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了清华和公司，他去给村民“唱道士”放弃了清华和公司，他去给村民“唱道士”

1

还离得很远的时候，我就认出了老同学于石。

他是个大个子，骑着一辆与体格不大相称的小号电瓶车，脚要踩到踏板上，只能委屈两条长腿往外撇得老开，看上去就有了几分桀骜。我们已经二十多年没见了，他居然还是老样子，没发胖，只是发际线往后退了一些，穿白色圆领T 恤、卡其色休闲短裤，随性又显年轻。

于石似乎也早就认出了我，电瓶车在我面前缓缓停下，他朝我一笑，一口牙齿熏得焦黑，看来这些年烟实在没有少抽。近看，他还是老了，脸上满是皱纹。他有些抱歉地对我说：“里面还等着我，你先别走啊，等我弄完了再好好聊聊，这都多少年没见了。”

我笑了笑，表示没关系。

里面的屋里摆着灵堂，亡者是村里的一位老人，跟我并没有亲戚关系——最近有人想买下我老家的房子，改造成度假的乡间小院，我一刻未停赶了回来，正巧碰上了这桩白事。老人的儿子知道我和于石从小就在一起玩，想着我十几年没有回老家，估计也很久没见过于石了，就告诉我，于石待会儿会过来“唱道士”，让我等等再走。

我们这里说的“道士”，并非正规的道教神职人员，而是一种长期活跃在农村葬礼上的特殊职业。这种职业起源于何时，几乎无法考证，但据于石推测，至少也可追溯到唐代以前。经过长时间的传承和流变，这类“道士”所奉行的仪轨已经远远超出了寻常道教的范畴，他们既会念经打坐，也能画符驱邪，更像是和尚、道士和阴阳先生的结合体。本地人在“道士”前面加个“唱”字，是因为他们会将悼词和经文糅合，用一种特殊的腔调唱出来，超度亡魂，寄托哀思。

简单寒暄后，于石就从自己的电瓶车的储物箱里拿出了一领赭红色滚蓝边的法袍，很熟练地穿戴完毕，接着就要走进灵堂。

我笑着问他：“不把道冠也戴上？”

他有些严肃地回道：“今天不是正日子，明天会戴的。”

出殡的日子定在明天，于石今天来是要写一些文牒让家属供奉或焚烧，其中就包括“土地牒”，以便亡者能拿着他的“通关文书”顺利去往阴间。明天要唱祭文，所以其中有些细节需要提前确认。此外，于石还要给家属交代一些下葬的仪程，这些规矩外行人一般不了解，都是临时指点。

对于这样一份工作，于石做得挺认真，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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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者的几个至亲在灵堂里商量事情，其他人都自觉退了出来。我看到了几个熟人，就跟他们攀谈起来，话题兜兜转转，最后还是落到了于石的身上。

于石具体是从哪一年开始“唱道士”的，大家谁也说不清楚，只知道他师父是他的一个堂伯，自从前年堂伯去世后，他就成了周边十来个村子里唯一一个“唱道士”的。我想，十来个村子，一个月有几家会“走”人？而且也不是每家都会请唱道士，于石一个月的收入应该不多。

我怀着好奇，向周围的人打听：“他这样唱，一次能得多少钱？”

“唱道士赚钱啊，比出去打工赚钱多了。”有个人说，“最少也是三百起步，家里讲究的，千儿八百也有人给过。”

原来这就是他们认为的“很赚钱”，我不由得在心里感叹。如果是其他人也就罢了，可他是于石啊！小时候他是我们这儿的神童，读书了他是我们那一届公认的“学神”，如果不是出了意外，他肯定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

2

于石四岁那年岁末，他和我们村里的几个小孩聚在火盆边烤糍粑吃。村里的老光棍看见了，想跟他们开个玩笑，就走过去拿起了一块烤得差不多的圆形糍粑。他先在左边斜咬一口，又在右边斜咬一口，只留中间一个尖，然后举着糍粑说：“你们谁知道这像个什么字？答出来了我给他一块钱。”

