太宗的赏识，年未二十，即官左羽林大将军，擢特进、太尉。此后，韩德枢出任辽兴军节度使，镇守东平府，于大灾之年“劝农桑，兴教化”，使百姓安度灾年-人朝为南院宣徽使，官门下平章事，加侍中，封赵国公，辽景宗保宁元年（969年）卒。
韩德枢的子辈默默无闻，其孙绍勋、绍芳较闻名：韩绍勋，官至东京户部使，在辽圣宗末年，因对渤海施行的经济政策不当，激起兵变，被执杀-韩绍芳，辽兴宗时官至参知政事，兼侍中，因谏劝辽兴宗兴兵征伐西夏，被斥出为广德军节度使，后来闻知辽军出战大败，吐血而死。韩绍芳之孙韩资让，辽道宗寿昌初年官拜宰相，后因小过出任崇义军节度使，改辽兴军节度使，卒。
安次韩氏自韩延徽至韩资让，六世仕辽，显达者不乏其人。
刘氏指河间（今属河北）人刘景家族：刘景的四世祖刘评为昌平（今属北京）人，官唐朝尚书右仆射、卢龙军节度使，其祖孙三代割据幽州，为唐代后期较有势力的藩镇之一。刘氏家族兴起后，其子孙仕宦各地，有一支定居于河间，在燕云十六州归人契丹时，此支刘氏也成了辽朝臣民。刘景之父刘守敬，已出仕辽朝，官至南京副留守。
刘景字可大，资性端厚，与其先辈尚武之风不同，好学善文章，被燕王赵延寿任为幽都府文学参军-辽穆宗初年，迁官右拾遗、知制诰，擢拜起草天子诏令的翰林学士。应历九年（959年），后周世宗亲征三关，兵锋直逼燕京，南京留守萧思温连上奏章，请天子亲征抵御。辽穆宗不想盛暑行军，打算到秋凉以后再出师。刘景认为不妥，劝谏道：“河北三关已经陷落，敌军现又侵人燕境，怎可坐视不理?”但辽穆宗不予理会。此后有一天，刘景应命起草大赦诏令完毕，交给了天子，但却被留在宫中数月，刘景因此上奏说：“唐朝制度，大赦诏令一日要行五百里，今日却稽留数月不发出，非也。”然而沉溺于酒、猎之事的辽穆宗还是未作理会。辽景宗登基以后，认为刘景忠心、诚实，便擢任他为礼部侍郎，迁礼部尚书、宣政殿学士。辽景宗打算重用刘景，有一次在刘景上朝所用的朝笏上书写道：“刘景可为宰相。”不久，刘景拜南京副留守。因当时南京留守韩匡嗣扈从天子北去上京，所以刘景会同韩匡嗣之子韩德让一起处理留守事务。随后刘景被召拜掌管财政的户部使，后来转任武定军节度使、开远军节度使。辽圣宗统和六年（988年）刘景年老致仕，加官兼侍中；卒，享年67岁，赠太子太师。
刘景之子刘慎行，由膳部员外郎历官至北府宰相、监修国史。辽圣宗晚年时曾有在酒宴上处理刑罚奖赏之事，刘慎行为此谏劝说：“以喜怒而加威刑、福赏，恐所有未当。”辽圣宗感悟，下谕大臣们“今后有于酒酣中处理刑赏之事，次日需禀告之后再颁行”。刘慎行后为都统，统率大军东征高丽，因不懂军事，携带家属同行，致使军行迟缓而错失了预定日期，结果还未开战，即被辽廷追回下狱，因贵显而免刑罚，贬为彰武军节度使：后赐保节功臣，卒。据载，刘慎行还曾因被人告发他与儿媳姚氏私通而吃了官司，虽然最初的处理结果是审理此案的官员“出其罪”，但辽圣宗又下诏让汉官武白重新审理，武白证明确有此事。不过辽圣宗对刘慎行也无什幺严厉惩处，而武白却遭到“皆处权要”的刘慎行诸子的报复，因一小事而受到贬官处分。因此可见，此时刘氏家族势力已是根深蒂固，不易动摇了。
刘慎行生有六子：一德、二玄、三嘏、四端、五常、六符。其中以刘六符事功最著，官爵最显，最为知名。
刘一德早年夭折；刘二玄官至上京留守，并为辽圣宗之弟秦晋国王隆庆之妃萧氏的第三任丈夫-刘五常历官三司使、武定军节度使。刘三嘏、四端、六符三兄弟皆为进士出身，其中三嘏、四端均娶公主，为驸马都尉。刘三嘏长于诗赋，曾作《一矢毙双鹿赋》献辽圣宗，辽圣宗嘉赏其辞章华丽。此后刘三嘏因与公主不谐，冲突激化，便一怒之下携带爱妾与一子南投北宋，引起严重的外交事件。由于辽朝屡下公文来索取逃人，言词严历，北宋政权不敢因收留“流人”而开罪辽人，破坏和约，便将刘三嘏送回契丹。结果，刘三嘏的爱妾与其子随即被杀，刘三嘏自己因兄弟居要职而特予监锢，幸免一死。刘四端曾经出使宋朝，在宋廷的招待宴会上，虽然女舞翩翩，乐声喧哗，刘四端却终席不顾，连宋人亦钦佩其端严不苟。还辽以后，刘四端擢拜枢密直学士。
