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他在48小时内死，是事关100万的抉择要不要他在48小时内死，是事关100万的抉择（下）

5

一晃10天过去了，没想到我们再次接到周正的报警。他语气急切：“他们来了很多人，都堵在厂子门口闹事，你们快来！”

我和老孙赶紧带上装备钻进警车，途中又呼叫街面武装巡逻车到点支援。远远看到海纳科技厂门外并排停着两辆面包车，旁边齐刷刷跪着10余个人，个个头上扎着白色孝布，贺学军扛着白幡，贺三强抱着遗照，两位老奶奶在后面拉着条长长的白色横幅，上书一行略显潦草的黑色大字：黑心工厂草菅人命，拒不赔偿，天理何在！

现场哭声抑扬顿挫。我们快速把几辆警车卡在外围，取出警用围挡现场遮障，10多名特警队员纷纷到达警戒位置。我和老孙快速接近带头人——一个70多岁的微胖男性，他一边撒纸钱，一边痛陈工厂草菅人命。反复劝说无果，我们准备强制将他带上警车，他掏出手机拨打110，声称“警察打人啦”、“殴打老人啦”……

顾及老头的身体状况，我们让4名队员将他团团围住，包夹着移向警车——每每看到这种滑稽场景，我都深感无奈。将老头带离之后，老孙从队员手中接过喊话器，一遍一遍地普法：扰乱公共秩序，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严重损失的，不仅首要分子涉嫌违法犯罪，参与人员也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介于海纳科技现已停工停产，位置并非交通要道，贺家众人的过激行为持续时间极短且尚未造成明显后果，我们法理情并用，劝说警告并举，10多分钟后，虽然他们仍旧愤愤不平，倒也纷纷撤下横幅、放倒白幡、收起遗照，解下了头上的白色孝布。多名队员穿插在人群中，三下五除二把一应丧葬用品都塞进警车。

逐一核查人员身份后，我们得知带头人名叫贺凌仕，时年73岁，他自称是贺远尘的三爷爷，也是他们村的老村长。

老孙瞪了他一眼，半嗔怪半劝解地说：“你还是退休老干部呢，怎么连这点规矩都不懂？”

贺凌仕被噎得羞臊了脸，他结结巴巴强辩：“你……你……不能这么讲，我大孙子，对，大孙子都被人害死了，我不能不给他申冤呐！”

老孙毫不示弱反击：“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出了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一个退休老干部，肯定也是一名老党员，能这样聚众闹事吗？你没退休的时候，允许村里人到你们村委这样闹事吗？”

贺凌仕方寸大乱，强硬态度消失殆尽。我趁机严词批评了贺学军、贺三强，他们见贺凌仕软了下来，底气也没那么足了。见势不妙，几名老奶奶突然扯着嗓子哀号，被老孙举着喊话器直接制止。

贺三强又提出100万的赔偿诉求，我和老孙没接话，而是要求他们立刻遣散众人，并表态：必须恢复秩序，才能谈其他事。特警队员们也纷纷围拢上来，双方僵持不下。

我们与贺家众人谈判的时候，方明川、周正从保安室里探出头来，贺学军看到，立马跳了过去，一手扒着伸缩大门，一手指着周正的鼻子喊：“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说的绝不赔偿！”话音未落，老奶奶们群情激愤，破口大骂，有的还冲到大门边，企图抓挠周正，被我们拦到一旁。

周正眼中冒火，不仅不躲，反而正正衣装，走出了保安室，隔着大门扯着嗓子喊：“这能怪谁？在医院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过了。现在工伤认定通过不了，哪里还有什么补偿金？”

说着，他打开一侧小门，不紧不慢地走了出来，径直来到贺学军、贺三强面前，质问：“我是不是跟你们说过了？说得很清楚了吧！你们不听，要怪，就怪你们自己！我们已经垫付了很多医药费，够人道的了，你们居然还带这么多人来闹，你们好意思吗？”

贺学军瞪着眼，气急败坏回击：“那不是你家的人，你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让我放弃治疗，我怎么放弃？我能放弃吗？孩子还有一口气吊着，我能不救吗？”

