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三年前，立冬后，儒镇的天气阴晴不定。那天下午，我和老孙出警回来，一顿消毒除菌之后，瘫坐在接警室的靠背椅上刷着手机闲谈，吐槽接近15度的昼夜温差。玻璃门被推开，一阵冷风裹着一男一女走了进来。
“警官，能帮我们找个人吗？”
男子四十来岁，深色羽绒服门襟大敞，露出起球的藏青色毛衣。他抹去额头上细密的汗珠，蒜头鼻下胡子拉碴，脖颈处的肉褶子跟着他的声音一起颤抖，圆滚滚的肚腩抵在大理石台面上剧烈起伏。
我看他满脸憨厚、手足无措，一双爬满血丝的大眼睛虚浮肿胀，便安慰他别着急、慢慢说。
“我儿子不见了？”
“多大年龄？”
“二十岁。”
听到“二十”这个字眼时，我体内的肾上腺素停止反应，一颗吊着的心也落了下来。
“二十岁的大小伙子，应该没什么大事。”我请他们坐下。
求助人孙广田、周桂芳夫妇俩，要找失联的儿子孙小冬。周桂芳裹着一件短款碎花羽绒服，斜挎着一只颜色黯淡的黑色小手包，肩带与包身边角磨损严重，合不拢的翻盖上嵌着一个褪色的CG金属标。进门以后，她始终蜷缩在丈夫孙广田的背影里，时不时向我们投来无助的目光。
老孙熟练地敲击键盘，一边询问一边在接处警系统中录入求助信息，系统显示夫妇俩是辽东人，此前并未在我们辖区工作生活过，就疑惑道：“你们怎么跑了两千公里，到这里来报警呢？”
孙广田坐在圆凳上，接警室的冷白灯光穿过消毒水的刺鼻气味，把他的脊背压成了一张拉满的弓。他努力克制着急切，讲述了来龙去脉。
孙广田夫妇是一对卡车夫妻，做货运物流二十多年，一直奔波在路上，辽东到新城是他们的主营线路。从一辆车到一支小车队，生意越来越好，离家越来越远。两个儿子留在家乡，与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伴。
今年6月，大儿子孙小冬大专毕业，周桂芳满心盘算着让他也来跑大车，不料孙小冬却一口回绝：“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去的！”并执意要南下闯荡。
孙小冬刚满20岁，性格有点胆小又内向，周桂芳不放心，再三劝说未果。母子二人僵持不下，孙广田只能故作豪迈地打圆场：“好男儿走四方，出去闯荡闯荡也是好事。”虽然孙广田也与妻子有一样的顾虑，但是真心希望孩子能做出一番事业，不要像他一样在路上苦一辈子。
最终，周桂芳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让孙小冬去新城。这样一来，每当在新城卸货后，她都能去瞅一眼。孙小冬急着南下，立马答应了母亲。
儿子远游，母亲操心，每天母子俩都要视频通话。在通话中，孙小冬自豪地炫耀他的流水线工作，反复向母亲证明他已经长大了、能养活自己了。直到初次离乡的兴奋劲褪去，母子俩的通话也回归平淡。孙小冬常常不耐烦道：“我搁这嘎达老好了，你们都消停儿的，别瞎操心！”这与过去在老家时的表现如出一辙，周桂芳没觉着异常。
20天前的一个夜晚，母子俩照例视频通话后，孙小冬就突然失联，电话不接，微信不回。1天后，周桂芳拨去的电话里只剩下“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的系统回复。
儿子突然失联，孙广田夫妇坐立难安，打算尽快装完最近的一批到新城的货，抵达新城之后，便直接去儿子工作的厂里找人。不承想，因捉摸不定的疫情防控形势，一拖就是十多天。
4天前，孙广田夫妇再也按捺不住，开着空车直奔新城。路上用去3天时间。到了一打听，压根就没有儿子孙小冬说的那家工厂。前一天，他们在当地派出所报警求助，新城警方查询后，没有找到孙小冬在当地的出行轨迹，系统显示他离开家乡后，最后落脚地是我们儒镇。于是，夫妇俩连夜赶来。
我们在多个系统同步比对了孙小冬的信息，结果与新城警方的一样，除了能确定孙小冬确实来到儒镇之外，没有查到其它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在哪家单位就职、租住在什么地方等。
“应该是没有办理居住登记，到了这边之后，也没有使用身份证乘坐过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开过宾馆酒店。”我和老孙分析着查询结果，思考着该怎么办，“手机一直是关机状态，申请技术定位也不行。”
见我们查询无果，周桂芳双手合十，哽咽道：“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再琢磨琢磨咋整啊！”
