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战报记载，中条山战役后，中国军队战死被俘近80000人，这些中国战俘的命运如何？
郭基羚当年是一名战俘，是在中条山战役中被俘的。
日军先将郭基羚送到了山西临汾城内的一个大庙里，过了几天，又把他和很多中条山中的战俘一起送到了位于太原市小东门内的战俘集中营——当时叫做太原工程队。
太原工程队，这是一座人间地狱，这里关押着很多国民党军队士兵和八路军士兵。
郭基玲至今能够记得一件令人发指的事情。1941年7月的一天夜晚，中国军队一名团长想从太原工程队逃出去，可是被日军捉住了。日军士兵当着左右战俘的面，把他的心挖出来，放在盘子里，端给了负责俘虏营的日军军官，作为下酒菜。
那个时候，战俘营中，身体胖一点的俘虏，经常就会莫名其妙消失，去了哪里？是被日军军官吃了。有个日军军官有吃人肉的嗜好，尤其喜欢吃人的心脏，简直就是一只恶魔。战俘营中，身体胖一点的和体格好一点的，整天提心吊胆，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日军军官吃了。
因为很多战俘居住在一起，环境极差，食不果腹，很长时间不能洗澡，各种病菌在战俘营里传播，而日军不给战俘医治，反而听任病菌传播蔓延。郭基玲亲眼看到过两名战俘因为患有伤寒病而死亡。
在太原工程队里，战俘是毫无自由的。6月的一天，放风的时候，郭基羚随便和几名战俘交谈了几句，不料给日军看守发现。看守将他们殴打了一顿，然后强迫他们站在火辣辣的阳光下，仰起头来看太阳。他们被太阳晒得浑身汗水，而眼睛看着太阳，又像针刺一样痛苦。日军看守监视他们，不允许他们的眼睛眨一下，
如果违反了，棍棒就会像雨点一样落在背上。
郭基羚说，日军对战俘的体罚方式，简直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在战俘营里，朱永祥就属于那种体格好的人。值得庆幸的是，他没有和郭基羚在一个战俘营里，也没有遇到一个喜欢吃人心的恶魔看守。然而，他的遭遇照样很悲惨。
当年5月，和朱永祥一起被日军俘虏的有40多人，他们先被日军关在运城十多天，然后坐着闷罐子火车来到太原。火车在路上走了一天，这一天里，他们没有吃没有喝，连厕所也不让上。每节车厢里装120人，密不透风，异常闷热，夏季的太阳照在铁皮车厢上，车厢里的温度高达五六十度，等到到了太原，车厢里有四名俘虏死了。
在太原工程队，战俘们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每顿只有一小勺子米饭，米饭已经发霉了，散发着馊味和臭味，每天只能喝一次水，每次只给一小碗水。隔三天才能吃一次菜，菜也是那种腐烂的菜叶，没有盐也没有油。到了冬天，也不给战俘发棉衣，你进来的时候穿着什么，以后还穿什么。日军根本就没有把战俘当人看待。
在战俘营里，朱永祥每天都能看到十个以上的人死亡。每天早晨，体格强壮的朱永祥，就被日军指定抬死尸，抬到东城墙根预先挖好的壕沟里，然后掩埋。每个壕沟埋六七十具死尸。
日军看守还经常对战俘耍花招，看到谁不顺眼，就说谁有病，需要治疗，命令这个战俘走到室外，日军给他注射一种战俘们不知道名字的针剂，本来没有疾病的很健康的人，几分钟后就会死亡。朱永祥亲眼看到他所在的班里，有两名战俘就是被日军注射了毒针而死亡的。
日军还对战俘营中身体强壮的青年进行抽血，他们定期将这些战俘拉到日军的医院里，每次都抽取很多血液，每20天抽取一次，直至将战俘的身体彻底抽垮。朱永祥就曾经被抽过三次血。战俘体内的血液被抽干后，变得奄奄一息，日军才不再抽血。而这样的战俘，能够活下来的很少。
朱永祥在太原集中营被关押了三个月，抽血三次后，日军就将他和其余的400人拉到北门外去修飞机场。在修飞机场的过程中，有两名战俘逃跑，被日军抓回，日军看守当着所有战俘的面，让狼狗将他们咬得浑身流血，然后绑在木柱上，让新兵用刺刀捅死了他们，借此锻炼新兵的胆量。
日军每次杀害战俘的时候，还迫使周围的老百姓观看，以摧毁中国民众的抗日意志。
当时，被关押在太原工程队中的战俘有15000名左右，有中央军的，有晋缓军的，也有八路军的，这些战俘每天都遭受非人的折磨。
战俘在这里关押一段时间后，就被日军送往各地充当苦力。其中向阳泉煤矿送过两次，大约有400人，向东北送过五六次，共有6000余人t向唐山煤矿送了800人，向井陉煤矿送了800人……除此而外，日军还强迫这些战俘给他们充当炮灰，编入皇协军，每逢作战和通过危险地域，比如要穿过地雷阵，就强迫皇协军走在前面。
每一个战俘，都有一段痛苦的经历。
1942年8月12日的《新华日报》中，曾有一篇关于太原工程队的回忆文章，作者是赵培宪。《新华日报》当年是共产党创办的报纸。