老光棍料定这群还没上过学的孩子答不上来，哪知于石立马说：“这不就是个山字吗？”老光棍一脸吃惊，孩子们知道于石答对了，于是吵着让他掏钱。

当时，于石的父亲在乡镇小学当校长，他从小读书很用功，怎奈没有赶上好时候，学业被耽误了。1977年恢复高考，他连考两年，没有考上，灰了心，城里有招工的机会也不想去，就留在老家当了一辈子的民办教师。自从于石猜字的事情传开后，于校长就像打了鸡血，认定自家出了一个神童，说话走路头都抬高了。三年后，等儿子进入乡镇小学读书读完一年级，他就让于石参加二年级的期末考试，没想到于石居然得了双百。

于校长很高兴，决定让儿子跳一级。自那之后，让儿子上大学，特别是让儿子上清华大学，成了他的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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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开学，比我小两岁的于石跳进了我们班。后来，我们从小学同学又变成初中同学。

经年累月的相处，我发现人和人之间确实存在差别——于石不论参加什么考试，从没得过第二。起先我以为他和我一样，是那种表面装作满不在乎、回家会偷偷用功的好学生，结果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不仅上课漫不经心，回家也从不刷题，他只热衷一件事，那就是练书法。

从初中开始，于石就沉迷书法，起初临的是颜欧柳赵的名帖。于校长还挺高兴，后来就发现有些不对劲了——练字几乎占用了于石所有的课余时间，到后来，他写的字体也越来越生僻，学的是王宠、徐渭、邓石如、爨宝子。那段时间，于石总是托在县城和省城之间跑客运的亲戚帮他买字帖，而且特别交代：“你就挑摆在书架最里面，最好是落了一层灰的买。实在不行，就挑看上去写得最难看的买。”

我实在想不明白，就问他：“你的字越练越丑，再练下去估计都没几个人认得了，你这练的到底有啥用啊？”

他很诧异地看了我好一会儿，才说：“因为我喜欢啊。”

“你数学那么好，多练练去参加个竞赛不比练字好？”

“干嘛要参加竞赛？”他反问我。

“竞赛拿了奖，进县一中不用考试，而且还能进最好的班。”

“我们又不是考不上，费那劲干嘛？”说到这，他又看向我，“你成绩这么好，还担心这个？”

我一时语塞——一直以来，我的成绩在班上也排前几名，但我自己知道，那都是每天点灯熬油刷题的结果。我没有数学天赋，就硬逼着自己刷竞赛题，为的就是在中考之外能多一重保障，可以进一中、进好班。 每逢考试，我都战战兢兢，生怕考不好会被人看笑话。

那时候，我真羡慕于石，甚至有点嫉妒他，为什么我就没有他那样的学习天赋呢？

3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高中时我考上了一中，而且如愿和于石分在一个班。只不过到了高二，于石选了理科，我选了文科。即使不在一个班，于石的成绩我也是一清二楚的，因为理科班年级第一从来不会是别人。

眼看就要升高三了，于石依旧每天花大把的时间练字。于校长终于忍无可忍，没收了他的纸笔。说来也怪，自从父亲不让他练字之后，于石竟连字帖也不看了。我偷偷打听，才知道他又找到了一个新的乐子。

一次放假，我们村走了一位老人，于石的堂伯被请来唱道士。以前，他堂伯做过阴阳先生，既能算卦看相，又能堪舆定穴。堂伯写文牒的时候，于石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堂伯有些吃惊，这东西祭拜过后就直接烧掉了，一般人不会细看，见侄子看得如此起劲，他就像是找到了知音。

葬礼办完，堂伯带于石去镇上的饭馆吃饭，俩人从文牒上的字体聊起，一直说到行文的规范，针对不同的亡者应该如何撰文……他们越谈越投机，最后堂伯说：“我明天先带一本金景芳的《周易全解》给你，这本书虽然不讲占卜，但是对周易的讲解还是很透彻的，你看完之后，再看是想学六壬还是梅花（梅花易数），我那里都有书可以看。”

从此，于石就迷上了卜卦。只不过，这事只有几个人知道，其中自然不包括他父亲。

于石先读完了易经，然后开始学六壬，那时县一中每周就放周日半天假，他回家也不休息，趴在桌上写写画画。于校长还以为是高考临近，儿子开始用功了，哪知道他是在纸上排盘推演。

我知道了这件事，终究还是没忍住，问他：“你不打算上清华了？马上都要考试了，还每天搞这些？”

对于石说这话，我的心情其实很复杂。一方面，我确实是出于对朋友的关心，想提醒他做学生该做的事；另一方面，我也有点跟他确认的意思，如果他真的放弃考清华，对于我这种纯凭努力、没有任何天赋的人而言，也算是某种程度的安慰。

