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四川省发布通知启动高考综合改革，2025年高考实行“3+1+2”模式，不再分文理科。这项举措早前已在其他许多省份实施，相信随着改革的大步推进，“文科生”这一说法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我是2015年在四川参加高考的文科生，高考时以超一本线50分的成绩被一所“211”高校的文学类专业录取。等到我硕士毕业，即成了当下就业市场最不屑的文科生，准确点说，是“烂大街”的文科女硕士。工作的3年间，我遇到了许多同类，我们虽然年龄、长相、家庭、成长经历各不相同，但都背负着父母对女儿工作稳定的期许，也为了避免“35岁职场危机”，而被困在编制的围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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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我即将硕士毕业，尽管读书期间成绩优异，每年都拿奖学金，学历也是“211”本硕，可我的求职之路并不顺利。之前毕业季的秋招和春招都是疫情最厉害的时候，来校招人的单位不多，出校面试则需要多次核酸层层审批。百般折腾下，我考公考编都败北，直到5月份才成功面上一家效益不错的三甲医院编外行政。就这个岗位，我还是试岗一周、PK掉3个同专业同学获得的。
面试时，对方对我的简历十分满意，我也提了一些自己关心的问题。
“非编待遇如何呢？”
“和在编同工同酬。”
“后面有机会进编吗？”
“两年后根据表现优先安排进编。”
现在想想，这些回答都是模棱两可，到最后都能以“解释权归主办方”搪塞。可是，那时已经没有时间容许我思考更多，我急需一份稳定的工作养活自己——虽然从大二开始，我就自食其力了，学费由助学贷款覆盖，生活费则靠奖学金以及各种兼职赚取。到了研究生阶段，靠着给导师当“秘书”，我甚至有了存款。但手中无钱心慌慌，我迫切地想要稳定下来。
毕业前，我几乎没有想过要从事什么职业，只知道参考学长学姐们的就职方向，大概率是去企事业单位坐办公室。但疫情笼罩下，大企业缩招得明显，小企业的稳定性又需要打一个问号，体制内便成了我的最优选项。如果编内暂时无望，那先干着编外也不错。
于是，我开心地接下这个offer，并按单位要求，在拿到毕业证前先去打了1个月“黑工”——没有签合同，没有明确的工资，只有每天35元的餐补。
我入职的科室是医院的党政办，主要工作是“办文办会”，为领导撰写各种材料。这些年随着上级对党政工作要求的不断提高，办公室的任务也逐渐加重，原先的人手难以支撑，连续几年都在招人。
办公室里加上我一共有4人——1个主任，3个干事，都是文科女硕士。主任程姐比我们大一轮多，13年前本科入职医院，后又读了在职硕士，刚被提拔不久，做事风风火火，独挑科室大梁，办公室加班第一人；晗姐2019年硕士毕业，入职已3年，材料撰写主力，工作能力极为突出，深受领导们的信赖，是主任程姐的心腹；谭姐2020年硕士毕业，入职比我早1年，主要负责文件整理、发布通知等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杂事；我作为新人，也只是给她们打打下手，做点跑腿、复印什么的活儿。
除了主任，我们剩下3人都是非编。
入职不久后，我得知晗姐即将进编。6月，她的公招笔试成绩出了，笔试第二，考的正是本院对口岗位。彼时，编制招聘还没有十分规范，用人单位的领导可以直接参加面试。2年前，隔壁办公室有一个工作10年的非编姐姐成功入编，于是晗姐考前经常去她那里取经——听到此处，我心想，晗姐入编，那岂不是“稳稳的幸福”。
刚刚上班，我还有诸多的不适应，无暇顾及别人的事业进展。7月晗姐面试，也无人向我八卦面试结果。只记得面试那一天，我看到晗姐哭着进了主任室。等我这个办公室新人确认晗姐落选、他人即将入场时，已经是9月了。
入职3个月，我始终融不进办公室的圈子，我的性格有些内向，和她们也实在难有共同语言。我老家在四川农村，中学以前一直跟着打工的父母在广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到六年级时不得不返回家乡，后考上县里的重点中学，是正宗的“小镇做题家”。高考后，我离开小县城来到大城市，才初踏入广阔光鲜的新世界，而这光景，别人已经看了20余年了。