刘六符善文，有操行，辽圣宗时进人仕途，辽兴宗重熙初年官政事舍人，擢升翰林学士，重熙七年！〇38年）拜参知政事。重熙十一年（1042年），刘六符献策趁宋与西夏陷人长期战争之机，向北宋索取被周世宗夺回的三关十县之地，并亲自两次出使宋朝交涉，动辄以开战相威胁，迫使困于西夏之扰，且畏惧与辽交恶的北宋政府每年增加“岁币”银帛二十万两匹。刘六符以折冲樽俎之才立下如此大功，所以使宋还朝后即擢任汉人行宫副部署，不久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北宋所增岁币至辽时，刘六符出任三司使以全权处理此事。传说刘六符出使北宋时，宋仁宗曾亲笔书写“南北两朝，永通和好”八字送给他。此时刘六符被任命科举主考官，便以“两朝永通和好”为所考诗赋之题目，并规定诗赋以“南北两朝，永通和好”八字押韵。可见刘六符虽然设计迫使宋朝增加岁币，为辽朝谋得大利，但其心中对中原传统文化还是甚为尊重的。后来刘六符出为长宁军节度使，再召为三司使，卒于辽道宗初年。
史载刘氏一族“人契丹为王公数十人”，其中刘六符的子孙为节度使、观察使者十数人。如刘霄为咸雍十年（1074年）状元，官至中京留守，辽亡以后改仕金朝。刘霄之子刘彦宗擢进士乙科，曾在辽末时拜签书枢密院事。刘彦宗二子刘萼、刘筈，亦于辽末人仕。其家族的荣华富贵与辽朝相始终。由于刘氏家族成员在仕途中多以文才而显，其子弟也多借助进士一途人仕，因此与其他世家大族相比较，刘氏家族的文化特征十分明显，此文化优势在维系刘氏家族的社会政治地位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进人金朝以后，刘氏家族仍是燕地四大豪门之一，“号刘、韩、马、赵氏”。即刘家经过百十年来的持续发展，人金以后，已取代韩氏成为“燕地四大族”之首。
关于辽代汉人世家大族中的马氏家族，今学者的意见颇多分歧，大体而言为四家：一指马得臣家族，二指马保忠家族，三指马人望家族，四指马直温家族。马得臣因与萧太后、辽圣宗关系较密切，其事迹详见后文，此处从略-马直温主要活动于辽代后期，且其家族、仕宦（仅以右散骑常侍致仕）皆不显贵，恐不能与燕地四大族之名相符合，故存而不论。其余二马情况介绍如下。
马保忠，营州（今河北昌黎）人。史传其疏眉丰颔，谨重寡欲，自修甚严，士人皆钦佩其德行。马保忠未仕时，在家耕种读书自乐，不人州县拜谒官长，节用以周济亲戚，丰年则分其余谷救济乡邻。马保忠于辽圣宗统和年间人仕，为太子洗马，历任著作郎、殿中丞等官，至参知政事。开泰五年（1016年）十一月，马保忠以参知政事任同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太平二年（1022年）拜右丞相。太平四年（102&年）四月，马保忠之子世弘出使岭表，至平地松林为盗贼所杀，特赠马世弘昭信军节使。太平十年（1030年）十一月，辽军东征高丽凯旋，辽圣宗大加宴庆犒劳，封赏功臣，马保忠亦以宰相兼枢密使权知燕京留守。辽兴宗即位以后，马保忠官拜枢密使、尚父、守太师兼政事令，封燕国公。当时朝政紊乱，君臣沉溺于佛教，僧人官拜极品之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竟然多达二十余人，使得大族豪门多舍施子女为僧尼，以求富贵-任命官员，往往亲信者擢升高官显爵，甚至左右隶役服侍之人，也拔居将相，位至公卿，使得爵赏泛滥，除授官员毫无法度可言。马保忠为此曾谏劝辽兴宗道：惩罚应当恰如其罪行，奖赏应当恰如其功劳，此是国家之好法典。任命官员如堆积柴禾，后来者居上，汉人汲黯为此曾加浩叹（无功而赏赐冠带，至唐代武则天时而至其极。本朝兴起于大漠之北，一旦领有燕云地区，量才授官，官员始称职。现今豢养臣下，正逢承平时节，无多功勋赏，故宜盾序晋官加爵。
