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2016年春节，亲戚们赶到太原，欢天喜地讨论要去哪儿玩时，香枝替我开口，讲了在内蒙古包地赔本儿的事情。
预料中的集体“征讨”开始了，我家的客厅挤得满满当当，男人们抽烟，搞得屋内烟雾缭绕，女人们拽着香枝，责备她怎么不拦着我，所有人都在哇哇地叫，敲着桌子拍着大腿批评我冒进，做事之前没找他们商量。我成了众矢之的，小童本来躲进卧室关上的门，也被翠萍敲开，翠萍一定要她了解这件“大事”，学会为我分忧。
当天晚上，翠萍没去酒店，睡在小童的卧室，几天后，小童发现自己的一枚铂金戒指和一对银耳钉丢了，她认准了是翠萍偷走的。
当时场面乱如麻，我坐在茶几旁的小凳上，感觉自己被杵在一口井底，地板上，瓜子皮、烟灰烟头随地扔，一如我的尊严。
其实，我对自己被围攻的原因心知肚明：今年他们从我这里再带不走一毛钱了。
任凭亲戚们发泄，结束之后，我单独约出我的大哥、二哥，沈家大哥、翠萍。我希望他们看在我过去扶持了他们那么多的份上，帮我一把：“我想趁热打铁，去临河再干一回。我钱不够，你们能借多少就借我多少吧。”
翠萍借的最多，给了我四万，让我写了借据。
我说：“你借哥的钱时，哥从没向你要过这么一张条子。”
翠萍忙安慰我，说不管我在临河是赔是赚，这钱她都不要，但她是嫁出去的人，家里一下子少这么多钱，得给丈夫一个交代。
香枝也从她的姐妹们那里借了些。我们几乎发动了所有人脉，卖了一辆面包车，又去银行贷款，凑了六十万——这是我们认为启动种地最少的资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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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三月底，我赶去内蒙古临河。临河在巴彦淖尔，距离太原更远，开车得九个多小时。早在西河的时候，就听说过这里盐碱地居多，和西河乡差不了多少，但地价却便宜不少，只是地块比较零散，不适合承包几千亩大面积种植罢了。
我学乖了，和香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打听和田间地头考察上，最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只剩下两个选择：一亩两百块钱，包九百亩轻度盐碱地；一亩一百二块钱，包一千四百亩重度盐碱地。
“少点吧，少点好打理。”香枝一锤定音。
磴口干旱，用水紧张，每天都刮三四级的风，人别管在城里多光鲜，只要在这里待两天，准成个山药蛋。为确保收成，与达茂旗一样，我和香枝在磴口住了下来，每天和工人们同进同出，农闲时也不去挖石头和四处游玩了，就去找周边地块的地主，聊聊种地的经验。
来临河承包土地的老板们，南北方的都有，有的家底厚，种地不过是一项投资，有的则是负债冒险，和我一样，抱着大赚一笔的决心。我印象最深的，是河南小伙子张智成，1988年出生的他，为避世来到这里。他戴着眼镜，气质斯文，北大毕业，有北京户口，谈什么都头头是道。他说自己大学时创过业，没成功，毕业后就开始往人烟稀少的地方跑，承包土地种葵花。
葵花叶子绿油油的时候，别人看不出毛病，张智成捏住瞅一眼，就知道该上什么肥。他地里的葵花苗永远比别人地里的更壮，以至于周围人私下里传，他肯定给苗打了催长剂之类的东西。对此，张智成坚决否认，我也在化肥店里问过，至少磴口县没这种东西。我认识的一个地主，托儿子在网上买了些“爆长剂”，专门开辟了半亩葵花地做实验，也不见起作用。
我找张智成看过我的葵花，他一点都不客气：“不行啊，你这块地没选好，上限就定了。”
我一听就慌：“这块地盐碱地不高啊。”
“差不多。”他劝我别投入太多，从现在开始，只为保本儿。