办公室的3个姐姐都是本地土著，家里房车皆全，吃穿不愁，平时聊天内容多是几千的香水和包包。对此，我并没有多少嫉妒，毕竟起点不一样。午休时，我会识趣地坐在一边玩自己的手机，把她们的聊天当背景音，不插一言。她们仨还一起在医院附近的瑜伽馆办了卡，不忙的时候约着去运动——这我就有些不能理解了，下班后我多一秒都不想看见同事！
此外，我也不懂办公室的工作安排：主任和晗姐总是很忙，要写的材料很多，尤其那会正遇上上级专项督查，她俩几乎天天加班。我也想过主动帮忙，却无人告知我能做啥。别人都在忙，我又不能坐在那玩手机，只能每天对着电脑的网页点来点去，反复看几个已经烂熟于心的文档。到了下班的点更是煎熬，我每次都要绞尽脑汁地思考“如何在同事都在加班的时候自然地下班”。
果然，没过多久，我就因为经常按时下班被主任程姐谈话了：“因为你才来，很多工作你还做不了，就没有安排你，但是其他人加班的时候，你可以陪着呀，要不然，你让其他加班的人怎么想？你还是要合群才行。”
我明白主任的意思，但内心却依旧抵触这种表演式加班。加上正巧当时换了一个新的合租室友，作息不合，休息不好，各种压力之下，我连续失眠两周，去医院被诊断为轻度焦虑。
医生给我开了一盒佐匹克隆，嘱咐我：“先半片半片地吃，不行再加大药量。”
后来回想，在我焦虑的那段时间，晗姐的心情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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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办公室格局发生大变化，夏天公招进来的莎莎终于走完所有流程来报到了。她的到来，直接让办公室变成了修罗场，打破了大家默契不言说的平静。
莎莎和我一样都是21年毕业的应届硕士，她说话声音洪亮，言谈大方，让人颇有好感。吃午饭时，我带着她先去刷卡打好饭找位置，主任跟着坐下，随后晗姐和谭姐过来了。4个人，食堂的四人桌坐不下，晗姐见状，直接转身去了其它桌子，谭姐跟着过去了，主任倒是在我们那张桌子上坐着没动。那顿饭，吃得十分尴尬，我们跟主任先吃完离开，经过晗姐身边时，我清晰地看见她脸上的泪痕。
只能坐4个人的办公室也没有莎莎的位置，她被安排到其它办公室的空位办公。面对主任的安排，莎莎笑着应下。此后的日子里，因不在一个办公室，主任派活的时候经常想不起莎莎，莎莎也因为没领导天天盯着，在其它办公室里混得如鱼得水，反倒与我们几个的交集不多。
就在莎莎报道不过一周后，谭姐要离职的消息就传了出来。两者时间如此相近，不得不让人思考里面是否有些因果关系。和往常一样，我又是最后一个知道消息的，但这次不算太晚，因为她要跟我交接工作。
时值年终，正是办公室最忙的时候，谭姐的离职让我手忙脚乱，几周苦熬加班，总算是把工作敷了过去。
后来主任找我谈心时，我问谭姐为什么会离职。主任说：“她是独生女，家里条件好，父母只希望她有个稳定的工作，不指望她挣多少。应该是我们这太忙了，她想换一个轻松点的。”
然而，这不过是官方说法——谭姐离职，大概率是因为晗姐的前车之鉴，她知道入编无望，要及时止损。她也确实没有家庭压力，离职后并没有找新工作，而是寻了个自习室考编。
再听到谭姐的消息，是一年多以后。“她考上了辅导员，还是我们母校的辅导员，虽然听她说工资也不高，但现在她有寒暑假了呀！好羡慕哦。”晗姐跟我们感慨。
这话又让我陷入了回忆——我毕业那年也考过母校的辅导员，笔试第二名，面试未能逆袭。唯一一次唾手可得的“上岸”机会来自于家乡的“人才引进”，我差点就签了协议，但最后时刻选择了放弃——我，不想回家。
我不愿回家，即使家离得并不远。确定在这个三甲上班后，我花600块每月与人合租了附近一间两室一厅的老房子，房龄比我的年龄还大，步梯8楼，老鼠经常造访我们的厨房，把我和室友吓得哇哇大叫。
但我却依旧很开心，因为这是独属于我的房间。我在13岁时才拥有自己的房间，6年后，又失去了。2015年我考上大学离家，哥哥的2个女儿先后出生长大，再回去我已经无法独处一室了：大三那年我回去，发现床不是自己的了；读研后回去，书架上曾经收藏的漫画书被收起来了，换成了小孩的读物；工作1年后回去，柜子里自己那些零零碎碎不知道被收到哪个箱子，塞进哪个角落了。
