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血战后，从1939年下半年到1941年上半年，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日军对中条山的大型进攻，只有望原战役一次，时间仅十多天，就很快被第四集团军击败。很多老人都说，这将近两年的时光，是中条山八年抗战中，最平静的一段时光。
1939年秋，卫立煌在第一战区司令部所驻扎的山西省平陆县太寨村，成立了一座儿童教养所。这所学校收养和教育的是平陆、夏县、垣曲、绛县等沦陷区的孤儿，学生最多的时候有500多人。
当年，儿童教养所没有校舍，太寨村的村民就腾出了20多间房屋，做孩子们的教室和宿舍，而教师有30多人，有的是留学生，有的是大学生，他们教学有方，知识全面，学生们都很喜欢听他们讲课。
太寨村的老人们说，那时候，每到夜晚，学生们就集中在村庄外的打麦场（打麦场农闲时候就做了学生的操场），听老师们讲述时事，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讲完后，孩子们就一起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嘹亮的童声在村庄的上空飞扬，惹来周围几个村庄的村民前来观看。
500名学生和30名老师集中在一起，吃饭是个大问题。他们的伙食只有依靠第一战区司令部接济，可是战时生活很艰苦，第一战区司令部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师生的生活费用就依靠河南省财政厅拨付。孩子们生活很艰苦，伙食以小米为主，很少有面粉，也没有蔬菜，村民们就教老师怎么做黄豆芽。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黄豆芽，成为了孩子们唯一的蔬菜。孩子们脚上穿的鞋，刚开始是用麻编织的，后来没有麻，就用草编织。孩子天性喜欢玩耍，在山路上蹦蹦跳跳，草鞋很不耐穿，老师就给孩子们制作了木板鞋。在一±夬木板上钻几个窟窿，穿上麻绳，绑在脚上，就制作成了木板鞋。
曾经有一次，学校断炊了，没有吃的，老师就带着孩子们集体讨饭，一直从平陆走到了夏县募捐。没有经历过抗战年代的人，是无法想象那时候的孩子有多可怜。
即使条件这么艰苦，这所学校都一直没有停办。老师和学生都知道，这种平静的学习生活实在来之不易，和沦陷区战火纷飞中流浪的孩子们相比，他们已经算是幸福的了。
这所学校除了教授孩子们文化知识，还教会孩子们一些战争中的生存技能。组织学生军训操练、救护伤员、制作担架，还教孩子们如何辨认路标、寻找队伍、避开地雷、看星星和树木辨别方向。
闻喜县抗日民主县政府也在该县的大峪村开办了一所学校，教师只有两个人，都是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学校设在一座荒芜的破院子里，学生有50多人，都是孤儿。当时，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在院子里拔除荒草，平整土地，夯实台阶，自制桌凳。没有蔬菜，孩子们就在旷野寻找野菜，没有厨师，两名老师就亲自切菜、蒸馍、煮饭I没有柴禾，老师就带着孩子上山砍柴，没有床，两条凳子并起来就是床。
这两名老师，一名叫剡希何，一名叫张吉辰。
剡希何是山西牺盟会成员，幼年丧母，成年后又目睹父亲、妻子、岳母被日军炸死。他自费办学，不收一分钱学费，不拿一分钱工资。有一次，几个孩子不好好读书，他痛心责问：“国难当头，咱们在啥情况下学习，你们为什么还不用功？”几句话说得顽皮的孩子痛哭失声，此后就努力学习。
抗战时期，中条山中的学校，可能就是全世界最简陋的学校。
即使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学校仍旧在开办。因为孩子们，就是国家的未来。
中条山战役后，日军占领闻喜县，大略村的学校被迫停办。日军宪兵队抓捕了剡希何，威胁引诱他替日本人工作，他凛然斥责，毫不畏惧，日军用各种酷刑折磨，也不能让他屈服。汉奸让他写自首书，他写出了一段《离骚》，让汉奸狼狈不堪。
后来，日军将他吊打了一整夜，脖子上挂了一桶水，腿上吊了一桶水，他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仍不与日本人合作。之后，惨死狱中。
战争让孩子们改变了生活方式。
山西垣曲县的谢村，现在叫允岭村，抗战时期，本该在学堂里书声琅琅的孩子们，也被推上了战争的舞台。
当年，儿童团都会唱这样一首歌曲：
四更五点整，太阳往上升，
儿童团去站岗，盘查行路人。
我们在黑白电影中经常能够看到的儿童拿着红缨枪站在村口的情景，在抗战时候再普通不过了。当时，为了防止敌人搞破坏，村政府和农会经常组织儿童团在路口放哨，村村如此。儿童团员们年龄虽小，但是他们认真负责，有路条，行迹正常，才会放行t如果没有路条，行踪可疑，则会被带到村公所。
