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能与国际维和结缘？为什么一直坚持采写、宣传维和事业，还交了不少维过和、热爱维和的朋友？说起来真是千载难逢，千言万语，一言难尽……
1992年4月，中国政府应联合国请求，组建了一支由47名军事观察员、400名工程官兵组成的维和大队，赴柬埔寨任务区参加维和行动。我曾工作过的大连舰艇学院“郑和”号训练舰接到运送命令，将全体维和官兵及其工程装备安全运抵磅逊港。作为一名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出身的我，对这一行动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收集与维和有关的资料，做一些专题性研究。
2001年11月28日，中国第一批维和警队大队长廉长刚参加北京中英维和事务研讨会之后，又应母校大连外国语学院邀请，返回家乡大连，为母校师生做报告。作为记者，我与他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出于新闻敏感和职业责任，我满腔热情地投入到采访中，一干就是半年多，并废寝忘食，发表了一系列人物专访和新闻报道。
而作为一名纪实作家，我认为这样好的题材，只写新闻报道，简直是资源浪费。于是，我又改变视角，对素材进行深加工、新构思、再创作，于2003年1月，同时推出了人物传记《维和高官传奇》和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维和警察》。
今年1月12日，是中国警察参加维和行动十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我又拿起了笔，希望从中国维和警察全程十年、全景透视、诠释人性的高度，写作一部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交响乐。除了当面采访，我还利用互联网，把自己的采访提纲分别发给了几十位维和朋友，得到了许多人的响应，特别让我感动、欣慰的是，已升任中国刑警学院院长助理的廉长刚教授，给予我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远在英国公干的黄伟教授于百忙中挤出时间，给我提供维和图片和报道线索；童章毅、何颖等警官，都提供了一批珍贵的维和图片、写作素材。何颖还在信中勉励道：“对您多年来始终如一地为维和民警宣传做出的卓越努力、贡献，深表感谢！”……我认为，有多高的眼界才会有多高的境界，有多大的胸怀才会有多大的舞台。维和警察也是人，而且大多是有血有肉、有棱有角的普通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出并不平凡的业绩，为中国民族争光，为世界和谐尽力，就是因为他们眼界高、胸怀大，具有深厚学养、扎实功夫和担当意识，就是因为他们具备国际视野、宽阔胸怀和开拓精神。可以说，他们是中国警察的骄傲，也是中国籍“世界人”的先行者。
不巧的是，正值十周年纪念的次日，万里之外的加勒比岛国海地突发里氏7.3级大地震，8名中国警察之花凋谢太子港，举世震惊，举国哀悼。中国维和警察群体再次引起炎黄子孙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悲痛之余，我调整了写作提纲，将“海地维和八烈士”列入其中，予以赞美。我希望此书能够厚积而薄发，为中国维和警察事业做纪实，为中国维和警察致敬意，为“海地维和八烈士”树丰碑，为关心维和行动的读者朋友提供生动详实而又深入浅出的佳作美文。
7年前，我从中国维和警察走出国门的举措中，受到了振奋和激励，我为祖国一扫百年颓势、重新崛起而欢欣鼓舞，热血沸腾！在《中国维和警察·后记》中，经过系统研究、理性思考，我有感而发地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中国在实行“拿来主义”的同时，也应实行“走出主义”，主动、自信地参与国际交流，在奥运会、世界杯的竟技场上，在奥斯卡、诺贝尔的角逐中，在联合国、WTO的大家庭里，在维和行动的血风腥雨中，通过近距离的“亲密接触”，重塑中国人的强悍、开放、正直形象。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世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理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表决中尽量少用或者不用“弃权票”来“示弱”。
现在，上述理想基本都化作了现实，“大国”一词也成为大家的口头禅，但在当年，使用得并不多。今天，再读这段话，我依旧感到豪迈、提气。如果说需要补充、完善的话，我倒是想把“大国”一词调换为“壮国”。因为，“大国”往往是相对于小国而言的，小国占世界大家庭中的绝大多数，在小国面前自称大国，容易使人产生“大国主义”的反感，而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显然不是富国，成为强国还有相当长的距离……思来想去，无论是从新中国建国60多年，还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角度，现在只能是“壮年”，与此相匹配的，则是国力的逐渐壮大、国库的不断充实、国民身心的日益健壮。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有多少家底做多大事。不久前，在“搜狐2010·新视角高峰论坛”上，张朝阳直言相告，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成就巨大，我们也因此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津津乐道于大国的崛起。其实，西方人依然不怎么把我们当回事。实际上，我们刚刚参加完经济的“预选赛”，刚刚进入“决赛圈”，而我们的对手依然是强大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而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胡德平则提醒道：
中国人民的健康心态首先应表现在中国人的思想解放上，以及有致力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平等观念上。我国现在这个经济体只是大而不是强，我们还有文化、社会、法律等方面的软肋和改革任务。如果我们骄傲了，那么2049年建国百年时，中华民族还要吃亏。
我对中国近代史暨戊戌变法有所研究，在读到张朝阳、胡德平的文章时，我的耳畔很自然地回荡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的激昂旋律。是啊，思危更加安居，谦虚才能进步。远的不说，就说甲午战争吧，中日开战之前，晚清政府顺应时代潮流，埋头苦干，搞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国库充实，经济社会和科技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以至于北洋水师称霸亚洲，雄居世界第八，可叹的是，举国上下好大喜功，九州劲吹奢靡之风，从朝到野报喜不报忧，陶醉在“同光中兴”之中。而一衣带水的日本却发愤图强，节衣缩食扩军备战，伺机与清政府一搏。结果，1894年（中国农历甲午年），“大清”为了与“小日本”争夺朝鲜半岛的利益，兵戈相见，正中了日本下怀。甲午一战，不仅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宣告失败，“同光中兴”的神话破灭，而且，在“小日本”的威逼下，“大清”政府不得不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一举使中华民族跌进了长达半个世纪苦海深渊，中国工业化速度因而放慢，并走了一大段弯路。寻根溯源，今天成为中国人心病的钓鱼岛问题等等，还是甲午战败埋下的病根。但愿我们能以史为鉴戒，温故而知新，不再重犯历史性、战略性的错误。
作为一部纪实文学，在短时间内，不可能似乎也没有必要，把参加过东帝汶、阿富汗、波黑、科索沃、利比里亚、苏丹和海地任务区的所有维和警察、维和警察防暴队都一一写到，因此，我采取了抓主要矛盾的办法，决定突出重点，对中国警察参加维和的四大洲七个任务区区别对待，集中写作代表性较强的东帝汶（亚洲）、波黑（欧洲）、利比里亚（非洲）和海地（美洲）；在各个任务区中，对于那些表现相对突出、传奇故事较多的维和警察浓墨重彩，对于一些基本过程尽量少交代或略去不写，以便于主题更集中，情节更紧凑，故事更好看，人物更鲜活，篇幅更精短，也更有文学味。
值得说明的一点是，在本书采写过程中，我不可避免地拜读了一些同行的新闻报道，有的还作为素材做了适度引用，并尽可能地加以注明；对于图片，在采用时，也是尽量写上摄影作者的大名。遗憾的是，仍有一些文字、图片资料未见到作者姓名，一时也来不及逐个查寻、核对，除了要对原作者表示感谢之外，我们还愿意按照《著作权法》和出版社的相关规定，经确认之后，支付合理稿酬。
通往和平的路，总是在施工中，但我一点也不气馁。维和之路修到哪里，我就跟进到哪里！
再次对为采写、出版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做出贡献、提供方便、付出心血的责任编辑和各界朋友鞠躬致谢。
2010年3月12日于大连一颗印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