我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需要一个编制，让我可以在这个城市里立足，让我有底气不必回家，不必回到那个过于热闹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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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姐走后，我坐到了她的位置，我的位置就空出来了，但主任并没让莎莎坐回来。接手谭姐的工作后，我终于知晓了办公室里的运行逻辑：原来除了做好常规工作，还有许多节点性的工作要完成——12月要提前准备领导的述职报告，1月筹备全院的年终考核，2月初要上报一年的工作计划，6月、7月不忙的时候要把培训工作做了……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知道要做什么后，我反倒没有那么焦虑，药也跟着停了。
晗姐与谭姐一样都是独生女，她父母是老师，家境虽比不上谭姐，但也不差，本地有几套房。父母对她的期许也是“工作稳定，有个编制就行”。我也渐渐知道晗姐当时面试的一些小细节——那场面试7个评委中3个是我们医院自己的领导，对晗姐都很熟悉，其中直管领导给晗姐打了最高分，但这个最高分被去掉了，又说另一个领导和我们直管领导不对付，故意给晗姐打了低分。这些说法有几分真，我这个小透明也无从得知。只是真要分析起来，晗姐本身就是笔试第二，和第一名有分差，这次考试本来就没有100%的把握。
不管怎么说，晗姐的工作能力还是得到医院上下的一致认可，直管领导对她也非常重视，这次入编折戟半年后，2022年春天，便又同意放出岗位给她考。只是万事万物因果相交。新一年事业单位编制招聘口子收紧，这次医院交上去的“定制岗位”没有获批。同时面试制度改革，用人单位人员不能参与面试。最措手不及的是，赏识晗姐的直管领导在年末突然被调走，新调入的领导直接表示自己刚上任，对单位人员不熟悉，近一两年暂停对本院行政人员编制招聘。
多变的2022年，也是疫情最为反复的一年，时不时就传出谁谁的小区被封控。为此，主任专门给我们每个人采购了1个2T的硬盘，把电脑里的资料全拷贝进去，每天背着硬盘上下班，就算被封在家里也不耽误干事。
不得不说，主任这招颇有先见之明。临近解封前的11月，医院内部出现感染，全院封控不得进出，晗姐正好前一天被封在家里躲过了这一波，我和主任则被封在医院整整1个月，吃住睡都在办公室里。晗姐虽没被封，但硬盘在手，每天居家熬夜写着年终大报告，不得空闲。
疫情影响周围的各行各业，失业、裁员的声音一直萦绕耳边，更让我和晗姐确定——一定要考上编制，既然本院无望，那就找外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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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我工作以来最得心应手的一年，工作流程轻车熟路，人际关系豁然开朗。晗姐面对莎莎，过了初见的尴尬后，就变得心平气和起来，教业务倒也毫无保留。只是编内编外的阴云，仍一直飘荡在晗姐头上，也是我萦绕胸中的心结。
招聘时说好的同工同酬并没有落到实处。虽然同职级的我们的绩效是一样的，但编内的基本工资和五险等都比编外高，还有额外的“二金（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各种叠加下来，编内编外收入差了两三千。
同工方面，我所在的办公室也很畸形。2023年卫健委组织的“大型医院巡查”来到我们医院，我们办公室是牵头部门，忙碌程度直接翻倍。晗姐能力突出，好几万字的巡查报告、整改报告都压在她头上，加班成了常态。我则化身“表姐”，天天找各部门要数据、对细节，近视都加深了好几十度，按时下班也成了奢侈。但莎莎却只需干一些复印资料、定会议室的小事，每天准时下班。我不知晗姐作何想，我内心是颇为不满的，觉得主任分工不明，让同工成为一句笑话。
