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为了迎接奥运会，我市开展了大规模的“扫黑”活动。地方台新闻天天播放通缉令和被抓人员的信息，奶奶看了坐立不安，时常担心我二伯的儿子陈峰会出事。
提起峰哥，家里人总是有些羞于启齿——我们家族世世辈辈都是书香门第，忠厚人家，到了这一代，却出来一个他这样混黑社会的，实在是不光彩。他们对峰哥的感情很复杂，虽然背地里鄙视他，但又不得不承认，在现实生活中，峰哥就是家族的“支柱”——比如，我姑年轻时守了寡，带着孩子在村子里艰难度日，少不了被妯娌们欺负，于是峰哥找了一个机会把我姑的大伯子狠狠地揍了一顿，从此以后几个妯娌再也不敢欺负我姑了，但也不再搭理她了。
我读高二的那年冬天，在县城的商业街买毛衣，老板是个中年男人，我给了他一百元，他非说我给的是五十，还拉来周边卖红薯、卖甘蔗、卖布鞋的商家一起指责我“小小年纪不学好”，欺骗大人。我一怒之下给峰哥打了电话，他就带着一帮小弟把那家服装店橱窗砸了，招牌卸了，老板也打了。老板年迈的母亲闻讯赶来，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最后，老板把一百元钞票退给我，毛衣白送，这事才算罢休——可我原本只想要回我的钱而已，并没有想过要打老板。这件事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很长时间都无法走出来。
我二伯当然不喜欢儿子在外面整天打打杀杀，但也只能是对儿子的一些行为睁只眼闭只眼。那时二伯经营着矿区上唯一一家饭店，门脸不大，生意很好——矿上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形形色色，常有闹事的，但只要峰哥一出面，那些人都会立即噤声，有时矿务局的人来吃饭，欠账拖着不给，只要峰哥去讨，总能很快把一沓子钱扔在他爸妈的眼前。这让二伯母很开心，她觉得开饭店虽然辛苦，但有儿子撑腰，日子过得也算舒坦。又因为我们家族里的人都很尊敬她，她觉得这是儿子给她挣足了面子。
我小时逢年过节家庭聚会，偶尔有亲戚会试探性地劝峰哥做个正当生意，别再干那些吓人的事情了。峰哥却不以为然，他让大家“放心”，说自己虽然看起来不算啥好人，但也不是坏人，“犯罪的事咱不干，无非就是帮别人催催账而已。欠账理应要回来，又没杀人没放火的，打架而已。男的打打架，不算啥”。
于是众人不再说什么了，只能望着峰哥一点点地在黑道上越走越远。
那时候，峰哥所在帮派的“势力范围”是县城南边，他在一众“兄弟”里排名老三。平时他们这伙人主要靠替别人追债和替别人“出头”维持生计，表面上也有看起来很正经的生意，比如经营驾校和酒店。
这伙人偶尔会带着很多好吃的来二伯家聚会，十几个又高又胖的男人裸着上半身，身上雕着各式各样图案的文身，喝酒、打牌、打台球、打沙包，满屋子的烟熏得人睁不开眼睛，对我这个未成年人熟视无睹。我发现这些小混混流动性很大，除了有两三个人常来，其他人几乎都是一面之缘。不过这些人很大方，动不动就扔给我一些钱，说：“小子，好好学习，可别学你哥！”峰哥就捶那人，说：“学我咋了，我哪不好了？”
有时我在隔壁看电视，听他们大声讲不久前打砸了哪家网吧，网吧老板不敢报警，“如果报警，他的生意就别干了，以后天天去砸”。还有人绘声绘色描述自己砸了几台电脑主机，是如何砸的。有人说自己把老板按在地上，脚踩在老板头上。他们还会聊如何追债——把染着火的瓶子扔进欠债人家里，打碎玻璃，把人拉到车上揍一顿，锁在小黑屋里不给吃的，还弄蛇在人身上爬……
这群人说着各种狠话，在外面办着各种狠事，但对我二伯和伯母却很友善。中午的时候，伯母常留他们在家吃面条，二伯却对他们厌烦到了极点。二伯十分在乎邻居们的眼光，只要这些混混们一来，他就躲在屋里不出门，生闷气，还唠叨：“丢死人了，邻居们不知道说了多少骂人的话。”
-
那天奶奶催我给峰哥打电话，打了好久才拨通。奶奶还没说两句，峰哥就劝她放宽心：“没事的，都是走走形式罢了，年年都这样。上级有要求就紧一段时间，风声一过，啥事都没了。”
