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兰多进了屋。一切都在静止中，寂然无声。
墨水瓶还在那儿，笔还在那儿，诗稿还在那儿。赞美永恒的诗句写到一半中断了，当时她正要写“一切都未改变”，就被进来收拾茶具的巴斯克特和巴塞洛缪太太打断了。然而，在三秒半的瞬间里，一切都改变了——她摔伤了脚踝，爱上了谢尔默丁，嫁给了他。
她手上有结婚戒指为证。没错，她在遇到谢尔默丁之前就戴上了它，但那样做显然有害无益。现在，她带着迷信般的敬意，小心翼翼地把戒指转过来转过去，唯恐它从手指上滑落下来。
“结婚戒指必须戴在左手的无名指上，”她说，像一个小孩子在认真地背课文，“否则就没有意义。”
她这样说的时候声音有些大，显得夸张反常，仿佛希望有人能听到她的话，而这个人的意见她会特别看重。现在她终于可以理清自己的思绪了，她在想，她的行为会对时代精神产生什么影响呢？她迫切地想知道，她跟谢尔默丁的订婚和结婚是否符合时代精神。她自己的感觉当然好多了，那次荒野邂逅之后，她的手指一次都没刺痛过，至少没有什么明显不舒服的感觉。然而她无法否认自己仍然心有疑虑。没错，她是结婚了，但如果她的丈夫总要出海去合恩角，这算婚姻吗？如果她喜欢他，这算婚姻吗？如果她喜欢上别人，这算婚姻吗？如果最终她最喜欢的事情仍然是写诗，这算婚姻吗？她有些怀疑。
但她想验证一下。她看了看戒指，又看了看墨水瓶。她敢吗？不，她不敢。但她必须这样做。不，她不能。那她该怎么办呢？那就晕过去，如果可能的话。可她现在的身体感觉比任何时候都好。
“管它呢！”她大声说，带着一点儿她以前的脾气，“我这就写！”
她把笔狠狠地插入墨水瓶中。令她惊奇的是，墨水居然没有溅出来。她抽出笔，笔尖很湿，但没有往下滴。她写了起来，词来得有些慢，但还是出来了。啊！可它们能让人明白吗？她有点儿怀疑，心头感到一阵恐慌，怕手中的笔又兀自搞起恶作剧来。她写道：
于是我来到一片田野，蓬勃的草
因为耷拉的贝母花盏，显得无精打采，
蛇一般的花，沉郁，落落寡合，
裹在暗紫色的头巾中，似埃及女郎——
她写的时候，感觉有个幽灵（别忘了，我们是在描述人类精神最隐晦的表现）在她背后偷看，当她写下“埃及女郎”时，那幽灵跟她说停下。幽灵似乎拿着一把家庭女教师用的戒尺，用它指回到诗句的开头说：草，写得还可以；耷拉的贝母花盏，很好；蛇一般的花，出自女人笔下，也许浓烈了点儿，但华兹华斯一定会赞赏；可是——女郎？用这个词有必要吗？你说你丈夫在合恩角？哦，那好吧，这样写可以。
时代精神，就这样通过幽灵得到了传递。
奥兰多如今对眼下的时代精神在心中（因为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心中）表达了深深的敬意。我们不妨这样打个比方，一个旅行者，知道自己的行李箱里藏着一大包违禁的雪茄，因而会对在箱子上涂白色放行标记的海关官员心存感激。因为她很怀疑，如果时代精神仔细检查她头脑里的东西的话，会发现其中一些严重的违禁品，她将为此受到重罚。她只是侥幸逃脱了。她得以躲过检查，靠的是对时代精神表示敬意，戴上一枚戒指，在荒野中找到一个男人，热爱大自然，不讽刺挖苦，不愤世嫉俗，不当心理学家——这些如果是物品的话，立刻会被发现。她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她的确也应该这样做，因为一个作家和时代精神之间的交易无比微妙，作家的作品的命运就取决于这两者之间达成的默契。奥兰多与时代精神达成了这样的默契，因而非常快乐，她无须跟她的时代作对，也不必臣服于它。她属于她的时代，但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因此，她现在可以写作，她也的确在写。她写。她写。她写。
现在是11月。下面是12月。然后是1月、2月、3月、4月。4月过后是5月，接着是6月、7月、8月。后面是9月。然后是10月，瞧，我们又回到了11月，一整年就这样过完了。
这种写传记的方式，虽然并非一无是处，但也许有点粗陋。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写下去，读者可能会抱怨说，他们自己也可以背日历，因此会捂住口袋，不买这本书，不管霍加斯出版社[91]定的价格多么合适。但是，如果传主将传记作者置于窘境，就像奥兰多将我们置于窘境一样，那传记作者又能做什么呢？任何值得我们请教的人都会同意，生活是唯一适合小说家和传记作家的主题。这些权威人士认为，生活和安静地坐在椅子里思考毫无关系。思考和生活完全是两回事。因此——由于奥兰多现在所做的正是坐在椅子里思考——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背日历，数念珠，做祷告，擤擤鼻子，整整壁炉火堆，看看窗外，直到她结束在椅子里的思考。奥兰多坐在那里如此安静，你都能听到别针掉到地上的声音。要是真的有别针掉下来就好了！那也是一种生活。或者，如果有只蝴蝶飞进窗，落到她的椅子上，我们也可以写这个。或者设想她站起来，打死一只黄蜂。那样，我们立刻可以掏出笔来写。因为会有血，即便只是黄蜂的血。哪里有血，哪里就有生活。即便打死一只黄蜂跟杀死一个人无法相提并论，它仍然是更适合小说家或传记作家的题材，总好过日复一日坐在椅子里，点上一支烟，守着纸笔和墨水瓶，胡思乱想。我们也许要抱怨（因为我们正在失去耐心），传主真该体谅一下传记作家！有什么比这种事更恼人呢？你为传主花了这么多时间和心血，却看到传主彻底摆脱你的掌控，沉湎于——听听她的叹气和喘气，看看她脸上的红晕和苍白，她的眼睛有时明亮如灯，有时暗若黎明……看到这种种生动情感的无声表演在我们眼前展现，同时又知道引发这一切的竟是无关紧要的思绪和想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蒙羞呢？
但奥兰多是个女人——帕默斯顿勋爵刚刚证明了这一点。有一种普遍看法，我们写女人的生活时，可以不管她的行动，只谈爱情。诗人说过，爱情是女人生命的全部。如果我们看一下正在伏案写作的奥兰多，就必须承认，从来没有哪个女人比她更适合写作这个职业。当然，由于她是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一个正值华年的女人，她很快就会停止写作和思考这样的矫情之举，开始想男人，哪怕是个猎场看护人（只要她想的是男人，没人会反对女人思考）。然后她会给他写张小纸条（只要她写的是小纸条，也没人会反对女人写作），约他星期天黄昏时分幽会。星期天的黄昏会到来，猎场看守人会在窗下吹口哨——所有这些，当然都是生活本身，也是唯一可能的题材。那么，奥兰多一定也做了这样的事吧？可是，唉，让人叹息不止的是，那些事情奥兰多都没做过。那么我们是不是得承认，奥兰多是那种完全不懂爱的怪物呢？她对狗好，对朋友忠诚，对很多吃不上饭的诗人慷慨无比，钟爱诗歌。但是爱，就像男性作家所定义的那样——毕竟，谁说话能比他们更有权威呢？——爱与善心、忠诚、慷慨和诗歌都毫无关系。爱就是脱下衬裙——我们都知道爱是怎么回事。奥兰多那样做了吗？事实面前我们只能说，没有，她没有那么做。那么，假如一部传记的传主既不爱也不杀戮，而只是思考和想象，那我们可以认为他或她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没必要再去理会了。
我们现在唯一的素材，就是窗外的景象。那里有麻雀，有椋鸟，有几只鸽子和一两只白嘴鸦，它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忙活着。有的发现了一条蠕虫，有的找到了一只蜗牛，有的扑棱着翅膀飞到树枝上，有的在草地上小跑。一个穿着绿色粗呢围裙的仆人走过庭院，他想必是和厨房的某个女仆在搞什么名堂，但在这庭院里，我们看不到什么证据，只能希望平安无事。一团团云在天上飘过，有厚有薄，地上的草因此而忽明忽暗。日晷以它一贯的神秘方式记录着时光。关于这生活，我们的头脑懒懒地、徒劳地想着一两个问题。生活，我们的头脑唱道，或者说像炉子上的水壶低吟道，生活啊生活，你到底是什么？是光明还是黑暗？是仆人的粗呢围裙还是白嘴鸦在草地上的影子？
那就让我们出去探索一番吧，在这个大家都在观赏梅花和蜜蜂的夏日早晨。有只椋鸟在垃圾桶的边沿上嗯嗯呃呃地叫着，正从草棍堆里挑啄厨房仆人掉落的头发，让我们过去问问它有什么想法（这种鸟比云雀更容易亲近）。什么是生活？我们靠在农家院的大门上问道。生活，生活，生活！椋鸟叫起来，仿佛它已听到我们的话，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因为它很了解我们这种爱打听的讨厌习惯——在屋里有了问题就跑出来，东张西望，采一些雏菊，作家们写不出东西的时候常这样。椋鸟说，然后他们就来找我，问我什么是生活。生活，生活，生活！
我们沿着荒草地上的小径，缓缓爬上绛紫色的山顶，在那里躺下来，任由思绪飘游。我们看到一只蚱蜢正扛着一根稻草要搬进它的洞里。它说，生活就是劳动（如果它锯稻草也配得上劳动这样一个神圣而温暖的词的话），或者说，这句话是我们对它呛了土的喉道发出的哧哧声所做的翻译。蚂蚁和蜜蜂都同意这话。如果我们在这里躺到晚上，飞蛾会悄悄地从苍白的石南花丛中飞过来，我们可以问问它们，而它们会在我们耳边低声呓语，就像在暴风雪中听到的电报线发出的声音。嘻嘻，嘿嘿。生活是笑声，笑声！飞蛾说。
我们问了人，问了鸟，问了昆虫。那么鱼呢？我们这些曾经长年孤独地住在绿色洞穴里的人听说，鱼从来没开过口，所以它们也许知道生活是什么。能问的我们都问了，而我们并没有变得更明智，只是更世故冷漠了。（难道我们不曾祈盼能在一本书里写出真知灼见，人们读到后会发誓说这就是生活的真谛吗？）所以我们得回去，对于急切期待听到生活是什么的读者，我们要坦率地告诉他们——说真的，我们不知道。
就在此刻，刚好还来得及挽救这本书的时候，奥兰多推开椅子，伸展了下胳膊，放下笔，来到窗前，大声宣布：“写完了！”
她差点儿因眼前的非凡景象而倒地。花园和鸟依旧在那儿，这世界一如平常。在她写作的时候，世界并没有消失。
“如果我死了，世界还会是老样子！”她惊叫道。