老孙眉头紧皱，过了一会儿，询问他们有没有孙小冬最近的照片。
“有、有、有，他出门头一天，搁家里照的。”周桂芳慌忙从手包里掏出一张全家福。
照片里，夫妇俩面带微笑端坐中央，周桂芳抱着小儿子，身后立着的是孙小冬，一个胖乎乎的小伙子，正满脸堆笑地揽着父母的肩头。
我们找来图侦队员小李，询问人脸识别追踪的概率有多大，小李看着照片直摇头：“这个恐怕有点难，面部特征不明显，趋于平面，而且跨度时间有5个多月，不一定能找到。”
周桂芳再次双手合十，恳求我们试一试。小李耸了耸肩，问他们手机里还有没有孙小冬的高清照片，两人慌忙打开手机，翻出许多来。小李选取了几张并一段视频，核对了孙小冬来儒镇时所乘动车班次，准备从他落地时开始查询。
见孙广田夫妇寻子心切，我们又把孙小冬的身份信息、体貌特征等在全区通报，提请街面巡逻注意，承诺一有消息就会立马通知他们。夫妇俩紧锁的眉头终于稍稍舒展，眼神中流露出欣喜与希望。
2
次日一早，天色昏沉，似乎正憋着一场大雨。孙广田夫妇早早来到所里蹲守，不时询问找寻工作的进展。老孙喊来小李，小李耸耸肩说：“火车站的大部分监控只保留3个月，我们调取了几个保留时长6个月的监控，都没有发现孙小冬。”
“这可咋整啊？！”周桂芳直跺脚。
“您先别急，我们还在找，看近期的路面监控有没有，只是数据量太大，恐怕要花不少时间。”
“大兄弟啊，拜托你们了！”孙广田言辞恳切。
思考片刻，我对老孙说：“再查一查防疫流调数据，如果这个能找到，那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老孙赶忙联系区防疫办流调小组，把孙小冬的身份证号码发了过去。半个小时后，流调小组回电说没有检索到相关信息：“科学精准防疫‘二十条’实施后，重点筛查高风险区外溢人员，孙小冬不在筛查范围。”
老孙追问：“那之前的有吗？今年6月份以来的都可以。”
“我再找找看吧。”
时间流逝得异常缓慢，孙广田在接待大厅里来回踱步，偶尔掏出手机看一眼；周桂芳坐在椅子上，手指不安地搓揉衣角，不时发出一串叹息。
十几分钟后，老孙的手机响了，孙广田夫妇不约而同地望向他。但得知流调小组依旧没有找到，孙广田一拳打在自己的掌心上，转着圈地连声哀叹：“这可咋整！这可咋整！”
大家一筹莫展之时，老孙的电话再次响起，他接听电话的声音越放越大，言语之中满是惊喜，放下电话说：“巡逻组那边有消息了，孙小冬好像在合乐苑小区出现过。”
原来，巡逻组在合乐苑快递驿站出警时，顺便打开了孙小冬的照片，询问站点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回复说比较面熟，但是记不得具体什么时间见过。
尽管只是一个模糊信息，孙广田夫妇也异常激动，他兴奋地对妻子大声说：“我就说没事吧。东屯的七姑帮咱点过香（算卦）了，说孩子还在东南方，这几天就会有消息，孩子活得好好的！”周桂芳破涕为笑、连连点头。
合乐苑小区是儒镇最大的拆迁安置小区，常住居民达7万人。即便孙小冬就住在这个小区，要找到他恐怕也是大海捞针，除非他在社区登记过。为了确保尽快落地查人，我们决定双线并行，一则安排社区警务队在合乐苑社区微信群中发布寻人启事，一则直接联系社区工作人员，查询孙小冬的登记信息。
孙广田也慌慌张张地行动起来：“微信群里毕竟都是领导，不一定就知道，我去打印一点寻人启事，到小区里贴。”说着，他就要往外跑。
老孙赶忙喊住他：“你知道那个小区有多大吗？”
“能有多大！再大，我也给它贴满喽！”
“将近100幢高层，有的2个单元，有的3个单元。”
“一天贴不完，我就两天。两天不行，我就三天。我们都快急疯了！”
“你别到处乱贴啊，不然，小区业主会投诉你。”
老孙的声音追不上孙广田夫妇的步伐，他头也不回地向我们摆摆手，抓着周桂芳的手臂快步离开派出所。昏暗的天空落下几滴冰雨，孙广田拖着企鹅般的身体，转眼就消失在雾蒙蒙的街角拐弯处。
3
两天过去，孙小冬依旧石沉大海。当天中午，我休息在家，吃饭时接到老孙的电话，他说在合乐苑56幢1单元1404室发现了一具尸体。挂掉电话，我立马抓起外套直奔现场。
来到合乐苑56幢，一下车就迎面撞上一张寻人启事，硕大的照片抢去大半个版面，粗重的“爱子孙小冬”五个大字相当招摇。穿过狭长的单元门步道，钻进贴满小广告的破旧电梯，寻找孙小冬的启事处处可见，转角处尤为密集。我不禁哑然，想必其他楼幢也被“孙小冬”占领了。
电梯摇摇晃晃，头顶传来费力的电机拖曳声，让我心里七上八下。终于平安抵达14楼，轿厢门一打开，我便窜了出去，并排站在1404门前的两名巡特警队员目瞪口呆地盯着我。