我知道这种追求编内编外公平的想法十分幼稚，毕竟人家的编制也是辛苦考上去的。本质上，我是反感这种编外人员的设置，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办公室，就不应该存在两种身份高低不同的人员。公务员、编制这场考试筛选合适的人员进入，能力不如他人的，被拦在外面无可厚非，也无人会抱怨。但编外人员的设置，让一部分人干着同样的事，却得不到相同的回报——他们哪怕干得再好也无法晋升，名为编制的线就卡在那里，拦住了一切。
也许有人会说：“你不去做编外的工作不就行了。”我确实无法反驳，这份工作抛开编内编外的这根刺，待遇、工作环境、福利等在这个新一线城市都算不错，毕竟它可是被大家调侃为“西南3000城”。
每天浸淫在不公平的氛围中，我考编的想法越加强烈——既然反抗不了，那就只有加入。有这种想法的不止我一个，晗姐也一直没放弃考编。
办公室的工作加班是常态，但日常工作也是可以偷偷摸鱼的——或是趁主任不在的间隙用电脑看看教学视频；或是假装做会议记录，实际上是在悄悄算题；或是悄悄用办公室的打印机打印题本，薅单位羊毛。偶尔，我能看到晗姐在用平板看讲课视频，她也有几次看到我没来得及遮住的练习题稿纸，对此我们都假装没看见，保持着安静的默契。
只是如此见缝插针式的学习，效果实在不能算得上好，加上如今考公考编风气越来越盛，每次报名人数都是几十几百起步，没了应届的身份后，我与国考、省考几乎无缘，只能瞄准每年4次的事业单位联考，可惜前后参加了5、6次都无缘面试，最近的一次距离，离进面分还差5分。这种临门一脚的差距，让我一方面对考编怀有希望，“再多对3个选择题就能进面了”；另一方面也增添了几分绝望，“进面”都如此困难，我又到哪天才能真正“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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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年初，领导下了新指示，要变更考核方式，年终奖与部门年终考核结果挂钩。考核一共分三档，第一档的科室可以多得10%。作为经常加班的“卷科”，主任对冲击第一档势在必得——这一年我们顺利完成了大型医院巡查，晗姐写的经验材料获评市级优秀，我独立撰写的宣传稿也获得了市委宣传部的表彰，部门加分列表处写得满满当当。
从年初累到年末，熬夜改好汇报用的PPT，我和晗姐终于可以稍微喘口气了。经过一整天的全院汇报考核，结果出来，我们科室果然在第一档。大家都欢呼了起来，虽然多加的10%换算成钱不过几百块，但这代表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过年前，年终奖发了，金额却和我们计算的对不上——到手的不是110%，甚至不是100%，只有90%左右。我和晗姐一对，我和她是一样的，而莎莎到手的，确实是正常的110%。不用说，又是编制在搞鬼。
我不服气地打电话问财务，才明白了这里面的道道：制度变革后，非编人员的年终奖本来就要打8折，我们获得了“优秀”，便是在110%上打8折，算出最终金额。
我和晗姐相顾无言，默默坐回了各自位置。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就是我们奋斗来的“优秀”，为他人作嫁衣、让他人搭便车的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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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晗姐因为写作能力突出被上级抽调，熬夜写稿成了日常。借调期间，她待遇归原单位管，在上级单位吃饭，别人有补贴，她得自费。她自嘲：“我应该是最好用的免费牛马了。”
晗姐走了，她之前的主要工作都压到我头上。得知这个晴天霹雳后，本就极易内耗的我焦虑得好几天没睡好觉。同时，莎莎回到了我们办公室，或者说，“来”到了办公室。
如果只是做朋友，莎莎肯定是个不错的人选。但作为同事，莎莎的工作能力属实需要打一个问号。她看起来总是很忙，楼上楼下跑来跑去，电话不断。可到了交材料的时间，一问是这个没做好，那个还差一点，完全不像一个已经工作了2年的人，把主任都弄无语了。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天，主任让莎莎写一个领导的发言稿，说下周二上午要用。因为发言时间不长，主任便没有追着要，周末过完，等到周一下午才问了一句“进展如何”。谁知莎莎直接回了一句：“主任不好意思，发言稿我还没来得及写。”
