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唏嘘的虐童案
一涉及虐童案，想在第一案发现场确认细节绝非易事。因为被害人大多是长期遭受暴力或虐待而最终死亡，所以不能仅凭现场勘查来判断案件的来龙去脉。况且在很多情况下，嫌疑人还会先将现场收拾得一尘不染，再送孩子去医院或报警，因此警方很难通过案发现场来还原案件真相。
每每说起下面这个案件，我都不由得先长叹一声。我们时不时就会遇到一些在电视剧或电影中都很难见到的难以想象的事，有些甚至让人想不通世间怎会有如此奇事发生，尤其当被害人还是儿童时，则更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本案的被害人就是一个刚满三周岁的孩子，正当童言童语、讨人喜欢的年纪，是一个本该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孩子。
周末，我从新闻上得知发生了虐童致死案，早上一上班就拨通了该案侦办组的电话。案件发生后，大多由负责该案的侦办组主动向我所在的部门申请案件分析。但如果嫌疑人自首或当场被抓获，我们在查阅逮捕报告后，认为有必要谈话或判断案件较为重要，也可反向征求侦办组的意见。了解过案情后，我认为此案嫌疑人的自首经过较为可疑，案件又涉及儿童，有必要在移交前见一见嫌疑人，于是我就联系了案件负责人。负责人接到电话后表示，他与我的意见不谋而合，也认为需要进行谈话。
主要嫌疑人是孩子的母亲，孩子跟妈妈姓，大概是单亲妈妈独自生养了孩子。父母两人合力养育一个孩子尚且吃力，身为单亲妈妈的她想必有难言之隐。但即便如此，也绝不能以此来合理化孩子的死亡，于是我下决心，要做好缜密细致的准备后再去与她谈话。
此次共拘捕了两名嫌疑人，在协调好各方日程后，我先拿到了第一轮整编好的案件侦查记录。针对孩子的死亡，二人的陈述相互矛盾，我必须准确判别究竟哪份陈述是属实的。只有这样，才能为这个生命还没能绽放就已凋落的孩子申冤。他们曾在多个地点对孩子施暴，且施暴历史较久，孩子的致死现场也已被整理过，我只能通过警方首次出警时在现场拍摄的照片和孩子尸体的照片来开展案情分析。
虽说成年人遭受侵害的案件令人扼腕，但一旦牵扯到孩子，这份痛苦总会更甚。在本案提供的照片中，孩子遍体鳞伤的情况令人惨不忍睹：从头到脚布满淤青，脸上也是伤痕累累的，甚至难以在全身找到一块完好的地方。不知道是撞到了头，还是磕到了眼睛，孩子的眼眶青紫，上下嘴唇更是全部坏死。
孩子的死亡时间不长，但上下唇部位却都已坏死，针对这一疑点，我咨询了验尸官[
验尸官：对意外死亡的被害人尸体状态进行检查的人员。
]的意见。对方表示出于故意伤害等原因，嘴唇反复受伤却没有及时上药或使用抗生素积极进行治疗，或长期放任不管，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之后我通过谈话才了解到，孩子不愿吃饭，嫌疑人就把食物硬塞进她嘴里，并且一直集中殴打孩子的口鼻附近，孩子嘴唇就出现了伤口；给孩子上药，孩子嫌疼四处躲闪。嫌疑人觉得去医院又不好解释，于是就这样搁置不管、任其发展了。
涉及四个大人
亲生母亲竟然是嫌疑人之一，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犯罪也不是她一手造成的，足足有四个成年人牵扯其中。我先约见了主要嫌疑人——孩子的母亲。
她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我认识一个妹妹，之前两家住得很近，高中毕业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最近偶然又联系上了，就恢复了来往。一个月前，我们搬到了一起。2015年的时候，她得肠炎需要住院治疗，说联系不上家人，想要我以姐姐的名义照顾她，于是我就陪她去了医院。快出院的时候，她忧心忡忡的，说自己无处可去。这话刚好被同病房的一个阿姨听见，她说自己以前是学社会福利专业的，家里刚好有一间空房，我们可以去她家里住。当时我自我介绍说，我是她的姐姐，就跟着一起去了那个阿姨家。”