我恢复镇定地向他们点头示意，来到室内。老孙正在询问房东，看到我，转身介绍说，这套房子大约90平，共有4个房间，进门第一间是死者卧室。老孙咂咂嘴，小声嘀咕：“估计就是孙小冬了。”
房东惊魂未定，见我过来，愈发手足无措。不待我问，他便语速飞快道：“刚才，我已经跟孙警官说过了。今天上午10点多，我老婆看到寻人启事，感觉像是租我们房子的人。电话打不通，她就让我来看看。中午我过来看，发现门反锁着，敲门也没人答应，我就拿钥匙打开了，一打开就看到他死在床上。我就报警了。”
老孙递给我一双鞋套，我看着虚掩的木门，伸手推开一条更大的缝隙，一股尸臭扑面而来，我不禁把口罩捂得再严实一些。透过门缝，床上场景一览无余——死者仰面朝上，头上套着塑料袋，隐约能看到口鼻处还戴着呼吸面罩。我心里咚得一下：该不会是他杀？
与老孙简单交流几句，他的顾虑与我无二。事不宜迟，我们立刻调派警力加强现场保护，提请刑警大队的技术员和法医前来勘验。
我们又拉过房东，让他把租房合同找来，房东说合同都是他妻子签的。他摆出一副受害人的姿态，絮絮叨叨：“这可咋办！这可咋办！以后我还租给谁去？”
老孙打断他：“赶紧打电话，打电话！”
房东“哦哦”答应着，连忙掏出手机。不一会儿，我们在他的微信里看到了租房合同，承租人一栏是孙小冬爬虫般的签名，下面的一行身份证号码工工整整。
“这么看，应该就是孙小冬了。”老孙说。
“不做定论，目前只能说明这房子是孙小冬租的，至于眼前的死者是不是他，还得看比对结果。”
尸臭从门缝中源源不断地挤出来，腐败气息中混合着下水道的污水味，浓烈得让人几乎晕过去。我压了压口罩上的鼻梁条，走过去把房门关紧。老孙也本能地躲避着，快步走去打开了北侧厨房的一扇窗。房东想要出去，被门前的队员拦住，我摆了摆手，与他一起出了门，大家都待在走廊里等待。
一根烟的工夫，刑大技术员和法医都到了。我们简要介绍了现场情况，他们便准备开始勘验。我和老孙刚跟着他们走进大门，就听到门外电梯吱呀一声打开，我无意回头看了一眼，心里一惊——从电梯里出来的不是旁人，正是孙广田夫妇。
他们也看到了我和老孙，四目相对，都有些愕然。孙广田惶恐不安地问我出了什么事，我没正面回答他，反问他怎么过来了，他说和周桂芳正在旁边的楼幢贴寻人启事，看到这边来了好几辆警车，就过来看看，说罢又追问这里出了什么事。
老孙故作镇定道：“这边有个案子，我们正在调查。”
原本我也想顺着话头把他们暂且支走，可周桂芳却嘴唇哆嗦地逼问：“是……是我大儿子不？”见我们没有立刻回应，她的情绪愈发激动，向前跨出一大步，隔着特勤队员，带着一丝哭腔大喊：“你们快说啊，是不是我儿子？”身体剧烈颤抖起来。孙广田急得直跺脚，跟着大喊：“到底是不是啊？！”
担心他们会突然冲进去，我和老孙只能出门安抚，并随手把大门带上：“刚开始勘验，还需要做身份比对，不一定是。”
周桂芳盯着我们，眼睛里装满恐惧，压得我喘不上气。
“你们不要急，还没确认身份……”不等我说完，她突然冲向特勤队员，我们赶忙七手八脚地把她拽住。
“我警告你们，不可以这样，这是违法的，而且里面也不一定就是你们儿子。”老孙大声呵止，可他们不为所动，坚持要进去看一眼。无奈，我只能先答应他们，并说明需要得到技术部门的同意。如此这般，他们才稍稍安静下来。
关上大门后，和刑大的同事说明眼下的情况。技术员和法医都认为只要不破坏中心现场，也可以让他们看一眼，毕竟最终也还是需要家属辨认遗体，如果现场能确认身份，也有利于后续的调查处理。
来到室外，我把注意事项一一告知，一再强调：“不一定就是你们儿子。”一再叮嘱：“无论是不是，你们都要控制住情绪，绝不能出现破坏现场的行为。”
周桂芳冷静下来，恐惧神情中带着一丝期待，她双手合十、念念有词：“老天爷保佑！老天爷保佑！”孙广田频频点头，承诺一切都听我们的。
大门打开，双手合十的周桂芳颤抖得厉害，一连串的祷告都淹没在牙齿的磕碰中。孙广田的喉结上下翻滚，左手抓着周桂芳的手臂，右手微微颤抖。我们让出过道，他们盯着洞开的大门，腿脚被钉在了地上，连周边的空气都凝固了。
少许，孙广田终于鼓起勇气，缓缓向前迈出一步。周桂芳跟着他的步伐，但刚抬起脚就瘫软在地，孙广田忙不迭地一把扶住她。就这样，两个人相互搀扶着，颤颤巍巍走进大门，透过半开的卧室木门，向内张望了一眼。
只此一眼，夫妇俩的情绪立马决堤。他们抬腿就要往卧室里冲，被年轻的警员牢牢拦住。我们赶忙上前劝阻，老孙拖着周桂芳，周桂芳抓着门把手，半跪半坐在地上，一边哀嚎，一边向里爬，力气无比的大。我也抓住门把手，企图把房门关上，可孙广田却用一条腿死死顶住，他满脸涨红，脖颈上青筋暴凸。我大声劝道：“你相信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两方拉拉扯扯，孙广田丝毫不让，憋着劲一字一顿地说：“谁说都不好使！”