这劝告我不认，我找了些人来看我的地，都说是好地，会有好收成。香枝劝我别太把张智成当回事，他北大的学历说不准都是造假的，否则，这么好的学历，不在北京工作，跑内蒙避什么世？
我想想，也是，但田间地头的娱乐十分有限，闲极无聊的时候，我还是会往张智成那里跑一跑，反正距离不远，开车十几分钟就过去了。
傍晚，张智成站在地垄上看看天：“旱呢，下不了雨。”
我说，天气预报下雷雨。
他不屑地笑笑：“你等着瞧吧，下一滴雨，我让蛋总给你表演狗吃屎。”
蛋总是他养的一条狗，自己捕猎，把自己喂养得皮毛顺滑。张智成无论在哪儿，喊声蛋总，蛋总就能神兵天降。
到第二天，果然一滴雨没下。
张智成的本事，总是让我既害怕又忧虑，我宁愿相信他是侥幸蒙对。
张智成还玩无人机，手臂大小的一台无人机，他抓着遥控器，把电耗完才飞结束。
“你信不信？以后我这一千亩地撒药上肥，不用人工，一台无人机就够。”他信誓旦旦，“我现在学会玩，将来就是一把好手，一人顶二十个工人。”
我看着那小小一台无人机，根本想象不到它能拎起五十升的农药喷壶——张智成就是在给自己的玩儿找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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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香枝吸取前一年在达茂旗的经验教训，除虫除草、打药松土，各个环节都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从五月播种到九月收获，我回太原的次数屈指可数，亲戚的电话也尽量不接。终于等到收割的季节，我和香枝焦虑又兴奋，我俩都认为，这次肯定会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天气预报会下雨，下雨就会影响葵花籽采收，天气阴沉，天边轰隆轰隆的，好像在酝酿一场大雷雨。尽管张智成再次一口咬定不会下雨，我还是不敢冒险，好不容易租下收割机，傍晚就开了过来。我们在地里亮起大灯，六个工人收盘，收割机跟在后面分离。
葵花籽收割的场面一如达茂旗那般浩荡，一车车地拉到仓库，天气放晴后，又拉去晒场，等待下游的老板们上门看货。瓜子产量没有想象中多，但也是如山如海，令人欣喜。我们把麻袋准备好，装袋称重。
正常情况下，一满麻袋是五十斤瓜子，可上秤后才发现，我的瓜子每袋只有四十五斤左右。我马上就猜到一种可能，赶紧抓出两把瓜子，一个个地嗑开……果然，空壳不少！
我脑中空无一物，脚底软得几乎站不住——到底哪一步做错了？眼下，顾不了瓜子了，我首先要找到答案。
我跑去找张智成，他的地还没开始收，工人们甚至没有插盘，他正悠闲自得地和蛋总玩耍。
听到我已经收了瓜子，他不无可惜：“你着什么急？我说了，最近这几天，肯定不会下雨。”
“万一下雨，我赔不起。”
其实，我心底也很后悔没听他的话。他太年轻了，文绉绉的面孔，实在让我很难信赖。
我把瓜子的情况实话实说，张智成一点都不意外：“我当初让你‘保本儿’，就是因为这个。你那块地，看着挺好，其实问题很大。我不想得罪人，我跟你说的话，你也别外传——你那块地，肯定连续种了好几茬葵花，而且去年前地主走时，也没给你好好打理。”
按照张智成的说法，地要慢慢养，连年种葵花会消耗地力，肥料上一吨，浪费掉三分之一，我的葵花苗注定营养不良。要是多施化肥，对土地和我的成本都是负担。还有，我那九百亩地用的除虫药明显要比他的一千亩耗费更多，也是地力贫弱引发的病虫害更严重的原因。
我当初相这块地时，地里还有前一年遗留的葵花杆子，所以我才相信种葵花没错，没想到，这竟是最大的错误。地主口口声声说，巴彦淖尔是国家重要的葵花产地，这里年年都种葵花，家家户户如此。
事已至此，我只能认栽。我找了筛选机器，把瓜子分拣出三六九等。负责装袋的工人说，空壳瓜子能卖给做饲料或者养殖土的厂家，好的话，一吨能上两百块钱。