奶奶还想再说点啥，峰哥就有点不耐烦了，他催奶奶把电话递给我，说：“今年暑假过后你回学校，我开车送你去省城火车站。”
一听这话，我高兴得不得了——那时，从我家到火车站是个费劲的事，我得先坐公交车到县城汽车站，再在严重超载的长途汽车上挤两个小时到省城汽车站，之后还要转公交车，晃晃悠悠一个多小时才能到火车站。
可到了出发的那天，峰哥竟然爽约了，无论怎么打电话都没人接。我气冲冲地坐上去县城汽车站的公交车，母亲也在一旁一个劲儿地抱怨：“毕竟不是亲哥，如果是亲的，说什么也会准时送弟弟去上学。上大学这么大的事，说不来就不来。言而无信的人，嘴里从来都没有一句实话，撒谎成性。”
我很生气，但没接话，因为我心里一直期待峰哥会突然打来电话。
到学校的第二天，家里终于传来了消息——峰哥被抓了。他是在去我家的途中被抓的，毫无防备，警察拦住了他的车，把他从驾驶室里拽出来，押到了警车上。随后，警察从他家里搜出了两把短枪，一把长枪，几把砍刀和各种奇怪的利器，甚至还有毒品。
峰哥出事后不久，二伯就病倒了，住进了医院。
伯母倒是看得很开——之前峰哥也曾因各种原因被警察抓过，但很快就放了出来，所以她觉得这次也没事。一开始，她拿出十万元打点关系，可那人家连接都没接，只说：“回去吧，办不了。”她以为是钱少，又加了十万，人家说，这次形势严峻，从北京到地方都在打恶除霸，没人敢钻洞子，不好弄。
就在伯母四处求人的时候，峰哥的案件已被移交到了法院。据说，峰哥的主要罪名是以滋扰、非法侵入住宅、非法拘禁等方式强行追债，同时还私藏枪支弹药，吸毒、贩毒等。多种罪名叠加在一起，有人说他至少会被判二十年。伯母一听，一下子就瘫了——那时峰哥才三十岁出头，真要被判这么久，出狱后他都五十多了，人生就彻底完了。
为了儿子，二伯和伯母下了一个大赌注，他们拿出家里将近一百万的全部积蓄，希望可以尽量为儿子减刑。不知道是不是运作有了效果，最终，峰哥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亲戚们想了解些具体情况，二伯是一问三不知，伯母则三缄其口，她总觉得大家询问不是关心，而是嘲笑，所以坚决不说任何细节，就算被亲戚们追问急了，她也是报喜不报忧，说自己儿子在里面过得很好，没受罪，干些轻活，还吃胖了。若有亲戚提出要去探监，她肯定坚决不让，也不告诉我们峰哥被关在哪个监狱。
峰哥服刑后，二伯走上了上访之路。他一直是个非常看重声誉的人，之前儿子虽然没走正道，但是只要大家不说破，总还保留着一些脸面。如今儿子被判了刑，遮羞布算是被彻底撕下来了，二伯觉得自己在邻居面前颜面扫地，精神上备受打击。他认为自家已经拿出那么多钱去打点，最终儿子却还要坐牢，这其中肯定是有钱被人贪污了。他不服，拖着肥胖的身体坐着长途汽车，往返在县城和市里，甚至还要去省里，最后得到的答复是：钱并没有被贪污——经调查，这些年峰哥通过敲诈、勒索等不正当手段获得了大笔收益，二伯的钱都退还给了各个受害人，所以峰哥才得以减轻刑罚。
有人劝二伯别告了，再告下去，说不定警察会挖出峰哥更多的罪行，到时候罪加一等，坐牢的时间会更长。那人还问二伯：“你知道你儿子在外面究竟干了什么吗？”二伯哑口无言，他其实对自己的儿子并不了解，只固执地认为儿子一定是好人，绝不会干坏事，就算闯祸也就像俩小孩打架一样——谁家小男孩不打架啊？可是他没想到，儿子早已被列为“打恶除霸”的头号人物了。
一切都不可挽回，二伯嚎啕痛哭，他埋怨伯母，伯母也跟着哭。两口子哭累了就默认了，只希望八年时间尽快过去，他们的儿子可以重新开始。
-
峰哥不在家的八年间，我们家族里发生了很多大事。
第一年，奶奶去世了，得的是食道癌。老人长时间滴水不进，临终前意识已经模糊，但还是不忘问我：“小峰啥时候回来？”
也是这一年冬天，嫂子给峰哥生下了他们的儿子，孩子的降生，使得这一家人暗淡的日子多了一丝的光亮。
第二年，各种基础病缠身的二伯也去世了。一个深夜，他想去厕所，结果下床的时候突然栽倒在地，再也没有起来。