“无论如何你还有家人，怎么可能就这样抛下自己的家，不管不顾地跟着别人走？”我问道。
她回答说：“我上小学前就常被大八岁的哥哥打，被打得流鼻血都是家常便饭，所以每次估摸着快到哥哥回家的时间了，我就赶紧装睡，或者等他彻底睡着了再回家。那时候我也不愿回家，索性就直接离家出走了。只要哥哥在家，我一会儿得给他倒水，一会儿得给他做饭……总之，什么跑腿的事都得干。他心情不好就打我，所以我在家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幸福的回忆。”
她也曾向家里的其他人求助过，但父母要是阻拦，哥哥就连父母一起打，她做什么都无济于事。 因此她开始在这位阿姨家生活，也自然而然地跟阿姨的儿子熟络了起来。有一天，她得知妹妹和阿姨家的儿子在一起了。
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谁
“阿姨有一个儿子，和妹妹是同龄人，后来他们成了男女朋友，男孩还曾要求与她发生关系，我完全不知情。他们在一起之后，我跟那个男生也更熟了。后来，妹妹又住院了，家里常常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有一天，我们一起在屋顶上抽烟，下楼的时候我就被他强暴了，呵呵……当时我们下楼，他突然在楼梯间吻了我，那时我也不懂什么叫强暴，就发生了好几次关系。”
我问她，他们之间究竟是有人被“强暴”，还是存在单纯的“性关系”。她呆呆地坐了好一阵子，一言不发。
“这事都过去好几年了，我也不太清楚，嘿嘿……”
嫌疑人在高三时被认定为三级智力障碍，一直在领取政府的残疾补贴。每当被问及不好回答的问题，或是发生了一些不大懂的事时，患有智力障碍的嫌疑人总会发笑，这是我至今见过的此类嫌疑人的一大特点。
如果是男方试图与之发生性关系，那她理应认识到这其实是性侵，但看起来，她好像对此毫无概念。其实三级智力障碍对日常生活并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在大部分情况下，从外表甚至看不出任何异样。但一旦碰上矛盾或问题，尤其在犯罪情境下，就要另当别论了。
“那段时间我没敢告诉妹妹，中间我又遭遇了几次强暴，但她好像看出了些什么，有次突然问我，‘怎么好几个月没来月经了，不会是怀孕了吧？是不是跟哥哥睡过了？’我一直否认，她甚至威胁我说，要是以后被她发现就杀了我。在那之后又过了一个月，我买回验孕棒做了测试，还真出现两条模糊的红线！我不敢肯定，于是又测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样。妹妹提议到附近的保健所[
保健所：韩国医疗卫生体系中的基层单位，设立在全国各区、市、郡内，提供基础的医疗服务，并承担传染病防治、食品卫生、公共卫生、医学知识科普宣教等职能。——译者注
]看一看，结果一做检查，发现我真的怀孕了。
“发现的时候我已经怀孕5个月了，保健所的医生说胎儿已经长出了手脚，不能做流产了。我这才把一切告诉了男方和他的家人，但他不信，问我有什么证据证明就是他的孩子，还咄咄逼人地说要拉我去做亲子鉴定。
“自那以后，在那个家里我要处处看阿姨的脸色，直到后来再也待不下去了。阿姨原对我有恩，但自从他儿子牵扯其中后，她就不惜对我撂下许多狠话，比如‘他说不是他的，你到底什么意思？’‘管你生不生，随便你！’之类的，甚至还说‘孩子生下来就扔给福利院吧！’。之后我们就彻底断了联系，所以我虽然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住哪里，但他的Kakao Talk[
Kakao Talk：韩国一款免费的即时聊天软件。——译者注
]、Facebook[
Facebook：国外的一款社交软件。——译者注
]全都已经把我屏蔽了，我没法跟他取得联系。”
到这里，她的证词并没有结束。
在未婚妈妈保护所中实现独立