磴口就有一家饲料工厂，只可惜我联系晚了，厂家已经收满了空壳瓜子，不打算继续囤货了。但这通电话未尝不是个好事，我好歹知道了，在磴口这么个小地方，不是只有我的地里出了这么多空壳。
这些空壳瓜子，我最后分给工人们，他们拉回去可以生火、沤肥。
剩下的瓜子，品相倒还算可以，谈了几个老板，最后以每斤三块七的价格卖出，总共回款七十六万。
但这一年我们种地投入的成本总计八十余万，累死累活折腾半年，我和香枝两人倒赔了五万多。
在地里回收滴灌毛管时，我和香枝商量，明年跟着张智成干吧。可香枝绝不答应：“他是个人，不是神，他也有赔本儿的时候，他赔一次，能承受得住，咱们再赔一次，能落下啥？”
的确，我卖了房，卖了车，向银行借了贷，四处讨借来的钱款尚且没法还，三个兄弟和翠萍都在等着我回本儿。如果明年再赔，岂不是要把最后一套房和厂子都赔进去？香枝生怕我不服，苦口婆心地劝我，给孩子们留条后路，特别是小童，她毕业要去留学的，难道让她两手空空去英国吗？
我倒出根烟，点上。磴口的风吹得烟在嘴里动来动去，不老实，我就发狠咬着烟屁股，猛吸一口。唇舌间夹着股土腥气，我舌头卷了那股腥气，带着唾沫狠狠吐在地上。
男人，一口唾沫一个钉，说出的话，哪怕是梦话，醒着的时候，也要给人家兑现。我怎么兑现？我种地的梦想，就像这些管子，破破烂烂，已经不适合再投入一季了。
“咱们没那赚大钱的命，认命反而轻松些。”香枝劝我，本本分分做炒货生意，像过去一样过日子，已经比很多人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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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磴口时是十月，张智成那时才开始收割葵花。他的目标是一斤五块钱，我听说已经有老板去和他谈价，一斤四块六，比我的瓜子高出近一块钱。张智成对自己的瓜子很自信，拒绝了那个价格。
我看过他的瓜子，的确是好货，亩产也高，我估摸着，小伙子应该赚大了。
那年，小童升高三，问我她去英国留学、学习绘画是不是没希望了？我嘟嘟囔囔告诉她，学绘画才没希望，看看柳巷，中央美院出来的高才生也不过在街头卖画为生，一幅二十块，生意特少。
小童挑眉：“中央美院的高才生？”
我没敢看女儿的眼睛，我是想让小童失去对绘画的兴趣。她主动放弃去英国留学，我心里可能会舒坦些。但我立马就回忆起当年初到离石打工时，沈叔不断以我年纪还小、不会管钱为由拿走我的工钱。那时我清楚地知道，他会把钱攒起来给他的亲生儿子，我同意，但委屈，这种委屈在几十年后，在这一刻才清晰地感受到。
我生怕小童拆穿我，赶紧把话题引到浩儿身上去。
后来，小童转去学民族舞，她没有舞蹈基础，练得很辛苦，人瘦了好几圈，听说老师一天只让吃一个小饭团和半根香蕉。我很惭愧，但也无可奈何。
浩儿不好好学习，成绩总是班级倒数，将来高不高考意义不大。我问他想不想去北京，我有个朋友在北京做中介，可以介绍他去小米做客服。浩儿夸张地大叫：“我？客服？爸，你没搞错吧？你不是让别人服务我，而是我去服务别人？我做不来，我吃不下那苦，受不了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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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着两年在内蒙古承包土地种葵花籽，我的财产从富余变成了负债，炒货厂的工资开不出了，我不得不把轿车卖了。我的三个兄弟和妹妹翠萍听说我又赔本儿后，立刻找到我，希望我还钱。
尤其是小妹翠萍，我在磴口磕碰出的伤还没落痂，她就跑来太原，高一声低一声地哭，说儿子海城病了，要拿钱去北京看病：“哥，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跟你要这个钱，可是，我的苦，你也要体谅不是？”