“我从来就没打算上清华，从小我爸就跟我说上清华、上清华，烦都烦死了。我真不知道清华有什么好，在那儿又没我想学的东西。”

我非常惊讶：“这难道是想学就学，不想学就可以不学的事？”

“不是吗？”于石同样很惊讶，“那你为什么学？”

“现在学，是为了考个好大学。将来学，应该是为了找个好工作。”

于石更惊讶了：“即便现在学的这些无聊透了，将来要学的那些也一样无聊，你也会照样去学？”

“这本来就没得选啊。”

“你真是这么想的？”于石像看怪物一样地看着我，“现在没别人，你不用顾虑什么。”

我忽然有点恼了：“我跟你不一样！你即便不学也可以考得比我好。但我呢？我每天都要熬到夜里一两点，有时候早上起来蹲在厕所都能睡着，你有过这种体会吗？”

于石沉默了，过了好半天才说：“你说的这些，我想了半天还是理解不了。要不，以后我们就不说这些了，挺没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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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的高考和现在不一样，填报志愿是在考试之前，薄薄一本册子就能列出全国所有的高校，考生要选取其中的三个填到表格上。至于选择的标准，对一般学生而言只有两个：第一是离家远；第二是听说过的学校的名字，或者听起来顺耳的。但对于石来说，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他早就想好自己要去哪儿了。

“你真填的吉林大学？”交志愿表的那天我问他。

他点头，说《周易全解》的作者金景芳先生在吉林大学任教。

我又问：“跟于校长商量好了？”

“这哪能跟他说。”于石料定就算自己把真实想法告诉父亲，他也无法理解，既然无法理解，那就不用浪费口舌，说不定还会生出其他事端。

“这么大的事你敢瞒着他？”我觉得不可思议，毕竟我的志愿都是按家里人的意思填的，虽然我也想去远一点的地方上大学，看看不一样的世界，但家里人说在省城念书好，回来还省路费。

“那你说怎么办？”他反问我。

我自然也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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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7月，正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但简陋的考场里甚至连电扇也没有，考生们个个挥汗如雨，经常写完一页试卷，发现另一页已经被胳膊上的汗水浸湿了。

直到考完，于校长才敢问儿子考得怎么样。于石说：“就那样吧，跟平常差不多。”

听到如此随意的回答，于校长那颗悬着的心才总算放下来——只要儿子没有发挥失常，考上清华应该是稳的。

一个月后，录取通知书送到，不是清华大学，而是吉林大学，于校长简直连杀人的心都有了：“谁给你改的志愿？”

“我自己改的。”于石淡然答道。

于校长像是从高处一脚踩空，感觉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我商量？”

“我早都说过，我不想上清华，我只做我想做的事。”

整整一个暑假，父子俩再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去了他家一次，想试着帮于石说服于校长接受这个现实。我说吉林大学也是东北数一数二的学校，况且现在录取通知书已经下来了，也没法更改了。但于校长的态度却非常坚决，他要于石再复读一年，还说除非他现在就死掉，否则绝对不会让于石去吉林大学。

我惊住了，看向于石，他也看向我，我从他的眼神中感觉到，他也没料到父亲会这么固执。到了9月份，于石终究还是在父亲不死不休的威逼下妥协了，没有去吉林大学报到，复读就复读吧。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松了一口气。虽然我嫉妒过于石的天赋，但他要是真去了吉林大学，我也会替他感到惋惜。我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难免走弯路，或许他父亲是在用自己的人生经验给予纠偏，天下哪个父母不是为了孩子好呢？

4

接下来的一年，于石在县里复读，我在省城读大学，偶尔会通信。在一封信里，他谈及自己为什么会同意复读，原来还有一层原因：他得知金教授年事已高，早在数年前就不再给本科生上课了，所以他就失去了去吉林大学的动力。

于石在信里谈得最多的，仍然是卜卦的事。他说他已经在学梅花易数了，这种占法的起卦方式十分随性，几乎就是一念之间，但这个一念之间并非空中建阁，假如不清楚它的底层逻辑，不了解触机而动，临机而发，也不知道洁心澄虑，类象及理，就会变成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

