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儿女，老来打工，农民三爹的一生失去儿女，老来打工，农民三爹的一生

前言

初中没读完我就辍学了，辍学之后到处打工。由于没有文凭，干的都是那种又脏又累的苦活，吃尽了苦头也没赚到什么钱。在流水线上做苦工的时候，我总喜欢胡思乱想，我每天工作16个小时，有足够长的时间让我想很多事。可想得越多，我越觉得憋闷。因为我没有表达的能力，无法把自己心中所想的写出来，我觉得自己像个哑巴。

即便如此，我也从没想过写作。因为我的语文成绩经常不及格，最怕写作文，也从来没想过写作。

直到年近30，我才开始看书。因为那时候失恋了，也不想再结婚了。可一个人活着，总得有个什么爱好吧。我既没打过什么游戏，也不喜欢打牌，活着总得干点什么吧。然后就开始买书看。

打工之余看了几年书，慢慢才开始学着写。我的生活经验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熟悉的农村生活；另一方面是我在各地打工所遇到的人与事。如果要写非虚构，我也只能写这两方面的。我写的都是与我一样，出生在最底层，没什么文化的人，写他们的生活，写他们的喜怒哀乐。

所以，我们农村人不要被别人代表，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把最真实的农村生活写出来，把农村人外出打工的各种遭遇都如实地记录下来。至于这种纪录有什么意义，那就交给时间去评判吧。

1

2022年年底，新冠疫情防控放开之后，病毒很快蔓延开来。我们村的青壮年都在外面打工、上学，全村只剩下十几个老人和我那个与众不同的二姐了。乡卫生院和各个诊所里全都满员，想找个输液的地方都没有。大家全都躺在家里，难受得直哼哼。

转过新年，弟弟和弟媳也从上海回来了，父亲打电话让我回家，我从镇上骑车回村，十几里，临到村子，才发现又添了三座新坟。每座坟上都覆盖着几个新花圈，色彩明艳的花圈被风吹得“呼啦呼啦”直响。

等中午吃过饭在村子里散步，突然看到村中的公共坟地里也多了一座新坟。那是三爹和三妈的合葬墓。三爹三妈都是80多岁的人了，前几天没挺过去，死了。我想起和三爹在一个村子生活了30多年，我从未见三爹笑过，倒是经常听见他哭。只要喝醉了酒，就开始哭，谁都劝不住。每到这时，三妈就丢给他一条毛巾，让他哭个够。

我也觉得，他怎能不哭呢？很难想象，一个人一辈子竟要承受这么多的苦难。把他这一生的遭遇搁在谁头上谁都得哭。

1964年，我们村有两个大龄未婚男青年。一个是我本家三爹，还有一个是吴某。两人都生于1938年，经常在一起玩儿。那时候人们都结婚早，十七八岁吧，可他们两家都穷，26了还没说上媳妇。

这年的春天，村子里跑来一个年轻女人，对我奶奶说，只要有人管饭，她就嫁给他。我们村一大半都是姓张的，本家肯定向着本家，我奶奶就把她领到我三爹家。三爹的母亲听我奶奶说明来意，忙煮了两碗面条给这个年轻女人吃。并把在地里锄草的三爹喊了回来。年轻女人一边吃面条，一边打量着我三爹。

三爹这个人，生来一脸苦相，没个笑模样，也不说话。见谁都那样，把脸垮得老长，跟谁欠他八吊钱似的。我奶奶问年轻女人，觉得三爹这个人咋样？年轻女人犹犹豫豫，想说不同意，可刚吃了人家两碗面条，又不好张口。可若要说同意，跟这样的人过一辈子也是难受。就在这节骨眼上，同样是光棍汉的吴某来三爹家借竹筐。吴某大高个，长得好看，整天乐呵呵的。年轻女人眼前一亮，悄悄地对我奶奶说：“不，我不想嫁给老三，他的命苦。”

年轻女人的话像一句谶语，预示了三爹悲苦的一生。

年轻女人很快就嫁给吴某了。那时大家都穷，无论怎么选择，其实也很难有多么幸福的生活。吴某对女人不错，她也给吴某生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在农村，几乎见不到女人抽烟。可这个来历不明的年轻女人却很喜欢抽烟——家里穷，买烟是个不小的开支。大儿子9岁时，有一天忽然对她说：“你别抽烟了，家里好不容易弄几个钱儿，都让你买烟抽了。”