她的感受异常强烈，甚至可以想象自己在解体，也许她的确处于某种程度的晕眩中。有那么一会儿，她站在那里怔怔地看着这美丽而自在自为的景象。最后，她奇异地回过了神来。她怀中静静躺着的诗稿开始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似的抖动起来，更奇特的是，诗稿和奥兰多之间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默契，奥兰多只要侧头倾听，就能分辨出诗稿在对她说什么。它想被人读。它必须被人读。如果没人读，它会死在她怀中。她平生第一次对大自然产生了强烈的敌意。她身边有的是猎鹿犬和玫瑰花丛，但猎犬和玫瑰都不能阅读。这是上帝一个令人惋惜的疏忽，这一点她以前从没想到过。只有人类才具有这种天赋。因此人类变得必不可少。她摇铃，命仆人准备好马车，她要立刻去伦敦。
“夫人，还来得及赶上11点45分的火车。”巴斯克特说。奥兰多都不知道这世上已经发明了蒸汽机，但此时她一心挂念着一个生命的痛苦，虽然这个生命不是她，却完完全全依赖她而存在，因为这份挂念，她第一次看到了火车。她在车厢里找到她的位子坐下，用小毯子裹住膝盖，心里完全不去想“这了不起的发明，因为它（有位历史学家说）彻底改变了过去二十年欧洲的面貌”（事实上，这种事情的发生比历史学家们推想的要频繁得多）。她只是注意到火车很黑很脏，轰隆隆的声响很可怕，车窗都卡在那儿动不了。沉思中，她被飞转的车轮送到了伦敦，时间不足一个小时。她站在查令十字火车站的站台上，不知该怎么走。
在布莱克法尔的那座老宅里，她曾经度过了18世纪的许多快乐日子，如今，这座宅邸一部分卖给了“救世军”[92]，一部分卖给了一家伞厂。她在梅费尔区又买了一处住所，房子干净舒适，地处时髦世界的中心，但她的诗会在梅费尔了却心愿吗？上帝啊，她想起了那些贵夫人亮闪闪的眼睛和贵族绅士匀称的腿，幸亏他们还没喜欢上阅读，否则就太糟了。她想起了R夫人的公馆，她相信，那里的谈话还是老一套。也许，那位将军的痛风已经从左腿转移到了右腿。L先生也许跟R某人在一起待了十天，而不是跟T某人。她又想起了蒲柏先生。哦！可是蒲柏先生早已死了。现在的文人才子都有谁啊，她想知道。但这种问题显然不能去问脚夫，于是她继续前行。她耳朵里充斥着马头上的铃铛发出的叮叮当当声，大街上有数不清的马，数不清的铃铛。形形色色的马车停靠在人行道边上。她走进斯特兰德大街，那里更喧闹，大小不一的马车混杂在一起，拉车的马有纯种马也有驮马，有的马车里只坐着一位孤单的老贵妇，有的挤得车顶端都坐上了戴礼帽留络腮胡的男人。混杂在一起的四轮马车、两轮运货马车和公共马车，对于她久已习惯标准白纸的眼睛来说，显得极不协调。街上的喧嚣，对于她听惯了笔在纸上划动的耳朵来说，显得无比粗暴刺耳。人行道上都是人，熙熙攘攘的人流在缓缓行进的车马边上灵活地穿行，不停地向东向西涌去。人行道边缘站着一些男人，端着托盘在叫卖小玩意儿。角落里坐着一些女人，在叫卖她们身旁大篮筐里的鲜花。一些男孩抱着报纸在马鼻子下面跑来跑去，大声叫着：“快看快看！出大事啦！”起先，奥兰多以为自己正赶上国家的一个什么重大时刻，但是好是坏，她说不上来。她急切地看人们脸上的表情，可她更困惑了。前面走来一个表情绝望的男人，嘴里自言自语，好像有什么可怕的伤心事。一个胖家伙从他身旁挤过，满脸兴冲冲的样子，仿佛全世界都在过节。最后，她想明白了，这一切都没来由，男男女女都在忙着自己的事。那么，她要去哪儿呢？
她继续走，脑子里什么也不想，走过一条又一条街，走过一个个巨大橱窗，里面堆着手提包、镜子、睡衣、花卉、钓鱼竿和午餐篮子，色泽、形状和大小各异的商品周围装饰着环圈、彩带和气球。她走过的那些林荫道两旁是一排排安静的大宅，上面标着清楚的号码，“一号”“二号”“三号”，一直排到二三百号。每幢房子看上去都一个模样，前面有两根柱子和六级台阶，每家都挂着整齐的对开窗帘，桌上放着家庭午餐，有只鹦鹉正从一扇窗往外看，一个男仆从另一扇窗往外看。看着如此单调的景象，她脑袋犯起晕来。然后她来到开阔的大广场，中间有很光亮的黑色雕塑，都是些纽扣绷得紧紧的胖男人和腾跃的战马，还有高耸的柱子、飞溅的喷泉和扑棱着翅膀的鸽子。她就这样在两边都是房子的步行道上走着，走到后来感觉很饿，胸口有东西在扇动，似乎在指责她完全忘了它。那是她的诗稿《老橡树》。
她对自己的这一疏忽大吃一惊，一下站在那儿怔住了。眼前看不到一辆马车，又宽又漂亮的街道奇怪地显得很空寂，只有一个上年纪的绅士正走过来。她觉得他走路的样子有点儿眼熟，待他走得更近时，她感觉自己确实在以前某个时候见过他，可是在哪里呢？这位先生，这位如此体面而富态的先生，拄着手杖，胸前的扣眼里插着一朵花，有一张粉红色的胖胖的脸，留着白色的八字胡，会不会是？啊，天哪，正是他！她的老朋友，很久很久以前的老朋友，尼克·格林！
与此同时，他也在看她，最后想起来并认出了她。“奥兰多夫人！”他喊道，他的大礼帽差点儿都挥到了地上。
“尼古拉斯爵士！”她叫出来。从他的举止她本能地感觉到，这个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挖苦过她和许多其他人的下流穷酸文人，现在肯定是发了迹，混了个爵士什么的，而且毫无疑问还捞到了不少其他好处。
他又鞠了一躬，承认她的判断是对的，他现在的确是爵士，还是文学博士和教授，写了二十多本著作，总之，他现在是维多利亚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
遇到这个多年前给她带来过很多痛苦的人，她内心掀起了巨大的情感波澜。这就是那个总是烦躁不安的讨厌家伙吗？没错，就是他，曾经把她的地毯烧出几个洞，用她的意大利壁炉烤奶酪，没完没了地讲马洛那帮人的逸闻，十个夜晚中有九个他俩聊到了天明。眼前的他穿着考究的灰色晨礼服，纽扣眼里插着一朵粉红的花，戴着一副跟衣服搭配的灰色绒面皮手套。她还在惊异中，他又深深地鞠了一躬，问她能否赏光跟他共进午餐。那个躬鞠得也许过头了点儿，但那种对好的教养的模仿还是值得称道的。她怀着惊奇跟他走进了一家豪华的餐馆，红色的长毛绒地毯，白色桌布，银质调味瓶，跟那种老旧的小酒馆或咖啡馆完全不一样。那种地方是粗糙的砂面地，长条板凳，用碗盛潘趣酒和巧克力，还有报纸和痰盂。他把手套整齐地放在身边的桌上。她仍然不太能相信他就是那个格林。他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以前有一英寸长），下巴刮得很干净（以前那里总有黑色的胡茬儿），袖口上别着金袖扣（以前他破烂的衣袖常常会沾上肉汤）。他点了葡萄酒，那副特别在意酒的样子，让她想起了很久以前他对马姆齐白葡萄酒的爱好。直到这时，她才确信他就是那个格林。“唉！”他说，轻轻叹了口气，略有点儿不自在，“唉，我亲爱的夫人，文学的盛世已经过去，马洛、莎士比亚、本·琼生，他们是巨人，德莱顿、蒲柏、艾迪生，他们也很了不起。这些人都已不在了，现在还有谁呢？丁尼生、布朗宁、卡莱尔[93]！”说到后面这三人时，他的声音里充满了轻蔑。“实际情况是，”他边说边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现在所有的年轻作家都被书商收买了。他们净炮制垃圾来赚钱，好支付他们裁缝的账单。这个时代，”他说，一边取了点儿开胃菜，“特别崇尚矫揉造作的奇喻和不伦不类的风格实验，这些都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家们一刻也不能容忍的。”
“不，我亲爱的夫人，”他继续道，同时对侍者端上来的烤比目鱼点点头，“文学的伟大时代过去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时代。我们必须珍惜过去，尊敬那些师法古典的作家，这样的作家现在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位，他们写作不为钱，而是为了——”这时候奥兰多差点儿喊出“荣佑”！她真的可以发誓她三百年前就听他讲过同样的话。提到的人当然不同，但话的意思没变。尼克·格林没有变，尽管他现在被封了爵士。不过，还是有那么点儿变化。他不停地在说把艾迪生当作自己的榜样（她记得以前是西塞罗），一上午躺在床上（他能这样，是因为那时候她每个季度付他津贴，她不无骄傲地想），动笔之前他会把最好作家的最好作品念上至少一个小时，这样也许能净化一下当今时代的粗俗和我们已经堕落的本族语（她相信他在美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在他像三百年前一样喋喋不休地说着这些时，她问自己，他到底有什么变化呢？他胖了，可他是个快七十岁的人了。他变得时髦光鲜了，文学对于他显然是个有利可图的事业，但以前他身上那种躁动的活力不见了。他的故事依旧精彩，但却不再像以前那么随意而轻松。没错，他每隔一秒钟就会提到“我亲爱的朋友蒲柏”或“我著名的朋友艾迪生”，可他身上那种自命不凡的神气让人不舒服。他现在似乎更愿意谈她所属的那个阶层的人和事，而不是他以前津津乐道的诗人们的种种丑闻。
奥兰多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失望。这么多年来（她的隐居、她的地位身份和她的性别都可以是借口），她一直觉得文学像风一样狂野，像火一样炽热，像闪电一样迅疾，是一种离经叛道、不可预料和奇崛多变的东西，可现在呢，瞧，文学成了一个身穿灰色礼服的老绅士在喋喋不休地谈论公爵夫人。她的失望和幻灭令她的胸脯剧烈起伏，她上衣的某个搭扣突然崩开，怀里的《老橡树》诗稿落到了桌上。
“手稿！”尼古拉斯爵士说，一边戴上了金边夹鼻眼镜，“有意思，太有意思了！请允许我看看。”三百多年之后，尼古拉斯·格林再一次拿起奥兰多的诗作，把它放在咖啡杯和酒杯之间，读了起来。但现在他的评判和当年的很不一样。他一边翻页一边说，这让他想起了艾迪生的《卡托》[94]，和汤姆逊[95]的《季节》比也毫不逊色。他欣慰地说，她的诗作里丝毫没有现代精神的痕迹，而是关注真理、自然和人类心灵，这在一个寡廉鲜耻的怪异时代实在是很难得。这部作品当然应该尽快出版。