如此平和委婉且为国家长治久安着想的劝谏之言，却使得辽兴宗怫然而怒+“若如此，则是君主不得自行其权柄，岂是社稷之福耶？”吓得马保忠惶恐称罪，不敢多言。不过，此后辽兴宗欲有所迁升官员，必定先厚赏贵戚高官，以杜绝其言，看来马保臣之语还是让辽兴宗有所顾忌。后来，马保忠又谏劝天子说：使天下强盛者，儒家之道也。使天下衰弱者，法吏之道也。现今除授官员，大抵是吏人而非儒士。崇尚儒道，则乡党之行谊修行（修行德行，则冠冕之地位崇高。自今以后，其有非议三圣五帝、孔孟之教化者，望降下明白诏令，严加禁绝。
笃意风教的马保忠的谆谆教诲，看来并未为辽兴宗所接受，不过马保忠所言，却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契丹社会尤其是上层社会中崇尚文教的时尚风气。数年后，马保忠卒，赐谥曰刚简。
马保忠家族的其他成员情况不详。
马人望的祖先本为中原汉人，其高祖马胤卿，为五代后晋青州刺史，辽太宗举兵灭后晋，用兵青州，马胤卿坚守不降，后来城破被擒，辽太宗嘉赏其忠义而释缚，将其家族徙居于辽西的医巫闾山。从此，马氏一族便居住于医巫闾山。其曾祖马廷煦，官至南京留守。其祖父马渊，官终中京副留守。其父马诠，官中京文思使。从现见史料上看，马氏一族在马人望之前，其仕宦并不甚显达，仅维持着官宦仕族的地位而已，而且马诠死时，马人望尚在幼年，故马人望只能凭借个人才学，通过科举进人上层，兴盛家族。
马人望，字俨叔，资性聪悟，以才学著称于时。辽道宗咸雍年间中，马人望进士及第，初官松山县令，以敢于为民请命而闻名。当时，每岁运输泽州官炭，只役使松山百姓，马人望为此请求中京留守萧吐浑同意其他诸县平均服役，萧吐浑认为他生事，怒，把马人望关押了一百天后，再招来诘问，马人望不屈服。萧吐浑无法，只得回嗔作喜，自找台阶道：“君能为民如此，日后必将大用。”并将此事奏闻朝廷，朝廷同意马人望的请求。马人望改知涿州新城县，治事清正而不扰民，县中吏畏民爱。由于新城县与宋境接壤，辽宋往来的驿道经过县境内。当时，出使宋朝的朝廷近臣还朝以后，天子往往询问地方的事务和州县官吏的贤良与否，那些近臣便多举荐马人望，于是他被擢任中京度支司盐铁判官。此后他迁任南京三司度支判官，治事期间，公私兼裕-改任警巡使，负责南京刑狱事务。南京为陪都，狱讼甚为繁杂，但马人望判决处置得当，无有一人口称冤枉。正好遇到检括（普查）南京境内户口之事，马人望未满二十日就完成了。同知南京留守萧保先颇为惊讶，大加责问，马人望回答：“百姓财产如若搜查登记清楚而无遗漏，日后必将有官府暴征厚敛之弊。因此，大体十得六七就足矣。”萧保先闻言道歉说：“公虑事深远，吾不及也。”乾统元年（1101年）辽天祚皇帝继位。此前，枢密使耶律乙辛弄权，设计陷害，让辽道宗处死皇太子。至此，皇太子之子天祚皇帝即位，为报父仇，选马人望等官员追究此事。马人望平心处置，而不无端牵连，使许多人得以幸免于死。不久，他改任上京副留守，擢升枢密都承旨。宰相耶律俨忌恨马人望与自己持异论，便迁马人望为南京诸宫提辖制置，当年又改为保静军节度使。是年，各地因自然灾害而闹饥荒，只有保静军境内粮食不缺，路上无逃荒之人。于是，有着很好理财才干的马人望便被遥授彰义军节度使，迁任中京度支使。马人望始到任，府廪皆空-可当他视事半年以后，就积聚粟十五万斛，钱二十万缗。此后，马人望历迁左散骑常侍、枢密直学士等职，于天庆三年（1113年）十二月，拜参知政事，判南京三司使事。