第三年，伯母再也无力独自支撑家里的饭店生意了，只能关门，留下一堆烂账。她挨门挨户地去要账，结果压根没要回来多少钱。那段时间没见，伯母的头发全白了，人也瘦脱了相，黑眼圈加上深陷的眼窝，让她看起来像得了一场重病——她的确病了，心脏不太好，血压也高，但她不对任何人说，依旧倔强地保持着有钱时的骄傲。每次出门，她会把自己打扮一下，戴上假项链、假耳环、假金镯子。我多次看见她在做饭的时候突然呆住，有时候她正说着话就会突然走神，还有很多次，我听见她在夜里嚎啕大哭。
第四年，嫂子跟一个外地来拉煤的货车司机走了。她和峰哥在一起时一直没领结婚证——伯母的小算盘打得很精，他们家靠开饭店置办了不少家业，鉴于儿子换过几任伴侣，伯母坚决不允许他们领证，就怕将来感情不和闹离婚，被女方分走财产。
听我大姑说，嫂子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但那个外地男人对她不好。她会偷偷给大儿子送钱，偷偷给我伯母寄一些日用品。伯母对她也没有怨言，只觉得一个女人能守四年活寡已经不易，何况饭店关门后，他们一家人失去了经济来源，日子过得穷困潦倒。
这八年里，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变：大学毕业后，我离开家乡去到外地打拼，我先在机关待了两年，因为不挣钱，又跳槽到了房地产公司做营销策划工作。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但对于高墙内的峰哥来说，一切都仿佛停滞了。
峰哥出狱的那天，我特意赶回老家，把重要的亲戚聚在一起，打算办一个家庭聚会。但峰哥没来参加，理由是他的兄弟们先请了他。我只好把家庭聚会日期改在第二天，峰哥依然没有来——他急不可待地去找人算账了。
第三天，一家人终于团聚。峰哥说他已经把伯母没要回来的饭店欠款收了回来，还要回了一辆车。他见了一些人，打算以后做些生意，把这些年浪费的时光给挣回来。
一开始，亲戚们只字不提监狱生活、二伯和嫂子，只夸峰哥的儿子聪明懂事，伯母的身体以后会越来越好。酒过三巡，有个长辈终究没忍住说了一句：“以后咱改邪归正，好好做人。”
峰哥当即把杯子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摔，周围立马静了下来。那位长辈连忙补救：“啥也不说了，一家人团聚就是好事。”
峰哥并没有放下，他无法遏制地在酒席上翻脸了：“改邪归正？我以前是邪，是妖孽？我替你们出头的时候，你们没有一个人出来说我是邪吧？咱家人哪个人遇到事不是我去摆平的？我进去了，你们在外面逍遥快活，回来还说我是邪。如果当初不是因为咱家人老实，常被人欺负，我会走到今天？我做这一切，不都是为了咱这个大家族？”
很显然，对于一些亲戚，峰哥心里有恨——回家后，他听说我二伯去世时，因为他住监的缘故，好多亲戚都没去送行；他也听说在我伯母最难的时候，并没多少亲戚来帮一把，倒是他那些没被抓起来的小弟会常来看望。
我知道，峰哥心里还有屈——这八年来，家族里的每个人的生活似乎都在朝着美好前行，有人换了大房子，有人买了车，有人结婚生子，有人升官发财，有人生意越做越大。而他的父亲没了，媳妇跑了，母亲病了，也没钱了。
眼看着气氛变得尴尬，在座的亲戚纷纷出来打圆场，说那个长辈喝多了，胡说八道，一家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不想不开心的事。伯母也劝峰哥别置气，他才罢休。
聚餐结束，我们一行人走出酒店，我看到嫂子正站在马路的对面。她一脸泪水，想过来，又不敢。峰哥只看了她一眼，就装作啥也没看见，转头走了。
-
峰哥刚出狱，内心想要挣钱的欲望十分强烈，其他营生他不熟，于是就打算先把家里在矿区的饭店做大做强。他花了一笔钱重新装修，又请了一些员工，但饭店再次开业后生意并不好——一是矿区的效益越来越差，一般人都在家吃饭了，二是私家车越来越多，大型聚会，人们会选择开车去市里下馆子。
营业额不多，峰哥就想尽办法控制成本，比如采购一些便宜的劣质肉，重盐重料地卤制，让人完全吃不出来新鲜与否。后来有食客因此生病，一怒之下投诉到工商局，当工作人员来饭店追查食品来源时，峰哥竟然啥也提供不出来，最后只能接受被罚款。