平时，吴某对她言听计从，公婆没得早，她在这个家说一不二。现在儿子小小年纪居然敢说她，她很生气，就操起一根棍子打儿子。儿子撒腿就跑，她提着棍子在后面追，追了几百米也没追上，这口气就没出来。晚上，吴某回来，她就向丈夫告状，指望着丈夫打儿子一顿给她出气。没想到丈夫说：“儿子说得对，你是该少抽点烟了。”

她觉得家里所有人都跟她过不去，一气之下就喝了药。吴某忙来我们家借摇窝（摇篮），把她往里面一装就往医院抬，可还没抬到人就死在摇窝里了。

说回三爹，当年吴某娶了年轻女人几个月后，又有人给三爹介绍了一个姑娘，比他小2岁。这个姑娘腿脚不好，走路一颠一跛的。可三爹没有挑选的余地，毕竟自己家里穷，人也没什么本事，能有个残疾姑娘肯嫁就算烧高香了。

三爹推着一辆小独轮车，在独轮车上扎着一朵大红花，把姑娘接了回来。分得两间四面漏风的泥巴墙草房，几件简单的旧农具，就算成了家。

那时候还没有计划生育，他们连着生了十来个孩子，最后只活了三男三女。三妈的腿脚不好，只能算半个劳力。孩子又小，不到出工的年纪。家里劳力少，挣不到多少工分，日子过得极其贫苦，粮食经常不够吃。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三爹只好出去借粮。

现如今的人大多不知道借粮吃的日子是什么样子的，但我的父辈们基本上都借过粮食。每次出门前，都要先把编织袋折好，夹在胳肢窝里，生怕别人看到了。走出村口，还要盘算半天，该上哪家亲戚去借呢？盘算定了，走到那家亲戚的村口，一定要先把编织袋藏起来，通常是塞在村口的草垛里，直到亲戚同意借了，再折返回来拿编织袋。如果亲戚不同意，由于没拿编织袋，也不至于太尴尬。

三爹的几个孩子倒也很懂事，小小年纪就能帮着家里做事了。尤其是大儿子，特别勤快，从四五岁就开始做事，割麦子的时候他跟在大人身后拾麦子，小手拾得可快了。拾完了麦子就帮家里放羊、打猪草。可有一年夏天，他去池塘里捞浮萍给猪吃，结果不小心滑到深水区溺死了。三爹把他从水里捞出来放在地上时，他身上白白的，没有血色，三妈就趴在孩子身上不停地哭。

我问父亲可记得具体是哪一年，父亲说他也记不清了，“我就记得那孩子长得也有半人高了。”

2

改革开放后，很多人都出门打工，但三爹要照顾一大家子，无法出门，只得在家里种些蔬菜挑到街上去卖些小钱贴补家用。

我们这里非常偏僻，离集镇很远，中间还要过淮河，交通非常不便，并不适合种菜卖菜。但除了种菜，三爹也没有别的办法。每天早上天不亮，他就用竹筐挑着100多斤青菜，艰难跋涉十多里，去集上卖些小钱儿，换回一大家子人的生活必需品。

三爹的菜园子旁有一个小草棚，里面终日坐着一个又黑又瘦的小姑娘，就是三爹的大外孙女霞妮儿。三爹让她负责看守菜园子，主要是看着别让家禽家畜进来祸害，还得提防村里的小孩子进来偷吃。

三爹的菜园子里常有一些我们没有见过的稀罕东西。有一年，三爹种了一片草莓。我们小孩子都不认识那是什么，只是看着红彤彤的，很好吃的样子。霞妮见我们几个站在田埂上，盯着草莓虎视眈眈，就站起来奶声奶气地说：“那不能吃，我姥爷说了，吃了就变成哑巴。就像这样，再也说不了话了。”

她学着我们村里的哑巴，“呜——啊，呜——啊”叫了两声。

我们比霞妮也就大个三四岁，她从不叫我们舅舅。我们那时候小，也不知道霞妮为何长年生活在姥爷的家里。后来我们才知道，是因为霞妮的母亲死了。

三爹的大女儿嫁的地方离我们村只有两公里左右，翻过几座小山丘就到了。他们一家靠种田为生。在他们家的后面，有一片很大的竹林，农闲的时候，她丈夫就砍些竹子，编些竹器，挑到街上去卖。

我们小时候常在那几座小山丘上放水牛。有一座小山丘被劈开了，露出一片三层楼高的灰白色断崖，断崖上裸露着很多大如篮球，小如拳头的麻骨石。霞妮的母亲就死在这片断崖下面。