见势不妙，我们一边控制住众人，一边打断了周正，询问贺远尘没有认定为“工亡”的原因。周正说：“病历上的脑死亡时间是当天上午10点多，临床死亡时间更晚，都超过了48小时。这是硬条件，谁也没办法。”

我问他还有没有其他救济措施，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贺三强在一旁指着周正大喊：“别他妈废话！赔，必须得赔！没有100万，这事没完！”

我们赶忙去隔开周正，企图劝他先不要说话、避免激化矛盾，谁知周正大手一挥，扯着嗓子喊：“凭什么赔？一分钱都没有！”

话音未落，老奶奶们嗷嗷大哭、破口大骂，甚至有的钻过特警队员之间的缝隙，直扑周正而去，其中一个扯住周正的领带，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咒骂：“你个畜生……你个没良心的畜生……”另一个则趴在地上抱住他的一条腿哭着喊：“黑心呐！黑心呐！就是死条狗还要赔呐……”

周正慌忙举起双手，木头人般待在原地大喊：“我没动啊！我没动啊！警察都看着呢，你们别想讹我……”

多名队员上前劝说，企图强行隔离，但顾及老奶奶们，只能尽最大可能防止出现抓挠、殴打等行为。我和老孙也过去搀扶她们，见百般劝解无果，老孙大喝道：“你们再这么闹，别怪我们不讲情面，这个事是贺学军的事，他家本就死了人，你们还想把他闹进拘留所吗？”

老孙的话过于严厉，我以为老奶奶们会变本加厉死缠烂打，不料她们突然消停下来，扯着周正领带的手松了，抱着腿的也踉踉跄跄爬起身来。我注意到她们的眼神都聚焦在我背后，我猛然回头，看到贺凌仕正冲她们打手势。与我对视的一瞬间，贺凌仕急忙把手背到身后，装出若无其事的模样。

“看来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决定立即采取行动，拿过老孙手里的喊话器，对着众人说：“谁也不想发生这个事，可事情已经发生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坐下来好好谈，到我们派出所去谈，现在就去。”说完，我故意转身面向贺凌仕，一脸严肃地盯着他：“该说的都说了，该告诉你们的法律责任也讲清楚了，如果还有谁不听劝，甚至还起到组织策划作用，那就是没事找事了。”

老孙也看出玄机，三两步走过去，半劝说半强制地让贺凌仕上警车。贺凌仕摆出一副不明就里的模样，不满嘀咕：“你别拉我呀，你怎么就拉我呀！我有车，不用坐警车。”

“一样的一样的。你就坐我们的车，你们的车，还要安排警员带车，已经坐不下了。”老孙说着就拉开车门，把贺凌仕扶了进去，两名特警队员紧随其后，一左一右把他包夹在后排座上。

通过分割围劝，贺学军、贺三强也被带上警车。倒是两辆面包车的驾驶员，自始至终都坐在车里，并没有参与闹事，他们均表示自己只是开车的，并承诺会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持续规劝下，失去领头羊的一众老奶奶也纷纷登上面包车，加上每车的一名警员，刚好满座。

发动汽车，方明川与周正也自驾跟了上来。海纳科技门前的马路不算宽敞，平日里往来车辆稀少，我们一行7辆大小各异的汽车鱼贯而行，不一会儿便驶进派出所，一一停放到位。众人纷纷下车，不大的院子里人头攒动。

为了确保调解工作有序进行，只能让老奶奶们在车中等待。这时有几个老奶奶不乐意了，吵吵闹闹地要旁听，有的说是死者的二姨奶，有的说是五姑奶，个个都说自己比死者的亲奶奶还亲。见我们不同意，她们又起势准备哭丧，只见贺凌仕在胸口处轻轻攥了一下拳头，她们便闭上了刚刚张大的嘴巴，憋住了。

我心中好笑，安排警员将她们逐一登记身份，一番核查下来，发现竟都是70周岁以上的老人，不适用行政拘留处罚。这更加坚定了我的判断——贺家是有备而来，核心就是拿到钱。

6

在调解室里，双方相对而坐，贺学军、贺三强把贺凌仕请到他们中间坐下，还斟上了茶水。我们主持调解，引导彼此围绕诉求进行谈判。贺家人咬定100万的赔偿不松口，周正坚决表示不可能。

