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孙蔚如一样，赵寿山同样和共产党军队渊源很深，他的军队很早就与共产党有联系。
1938年8月，经历了永济血战的三十一军团伤亡惨重，而补充兵员，也多是从黄河西岸的陕西补充。这一点，和桂军很相似。我在采访桂军老兵的时候，他们说，那时候，不论部队伤亡有多大，都要从广西补充兵员，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往往一个连排里，都是同一个村庄的战士，所以打仗的时候众志成城，作风强悍。陕西军也是这样。
补充的新兵需要培训，需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有人就给孙蔚如建议，让八路军进入三十一军团当老师，八路军纪律严明，作风顽强，连战连捷，战术得法，如果三十一军团能够学到八路军的战法，得到政治思想工作的真传，部队的战斗力将会大大提高。
孙蔚如欣然同意。
孙蔚如同意的原因是，早在一年前，八路军就帮助赵寿山的十七师整军，让十七师的面貌焕然一新。孙蔚如相信，八路军也会把三十一军团锤炼成一支钢铁之师。
全面抗战刚刚开始，赵寿山就带着十七师奔赴了抗日前线，在河北战场和山西战场与日军艰苦鏖战，他们连续作战数月，兵员大为减少，又得不到补充，最后一战中，因为没有弹药，部队用石头与冲上阵地的日军拼杀。十七师刚刚开赴战场时，是满员的万人，而经过多月激战，仅剩2700人。
即使这样，十七师仍然没有乱，交替掩护向后撤退。在从保定到太原的撤退中，国民党军队22个师都是一败涂地，唯有赵寿山的第十七师成建制撤离。1940年，在重庆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总参谋长何应钦听说了当年山西战场的情景，就问赵寿山为什么十七师败而不乱，赵寿山回答说：“进攻的时候，我冲在最前面，撤退的时候，我走在最后面。”何应钦大为感动，对身边人说：“我军所有师长都能这样做，何愁日军不能歼灭！”
山西战场上的战事告一段落后，十七师补充新兵，战斗力大打折扣，赵寿山秘密派参谋来到太原城，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十七师留在敌后打游击，壮大力量。于是，赵寿山带着十七师来到了八路军防区的离石县碛口镇进行整训。
当时的十七师装备极差，缺衣少食，八路军战士从自己身上脱下了500套棉衣，送给十七师，当地群众带上布鞋、食品慰问十七师官兵，党中央还先后派遣南汉宸、程子华、续范亭前来看望，让十七师深受感动。
十七师的地下党组织，结合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出了“三大禁令四大口号”。三大禁令是：禁吸大烟、禁止赌博、禁止嫖娼，四大口号是：自觉纪律、自我教育、经济公开、人事公开。
民国时代，抽大烟是一些部队的必修课，比如黔军，当年对黔军的称呼是双枪将，是说他们上阵的时候，一定会带着两杆枪，一杆是步枪，另一杆是烟枪。抽着大烟的部队，能有多大的战斗力？桂军禁烟，禁出了中国数一数二的钢军，黔军不禁烟，战斗力就处于全军末流。当时有顺口溜这样说：“黔军滇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
旧军阀的军队里，除了抽大烟，赌博和玩女人也是主要内容。在很多历史资料中，都有这方面的记载。
当时，国民党军队的纪律，是依靠高压和棍棒来维系的。孙蔚如东渡黄河的前夕，在陕西省朝邑县的黄河渡口就看到下级军官在用皮带打两个逃兵。孙蔚如厉声制止，让他们拿起枪支，走上了抗日战场。结果，他们英勇杀敌，壮烈殉国。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杨圣清也曾经说过，他小时候，在他的家乡，山西省中条山夏县的一个村庄里，他亲眼看到国民党军队长官用棍棒殴打两个逃兵，把棍棒都打断了，两个逃兵被打死，埋在了村外的土坑里。第二天，杨圣清再经过土坑的时候，看到两个逃兵的尸体已经被野狗刨出来吃掉了。
在那时候的国民党军队里，惩罚士兵的方式很多，主要有关禁闭、殴打、羞辱，甚至杀头。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上级为所欲为，下级噤若寒蝉，上级是奴隶主，下级就是奴隶，上级对下级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下级在上级面前毫无人格可言。十七师提出了“自我教育”，废除打骂制度，就调动了所有人遵守纪律的自觉性，
提高了士兵的地位，官兵平等，如果违反纪律，则一视同仁。
“自我教育”，则更是一个突破，让将士们认识到了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的问题。官兵们有了民族荣誉感和保家卫国的观念，部队的战斗力自然也就提高了。
在旧军队里，吃空饷和克扣粮饷是家常便饭，士兵们饿得前胸贴着后背，而当官的在银行存着巨款，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经济不公开。在旧军队里，拉帮结派非常严重，任人唯亲，排除异己，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事不公开。十七师要求“经济公开，人事公开”，成立了“士兵经济委员会”，监督伙食粮饱，当日公布，当月结算，超支下月弥补，结余大家平分。而在选拔人事方面，大家评选，论功奖赏。正因为十七师参照八路军的经验，进行了这一系列改革，所以纪律严明，情绪高涨，精神振奋，团结一致，成为了像八路军那样的一支极富战斗力的部队。
