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东帝汶，这一片美丽的土地，
我的东帝汶，
相信我，我不会将你忘记，
我热爱着你。
即使我远离你而出行，
我不会忘记回家的道路，
让我们一起再看一看你，
东帝汶的土地。
哦，东帝汶，这一片美丽的土地，
我热爱的土地，
醒来罢但不要哭泣，
也不要为我而忧虑。
看那东边太阳升起，
带来新的阳光新的世纪，
让我们一起再看一看你，
东帝汶的土地。
这是一首名叫《东帝汶的土地》的歌曲，是用当地的德顿（TETUM）语演唱的，旋律优美，感情真挚。何颖非常喜欢唱她，就请当地好友泽克翻译成英文，想家的时候，深情地唱上几遍，歌词中的“东帝汶”，其实就成为中国或者家乡湖南的代名词；回国后，他回忆起在东帝汶的385个日日夜夜，又会深情地唱几遍，哪里的山哪里的海哪里的人民，成了他的梦的一个降落场。
在采访中，在我的请求下，何颖为我唱了这首《东帝汶的土地》——即使是到东帝汶参加过维和的警察，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完整地唱好这首歌。唱过之后，他无意识地抹了一把眼泪，说：“苦难就像苦咖啡，喝到嘴里很苦，但是，那种苦滋味，即使过了许多年，你都回回忆起来，而奇怪的是，回忆起来的苦难生活，仔细咂巴咂巴，似乎还有一种淡淡的苦尽甘来的味道……”
何颖说，在东帝汶巴巴那若地区警局，他先后与来自24个国家的警察与民事人员共过事。为了调剂紧张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有人出面组织，大家凑凑份子，派人开车到首都帝力买回来一些啤酒和肉食，晚上搞一个烧烤晚会。这样的晚会，有一个很奇特又很正常的现象，就是白人组织搞的晚会上，很难见到黑人面孔；而由黑人组织的晚会，也几乎见不到白种人的身影。而我们黄皮肤的亚洲人，比较容易被各方接受。黑人们管我们叫兄弟，白人称我们是哥们。在黑与白阵营之间，我们无意中起到了过度、融合、桥梁作用。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磨合，来自各国的警察都成了好朋友。当然，不同文化、思想的碰撞、争论是难免的，而使个怪招开个玩笑，也是必不可少的生活调剂。
2001年4月1日上午，何颖刚到警察局上班，就看见菲尔·杨斜靠在警局门口，两眼紧盯着自己，一副十分怪异的模样。何颖没有什么计较，还是像往常那样，礼貌地打了个招呼。
“Morning，你听了早新闻没有？”
“还没有，发生了什么大事了吗？”何颖应承着，心里想：这个美国佬今天怎么啦？莫名其妙。菲尔·杨耸耸肩膀，没有回答。
何颖知道，一旦这家伙露出这种怪模样，准没什么好事情。前几天，他慌慌张张地跑进何颖的办公室，说：局长来电话，叫你开车到修理厂去接他。何颖马上掏出车钥匙，走到警察局门口准备启动警车，他无意间转了一下头，突然发现一帮警友三三两两，站在不远处的阴凉地方交头接耳，而菲尔·杨也混在其中，一副怪模样。何颖没当一回事，他打开车门，一屁股坐上座位，脚下突然感到软绵绵，不好！他本能地收回双脚，原来是一条青褐色的大蛇盘在油门旁。唰地一下，何颖浑身的汗毛竖起，满身都是鸡皮疙瘩。他失声尖叫着跳下驾驶室，脸色苍白，直喘粗气。正在这时，菲尔·杨走了过来，伸手进去，把那条蛇拎了出来——原来是一条死蛇。他望着何颖哈哈大笑，快活得像摸了头等彩票。
这一次，何颖看见这家伙的那副怪模样，心里警惕起来。他打开电脑一看，果然出了一件大事：中美南海发生撞机事件。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何颖对菲尔·杨的心思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
他坐在办公室里，正在写作一份报告，大门突然洞开，菲尔·杨举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长砍刀，对着何颖大吼一声：“还我飞机！”
何颖顺手操起事先准备好的警用盾牌，圆睁双目，厉声反问：“向我道歉！”
菲尔·杨举把长砍刀一扔，伸了伸舌头，大笑起来；何颖知道他是故意搞怪，也放下盾牌，哈哈大笑。按照联合国规定，警察一到任务区，就要暂时成为“联合国人”，各国之间的政治问题，一般只能采用这种亦庄亦谐、半真半假的“游戏”来化解，否则，维和警察之间为了不同的意识形态问题争论不休，打翻了天，还怎么齐心协力去执行维和任务？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2004年11月13日，何颖与王钢等7名中国维和警察踏上太子港土地，第二次参加维和任务。“广西佬”王钢是他在东帝汶维和时的一批警友。