年初海城来家里时，我见他活泼精神，怎么一下子就会病得如此严重，得去北京看病？翠萍只说海城的脸全烂了。
可我刚赔本儿，年底炒货厂还得进货，处处都需要钱，去哪里找钱？我一面后悔早年花钱太没节制，不给自己留点后手，一面带着收藏来的书画，去开化寺收购行问价。
我把这些书画当宝贝，但人家老板只要问问大师的名字，就会统一用一种戏谑的眼神看我。我打听后才知道，那些个所谓的“知名画家”，这儿获奖，那儿受邀，看似光彩，其实不过是自行炒作。
“你看那幅画，一个十二岁小朋友画的。”一个书画店的老板指给我看角落里的一幅橘子图，橘子七扭八歪的，老板却说它能卖八十块。
而我六千多从大师那里“求”来的梅花图，就算我倒贴八十块，老板也不要：“别人要知道我收了这么幅画，我名声就坏了。”
我一共收藏了八幅书画，一幅也没有卖出。还有古董——清朝哪来那么多鼻烟壶？墓地里挖出来的小陶人怎么会光明正大摆地摊儿上卖？铜镲、青铜器、袁大头……都是流水线出来的玩意儿。最可笑的是，我压箱底的“元代瓷碗”，本以为能卖个几万块，结果小童在淘宝上一搜一大堆，每一件都标着“仿”，几十块钱就能买一个。
但总有瞎猫碰着死耗子的时候，有一套80年代的邮票，还有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纯金银纪念钞，毛泽东纪念钢笔，都卖得还不错。
钱到手，不到五万，我都给了翠萍。很快，另外三个兄弟也登门要债，沈家大哥说漏了嘴，我才知道真相——海城没病，无非到了青春期，长了一脸痘，挠烂了不少，才有“脸烂”之说。翠萍就是怕拖久了我没钱还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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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春节尤其热闹，太原市内张灯结彩，鞭炮烟花从晚上六点放到半夜两三点，家里没有现钱，我和香枝手上都有债务，一家四口人，只有小童的信用卡和“花呗”是干净的。靠着女儿的信用，我们才算过了一个有鸡有鱼的年。
年夜饭上，小童祝我翻身发大财，我下意识地想怼她一句“你大了，不要总吃你老子”，话到嘴边，又赶紧吞咽下去。全家没买一件新衣，没添一件新家具，“花呗”却用了三千多。这个数字我有很多年没放在眼里了，小童还在不断地压缩开支。有天，我让她帮我买包烟，她说：“爸，戒烟吧，一盒烟十块钱，能买斤猪肉呢。”
我前所未有地失落和压抑，好几晚都不成眠，头发乱七八糟。为省理发钱，香枝给我剪了头发，说：“你别怪小童，她比你好的一点就是，她会为没钱早做准备。”
因为没钱进货，我的炒货厂过了一个相当冷清的春节，一车货都没出。过年接不住的客户，过完年后就更接不住了，账面上丝毫没有好转。炒货店因为没自家的低价货源，和其他的炒货店竞争不过，生意自然平平淡淡。
但平淡不代表太平。年底各种检查多，消防、工商都会例行公事，上门查证、查设备，有时环保局也会来。我的炒货用明火炒制，不环保，以往口头教育几句也就过去了，但这一年不同，环保的检查反而是最严格的，明火污染环境，绝对要禁止，如果还想继续生产，就必须更新设备，把煤改成电。一套用电的设备买下来得七八万，炒货厂至少需要两套，我不可能马上就能购买、安装到位，我只能拖，我想着，也许像过去一样，“环保”就是一阵风，吹吹就过去了。
结果，三月的一天，我接到炒货师傅的电话，说环保局的领导们突袭厂子，逼他们灭了灶火，机器都被挪离，还说，再点火就要罚款。只要炒货厂一天没通过环保验收，一天就不能重新开业。
早在2008年之前，山西就开始吹“环保风”了，民间传言，北京空气不好，全是因为山西、河北、天津这些靠近北京的地方工厂多，污染严重，为了举办奥运会，必须让北京清新起来。这些年，山西的煤矿、铁矿陆续关停，村里的锅炉慢慢都拆掉了，改装暖气片……这些，我都看在眼里，也想过“环保”有天也会割我一刀，只是没想到，它会在我最落魄的时候袭来。