情急之下，我一把搂住孙广田的脖子，贴着他的耳朵大声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只有相信我们，才能尽快查清楚。现在，我们要立刻进行勘验，你们这样，会破坏现场。”
我们各种劝说，全力防止他们的冲动。但中年丧子，肝肠寸断，岂是三言两语就能安抚。熬到他俩筋疲力尽的当口，老孙一边拽住周桂芳，一边抬头对孙广田喊：“你姓孙，我也姓孙，我就负责处理这个事，要是有问题，你找我。”说着，他腾出一只手把证件吊牌举到孙广田眼前，孙广田直勾勾瞪着老孙，老孙毫不示弱地朝他点了点头。
最后，孙广田放弃了，也冷静下来。周桂芳瘫坐在地，力若游丝地扒着门把手。
孙广田仰天长啸，面庞上滚下两行热泪。我们的语气也不由放缓，继续苍白地劝慰着他。好一会儿，他主动去搀扶起周桂芳，周桂芳涕流满面，悲痛欲绝，孙广田哽咽道：“好了、好了，让他们查。”
听到丈夫的喊叫，周桂芳松懈下来，看得出，家里是孙广田管事。周桂芳缓缓站起身来，我们把他俩送到大门外。
“你确定看清了吗？”我问孙广田。孙广田瞥了一眼周桂芳，泪眼朦胧地说没看清脸、不敢确定，但是床头柜上的背包、地上的篮球，与儿子孙小冬的一模一样，身材也比较像，他闭上眼点了点头，咬着牙说：“看来就是了！”
老孙喊来小刘带他们先回派出所。周桂芳听到，转头悲悲戚戚问：“我啥时候能回来守着我儿子？”我告诉她勘验结束后会送到殡仪馆，答应到时再带她去看。
她一听，扒住墙角不愿走，哭喊道：“（我）哪里也不去，就把他放在这，我要看着我的儿子。”她边说边摇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又是几番劝说，又让她隔着木门再看了一眼，她才一步三回头地跟着小刘下了楼。
4
孙广田夫妇离开后，我们立即进行现场勘验。
死者居住的房间改自客厅，连着阳台，阳台上做了独立卫生间，窗外阳光明媚。房间正中约一米五的米色欧式单人床上，死者上身格子长袖衬衫，下身亮蓝色棉质家居服，身长1米75左右，身材敦实，双臂伸展于头部两侧，一条腿挂在床上，另一条腿垂在地下，手脚已经完全腐烂，裸露出的腹部上，尸斑也已呈墨色。
在他身旁是一大一小相同的两个男用臀部自慰假体，一个飞机杯，还有喷剂型印度神油，抽纸若干。床头柜上放着深色运动背包，背包一侧是多种性保健品和一部杂牌手机，一旁的地上是一颗花色篮球，一如孙广田所说。抽屉里有3卷大号的平口薄膜袋，与套在死者头部的塑料袋款型一致。在黑色的运动钱包里，我们找到了孙小冬的身份证，证件上的照片与死者面部特征吻合。
床尾杵着一个细长的钢瓶，瓶上标签为：纯度达99.99%的食品级氮气，本品为惰性气体，无色无味，可引起窒息……瓶帽上的压力器指针已经归零。
房间里仅有的一个衣柜打开后，上层是胡乱堆放的衣物，下层塞进去了一个纸箱，纸箱里满是各种男用自慰假体，旁边还有一个不锈钢水盆，盆里放着一条棕色的弹簧接气管，一条塑料透明接气管，大小不等的各种接气阀门，还有两盒开塞露……
勘验结束，我们没有发现指向他杀的证据和线索，倾向于这是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但是考虑到死者头上套着的塑料袋，又不敢轻易作出结论。
殡仪馆的运尸车到了，我们配合装殓尸体。老孙打开死者头上的塑料袋，准备取掉呼吸面罩，但试了几次都取不下来。技术员说戴的时间太久，形成了负压，需要用些力气。老孙便双手发力一拽，面罩“噗”的一声弹开，随之从死者鼻腔内喷射出一股恶臭的尸液。
将死者安顿在殡仪馆，我和老孙无奈就地清洗一番，返回单位时已近傍晚。坐在副驾驶上，我不时捻动手指，腐肉的黏腻似有若无，让我一阵恶心。“身上还有味道吗？”我抬起袖口闻了闻。“还好吧，反正我没闻到。”老孙搪塞道。我看着他脸上三层厚的口罩，转头打开车窗，漫无目的地张望着。
我们每年要处理几十起“非正常死亡事件”，早已见怪不怪。这种场景，早就难以让我心生波澜。但这次，一种没来由的悲凉直击心头，许多名字从我眼前一一飘过。
原本，他们也过着极寻常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亲人相伴，有朋友相随。直到某一天，命运驱使着他们脱离家庭、远赴他乡，自囚于水泥森林的某个鸽子笼中。时间流逝，与社会紧密相连的那根脐带被剪断，直至孤独死去。房东为了租金，常常成为晦气的第一发现者，这才让他们凄凉的遗体被发现、被殓葬。相较而言，孙小冬似乎是幸福的，他的父母奔赴千里，终于在雨过天晴时找到了他。
