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本典籍，由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编纂而成。孔子虽然不是《论语》的编者，但是《论语》中记载的基本上是孔子的言辞，只有一小部分内容记载的是他的几位弟子的言辞。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鲁国是圣人周公的封地，周公为周朝制礼作乐，因此鲁国较好地保存了周代的文物和典籍制度。尽管王室播迁、诸侯力政，但鲁国的礼乐文化绵延不绝。孔子小时候玩游戏，喜欢模仿祭礼仪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正是因为传统礼乐文化的延续，在秦汉之际，刘邦举兵围鲁时，鲁国儒生仍然讲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汉朝建立，刘邦令制定朝仪，叔孙通与鲁地儒生共襄盛事。
孔子是商人的后裔。商朝灭亡后，周王朝以商王朝为圣人成汤之后，封商纣之子武庚于殷商故地。经历了“三监之乱”后，改封武庚伯父微子启于宋地。因此说孔子是“圣人之后”，血统高贵。孔子的祖先是宋国贵族，七世祖正考父担任过宋国君主戴公、武公、宣公的上卿，做官非常谦恭，《国语》记载他校订过《诗经》的《商颂》。六世祖孔父嘉是宋国主管军事的大司马，因得罪华父督被杀，孔家从此家道中落。到了孔子曾祖父孔防叔的时候，不得不迁居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只是普通的士人，做过陬邑的长官，以勇力著称。叔梁纥跟妻子施氏生了九个女儿，他很想要一个儿子继承家业，娶妾生下儿子孟皮，却天生跛脚，只好又娶了颜徵在，生下了孔子。
孔子的长相与众不同，生来“圩顶”，即头顶上中间低、四
面高；又是“张面”，即大脸盘，但个子很高，有九尺六寸高，
号称“长人”。
孔子生而贫贱，三岁时丧父，家境贫寒，随母亲迁居到鲁国的都城曲阜，住在靠近宫城的阙门，就是著名的“阙里”。孔子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畜牧的乘田，因此他曾感慨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他十五岁时发奋学习，虽然学无常师，但好学不厌。三十岁的时候，孔子已小有名声，开始收徒讲学，是第一位私人授学的教师，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促成了平民士人的兴起。
孔子的仕途也屡遭挫折。鲁定公九年（前501年），孔子
五十一岁出来做官，被任命为中都宰，即中都的行政长官，取得
了治绩，引起了各地的效仿，很快被擢升为主管工程建筑的司空，又被提拔为主管司法刑狱的大司寇。在与齐国的夹谷之会上，孔子维护了鲁国的正当利益。为了增强君主的权威，他试图削弱鲁国三公的实力，最终失败。齐国担心鲁国在孔子的治理下走向富强，于是给鲁国国君和掌权的季孙氏送去了美女和宝马，使他们怠于政事。孔子深为失望，带着颜渊、子路等弟子周游列国，辗转六个国家，奔波了十四年，受尽了苦难和嘲笑，遭到匡人的拘执、桓魋的追杀，甚至在陈、蔡之间一度断粮。孔子回到鲁国后，感到仕途无望，于是投身于文献整理、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
孔子是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学说主要保存在《论语》当中，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论语·颜渊》记樊迟问仁，孔子曰：“爱人。”“仁”本指人与人相互亲爱，进一步发展为从家庭出发的尊卑长幼、贵贱亲疏的差别的爱。“仁”也是士大夫自身修养的道德要求（《论语·颜渊》说“克己复礼为仁”）和做官处事的原则要求（《论语·阳货》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仁”的实现途径是“忠恕”，“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孔子也很重视“礼”，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认为“礼”是实现“仁”的手段。“仁”侧重对人内在品质的提升，“礼”侧重人对外在规范的遵行。“礼”本来是西周的典章制度，又是君子立身行事的仪节规范，要求人们克制自己的个人欲望。“中庸”是孔子奉行的“至德”。孔子主张中正平和，反对“过”与“不及”。
但中庸不是折中主义、骑墙主义，不是教人圆滑世故，而是要求人的德行符合礼的规范，孔子说“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强调了中庸之德所坚持的原则。
《论语》尽管主要是语录体的短章，但文学性也颇有可称。如语言的形象与鲜活，“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语言精练简洁，人物形象如在目前。《论语》还擅长通过简单的对话和行动展示人物的形象，表现人物的性格，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如《论语·先进》篇的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等人侍坐，是《论语》中最具文学性的篇章。孔子文学思想的核心是“诗教”，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教化服务，而且认为文学是以仁义礼乐教化百姓的最好手段。比如文学对道德的作用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通过学《诗》掌握礼的各种原则，完善自己的道德。文学对政治的作用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掌握《诗经》有利于政治与外交的开展。文学批评的标准是“思无邪”（《论语·为政》）。文学的社会作用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汉代时《论语》地位很高，一度被汉文帝列于学官，与《孝经》同是学子的入门读本。东汉末年《论语》甚至与《易》《诗》《书》《礼》《春秋》“五经”一起被刻在洛阳太学的石碑上。魏晋以后，《论语》被列入学官，有专职博士传授。南宋朱熹将《论语》与《孟子》《大学》《中庸》列入“四书”，与“五经”共同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教材。
目前通行的是《鲁论语》二十篇。汉代另有《齐论语》二十二篇，比《鲁论语》多《问王》《知道》两篇；鲁恭王在孔壁发现的《古论语》，将《尧曰》的《子张》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两个《子张篇》，共二十一篇，惜乎未能流传。《论语》的注释本，一般以三国何晏、宋代朱熹和清代刘宝楠的著作最为重要，但何晏的《论语集解》带有玄学色彩，朱熹《论语集注》受到理学影响，刘宝楠《论语正义》发扬了考据学家的特点，不可避免地保留了时代学术的印迹。《论语》的注本极多，朱熹的《四书章句》简明扼要，影响极大，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遍引前代说法和清人研究成果，最忠实准确。今人通俗本以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最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