贺三强盯着周正责问道：“这不是你自己算的账吗？全部下来是115万，我们现在只要100万，已经退了一大步。”说着，他挥了挥手机，冷哼一声：“我可是都录了音的。”

周正的脸色更加阴云密布，他强压着胸中怒火，努力保持镇静：“那你放出来，让大家都听听，当时我是怎么说的。”

贺三强竟真的摁下播放键，手机里传来周正的声音，只听他一笔一笔口算着补偿的项目和数额，当说到总额大约115万时，贺三强关掉了录音。

周正抬起头，一脸茫然地盯着贺三强：“接着放啊。”

“放什么放！这还不够？”贺三强环顾四周，自问自答，“大家都听见了吧，是不是他自己说的115万？”

“你这人，怎么这样！当着警察的面，还玩‘掐头去尾’这一套，你知不知道你有多好笑？”

这时，贺凌仕轻咳两声，身子向后一仰，斜靠在椅背上，扫视一圈，清了清嗓子说：“我也算黄土快埋到顶的人了，一辈子就认一个理，那就是老爷们一口唾沫一个钉，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说到就得办到。我这一辈子……”

“咱们也听听对方的意见，既然是协商，大家就奔着解决问题去，不要说那些毫无意义的话。”老孙略略提高音量，打断了贺凌仕。

贺凌仕不满，还想继续高论，老孙微笑着抬起手，向下压了压说：“你们说了半天了，咱们先听听对方的。”

周正重复了一遍他在医院时对我说的那番话，强调道：“这个115万的前提是评定为‘工亡’，现在没有通过‘工亡’认定，那就是我之前说的另一个结果，所有的补偿，包括海纳科技原本打算给予的人道主义关爱金，加起来可能不到10万。”

“我光杆一个，还要钱做啥！”贺学军带着哭腔大喊，“我要是想要钱，早就放弃治疗啦！我不要钱，你们还我孩子的命！”

“哎呀，我说学军呐，你也别难过啦，人没了，没办法了，总得有个说法吧。”贺凌仕说罢，端起水杯轻啜一口。贺学军抽出一张面纸，边擦眼泪边频频点头。

双簧变成了三簧，我只能不露声色。见方明川满面愁容，我便让他也说说他的意见。

“哎呀，这都没办法了，要我说，115万是肯定行不通的。你们是不知道，外国人都很轴，他们就认法律规范，要是按照法规来办，还真就没什么钱了。可小贺跟了我不少年，我也不忍心，实在不行，我再给大老板打个电话，看能不能多给一点慰问金。”

周正接过他的话：“突发疾病属于意外事件，海纳科技已经实质上关门，不存在‘连续超时工作’的问题，更没有‘作业不规范’的问题，公司没有过错，就没有赔偿责任。如果跟朴老板（国外老板）谈赔偿，他肯定也要问为什么要赔、依据什么来赔。”

“哎呀，算啦，我来跟他说，人死为大嘛，适当慰问也是符合人道主义的。”方明川说。

贺三强插进话来：“那你们就跟他说要参照‘工亡’赔偿，要115万。一个外国的老板，反正也不懂咱们的法律，咱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得帮中国人。”

“怎么可能？我是一个律师，怎么能去忽悠人呢？不管是中国人的企业，还是外国人的企业，我都是依法办事。再说了，如果其他外企知道我这么干，谁还敢聘请我担任法务？”

“那你说怎么办？不这么办，你们能赔得起吗？”

“没有赔偿，顶多不再追回之前垫付的医药费。”

贺三强拍案而起，指着周正哇哇大叫：“什么意思？你还想把医药费要回去？！”老孙起身去安抚他，他又对着老孙喊：“警官，你看他说的是人话吗？”唾沫横飞中，他恶狠狠地盯着周正补充道：“我告诉你，少了100万，别说我不答应，我那些老姑老婶也不答应！”