之后，他又偷电。一次，电力局的一个年轻人上门来查电表，发现饭店一个月的用电量竟比一个普通家庭还要少。查表员在饭店大厅里大声质问峰哥，谁知他上去就给人家一拳头。对方当即报了警，峰哥还嘲笑他：“这个小屁孩，这点小事都报警，挨打还找警察帮忙，真丢人！”矿区派出所的老民警是看着峰哥长大的，到场后忍不住批评教育峰哥：“现在不同以前了，是法治社会，人们的法律意识都很强，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为！”
开饭店没挣到钱，还接连被罚款，峰哥很生气。不久，他又想到了新的发财的点子——在店里拉皮条。一批外地女人躲进了饭店的后院，年纪大的小的都有。她们无一例外都很丑，浓妆艳抹的，价格只要几十元一次。
那段时间，来峰哥饭店吃饭的客人确实变多了。可好景不长，还是有人举报，随后饭店就被查封了。
峰哥仍不知悔改，还骂骂咧咧：“现在做个生意咋这么难啊！”他继续尝试了许多营生：在矿区开了一家儿童游乐城，因为手续问题没解决，相关部门常常去查，导致无法正常经营；在县城与人合伙开了一家KTV，消防不过关，生意也黄了；在郊区与人合伙开驾校，由于口碑不好，渐渐就没人报名了；哪怕是开了一家地下赌场，也没人去。
那段时间，峰哥几乎每天都在抱怨社会，我带了好酒找他下馆子，他感慨说自己已经不能适应这个社会了。他回忆小时候，说我性格木讷，除了学习，啥也不会，没想到现在竟然发展得这么好：“社会变成了更适合你生存的样子。”
出狱那么久，峰哥仍停留在原来的世界里没有走出来。他只看到了城市环境发生了变化，却没看到人的认知和习惯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县城最大的那条商业街已经拆了，实体店在互联网时代举步维艰，再也没有消费者会因为试了衣服不买而被骂了。他弄不明白，现在的人为什么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报警——以前有些事都是他在中间帮忙调停的。有时他在公众场合逞强，旁人会笑话他，说他脑子不正常——以前他只要吓唬吓唬，别人就退缩了，现在他成了异类。
经过一番打听，峰哥发现还是干地产行业最挣钱，就打算跟着几个兄弟一起干。得知这个消息，我一脸错愕，心想：“你小学毕业，去地产干什么呢？”我问他具体干什么工作，他只说去帮忙。被我逼问急了，他才说，是替开发商要账。
兜兜转转，还是过去的老本行。
2016年夏天，峰哥进入一家小型房地产公司，成了股东。他不管业务，只负责沟通协调难缠的事务，这是他的强项，他很快就干得风生水起。
那个时候，受新一轮政策催动，房地产刚从低迷的市场中苏醒过来，整个城市的房价一天一个样。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中村改造成了房地产开发的重点。
县城西郊有个岳村要进行城中村改造，开发商老板是个三十岁出头的男人，他是岳村人，在省城经商赚了钱，就想着做点什么回报乡里。可是在旧村改造过程中，因经营不善，他公司的资金链断裂了，只能在拆迁已完成、且四栋楼已经主体封顶的情况下向外界寻求帮助，低价转让资产。
峰哥所在的公司就是在此时介入这个改造项目的。他们实力一般，但老板认识一些有钱人。那年冬天，老板联合了一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商人朋友，与原开发商签订了股权及资产转让框架协议，约定了城中村改造项目的转让价格和债权债务处理的方法。但才过了一个月，峰哥老板的朋友生意也遇到了困境，资金周转不过来，于是他打电话联系原开发商，说自己不再履行该协议（只有口头通知，没有书面文件）。
到2017年春天，峰哥老板的朋友因涉黑被抓，在此期间，原开发商并没有收到任何转账，双方也没有签订正式的合同。
因为项目停工日久，本地老百姓怨声载道，各种上访。2017年夏天，政府部门紧急召开会议，明确要求烂尾楼复工复产事宜由驻地办事处全权负责，“尽快梳理债权债务关系，确保不产生遗留问题，尽快复工”。