后来“三大纪律四大口号”又改成了“不嫖、不吸、不赌”和“不扣饷、不压级、不扰民、不遭民”，增加了如何和老百姓相处。
十七师隶属于三十八军，三十八军的前身是十七路军。十七路军的创始人杨虎城，出身于农民家庭，对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杨虎城做了西安行营主任后，将家从陕西蒲城搬到了陕西三原。我在三原东里堡采访的时候，听到很多老人说，当年杨虎城回家中距离很远就下车，步行进村，见到村中所有长辈都笑脸问候，返回西安的时候，也是步行出村，在距离村庄很远的地方才上车。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杨虎城将军对老百姓的尊重。
中条山中的百姓则说，十七路军驻守中条山的时候，他们经常利用战斗间歇给老百姓干农活，播种收割，挑水扫院，而且救济抉困，举办识字夜校，兴办学堂，教唱抗战歌曲。那时候，十七路军的防区里能够做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解放后，当地人看到电影中放映的八路军帮助百姓劳动的时候，他们说：“十七路军也是这样。”
中条山中的老百姓，至今还把陕西军叫做十七路军。其实，十七路军在西安事变后，番号就被取消，先后改为了三十八军、三十一军团、第四集团军。
那时候，中条山中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贫穷，尤其是到了三四月份，更是青黄不接。每年这时候，赵寿山让每位士兵从自己的口粮中，每天省下一两粮，周济百姓。我在中条山采访的时候，很多老人流着眼泪说：“这样好的军队，打着灯笼都难找。”
还有一些老人，至今还把十七路军当成了八路军。
其实，赵寿山的十七师，很早就与八路军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1937年1月，赵寿山担任了十七师师长，就派人到上海找到党组织，要求派干部到十七师协助工作。1938年春，赵寿山在山西前线，秘密来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也当面要求毛泽东派干部来十七师改造部队。
与此同时，共产党选派了一批得力干将到十七师，帮助赵寿山锤炼这支队伍。这些人分别是：山西省委潘自力介绍的申敬之，北方局安子文介绍的杨晓初和孔祥祯，北方局南汉宸介绍的崔仲远和庞志杰、杨明轩等，他们都分别在十七师担任要职。
有这样一批重要的共产党员在赵寿山身边工作，形成了一个浓厚的联共抗日的氛围，这些人向十七师官兵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讲解游击战术，有的甚至直接指挥作战，他们是赵寿山可靠得力的军事骨干和高级幕僚，保证了十七师严明的纪律性和坚强的战斗力。
1938年冬季，永济战役结束后，赵寿山接受了这批地下党员的建议，在平陆县圣人涧镇的茅津渡举办了干部培训班。茅津渡是一处黄河渡口，它和黄河的另一处渡口风陵渡同样有名。风陵渡是山西通往陕西的渡口，黄河对岸就是陕西潼关；茅津渡是山西通往河南的渡口，黄河对岸就是河南三门峡。
这时候，赵寿山是三十八军军长，他亲自兼任干部培训班主任，而孔从洲担任副主任，共产党员孔祥祯担任教育主任。
永济战役后，孔从洲的警备第二旅改编为独立四卜六旅，划归赵寿山指挥。
干部培训班，设有军官班，轮流培训三十八军现任军官，学生队又叫教导队，培训新干部；军士班轮训班长。另外，还有军需队、军医队、通信队，专门培养各种技术人才。每期两个月。
干训班的课程内容，除了军事知识外，还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军侵华史》《国际国内形势》《三大禁令四大口号》等，而教官则包括上面所写到的共产党员。
后来，据统计，在抗战中，赵寿山的干部培训班培养出了1500名高素质的干部，其中有共产党员500名，这些人成为了三十八军的中坚力量和军事骨干。
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这样记述赵寿山：他自从茅津渡训练班开学后，即由军部搬到了茅津渡干训班，几乎所有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课程，他都亲自参加，还对
每个学员进行个别谈话，了解他们的家庭、身世和思想状况。对300名教导队的新生，他都能随口叫出姓名，更何况军官班的学生。
当年的《扫荡报》也对赵寿山的生活作风进行了详尽的报道：
赵军长提出了三大禁令、四大口号，他自己首先极为严格地执行着。
他在生活中严格与士兵同甘苦，吃一样的糠菜馒头，穿一样的灰布军装。
而那时候，能够位居军长的，都是呢子将军服，饮食也有特殊供应。但是，贵为军长的赵寿山，和士兵同甘共苦，而且每逢冲锋，都冲在前面，每逢撤退，都走在后面，跟着这样的军长干，士兵们能不卖命吗？
《平陆文史资料》中写道：