周正想要反击，我忙插话询问：“刚刚你也说了，如果评不上‘工亡’，单位也有一定的补助和人道主义关爱金，加起来大约10万元。现在怎么就一分都没有了呢？”

贺家人误以为我站在他们一边，流露出些许得意，个个伸长脖子等着周正解释。周正拉扯了一下西装的翻领，不紧不慢地说：“此一时，彼一时。”

他详细分析了前后差异，总结起来就是：如果当时放弃治疗，贺远尘的死亡时间可能不会超过48小时，就能评上“工亡”。工伤保险基金补偿到位后，他会与朴老板协商，尽量给贺家多争取一些“关爱金”，加上垫付的医疗费、丧葬费，差不多10万元，这样能息事宁人，朴老板不会不同意。但是现在不同了，贺家张口就要100万，还三番两次到企业闹事，即便再拿出5万元“关爱金”也解决不了问题，甚至会带来新的问题，那么朴老板只会选择依法处理。海纳科技的账上现在1万元不到，朴老板是不可能拿出100万元的，贺家主张的这100万元赔偿，根本没人会买单。

谈到这里，周正一脸无奈地说：“警官，你们是懂法的，你们说，我是不是一直在为他们考虑？可是他们分得清好歹吗？一哭二闹没完没了，法盲，一群法盲，现在我也没办法了！”

7

果然与我那晚揣度的一样，无论周正的本心是出于息事宁人，还是确保死者家属的利益最大化，他最初的建议都是最优解。然而，即便重新选择一次，贺学军依旧未必会放弃治疗。事已至此，无可挽回。我略略思考，认为到了这一步是难以达成调解协议的，便示意老孙出门商量，建议引导他们走诉讼程序。

老孙踌躇了半天说：“我现在考虑的不仅仅是调解纠纷，还有他们在医院抢夺遗体的问题。”

我不解地看着老孙，他叹气道：“我这段时间反复查询了相关法条，才意识到当初咱们的这个警处理得有隐患——你还记得那天转运遗体的情况吧？”

我点点头。

老孙接着说：“贺学军只提供了户口本复印件，并没有领养证明或者实际抚养证明，他是死者的叔叔，属于‘无权处置’，但是他在医院实施了抢夺遗体的行为。你再想想，行为人无权处置遗体，又实施了抢夺遗体的行为，往小了说，是‘扰乱单位秩序’，往大了说，会不会构成‘盗窃尸体未遂’？盗窃可不仅限于秘密窃取，还包括抢夺、抢劫等方式啊。”

老孙的话不无道理，如果无法证明贺学军“有权处置”，我们可能也会面临“执法不规范”，甚至“有案不立”的问题。一时间，我也没了主意。

老孙眉头一沉说：“这个事最好能谈下来，我再试试，不一定就没办法。”

回到调解室，老孙打量众人，端起茶杯慢慢品饮，面无波澜地问：“你们考虑得怎么样，能不能各退一步？”

贺三强说：“至少100万，不然没商量。”

“你代表不了贺学军，这个事得他自己做主。”

“我也是这个意见，100万，一分都不能少。”贺学军毫不犹豫地回答。

不待周正、方明川的话说出口，老孙把水杯“当”的一声墩到桌面上，斩钉截铁地质问：“你们有什么资格拿这个钱？”

话一出口，所有人都愣住了。我心中惊诧，不知道老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空气一阵凝滞，贺学军慢慢从惊愕中回过神来：“你这话什么意思？”

“贺远尘病逝，只有法定继承人才能申领相应补助金、慰问金。《民法典》规范了两个顺位的法定继承人，第一顺位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位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叔叔不是法定继承人，你有什么资格来要这个钱？”

“对呀！”周正一拍大腿，“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

方明川眨眨眼，渐渐回过神来，一脸阴郁荡然无存，还与周正愉快地嘀嘀咕咕。我也豁然开朗。

贺家三人方寸大乱，贺三强结结巴巴地质问老孙：“警官，不是，你……这不对啊！”