读到这里，我感觉他已经走火入魔了，便在回信中写道：“你这样下去，怕是离清华越来越远了。你这么有才华，为什么要白白地浪费掉呢？”

至此，他就不再给我写信了。

果不其然，第二次高考，于石又与清华无缘。好在复读班的老师有先见之明，根据他的情况在填报志愿时替他做了兜底，最终于石被第三志愿录取，进了武汉水利电力大学。

于校长仍不甘心，想让儿子再复读一年，但老师直白地告诉他，于石根本无心学习，再复读或许连大学也考不上了。

虽然在四年之后，水利电力大学和其他两所大学一起合并进了武汉大学，但这注定无法弥补于校长心中深深的遗憾。

上了大学之后，于石获得了自由，他每天不是泡在校图书馆，就是泡在省图书馆，已经完全沉浸到术数的世界里了。

虽然同在省城上学，我好几次去找他都没能见到他面，即便是假期，他也找各种理由不回老家，只有挨到过年才勉强在家待上几天。他似乎变成了隐士，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几乎都快忘了还有他这样一个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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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我和于石再次见面，是在省城协和医院肿瘤科的病房里。

那天，家里人打电话给我，说于校长被确诊了肝癌，已经到了晚期，在省城住院，他们让我去看望一下。我找到病房，于校长躺在病床上，已经瘦得不成人形。

我以前回去见他，只觉得他脸色不好，没想到病得这么厉害：“怎么突然就成了这样？”

于石示意我出去讲话，走到门外，他对我说：“我复读的时候，他就查出肝有问题，但对谁也没说，也一直拖着没到县里去看，只在卫生院拿点药吃。”

我本想说“这都是你不去清华给他气出来的病。”但终究我还是忍住了，何必呢？只说道：“趁现在他还明白，你就告诉他，考研也能上清华，给他宽宽心吧。”

“我不想骗他。”

我叹了口气，不知该说什么。

于石说他在医院待着的这些日子，每天都有人去世。他也想通了，如果父亲走了，他就去办休学，不行干脆退了也可以。

我大为震惊：“为什么？大学不读完，你打算出去做什么？”

“人生苦短，何必要把时间浪费在不想做的事情上。”

我问他到底想做什么？于石沉默了好一阵才说，其实他也没想好，就是想换个环境。现在每天还待在学校，只是不想做得太出格——他爸太要面子，如果儿子连大学也不读完，他肯定在村里抬不起头来。

“他要是真的走了，我也没什么顾忌了，我妈是个文盲，她从来都不管我。”

我劝道：“可是过来人都说，回头再看上学的时候才是最轻松的。一旦你跨出校门，各种现实问题就都要面对了，况且你还没有文凭。”

“我可能跟你原本就不是一类人。”于石说着话，扭头看向我，“你从小就守规矩，即便有些事你有不同的想法，但最后还是会努力说服自己，告诉自己家长和老师的话一定是对的。现在想不通，只是还没到能够理解的时候，所以你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可我却完全不同，我只会按我的想法去做，即便我还没想好，我也不会按别人给我安排好的去做。”

听他这么说，我只能在心里叹息一声。

又过了一会儿，他说：“谢谢你能来看我爸，也谢谢你一直关心我。我一直不说，只是说不出口，其实心里都明白。再往后，我们可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着了，所以今天想把这些话说出来。”

两个月后，于校长走了。又过了一个月，于石办了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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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于石离开省城的时候没有通知我，后来只往我宿舍打了一个电话，我恰巧不在，是室友转告我的，说对方叫于石，已经退学，现在准备去南方看看，勿念！

当时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一别，竟然会是整整二十六年。

正如于石所说的那样，我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又过于中规中矩。大学毕业后，我通过了一家上海公司的面试，想去上海发展。但家里人说留在省城也是一样的，“你堂堂大学本科毕业生，还怕找不到工作？”最后，我还是没能跨出那一步。

我就在省城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干就是十四年，从普通员工升到了副总经理。如果不是公司突然资金链断裂，我可能会在那儿一直干到退休。就在我以为自己会就此失业的时候，总经理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一起创业。