那时候，乡村经常修路，修路的石头都是各家按人口多少来凑，凑不够要罚款的。她有四个女儿，再加上两个老人，一家八口人，每次修路都要凑好几十吨重的石头。那时候农村大多数人都重男轻女，她连生了四个女儿，自己可能觉得有些对不起夫家，干起活来就格外卖力。

有一年又要修路，他们村里的人都拉着架子车，来到那片断崖下面掏石头。到中午时，所有的人都回家吃饭了，她还在那里掏。等大家吃过饭再来的时候，看到断崖塌方了，她被埋在了下面。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她扒出来，发现已经不行了。

大女儿死后，大女婿一个人无力抚养四个女儿，再加上还得缴计划生育的罚款。三爹和三妈就跟大女婿商议，把霞妮接了过来，由他们抚养。女儿没了，有个外孙女在身边，也算有个念想吧。

3

三爹的三女婿也是个没文化的农民，农忙时在家种田，农闲了就去外面的建筑工地打工。那年代在建筑工地打工工价很低，每天辛辛苦苦做十几个小时，也只有十几块钱，就这点钱还经常被包工头拖欠。眼看着别人家建起了新房，而他在建筑工地挣的那点钱，别说建新房了，就连解决一大家子人的温饱都很困难。

他听说那些建了新房的人，是靠在外面偷抢弄回来的钱，就央求他们带他一起去。后来，他同另外两个年轻男人结成了一个盗抢小团伙。一天午夜，他们撬开一家商店，用事先准备好的编织袋一人装了一袋。他们背着偷来的东西，来到一片荒地里，借着草丛的掩护，在月光下分东西。

另两人说三女婿是新手，要他把背来的东西分一半给他们当学费。三女婿不肯，坚持平分。三人起了争执，那两人就用撬门的大螺丝刀扎死了三女婿，然后在荒地里挖了个坑，把他就地掩埋了。家里的老婆孩子还盼着他寄钱回来呢，他却已经静静地躺在冰凉的泥地下了。

第二天，那两个人听说那块荒地马上要动工盖房子了。他们怕事情暴露，半夜里又带着编织袋和铁锹，连夜去转移尸体。他们刚把尸体挖出来，就被巡逻的警察当场抓获。不久就被枪毙了，三人盗抢小团伙全军覆没。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邻村有很多人在沿海某市靠抢劫偷盗为生，不少人拿着抢来偷来的钱回乡盖起了楼房。我们村子里也有很多关于他们的传说，比如某某抢了钱包，被一群人从后面追着打，他跑得可快，一纵身扒着雨水管就上了二层楼房（有很多楼房的房顶都是连在一起的），从楼顶上跑掉了；又比如某某躲在银行门口，看到有人取钱出来，他就跟在后面，拿出随身携带的短棍，一棍子就把人打晕了，然后抓起钱袋子就跑，一下子就到手了好几万，抵我们在水田里苦扒苦做好几年。

邻村有个哑巴女人带着孩子去小诊所治感冒，通常只需要几十块钱就够了，可哑巴女人伸手就掏出捆扎好的一万块钱，把医生和几个病人吓了一跳。医生用手比划着问她：“家里还有吗？”

哑巴女人用手指比划着表明：“家里还有9个这样的。”

有一年，邻村有个老头来请我爸去杀猪。他们家只有两个老人和两个孩子，杀猪没有壮劳力不行，老人只好去请了两个邻居来帮忙拉猪腿。那时候已经快过年了。我爸就问他：“你儿子呢？就是打工也该回来了呀？”

老人就向我爸讲起了他儿子的事儿，他儿子看别人在城市里偷抢弄着钱了，也跟着去抢。他们选那些喜欢戴着金项链金耳环的女人下手。先对着脸打一拳，女人护疼，必然先捂着脸哭喊。然后扯下金项链金耳环就跑，女人根本就看不见抢她们的人长什么样子。他儿子的运气不好，第一次作案，抢了一条金项链，刚跑出几十米，就被两个便衣摁倒在地，最后被判了7年。然后老婆也跑了，家里只剩下他们老两口带着几岁的孙子和孙女生活。