“哪里不对？”老孙反问。

贺凌仕坐直了身子，一脸严肃地说：“不对、不对，我是看着学军把孩子养大的，怎么就没有资格了？”

“你们有领养手续吗？”

贺家三人面面相觑。

“没有领养手续，怎么证明贺学军就是贺远尘的抚养人？”老孙接着问。

“除此之外，贺远尘还有没有其他合法继承人？”老孙继续追问。

“哪里还有什么人，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早都过世了，他的爹妈也都死了，一家子就剩这叔侄俩，本家、娘家都没有其他直接的亲属。”贺三强忙不迭地强调。

“你们有相关证明吗？能够证明贺远尘没有任何在世的第一、第二顺位继承人。”老孙不依不饶地问。

贺家三人不吱声了。老孙又补充道：“没有这些证明，别说你们连要钱的资格都没有，就是有这个资格，也不能把钱给你们，万一将来再冒出其他继承人怎么办？‘吃绝户’这种事，想必你们也见识过。我们作为警察，不能不严格依法办事。”

整个调解室出奇安静，方明川喝茶的声音都显得格外刺耳。少许，周正说：“警官，既然是这个情况，那我和方总就没必要跟他们谈了，没有任何意义啊。”说罢，他便要离开。

失去谈判资格的贺家三人百般着急，企图阻拦周正、方明川，被老孙制止，他们只能跟着来到院中。老奶奶们误以为都谈妥了，纷纷围住贺家三人询问要了多少钱，贺三强气急败坏地说：“一分都没有。”

“那不能让他们走啊！”老奶奶们吵吵嚷嚷，有几人一溜小跑地去追周正和方明川。

听到身后的叫骂声，周正转过身来说：“你们没有资格，要是再胡闹，可就不是现在这样了。”

贺凌仕黑着脸攥了攥拳头，这几名老奶奶便停下追拦，叽叽喳喳地回到他们身边。

贺家人在院中抓耳挠腮地商讨对策，个个一筹莫展。不一会儿，他们纷纷换上一副可怜兮兮的面孔，对我们好言相求。

贺三强一脸讪笑地说：“警官，确实是学军把孩子养大的，这么对学军，不公道啊……”

老孙说：“除非你们有相关证明，否则还真没办法。不仅你们主张的赔偿款贺学军没有资格去要，就连贺远尘其他的财产，贺学军也无法继承，包括他生前的存款、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账户余额这些。”

听了这话，贺学军一屁股蹲在门廊的柱子下，啪嗒啪嗒地使劲抽着香烟，嘟囔道：“我没资格领，还有谁有资格领？”

“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用于清偿债务、料理后事，剩余部分用于公益事业。”

贺三强忙掏出香烟发给我和老孙，我俩均摆摆手表示“不会”。他说：“哎呀，警官，你们懂得多，肯定有办法。你看，我们都是外地人，你们就帮帮忙、帮帮忙。”

“不是不愿意帮忙，目前这个情况，帮不了啊。”老孙说。

贺家人又是一番哀求。

见火候已到，我们再次普及了关于“工亡”认定与否的相关抚恤标准，也一再强调这不是赔偿，而是用人单位出于人道主义关怀给予的慰问金，至于慰问金数额的高低，还要与周律师和方厂长重新商量。

“我们都听你们的，你们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

8

院子里不是谈事的地方，大家重回调解室。贺学军、贺三强不停地询问需要办理哪些证明，我们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向他们了解贺远尘的家庭情况，防止出现虚假证明或次生纠纷等问题。

贺学军说，他大哥叫贺学武，长他10岁，因家中贫困，28岁才娶上媳妇，在他们村已经属于严重的晚婚。贺家仅有3间瓦房，加上父母健在，一家五口就挤在一起过日子。贺学军刚成年时，读书不成，便跟着大哥走街串巷做点零碎买卖，农忙时也是一个好劳力，除了一副碗筷别无所求，挣的那点钱也都贴补了家用。一家人虽穷困，倒也和和睦睦。