虽然做的业务变了，但一起做事的人却没变，只是原来的总经理变成了董事长，副总经理变成了总经理，我有了新公司的股份，也成了老板之一。

这么多年，我很多次想到于石。比如结婚的时候、有了孩子的时候、升职的时候、当了老板的时候，我几乎都会想起他。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我认定于石不论在哪个行业，都会过得比我好，毕竟他天赋异禀，智商超群，才华能力足以碾压众多普通人；另一方面，我又害怕他真的过得比我好，因为这会让我觉得自己靠努力得来的这点东西，根本不算什么。所以，每次回老家，路过他家门口，我都不敢进去问他母亲有关他的情况。

直到我忽然听说于石回来了，而且做了“唱道士”——我无法形容听到这一消息时的感受，是震惊、惋惜、质疑、不解，还是有那么一丝释然？

原来，他远没有我想象中过得好，甚至有点落魄。

同时我非常好奇，这些年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5

傍晚，于石从灵堂里出来，已经到了饭点，我们就去镇上找了家饭馆。

我早就将家里人接到省城生活了，下午路过于石家，看着好像也是多年没人住的样子，所以坐下来之后，先问他：“你也没在村里住了？”

“十年前吧，我在县里买了房子，把我妈也接过去了。”

“那些年你去了哪儿，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这可就说来话长了。”于石苦笑一声，“离开省城之后，我先是去了长春，还是想见金教授一面，但去了才知道他已经九十六岁了，身体状况已不允许再见外人了……”

那天于石想见金教授未果，就决定转身往南方去。临行前，他往我宿舍打了一通电话，算是告别。

他的行程并无确切的目的地，只要是往南走就行。他在车站买一张时间最近的车票，到了站再决定是停下来看看还是继续往前走。期间他经过了哪里，靠什么为生，对此，他有些闪烁其辞，想来那应该是一段不愿再提起的经历。他只说，差不多在一年以后，他到了深圳。

我问他有没有想过回老家，他肯定地说：“没有。选择出去就是要做我想做的事，即便做不了，我也不会转头再去做不想做的事。”

我说其实有很多事，我们也不想做，觉得没意思，但要说不想做就真的可以完全不做的，他确实是唯一一个。

于石笑了笑，没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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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的深圳还是一块热土，几乎所有人都揣着发财梦来到这儿淘金。于石却不一样，他之所以愿意留下，是因为深圳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地人，每个人都像是一座宝藏，既有不轻易示人的过往，也有对未来无限的憧憬。

那时莲花山公园刚建成不久，管理还比较松散，有不少小摊小贩在那儿做生意。生活需要维持，于石就想到在莲花山公园里摆摊算卦混口饭吃，也能把几年来研究的术数理论用于实践。大家见一个毛头小伙在热闹处摆摊算卦，自然新奇，于是每天都会有人坐下试一试。

于石明码实价，不论对方是问健康、姻缘还是事业，一律只收十元。这样吃饭钱能挣到，但租房子就不够了，到了夜里，他在公园的卫生间接水洗澡，再找个僻静的地方睡觉。

我不由得记起，1999年我刚工作的时候，和同事在公司附近合租了一个小套间，月租金是三百元。屋里没装热水器，附近也没有澡堂，夏天还能在卫生间用冷水洗，但一到冬天，洗澡就成了问题。我以为自己当年的生活条件已经够艰苦了，根本无法想象于石在公园里洗澡、睡觉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听他说得轻描淡写，感觉已经比他来深圳之前的情况好多了，我不禁有些佩服他。

于石说，他在公园里给人卜卦，不论结果如何，都是直言相告，并不提供禳解之法。谁知这样一来，反倒解除了客人们的戒心，他们觉得面前这个小伙子和那些招摇撞骗，哄人花钱的江湖术士不一样，再加上他算得准，渐渐的就有不少人慕名前来。

我有些不解：算命是为了赚钱，禳解肯定能赚更多的钱，你为啥放着钱不挣呢？

“我不会啊！”于石笑了，“一件事情的走向，怎么可能通过禳解去改变，那不成了骗人？”

我张了张嘴，终究还是没说什么。

于石看出了我的心思，直说：“我知道，你想说卜卦本身就是骗人。关于这一点，我只能说我不这么认为。我给人卜卦，是我确信事情会向我占卜的方向发展，否则，做这些事就是在自欺欺人。”