太原的大街小巷贴满了各种形式的环保宣传标语，这里的空气的确日渐清新起来了，可厂子少了，人就少了，从内蒙古回来后，这种感受尤其强烈。
我请客做东，邀请了些同行，交流各自的计划。我巴结不上大厂子，能瞧得上我、愿意和我吃顿饭的，也就两个炒货厂的老板。他俩的计划截然不同，一个年长些的准备关厂，把钱归拢起来投资房地产：“干这一行太累，你看人家真正会赚钱的，一套房左手倒右手，钱就赚到手了，根本不发愁。”另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厂子在清徐，更新设备的钱对他来说不成问题。
两人都觉得我在内蒙古赔钱不过是委婉的说法，他们认为我不仅会老老实实地更新设备，搞不好还会扩大生产：“你是咱仨里最有野心的，你不赚钱，全太原都没人敢说自己赚钱。”
我面红耳赤，但后来才回过味儿来——他们并非是不相信我赔钱，而是怕我向他们借钱，提前堵死了路。
后来，亲侄子结婚，我回离石参加婚宴，见到老相识老黄。老黄在旁边某县开着个养鸡场，规模不大。我们点了根烟，在路边聊“环保”。
老黄说，几年前，县里的领导就指示了：从你的厂子墙根下走过，不能闻到一点臭气。于是，他的养鸡场更新了环保设备，水要过滤，粪要处理，鸡舍重新装修。设备加装修共花了四十多万，安装好，运转不到一年，环保部门换了个官儿，下养鸡场检查，又说他鸡多，设备不够用。
“完全就是瞎编，够不够用他懂个逑！我总共才十万只鸡，我定设备的时候，就怕他们整事，按照十五万只鸡的规模来的，你让三十五码的脚穿四十二码的鞋，他能走路？”
老黄认为，领导与设备商之间肯定有利益关系。他算过账，按照新领导的路子装修，他得赔死。但他还是装了，以为这样就能消停。养鸡场好不容易重新开业，进了鸡苗，还没盈利，村里人一纸投诉，又得关门整顿。
“养鸡咋可能不臭？再先进的设备，也不可能把屎从臭的变成香的！”
老黄熬着，熬到养鸡场再次开业，正常运转不到半年，鸡瘟来了。他的心血和积蓄都耗尽了，干脆转让了养鸡场，跑到离石开滴滴快车。离石有他早年置办下的一套房子，跑滴滴的车是专门买来的“新能源车”，日子虽然比不得从前富贵，总归心不累。
“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当官的很怕投诉，一旦村民投诉，上面就要来人检查，检查就要有问题，有问题就得解决，解决都得靠钱——我一年才能赚多少？”老黄叹息。
我的炒货厂也时不时地也会收到村民投诉——村口的路烂了，他们说是给我运送瓜子的货车压坏的，地里烧秸秆乌烟瘴气，他们说是我厂子的烟囱冒烟，污染了环境……但上面来人走走过场就算了，从没为难我。
六月，更坏的消息来了，炒货厂所在的村子要集体拆迁了。我找房东了解情况，他才承认有这么一回事——为什么不提前告知呢？我猜因为是厂子一天不搬走，就有一天的租金在。
原本我想着向银行借贷，向亲戚朋友借钱，狠狠心更新设备，让赚钱的机器先运作起来，但这个消息狠狠地压垮了我。
我与房东签署的是五年合同，一次付清，现在距离到期还有三年，就算房东退我三年租金，太原的整体租金也已经比两年前涨了不少，拿那点钱，很难再置办一个条件差不多的炒货厂了。何况房东还一口咬定自己现在没钱，必须要等拆迁款打进账户才能把租金退给我。
直到现在，房东仍然欠着这笔钱，说他还没收到拆迁款。
16
六月底，我冷冷清清的炒货厂失窃了，有人撬锁，偷走了两口铁锅。那是最容易搬动的铁制品，我发现时，可能已经流转到废品站了。香枝让我报警，我心灰意冷——为两口永远不会再生产的铁锅，有什么必要麻烦警察呢？
“卖设备吧。”我做出决定。
我在朋友圈售卖炒货设备。老家伙们有些年头了，又不符合环保，根本卖不上价，放在厂子里没人打理，眼见着生锈了。村里收破烂的老头每次见着我，都要说一句：“现在铁好价，过几天就难说咯。”
是啊，过几天后的变数，几天前的人又怎么可能看穿？