有句俗话怎么说的：笑贫不笑娼。同样的，笑贫也不笑盗。你穷了人家看不起你，笑话你。可你哪怕是在外面偷，在外面抢，只要能弄回来钱，大家依旧会觉得你有本事。

谈论起他们那个村子里的故事时，大家眼里满是羡慕，有很多人也想去跟着他们做。可又恨自己跑得不够快，也没有那个胆子去做。

多年前，深更半夜里，我经常能听到隐隐约约的警笛声。第二天早上，人们就传说，警察又去那个村子里抓走了几个人。后来这个村子里有好多人都被抓去坐牢了，有些房子虽然修得不错，可都荒废了，门口和院子里都杂草丛生。这些房子的主人不知道是在坐牢，还是被枪毙了。

我初中辍学那年，有人来找我爸去他们村的池塘打鱼。那口池塘很大，少说也有十多亩的水面，人少了拉不动，我爸就让我也去帮忙拉网。那人混得不错，我们村里的人都住着破瓦房，他家却建了一栋崭新的二层小楼。

我们一起在池塘边拉网的时候，我爸问他，能不能让我跟着他干？他回头看了看我，说：“他太老实了，吃不了我们这碗饭。”

万幸他没瞧上我，否则现在我不是在哪座监狱里踩缝纫机，就是已经被枪毙了吧。

我总在想，像出生在我们这里的人，因为家里穷，也因为学校不够，很多人都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现在当然好了很多）。这些没受过教育的人最后只能在家靠种田为生。辛苦忙碌一年，把田地上全部的产出都卖掉，还不够缴纳税费。而一家老老少少总得活吧？当他们看到邻居在城市里靠偷靠抢，只几天的时间，偷抢来的钱就够建一栋新房，很难有不动心的。

雨果说：“多建一所学校，就少建一座监狱。”马克•吐温说：“你每关闭一所学校，你就必须开设一座监狱。”可能指的就是这样。

4

早些年，三爹的三个女儿中，就数二女儿过得好些。农忙季节，二女婿就开着手扶拖拉机，过来给老人帮忙收割庄稼。人们都说，大女儿的命不好，三女儿的命也不好，这二女儿算是找对了人家，男人治家有方，又舍得出力气，三爹家里的一切都幸亏有二女婿帮忙。

可没几年的一天，二女婿去建筑工地打工，一根螺纹钢筋从20多层楼上竖着掉了下来，击穿劣质的安全帽，从他的头顶穿了进去，把他“钉”在了地上，当场身亡。

80年代末，三爹家终于建起了三间平房。我记得那时候基督教很盛行。每到星期天，就有两个姑娘来我们村，在三爹的平房里，教十几个信主的村民唱赞美诗，我们小孩子都跑去看热闹。基督教还是有一定的劝善作用的，那几个骂人可脏的妇女也不骂人了，说是怕主惩罚她们。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也没人来教大家唱赞美诗了，那几个妇女又开始骂人了。

后来这三间平房给二儿子结婚用了。没有房子的小儿子经人介绍，去驻马店当了上门女婿。

二堂哥长着一张大国字脸，眼睛很大，鼓突着，好似牛眼。读了4年书，读完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他是一个愚蠢又暴力的人，见到同村的长辈，他比较敬畏的，就叫人家一声爹；对那些软弱可欺的，他则直呼其名。

有一年插秧的时节，农民都从池塘往自家秧田里放水。那些很霸道的人都把自己的田里放着满满的水，其他人却抢不到水。

我们村有一个外来户，是修水库的时候，从外村迁过来的。男人姓周，有两个女儿，大的叫大周妮儿，小的叫小周妮儿。老周个子矮小，性情软弱，他家的秧田里就抢不到水。

老周的女人看着二堂哥满田的水，再扭头看看自己的旱田，气愤地说：“有的人田里的水多到能养蛤蟆，有的人却连插秧的水都没有。”

恰在此时，二堂哥挑着一担秧苗过来了，他就站在那里，大声质问老周女人在说谁？他们两人就吵了起来。二堂哥抽出扁担，把老周的女人踹倒在地，用扁担对着她的屁股使劲拍打。打过之后，老周女人一瘸一拐哭着去找我爸。当时我爸是生产队长，还读过高中，有点儿文化。她让我爸写状子，她要去法院告二堂哥。她还把裤子抹下来，让我爸看她那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屁股。我妈很生气，把她赶了出去。

老周女人又去找村干部告状，想讨要个说法儿。第二天上午，几个村干部骑着自行车来了。他们先来我家里，问我爸是啥情况，我爸就把大致的情况讲了。村支书笑嘻嘻地对我爸说，当时他们几个正在开会，老周的女人一进会议室就把裤子脱了，让几个村干部看她屁股上的伤。那天中午，几个村干部去二堂哥家吃喝了一顿，罚了他50块钱。然后他们去对老周的女人说：“已经处理好了，我们狠狠地批评了他，还罚了他50块钱。”