我不想与于石争辩，毕竟他热衷的事与我的生活相距太远。不过当他提到“确信”、“自欺欺人”的时候，我忽然心中一动——这么多年以来，我做过多少确信是有意义的事？又做过多少事，不是在自欺欺人？上学是如此，工作也是如此。为了能考到更高的分数，我选择了文科，其实我对历史、政治根本不感兴趣。现在的公司，是在别人的提议下创办的，就我自己而言，公司要做什么，未来要往哪个方向发展，能走多远，我好像从未认真思考过。

6

一天，一个湖北人来到于石的卦摊前。他先讲了一个故事，说是在前几年，摩托罗拉按两毛一个的价格处理了一批免提电话芯片，华强北的一个小老板花了六千元买了三万个放进仓库，谁知两年后该芯片停产，全球断货，小老板又以二十七元一个的价格全部卖出，这一笔就赚了八十万。接着，他问于石能不能给他算一卦，看囤点什么过几天能暴涨。

于石表示自己能力有限，暂时算不出来。那人又问他，能不能算股票？于石说以他现在的能力，还是算不出来。那人不依不饶，又问：“你既然是湖北人，在老家买不买码？”

2000年左右，“买码”在湖北的一些地方开始流行，于石出来得早，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词。那人还不放弃，随即解释说所谓的“买码”就是一种地下六合彩，本地有人坐庄，买家在庄家那里下注，可以买“大小”，也能买“生肖”，生肖有十二个，更难猜中，所以比买大小的赔率高，能到一比三十。庄家根据香港当天开出的六合彩结果开奖，如果买家押中了，庄家按赔率付彩金。

“这真的能算？”我也被说得动摇了。

于石说，如果真是高手，肯定是能算的，毕竟十二生肖对应十二地支。古时候的术数高手们就经常玩“射覆”这种猜物游戏，将某件东西盖住，通过占卜去测算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如果随便一件东西都能算出来，那么把范围缩小到十二地支，自然更加容易。

“射覆”我知道，李商隐写过“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以前我一直以为“射覆”是纯靠猜的。于石说，普通人当然是靠猜，但只要方法运用得当，算准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你能算吗？”我问。

于石想了想，说按当时的水平，如果只算十二个地支，他应该有五六成的把握。

“那也够了啊，”我不禁有点兴奋，“你还摆什么摊呀，直接‘买码’得了。”

“那肯定不行。”于石断然说道，“虽然我当时的确很缺钱，但有些钱是不能赚的。”

我说他这就有点装了，摆摊算卦不一样也是为了挣钱吗？跟这有什么区别？

“你要说我装，我也不好否认。到底有没有人凭这个赚到钱了，我确实不清楚，不过我肯定不会——首先，我喜欢的是研究术数，给人卜卦是一种检验方式，当然了，顺便拿一些卜金也是必要的，毕竟我也得活下去，但赚钱肯定不是目的；其次，给人卜卦是对方有求于我，我将占卜结果告诉他，算是助人，收取卜金我就心安理得。如果我将占卜用于赌博，性质就变了。之前有人说，卜卦是泄漏天机，会折寿，我想那应该是做了不该做的占卜，内心无法安定，自然也难得长寿。”

听他说完，过了好半天我才问：“你当时就把这些都想明白了？”

他又想了想，说：“当时应该只想到了第一层，不能把赚钱当做目的。”

这已经很厉害了。回想我初入职场时，做事哪有什么独立思考，无非是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因是做售前咨询的工作，很多掩饰产品缺陷、夸大产品优势的话我张口就来，还时常为自己说得不着痕迹而得意，感觉自己比同时入职的人都显得老成。

从表面上看，我和于石都在守规则，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我只是盲从，只要是上级或长辈要求的，我都会遵照行事，不会分析自己遵守的规则是否正确，或者有无意义。而于石看似跳脱，其实他才是那个坚守自己的判断、选择与底线的人。

我有些感慨，说如果换作是我，当时可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那个人，毕竟那么缺钱。于石笑着说：“真那样做，可能你现在就是个刑满释放人员了。”

原来，那个湖北人并不是看重一注一注的“买码”，而是想拉于石一起坐庄，先算几次准确的结果卖消息给别人，等相信的人多了，就引诱对方下大注，金额够了就直接卷钱跑路。细想有些可怕，他把自己的计划跟于石交了底，要是不答应，他可能会对于石不利。