我内心有一些羡慕，我从来都没胆子这么理直气壮地说：“我没写好。”“我做不了这个事。”
网上有人说，有时候用人单位愿意招好学校的学生，因为这些好学生是职场最温顺的软柿子——不敢拒绝上级、同事的要求，内驱力强，追求完美，不吃不睡也要把事情干好；过度自省且高自尊，事情做不好、做不完先怀疑自己，甚至病假也不好意思请。
这些话真是句句戳我心窝，想起2022年12月，疫情刚解封我便阳了，发着高烧居家休息，正好遇上我负责的年终业务数据汇总。我想着数据比较复杂，其他人都不了解，愣是在退烧的第一时间就爬起来用家里的笔记本电脑填写数据，搞了6个小时才完工。提交完数据后身子一软，一量体温，38度9。2023年12月，流感肆虐，正值迎接上级检查，我又倒霉地甲流中招，低烧不退。当时拿到检测结果，我给主任发了微信想请2天病假，结果她回：“我也正发着烧在上班呢。”最后，我只请了1天病假，在工位上低烧了1周。
说回这篇发言稿，时间只剩半天，莎莎写不出来，那只会落到我头上。那天加班写完，我脑子里只不断回响着晗姐之前念叨过的一句话：“能者多劳，一直能干就一直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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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我依旧坚持考编。4月报了个限专业大类的本科岗，1000多人的报名人数，我的成绩只能排中间，上岸机会渺茫。5月联考招录公告上选择不多，我纠结半天，最后选了一个“上岸”难度看着不那么高的单位——这是一家老二甲医院，位置很好，但规模不大，应该效益一般。我当时想，再差能差到哪去，先“上岸”再说！
就这样，我再次踏入另一个“大坑”。
5月考试，6月底出笔试成绩。查询页面上显示“是否进入面试：是”，内心十分激动——这是我工作以来考试第一次“进面”。可惜人事网上只公布了“进面”名单，没有分数也没有排名。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次很好的积累经验的机会，哪怕最终不能“上岸”。
经过资格复审后，面试时间被定在2周后，我私心想的是越快越好，毕竟准备面试十分煎熬。正巧医院在筹备一个大型活动，我们办公室又是牵头部门，每天忙得人仰马翻，我只有抽空练习。我偶然得知，晗姐也考了5月的公招，也“进面”了，她考的单位更好，难度也更大。
7月中旬，我和晗姐前后脚面试，晗姐人在上级单位，面试结果我无从知晓。最终，我以0.2分的微弱分差逆袭成为第一名，进入体检环节。面试结果公示那天是我最高兴的一天，我想着，终于不用低人一等了，终于不用每天疲惫不堪还要坚持做题了。
8月，体检结果尘埃落定，我向主任程姐提了离职，她不见有多惊讶，只是叹了口气表示对我的不舍。
办公室又一次调整，莎莎被调到另一个缺人的部门，在上级领导看来，我们办公室一直是“多了一个人”的，哪怕我们经常需要加班。只是领导可不会去关注这些细节。
晗姐本来要9月回归，如今却不得不提前。她面色如常地恭喜我，并未言其他。直到我要走的那天，她才拉着我聊天，说自己面试时遇到一个很偏的题，逆袭失败，未能进入下一个环节。
我们接着聊了很多，一起吐槽了单位制度的种种不合理，一起抱怨加不完的班，写不完的材料……晗姐说，人社网又出了新的招考公告，她的专业没有特别合适的岗位，但她还是准备去试试：“就当积累经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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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单位的工作要求，我很快完成了政审离职，休息半个月，9月无缝衔接进入了这家老二甲——打工人gap不了一点的。
“你为啥想来我们这？我们这待遇可不太行。”上班第一天，就有同事这样问我。
我还没想好怎么回答，旁边就有一个同事插言：“我们这有编制的嘛。”