之前，为了加快城市的开发速度，政府简化了很多手续的办理流程，同时还成立了专门处理遗留问题的专班小组。于是，峰哥的老板动起了歪心思，他靠着自己极强的人脉关系，“疏通”了办事处的负责人，负责人又“疏通”了市长，最后这个老板愣是拿着那份无效的框架协议，在市委的某次会议“通过”了。在会议纪要的加持下，在相关部门的协助下，这家小公司竟然顺利办理了各种手续，陆续将原开发商的股权和资产，过户到了自己公司名下。
峰哥的老板空手套白狼，原开发商当然不服，双方起了矛盾，峰哥又耍起了黑社会的那套手段。此时地方政府一方面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一方面也在加大力度打击黑恶势力，当岳村的改造项目刚刚理顺时，峰哥就成了重点案犯之一。
2017年年底，我就在网上搜到了峰哥被警方通缉的消息。
-
还记得11年前峰哥第一次被抓时，大家多是在私底下议论，明面上还是会说“有本事的人，出来后照样是有本事的人”。但这一次他犯事后，无论是乡邻还是亲友，几乎是一边倒的鄙视，甚至有人当着伯母的面，指责峰哥丢了全家族的脸。伯母心力交瘁，重重地病了一次，全靠“要与孙子相依为命”的念头吊着一口气活着。
2018年夏初，在外面东躲西藏了半年的峰哥，终于不堪压力，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又领了四年的刑期。
我去监狱里看他，他衰老了许多，头发白了，人也瘦了。他自嘲说：“瘦了好，对身体有好处。”还让我下次来记得给他带点降血压药：“血压有时候高到一百六，人晕得像坐飞机。”
说着说着，峰哥竟然哭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硬朗逞强的他显露出软弱的一面。他说自己有点害怕——第一次进监狱，他不怕，还觉得光荣，“混黑的，住住监，出去后面子更大”。而这次，他是真怕了，感觉这辈子都搭进去了。他说自己对不起家人，一个劲地嘱咐我回去要劝劝伯母，一定要保养好身体，等他回去。他还要我多多照顾他的儿子，督促孩子好好学习。
但我这个侄子已经学坏了。孩子刚上初一，学习成绩一塌糊涂，天天念叨着不想上学，还在学校里打架闹事。老师要求见家长，每次都是年迈的伯母去学校，老师见了，也不便多说什么了。
我只能说：“你放心吧，家里有我。”
峰哥说：“这次我一定好好改造，出去后好好做人，改邪归正。”
听到“改邪归正”这个词，我一下怔住了，我看着他，他却没看我，一个劲地哭。
探监的时间很短，我们只草草说了几句话就要分别了。后来疫情爆发，见面很难，我只能定期往他的账户中转些生活费。
在高墙之中的峰哥并不知道，他老板曾经的保护伞、那两个贪污受贿的官员后来也陆续被抓了，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的冤情得以昭雪——她的儿子，也就是那个三十岁出头的开发商，在资产被转移、背负高额债务的情况下申诉无门、上访无效，最终岳村改造项目烂尾，因为乡亲们对他恶语相向，他在2019年春节跳楼自杀了。他的老母亲为此到处告状，还多次因为寻衅滋事罪入狱。
2020年夏天，伯母突然焦急地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回老家一趟。我到了家，才知道是侄子扬言要自杀。他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大喊大叫，说自己是多余的人，无爹无娘，没人疼爱。任谁敲门，他都不开。
我不知道从哪儿劝起，就隔着门问他：“是不是在学校受了欺负？是不是没钱花？还是失恋了？”
听他一直不吭声，我转身去附近的商场买了一只烧鸡、一双篮球鞋和一身运动套装，再次站在门口，说：“饿了吧，出来吃点东西。我给你买了一身衣服，运动套装，出来试试，不合适了我再去换。”
很快，他打开了门，接过了鞋子和衣服，又把门关上，在里面换上了，出来后说：“刚刚好。”
我说：“来，吃点鸡肉。”
