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侧写师是善于倾听的人
仔细倾听，远比任何态度都更为重要。哪怕被害人遗憾身亡，也不能忽视尸体和案发现场留给我们的“话语”。
我是犯罪侧写师
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备考公务员考试，其间偶然获得了一个去大学里做学生生活研究所助教的工作机会。接到教授的电话时，我大感意外，因为他在我本科的时候没怎么特别注意过我。我原本就对心理咨询或心理学很感兴趣，这于我而言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教授说，我大一、大二在学院选举拉票活动上朗诵诗歌的时候，他就注意到我了，所以特地建议我留在学校工作。
设有心理学专业的学校并不多，直到现在也还是如此。在我的母校，也只能在教育学专业下学习到咨询心理、教育心理、临床心理相关课程。在大学里工作，是一个能支持我继续学习的绝佳机会。我白天在研究所里工作，晚上就在教育学院继续攻读咨询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我就这样意外走上了昼耕夜读的道路。我本就对该领域有兴趣，加上又和工作内容挂钩，很顺利就拿到了硕士学位。
那时候的我很年轻，还协助年长的同学一起完成作业，感受到学习的过程妙趣横生。在学校研究所工作，还有机会接受咨询或心理测验相关培训，并以优惠的价格报名参加感兴趣的教育项目。假如当时的我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犯罪侧写师，一定会选修更多的课程，再考一考与临床心理学相关的资格证。但现在想来，那时的我要工作、约会恋爱，还要利用碎片时间接受培训，过得也算是十分充实、忙碌了。硕士阶段快结束的时候，我还要筹备婚礼，所以现在想来多少有一些遗憾。
硕士毕业后，教授建议我继续读博，我自己也想一鼓作气拿到博士学位，就提交了博士学位的申请书。可是，博士课程不允许半工半读，被录取后我就得辞掉研究所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研究之中。做这个决定很艰难，不过幸运的是，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继续求学只用缴纳几万韩币（约几百元人民币）的学生会会费即可。既然没有学费压力，那从研究所辞职的事就变得简单了。况且读博的过程中能获得在学院授课的机会，虽然收入不稳定，但仍比研究所工作的工资要高。
那时，我在学校教授过教育学、教育实践方法论、心理学等课程。一方面教学相长，对我的学业有所帮助；另一方面我也有了与更多的人见面交流的机会，以至于后来课程满得让我有些难以招架。那个时期，我的运气着实不错。
走上犯罪侧写师的道路
韩国的犯罪侧写工作始于2000年。那年1月，国立科学侦查研究所下设的犯罪心理科分析室开始针对杀人、强奸、纵火等主要案件的犯罪人员开展深度谈话，并将谈话内容整编为文字资料。同年4月，警察厅犯罪心理分析咨询委员会成立。2004年7月，暴力犯罪分析小组（Violent Crime Analysis Team）成立，这个工作组主要由现有的科学侦查员中对该领域有兴趣或专业对口的刑警组成。
2005年5月，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渐入尾声，偶然听说警察厅首次以“第1期犯罪分析员特殊招录”的名义选拔犯罪侧写师，具有心理学或社会学背景的人均有报考资格。我硕士阶段专攻的是咨询心理学，博士阶段学习的是教育社会学，因此也有机会报考。
我家中没有警察，身边也没有熟络的警察朋友，所以一开始我对警察这个职业还很陌生。但读研期间，我有过研究所的工作经历，还在家庭暴力咨询中心等组织参加过志愿活动。对我而言，能与犯罪人员进行面谈这一点十分具有吸引力，同时这也是一个获得稳定工作的机会，我必须要去试一试。当时，我本来也在考虑毕业后的去向，初步考虑的是一边继续在学校代课，一边开一家个人咨询工作室，规模小些也无妨，但这并不容易，所以侧写师的工作不失为一次良机。不过我那时还要忙论文的收尾工作，所以申请资料填写得比较匆忙，慌里慌张地就交上去了。