“我实在不敢告诉我的父母，只跟一个比我大的姐姐说了，她说‘虽说这是你的人生，还得你自己拿主意，但目前看来，去投奔未婚妈妈保护机构应该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并帮我打听了几个地方。之前跟我同住的妹妹始终反对我去，我也不懂为什么。眼看着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左思右想之下，我最终还是住进了一家离之前借住地很远的保护所。虽然我打心眼里很想找离家近的地方，但一怕碰见熟人，二怕妹妹总找上门，这样我没法过安生的日子，所以才去了很远的地方。
“生下孩子之后，我在医生的建议下做了曼月乐[
曼月乐：全名左炔诺孕酮宫内节育系统，通过放置这种宫内节育器实现长效可逆的避孕效果。——译者注
]避孕，并在机构里生活了一年左右，其间我因为太寂寞，还出现了产后抑郁，于是就搬回了离原来住处较近的一家保护所。我在那边一直住到2019年底，2020年2、3月的时候我用攒下来的钱找了一间一居室，带孩子住了进去，自那之后又和妹妹自然而然地联络了起来。”
这些故事看似与案件没有直接联系，但我们犯罪侧写师之所以要听她讲这些陈年往事，是因为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都没有过被倾听的经历。侧写师这么认真地听下去，嫌疑人就常会不由自主地讲出一些之前因忌惮处罚而不敢吐露的真相。
在破案过程中，锁定重大刑事案件的嫌疑人，使其承担罪刑相当的惩罚固然重要，但分析研判其犯罪原因同样至关重要。这既为此后类似案件积累下了颇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对制定治安政策实现预防犯罪、发挥社会面作用也十分有必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嫌疑人交代的内容无一不是重要的。
据嫌疑人换保护所后认识的一位朋友透露，后来她经人介绍又认识了一个男人。
“起初，因为他大我九岁，我不是很满意，但他很疼孩子，我想自己怕是很难再遇到这样的人了，于是就和他在一起了。”
据她交代，没过多久，两人就开始了同居生活。其间，这个男人的朋友时不时会来家里玩。同居的男友、男友的朋友以及之前的妹妹，彼此来往多了，四个人都熟络了起来。
缘分“妙”不可言
最令人生气的是，孩子的妈妈——三级智力障碍，同居的男友——疑似智力障碍，男友的朋友——三级智力障碍，妹妹——正在接受精神科治疗，我实在想不明白怎么会有这样的组合。
当然，我并不是指智力障碍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很多人都知道，三级智力障碍完全不影响日常生活，如果和善良的人一同起居，好好学习社会规则，也可以好好生活下去。因此我想要强调的并不是智力障碍本身，也不是他们四人为什么能成为好友，而是他们无法为彼此带来良性影响，以致最终酿成大错。
“我们四个人本来相处得挺好，结果有一天妹妹说她怀孕了，她男朋友给她很大压力，还打她。她想让我们去她家里教训教训他。他们本来在同居，两人吵了一架后，她男朋友就离家出走了。她说她会把他叫回来，让我们去一趟。所以我们就去她家喝了酒，收拾了她男朋友一顿。结果那个人居然把他女朋友，连同我们，一共四个人都给告了。
“最后只有妹妹去接受了调查，我们其他三个人都没去。她回来说，我们四个人都是被告，她男朋友肯原谅她，可我们三人的问题还没解决，让我们每个人先给他35万韩元的赔偿金，在结案之前先一起住在她家里。因此，直到孩子死去，我们三个轮流为怀孕的妹妹分担家务，大概在她家住了20天。”
读者朋友们，读着这个复杂的故事，不知道您脑海中是否想起了韩国的盐田奴役案[
盐田奴役案：指2014年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一盐田中发生的一起恶性案件，两名残疾人被压榨虐待、拖欠工资、限制自由，最终被警方解救。
]？本案中这三人的想法或许也很单纯，担心不交赔偿金或者刺激对方都可能会招致更严重的处罚，因此他们只得满足对方的各种要求。他们在此过程中积攒下来的心理压力，说不定就这样全部发泄到孩子身上。