在战俘营的日子里，只要有太阳，每天下午二时，是一天之中最燥热的时候，日军就强迫战俘站立在水泥地板上暴晒，有的人脊背上被晒出了一层皮，有的人被晒死了，还有些人被晒昏了，而晒昏了的人，会遭到日军棍棒和鞭子的毒打，强迫他再站起来。最后，晒昏的人不是被晒死，就是被打死。
日军还把八路军战俘当成了活靶子。
7月20日，日军把赵培宪等20个人集中在一起，从战俘营向一座坟场的树林走去。此前，日军已经多次把战俘拉到坟场边的树林里杀害，每天8〇个人，分成四组，每组20人，进行杀害。
这天，赵培宪被安排在第三组。
赵培宪亲眼看到日军将前两组战俘的衣服剥去，背捆着双手，排成一字队形，20个日军端着刺刀，刺向战俘们的胸脯和心脏。战俘们在临死前怒视着日军，齐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两组战俘倒在了日军的刺刀下，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和荒草。
就在日军走向第三组战俘的时候，赵培宪转身就跑，他跳下土崖，奔过深沟，一直不回头地拼命奔逃终于逃脱了。
后来，赵培宪找到了队伍，又开始与日寇作战。
赵培宪解放后担任云南省蒙自地委书记和云南省民政厅长等职务。
日本人住冈义当年是太原工程队的军官，他在1956年5月31日写过一份供状，里面详细写到了杀害中国战俘的情况。
当年，住冈义是日军独立步兵第十三大队机关枪教育队少尉教官，他在供述状中写道：
……对各中队的新兵实施刺杀活肉，检阅时，我以安尾大队长辅佐官的身份参加了，当时在各队教官的指挥下，220名新兵参加。根据大队长的命令，大队教育主任小池中尉从太原市小东门第一军工程队带来的俘虏（大部分是八路军战士、干部、学生，一部分是抗日军的战士），220名，每人刺杀一名，尸体弃之于杀人的赛马场内的东边沟里。
这次屠杀是根据当天来视察检阅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旅团长津田守弥少将的命令实施的，旅团长津田少将对旅团所属大队在昭和16年（1941年）征集的现役兵的教育方针是：为把这批新兵作为旅团的骨干，要彻底地对他们进行作战警备训练，以达到老兵的水平……并对大队长安尾大佐训示：要以活着的中国人做教育材料，进行试胆锻炼为方针……
各教官进行准备，于检阅的EI期集中于指定的地点太原，实施每个检阅科目。检阅课中的刺杀假设敌就将中国人作为活肉乾进行检阅。就在检阅之时，有一名俘虏从刺杀场逃跑了，经过东山孟家井逃到解放区，以后于当年秋，在《新华日报》上揭露了这一罪行。
住冈义供述状中所写的这名逃跑的俘虏，应该就是赵培宪吧。
然而，尽管日本人用战俘作为活肉靶的罪行被公之于众，然而，他们并没有收敛。
住冈义继续写道：
1942年8月2日前后，我根据大队的检阅计划表，指挥机关枪班约70名，把小池中尉由小东门第一军工程队带来的八路军、年轻的抗日大学生及一部分病人俘虏约70名（其中约50名妇女），当作教育材料将其刺杀。当时大部分的妇女在刺杀前，都高呼中华民国万岁等口号于此次检阅期间，各教官、助教及340名新兵，共杀害了约340名俘虏。
日军把中国战俘，更多的是八路军战俘当成了活肉靶，肆意刺杀，放眼全世界，也找不到比这更残忍的强盗。
这几年，熟悉抗战历史的人，都在谈论一个叫做汤浅谦的日本人，这个晚年良心发现的日本人，写了一封自悔书，承认自己当年在太原工程队从事过人体解剖试验，而且从事过八次人体解剖。而他解剖的是，是活生生的中国人。
汤浅谦这样写道：
走进手术室，里面有院长、护士和见习医生。一会儿，从外面推进来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长得很健壮，可能就是平时常说的八路军吧。他一点没有恐惧的样子，怒目注视着我们，然后毫不畏惧地上了手术台。尽管打了麻药，但那毕竟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在所谓的“解剖实习”中，我们把他好端端的阑尾切掉，把肠子剪断再缝上，再剪断再缝上，来回好几次。还有的医生把他的胳膊截断再缝上……一开始我给别人打下手，但后来的气管切开手术，我是主刀医生。
而那些用作人体试验的战俘，或者在手术中或者在手术后就死亡了，日军将他们掩埋在医院附近的土坑里。
日军的暴行，超越了人类的忍受期限。日军的罪恶，中华民族永远都要铭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牢记日军的罪恶，是为了让这种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