“所以我第二天就走了啊！”于石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那里肯定待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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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莲花山公园后，于石选择了去了华强北。一开始，他觉得华强北是卖电子产品的地方，去那里算卦可能没什么生意，但后来他又想，华强北的外来年轻人多，他们在姻缘、财运等方面多有困惑，生意应该不会太差。

于石用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点钱在华强北租了个小门面，他以为积蓄够付三个月的房租了，谁知还要交押金，这样一来，他只能在这儿勉强干俩月，如果不成就得卷铺盖走人。

新店开业，第一个月的情况却并不乐观——这里年轻人大多忙碌，即便对未来感到迷茫，也很少会有人会想到给自己算一卦，一是觉得算卦这事儿老土、迷信，二是这儿的年轻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而有些算命先生说话佶屈聱牙，难懂。

眼看着就过了一个月，于石决定主动走出去。

一天早上，有人发现电子市场门口出现了一个举着硬纸板年轻人，纸板上写着：“庚辰年庚辰月丙午日，今日公司开业必将财源广进，出差办事能马到成功，如果要搬新家，最好推迟三天。单身属羊男士，多往东南走走，或与佳人邂逅，其他个人运势，敬请垂询问卜。”

于石写的这些内容，一下子就吸引了很多路人的注意，这与他们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接下来连续两周，于石每天都举着更新过的纸板在华强北的街上转悠，竟真的培养出了一些人的习惯——如果哪天没有看到今天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反倒会觉得心里不踏实。

就这样，于石的生意慢慢红火起来，他依旧坚持每天更新纸板，只不过不再举着满街走，而是立在自己的摊位旁边，这也成了一个特色。

于石脑子灵活，他不仅提供传统的卜卦服务，还会根据客户的八字批示往后三个月每天的运势，并将其做成可以随身携带的卡片赠给对方。他早年下功夫练成的赵孟頫小楷着实让卡片增色不少，一时之间，有不少年轻人慕名去找他讨要。在那个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他算是做出一个纸上APP了。

7

两年后，于石在离华强北不远的红荔路上租赁了一个小店面。他原本打算开一家卦馆，但在工商局无法登记，最后只得挂上“咨询公司”的招牌。又过了五年，他将咨询公司开到了写字楼里，客户也不再局限于个人——有些公司也会来预测发展趋势。

到了2008年前后，于石真的成了于总。

我有些不解，既然他在深圳开公司开得这么好，怎么又回来了呢？

于石说：“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人，或者说是两个人，让我忽然想通了很多之前没有想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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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荔路上开业不久，于石店里来了一位姓侯的老板，他自称慕名而来，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想拜托于石给他的朋友起一卦。

于石说，这种情况还是得让那位朋友亲自过来一趟才好。侯总说那是自然，他今天来是想拜托一件事——他的朋友现在面临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做事又很犹豫，他很担心朋友会错过。这个朋友很信命，所以他想让于石卜卦之后，不管占出什么结果，都鼓励他的朋友把那笔生意做下去。

于石皱了皱眉，觉得这样做不合适，他给人卜卦从来都是实话实说。

侯总还是不死心，说这次机会确实对朋友太重要了，而且不可能出差错。

既然是稳赚不赔，于石相信占出的结果也不会差到哪去，他显得很有信心：“反过来，算的不好或许是真的有什么隐藏的风险呢？”

“不会不会！”侯总连连摆手，“如果真有风险，我肯定不会害他，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见于石还是不松口，侯总就提出先交一笔订金，说如果到时候占出的结果好，就让于石继续往好了说，如果不好，也可以选择实话实说，只是那样的话，就得把订金退给他。说着话，侯总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一万块钱和他朋友的详细信息。最后他特意交代，不要把今天的事告诉那个朋友：“他很信命，如果知道是我先打了招呼，这些就都白做了。”

看着桌上的信封，于石有点发懵，他这几年给人算卦，最初收十块，现在涨到了五十，但一笔就付一万块的，这还是第一次。似乎怕于石推辞，侯总放下信封起身就走，于石在后面叫他，他也不停，只是回身双手合十，嘴里说着“拜托拜托”。

后来，侯总的朋友果然来了，于石给他起了一卦，本卦是“泽风大过”，动爻九五，之卦是“雷风恒”。“泽风大过”的卦象是水太大淹过了树木，对应到他的生意，应该不太好。但于石想到侯总那么热心，而且一再保证不会有风险，他的内心就动摇了。再结合之卦是恒卦，就认定这个生意只要坚持下去，肯定会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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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于石早已搬离了红荔路，一个姓张的男人辗转找到了他的公司，一进门就递来十万块钱，说之前要不是于石给他打气，他肯定混不到今天这个样子。他做的那笔生意，一开始险象环生，中间差点倾家荡产，好在坚持住了，最后赚得盆满钵满。