这50块钱村干部也拿走了，这事儿就算了了。事后，我们村的胡某逢人便说：“你们看看，家里没个儿子行啵？但凡她有一个儿子，人家也不敢这样打她。”

我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我7岁那年，我爸在老周家屋后种了两块西瓜，我天天在那里看西瓜。老周的女人在她自家的土墙边给两个女儿梳头，而我站在那里看着，并跟她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转眼半辈子过去了。

三爹想到三女儿一个人带三个孩子，挺可怜的，就自己的水牛卖了，偷偷帮衬一些钱。二堂哥两口子知道了很生气，去找他要卖牛的钱。三爹不给，他们就吵了起来。

后来我们村的人就看到，三爹弯着腰走在前面，二儿子和儿媳一人抓着他的一条胳膊，反剪在背后，像押着一个犯人。说要押着三爹，去三女儿家讨回卖牛钱。三妈一个人拄着拐棍走在后面，边走边哭。

三爹挣扎着说：“我想喝水，你们先放开我一会儿，让我回去喝口水好啵？”

二堂哥说：“就在这田里喝。”

两口子松开了三爹，三爹伏身在水田边，像牛那样伸着脖子喝了几口水。然后突然站起身，趁他们不注意，撒腿就跑。两口子要追，被大家拉住了。

家里已经没法待下去了，可又能去哪儿呢？三爹和三妈一起去了倒插门的三儿子家。刚去的时候还挺热情，包饺子给他们吃。几天之后，儿媳也开始给脸色看。三爹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儿媳在小声地跟丈夫抱怨：“当初分家的时候，我们连一根草棍子也没分到，现在养老倒想到我们了……”

三爹的脑袋“嗡”的一声，睡意皆无。如果不是腿脚不好的老伴睡在身边，他真想起身就走。睁着眼睛挨到天亮，没吃早饭就走了。走投无路的他们想去外面打工，可无人肯带他们出去，怕他们是负担。

那是2000年，三爹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他从没出过远门，三妈的腿脚还不好，这能干啥呢？有很多身强体壮的人还找不到工作，更何况他们这样的。如果找不到工作，吃、住都得花钱，而他们又没钱。

有一个亲戚禁不住他们的央求，带着他们去了杭州。

走的时候，他们还欠了好多账，数目不多，可欠的人数多。这家几十块钱，那家百十斤粮食。他们这一走，好多人都说，这些账算是要不回来了。

5

三爹和三妈这一走，好几年都杳无音讯，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们在杭州靠什么生活。

2005年的端午节，我们村里的人都在打谷场上打麦子，三爹回来了。他身穿雪白的汗衫，头发梳得溜光，脸刮得干干净净。脚上穿着网眼皮凉鞋，雪白的袜子。看上去比5年前离家时还年轻一些。他胳肢窝里夹着一个黑色的皮包，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城里的老干部下乡来视察了呢。见到村里人，他就掏出好烟来，一人发一支。

我的好几个本家叔叔都说，“三哥真的发财了”。

当然，对于他们而言，“发财”肯定谈不上，不过他们确实挣了些钱。

三爹和三妈本打算在杭州的郊区租一个小农家院，在那里拾破烂。农家院的主人是一个年近70的大妈。刚60出头的三爹三妈满头花白的头发，穿着一身旧衣服，看着像70多岁的人。房东大妈以为他们比自己还老呢，就拉着三妈的手说：“大姐，哪里的人呀？”

“河南的。”

“这么大年纪了，不在家享福，还跑这么远打工？”

三妈见房东大妈慈眉善目，被她温暖的手握着，感觉像见到了亲人。她们就坐下聊起了天，三妈就把自己这一生所有悲惨的遭遇都倾诉给房东大妈听——大儿子溺死了，大女儿被石头砸死了，三女婿被别人捅死了，二女婿被钢筋扎死了，小儿子当了上门女婿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二儿子夫妇又将他们挤出了家门，到老了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三妈边说边哭，房东大妈也跟着掉眼泪。