一年后，侄子贺远尘的出生打乱了一切。因过于拥挤，大嫂常为琐事争执不休，要求贺学武再盖一处房屋，搬出去单过。可家中拮据，青砖瓦房哪里是说建就能建起来的？贺学武想了很多办法，左邻右舍借了一大圈，也没能凑够盖房的钱。矛盾日积月累，大嫂愈发脾气暴躁，整日怨天尤人、指桑骂槐，说自己瞎了眼，到后来，竟公然要求把公婆、小叔子扫地出门。在连日的鸡飞狗跳中，贺学军的老娘因病离世，老父亲隔年也突发脑溢血，虽保住了命，却自此卧床不起，最终与世长辞。

家里只剩四口人后，已不似先前那般拥挤。然而“分家单过”早成了大嫂的执念，可贺学武顾及弟弟尚未成家，夫妻两人常为此大动干戈。贺学军无数次地想给自己新建一处房屋，可父母双亲接连病逝，兄弟俩都背了一身的债，这愿望愈加可望而不可及。

“在远尘3岁那年……”此话一出，贺学军突然埋头哽咽。我们继续追问，他抬头时，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贺三强也面露悲戚，一边帮他递纸巾，一边劝：“都20多年了，也该过去了。”

我们询问贺三强，贺三强说：“唉，还不是因为穷嘛！那时候，我们都很穷，要不是为了能有个住处，谁也不会……”

不等贺三强把话说完，贺学军擦着眼泪打断了他：“我自己来、自己来……是我当年昏了头……”说着，又哗哗流下大把眼泪。

贺远尘3岁那年，贺学军与兄嫂再度为了房子的事闹得不可开交，原因是贺学军想要父母留下的这三间老宅子。因为当时有人给贺学军介绍对象，双方都很满意，女方只提了一个要求：不能与兄嫂住在一起，必须单独过日子。贺学军便私下跟大哥商量，想再建一处新房。父母不在，长兄如父，面对弟弟这个合情合理的要求，贺学武咬咬牙说：“就是砸锅卖铁，也得给你娶媳妇。”

当晚，贺学武便与妻子商量此事，大嫂一听就大发雷霆：“我想新房子想了好几年，你都没办法，现在你倒是有办法了？”兄嫂为此大闹一夜，贺学军躺在床上听了一夜。清早，贺学军正在洗漱，大哥在一旁嘟嘟囔囔地解释，意思是先缓一缓。贺学军本就窝了一夜的心火，便没好气地怼了一句：“你反正都有老婆孩子了，要不然，就把这三间宅子给我呗。”

不料，这话被大嫂听到了，大嫂便指着他鼻子破口大骂。积攒已久的矛盾喷涌而出，叔嫂二人各不相让，贺学武原本还居中劝解，后来也加入争吵的行列，新账老账都翻了出来。到了这个份上，贺学军也就不藏着掖着了，开始明火执仗地索要父母留下的房子，要把兄嫂赶出去。兄嫂也寸步不让，要把贺学军赶出去。

贺学军气急败坏之下，捶了大嫂一拳，贺学武一看弟弟竟敢动手，便上前回击。就在兄弟俩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大嫂一怒之下喝了农药。农药毒性剧烈，大嫂很快口吐白沫。贺学武情急之下，给妻子进行人工呼吸，结果双双一命呜呼。

自此，贺学军便带着3岁的侄儿共同生活。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相亲对象自然拒绝了这门婚事，此后也再无人上门给贺学军说亲。

贺学军哆哆嗦嗦地伸出两根手指，涕泪横流：“20多年来，我把侄子当儿子养。这些事一个字都没敢提。”擦了一把眼泪，他接着说：“小时候，他问我‘我爸妈呢？’我就说病死了。长大后，他不再问了，我也不再说了。再后来，我扒掉老宅子，盖了二层小楼，都是给他盖的……可孩子没了……没了……”贺学军再度平复失控的情绪，捶胸顿足道：“你们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吗？我都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我对不起我大哥啊！我怕啊……就怕没把孩子养好……谁知道……他……对不起……”