后续所有事件都在他们共同生活后徐徐展开：几人被迫过上了集体生活，彼此推卸责任，只要生气就虐打孩子。孩子本来寄送在24小时托儿所，只在周五晚上接回来，过完周末后周一一大早再送回去。然而，住进妹妹家后外出受限，孩子也没法送往托儿所了，全天都待在他们身边，对孩子施暴的行为也就变得更频繁、更严重了。
“妹妹说，如果负责处理她男友案子的警察要找我们，我们就必须随叫随到，所以即便要出门，也只能去30分钟内能回来的地方。这么一来，我也就不能送孩子去托儿所了。我和妹妹都属于基本生活保障人员，每月领回的补贴可以满足生活支出，妹妹他们家常给她送些小菜和零用钱，因此生活没有太大困难。”被害人的亲生母亲，也就是本案嫌疑人如是说。
四个人都不工作，外出的范围也十分受限，估计积攒的心理压力也让他们不堪重负。虽然她也曾想过，妹妹可能是在撒谎。但男友和他朋友都不想进拘留所，更何况孩子的妈妈的同居男友还处于保护观察[
保护观察（Protective Supervision）：一种针对确定有罪的罪犯或不良少年制定的社会内优待制度，通过在社会环境下对其进行改造，预防其再次犯罪，可暂时免于在教化机构中服刑。
]之下，如果再触犯法律估计会被重判。他们怕了，只得乖乖照做。孩子的妈妈补充道：“妹妹怀着孕，比平时敏感得多，她发起火来特别吓人，我们谁都不敢吭声。”
竟将好端端的孩子置于死地
孩子主要在吃饭的时候遭到殴打，也就是在她不嚼就咽或不想吃饭的时候，大人在把食物硬塞进孩子嘴里的过程中对孩子施暴。他们常用拳头殴打孩子的嘴和脸蛋，或捶打或拿脚踹她的胸口，有时甚至还用脚踩已经昏倒了的孩子……孩子的母亲如实坦白了自己及妹妹等四人的暴力行径。
“他们用不锈钢拖把杆打过孩子的脸、胳膊和大腿。孩子没有挨打的时候，我无数次逼她把屁股撅起来、头顶地撑着，或者举着胳膊罚站。有时候看他们打得太过分，我会试图阻拦，但这样他们会下手更狠，所以后来我也就不拦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实在是不愿那样生活，内心压力太大，可能不知不觉之中就把压力都发泄到了孩子身上。”她一边说，一边流下了眼泪。
我问她，妹妹自己也怀着孕，怎么会如此厌恶孩子？
她答：“因为这个孩子是我跟她曾经的男友生的，所以她就讨厌她。眼看着孩子越长越像她父亲，我也渐渐开始容不下她了。”
这一切实在是令人愤懑。虽然平时也常听已婚夫妇吐槽，说两人关系不好的时候，看着孩子后脑勺长得像丈夫，都莫名不爽，可即便如此也实在无法理解怎能把尚且年幼、单纯无辜的孩子伤害到如此地步，甚至最终将她置于死地？！
施虐的过程，四个人像是在比谁打得更狠，浑身是伤的孩子就这么渐渐没了生气。
有一天，孩子总是犯蔫，像是睡不醒一样，她把孩子抱进浴室泼凉水，那时孩子残存的一口气也没了。她辩解说，当时真的不知道孩子死了，她并不是不爱她。
“我们四个人都确认过，孩子是真的死了。我们纠结过究竟是送去医院还是打电话报警，最后决定由我——孩子的亲生母亲负责。既然如此，就不能在妹妹家，而应该伪装成死在我家的样子。于是我们一起坐上出租车，他们三人在地铁站附近下了车，我带孩子回了家。等我把家里收拾完，他们假装是在弘大玩完回家的路上接到我的电话，我们再打电话报警。最后还是妹妹打的电话。”
犯罪侧写师不可或缺的理由
难以理解的细节数不胜数，现在是时候再听听妹妹A某的说法了。我想，前面的故事想必令读者的内心压抑不已。但我还是想借此告诉大家，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确实几乎每个月都能接到两三起虐童或虐童致死的案件。通过此案，让读者们了解犯罪侧写师的工作内容固然重要，但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理解此类案件中为何需要侧写师的参与。