奥兰多真的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她一向都是把自己的诗稿藏在胸间。这一点让尼古拉斯爵士颇有些莫名地心动。
“不过，你想要多少版税呢？”
奥兰多一下子想到了白金汉宫和几个肤色黝黑的君主[96]，他们正好在那里拜访。
尼古拉斯爵士被逗乐了。他解释说他刚才的意思是，如果他给那几位先生（这里他提到一家很有名的出版商）写信美言几句，他们会很乐意将这部诗作列入出版计划。他也许可以帮她谈一个版税，两千册以内百分之十，两千册以上百分之十五。至于书评，他会亲自写信给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某某先生，他会夸夸某某主编妻子的诗，这样做总是有利无害，他还会去拜访某某人，如此等等。奥兰多对这些都不懂，根据以往经验，她也不能完全信任他的好心，但她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只好听他的，同时也是听从她的诗作本身的渴望。于是，尼古拉斯爵士将沾有血迹的诗稿摞整齐，小心塞进他胸口的内袋里，不让它影响礼服的熨帖。两人又客套一番后各自离去。
奥兰多走上了街。诗稿被拿走了，她觉得怀里空荡荡的，因为她早已习惯那里揣着她的诗稿。她无事可做，便思考起她喜欢想的问题，比如命运中非同寻常的机缘。她现在是个已婚女人，手上戴着婚戒，走在圣詹姆斯街上。曾经是咖啡馆的地方现在是一家餐馆。下午3点30分，太阳当头，三只鸽子，一条混血小猎犬，两辆双轮马车和一辆四轮马车。什么是生活？这个念头从她头脑里猛地跳了出来，毫无来由（除非是老格林引起的）。每当有什么念头猛地从她头脑里跳出来，她就会立刻去最近的电报局给远在合恩角的他发电报。关于她跟丈夫的关系，我们或许可以把她的这个行为看作一种态度，是好是坏，取决于读者怎么看。巧的是，此刻附近正好有一个电报局。“我的上帝谢尔，”她在电报中写道，“生活文学格林讨好——”她不知不觉地写成了一种他们发明的暗语，寥寥几个词就能把一种极为复杂的心理状态表达出来，而电报局职员却无法明白。最后，她加上了“拉提根格拉姆福布”的字样，精妙地概括了电文要表达的意思。因为早上发生的事情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另外读者也不可能不注意到，奥兰多在变得成熟（这不一定是好事），而“拉提根格拉姆福布”传达了她的一种复杂的精神状态，读者如果运用智慧，也许可以发现其中的奥秘[97]。
有时候好几个小时过去了她都得不到电报的回复。她看了看天空中疾速流动的云，心想合恩角那边可能正刮着大风，她丈夫极有可能在桅杆的顶端，或是在砍破烂的桅帆，甚至有可能就他一个人在一条小船上，手里拿着仅剩的一块饼干。她离开电报局，走进邻近的一家店以打发时间。这家店若放到现在看实在是普通得没什么好说的，可从她的眼睛看来，这店奇怪极了，是一家书店。奥兰多有生以来只知道手稿，她的手里曾拿着那些粗糙的褐色纸页，上面是诗人斯宾塞[98]小而潦草的手迹，她也见过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手稿。事实上，她还拥有相当数量的四开本和对开本手稿，里面常夹着一首赞美她的十四行诗，有时是一绺头发。可眼前这些数不清的小册子令她无比惊奇，它们光亮鲜艳，全都一个模样，看上去不耐久，因为它们似乎都印在薄薄的纸上，只是用硬纸做封面。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只要半克朗[99]，而且可以放进口袋里。老实说，这些书上的字太小，读起来很费劲，但不管怎样，它们让人惊奇。“作品”——她认识和听说过的每一位作家的作品，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作家的作品，摆满了一排排长长的书架。还有一些“作品”堆放在桌子和椅子上，她拿起来翻上一两页，发现它们大多是尼古拉斯爵士和其他作家写的关于他人作品的作品。她天真地想，尼古拉斯以外的那些人，他们的作品既然都已印出来并装帧成书，他们必定也是了不起的作家。于是，她下了份令人吃惊的订单，要店员把店里所有的重要作品都送到她家，然后离开了书店。
她走进了海德公园，以前她很熟悉这里（她记得，汉密尔顿公爵被默翰勋爵的剑刺穿身体，倒在了那棵开裂的树下）。她的嘴唇微微嚅动，重复着电报里的话——生活文学格林讨好拉提根格拉姆福布。公园看管人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她，直到看见她戴的珍珠项链才觉得她不是精神失常。这要怪她那爱自言自语的嘴唇。她先前从书店里拿了些报纸和评论期刊，现在她支着一个胳膊肘，侧躺在一棵树下，翻看着这些报纸和期刊，努力想领会大师们高超的散文艺术。她还是像以前一样容易轻信，连一份版面印刷模糊的周报在她眼中都有几分神圣。她读了一篇尼古拉斯爵士写的文章，评论的是她以前认识的一位诗人的诗集，诗人名叫约翰·邓恩[100]。她没有意识到，她躺的地方离蛇形湖不远。很多狗在吠叫，声音传到她耳朵里。马车的车轮在不停地转动。树叶在头顶叹息。偶尔会有飘着穗带的裙子和深红色紧腿裤经过她几步之外的草地。一只大大的橡皮球蹦到了她的报纸上。光从树叶间隙穿过，透出淡紫、橙黄、红、蓝等颜色，照得她的祖母绿戒指闪闪烁烁。她读一会儿，抬头看一会儿天空，又低头继续读。生活？文学？要把一个变成另外一个？这太难了！想想看（深红色紧腿裤在眼前一晃而过），艾迪生会怎么表达呢？有两条狗立起后腿跳着舞似的走过来。兰姆[101]又会怎么描述？读完尼古拉斯爵士和他的朋友们的文章（她在眺望四周景色的间歇读了这些文章），她得到一种印象（这时候她站起身，走了起来），他们让你感到（这种感觉极不舒服）你绝对不能说心里话。（她站在蛇形湖的岸边，青铜色的水面上来来回回掠过一些看上去如蜘蛛般的模型船。）他们让你感到，她继续想，你必须永远像别人那样去写作。（泪水涌上了她的眼睛。）她用脚尖蹬开一只模型船，心里想道，我真的不能（尼古拉斯爵士的整篇文章出现在她眼前，就像一篇文章在读完十分钟之后通常会浮现在眼前那样，同时出现的还有他的房间、他的脑袋、他的猫、他的书桌，以及文章的写作日期和时间），我觉得我不能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这篇文章，她继续想，我不能成天坐在书房里，不，不是书房，是无聊的客厅，跟帅气的年轻男人们讲各种传闻逸事，比如塔波尔说了斯迈尔斯[102]什么，并告诉他们不能外传。那些帅气的男人，她想着，流下了苦涩的眼泪，他们都那么有男子汉气概。我真的讨厌那些公爵夫人，我也不喜欢蛋糕。虽然我刻薄，但我永远也学不来那些文章里表现出来的狠毒，所以，我怎么能成为一个批评家，写出我这个时代最好的文章呢？见他们的鬼去吧！她大声说，然后把一个经济渡轮的小汽船模型往水里狠狠一推，那可怜的小船差点儿沉入青铜色的湖水中。
事实是，一个人处于某种精神状态时（护士们常常这样说）——奥兰多的眼里仍然噙着泪水——他看着的东西不再是其本身，而是变了样，显得更大，非同一般，虽然实质上还是同一样东西。一个人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看海德公园里的蛇形湖，湖中的水波很快就会变成大西洋的惊涛骇浪，模型船跟大洋中的巨轮也别无二致。因此，奥兰多把模型船当成了她丈夫的双桅船，把她用脚尖搅起的水波当成了合恩角的滔天巨浪。当她看到模型船在湖水的涟漪中微微翘起，她觉得那是邦斯洛普的船在爬着一堵玻璃似的波涛高墙，船在吃力地攀爬，一座白色的浪峰裹挟着万千死亡压了下来，船在这万千死亡中穿行，然后消失——“船沉了！”她悲恸地喊道——可是，瞧啊，它又出现了，在大西洋的这一边，安然无恙地浮行于一群鸭子中间。
“太好了！”她喊道。“太好了！哪里有邮局呢？”她在想，“我得立刻给谢尔发电报，告诉他……”她匆匆向公园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蛇形湖上的玩具船”和“太好了”，这两句话换着说都一样，意思上毫无分别。
“玩具船，玩具船，玩具船……”她不停地说着，这样她就会想，对她而言，重要的不是尼克·格林评论约翰·邓恩的文章，也不是八小时工作法案、各种契约或工厂法，而是某种无用、意外和激烈的东西，某种能要人性命的东西；是红色、蓝色、紫色；是喷发、溅落；就像那些风信子（她正经过一个开满风信子的花圃），不受污染，不依附，没有人类的玷污，也没有对同类的忧虑；是某种冒失和荒唐，就像我的风信子，我是说我的丈夫，邦斯洛普——所有这些，就是“蛇形湖上的玩具船”和“太好了”，重要的是能说“太好了”。她这样大声说着，一边在斯坦霍普门[103]等着马车过去。除了无风的季节，其余时候她都不能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久而久之，就有了她在公园街上大声的自言自语。如果她一年到头都和丈夫在一起生活，就像维多利亚女王所倡导的那样，情况肯定会大不一样。她一个人的时候，会在一瞬间想到他，然后就觉得必须立刻跟他说话。她根本不在乎自己会说出什么样的胡话，或者会不会语无伦次。尼克·格林的文章令她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而玩具船又让她欢欣雀跃。她站在那里等着过马路，嘴里不停地重复着“太好了，太好了”。
但那个春日的下午，街上车水马龙，她只好站在一边等着，嘴里重复着“太好了，太好了”，或是“蛇形湖上的玩具船”。英格兰的富人权贵，个个礼帽大氅，雕像一般地端坐在各式豪华马车里——有四匹马拉的，有维多利亚双座折篷，有四轮四座的，无数的马车仿佛一条金色的河流在公园街凝结成了一个个金块。女士们手里拿着名帖，先生们用双膝夹着镶金手杖。她站在那里看着，欣赏着，惊奇不已。只有一个念头令她不安，凡是见过大象或鲸鱼这种巨兽的人对这个念头都不陌生：这些庞然大物是怎么繁衍的呢？他们显然很讨厌紧张、变化和活动。看着那些凛然肃静的脸，奥兰多想，也许他们的繁殖期已经过去。这就是成果，这就是最高峰，她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胜利。他们坐在那里，大腹便便，堂而皇之。这时候，指挥交通的警察放下了手，那河流又动了起来，形形色色金光灿烂的车马汇聚为一体，缓缓移动，最后在皮卡迪利大街散开。
