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五万块钱。”
这两个词，在1995年那个夏天彻底改变了我们家。
...
“你媳妇得的是癌症，子宫上的，挺严重的。”
县人民医院的诊室里，王大夫摘下老花镜，看着眼前这一家三口。
他行医二十多年了，见过太多这样的场面——穷人家得了富贵病。
爸爸愣了半天，才结结巴巴地问：“大夫，你再看看，别是看错了吧？”
王大夫指了指灯箱上黑乎乎的片子：“你看这一块一块的白影子，就是瘤子。”
“已经挺大了，不能再拖了。”
妈妈坐在椅子上，脸白得像纸一样。
我站在旁边，虽然听不懂那些医学名词，但从大人的脸色就能看出来，这不是什么好事。
“那...那怎么治？”爸爸的声音开始发抖。
“得开刀，把瘤子切了，然后打化疗针。”
王大夫在病历本上写着什么，钢笔在纸上“沙沙”地响。
“费用嘛...手术费、住院费、药费加起来，怎么也得五万块钱。”
爸爸的脸一下子变了，就像被人打了一拳似的。
五万块钱。
我们家一年收入还不到一千块，五万块钱...
我掰着手指头算，得五十年不吃不喝才够。
“五...五万？”爸爸扶着墙，腿都有点站不稳了。
“这还是往少了说的。”王大夫合上病历本，“要是手术当中出了什么岔子，费用还得往上加。”
“你们回去商量商量吧，但别拖太久，这病等不起人。”
走出诊室的时候，爸爸一句话都没说，只是紧紧握着妈妈的手。
我跟在后面，心里涌起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害怕。
从县城回村子要坐三轮蹦蹦车。
爸爸讲价讲了半天，最后花了三块钱。
破旧的三轮车在土路上“突突突”地响着，一路颠簸。
妈妈靠在爸爸肩膀上，时不时轻声“嗯”一下，是疼的。
爸爸一只手搂着妈妈，另一只手死死抓着车厢边，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方。
我第一次看见爸爸哭。
眼泪一颗一颗地掉下来，滴在妈妈头发上。
他以为我没看见，用袖子偷偷擦了擦。
路过村长家的时候，我看见那栋新盖的红砖房，院子里停着一辆嘉陵摩托车，锃亮锃亮的。
村长的二小子正在院子里洗车，水龙头“哗哗”地流着水，他穿着崭新的白衬衫，裤子上一点泥都没有。
看见我们的三轮车路过，他抬头看了一眼，然后继续低头洗车。
再往前，是我们邻居王大婶家。
王大婶正在院子里晾衣服，几个孩子在旁边跳皮筋，“马兰开花二十一”的歌声传得老远。
看见我们，王大婶挥了挥手，但看清我们的表情后，手又慢慢放下了。
我们家的院门是用几块烂木板拼的，油漆早就掉光了，上面还有几个大窟窿。
推开门，三间土坯房静静地蹲在院子里，墙皮一块块往下掉，房顶上的瓦片缺了好几块，下雨天得拿盆子接水。
这就是我家。
妈妈疼得走不动路，爸爸背着她进屋。
她趴在爸爸背上，对我说：“玉儿乖，给妈妈倒杯水。”
声音很轻，但我听得出她在忍着疼。
我去厨房舀水的时候，手一直在抖。
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我们家要出大事了。
...