小小年纪，甚至都没能考虑清楚自己在复杂的利害关系中能否对生命负责，就草草怀上了孩子，这种情况并不少见。然而，出于经济等各种理由，双方无法妥善处理，结果等孩子落地，就相互推卸责任，最终不得不通过福利院让孩子被领养，或是虐待孩子致死，这种事远比你我想象的发生得频繁，涉案人甚至连致死的责任都要相互推卸。这个案件也是一样，孩子的母亲的男友声称自己没有责任，串通其他人，以无责脱罪，最后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为了不伤害无辜的人，我们必须要遵循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任何刑事被告人在法院判定其有罪之前，均视其为无罪。
]。有人明明没有犯下杀人等罪行，却在服刑数十年后才申请二审。面对这种情况，从事警务工作的我们必须要反省，并更加笃定一定要秉公查案。然而，合理地处罚犯罪之人也是我们执法人员的分内之事，哪怕为了防止再出现同类被害人，我们也必须要使案件真相大白，让犯罪的人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我觉得，这就是犯罪侧写师的责任。
共犯的辩解
妹妹A某认为，自己应当对孩子的死负责，接受惩罚。她在拘留所里听人说自己可能会被判无期徒刑，于是说自己也有着不幸的童年，本想对孩子好些，结果却成了这样。说着，她给我讲起了自己的过去，仿佛想要激发我的恻隐之心：
“我一出生就被遗弃，进了孤儿院，直到两岁多的时候奶奶找来，我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孤儿。所幸她看我可怜，把我带回家抚养。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所以两岁之前我从没见过他们。之后，我一直跟着奶奶生活。妈妈每年会来一两次，但跟我也不亲，就算跟妈妈回她家，她也总嫌弃我长得像爸爸，发起火来能毫不避讳地说让我滚出去、死外面算了。
“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上到小学高年级，我就产生了自杀的冲动，常用铅笔刀划自己的手腕。班主任老师曾建议家长带我去精神科接受治疗，可奶奶和妈妈谁都没听进去。之后我就跟坏孩子混在了一起，还离家出走。初三的时候，我被朋友带来的哥哥强暴过三四次。可能因为我四处闯祸吧，又被送去了妈妈的新家，她已经再婚了。我一直在那里上学，上到高二。好在叔叔只有周末回家，我没怎么看过他的脸色，但跟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相处也绝非易事。
“只要我犯一点小错、闹出一点麻烦，妈妈就会对我破口大骂。她不在的时候，哪怕一小会儿，弟弟、妹妹都会学她骂我、折腾我，还偷偷打我。我一直处在这种环境下。高二的时候，我在一群游手好闲的孩子中认识了大我一岁的姐姐（虐童案中孩子的母亲、嫌疑人），这个缘分一直延续到今天。我离开家，又生病住了院，住进了阿姨家，姐姐却在那儿怀了孕。那时起，我就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哪怕咬咬牙、吃吃苦也必须打掉这个孩子，可姐姐她听到孩子的心跳后，倔得说什么都不肯做手术，才发生了现在这种事。”
说着说着，她交代了一些不同于孩子的亲生母亲、主要嫌疑人口径的话：
“孩子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其实我恨姐姐，也恨这个孩子。我不能接受她跟我的男朋友发生了关系，也不能接受姐姐怀了一个根本不爱她的男人的孩子，所以我也恨这个孩子。我不想让她一个人生养孩子，所以才阻拦她去未婚妈妈保护所。
“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直到孩子快到百天，她才再次联系了我。此后逢年过节，如果她来找我，我们就见一面，就这样往来至今。第一次跟她们娘俩见面的那天，姐姐看起来相当不错，她一个人也把孩子照顾得很好，我觉得特别了不起。那之后我也会给孩子买些衣服、鞋袜、玩具之类的东西，我可喜欢她了。”