辽末，政府钱粟出纳的积弊非常严重，其中以南京为甚。马人望用缣帛作为“通历”，凡仓库内物品出人，都别为记录，名之为“临库”，使得奸人黯吏莫能上下其手，轻重其间。于是那些奸人黯吏便以马人望年岁已老、当政已力不从心宣扬于朝，结果朝中大臣不察其奸黯，改马人望为南院宣徽使，以宣示朝廷优待老臣之意。次年，天祚皇帝手书“宣马宣徽”四字诏见马人望，并当面宣谕道：“以为卿已年迈，实为误听流言也。”遂拜马人望为南院枢密使。马人望所举用的官员必定为公议所推崇者，人们皆不敢以私意干扰其间，如辽末名臣曹勇义、虞仲文诸人都曾经为奸人所排挤，因马人望的推荐，而得擢用。又辽朝制度，当时每县都有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等杂役，百姓有破产不能给使役者，良民对此愁苦不已。马人望设法让百姓出钱免役，官府自己招募人应役，仓司给使之事以公使人充当，县民皆以为便利。马人望一生多任财赋之官，成绩斐然，《辽史》将他列人《能吏传》，对其理财成就予以充分肯定，而《食货志》更指出此时“辽之农谷至是为盛”。然而时已至天祚皇帝后期，吏治败坏，女真骑兵日渐逼近，危机重重，使得被朝野所倚重的老臣马人望也无力回天。据《契丹国志》记载，当时宰执马人望等人皆为老臣，天祚皇帝与他们商议军国大事。“皆昏谬，不能裁决”，于是民间就有人作歌嘲笑道：“五个翁翁四百岁，南面北面顿瞌睡。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杀女真。”于是诸宰执皆被免职，马人望以守司徒、兼侍中致仕，卒，赐谥曰文献。
马人望作为一代能吏，成为辽末重臣，也使马氏家族大得兴盛，虽然此时已是辽末，对其发展有所局限，但其家族兴盛并未因此中断，人金以后，依然为燕京大族之一。
赵氏指赵思温一族。赵思温字文美，卢龙（今属河北）人。其父赵元遂，官太子宫门郎，官位低下。赵思温少年时即果敢勇锐，膂力超人，投军于燕帅刘仁恭帐下为偏将。刘仁恭与唐王李存勖交恶，李存勖出兵进攻燕地，刘仁恭奉命率偏师迎击。交战中，赵思温被流矢射中眼睛，血满衣襟，但赵思温犹奋战不已，终因兵寡势弱而被擒。十分喜爱勇士的李存勖对赵思温颇为赏识，就释放了赵思温，收为帐下勇将。当李存勖与后梁军大战于黄河上下时，已获得李存勖信任的赵思温通过莘县一战，以骁勇闻名，大得李存勖褒奖，被授平州刺史，兼平、营、蓟三州都指挥使。天赞二年（923年）初，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德光奉辽太祖之命，统六军攻击和掳掠燕、蓟诸州，攻克平州（今河北卢龙），守卫城池的刺史赵思温、裨将张崇被俘投降。《辽史•赵思温传》称神册二年辽大将经营燕地，赵思温“来降”，即主动迎降。其所载年岁有误，且颇有为赵思温粉饰之嫌。归降契丹的赵思温很得辽太祖的重用，并随从辽太祖征伐渤海国，任汉军都团练使，在攻克扶余城一战中，率十余敢死士冲锋在前，身被数创，战罢归营，辽太祖亲自为赵思温调药裹伤。辽太宗即位后，赵思温以战功擢升检校太保、保静军节度使。天显十一年（936年），后唐河东帅石敬瑭起兵反唐，遣使向契丹求救，辽太宗亲率大军南援，并令赵思温统偏师自小道而进。石敬瑭建立后晋政权后，将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辽太宗即授任赵思温南京留守这一重任，为卢龙军节度使、兼侍中，并赐协谋静乱翊圣功臣-不久改任临海军节度使。会同元年（938年）七月，赵思温作为副使南下汴京册封石敬瑭为后晋皇帝-事毕北还，赵思温加官检校太师。次年，传说有流星坠落在赵思温家的庭院中，赵思温是曰卒，赠太师、魏国公。