于石渐渐想起了那件往事，想着事情过去这么久了，就把侯总提前打招呼的事情告诉了张总，本意是想告诉他，这个朋友很仗义。

哪知那个张总一下就傻了，说姓侯的根本不是他朋友，而是他的对头——原来，当年侯总料定那生意是个坑，才想方设法让张总去踩。

经历了这件事，于石忽然感觉自己错了。

刚来深圳的时候，他一无所有，给人算卦只是为了维持生计，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也把研究术数当成最重要的事。后来挣了钱，能办港澳通行证了，他就经常去香港买书、学习。一直以来，他将给人卜卦当做检验所学的一个手段，所以解卦时从不掺杂自己的主观判断，只对卦象本身加以分析。但给张总解卦，他却违背了初衷，哪怕最后的结果好像也符合预测，但他认为，张总自身的坚持应该才是成事的关键。

于石对我说：“如果最后没有揭开谜底，我可能直到现在也会认为当时自己是心无杂念的。可心里的这个缝隙一旦打开，我又忍不住问自己，给张总解卦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想过侯总给的那一万块钱？”

我自然不会问他到底有没有想过。人就是这样，很多一闪而过的念头，就连自己也说不清楚。

可那时候于石却陷入了一种困境：他觉得，如果自己当年也给侯总卜一卦，是不是就能在一开始洞察一切？可是那样一来，他再给张总卜卦，也很难说会完全没有杂念，这一样违背了他的初衷。再往深处想，他这些年所做的一切，给人卜卦，赚取卜金，究竟还保持了几分初心，真有那么纯粹吗？如果只是为了维持生计，大可不必把公司开到写字楼里，更不需要招收职员替他去应付那些不太重要的客户。

“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知道，又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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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于石关掉了公司，他手上有积蓄，还在深圳房价刚上涨时入手了两套环境、地段都不错的房子，生活不成问题。把公司的事情处理完，他回老家县城安顿好母亲，本打算闭门不出，潜心研究术数，但一次得空去探望堂伯，改变了他的想法。

那时堂伯已经八十多岁了，还在唱道士，于石问他怎么能坚持这么多年？堂伯说：“除了唱道士，还有什么事能让人做得这么笃定？只要你认定那些亡魂得到了超度，他们就一定能往生极乐，这简直就是世界上最无可争辩的工作。”

于石如遭当头棒喝，他研究术数多年，不就是在寻求这份笃定吗？给人卜卦，更是为了印证这份笃定。于是他当即决定拜师，做堂伯的徒弟。

此后，他就把“唱道士”当成了职业，做得津津有味、乐此不疲。

我终于明白自己和于石到底差别在哪里了——是了，就是那份“笃定”。

于石的笃定，让他可以摒弃所有的质疑，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哪怕三餐难继、露宿街头也义无反顾。公司也罢，房子也罢，都不是他想关注的，却也水到渠成归他所有，或许这就是上天给予他的奖励。

我们都是浮在海上的小船，于石能看到远方的灯塔，所以他能一直摇桨不怠。而我，只有被他人指定的目标牵引时才会挣扎着往前，一旦失去指引，就会在海面上犹豫彷徨。

我在省城打拼了二十多年，也攒下了两套房子，可年近半百，每天浑浑噩噩，感觉筋疲力尽。这几年经济下行，公司业务也急剧萎缩，只能勉强维持。原本我打算几年后就将公司交给他人打理，靠着分红享受余生，但这样的想法如今也化为了泡影。

之前我总羡慕于石的天赋，认为如果我也有同样的天赋，至少能做到像他一样，甚至还可以更好。但现在想来，却是大错特错，我之所以选择平稳的人生，随波逐流，是因为没有自信和勇气去直面未知。

那天，我们聊到很晚，直到饭馆要关门了还意犹未尽，但想到于石次日还要去唱道士，我让他赶紧回去休息。他坐上电瓶车，岔着两条长腿，看着他逐渐远去的背影，我不由得感慨：他活得真自在。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