回到所里，走进接待大厅，孙广田正在打电话。夫妇俩抬头瞥了我们一眼，举手投足格外平静，这让我大为迷惑。等孙广田放下电话，我本想再安慰几句，没想到他说：“那个不一定是我儿子，我刚才又把小冬的生辰八字发给了我姐，请她帮忙找东屯的七姑当面再‘点个香’。七姑说了，我儿子好好的，没有事。”
周桂芳的眼神随之明亮起来。我们知道这是愚昧的希望，却不忍心立马驳斥他，只是按照惯例，告知死者已安顿在殡仪馆。
显然，他俩根本没听进去，尤其是周桂芳，她不停地插话：“老公啊，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再找八婶‘看一看’吧，她‘看’得比较准。”孙广田附和：“对对，她比较准，我来打电话。”
我呆立一旁，满心疑惑地看着他们，孙广田在电话里隐瞒了儿子的情况，只告诉对方孙小冬在东南方，现在找不到了，一会儿又捂着话筒问周桂芳：“儿子是几点生的？”周桂芳说：“夜里九点。”
我问孙广田到底想做什么，他挤眉弄眼地不答话。大约过了半小时，孙广田的电话响了，我让他打开免提，他再次向我挤眉弄眼，但我没有退让，依然坚持，随即就听到一个神神叨叨的女人的声音：“大侄儿，我都‘看’好了，孩子没事儿，他的命星是亮的……”这边的孙广田夫妇连声回道：“好！好！好！”又不停地各种感谢。
对方又说：“都是一个嘎达（旮旯）的，‘点香钱’就老规矩吧……”
见孙广田打开手机真要给对方转钱，我一把摁住了，对他说：“大哥，咱就不要自欺欺人了。那个孩子就是你们家的，别乱花钱了！”周桂芳立马瞪圆了那一双不大的眼，冲我斩钉截铁道：“我们那边，她是算得最准的！”
孙广田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不得而知，但是既成事实无法改变，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让他们当着我的面给神婆转钱。为此，我们又是一番掰扯，我反复强调占星问卜都是假的，实在不行，我带他们去做DNA鉴定。
听到DNA鉴定，周桂芳眼里又有了光，一脸恳切地请我帮他们赶紧去做鉴定。但孙广田却突然不挣扎了，他说：“哎呀！还做啥鉴定啊，算啦、算啦，就不要做啦！”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听到丈夫要放弃，周桂芳一脸不悦，但是也仅仅拧了拧眉头，并不敢坚持立场。
我呆呆地看着孙广田，四目相对，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早已接受孙小冬的意外死亡，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但是周桂芳始终没能接受，他在演戏，演给妻子看，他想藉此来安慰悲痛不已的妻子，或者说希望她能慢慢接受这残酷的事实。
接下来，周桂芳一会儿哭哭啼啼地闹着要去守灵，一会儿又念念叨叨说：“那不是我儿子。”孙广田想带她回宾馆，我们本打算安排辆车送一下，也被他婉拒了。临走，他反复叮嘱老孙一定要好好调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孙重重地点了点头。
5
第二天上午，初步的调查结果整理了出来。
在孙小冬的手机app里，收藏有十多家成人用品店，现场固定下来的所有性用品物证，都一一对应找到了购买记录。不仅如此，孙小冬对这些产品的要求还比较高，网购记录里存在大量到货后退单的情形。三卷平口薄膜袋款型一致、尺寸略有差异，每卷100只，购买记录与现场实物吻合，也与套在孙小冬头部的一致。
百度搜索记录里，有如何组装吸氧钢瓶、氮气减压阀结构图、人的一口气有多少kpa（千帕斯卡）、压力表正常范围、先开总阀还是减压阀、人呼吸氮气会怎么样等记录，还多次搜索过氮气可不可以提高兴奋度等男科问题。介于氮气钢瓶和相应的备附件分别购自多家网店，我们判断他是根据网上教程自行组装使用。除此之外，其他的上千条浏览记录几乎都是色情内容。
在支付记录里，我们找到了一条两个月前的就诊记录，经查是临市新城的一家男科医院。为了查清事实，我和老孙又驱车赶往新城，找到了孙小冬当时的主治黄医生。