我四十六岁了，人生已经过半，儿女都在上学，如果不靠瓜子，我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本事，养活一大家子人。我心里有一个坎始终迈不过去：我已经足够努力、付出的也足够多，为什么老天非但不怜悯，还要再把我一脚踹进沟里？我到底哪里得罪了他？
我想起入赌博坑时的那句话：赌是我们向老天问卜的方式，运气好不好，流年利不利，赌局里见分晓。
我着魔了。我越想翻身，赌博那条路就越诱人，眼看着厂里的设备一件又一件被当作破铜烂铁卖掉，我带着五百块钱走进棋牌室，想问问老天，他是否已经放弃我。仅仅两小时，我输了个底儿朝天，除了嘴上叼着和耳朵上夹着的烟，再无其他。我失魂落魄，烟气里蕴含着某种神谕——老天真抛弃我了。
我的力气全被那一场赌局抽空了。白天，我借口出门找朋友探探生意的门路，比香枝提前离家，我躲在肯德基的橱窗后，目送香枝脚步匆匆地去坐公交后，再回到家中，像摊烂泥摊平在沙发上，一屋家具跟着我一起在发霉。我的亲戚朋友什么德性，我已经领教过了，他们不落井下石我就已经烧高香了。我不指望孩子，香枝依赖着我，问题想要解决，还得看我。
我呢，心里还在跟老天较劲：我究竟是不是个“能人”？如果不是，我就随便支个摊子，一天赚够一天花，如果是，我就豁出去再折腾一回，把我年轻时吃的苦受的累重来一次，东山再起，辉煌如旧。
我打开头条新闻，页面上都是命定、转运、风水之类的神神鬼鬼的文章，我沉迷其中，旁敲侧击地询问香枝和小童，有没有觉得家里“不干净”，吓得她们都不敢在家单独洗澡。
有天晚上，我梦到自己被一尊菩萨追着打，那菩萨凶狠地骂我：“叫你不信神，叫你不开眼！”
我惊醒，有种大悟的感觉。我专门去崇善寺见菩萨。我做生意时路过这里无数次，也曾带着亲戚家人去游玩过几次，但在神佛前，我一直有几分傲气。现在，我乖乖地跪在那些泥塑面前，呼吸都尽量控制得平顺。庙里有免费的香，我点了一把，插在香炉里。香炉里的香灰积攒得很厚，不知掩埋了多少人的不甘心。我把我的困惑、苦恼、不甘心、祈愿，都默念了一遍，我认错，我过去太狂妄，以后不会再狂妄了。
我把我银行卡里所有的钱，总共一百十七块，都换成纸币，贴着额祈祷着，把它放在供桌的果盘间。
崇善寺外有个算命的中年人，长得三分油腻三分狡诈，换做过去的我，一定当场认定他是骗子，现在呢，我们四目相对，他向我招手，我就走了过去，在他的摊位前坐下来。算一卦五十块钱，我借口约朋友，找香枝要了三百块钱。
“你走背运啦，有小人作孽。”骗子摇头晃脑，说我命中注定有一劫，这两年会大破财。
“怎样才能转运？”我问他。
他把我带进一街之隔的店铺里。铺内佛香缭绕，各样的菩萨、佛祖、祖师、关公济济一堂，摆件、配饰，挤都挤不下，玻璃柜里打着灯光，珠子手串琳琅满目。我请了一尊菩萨回家，半年后，我又请了一尊关公。以后每半年，我都会去找他算个命，请个开光后的符回来，就像赌博一样，很难戒掉。
香枝说我，你要是实在闲，去别人的厂子找点活儿干，我开不了口，当过老板的人，给别人打工？我怕别人说风凉话，我听够了。
我以四千八的月租，租了辆电车，在太原跑起了滴滴。
真跑起车来，就能感受到太原人少、城小，和别的省会城市没法比。基本是七八块的小单，出了十五块钱抢都抢不到，三十以上的单，看到心都要猛跳一下。那时网约车还算能赚到些钱，我一天跑六个小时，去掉充电成本，大概能赚三百多，跑八小时，能赚四百多，但身体不允许，胸闷，可能是高血糖的缘故，总想拼命给嘴里塞甜食。
小童考上了哈尔滨的一所普通大学，靠着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不用我操心，但浩儿在私立学校的开支却叫我头疼，开一次学，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下来，得七八万，这钱，我现在无论如何都拿不出来。
有一回，他借了混混朋友的机车去玩，擦碰坏了，逼得我又赔了两千。我忍无可忍，逮着他后，做了一次认真谈话。