当时，中国派往海地的维和警察分为两支。一支是成建制的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125人的部队统一驻扎，统一行动。另一支就是由中国民事警察组成的维和警队，他们分散到海地各地的维和警察局中，与各国警察一起履行维和任务。与防暴队相比，他们的英语水平更高，单兵作战能力更强。据统计，从2004年5月起，海地中国维和警队已轮换6次。2009年9月，来自北京、天津、甘肃等地的17名民警，组成了第七支维和警队，赴海地执行轮换任务。
何颖属于海地中国维和警队第二批队员。一下飞机，他们就接到指令，由于帝力治安局势吃紧，警力严重不足，他和6名维友一起被临时“征用”，参加巡逻。每天分为4班，每班6个小时，昼夜不停地在市内兜圈子。在巡逻时，何颖看到，街道两旁房屋都比较简陋，垃圾遍地，杂草丛生，根本就看不见环卫工人的身影。最为难堪的是，太子港的公共厕所基本没有，随地大小便，当地人见怪不怪。就是在嘈杂的市场边，妇女们照样“撩起石榴裙，珍珠出闸门”。巡逻中，男警察方便起来还比较方便，女警察没有办法，巡逻之前，连一口水都不敢喝。由于天气热，披挂整齐，出汗多，却得不到水分补充，好多女警察都是干的嘴唇裂开；实在不行了，只能抿一小口水，润润嗓子。
一个月后，何颖与王钢一道，被分配到海地南部的港口城市莱盖耶。两个人有缘分，东帝汶维和是一批，这次不但一批到海地维和，而且成为“老对”。何颖的任务是负责当地的人权保障。警察局的有一个“老江湖”，名叫马克·布尔克，57岁，是个老玩童，整天乐呵呵的，从没见过他皱眉头。他在加拿大皇家骑警服役了35年，2003年就退休了。此次参加海地维和，是他出来发挥余热。
联合国对车辆驾驶有严格的规定和严厉的处罚措施。但是，在海地是一个例外，就是所有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无论开车还是坐车，都可以不系安全带。这是因为，海地有“伊拉克第二”之称，枪声时有所闻，枪击、飞石等袭扰联合国车辆是家常便饭。有一次，何颖通过电脑语音聊天，正在与妻子交谈，妻子隐约听见里边传出的阵阵枪声，就问他上怎么一回事？有没有危险？为了不让远方的亲人提心吊胆，他故意解释说：“根本没有枪声，刚才是警察局附近的一家商店开张，放的鞭炮。”在执勤中，一旦遭遇突然袭击，车内乘员必须快速反击或规避。如松开系着的安全带，将会耽误两三秒时间。在危急关头，时间就是生命啊，所以，海地“开车不系安全带不算违章”，就成了联合国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2005年12月21日上午，马克·布尔克外出执行任务，当他的车辆经过一个贫民窟时，遭到非法武装分子的偷袭，子弹射穿了他的左腿动脉，鲜血喷射出来有一米高。在密集的子弹中，助手无法停车，就一只手握着方向盘，一只手掏出手枪反击。10分钟后，警车开进了途中最近的医院，但马克却因失血过多，面如白纸，已经咽气。何颖对他的死亡非常悲痛，他说：“一个真真切切鲜活的同事，就这么一去不复返了，对我的震撼很大。作为一名维和警察，在我去海地之前，我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思想准备。但是，我们也是凡人，说不珍惜生命，不畏惧死亡，那是不现实的。从内心来说，谁会希望自己客死他乡呢？”王钢也很难过，红着眼圈说：“头一天我们全局召开工作例会，马克就坐在我的对面，我还顺便给他拍了一张照片。没有想到，那张照片竟成了他的遗照……”
2006年2月12日，何颖收拾好行装，完成维和任务，准备启程归国。不巧的是，就在这一天，海地爆发大骚乱。非法武装再次攻击海地各个主要城市，战火四起，枪声齐鸣，交通严重堵塞，机场被迫关闭。没有办法，何颖与中国维友到了机场，只能望天兴叹。熬了一个星期，事态逐渐平稳，机场开放，何颖等人才登上了回国的飞机。在电话中，他常说在海地缺觉，可回到家里，有一段时间，他却老是睡不安稳，时差早就倒过来了，是什么原因呢？后来才找到了症结，“这里太安静了。我在海地已经习惯在枪声中酣睡；刚回来听不到枪声，反而睡不着觉了。”何颖解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