一番介绍后，黄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但是他一直想不起来孙小冬就诊的具体过程。我们掏出了孙小冬的照片，又让他在治疗记录里查询，他才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黄医生说孙小冬有点复杂，他刚开始挂的是生殖器整形门诊，但是他的包皮正常，生殖器发育也正常，不需要整形。在黄医生追问后，孙小冬才吐露了埋在心底多年的秘密——孙小冬15岁左右有了自慰行为，官能刺激带来的强烈快感让他沉湎其中，又让他羞愧不已，还时刻担心秘密被人发现。临近大专毕业，他发现无论用什么方法，他都不能正常勃起，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因为需要更安全的空间去尝试更加刺激的方式，所以他才执意要去南方打工，实则是为了躲开家人。
黄医生介绍说，青春期的男孩出现手淫、梦遗都是生殖发育的正常过程，只要做好正确的生理健康引导即可。但孙小冬出现了排遗过度和无法自制的情况，进而导致勃起功能障碍和射精障碍，也就是俗称的阳痿和早泄，这属于重度性成瘾，是一种心理疾病，靠自身很难戒除。重度性成瘾就像毒瘾一样，一旦发作，患者会出现极度的不适感，只能想方设法去宣泄性欲。
那天回单位的路上，我还是觉得难以理解，便在手机上的读书软件里找到了几本介绍性成瘾的著作。其中一本书中写：“在我们身边，大约有3%的人是性瘾患者，其中不乏已婚人士。他们深陷无法自制的性冲动泥沼，就像嗜酒者离不开酒杯、好赌者离不开赌场一样，然而这种强烈的、被迫的、连续成周期的非正常性行为，所带来的愉悦感远远低于身心上的痛苦。随着病症的不断恶化，患者的自制力和性敏感度会持续降低，进而需要采取更极端的方式去刺激官能。这种恶性循环让性瘾患者被无法控制的欲望吞噬，为了达到让自己满足的快感，必须得走量，不是1天几次、1小时1次，而是许多次，脑内春药在无休止的强迫性回路中，逐渐把他们抽空榨干。”
综合调查情况，加上黄医生的介绍以及相关书籍的科普，我们第一时间组织通案，大家普遍认为——孙小冬患有严重的性成瘾症，并导致性功能障碍。为了满足性瘾，他不停地在网上检索助性方法并不由自主地尝试，从购买助性保健品、各类自慰假体，到吸食罐装氮气，为了提高吸食纯度，又购买薄膜袋套在头上，氧气含量的急剧下降，让他很快陷入“氮酩酊”，最终失去知觉窒息而亡。
有了确切的生活区域，图侦很快还原了孙小冬生前的活动轨迹，他取寄快递的图像与网购信息完全吻合，未发现与他人发生龃龉，同时他至少3个多月没有上班了。
为了避免取证遗漏，我们又去了他生前的工作单位，了解到孙小冬来到儒镇后，前后只上了二十几天班就离职了。自7月下旬至事发，他一直宅在合乐苑的出租屋里。
那么，他的经济来源是什么呢——我们重新整理了他的收支记录，3个多月里，他从来没有向父母要过钱。为了生活和满足特别的需求，他低价卖掉了春节时孙广田给他买的苹果手机、读书时的笔记本电脑。钱不够用，就在网上小额贷款，还分期购入了一部9000多元的苹果手机，转手挂在网上以7500元卖掉。由于贷款和分期购的时间不长，当时还没有平台催贷的情况。
至此，调查终结，综合现场勘验和法医的尸检结果，排除刑事案件可能。孙小冬的死亡确认为“非正常死亡事件”，具体情形为吸食氮气窒息死亡，死亡时间大约在10月底至11月初，也就是与周桂芳的最后一次视频通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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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请来孙广田夫妇，告知他们调查结果。得知自己儿子是这么个死法，夫妇俩面面相觑，脸上挂满了不自在和羞耻，孙广田反复念叨：“这孩子，怎么可能这样呢？不该这样啊！哪个教他的啊！”
这也难怪，国内性教育相对滞后，传统道德的规训让普罗大众依旧深陷性羞耻与性污名之中，进而把性健康问题等同于道德问题、人品问题，不仅当事人羞于启齿，就连他的亲属也往往难以接受，顺其自然地先入为主，忽视了这也是一种病。
过了一会儿，周桂芳突然一脸疑惑地说：“对啊！这不像是俺们家的孩子啊！”她又看向孙广田，问道：“你看没看清啊？是咱大儿子不？”
夫妻二人久久对视，眼神中打满了问号。这次，孙广田也动摇了，没有像上次那样说“就是了”。夫妇俩又谈起七姑、八婶的“点香”结果，一致要求到殡仪馆再看一看。
无奈，我和老孙只能带他们去殡仪馆。办好手续后，离开接待窗口，周桂芳的步伐越来越慢，来到门前，有气无力地坐在石墩子上。孙广田问她怎么了，她流着泪说不敢去停尸房，不敢去辨认那具遗体。孙广田没有强求，叹气道：“不行就我去吧，受不了，你就坐着。”