她穿过公园街，走向她在柯胜街的家，当风把绣线菊的花香吹到那里时，她会想起柯卢鸟的叫声和一位拿枪的老人。
跨入自家房子的门槛时，她想她还记得切斯特菲尔德勋爵曾经说过……但她没有继续回忆下去。在她低调的18世纪门厅里，她仿佛能看到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将他的帽子放在这边，把外衣挂在那边，举止优雅，令人愉悦。现在，门厅里到处是包裹。她在海德公园坐着的时候，书店送来了她订购的书。屋子里堆满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作品，甚至楼梯上都有包裹滑下来，这些书包着灰色的纸，用细绳扎捆得整整齐齐。她抱了几捆她抱得动的书去她的房间，其余的让仆人给她搬进去。她迅速剪断了包裹上的无数细绳，很快她就被无数的书包围了起来。
16、17和18世纪的作品数量并不多，这是奥兰多习惯的，而眼前订购的书如此之多，令她大为震惊。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维多利亚文学当然并不仅仅意味着四个特别而响亮的名字，而是这四个伟大的名字混杂在一大堆名字中，他们是许许多多的亚历山大·史密斯、迪克森、布莱克、米尔曼、巴克尔、泰恩、佩恩、塔波尔、詹姆森——他们个个头角峥嵘，争先恐后地嚷嚷着要求跟其他人拥有同样多的关注。奥兰多对印刷品的尊崇让她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她把椅子拉向窗前，好凑到从梅费尔的高楼之间照进来的光线下，她试图对维多利亚文学产生一个总体印象。
显然，现在要对维多利亚文学下结论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写上六十册八开本的书，二是把它压缩到六行字的长度里。由于时间紧迫，经济的考虑让我们选择第二种办法，于是我们就这样做。奥兰多得出的结论是：其一（在翻了半打书以后），非常奇怪，这些书中居然没有一本是献给某位贵族的；其二（翻阅了一大堆回忆录后），有些作家的族谱竟然也有她的一半那么长；其三，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小姐[104]喝茶时，用一张十英镑的钞票裹住糖夹是极为不当的；其四（这里有半打各种百周年庆典宴会的请帖），文学吃过这么多晚宴，想必已是肥肥胖胖；其五（她被邀请参加很多讲座，都是关于流派之间的影响、古典的复兴、浪漫主义的存续这类吸引人的话题），文学听了这么多讲座，想必已经变得枯燥乏味；其六（她出席了一个贵妇的招待宴会），文学披过那么多裘皮披肩，想必已变得非常尊贵；其七（她去过卡莱尔在切尔西的隔音房间），天才因为需要精心呵护，想必已变得娇生惯养；结论的最后一点非常重要，但因为我们已经大大超出了六行文字的限定，这里我们只能省略不提。
得出结论后，奥兰多站在窗边，朝外面看了好一会儿。一个人得出结论后，就好比把球抛过了网，必须等待看不见的对手将球抛还给他。她在想，切斯特菲尔德公馆之上那片黯淡的天空接下来会给她什么启示呢？她双手扣在一起，站在那里沉思了一会儿。突然，她惊了一下——这里我们只能希望，就像上次“纯洁”“贞洁”和“恭谨”三女郎会把门推开一点儿，让我们至少有个喘息的机会，想想怎么像传记作家应该做的那样，遮掩一下接下来必须小心讲述的事情。可是三女郎没出现！她们那次把白色的衣袍扔向赤身裸体的奥兰多，看到衣袍落在离她几英寸的地方，从那以后这么多年她们跟她没有任何往来，现在正忙于别的事情。那么，这个3月里苍白的早晨，难道就不会发生点儿什么事，来缓和、掩盖和隐藏这不可否认的事件（不管它是什么）吗？刚刚猛地一惊之后，奥兰多——感谢上天，就在此时，外面响起了老式手摇风琴的琴声，虚弱，尖细，像是笛声，急促而不连贯，意大利风琴手有时还会在后街小巷里演奏这种风琴。让我们接受这琴声的打断吧，尽管它听起来平庸无奇，有点哼哼唧唧和上气不接下气，我们就当它是宇宙音乐[105]，让它用声音来填充这一页，直到那必将来临的一刻最终来临。奥兰多的仆人们目睹了那一刻的来临，读者也将看到，因为奥兰多自己显然已无法再对它置之不理——让那手摇风琴的琴声带着我们的思绪飘荡吧，因为在音乐中，我们的思绪不过是波浪中起伏颠簸的一叶小舟，在所有的运载工具中，思绪是最不好控制、最不稳定的，它越过一个个屋顶和后花园，那里晒着的衣服——这是什么地方？你有没有认出那片绿地，中间那个尖塔，和两边各蹲着一头狮子的大门？啊，是的，这里是邱园[106]！好吧，就邱园吧。那么现在我们在邱园，今天是3月2号，我要指给你看那棵李子树下的葡萄风信子和番红花，还有扁桃树上的花苞。我们在那里散步时会想到那一个个球茎，毛茸茸的红色球茎，10月的时候插入土地中，现在到了开花的时候。我们会梦想那些难以说出口的事情，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或是一支雪茄，将斗篷铺在老橡树下，坐在那里，等候那只翠鸟，据说有人曾看见它在傍晚时候从河岸的一边飞到另一边。
等等！等等！翠鸟会来；翠鸟不会来。
瞧，那些工厂的烟囱在冒烟，市政职员坐着细长小船一闪而过，一位老妇人牵着狗在散步，第一次戴新帽子的年轻女仆没戴对角度。瞧瞧这些人吧。上天仁慈地规定，所有心灵的秘密都要隐藏，这样就会引诱我们永远去猜想也许并不存在的事情。但是，透过缭绕的烟雾，我们依然能看到人们欲望的燃烧和对欲望尽情满足的向往，这种欲望可以是一顶帽子、一条船，或是捉住沟里的一只老鼠，就像我们曾经看到的——我们的思绪在茶碟的叮当声和手摇风琴的琴声中漫游，并且出现了如此荒唐可笑的跳跃——看到田野里燃烧着的一堆大火，远处是君士坦丁堡附近的清真寺尖塔。
让我们为欲望欢呼！让我们为幸福，神圣的幸福而欢呼！也为所有的快乐欢呼，比如鲜花和美酒，虽然鲜花会凋零，美酒会醉人，还有周日离开伦敦的半克朗车票，在幽暗的小教堂里唱死亡的颂歌——任何事，只要是能够让我们停止敲打字机，整理信件，或是锻造巩固大英帝国的链条，我们都可以为之欢呼。我们甚至可以为女店员嘴唇上涂得弯弯的粗俗口红而喝彩，虽然那口红就像是丘比特笨拙地用大拇指蘸上红墨水顺手涂上的一个记号。幸福！在两岸之间飞来飞去的翠鸟，欲望的尽情满足，不管这幸福是否符合男性小说家所说的幸福，不管他们是祈求还是否认，让我们欢呼吧！无论幸福以什么样子而来，但愿它更多姿多样，千奇百怪。小溪在黑暗中流动——这里要押韵的话可以说“仿若在幽暗的梦中”——但更黯淡无光的是我们这些庸常之辈，没有梦想，只是活着，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行事皆出于习惯，坐在大树的浓荫下，当翠鸟忽地振翅飞向河岸的另一边时，树荫的橄榄绿淹没了远去的翠鸟翅膀上的蓝。
那么，让我们为幸福而欢呼吧。幸福之后，不要为那些梦而欢呼，那些梦使清晰的影像浮肿变形，就像乡村小客栈厅堂里带斑点的镜子照出来的脸那样。那些梦把完整的分裂成碎片，在夜晚我们睡觉的时候伤害我们，撕裂我们。但是沉睡，沉睡，睡得如此之深，所有的形状都被碾成无比柔软的尘土，神秘莫测的混沌之水，在那里，被收拢，被包裹，像木乃伊，像飞蛾，让我们趴在睡眠最深处的沙滩上。
可是等等！等等！我们这次不打算去那看不见光的地方。蓝色，像一根火柴在内心之眼的眼球上划亮，他飞起来，燃烧，冲破睡眠的封闭；翠鸟；于是红色黏稠的生命之流又像退潮的潮水往回奔涌；冒泡，滴落；我们起身，睁开眼睛（从死到生的怪异转变就可以这样一笔带过），目光落到——（这时候，手摇风琴的琴声戛然而止。）
“是个漂亮的男孩，夫人。”接生的班廷太太说，把奥兰多的头胎孩子放到了她怀里。也就是说，3月20日，星期四，凌晨3点钟，奥兰多平安生下一子。
奥兰多又一次站到窗前，但读者不用担心，今天不会再发生那种事情，反正无论如何也不是同一天。不——因为如果我们向窗外看，就像奥兰多此刻做的那样，我们会看见公园街本身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事实上，你可以像奥兰多现在这样，在窗前站上十多分钟，但却看不到一辆四轮四座的大马车。“看那个！”她大喊，这是几天以后，她看见一辆没有马拉的马车，像是被砍去了一截似的，样子很可笑，而这车居然自己在滑行。天哪，一辆没有马拉的马车！不过，她刚喊出那声就被人叫走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回来朝窗外看去。如今的天气有点奇怪，天空也变了，她想，变得不再那么厚，那么水灵，那么容易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这似乎发生在爱德华国王继承维多利亚女王的王位之后。说到爱德华国王，瞧，他就在那边，正从那辆优雅的布鲁厄姆四轮带篷马车上下来，要去跟街对面的某位女士会面。大片的云团变成了一层薄纱，天空似乎是金属质地，天气炎热时会显出铜锈色、古铜色和橙黄色，就像金属在雾中显现的那样。这种变化有点儿令人惊恐。一切似乎都收缩了。前一天晚上经过白金汉宫时，她曾经以为会永远留存于世的那个巨大的纪念物现在看不到丝毫痕迹，高高的礼帽、寡妇的黑纱、喇叭、望远镜、花环全都消失了，在路面上没留下任何痕迹，甚至连个小水坑都没有。但变化最明显的，是现在，是晚上这个时候——过了一会儿她又回到了窗前她最喜欢的位置。瞧一幢幢房子里的灯光！手轻轻一碰，整个房间就亮了，成百上千的房间点亮了灯，每个房间都一模一样。你能看到那一个个小方盒里的所有东西，那里没有隐私，没有从前那些徘徊的影子和奇怪的角落，没有那些穿围裙的女人提着烛光摇曳的灯，小心翼翼地将灯放到这张或那张桌上。现在，只要手轻轻一碰，整个房间顿时明亮起来。天空也是彻夜明亮，人行道是明亮的，一切都是明亮的。正午的时候她又回到这里。现在的女人体型变得多么细窄啊！她们看着就像玉米秆，直直的，发亮，都一个模样。男人的脸光得就像手掌。空气的干燥把一切东西的颜色都带了出来，使得脸颊的肌肉显得有些僵硬。现在要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水两秒钟就能热。常春藤消失了，或是人们把它们从房子外面铲除了。植物不再那么茂盛，家庭比以前小得多。帘子和盖罩被卷了起来，光光的墙面挂上了镶框的新油画或木版画，它们色彩鲜艳，画的都是实景实物，比如街道、雨伞和苹果。这个时代有某种确定而明显的特点，这让她想起18世纪，但不一样的是，它有一种让人分心、让人绝望的东西——她这么想着的时候，那条她似乎几百年来都穿行于其中的隧道，那条无比漫长的隧道，一下子变宽了，光涌了进来，她的头脑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仿佛钢琴调音师在她的背上拧调音扳手，将她的神经绷得很紧。同时，她的听力也敏锐起来，她能听见房间里的各种极细微的动静，壁炉架上的座钟发出的嘀嗒声听起来都像是锤子的敲击。有几秒钟的时间，光变得越来越亮，她看所有东西都愈发清晰，座钟的声音也愈来愈响，直到她耳边轰然响起巨大的爆炸声。奥兰多一下跳了起来，仿佛头上挨了重重一击。她被击打了十下。事实上，这是上午10点钟。这是10月11号。这是1928年。就是现在。