可能还是运气好，我通过了资料审查，也不用参加普通警察公务员考试中《刑法》《刑事诉讼法》《警察行政法》一类的司法科目考试。后来，我又接连通过了文件审核，参加了口头的专业科目测试、性格测试，一轮、二轮面试。只要具备犯罪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平时关注社会问题，技能测试和面试的问题就不难回答。那时候的招录考试不像现在，还要按照普通公开招录的标准进行体能测试。现在比以前难多了。放到今天，我恐怕压根都不敢梦想成为犯罪侧写师。
我记得在面试环节，面试官问我：“既然已经取得了教师资格证，为何还要从事与犯罪相关的工作？你一个已婚已育的女性，能干得了这份工作吗？”现在的我完全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问，但当时我觉得这个问题简直太好答了。为了能被录取，随便换一个来面试的人恐怕都会答：“虽然我已婚已育，还是女性，但我一定会更加努力工作的！”所以，当时我心里想，怎么可能会有人在面试中如实地回答说“不能”？但我又想，这么问大概就是想淘汰我吧。
被录取的喜悦和陌生的体验
5月，选拔公告发布。两个月后，所有的考试都告一段落。我的博士论文也完成了，只等毕业典礼和录取结果了。7月的一天，我意外地在最终录取人员名单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记得，那天应该是7月21日。
根据要求，录取人员必须在结果公布的两天之内，也就是7月23日之前到中央警察学校报到，否则录取资格将被取消。我当时没有时间从长计议、仔细考虑了。8月的毕业典礼，我也无暇顾及了。最终，我按要求于7月23日前往忠州的中央警察学校办理了入学。通知里说一个月左右不能回家，于是报到当天，我往行李箱里装了几身衣服就去了。现在想起来，我仍然感觉头晕目眩。当时正值盛夏酷暑，我拖着行李箱走路爬坡，浑身都被汗湿透了，狼狈不堪。
正式培训从25日开始，那天正好是周一，虽说此后的每一天都有全新体验，但23、24日两天，我就经历了许多此前未曾有过的事。我带去的衣服里只有内衣用得上，其他物品都必须使用统一配发的物资。工作服、机动服、运动服、工作鞋、机动鞋、包等都统一配发。我还接受了专项培训，学习起居宿舍里被子和其他物品的整理摆放方法。那里的生活基本是按照军事化标准来管理的。我虽然没参过军，但部队里的生活，很多我都能理解。
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平生第一次染发。我的头发生来就是棕色，初高中时期也总有老师质问我是不是染了头发。进入警校后，我还是第一次被要求把头发染成黑色，无论我怎么解释这就是头发的本色，教官们都不接受。结果我还是在诸多同学的帮助下染了头发。人生在世头一遭，染发弄得衣服、毛巾全被染成了黑色，狼狈得不得了。直至今日，我都记忆犹新。
那一批全国一共选拔了16人，其中男警5人、女警11人，女警中我的年龄最大。我35岁才考上，同批中甚至有小我10岁的同学。就这样，我在中央警察学校的生活拉开了序幕。由于录取前没有参加司法相关考试，因此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我们同批的16个人昼夜不分地攻读《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司法课程，学习掌握跆拳道、柔道、剑道、射击等警察基本技能。
第二年，也就是2006年1月6日，我们从学校毕业了。我们各自接到分配任命，前往不同的地方厅就职。尽管现在犯罪侧写师已划归科学侦查科，但在当时还有许多地方厅没有明确划分调查科和刑事科，所有地方厅也都没有设立独立的科学侦查科，于是我就被分到了调查科下的科学侦查系，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
初见杀人犯