上中条山后，赵寿山不但要求士兵严守纪律，秋毫无犯，而且要部队关心群众生活，为百姓解决困难。有时候，日军把山口封锁了，他就组织部队去山外购回粮食，帮助群众渡过难关。他还让部队帮助群众恢复了因为战火而停办的72所学校，让孩子们能够上学……
毛泽东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正因为赵寿山的部队能够在中条山中，和百姓打成一片，团结一致，才使得日军一次次进攻和扫荡都以失败而告终。
茅津渡培训班中，有一门课程是关于游击战的，而这门功课的老师，则是邀请的八路军。八路军指战员用他的切身经历，讲述了如何开展游击战，如何能够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有效地打击和消灭敌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运用游击战的国家，遍及亚洲和欧洲30多个国家，但是，运用最成功的是中国的八路军。那些国家只是把游击战当成了小的战术在战场上使用，比如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的阻击队，南斯拉夫丛林中的游击队员，然而，只有中国才把游击战上升到了战略的高度，让敌后战场变成了汪洋大海，让日军陷入广泛的游击战中难以自拔。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人类战争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正是因为敌后战场广泛的游击战和正面战场的阵地战相结合，才取得了中国战场的胜利。
《孔从洲回忆录》也详细写到了当年和八路军合作的事情。
十七师自从进入晋东南以后，就在第二战区东路军朱德、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开展游击战争，整训部队。那时候，朱德是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
时任独立第四十六旅旅长的孔从洲写道：在独立四十六旅常唱的革命歌曲中，除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歌》《游击队歌》《黄河谣》等之外，我还让我的秘书共产党员何寓础编写了两首歌曲：《爱老百姓歌》和《独立第四十六旅旅歌》。《爱老百姓歌》开头是这样的：
我们爱百姓，不能去打骂。
他们的东西，丝毫不许拿。
只有那爱惜，没有糟蹋。
要借先交涉，用毕就还，坏了赔偿。
哎，爱百姓就是爱自己。
《独立第四十六旅旅歌》中有这样的歌词：
生为中华，死为中华，
拿起革命的武器，
誓与日寇战斗到底。
我们不杀侵略强盗，
就会死在强盗手里。
杀敌！杀敌！
血战永济八昼夜，
杀得敌人心胆寒。
中条山上烽烟飘，
抗日军人逞英豪。
时至今日，我们阅读这些言简意赅而意蕴深远的歌词，还有一种温暖和激昂并存的感觉。
孔从洲写道：“通过以八路军为榜样进行的新式训军，让部队的战斗力得到显著提高，全旅官兵的面貌焕然一新，很多官兵思想进步，苗壮成长，连队里朝气蓬勃，斗志昂扬，到处可以听到抗战的歌声，军民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我在中条山采访的时候，还听到一位老人唱《三十八军军歌》，它的歌词是这样的：
三十八军，三十八军，
我们是铁的三十八军。
我们在雪花山上，
血花染红了我们的刀枪；
我们在乏驴岭上，
日军的尸体塞满了战场。
井陉车站夺火炮，
高平关外截车辆；
磧口整军振旗鼓，
茅津千训威名扬。
这是神圣的战争，光荣的战争，
最后定把日寇彻底埋葬。
老人们说，这首歌曲那时候经常能够听到，士兵们出操、吃饭、行军的时候，总会唱起，时间长了，小孩子们也学会了唱。后来，三十八军调到了河南，他们有事没事还会在一起唱这首歌。
这首歌，写尽了三十八军的光荣和辉煌，每次唱起来，都让人感到热血沸腾。
这段时间，日军没有大的行动，防守中条山的中国军队都在加紧练兵，严阵以待。谁都知道，这是大战前的寂静。
1938年11月，孙蔚如的三十一军团又改编为第四集团军，所辖部队，除了以前赵寿山的三十八军和李兴中的九十六军外，还增加了李家钰的四十七军。总司令为孙蔚如，副司令为李家钰。
李家钰，川军名将，是从班排长一步步升为军长的农家子弟。全面抗战爆发，川军开赴前线，临出川时，李家钰作诗一首明志：
男儿仗剑出四川，
不灭倭寇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都处是青山。
之后，李家枉率四十七军18000人，草鞋单衣，步枪大刀，步行4000公里，抵达晋东南抗日前线，与日寇殊死拼杀。当时，因为四十七军与八路军防线交叉，李家钰也曾邀请刘伯承给四十七军讲述游击战战术，还派遣多人去八路军中学习游击战。
李家链在第四集团军中担任副司令仅有一年左右，便升为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面对日军进攻，李家钰主动殿后，掩护友军撤退，不幸牺牲。
二战时期，中国有两个集团军司令牺牲在抗日战场上，一个是张自忠，一个是李家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