奥兰多吃了一惊，一只手按到心口，脸色苍白。我们没必要感到奇怪，因为还有什么比“现在”这样一个揭示更可怕呢？我们得以承受这一震惊，完全是因为有过去和未来在两头庇护我们。不过现在我们没有时间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奥兰多已经晚了不少时间。她跑下楼，跳上她的汽车，启动车子，疾驰而去。巨大的蓝色建筑群高高耸立，烟囱顶上的红色通风帽参差不齐地竖立在空中，道路像银色的钉子一样闪亮，高大的公共汽车迎面开过来，司机脸色苍白，像雕塑一样坐在里面。她还注意到了海绵、鸟笼和绿色防水布盒子。但她不允许这些景象进入她的头脑中，哪怕一点儿都不行，因为她正在走“现在”这个独木桥，一不小心就会掉到下面汹涌的急流中。“你怎么不看路？……把手伸出来行吗？”——她厉声说，词就像是从嘴里迸出来似的，因为街上拥挤不堪，人们过马路时也不看两边来往的车辆。他们在玻璃车窗外嗡嗡营营，从窗里往外看，是点点的红光和烈焰般的黄色，仿佛是一群蜜蜂，奥兰多这样想——但这个想法刚冒头就被掐断了，她眨了眨眼睛，再一看，他们又恢复了人群的模样。“你们怎么不看路？”她厉声说。
最后，她在马歇尔和斯内尔格罗夫百货大楼门前停下车，进了商店。光色和香气包围了她。“现在”，如滚烫的水珠，从她身上滴落下来。摇曳的光，如同被夏日的轻风吹动的薄纱。她从包里拿出一张单子，念了起来：男童鞋、浴盐、沙丁鱼。一开始她的声音有些奇怪生硬，仿佛她在一个流出彩色水流的水龙头下捧着那些词。她看着这些词在灯光下发生变化，浴盆和童鞋变得线条缓和，沙丁鱼变得像锯子一样锋利。就这样，她在马歇尔和斯内尔格罗夫百货大楼一层东张西望，闻闻这嗅嗅那，耽搁了一小会儿。电梯的门正好开着，她走进去，电梯稳当而迅速地往上运行。现在的生活真是神奇，电梯上升的时候她这么想着。在18世纪，所有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然而现在我可以升到空中，可以听到从美国传来的说话声，看见人们在天上飞——我实在无法想象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我又开始相信魔法了。电梯在二层停下的时候微微晃了一下，她像是看到无数色彩缤纷的东西在风中招摇，随风传来的是种种独特而奇怪的气味。每次电梯停下打开门时，就会有一部分世界展现在眼前，同时传来属于那个世界的各种气味。她想起了伊丽莎白时代沃平区附近的泰晤士河畔，那里通常是珍宝船和商船停靠的地方。船上的气味多么浓重而奇特啊！她清楚地记得她的手伸进珍宝麻袋时天然红宝石在她手指间穿过的感觉！跟苏姬（不管她是不是叫那个名字）躺在一起的时候，坎伯兰提着灯笼照到了他们身上！坎伯兰家族如今在波特兰广场街有一幢房子，前不久她和他们共进午餐，她还试探着跟老坎伯兰开了个关于希恩路上的济贫院的玩笑。他朝她眨眼使了个眼色。这时候电梯到顶了，她必须出去，进入一个天知道他们所谓的什么“部”。出了电梯后，她站在那里查看她的购物单，但如果照着单子就能轻而易举找到浴盐或男童鞋的话，那她就太走运了。事实上，她在这层什么也没买到，正要乘电梯下去，幸好就在这时她不自觉地大声说出了购物单上的最后一项——“双人床单”。
“双人床单。”她对一个柜台的男店员说，仿佛是天意的安排，这个柜台正好是卖床单的。格里姆斯蒂奇太太，不对，格里姆斯蒂奇太太已经死了，巴塞洛缪太太，不对，巴塞洛缪太太也死了，那就是露易丝了——露易丝几天前极为烦恼地来找她，因为她在国王房间里的床单底部发现了一个洞。很多国王或女王都在那张床上睡过，比如伊丽莎白、詹姆斯、查理、乔治、维多利亚和爱德华，床单上有个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但露易丝信誓旦旦地说她知道是谁干的。是亲王[107]。
“可恶的德国佬！”她说（因为又发生了一次战争[108]，这次是跟德国人打）。
“双人床单。”奥兰多梦呓似的重复了一遍，是给那张带银色床罩的双人床配的，那个房间的格调她现在想来觉得有点粗俗——都是银色，不过那个时候她正对银充满迷恋。男店员去拿床单的时候，她掏出一面小镜子和粉扑。现在的女人可不像从前那么含蓄，跟她刚变成女人、躺在多情淑女号甲板上那个时候大不一样，她一边漫不经心地扑着粉一边这么想。她刻意地补了补鼻子上的粉。她从来不碰脸颊。说真的，虽然她现在已经三十六岁，可看上去一点儿都没变老。她还是一副噘着嘴闷闷不乐的样子，还是那么漂亮，玫瑰般红润（萨莎说过，像璀璨夺目的圣诞树），一如当年在泰晤士河冰面上和萨莎一起滑冰的她——
“最好的爱尔兰亚麻，夫人。”店员说，一边把床单在柜台上铺开。她和萨莎碰到了一个捡枯枝的老妇人。她心不在焉地摸着亚麻布面料，这时候不同商品区域之间的回转门开了，大概是从精品装饰区飘过来一阵香气，像是来自粉红色的香烛，那香气像螺壳一样围绕着一个身影——是小伙还是姑娘呢？——年轻，苗条，迷人——哦上帝，是个姑娘！裘皮衣服，珍珠项链，俄罗斯风格的裤子，可她不守信，不守信！
“不守信！”奥兰多喊道（男店员已经走开），整个商场顿然间翻腾起黄色的水浪，她看到了停在远方出海口的俄罗斯大船的桅杆。然后，那香气形成的海螺神奇地（或许是回转门又开了）变成了一个平台，从上面走下一个胖胖的穿着裘皮衣的女人，她保养得很好，很惹人注目，戴着珠宝头饰，像是某位大公的情妇，她曾经趴在伏尔加河岸上，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看人淹死在河里，此刻这个女人正朝她走来。
“哦，萨莎！”奥兰多喊道。她很吃惊，自己竟会出现这种幻觉。她变得那么胖，那么慵懒。她低下头看亚麻床单，好让这身穿灰色裘皮衣的女人和穿俄罗斯裤子的姑娘的幻影，以及与她们相随的蜡烛、白花和旧船的气味都在她身后悄悄地消失。
“还需要餐巾、毛巾或擦尘布什么的吗，夫人？”店员问道。幸亏有这张购物单，奥兰多可以看着它，表现出镇静的样子。现在她只需要一样东西，那就是浴盐，而它在另一个商品部。
但再次乘电梯下去的时候——任何情景的重复总是隐隐地会对人产生影响——她又沉到了“现在”的深渊。电梯咯噔一下降到地面，她觉得自己听见有只罐子在河岸边摔碎。她站在各式手提包中间，专注地在找浴盐所属的商品部（且不管它叫什么部），对周围店员的建议充耳不闻。这些店员穿着黑色制服，头发梳得光洁整齐，很客气，也很热情，他们也许都有悠久的家世，有的甚至可以和她的相比，但他们面前都有一道“现在”这个无法穿透的屏障，因此今天他们只是马歇尔和斯内尔格罗夫百货大楼里的店员。奥兰多站在那里犹疑不决。透过巨大的玻璃门，她可以看到牛津街上的车马人流。公共汽车一辆接一辆挤到一起，然后又突然分开。那天泰晤士河上的大冰块就是这样颠簸疾冲，一个穿着毛皮拖鞋的老贵族骑在一个大冰块上，他被冲到那里了——她现在可以看到他——正在破口大骂爱尔兰叛乱分子。他在那里沉了下去，就在她停车的地方。
“时间绕过了我，”她想，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这就是中年的开始。多么奇怪啊！现在什么事都不再一是一二是二。我拿起一个手提包，会想起那个冻在冰里的小贩船上的老妇人。有人点亮一支粉红色蜡烛，我会看到一个穿俄罗斯裤子的姑娘。当我走出这里的大门——我正在这样做，”她走到牛津街的人行道上，“这是什么味道？香草。我听见了山羊的铃声，我看见了群山。土耳其？印度？波斯？”她的眼睛里充满泪水。
奥兰多泪眼婆娑地钻进她的汽车，满目波斯群山的幻景。读者对此或许会感到惊诧，显然奥兰多有点儿太游离于当下之外。的确，不能否认，最懂生活之道并且身体力行的人，通常是些籍籍无名之人，他们能设法把正常人体内都会同时跳动的六十或七十个不同的时间同步起来，这样一来，当11点的钟声敲响时，所有其他的时钟也都同时响起，“现在”既不是突然的断裂，也不会在以后被彻底忘却。对于他们，我们可以公正地说，他们不折不扣地度过了他们墓碑上标记的六十八或七十二个有生之年。至于其他芸芸众生，我们知道，有的人虽然行走在我们中间，但其实已经死了；有的尽管经历了生命的种种形式，但却还未出生；还有的人尽管说自己三十六岁，但其实已是好几百岁。一个人的生命的真正长度，不管《英国名人传记辞典》[109]怎么说，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因为这种时间记录是件困难的事，而最容易打乱它的，就是当它跟艺术发生了瓜葛。也许要怪奥兰多对诗歌的迷恋，总之她丢了购物单，没买沙丁鱼、浴盐和童鞋就准备回家了。现在她站在车前，手搭在汽车的门上，这时候，“现在”又打了她的头。她被狠狠地打了十一下。