她接着说道：“当时我也怀孕3个月了，没对孩子下过狠手。虽然跟他们说过我和男友吵完架很痛苦，但我从没有让他们去打他啊！我实在不能理解，姐姐她那么疼爱这个孩子，怎么能把孩子打成那个样子。”
这些陈述与主嫌疑人的说法相矛盾。她说，我可能会觉得她是要让姐姐背黑锅，不会相信她，但她还是想说实话。于是，她给我讲述了另一个故事。
寄生虫同居男
接着，她讲起了那个与孩子的母亲同居的男人的故事。
“那个足足比姐姐大九岁的哥哥，从没自力更生赚过钱，每月都靠姐姐名下的补贴生活。姐姐都不怎么给孩子买衣服或零嘴儿，把钱都花在给他买东西上了。据我所知，家庭援助金、残疾补贴、保育津贴等，零零星星加起来每月大概能领到11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6000元），但他们有时候一两天就全花完了，孩子没东西吃，她还给我打电话借过钱。
“我的性格也不算好，但那个哥哥比我更暴力，平时也总打孩子。孩子之所以会死，姐姐她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那天在她下狠手前，那个男人也拿拖把杆打过孩子。姐姐从外面回来，他还添油加醋地告状，说孩子这不对那不对还不听话，姐姐才动了手。
“听之前同一个保护所里认识的姐姐说，她在那边带孩子的时候也打过孩子，但当时应该是不懂怎么养孩子，并没对孩子下过那么狠的手。自从认识了那个哥哥，她的举止就变得更不讲道理了。那个人也不工作，张口闭口全是在吹牛，一会儿说自己有5亿（韩元）资产，一会儿又变成7亿（韩元）。我虽然没见过，但想必姐姐肯定也被他打过。
“确定孩子已死后，在场的人都惊慌不已、手足无措。在那时，那个哥哥冲我说‘报警的话就说全是你这个孕妇干的吧’，还说什么‘你怀着孕应该会轻判’之类的以及‘要不就把尸体带到荒郊野外埋了’，几个人七嘴八舌说了好半天，最后决定按照我当时报警的说法，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姐姐。
“姐姐决定包庇他，应该是念着孩子死掉那天哥哥哭着求她的样子，也可能是怕他将来打击报复。姐姐如果不说实话，别人会觉得只有我在撒谎，所以我直到现在都搞不懂究竟是该如实交代，还是该按他说的全部承认。”
我问她，在接受调查的过程中为什么没有说实话，她答道：“其他三个人都说我是最坏的那个，你让我怎么办？”说着，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这眼泪意味着什么，我的思绪有些复杂。她甘愿受罚，但希望罪罚相适；所谓“哥哥”也是个十足的危险人物，她希望他也能罪有应得，受到相应的处罚。她又说，明明那个哥哥较她有过之而无不及，不懂姐姐怎么能一直说谎包庇他。当初我只听孩子的妈妈讲述，觉得这个妹妹才是罪大恶极，听起来像是她利用这个有智力障碍的妈妈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再会主要嫌疑人
再这样下去，我得不出任何结论。目前只有孩子的母亲和那个妹妹被拘留，并且以目前的情况，我还不能去找未被拘留的同居男，只有再去和孩子的母亲谈一谈。于是，第二天我就去见了她。
两次约见同一个嫌疑人的情况并不多见，除非要取得口供，或者在嫌疑人落网的后续侦办过程中进行调查。但她目前已是被逮捕的案件嫌疑人，与她面谈两次可以说是破了例。一般来说，在嫌疑人落网后，会由案件侦办组对其一一进行审问，做到不留任何疑点，并将其制成调查记录，之后才会有我们与嫌疑人见面的机会。有时案件审理的日程紧张，在移送检察机关前常没有时间留给我们。在这个案子上，如果我缺乏准确判断，就没法写犯罪侧写报告[
犯罪侧写报告：指在提审嫌疑人或分析案件过程中撰写的综合性报告。
]，因此我下决心再见她一次。
嫌疑人的长发利落地扎在脑后，她一脸纯真地走到我面前坐下。我问她吃午饭了吗，借机理了理思绪，想着该从何说起。她的脸远不像我想象中那样消瘦了。她说自己吃得好、睡得好，顿时那张脸在我眼中变得丑恶了起来。女儿死了，怎么还能是这样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我死死压抑住了内心想要质问她的冲动，向她解释：“我这次来，主要是想再确认一下上次我们见面时你有没有隐瞒或撒谎。”她果断地答道：“没有。”