著名作家周立波当年陪着美国观察员卡尔逊在晋察冀解放区行走了两个月，他将自己的见闻写成了很多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说，他们冬天的时候，看到一座村庄的儿童团，有行人的时候，他们就拿着红缨枪上来要路条，没有行人的时候，他们就在冰冻的小河上滑冰。
这个周立波，是写出了《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的大作家周立波，不是上海那个在电视上表演海派清口节目的周立波。
这两年里，中条山风平浪静，生活恢复到了日军没有进犯时的安逸和悠然，对妇女的教育也提到了议事日程。当年，中条山中流行一本《抗日妇女读本》，长四寸半，宽三寸，麻纸印刷，封面是两个短发妇女头像，以中国地图为背景，封面下印“太岳妇女救国会编”。太岳地区，当时是陈赓领导的八路军游击区，中条山中流行八路军编写的课本，可见当时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来往的密切。
这个读本的第一课是这样写的：
妇女，中国妇女。中国同胞四万万五千万，妇女就要占一半。
第十课题目叫《学本事》：
多识字，勤学习，算账记事能写信，看报读书了解国家大事，提高文化政治水平，办事能干，人人不小看。
第十四课是《春耕》：
春天到，暖洋洋。妇女们，齐劳动。拾柴，担水，把饭送，打沙，撒种，换苗子，努力春耕，把地种。
而第十五课《秋收》则是这样写的：
秋天到，秋风凉，谷子玉米都成熟。快收，快打，快快藏，男女老少齐上场，打下粮食满仓库，军民吃饱打东洋。
不能不说，这是一本极好的妇女教科书，不但教会了妇女识字，还教会了妇女做人的道理。语言朗朗上口，道理浅显易懂，这样的课本，比那些长篇累牍的政治教材要好很多。
因为没有战争，军队也就由“军用”转为“民用”。
当年，三十八军九十八团防守平陆县张店镇岭后村周围几十里的山岗。张店镇，就是张茅公路的起点。张茅公路是日军机械化部队进攻中条山。强渡黄河的唯一一条通道，日军如果大举进攻，坦克重炮必定会从这里走。九十八团是三十八军一个主力团，团长张恒英是一员猛将，三个营长崔治堂、范文英、李森都是共产党员。范文英牺牲后，谁担任了二营营长，我没有查找到。
因为张店镇地理位置极为险要，所以孙蔚如和赵寿山就把一个主力团放在了这里。
望原血战后，日军被打怕了，再没有对中条山兴兵，九十八团的战士们就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
因为张店镇海拔高，地处山区，百姓缺水吃。最初人们靠吃井水，然而几十丈深的井里，每次也只能绞上半桶水，根本无法供应人们吃水。后来，百姓就从几十里外的山沟里驮水吃，因为路途遥远，所以每家每户每天都需要一个人专门运水。家境殷实的人家吆着牲口，牲口背上驮着两个木桶；家境贫寒的人家，就只能挑水吃了。一来一往，上百里山路，其艰苦可想而知。
吃水成了平陆县张店镇人祖祖辈辈的大难题。
九十八团来到后，战事不紧张，他们就谋划着怎么解决百姓的吃水问题。山上有泉水，战士们想把泉水引到村庄里，但是泉水和张店镇的很多村庄都相隔几十里，而且翻山越岭，道路崎眍，怎么办？这难不倒九十八团。九十八团属于杨虎城的部队，杨虎城的部队里有一大批军官当年毕业于陕西测绘学校，比如司令孙蔚如和特务连连长胥继武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测量绘图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九十八团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挖掘渠道，铺设管道，仅修建的水渠就有15里长，将山上的泉水引到了山下，解决了张店镇周围几十个村子祖祖辈辈都发愁的吃水问题。这些水源源不断地流淌着，除过吃水外，百姓们还用它浇地，自古以来张店镇都是旱地，而九十八团让这些旱地变成了水浇地，粮食的产量翻了番，百姓脸上笑开颜。
这条水渠受惠的村庄有北吕、南吕、下郭、晴斑、上吉、下吉、下沟、冯卓、营村等几十个村庄。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当地人吃水和浇地还是依靠这条水渠。最近这些年因为气候变化，水量减少，但是上吉等村庄还是依靠这条水渠生活。一条水渠造福了几代人。
中条山中很多老人直到现在还能记得当年杨虎城的部队和他们在一起的幸福时光。他们说每到收获和播种季节，这些士兵就来帮助他们干农活，把收割的麦子背到打麦场，碾净晒干，给他们装进粮仓里。干了这么多的活路，却从来不吃他们一顿饭。这些士兵们对老百姓就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到有活就帮忙干，挑水扫院，劈柴下地，老百姓的所有活路几乎都被他们承包了。逢年过节，这些士兵们就买些肉和酒，然后请村子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去吃饭。老人们和那些军长师长们坐在一张桌子上，没有一点拘谨和生疏。军官们还上门给家家户户拜年，给村子里的孩子发压岁钱。