“真见鬼！”她叫了出来，因为报时的钟声对于神经系统是很大的刺激。她怔了一会儿，微微蹙着眉头，然后麻利地换挡，汽车嗖地开了。她车开得很好，一路穿插，拐来拐去，不时像之前那样朝车窗外喊道：“看着点儿路！”“你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吗？”“那你为什么不这么说呢？”汽车开过摄政街、秣市街、诺森伯兰大道、威斯敏斯特桥，向左，直行，向右，再直行……
1928年10月11日，星期四，老肯特路[110]非常拥挤，人行道上的人都溢了出来。女人们拎着购物袋，孩子们到处跑。布店在减价卖货。街道宽一段窄一段。长长的街景渐渐聚缩到一起。这边有个集市，那边在办葬礼，这边有个游行队伍，旗帜上写着“Ra——Un”，可其他字呢？肉铺里的肉鲜红，屠夫就站在门口。女人们的鞋跟几乎都是平的。有一个门廊的上方有“Amor Vin——”的字样。一个女人从卧室的窗子往外看，看上去像在沉思什么，一动不动。Applejohn and Applebed, Undert——。没有一个地方的文字让人能看到全部或是能从头读到尾，凡是能看到开头的（就像两个朋友隔街相遇），都看不到结尾。二十分钟之后，身体和头脑就像撕碎的纸片从一个大厚纸袋里落下来。事实上，从伦敦城快速开车出来的过程，很像是把先于无意识和死亡本身的时间切成小碎块，因此，奥兰多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认为存在于当下都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本来是要把她当成一个完全解体的人，但这时候，一个绿色的屏幕终于出现在她的右边[111]，在这个背景的映衬下，小碎片落得更缓慢了，然后左边又出现了一个屏幕，这样两边都能看到有碎片在空中翻转。绿色屏幕在两边连续不断地闪现，她的头脑重新获得了一种能把握事物的幻觉，她看到一个农舍、一个农家庭院、四头母牛，全都跟实际事物一样大小。
这种情况令奥兰多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她点上一支烟，默默地吸了一两分钟。然后她犹疑地问：“奥兰多吗？”仿佛她叫的人有可能不在。因为如果有(这里姑且随便一说)七十六个不同的时间同时在头脑中嘀嗒作响，天哪，那得有多少不同的人曾经在那头脑中驻留过啊？有人说是两千零五十二。如果是这样，一个人独自待着时叫一声“奥兰多吗”（如果这就是那个人的名字）岂不是世界上最平常不过的事吗？因为他的意思不过是：得了，得了，我对这个自我烦透了，我想要另外一个自我。于是就有了我们在朋友身上看到的那些惊人变化。但这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你虽然可以像奥兰多那样（来到乡村，应该是想找到另一个自我）问一声“奥兰多吗”，但你想要的那个奥兰多也许不会来。我们就是由这样一个个自我建立起来的，像服务员手上一个摞一个堆起来的盘子，这些自我在别的地方有它们的情感依附，它们有同情心，有自己的小小宪法和权利——你叫什么都行（因为这些东西大多都没有名称）。因此，有的自我只有在下雨的时候才出现，有的只肯出现在带绿色窗帘的房间里，有的只有当琼斯太太不在的时候才来，有的要你答应给一杯酒才来，如此等等，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历列出更多不同的自我与他们谈好的条件，有的条件实在荒唐，根本不值得在此提及。
于是，在谷仓旁的拐角处，奥兰多喊了声“奥兰多吗”，声音里带着质问的口气，然后等着。奥兰多没有来。
“那好吧。”奥兰多说，表现出这种情况下人们常有的好脾气，然后又试了一次，因为她有很多不同的自我可以召唤。但我们这里无法一一讲述，因为一个人也许有好几千个自我，而一部传记能讲六到七个就算大功告成了。那就选择那些在这部传记里已有一席之地的自我吧。奥兰多现在召唤的也许是那个砍下黑人脑袋又把它挂上去的少年，那个坐在山上的少年，那个看到那位诗人的少年，那个给伊丽莎白女王呈上一碗玫瑰花水的少年。或者，她也可能召唤那个爱上萨莎的年轻男子，那个宫廷宠臣，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军人，旅行者。或者，她现在想召唤的是女人，那个吉卜赛人，那个优雅的女士，那个隐居的贵妇，那个热爱生活的姑娘，那个文人作家的恩主，那个嫁为人妇的女人——她称自己的丈夫为马尔（意味着热水澡和夜晚的壁炉）、谢尔默丁（意味着秋日林中的番红花）、邦斯洛普（意味着我们日常的死亡），或三个称呼一起叫（意味着更多的东西，而我们这里无法把它们一一写出来）。所有这些自我各个不同，她有可能召唤其中的任何一个。
也许吧，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我们现在正处于“也许”和“似乎”的地带），她最需要的那个自我躲开了她。听她说话我们知道，她在不停地变换自我，快得就跟她开车一样——每到一个拐角就出现一个新的自我。在这个过程中，那个自觉的自我，也就是位于最上面、能够表达欲求的那个自我，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只求做其中一个自我。这个自我就是有些人所说的真实自我，它集中了我们所有可能的自我，是指挥这些自我的统领，是锁住这些自我的钥匙。奥兰多当然在寻找这个自我，读者从她开车时说的话就能判断出这一点（如果她说的话听起来东拉西扯，前言不搭后语，琐碎，无聊，有时候甚至让人听不明白，那么这要怪读者自己，谁让他去听一位女士自言自语呢，我们只是把她说的话记录下来，在括弧里说明我们认为是哪个自我在说话，但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能会出错）。
“那么，是什么？是谁？”她说。“三十六岁，坐在汽车里，一个女人。是的，但还有无数其他可说的。我是势利之徒吗？大厅里的嘉德勋章？豹子盾徽？我的祖先？以他们为荣？是的！贪婪，放纵，恶毒，我是这样吗？（这里来了一个新的自我。）我才不管呢。我诚实吗？我觉得是。我慷慨吗？哦，那算不了什么（这里又来了一个自我）。一个上午都躺在床上，躺在细亚麻布床单上听鸽子叫。银餐碟，酒，侍女男仆。被惯坏了？也许。太多东西，却毫无意义。所以我写了那堆书（这里她提到五十本作品，我们认为是她早期浪漫作品的代表，那些书她后来都撕毁了）。肤浅，浮滑，浪漫。但（这里又来了一个自我）却是个笨手笨脚的傻瓜。还有谁比我更笨手笨脚呢？另外——另外——（这里她卡在一个词上，如果我们说“爱情”，也有可能是错的，但她确实笑了，脸红了，然后大声说——）祖母绿蟾蜍！哈里大公！天花板上的青蝇！（这里又有一个自我出现。）可是奈尔，姬特，萨莎呢？（她陷入了忧伤：泪水在眼睛里打转，她早已不怎么哭了。）树，她说。（这里又来了一个自我。）我喜欢树（她正在经过一个树丛），它们在那里长了上千年。还有谷仓（她经过了路边一个快要塌了的谷仓）。还有牧羊犬（此时一条牧羊犬正小跑着穿过道路，她小心地避让它）。还有夜晚。但是人（这里又来了个自我）……人？（她重复道，这次打了个问号。）我不知道。喋喋不休，心怀恶意，永远谎话连篇。（她的车子拐进了她家乡小镇的主街，因为是集市日，街上很拥挤，有农人、牧人和挎着母鸡篮子的老妇人。）我喜欢庄稼人，我也懂庄稼。但是（这时又一个自我掠过她的头脑，就像灯塔照出的光束），名声！（她笑了。）名声！印了七版。获奖。晚报上登出照片（这里她说的是《老橡树》和她所获的“伯黛特·库茨纪念奖”[112]。我们必须在此说一下，作品的高潮和尾声被她如此随便一笑就略过了，对于她的传记作者来说，这是多么令人沮丧啊。但事实是，当我们的传主是个女人时，一切都会乱套，不管是高潮还是尾声，强调的地方永远和写男人时不一样）。名声！她重复道。诗人——骗子，两者每天上午都会出现，就像每天送来的信件一样规律。赴宴，会面；会面，赴宴；名声——名声！（这里她不得不减速来慢慢穿过集市中的人群。但没人注意到她，鱼贩子店里的鼠海豚都比她引人注目得多，虽然她是文学奖得主，而且假如她想的话，可以在头上摞着戴三顶贵族头冠。）她开得很慢，嘴里还哼了起来，似乎在哼一首老歌：“我要用我的基尼金币去买开花的树，开花的树，开花的树，走在开花的树丛中，我告诉儿子们什么叫名声。”她这么哼着，嘴里的词一会儿这里降个调一会儿那里降个调，就像一条重重的珠子串起来的粗陋项链。“走在开花的树丛中，”她哼道，加重了词的发音，“看着月亮慢慢升起，马车离去……”这里她突然打住，然后专心致志地看着前面的引擎罩，沉思起来。
“他坐在特薇琪特的桌旁，”她回忆着，“大圆皱领脏兮兮的……那是来量木材的老贝克先生？还是莎——比——亚？（我们私下说起自己特别崇敬的名字时，从来不把那些名字说全）”她朝前面盯着看了十分钟，让车子几乎停了下来。
“总在脑子里出现！”她说，突然加速起来，“总是出现！从我小时候起就这样。那边有只野鹅飞起，飞过窗子，向大海飞去。我跳起来（她把方向盘抓得更紧了），伸手想抓住它，但野鹅飞得太快。我在好几个地方见过它，在英格兰、波斯和意大利。它总是迅速地向大海飞去，而我总是在它后面甩出词语的网（这时她甩出一只手），网收缩成一团，就像我见过的收回到甲板上的渔网，里面只有海草。有时候网底有一英寸的银子——六个字，但从来没有捕到过珊瑚丛中的那条大鱼。”她低下头，深思着。
正是在这个时候，当她不再叫“奥兰多”而是想着别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她之前呼唤的奥兰多自己出现了，证明这一点的是现在发生在她身上的变化（她已经通过了庄园的大门，正在进入林园）。
她的整个身心变得幽暗沉静下来，就像东西外面加了一层金属箔，让表面显得光滑而坚实，浅的变成了深的，近的变成了远的，一切都被围住了，有如井水被井壁围住一样。就是这样，她幽暗，沉静，新添这个奥兰多之后，变成了一个所谓的——无论正确与否——唯一的自我，一个真实的自我。她沉默着，因为大声说话时，不同的自我（或许有两千多个）有可能会意识到它们之间的分隔，因此会尝试交流，但一旦交流上它们又沉默了。