我恳切地说：“昨天我见了你的那个妹妹A某，这个案子好像还有些情况并不明了。你如果心疼女儿的死，起码不该让她死后还对自己的妈妈心存怨恨吧？我希望你能协助我们的工作，如实交代相关人员的所有情况，让犯罪的人受到惩处。”
这时她才问我，A某是不是提到了她的男友。她说出于我说的这个理由，自己前一天才刚接受了进一步的调查，讲的情况跟之前大同小异。
这点我是知情的，孩子的母亲及其男友都接受了进一步调查，交代的内容跟之前并无较大出入，可我总觉得事实并非如此。我每天一上班都会反复仔细查看现场拍回的孩子的照片，这天去见她之前也不例外。每次看到这些照片，我都会不自觉地对着死去的孩子暗下决心：一定！必须！要查明这个案件的真相！这个孩子从娘胎里开始就不被爱，绝不能让她死后还蒙受冤屈！
她默默地想了好一会儿，开了口：“那个……虽然不及我和妹妹打得多，但……哥哥他确实也打过孩子好多次。他毕竟是男人，每次冲着孩子后背一打，孩子都站不住，我经常得去把她扶起来。有时候他说自己是男的，还能打得更狠，还去厨房拿刷奶瓶的刷子打她。但他也不是每天都打，打三天会让她休息两天，然后再打。孩子不好好吃饭，虽然可能也是因为嘴疼吃不下去吧，但只要一吃饭我就打她，哥哥就强行掐住她的下巴逼她咀嚼、揍她。现在想来，当时提出要把孩子带去山上埋掉的人好像也是他。”
她若无其事地说着这些越听越是让人胆战心惊的话语。我问她：“那你为什么一直包庇他？说他没打过孩子，就算有揍过，但绝对没有殴打？”
她答道：“他以前在拘留所关过一个月，不能因为我再被抓进去。虽然不知道我会被判多久，但我出去之后还想继续和他在一起。”
我一时难以抑制内心的愤怒，把不该说的话说出了口：“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说出这种话？假如人真有灵魂，那你的孩子可能就在这听着呢，这种话你怎么讲得出口？”
虽然犯罪侧写报告里也包括嫌疑人陈述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必须在正式的调查文书中也有所记录。因此在这场谈话结束前，我多次让她向我保证，在接下来的调查中一定如实交代一切。
犯罪侧写师的使命
我们既不能让未行罪恶的无辜之人承受罪罚，也绝不能眼睁睁地让犯罪之人成了漏网之鱼。这个被她叫作“哥哥”的男人在与她同居前，还跟保护所里的另一个未婚妈妈有过同居经历。因此，我有强烈的预感，此次他若能顺利脱身，想必还会物色新的目标，仰仗着他人的补贴苟活下去。我太了解这些过着寄生生活的人的特点了，他们不会有任何负罪感，很擅长发现可利用的猎物。就算是为了预防同类事件的再次发生，也必须揭露他的罪行。
孩子的母亲靠一己之力生养了女儿，从未得到过任何人的支持，她会认为自己不及他人。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总能陪伴左右的人，即便他偶尔对孩子犯罪，孩子的母亲恐怕也会不自觉地多依赖他几分。心理上的支持能滋养出一个人生存下去的内心力量，孩子的母亲此前却从未尝到过这番滋味。想到这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也有些心疼她。
如今，社会福利政策日益完善，看似一片光明，但在这方面似乎还存在覆盖不到的死角。我们是否应该定期了解领取基础生活补贴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这笔钱是否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是否可以面向补贴对象开展一定的经济教育？毕竟还有因不了解自己能在社会上享受福利优待，而走向犯罪道路的人。我们急需建立能够科学扶助弱势群体的社会体系。这个案件令我不禁反思，犯罪侧写师的角色定位究竟该覆盖到何种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