真是一语中的。
新单位和老单位都属于“公益二类”，是自收自支的公立医院，但是二者的营收能力却是千差万别。去新单位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入职后，这家单位的待遇收入、工作环境、福利等水平之差，还是让我开了眼界。
上了两天班后，我缠着办公室的月姐细细问了待遇等各方面的问题——月姐是去年刚公招进来的，也是文科女硕士，我俩情况类似，各方面都很有参考价值。
“这单位以前还可以，这几年不行了，我来之前也不了解，想着应该不会太差。结果还是和预期有差距。现在平均每月只有3000多，公积金单边300块。至于福利待遇，就是端午粽子，中秋月饼。吃饭自理，没有补助。年终有钱能发个几千，没钱就是零。”月姐一一解答，每句话都直戳我心窝。
“而且我去年进来以后才发现，我是行政里唯一的硕士，现在你们来了，就多了几个了。”月姐补充道——与我同期进来的还有3个女生。
“这工作确实各方面都不行，但我的领导还可以，之前孩子生病那一周，他直接让我早早下班。3年服务期过后，我还有1年的时间可以考，我不怕考试。”月姐孩子还不到3岁，老公在另一个城市上班，周末才回来，平时都是老人帮着带孩子，这份稳定且具有一定弹性的工作确实能让她更好地照顾家里。最让我惊讶的是，她之前是坐月子期间考上的编制，利用喂奶的间隙做题，让我自愧不如。
跟我一起来的小清是在体检时便结识了的。她2022年金融硕士毕业，之前在国企工作。她这两年每次编制考试的笔试分在我看来都挺高的，但奈何金融那一行实在太卷了，这次来医院，也是她第一次“进面”。我俩到这里后心理落差很大，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都这么困难了，这家医院还要招人呢？”
“因为正好有空的编制呀。”老职工如此回答道。
“这个医院待遇一直都这么差吗？”我们不甘心地追问。
“也不是，疫情前还是不错的，行政也能拿5000多，结果疫情期间医院被指定为定点医院，没有收入就算了，还投入了大量的防控成本，当时说政府会负责这笔钱，结果如今近千万的账都没结算，医院本来规模就不大，这花出去的钱都成了负债，如今流动资金几乎没有，每个月挣多少发多少。更恼火的是这一年病人量大幅减少，以前病房能住满的，现在却空了很多床位。而且悲观点说，现在说不定是未来几年里最好的情况了……”
这回答听得我们心拔凉拔凉的。
“我现在房贷3500，租房1300，这工资，我真的是付钱上班。”小清的新房才接房不久，还没装修无法入住，入职前她就在附近租了个一室一厅，“早知道是这个样子，我就去合租了。”
“话说你来之前知道这里是这样的吗？”
“不知道呀，也找不到人问，网上也搜不到消息。”小清跟我难姐难妹，就差执手相看泪眼了，“这次这个岗位就50多个人报名，之前我报的就没少于200个人的，医院位置也很好，离我新房开车就10几分钟，我就来了。笔试我考了230分，但和第二名分差很小，为此面试还专门去报了一个班，这下可亏大了。”
吐槽再多，我和小清最后都会落在鼓励彼此上，因为我俩也走不了了。入职后有3年服务期，服务期内离职要赔5万。赔钱甚至不是最要命的，心烦的时候想着真不行咬咬牙赔了就算了。最麻烦的是根据最新的规定，服务期内离职5年内无法报考其他单位。
今年我28岁，3年后31岁，5年后33岁，曾经我十分渴求的编制，如今变成了一道无形的枷锁套在我身上，解不下，走不了。
新单位新环境新同事，各方各面都需要适应，心理上的难以自洽让我整夜难眠，无言的痛苦不想和任何人诉说。
2024年10月，天空一片阴霾，雨要下不下，一眼看出去都是一片灰色。这是这个西南城市的特色，夏冬长，无秋也无春。
下班回到出租屋，饭也不想吃，我半躺在沙发上玩手机，突然微信弹出一条信息，是同城的大学同学：“姐妹，我们什么时候约饭呀？”
我没有第一时间回复，刷了会儿微博，才打字回过去：“我最近回老家了，后面再约吧。”
“你休年假了？”对面马上追问了一句。
“没有，就是家里有事。”说谎不打草稿，说的就是现在的我了，只是我实在不想去见这个朋友，我，谁也不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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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单位需要在几个行政科室轮转1个月，我得以看见了这个医院各科室不同的生态。