她熟练而迅速地开上车道，弯曲的车道夹在榆树和橡树之间，顺着林园的草坡一路下去，坡很平缓，假如是水的话，它会让岸边漫上一片柔和的绿色潮水。这里种着庄重的山毛榉树和橡树。树丛中徜徉着鹿，其中一头洁白如雪，另一头的脑袋歪向一边，因为铁丝网挂住了它的角。这一切——树、鹿、草坡，让她感到赏心悦目，仿佛她的头脑像水一样在这些事物周围流淌，将它们完全包围起来。不一会儿，她的车开进了庭院，停下。好几百年中，她一直是骑马或是乘六马马车来这里，鞍前马后都有仆从相随。这里曾经冠盖如云，火把通明，现在掉着叶子的树曾经花颤枝头。此刻这里就她一人。秋叶纷纷飘落。看门人打开了大门。“早安，詹姆斯，”她说，“车里有些东西，你把它们拿进来好吗？”这些话本身稀松平常，也没有多大意义，但此刻它们却饱含蕴意，像从树上落下的熟透了的坚果，它们证明，不起眼的东西一旦被充填了意蕴，会惊人地愉悦我们的感觉。的确，奥兰多此时的每一个动作和行为就是这样，尽管它们看起来并无特别之处。因此，看她用不到三分钟的时间脱下裙子，换上一条呢裤和皮上装，就像是欣赏洛波科娃夫人[113]精彩绝伦的芭蕾艺术，令我们为之着迷。然后她走进餐厅，她的老朋友德莱顿、蒲柏、斯威夫特和艾迪生已经在那里，他们先是故作姿态地看着她，仿佛要说，我们的获奖人来啦！但他们想到这事涉及二百基尼，便纷纷点头赞赏她的衣装。二百基尼，他们似乎在说，二百基尼可不能嗤之以鼻啊。她给自己切一片面包和一片火腿，把它们合在一起后吃了起来，同时在厅里来回走动，不自觉地忘掉了宾主同桌的礼数。这样来回走了五六次之后，她把一杯西班牙红酒一饮而尽，然后又倒满一杯拿在手上，走向长长的走廊，穿过许多起居室，开始巡视起整个宅邸，跟着她的是挪威猎鹿犬和西班牙猎狗。
这也是本来该做的事。回了家而不把家里到处看一遍，就像回到家不去亲吻一下自己的祖母。她想象着那些房间在她进去时会亮起来，它们会动一动，睁开眼睛，仿佛她没进来之前它们在打瞌睡。她还想象，在她看到它们的成百上千次里，它们没有两次是一样的，似乎在漫长的岁月中它们保存了无数种情绪，这些情绪会随着冬夏的更替、天气的阴晴而变化，会随着她自己的命运和来访客人性格的不同而变化。对陌生人，它们永远很客气，但有点厌倦；对于她，它们完全心无芥蒂，自在轻松。是啊，为什么不呢？她和它们已有近四百年的渊源了。它们没什么好隐藏的。她知道它们的悲伤与欢乐。她知道它们每个部分的年龄和它们的小秘密——一个隐藏的抽屉，一个隐蔽的橱柜，甚至一些缺陷，比如某个后来补上或添加的部分。它们也都了解她的所有心绪和变化。她对它们毫无保留，在它们这里，她曾经是少年，现在是女人，她在这里哭过笑过，愁闷过开心过。她在这个窗边写了她最初的诗，在那个小教堂里结了婚。她以后也会葬在这里，她这样想着，跪在长廊的窗台上，啜饮着西班牙红酒。不过她难以想象，有一天，他们会把她跟她的先人们葬在一起，外面的光透过盾徽窗上的豹身，在地上投下一片黄色的影子。她不相信永生，但此时却情不自禁地觉得自己的灵魂不会彻底消失，就像那镶板上的红和沙发上的绿。她走进大使卧室，房间亮亮的，如同在海底躺了几百年的贝壳，结了硬壳的表面被海水冲出了极为丰富的色彩。房间的色调中有玫瑰红、黄色、绿色和浅棕色。它像贝壳一样脆弱，色彩斑斓，空洞。不会再有大使来这里睡了。啊，可她知道这座大宅的心脏仍在某处跳动。她轻轻打开一扇门，站在门槛上，想象这样一来房间就看不见她了。她看着壁毯在轻风的吹拂下微微起伏，这风永远在吹，壁毯也永远在晃动。猎手仍在骑马追逐，达芙妮仍在奔逃。心脏仍在跳，她想，无论跳得多么虚弱，多么孤独，这座巨大宅邸脆弱而又不甘屈服的心脏。
她把狗都叫到身边，继续沿着长廊走下去，长廊的地板是用整棵整棵的橡树铺就的。一排排丝绒面已褪色的椅子靠墙摆着，伸出的扶手在等待伊丽莎白、詹姆斯，也可能是莎士比亚，或是从未来过的塞西尔。眼前的景象令她黯然神伤。她解开了把它们围起来的绳子，坐到女王的椅子上，翻开贝蒂夫人[114]桌上的一部手稿。她的手指在陈年的玫瑰叶中搅动，用詹姆斯国王的银梳子梳了下她的短发，在他的床上蹦上蹦下（不会再有国王来这里睡了，尽管露易丝换了新床单），将脸贴在古旧的银色床罩上。到处都有驱赶飞蛾的薰衣草小香包和“请勿触摸”的印刷告示，虽然这些告示是她自己贴的，现在却像是在指责她。这房子已不再完全属于她，她叹了口气。它属于时间，属于历史，不宜再被当前的人触摸和控制。这里再不会溅上啤酒了，她想（她在尼克·格林曾经住过的房间里），地毯上也不会再烧出洞，不会再有二百个仆人端着热平底锅或抱着壁炉用的柴火在走廊里闹哄哄地跑来跑去，房子外面的作坊里不会再有人酿酒、制作蜡烛、造鞍具和打磨石料了。锤子和木槌的敲击声现在听不见了，椅子和床都空着，金质和银质的大啤酒杯被锁进了玻璃柜里。寂静，在空旷的大宅里扇动着它巨大的翅膀。
到了走廊的尽头，她在伊丽莎白女王的硬木扶手椅上坐下，狗围着她蹲坐在一旁。回头看去，长长的走廊一直延伸到灯光几乎照不着的地方，它像一条深深通往过去的隧道。当她凝视着这条走廊时，可以看到不少人在说说笑笑，有她认识的那些名人，比如德莱顿、斯威夫特和蒲柏，有正在会谈的政要，有在窗边调情的恋人，还有围坐在长条桌边上大吃大喝的人，木柴的烟雾缭绕在他们的头周围，把他们呛得又是咳嗽又是打喷嚏。再往远处看，她能看到几组跳舞的人站好队形准备跳四对方舞。婉转、柔弱而又不失庄严的音乐响了起来。管风琴奏响低沉的乐音。一具棺材被抬进了小教堂。一个婚礼的队伍从里面出来。身穿盔甲的男人们打仗去了。他们从弗洛登和普瓦捷[115]带回战旗，把它们挂在墙上。就像这样，长长的走廊里满是往昔的景象。再往远看，在长廊那一边的最尽头，在伊丽莎白时代和都铎王朝的人群之前，她觉得依稀能看到一个更古老、更遥远、更晦暗的人影，一个穿蒙头斗篷、神情严峻的修道士，他双手夹着一本书，边走边自言自语——
座钟打雷般地敲了四下。再强的地震也不能如此彻底地摧毁整个一座城，长廊，以及里面所有的人和物就此灰飞烟灭。她凝视长廊时昏暗阴郁的脸突然间就像被炸药爆炸时的闪光所照亮，在这亮光中，她身边的一切都显得异常清晰。她看见两只苍蝇在盘旋，并且注意到了它们身上的蓝色光泽，她看见脚下的地板上有个木节，看到她的狗的耳朵在微微抽动；同时，她听到花园里的大树枝在嘎吱作响，林园草地上的羊在咳嗽，一只雨燕尖叫着飞过窗前。她的身体刺痛般地颤抖了一下，仿佛突然赤身裸体地置身于冰天雪地中。然而，不像在伦敦那次钟声敲响10点时的反应，这次她保持了镇定（因为现在她是完整的，或许有更大的表面来承受时间的冲击）。她从容地站起身，把狗叫到身边，稳步同时又小心地走下楼梯，走到外面的花园里。这里，植物的影子出奇地清晰。她能看到花圃里的泥土颗粒，仿佛她的眼睛下面有一架显微镜。她看到每棵树的枝丫错落有致，每一株花草都历历可见，包括叶脉和花瓣的纹路。她看到花匠斯塔布斯沿小径走来，他的长筒橡胶靴上的每一个扣子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她看到拉车的大马贝蒂和王子，她以前从来没这么清楚地看到过贝蒂额头上的白星，以及王子的尾巴有三根尾鬃比其余的都长。在外面的方庭中，房子的古老灰墙看上去像是表面有刮擦的新照片。她在庭院露台上听见扩音喇叭正在播放一首缩简版的舞曲，是人们在红丝绒的维也纳歌剧院里听的那种舞曲。当下这一时刻令她敏锐而紧张，也让她莫名地感到害怕，似乎只要时间的裂口一出现，让一秒钟从中溜出来，未知的危险就会随之而来。这种不间断的高度紧张让她不舒服，她也不可能长时间忍受。她的脚步快了起来，可这非她所愿，仿佛她的腿不受她的控制。她走过花园，来到空阔的林园里。她竭力迫使自己在木匠坊前停下，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乔·斯塔布斯做马车车轮。她直勾勾地看着他的手，突然，一刻钟的钟声敲响了，像流星一样飞快地穿过她的身体，流星炽热得没有谁的手指敢去碰它。她清晰地看到乔的右手大拇指没有指甲，在指甲的地方鼓起一小块粉红色的肉。这让她感到恶心，有一小会儿时间她感觉自己晕了过去，但在那一刻的黑暗中，她的眼皮跳动了几下，于是她便从当下的压力下解脱了出来。她眼皮跳动时的阴影里有某种奇怪的东西，某种永远不在当下的东西（任何人抬头看一下天空就能自己验证这一点）——它的可怕即在于此，它难以形容的特征即在于此——某种人们急于用一个名称赋予它实在之体并称其为美的东西，因为它像影子一样，没有实体，没有自己的实质或特性，然而却能改变它所附着的任何东西。她在木匠坊感到眩晕，眼皮跳动的时候，这个影子悄然溜了出来，将自己附着于她所看到的无数景象，把这些景象变成可以容忍、可以理解的东西。她的思绪开始像大海一样翻滚起来。是的，她想，一边长长地舒了口气，离开木匠坊朝山上走去，我又可以重新开始生活了。我在蛇形湖旁，她想，小船在攀越无数死亡拱起的白色巨浪。我就要明白……
那些都是她的话，说得很清晰，但我们得说明，她现在根本不关心她眼前的事情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因此她很容易把羊当作牛，或者把那个叫史密斯的老头当作其实跟他毫无关系的琼斯。那个没有指甲盖的大拇指留下的让她眩晕的阴影，在她大脑的后部（离视觉最远的部位）变得更深了，成为一潭幽暗的池水，栖居在里面的东西我们不得而知。她看着这片深潭或海，它映出一切。有人说，所有最强烈的情感、艺术和宗教，是在可见的世界变得模糊不清时，我们在大脑后面的黑暗虚空中看到的映像。她久久地、深沉地凝视着那里，突然，她走的那条长满羊齿草的上山小道不再是一条小道，而是部分地变成了蛇形湖，山楂树丛有一部分变成了手持名帖的女士和拄着镶金手杖的绅士，羊群有一部分变成了梅费尔区的高大住宅，一切事物都部分地变成了别的东西，仿佛她的头脑变成了一片森林，里面东一块西一块地出现一些林间空地，不同的事物一会儿近一会儿远，混杂在一起又分开，在光和影的不停变化中，形成最奇异的联盟和组合。要不是猎鹿犬卡努特在追逐一只兔子，使她想起来现在大概已经4点30分了——事实上是6点差23分——她已全然忘了时间。