他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虽然我化解了这次危机，但此后的许多天，无助的伯母依然一直处在紧张的状态中——因为孩子逃学越来越频繁，自杀的倾向也越来越严重。
-
峰哥出狱的时候，疫情还很紧张，家属不能去监狱门口接，警察会开专车把人直接送到隔离点，观察十五天后才放行。因为通行困难，我俩一直没见面，直到2023年春天，我们才在老家重逢。
那天我去峰哥家，看到他在二楼摆了一个张茶桌，正独自喝着茶。见我进屋，他有些惊讶，但语气比往日多了一些的平和。他请我坐下，给我倒茶。我们闲聊，他东扯西扯说，他的那些兄弟们现在全部改邪归正了，摆地摊的、干驾校教练的、开网店的、做直播的，干啥的都有，但都是合法经营，再也不干那些打打杀杀的事情了。
我问他以后的打算，他说没啥打算，有个朋友开了家饭店，让他去打理。我猛地抬头看着他，他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立马解释说：“不能叫‘打理’，就是让我去做厨师。做饭，咱是祖传的，那是咱的老本行。”
我怕他吃不了这个苦，就说如果太累，可以做个小生意。
他说：“不累，眼看着儿子越来越大，俺妈的身体也越来越差，我得稳下来好好过日子了。”
峰哥的变化让我吃惊。以前的他，嘴里似乎没一句实话，所以现在这些话，我也猜不透真假。
他看穿了我的心思，说：“你放心吧，都是心里话。我在监狱里也反省了很多，既然社会变了，不再是原来的社会了，那我就得适应新社会。做个好人，做个老实人，踏踏实实地生活。对了，我问你个事——我儿子将来考公务员受影响吗？”
我说，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
他低下头，认真地倒茶，然后叹了口气说：“我对不起儿子啊，儿子的梦想是将来做个警察，估计这辈子是没希望了。”
“有一次，儿子去监狱看我，我让他好好学习，儿子哭着说，‘学个屁，没用了’，他的一生都因为我住监给毁了，他将来不能考公务员，在学校还被同学们笑话。儿子还说他想自杀，活着可没意思了。我那一刻啊，心就跟刀割了一般，我想跪下来求儿子原谅我，可是一切都晚了。接下来，我要做个好人，好好地陪着儿子长大，当不了警察，做不了公务员，那咱也要好好地活。”
后来，峰哥真的去做了厨师，一个月工资五千五百元，他很满足。这次，我信他了，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像变了一个人——是儿子改变了他。
2024年春节前，我回老家看望伯母，她看起来比以前轻松了许多。峰哥不在家，伯母半开玩笑地说：“你哥现在变好了，这不，趁春节前去西部山区给人家杀猪去了，帮人家杀猪，落一套杂食（内脏），回来收拾收拾卖了，也是钱。看看你哥现在的样子啊，我兴许还能多活几年。”
说完，她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嫂子领着儿子从里屋走了出来——她跟那个货车司机过得并不开心，后来就离婚了。其实她一直想跟峰哥和好，但又觉得羞愧，所以一开始不敢靠近。峰哥也一直想着嫂子，他知道毕竟是自己不好，但他又拉不下男人的面子。最后，还是儿子以死相逼，一定要爸爸接回妈妈。
一家人团圆了，孩子的状态马上变了，身上没了戾气，人看起来阳光了许多，说话也成熟稳重大方了。他说自己学习基础太差，中间还辍学两年，所以初中毕业后就去上了个“3+2”的大专，专业是他自己喜欢的空乘高铁地勤。
我打峰哥的手机，他兴许正在忙，没接。过了一会儿，他回了电话，语气也是急匆匆的，他说他正在山里杀猪，“山里的雪下得真大，瑞雪兆丰年啊！”
我让他注意身体，然后挂了电话就离开了。他的家现在变得贫寒了，但那一刻，我脑海中却呈现出峰哥忙着杀猪的情景，开水在一口大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泡，一片热气腾腾。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