犯罪侧写师的职责，是在发生杀人、抢劫、性暴力、纵火、劫持诱拐等重案或引发社会关注的案件时，赶往现场，寻找凶手的痕迹，发现一切有形或无形的证据。如未能在第一时间破案，则需要结合现场情况和调查进展综合分析案情；如凶手被抓获，则要像普通心理咨询那样，与其一对一面谈，了解嫌疑人从出生到案发的全部人生经历，在提供咨询的同时完成心理测验，面谈结束后还需将结果录入系统形成数据库，供全国的刑警人员共享、参考。当初选择步入警界，单纯是出于对与罪犯谈话的盲目好奇，但真正跑起现场来可没想象中那么轻松。
我还记得第一次负责谈话时的情形，那起谋杀案案发还没多久，嫌疑人就被抓捕归案，我与他见面必须问出他的生活经历，从中了解其作案动机以及与案件相关的详细情况。而该嫌疑人身负20多项前科，其中包括故意杀人。前辈们听说我没准备防身的就要和他单独坐在陈述录像室里谈话，纷纷来给我出谋划策：“搞不好是要出事的，你可不能把他当成普通咨询室里的病人啊！”“你有没有准备点儿防身的东西？对方要是拒绝谈话，你该怎么办？”这种话听多了，我内心也滋生出了一丝恐惧。但那时我在警校的受训刚结束没多久，内心的使命感、责任感压过了恐惧。我撂下“一定都能顺利完成”的豪言壮语，就赶往警察局。
迄今为止，我已见过几百名犯罪嫌疑人，但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那天，他从拘留所被押送出来，往我面前一坐，我脑海中瞬间就掠过了前辈们的叮嘱，但我还是故作镇定，向他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他也没有刁难或拒绝，表示愿意接受谈话。我的运气不错，从业以来，除了一两个人例外，几乎没有嫌疑人拒绝谈话。那一两个人起初之所以拒绝，也不过是企图以此讨价还价来索要一些帮助罢了，因此，几乎可以说没有人拒绝过我。
在其他厅局工作的同批同事情况也都差不多，大家虽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地方厅，但遇上总局开会，还能聚在一起碰个头。那时候只要一问及需求，他们都不假思索地提出“能不能配气枪”“能不能配电击器”之类的建议。但国家不允许个人持有警用装备，必要时必须获得批准。当时登记事由、领取出库的流程还很复杂，还得看前辈们的眼色，所以我们都没这么做过。
现在想来还挺好笑，毕竟工作至今从没有嫌疑人威胁过我们。我初出茅庐时见的那名嫌疑人也没有，毕竟都已经落网被关进了拘留所，再对警察做出威胁性举动，对他本人也没什么好处。所以，除了几次特殊情况外，几乎没发生过这种事。但即便如此，仍很有必要未雨绸缪，要注重保护个人的人身安全。
不过话说回来，犯罪侧写师都具备基本的心理咨询师思维，十分善于与对方达成“和谐关系”[
和谐关系（Rapport）：指谈话人双方的互信关系。
]，因此在谈话中身陷险境的情况就更少见了。
学习咨询的经历颇有裨益
困难远不止于此。和过去相比，如今谋杀案的案发频率已明显下降[
10年前，韩国社会重案中谋杀案的发生情况为每年70—80件，近一两年已减少至每年40余件。
]，科学侦查员的工作制度也进行了改革，需要半夜出警的情况大大减少。但在当时，只要出了杀人案，不论早晚都必须立即出动，连去大众澡堂洗澡都得把手机寄存在前台，对工作人员千叮咛万嘱咐，有电话来一定得叫我。而且，毕竟那时候都是跟着前辈们一起跑现场，去晚了得看好多脸色。因此，接到调令后才一年，我就抓紧把家搬到了离地方厅近的地方，就是为了出警时能比前辈们快一点儿。
到现场之后，既要检查案发现场内外情况，还得仔细查看尸体状态，严谨推敲被害人从哪个方向遭到攻击，这也绝非易事。如果是案发后立刻被发现的话，现场情况就还不错；万一过了一两天，尸体开始腐烂，或是事发很久才有人报案，尸体发生高度腐烂，难度就更大了。这样工作的时间久了，我家人的意见都很大，纷纷追问我，又得养育孩子又得做这么高强度的工作，还坚持得下去吗？会不会太累了？
也许是学习心理咨询的时候就经常练习着将咨询室中的问题与自我割裂开来看待，因此在现场四处观察、从早到晚钻研案件照片并未给我造成太多痛苦。我把它们分得很开，它只是工作内容，不至于夜夜入梦。时间一长，我也偶尔会怀疑自己的感情是不是过于淡薄。人都有一死，但被害人是含冤而死，也许我只是更迫切地想帮助他们沉冤昭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