房东大妈家里很有钱，就把小农家院以极便宜的价格租给了他们。问他们会做什么，三爹说会种菜，房东大妈又把自己的两亩地便宜租给了他们。

这下，三爹如鱼得水。

几十年来，三爹别的不会，但要说种菜，我们村谁也比不过他。在老家卖菜时要挑着胆子走好远的路，价格还便宜。每天累得半死，也赚不了几个钱。可在大城市的郊区，卖菜很方便，价格还高。三爹还买了一辆小三轮车，每天用三轮车拉着菜去卖。

而且他们的开支非常低，穿的衣服不用花钱买，都是房东大妈送给他们的旧衣服。衣服虽然是旧的，但好多都是品牌的，比他们自己原来在老家的路边摊买的新衣服质量还好。作为感谢，他们总是留一些最好的菜送给房东大妈。

5年时间，他们省吃俭用，竟然攒下6万多块。对于城里人来说，这点钱不值一提，可对于两个穷苦的农村老人来说，就非常可观了。三爹之前欠过不少钱，现在有了钱，不等人家上门要账，他就主动把钱还给了他们。之前大家以为这些钱再也要不到了，没想到，现在钱又回来了。大家都高兴地拉着三爹的手，想请他去家里吃饭。

“三哥，中午来我家吃饭？”

“三爹，晚上来我家喝两杯？”

三爹还完了账，立刻又去杭州了，杭州的菜地离不开他。

又过了几年，三爹和三妈一起回来了。三爹租种的那片菜地被房地产公司买下。三爹和三妈年纪大了，也不想再租种新的菜地，就一起回来了。

二堂哥在城里买了一套二手房，搬到了城里。刚搬去城里时，二堂哥在建筑工地打工。现在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就开始卖水果。他儿子也在卖水果。二堂哥开一辆大三轮车，他儿子开一辆小卡车。每天早上天不亮，父子俩去批发市场进水果，然后到处摆摊卖。

二堂哥一家搬去城里之后，家里的老房子就闲置了。三爹和三妈就住进了二堂哥的老房子。在农村，老人年过60岁，每人每年可以领一千多元的养老金。还有他们的存款，也足够生活了。外孙女霞妮儿很孝顺，经常带着儿子来看望把她抚养长大的姥爷和姥姥。

二堂姐现在也住在城里，带着孙子和孙女上学。每月抽空回来一趟，买些东西，骑着电动车送过来，给三爹三妈做顿饭、洗衣服、扫地，都收拾利索了再回城带孙子和孙女。我偶尔能遇到她。

三堂姐后来又嫁人了，现在长年在外打工，听我妈说，她偶尔也会回来看看三爹和三妈，但我从来没见过她。三堂哥当初走的时候，可能有点记恨父母，想着父母没钱给他娶媳妇，只能把他打发出去当上门女婿，所以多年不回。后来他自己也当爷爷了，也能体会到父母的不易，三爹和三妈从杭州回来之后，他每年也会买些礼物回来看望一下。他在驻马店也是当农民，农忙时在家种地，农闲了就外出打工，跟我们这里的农民一样。

2022年的秋天，我和父亲开着拖拉车拉收割机放出来的稻谷，从三爹家门前过，看到三爹和三妈都在家门口。三爹躺在竹椅上，头发全掉光了，牙齿也全掉光了，嘴瘪着，看着像个老太太。我跟他说话，他只看着我笑了笑。三妈笑着说：“他不认人了，已经老糊涂了。”

三妈的身体还不错，还能坐在凳子上缝补衣服。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们。

感染新冠之后，三爹先扛不住，很快就死了，所有亲友都赶了回来。

二堂哥回来的时候，还用小卡车拉了一车卖剩的烂水果，倒在家门口的池塘里，说是给鱼吃，结果把水质弄坏了，鱼反倒死了好多。

政府鼓励火葬，给火葬场有财政补贴，因此不收任何费用。只需往火葬场打个电话，立刻派车来接。火化之后，不但不收费，还给3000元奖励，再送一个骨灰盒。送的骨灰盒很便宜，只值100多块钱。二堂哥没要，自己出钱选了一个800块的，又买了一副价值7000多块的棺材。把三爹安葬好后，来参加葬礼的亲友刚转头各自回家，三妈却又过世了。

同样给火葬场打电话，同样得了3000块奖励。也同样选了一个800块的骨灰盒，但棺材没舍得用那么贵的，只要了一副3000多块钱的。

两场葬礼，共收了5万多块的礼金，把两个老人安葬好，还剩下不少。二堂哥就把剩下的钱平分给了姐妹和弟弟，然后就离开农村回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