史称赵思温生子十二人：延昭，亦写作“延照”，赵思温归契丹时，延昭留在中原；赵思温为南京留守时，延昭为后晋祁州刺史，其后亦北归契丹。会同六年（943年）末，后晋与契丹关系恶化，辽太宗命大将赵延寿、赵延昭、安端等分兵南下。次年初，赵延昭率前锋五万骑驻扎任丘，会同诸将大破晋军，辽太宗率主力北还，留赵延昭守贝州，后亦率军北归。赵延昭官至使相（即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节度使者简称使相#延靖，官至使相-延祚，官至燕京留守-延卿，官至大同军节度使-延宁，官至保静军节度使-延诲，官至保静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延光，官至顺义军节度使-延玉，官至彰国军节度使-延绍，官至同州兵马节度使。又在辽圣宗统和初年，曾赠故同平章事赵延煦兼侍中，此赵延煦疑亦是赵思温之子。
赵氏第三代，今日可知者仅三人+赵匡尧，官至保静军节度使-赵匡舜，官至右千牛为大将军-赵匡禹，官至知临海军节度使事。赵氏第四代，仅赵匡禹一系仕宦昌盛。赵匡禹有子十人，除一人不仕、一人早亡外，其余多为节度使、刺史和汉军将军等。经过数代发展，赵氏家族之“子孙盛矣，第宅丽矣，田园广矣，府藏盈矣”，其基础牢固，势力盛大。至辽末，赵氏家族已“七世并袭辽世爵”，其成员仕宦为节度使者仍不乏其人：如赵渍为宁昌军节度使、赵公谨为静江军节度使等。
辽代以武立国，武功无疑是提高、维护家族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在辽代前期，这一特征更为显著。赵氏家族即以赫赫军功为基础，使其子孙后代得以广泛人仕，以保持其家族之兴盛不衰，“迭代以联荣”。即如金代文人王恽《题辽太师赵思温族系后》所云，赵思温的子孙“支分派别，官三事（指三公#使相、宣徽使、节度使、团练使、观察使、刺史，下及州县官职，达二百余人”，至金，其家族依然称为豪门，显贵如旧。
除上述“燕地四大族”夕外辽境内汉人世家大族还有：
辽太祖时左尚书、皇都夷离毕康默记家族，其孙康延寿在辽景宗时官千牛卫大将军，在辽、宋高梁河一战中立有战功，遥授保大军节度使。辽圣宗时投降辽朝的宋将王继忠，所娶即康默记的族女。辽道宗时进士、知大定府尚讳，所娶康氏亦是康默记的后代。
京兆万年王郁，为唐末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之子，因争夺权位失败而归契丹，跟随辽太祖征战，屡立战功，官至崇义军节度使、兴国军节度使，加政事令，是辽初颇具影响力的汉臣之一。其子孙继仕辽朝，可谓“箕裘袭庆，钟鼎联华'其子王鹗官至兴国军节度使、王廷阮官至左千牛谓大将军。王鹗有五子，人仕者三人，其中王裕军功最高，官至崇义军节度使-王裕有子七人，王瓒官阶最显，为积庆宫汉儿副部署。王廷阮有子七人，人仕者六人，以王悦官阶最著，官至上京兵马部署等。
其他如宛平张氏、应州邢氏等汉人家族，因其代表人物之仕宦经历，与萧太后、辽圣宗关系较为密切，故详见于后文，此处略之。
辽朝发展至辽景宗时期，以“燕地四大族”为代表的汉人世家大族已成为契丹统治者所倚靠的重要力量，而这些出身于世家大族的汉官也由此进人契丹中枢机构，帮助制定各种典章制度，参与国家重大政治、军事和经济决策。由于辽景宗既鲜兄弟，又颇为忌疑按草原习惯法也有继位资格的那些堂兄堂弟们，因此他除重用一些血缘关系较疏远的契丹大臣以外，较前代更为倚重汉人官员，也属无可奈何之举。但这些汉官自此更多地步人政坛，进人高层，至萧太后当国时，几乎撑起了辽朝廷之半壁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