芮城县陌南镇道东村的人们现在还能记得当年驻扎在村庄的赵连副。赵连副，就是我在这本书开头写到的那个至今尸骨不知道被搬到哪里的赵连副。赵连副有一匹高头大马，宝贝得不得了，谁都不认，只认赵连副。这匹马确实漂亮，浑身红毛，没有一根杂色。村庄里有人娶媳妇，想借这匹马，犹豫了半天，终于鼓足勇气找赵连副，没想到赵连副一口答应了。娶媳妇那天，因为这匹马性子倔，不认别人，赵连副就牵着战马，战马上骑着新郎官，新郎官戴着红花，一路神气活现地走过来。村中很多人当年都是这样娶媳妇的。时隔几十年后，村中的老人们提起这件事情还感慨万千：“自古到今，有谁娶媳妇的时候，是军官给你牵马？我就是这样的。”
1940年10月，第四集团军突然接到命令，移防至黄河南岸的洛阳以东，守备偃师、巩县、汜水、荥阳、广武百余里防线。中条山防务移交给胡宗南部队和友军约17万人接替。
据很多资料记载，将第四集团军调离中条山的原因是，蒋介石看到这支军队和共产党走得很近，担心会赤化。
第四集团军离开中条山的时候，村村悲恸，哭声一片，大家难分难舍。很多老人告诉我说，没有人组织，大家都是自发地送别军队，一直送到了几十里外。
第四集团军在中条山坚守了将近三年，有21000人牺牲在了这里。而与第四集团军交战的日军第十七师团，代价更为惨重，仅仅补充兵力，就达到十九次之多。也就是说，第四集团军将第十七师团打残了十九次。
从六六血战后的1939年夏季，到1941年春季，这时期的中条山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气氛，日军11次进攻都被中国军队击败，中国军队还主动出击，歼灭日军。在中条山以北，八路军力量逐渐壮大，组织了百团大战，对日军的运输线构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很多人都认为日军不可能会对中条山构成威胁，认为中条山坚如磐石。当年的很多大学毕业生，都将到中条山工作作为首选。
危急却已经在潜滋暗长。
1940年底，鉴于对华战争已经开始了三年半，远远超过了战争初期狂妄叫嚣的“三个月灭亡中国”，日本政府做出了“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决定，要求“在1941年秋季以前，改变预定计划，不放松对华压迫，准备在夏秋之际，进行最后的积极作战，力图解决中国事变。”这一段时间，日本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泥淖之中，难以自拔，当初以为只要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南京，中国就会投降，结果中国没有投降，日本又以为只要占领了中国的东南沿海工业城市，缺少了战略物资的中国就会投降，中国还是没有投降，日本还以为只要在正面战场取得了一连串胜利，中国就会投降，结果中国依然没有投降。日军掉入了中国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就像大犍牛掉进了水井中一样，再大的力气也使不出来。战争的发展趋势是，日军越打下去，情况越糟，他们的战略物资越缺乏，他们的士兵越打越少，中国的士兵越打越多，他们无法与中国打赢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他们耗不起。
中条山已经打了将近三年，日军还是无法逾越中条山>不能逾越中条山，就不能渡过黄河；不能渡过黄河，就不能进入西北;不能进入西北，西北的兵力就会源源不断地运往中条山。日军终于等不及了，决定孤注一掷地解决中条山问题。
日军认为“由于山西省西面有以延安为根据地的共军，南面黄河南岸有中央军第一战区的军队活动，治安情况极为恶劣，河南、山东两省的治安也不稳定……主要占领区域的治安现状，其安定程度的顺序是三角地带、武汉地区，以华北最差”。
为了免除后顾之忧，1940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和参谋总长山杉元提出了“不要单纯考虑南方，要确立以中国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直到这时候，日本人才意识到了中国的游击战已经成为一种战略，意识到了即使占领了中国所有的大城市，中国还是中国人的，即使占领了中国所有的土地，中国也依然是中国人的。中国人依靠着劣等的装备和机动灵活的战术，照样让他们昼夜不安，鸡犬不宁。中国的抗战国策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成大胜，日本人占领中国再多的土地，也无法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0年1月30日，日军大本营提出了作战方针：“1941年度的作战，根据当前任务，大致确定现在的占领区，尤其是夏秋季发挥综合战力，对敌施加重大压力。特别期待在华北消灭山西南部中央军之一部。”山西南部，就是中条山，日军将目标对准了中条山。而中条山，则是中国军队在黄河北岸唯一的一块根据地。
1941年春天，日军开始秘密向中条山集结，决心一劳永逸地割断中条山这根“盲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