我问他：“你要是想学，你老子我换个学校供你，你要是继续瞎混日子，趁早收拾书本，滚回来打工去。”
浩儿欢呼雀跃，选择“滚回来”。香枝没反对，给他报了个便宜的成人函授，说混个文凭算了。
浩儿回家后，我就把他塞进老朋友的炒货厂，没两天，他哭着跑回来，死活不去了。
17
香枝的大姐在临县有个门面空下来了，大姐有意扶持我们一把，把这门面转给我们租，正好太原炒货店的门面快到期了，我就让浩儿去临县收拾门面，顺便把厂里没卖完的设备搬过去。
我想，我前半辈子只学了一门炒货的手艺，我只能做炒货生意，或许，我还能东山再起。
2018年五月，我和香枝、浩儿都回了临县，这对骄傲了近二十年的我来说，是很难的一步，熟人们没有同情我的遭遇，他们挤在店里，抽着烟，嗑着瓜子，憋着笑，打量着我们一家人在灰尘里匆匆忙忙。
“哎呀，世事无常。”他们感慨，任谁都能听出幸灾乐祸。
大姐的门面在县城边角上，之前做炸鸡，油烟味像腌进了水泥墙灰里，人静下来就能嗅得到。我没钱搞装修，就简单刷了层大白，门头焊上新广告牌，就算开业。县城人流量和太原没法比，每天的营业额两百块都不到，逢着刮风下雨的天气，甚至会剃光头。
浩儿说，自从我给他的零花钱少了以后，他可乐都是在网上买。普通的一听铝罐可乐，店里卖三块钱，可他的订单上显示，用掉几张券后，九块九就能买六罐——网上吃食太多了，又比实体店便宜，谁会跑店里来买？
我估计着应该是门面位置不大好，便进城去了一趟，寻到了二道街集贸市场。小时候随沈叔卖羊肉，我还感慨，这里的房子多漂亮，住在这里的人个个都有钱，穿的鞋子衣服干干净净的，说明他们不用干很多活儿。后来回老家时，我也会开车在这里绕一圈，买我最喜欢的红糖烧饼吃。就在我没回来的这几年，二道街的变化简直翻天覆地，街面用沥青铺平了，市场的范围也拓大了。所有门面都经过统一修缮装潢，做成仿古建筑，门头都是一样的，每户的商品都满满当当地摆着。往二道街走的那条路上，三四十层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小区的规模和装修气派，一点都不亚于太原。
人流、市场都有，我进了一家炒货店，买了斤瓜子和老板谝闲，半小时只来了两人，利润不会超过十块钱。老板也叫苦，生意不好做，赚来的钱付了房租水电基本不剩多少。他爱人在学校做老师，“没她那份工资，我不敢开这个店”。
这间铺子，老板说开了五年了，有比他店更老的炒货铺子，因为上游的供货商和下游的顾客都很稳定，生意相对会好一些。我试探着说我有低价渠道，能给他少量供货，但这人连连摆手。
直到后来我遇到事，才发现这里的供货商有黑社会背景，得罪他们准没好果子吃。
生意，规规矩矩做，就不可能赚大钱，何况我还拖着复杂的人情世故，单是应付这些，就远比生意更累：沾亲带故的上门称瓜子，不多不少就要一斤，也不结账，站在门口和你聊天，你就只能跟他说，拿去吃吧，不要钱，你要是坚持收钱，就是你小气了，他回村里准传你坏话；拉你去喝酒，不去，是不给面子，去，你是做大老板的，酒钱你付；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称十斤瓜子，进门就说，我是谁谁谁，跟你妈什么什么关系，你妈特意嘱咐我来这边照顾你生意，名为“照顾”，实为“压价”，你敢赚一点，泼辣点的当场数落你，隐忍一点的，就跑你家告状，你还得把赚了的钱给吐出去；还有带着些自家种的小米之类的放到店里寄卖，卖不出去，强送你，你怎么办？花钱买，或者用炒货换。
这样的糟心事每天换着来，本来日子就过得滚油浇心，更何况还有债主煽风点火。
我的炒货店像是给翠萍开的，她想拿什么就拿什么，连柜台里的钱都敢动，谁敢拦，就要提一嘴我承包土地借了她多少钱，逼我还钱。
香枝急得跟她吵架：“你给海城看病的钱，是不是贵平出的？那时候你亲口说过，你拿回的是借出的钱。”
“嫂子，我是那么说了，可我哥给钱的时候，没说是在还那笔钱啊，欠条现在还在我手里，你怎么能说已经还了呢？”
“行，那给我们些时间，我们以后还你，你别叨店里的钱！”
“我知道你什么时候还？拿一点儿是一点儿！”