晚上，爸爸把家里的钱都翻出来了。
几张皱巴巴的十块钱、二十块钱，一大把一块钱的票子，还有一堆硬币。
他坐在炕边上，就着一盏5瓦的小灯泡，一张一张地数。
“一千七百八十六块。”数完后，爸爸报出了这个数字。
一千七百八十六块，这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当。
距离五万块钱，还差四万八千多。
“算了吧，建国。”妈妈躺在炕上，声音有气无力的。
“咱家没那个钱，别为了我把家给拖垮了。”
“不行！”爸爸一拍桌子，小灯泡跟着晃了晃。
“荣英，你是我媳妇，玉儿她妈，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
他说不下去了，转过身去抹眼泪。
我坐在小板凳上，问：“妈妈，你吃药就能好吗？就像上次感冒一样？”
爸爸妈妈对视了一眼，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玉儿啊，”妈妈把我拉到身边。
“妈妈这个病比感冒重一点，得去县里的大医院治。”
“那我们就去治呗。”我眨着眼睛，“爸爸说了，就是卖房子也要治。”
爸爸握住妈妈的手：“荣英，你放心，我肯定能想出办法来。”
“大不了我去城里打工，去工地上搬砖头，一天能挣十块钱呢。”
他在心里算着账：一天十块钱，一个月三百块，一年三千六百块，要挣五万块钱得...十四年。
可是妈妈能等十四年吗？
“玉儿还要上学呢。”妈妈担心地看着我。
“马上就要上初三了，要是考不上高中，这孩子一辈子就完了。”
“都会有办法的。”爸爸的声音很坚定，但我能听出里面的颤抖。
“都会有办法的。”
那天晚上，我听见爸爸在院子里一个人抽烟，一根接一根，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
第二天一早，消息就传开了。
村里的消息传得比风还快。
不到半天工夫，全村人都知道夏建国家的荣英得了癌症，要五万块钱才能治。
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村民聚在一起说闲话。
“五万块钱，我的妈呀，够盖两栋房子了。”
“癌症啊，听说治不好的，就是白花钱。”
“老夏家这是造了什么孽，摊上这么个事。”
“可怜了那个玉儿，才十四岁就要没妈了。”
我去小卖部买盐的时候，平时跟我一起玩的铁柱和二丫头看见我来了，转身就跑。
“别跟她玩了，她妈得了癌症。”
“我妈说了，这病会传染，离她远点。”
我愣愣地站在小卖部门口，手里攥着五毛钱，心里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孤单。
店老板是个胖婶子，平时对我挺好的，这会儿也是一脸同情。
“玉儿啊，你妈这病...唉，你们家这是...买什么？”
“买一袋盐。”
她给我拿了盐，找了钱，又叹了口气：“回去跟你爸说，实在不行就别治了，这病...花再多钱也白搭。”
我拿着盐往家走，一路上碰到的人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我，有同情的，有躲避的，还有幸灾乐祸的。
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什么怪物，让所有人都想远远地躲开。
回到家，我把盐放在厨房里，然后跑到自己的小屋子里，蒙着被子哭了一场。
我不明白为什么突然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
为什么我们家这么穷？
为什么别人家能有新房子、新衣服，而我们家却连妈妈的病都治不起？
那时候我还不懂，这种羞愧的感觉会跟着我很多年。
像一根刺一样扎在心里，让我恨这个家，恨自己的出身，恨一切让我丢脸的东西。
夜里，我躺在小床上睡不着，隔壁传来爸爸妈妈压低声音的说话声。
“建国，咱们真的没钱，别拖累孩子了。”
“荣英，你别说这话，我心里有数。”
“明天我就去县城，肯定能想出办法来。”
“你能想出什么办法？借钱？”
“咱们家亲戚就那几个，都穷得叮当响，谁借得起这么多钱？”
“总会有办法的。”爸爸的声音很小，但很坚决。
“我就是...我就是死，也得救你。”
我紧紧闭着眼睛，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我不知道爸爸明天要去做什么，但我知道他一定很害怕，比我还害怕。
第二天天不亮，爸爸就起床了。
他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那是他唯一的一件好衣服，平时只有过年才穿。
然后推出那辆吱呀作响的自行车，准备去县城。
“你去县城干啥？”妈妈问。
“去...去想想办法。”爸爸说得很含糊。
我趴在窗户上看着爸爸骑车走远，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要去干什么呢？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爸爸去了县城的血站。
听说卖一次血能给两百块钱。
五万块钱，要卖二百五十次血。
可是爸爸还是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