长满羊齿草的小道弯弯曲曲，一直通向山顶上的那棵老橡树。她最早见到这棵树大约是在1588年，从那时候到现在，这棵树已经长得更加高大粗壮，树干上也有了更多的结瘤，但它仍然处于生命的鼎盛期，褶边清晰的小叶子依然浓密，在树枝上簌簌抖动。她扑倒在地上，感受到树根像从脊椎延伸出的肋骨一样在她身子底下伸展。她喜欢想象自己骑在世界的背上。她喜欢让自己附着于坚实的东西。当她扑到地上时，从她皮上衣的胸口掉出一本红布封面的小方书——她的诗作《老橡树》。“我真应该带一把泥铲过来。”她想。树根上面的土太浅了，她有点儿怀疑自己能否按她所想把书埋在这里。再说，狗也可能会把它刨出来。这种象征性的庆祝从来不受运气的眷顾，她想。也许，不搞这个也罢。一篇简短的演讲已经到了嘴边，她原先准备埋书时说的。（这是一本初版书，上面有作者和插图艺术家的签名。）“我把这本书埋在这里，”她本来打算要这么说，“以此回报给予我一切的这片土地。”可是上帝啊！这些话一旦大声说出来，听上去多么可笑啊！她想起那天老格林走上讲台，把她跟弥尔顿相比较（除了他失明那点），并给了她一张两百基尼的支票。那一刻，她就在想山顶上的这棵老橡树，她在想，那些事和这树有什么关系呢？赞誉和名声跟诗歌有什么相干？书印了七版（至少有这么多版次）和书的价值有何相干？写诗难道不是一种秘密的交流，一个声音对另一个声音的回应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侃侃而谈、赞美、指责、去跟赞赏或不赞赏你的人会面，诸如此类，都是与写诗不相干的无谓之举。有什么能比她这么多年来断断续续的回应更隐秘、更舒缓、更像对恋人的喁喁私语呢？她回应的是树林的柔婉歌声，是农庄和门口并排站立的棕马，是铁匠铺、厨房和辛苦孕育小麦、芜菁和青草的田野，是盛开着鸢尾花和贝母花的花园。
她没有把书埋掉，而是任由它散架似的躺在地上。眼前开阔的景象在夕阳下变得时明时暗，有如变化多端的海底世界。那里有一个村子，榆树丛中能看到教堂的尖塔，大片的草地中有一座灰色穹顶的大宅，玻璃暖房上闪耀着光点，农场上堆着黄色的玉米垛。田野上能明显地看到黑色的树丛，田野之外是长长的林地，一条河微微地闪着光，然后又是一片丘陵。远处，斯诺登的白色山峰显现在缭绕的云雾中。她还看到了远方的苏格兰群山和赫布里底群岛周围的汹涌海潮。她侧耳去听海上的枪炮声。没有枪炮声，只有风的声音。今天没有战争。德雷克不在了，纳尔逊不在了。“那里曾经是我的领地，”她想，凝望远方的眼睛又一次垂下来看着山下的土地，“白垩山丘之间的那座城堡曾经是我的，那片几乎延伸到海边的荒野也曾属于我。”这时候，眼前的风景抖动起来（一定是光线黯淡下去时产生的某种效果），叠加成帐篷的形状，使得房屋、城堡和森林这样的累赘都从侧面滑落下去。土耳其光秃秃的山脉展现在她面前。正是烈日当空的正午，她看着暴晒下的山坡，山羊在她脚边啃沙土中的草丛，一只老鹰在她头顶上空飞翔。吉卜赛老人鲁斯图姆嘶哑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跟这些比，你的古老家族和财产算得了什么？你有四百个房间，每个盘子都有银罩，有女佣给你打扫房间，可那又怎么样呢？”
此刻，山谷里响起了教堂的钟声。帐篷形状的风景突然崩塌了。“现在”又一次阵雨般地落到她头上，但此时光线正在弱下去，比先前更柔和了一些，进入眼帘的没有细小的东西，只有朦胧的田野、点着灯的农舍、一片沉睡中的森林和某条小巷中不断推着黑暗的扇形灯光。她说不准钟声响了九下、十下还是十一下。夜已降临，这是她一天中最喜欢的时间，在夜里，头脑的幽暗深潭中的映像比在白天显得更清晰。不是非要在昏厥的状态中才能窥到事物形成的黑暗深处，在那深潭中看到莎士比亚，或是穿俄式裤子的姑娘，或是蛇形湖上的玩具船，还有风暴中的大西洋和被巨浪包围的合恩角。她朝黑暗深处看去，那里有她丈夫的双桅船，正在攀越浪峰！向上，向上，再向上。万千死亡拱起的白色巨浪高高出现在它面前。哦，不要命的荒唐男人，总想着出海，无谓地顶着狂风去闯那该死的合恩角！但双桅船穿过了那道拱起的巨浪，来到了大西洋的这一边。它终于安全了！
“太好了！”她大声说，“太好了！”然后，风渐渐停下来，水面变得平静。她看到月光下柔波荡漾，泛着涟漪。
“马尔默杜克·邦斯洛普·谢尔默丁！”她站在老橡树旁呼唤。
这个闪光的动人名字，像一根钢青色的羽毛从天空中飘落下来。她看着它翻转飘落，像一支缓缓落下的箭，优美地划开深厚的空气。他要回来了，正如他以前总是回来那样，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水波在微微荡漾，秋天的树林里，带斑点的叶子缓缓飘落在她的脚面上，豹子一动不动，月光照在水面上，天空和大海之间，万籁俱寂。这个时候，他来了。
现在一切静止，时近午夜。月亮慢慢地升到了林地旷野的上空，它的光在地上营造出一座幻影的城堡。巨大的建筑矗立在那儿，所有的窗子都蒙上了银辉。没有墙，没有实在之物，一切都是幻影，一切寂然无声。所有地方都被点亮，迎接一位已故女王的驾临。奥兰多看到庭院里冠羽的黑影在摇曳，火把闪着光亮，人影纷纷下跪。女王再次从她的马车里走下来。
“欢迎陛下驾临，”她说，深深地屈膝行礼，“这里的一切都没变。我的父亲，已故的勋爵，将为您引路。”
她说话的时候，午夜的第一声钟声响了起来。“现在”的凉风拂过她带着一丝惊惧的脸。她不安地望着天空，现在那里已是黑云沉沉。风在她耳边咆哮，但在风的咆哮声中她听到一架飞机越来越近的轰鸣声。
“在这里！谢尔，在这里！”她喊道，将胸脯对着月亮（现在月光更亮了），这时，她胸前的珍珠闪闪发光，像巨大的月亮蜘蛛产下的蛋。飞机从云层中冲出，飞到了她头顶上空，在那里盘旋。她的珍珠在黑暗中发出磷火般的光。
谢尔默丁现在已经成长为干练的船长，他健壮，机敏，精神焕发。他一跃跳到岸上，一只野禽突然从他头上飞过。
“是那只鹅！”奥兰多喊道，“那只野鹅……”
午夜的第十二下钟声响了，这是1928年，10月11日，星期四，午夜12点。
[91]1917年，伍尔夫夫妇创办了这家出版社，后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摇篮。
[92]基督教（新教）的一个社会活动组织，1865年创立于伦敦，该组织以救济贫困为主旨，举办慈善活动，并广泛进行宗教宣传。
[93]阿尔弗莱德·丁尼生、罗伯特·布朗宁和托马斯·卡莱尔均为英国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著名作家。
[94]艾迪生写的一部五幕悲剧，描写罗马共和时期一场维护自由的政治斗争。
[95]詹姆斯·汤姆逊（1700-1748），英国诗人，作品歌咏自然，被认为开创了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之先河。
[96]英文中“版税”和“皇室”是同一个词“royalty”，所以奥兰多才有这样的联想。
[97]“拉提根格拉姆福布”在原文中是Rattigan Glumphoboo，是作为暗语生造出来的词。所谓读者运用智慧可以发现其中奥秘，可能是说从这两个生造的英文词中能隐约辨出几个词，即rat（老鼠，也喻指卑鄙小人）或ratting(背叛，告发，或许指格林对奥兰多的背叛)、glum（郁郁寡欢，阴沉的）和phobia（憎恶，恐惧症），如此，读者可以根据这几个词想象那种“复杂的心理状态”。
[98]埃德蒙·斯宾塞（1552-1599），英国诗人，代表作是《仙后》，他创造的新诗体对后世有巨大影响，有“诗人的诗人”之美誉。
[99]一克朗相当于五先令。
[100]约翰·邓恩（1527-1631），英国“玄学派诗歌”代表人物之一，广为流传的名篇《没人是一座孤岛》即出自其手。
[101]查尔斯·兰姆（1775-1834），英国散文家，以《伊利亚随笔》和与其姐玛丽·兰姆合著的《莎士比亚故事集》而著称。
[102]马丁·塔波尔（1810-1889），英国作家、诗人，代表作《谚语哲学》发行上百万册。塞缪尔·斯迈尔斯（1812-1904），英国作家、社会改革家，著有《品格的力量》和被称为西方成功学开山之作的《自己拯救自己》。
[103]海德公园边上的著名富人居住区，许多英国政界和商界名流都曾居住于此。
[104]克里斯蒂娜·罗塞蒂（1830-1894），英国“前拉斐尔派”著名女诗人，其诗兼有抒情性和神秘性，伍尔夫曾赞她为英国第一女诗人。
[105]亦称“天体音乐”，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思想观念，毕达哥拉斯认为，恒星和行星等天体在宇宙中有规则的运动会发出和谐的“音乐”。
[106]邱园（Kew Gardens），位于伦敦西南郊泰晤士河畔的皇家植物园。
[107]这里指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1819-1861），出生在德国。
[108]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109]由伍尔夫的父亲Leslie Stephen发起编撰，出版于1885年。
[110]一条古罗马路，传统上是贩夫走卒活动较多的地段。
[111]此处指车窗外一片绿色景象，宛如一个绿色屏幕。英国车行为左道行驶，驾驶座在右边，所以奥兰多最先注意到右边的车窗如绿色屏幕。
[112]安吉拉·伯黛特·库茨男爵夫人（1814-1906），英国当时著名的慈善家。但据资料，事实上并没有纪念她的文学奖项，此奖是伍尔夫虚构的。
[113]莉迪亚·洛波科娃（1892-1981），20世纪初著名俄国芭蕾舞演员，后嫁给伍尔夫好友、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定居英国。
[114]指伊丽莎白·赫斯汀斯（1682-1739），贵族出身，热心慈善事业。
[115]普瓦捷，法国地名，1536年的普瓦捷战役是“百年战争”中英国战胜法国的一场著名战役。
一个人能使自己成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弗吉尼亚·伍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