穿过停尸房厚重的大门，我们的身影在清一色的不锈钢壁板上扭曲前行。来到冷藏柜前，随着工作人员的操作，一格抽屉顺着滑轨“刺啦”一声伸出头来，打开殓尸袋，消毒水混着尸臭猛地顶进鼻腔，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张乌黑膨胀的脸，脸上罩着一层淡淡的白霜，头发一根一根直立着。
孙广田只看了一眼，便呼吸急促起来，随时要晕倒的样子。老孙眼疾手快，上前扶住他。孙广田艰难地摆了摆手，让工作人员装回遗体。再次确认无误，死者的确就是他的儿子孙小冬。
走出停尸房，身后的铁门缓缓关闭，孙广田突然站定了，他回过身去，盯着铁门喃喃：“小冬，老爸对不起你……”话没说完，他低声哭了起来，一阵一阵的哽咽让人心酸。
我和老孙不好再说什么，只能等他慢慢消化。待情绪平复一些后，他掏出香烟，给我俩分别递上一根，边擦泪边帮我们点火，随后也自己点上一根，抽了两口后，说了一声：“走吧。”
快到接待窗口时，门前的周桂芳站了起来，她再次露出那种十分期待的眼神，一直盯着孙广田。孙广田走到她面前，低声说：“就是了！就是了！”说着，一把抱住她，压抑已久的丧子之痛，在“哇”的一声中奔涌而出。我和老孙自觉躲开，留下他们夫妇互诉哀伤。
站在殡仪馆的大门一侧，我远远地注视着他们，一胖一瘦，一高一矮，仿佛两棵历经沧桑的黄连木，紧紧缠绕，相偎相依。我的眼角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心中升起无限酸楚。老孙连忙说要去取车，头也不回地奔向停车场。我看着他摇摇晃晃的背影，不用猜，一定是和我一样，泪眼朦胧。那天，我和老孙坐在车里等了许久，直到他们哭够了，才一起回到派出所。
几天的接触，或许在他们心中，我们已经成了老朋友。办公室里，孙广田夫妇抚触着热气腾腾的水杯，主动向我们谈起孙小冬的过往，也倾诉着他们的苦痛和顾虑。
二十多年来，他们俩在路上多，在家里少，孙小冬自幼便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这让我想到“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的新闻报道，这种家庭配置在我国广袤的小镇乡村屡见不鲜。像孙小冬这样的留守儿童，成长中极度缺乏父母的陪伴与引导，生活的琐碎难题、身体的无声变化、学业的沉重压力、情感的懵懂困惑，洪流般涌向这些“人造孤儿”。他们在漩涡中艰难挣扎，却无力抗拒，被迫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背后的隐形代价，成为人口红利中从未被计入的昂贵成本。
或许，孙小冬还算相对幸运。他在爷爷奶奶的宠溺下茁壮成长，一路走过童年，直到进入青春期遭遇性瘾，期间并未误入歧途，更没有触碰法律的红线。爷爷奶奶对这个大孙子万般呵护，凡事百依百顺，孙广田虽然相对严厉，可因与妻子长年在外奔波，便也默认了父母的做法。不仅如此，他们每次回家，也会给孙小冬带回各种千里之外的稀奇玩意儿。
孙小冬从未缺衣少食，长得身强体壮，酷爱篮球，从高中开始，他便用零花钱买票到处观看篮球比赛，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尽头。当孙广田夫妇谈及此事，我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幕——孙小冬租住的那间房，透过窗户便能瞧见楼下的一片篮球场。
命运的轨迹悄然转变，“二胎”政策出台后，孙小冬告别了十四年的独生子身份。弟弟的出生，给处于青春期的他带来巨大冲击。自此他变得寡言少语，不再向父母分享生活点滴，尤其不愿与父亲孙广田交流，一回家就猫在自己的房间。
周桂芳最先察觉到大儿子的变化，赶忙告知丈夫。夫妇俩满心担忧，生怕孙小冬愈发孤僻，事事都优先考虑他，甚至带着讨好的意味。他们本就是憨厚朴实之人，出身农村，文化程度不高，长年在外打拼，满心对孩子的爱，往往只能化为单纯的物质给予。他们何曾料到，若事先缺乏良好沟通，新成员的到来，会让青春期的大儿子心生抗拒，觉得被忽视，甚至引发更严重的后果。
提及黄医生的诊断与孙小冬青春期的问题，孙广田满心自责，脸上满是愧疚之色，不住念叨：“这孩子，我对他的关心太少了，青春期的时候，我没有好好引导他，才导致他迷上这个东西。”说着，又是一声长叹，痛心道：“哎呀！早知道这样，就让他蹲在老家了呀，我给他钱，现在洗浴的那么多，实在不行的话，就去几趟呀，给他找个老婆也行啊！”