我第一个轮转科室是月姐的医务科，科室同事人均年龄35岁以下，主任是刚刚提任的新干部，办公室里笑声不断，充满活力。但作为掌管着医院核心业务的科室，这里也十分忙碌，开不完的会，加不完的班。此外，医务科还负责处理病人投诉，投诉的病人大多语气不善，拍桌叫板是常事，他们便成了全院唯一一个装了监控摄像头和一键报警装置的科室。
“现在都算好的，上半年二甲复评的时候，我们连续加了1个月的班。还好我们主任人好，加班有加班费，虽然不多，也可以选择调休，没有太亏。”月姐感慨。因为专业不对口，我在医务科并没有真正干什么事，但通过月姐，我对新单位迅速熟悉，心态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调整。
接着是人事科，全女性科室，办公室里干净整洁，与杂乱的医务科形成鲜明对比。人事科的职员也十分年轻，但大家工作时大多安安静静地敲着键盘，很少闲聊。我也不敢言语，每天沉默地整理档案。最后是院办，来盖章、交资料、签字的同事络绎不绝，来指示会议安排、外出安排的领导也是接踵而至，如同闹市。
轮转的3个科室中，医务科共有4人，主任和月姐是在编，人事科和院办都是仅主任为在编，剩下3人都是非编。
11月，我落定回到党政办，这里也是4人，主任和张阿姨都是工作几十年、年近半百的在编老职工，还有比我小2岁的小风，她是2年前本科毕业后招进来的编外。
与轮转科室不同，我们办公室是“养老风”。其中的突出代表就是张阿姨，她原是“中干”，前两年主动请辞变回普通职工。因为是老资历，主任基本不给她派活，她也乐得清闲，迟到早退成了日常，上班期间经常好几个小时不见人，领导对此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于主任，总体是敬业且忙碌的，但年龄缘故，他的反应总是要慢半拍，沟通效率低，对下面人的工作质量也是过得去就行。
12月，因为要迎接年终检查，办公室里忙碌起来。我是新人，对医院的方方面面还不了解，很多工作做不了，张阿姨一如往常每天优哉游哉刷着股票，事不关己，主任就带着小风加班准备资料迎检。每天到了下班时间，看着编外的小风还在加班，我这个按时下班的编内人都感觉心虚。
“迎检”结束后，大家都闲了下来，我的位置和小风并排，转头就能看见彼此在做什么。一天，主任休息不在，我转头时突然看到了小风手机上的画面——是熟悉的考编培训教师正在讲解题目的视频。我马上把头转回来，假装什么都没看见。小风也一脸平静地继续盯着手机。
我又想起在人事科轮转时，常与办公室的田姐下班一起去搭地铁，路上东拉西扯地闲聊，知道她今年33岁，3月刚刚入职医院编外，也算半个新人。说着说着，她突然问起我备考用了多长时间，自学还是报班，买的哪家机构的课，平时做的哪些题……我想，这真实又荒诞的现实，还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
有时候我也在想，如果我不执着于考编，是不是会更快乐？可是我也实在不知道什么选择才是正确的，才不会后悔。16岁时，面对文理分科，我能看见的只有我不擅长数学，文综很好，选文科优势很大；19岁时，面对厚厚的志愿填报指南，我只能看到某文科类专业似乎就业面挺广，选它应该没错；28岁时，苦搜单位信息无果后，我也只会告诉自己，先考上再说，再差能差到哪去。
出生于农村，成长于县城，我通过读书来到这个新一线城市。我是父母双方所有亲戚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研究生，我曾是他们的骄傲，但如今却不知未来在哪儿。高企的房价，低廉的工资，年少时，我从未想过未来的世界会是这个颜色。
新单位从大门出来是一个双车道天桥，下班走在其上，透过防护网朝下看是延绵不绝的车水马龙，我忍不住感慨——至少现在每天都有机会看夕阳。
3年后，我会在哪儿？是继续苟在这个地方，还是拿着离职证明另谋高就？家乡不可能回去了，那个小小的三室一厅已经塞满爸爸、妈妈、哥哥、嫂子和两个侄女，没有我的位置了。所幸我还有一笔小小的存款，还读了这么多书，还可以告诉自己未来可期。
那些被编制冻住的时间，能否继续流动，我静静期待着。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