“那写条子。”
“写什么条子？这是利息！”
我的那些个亲戚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以至于我的炒货店经常连进货的钱都筹措不出来，甚至连米面粮油都得靠香枝的娘家接济。我想逃离临县，可离了这，谁再给我免费的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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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半年，我托关系把浩儿送进北京的一家工厂，吃住全包，每月能赚八千，还能交社保。我以为临县的苦日子会让儿子有所长进，没想到，三月不到，他又哭着跑回来。
那时我的银行贷款逾期近一年，没办法还债，我收到法院传票，原告是银行，我连本带利还有七万多没还，银行申请强制执行，我名下除了一套唯一住宅，再无可执行的财产。
2019年下半年，我又被私人债主告上法庭，欠款六万多。
我的路被债务焊死了，我看不到希望，每天窝在店里玩手机。香枝问我以后怎么办，我说，两个孩子都成年了，至于咱两个，走一步算一步：“你说得对，我应该看清楚自己的本事才对，我没本事，只是赶了个好时候，才过了几天好日子。”
我唯有盼着小童能在大学学到真本事，以后也能不断精进自己，抓住一切机会，离开我。但小童似乎也被消磨掉了斗志，在她看来，奋斗的意义，不如在公司做“牛马”踏实。2021年，她大学毕业，回到太原打工，在一家小影视公司做行政，主要是给客户制作宣传视频。她不止一次地向我抱怨，她啥啥都得做，老板又讲她普通话好，声音也好听，几次想要她把配音的活儿也干了。她想辞职，又碍于找工作会影响至少一个月的收入，只能忍着。
她住家里也不踏实，有好几次都被债主堵着没办法出门。她给我打电话，我只能说一句话：“忍着。”
“忍到什么时候啊，爸？”
后来，借着她崴脚，影视公司逼她离职，为要回补偿金，她大闹老板办公室，我听她的手机录音，她哆嗦着叱问老板：“凭什么不给我补偿？你别以为我好欺负，这次谈不拢，我就去劳动仲裁！”
她给她妈妈打电话时，绷不住情绪，哭了。
每个年轻人走向社会时都会哭，我和香枝都哭过，我记得我那时候安慰她，等我们奋斗出好日子，我们的孩子就不用再哭了，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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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下半年，香枝大姐的儿子从天津回到临县，准备卖了门面，添钱在天津买房。于是，我们撤出临县，回到太原。我们计划好了，浩儿租辆车开滴滴，香枝找个超市上班，我呢，摆个水果摊，赚一天吃一天就好。
那道横亘在心里的坎，我跨过去了，不是因为我多厉害，而是那道坎终于被磨平了。我告诉小童和浩儿，爸蛮干也好，冲动也罢，已经尽自己所能去闯了。“折腾”不是问题，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可能不折腾呢？他得上天入地地折腾，才算活着啊。但有的人心力充足，摔下来多少次，他还能再跳起去，我不行，我心力就这点，这是我个人的局限。我这半生，依我来看，也算波澜壮阔、对得起自己了，往后，你们的日子是好是坏，得靠你们自己闯了。后半生，我和香枝只要做到不连累你们辛苦供养就好，如果有能力帮帮你们，那就要谢谢老天爷。
浩儿总幻想着我能东山再起，他还能啃老，再过回从前衣食无忧、挥霍无度的日子，无论我怎么劝解，他都不听，我想，他什么时候听了、信了、认了，他就长大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