听到这话，尽管不合时宜，我还是忍不住想笑。我拍了拍孙广田的肩膀，安慰道：“老哥，你得这么想，你这个儿子是生病了，这个病让他控制不住自己，就算到了这个份上，他也没有出去嫖，更没有出去祸害别人，没干缺德事。就凭这一条，他就很了不起！”
孙广田抬起头，盯着我，眼里噙满泪水。他呜咽着说：“大兄弟，我都不知道咋感谢你们！哎！要是都像你们这样想，也就罢了。不敢说啊，说出去丢祖宗的脸啊！”
说到这，一旁的周桂芳也流下泪来，低声啜泣：“整天就知道在外面忙钱、忙钱、忙钱，最后把孩子的命都忙没了，以后，还咋过啊！”
直到傍晚，孙广田才稍稍打起精神，询问后面的手续该如何办理。老孙告诉他先开《死亡证明》，然后去火化、安葬。见他们情绪依旧激动，我们就劝他们先回去平复一下，仔细想想对孩子的死亡一事还有没有异议，等明天再谈办手续的事。
7
次日早，天朗气清，孙广田夫妇来到派出所，神情凝重地表示对孙小冬的死亡事件毫无异议，他们想尽快火化儿子的遗体，不愿再让他遭受冰封冷冻之苦。
我们当即就办理了《死亡证明》。签收后，孙广田走近我们，脸上挂满恳求，低声说道：“大兄弟，能帮个忙吗？请你们一定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昨天家里人又打电话来问了，我跟他们讲，孩子被骗到缅北去了。真不敢说啊，能缓一天是一天吧！”
在办理后事上，孙广田要把儿子就地安葬，态度坚决，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周桂芳则满眼悲戚，苦苦哀求丈夫：“咱们还是把大儿子带回去吧，就把骨灰放在货车上拉回去，到了老家，哪怕寄存在殡仪馆里也行啊，咱们还能给他烧烧纸。”
面对妻子声泪俱下的哀求，孙广田严词拒绝，他眉头紧锁，语重心长地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你把他带回去，老人知道了就是个死。咱们后面还有小的呢，也不能让小的看到他哥哥是这样死掉的。老的老，小的小，咱们都得考虑考虑，只能把他留在这边。”
听了丈夫这番话，周桂芳愈发悲痛，泣不成声地说：“离这么远，以后孩子在下面没钱花了，咋整啊？”
孙广田长叹一声，无奈地解释道：“就算把他带回去，咱们也烧不了纸，我们是长辈，他上有老、下无小，按照咱老家的规矩，只能在火化的时候给他烧一次，以后再烧的话，给他烧多少纸，他就要在下面受多少罪，孩子都已经苦死了，哪里死就哪里埋吧。这是咱们的命，也是他的命。咱们多买点纸，一次给他烧个够。”
考虑到他们开着卡车办事诸多不便，我和老孙便开着私家车，一路协助他们料理后事。在殡仪馆，夫妇俩怀着无尽哀思，一口气买了20袋冥币、20袋元宝，在骨灰堂的烧纸处，那熊熊燃烧的火焰足足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好似要将他们对儿子的思念与愧疚都一同燃尽。
眼看纸钱快要烧完，周桂芳突然惊呼：“儿子的衣服还没拿来呢，他得穿呀！”孙广田便拜托老孙帮忙去取，老孙二话不说，开车赶回派出所，将那些衣物一股脑儿全拉了过来。周桂芳捧着儿子的衣物，双手微微颤抖，一件一件，缓缓丢进那炽热的火堆里，每丢一件，仿佛都在诉说着对儿子的不舍。
轮到那颗篮球时，孙广田突然问我：“大兄弟，他这个篮球怎么弄？他这辈子就爱打个篮球，我得把篮球给他烧过去。”
老孙赶忙提醒道：“这个有气，烧了会炸的，只有放了气才行。”那当口，去哪里找能放气的工具，还是老孙灵机一动，从入殓师那里要来一根注射器针头，孙广田这才把放了气的篮球丢进火堆。
这场送别，没有传统的灵前守夜，也没有庄重的告别仪式。烧完纸钱，遗体也随之火化。
收殓了骨灰，我们带着孙广田夫妇前往公墓安葬。
一切都料理停当后，周桂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孩子的玩意，轻轻放在墓碑前，而后静静地站在一旁，嘴唇微微颤抖，不停地念叨着，似是在叮嘱儿子在那边要好好照顾自己。孙广田则拉着我和老孙的手，恳切地说：“大兄弟，无论如何，我要请你们吃顿饭，我们老家有这个风俗，用你的车，你们又不肯要钱，这都是最铁的关系。”
我和老孙连忙推辞，表明不能违反纪律。一番推让拉扯之后，我们匆匆告别，转身开上车疾驰而去。回到所里，老孙在后座拿东西时，不经意间发现主驾驶座椅后背的网兜里赫然放着一条香烟，真不知道孙广田是什么时候悄悄放进来的。无奈，我们只能再次开着车去找他，见面后，又是一阵推辞与拉扯。
（文中人物名、地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