我盯着贺学军蜷成一团的身影，喉咙里像被塞进了一团湿漉漉的棉花。泪珠滚落的瞬间，我扭头看向窗外，一句电影台词在我心中徘徊：“我卖药这么多年，发现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贫穷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仅表现在物质匮乏，还有贫穷认知的代际传承，这背后是社会运转规则的系统性剥夺，如一道巨大的隐形屏障，把无数人困在生存与尊严的夹缝中。

贺远尘的起跑线布满荆棘，18岁时就外出务工，后来遇到方明川，便一路跟着他讨生活。这世间的确存在一些逆天改命的人，但不足以代表芸芸众生，贺远尘便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更加不幸的是，命运又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的人生止步在25岁，只留下这桩难以料理的官司。

贺学军渐渐平复情绪。话题再次来到眼前的难题上，贺三强说：“之前是我们不懂事，也不懂法，就一心想着多帮学军争取点保障，毕竟他就一个人了，说句不好听的，老了连个扛幡的都没有。”

老孙深表同情，宽慰道：“我们也会再与企业谈谈，想办法帮你们多争取点抚恤。但是你们不能把价码放到天上去，这样谁也够不到。可以尝试着放在房顶，咱们努努力，或许还能与企业达成一致。”

至于相关证明，老孙给他们列出了清单——除了户籍登记之外，还需村委会出具的实际抚养证明和同村邻里的书面证明、当地派出所查询有无其他继承人的说明材料，以及贺学军为贺远尘实际缴纳学费、支付生活费等佐证材料。

他们收好这纸清单，带着一众老奶奶踏上了回家的路。事后，我们又找到方明川、周正，与他们协商抚恤慰问金。二人多次联系那个朴老板，最后议定，参照我们当地一些大型企业的做法，除了之前垫付的医药费之外，再给予一定的丧葬补助金、一次性抚恤金和人道主义慰问金，补零取整，一共10万元。这超出了我和老孙的预期，他们说：“小贺家里确实太难，‘工亡’又没能评定下来，损失很大，我们也是好说歹说才打动了朴老板。”

====

一周后，贺学军、贺三强带着所有佐证材料来到派出所。我们一一查验无误后，复印了一份，纳入调解档案，老孙顾虑的“出警不规范”问题迎刃而解。介绍了海纳科技的抚恤慰问意向后，他们一阵唉声叹气，埋怨差得太多。我们只好一再解释方明川的善意——加上之前垫付的医疗费，相当于比原定标准多出了5万元。

贺学军无奈地点了点头，表示“就这么办吧”。贺三强依旧愤愤不平，反复斥责“48小时”的工伤认定标准。见他意难平，老孙解释说，“视同工伤”本就是“典型工伤”的扩大保护，很久以前的《工伤保险条例》要求“因工作紧张导致突发疾病”，而“工作紧张”难以量化并导致大量争议，之后才以“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来代替，同时为了防止工伤认定的滥用，又增设了“48小时”限制。当然，也有一些问题亟须解决，例如：目前的医疗水平能延长脑死亡者的临床存活，还有不少地方只认可临床死亡的时间，并不认可脑死亡时间，这就导致一些“48小时内脑死亡、48小时后临床死亡”的患者无法评定为工亡。

说着，老孙又拍了拍他的肩膀，话锋一转：“不过，我们儒镇已经突破了这种限制，两种死亡情形，只要有一种是发生在48小时以内的，也认。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最终结果，因为贺远尘的死亡结果全都超过48小时，而‘48小时’是刚性标准。”

说服贺家二人，我们约请周正和方明川来所里，双方心平气和地签订了抚恤慰问协议，方明川现场送上了那笔现金。

两天后，大家去殡仪馆料理贺远尘的后事。贺学军拿着殡仪馆需要结算的费用清单直咋舌——一天600元，由于存放时间太久，殡仪馆还进行了必要的防腐处理，总费用要1万多元。贺三强又拉着方明川好商好量地谈，方明川咬咬牙，拿着单据晃晃悠悠去了收费处。

后来，贺学军寄存了骨灰，前后花了一周多的时间，凭借他手中的佐证材料，顺利提取了贺远尘的存款和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账户余额等，一共15万元。加上抚恤慰问金，刚好25万元。

（本文人物名、地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