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夹缝里求生存的幼儿园遭遇到叛逆的“小大人”当夹缝里求生存的幼儿园遭遇到叛逆的“小大人”

我的小学同学赵老师是一所公办幼儿园的副园长，我家大宝二宝都在他们幼儿园长大，从2018年开始，我们保持着长达7年的紧密联系。随着社会少子化影响逐渐显现，2024年9月，赵老师的幼儿园自谋出路，拓展出了“小学生托管”业务，正好我家女儿小敏升四年级，儿子小齐正式成为了一名小学生，于是我们家第一个报了名。

本以为有这位“园长妈妈”的照看，我会一如既往地放心。没想到随着孩子们的成长“失控”，我们的关系开始走向岔路，但也收获了一段彼此间的成长。

1

赵老师是我的小学同学，小时候我俩几乎没有交集，我只记得她是坐在角落里的乖乖女，甚至记不得她讲话的声音。10年前，同学聚会时我了解到她从事了幼教行业，而我的孩子恰好出生在生育高峰，迫于入园的压力，我便从同学群里把她加成了好友。

赵老师的单位是我们这个二线省会城市老学区的公办幼儿园，即便是出生率开始下降的头些年，依然是家长们争相讨好的对象。低幼儿童入学，毕竟是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庭，父母首先考虑的就是能不能吃好、睡好，托付给熟人才放心。我从小敏两岁半时就开始“巴结”赵老师，早早地填写了报名表，经过初试、复试，女儿才进了园，直接塞到了她的班里。

入园期间，配班老师曾经向我反映，说孩子比较敏感，在班里总是躲在角落不跟人交流，每天闷闷不乐。接小敏放学时，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小女孩早早地学会了划分姐妹群、小团体，小敏总是怯生生地站在几个小女孩后面，想开口，却紧闭着小嘴巴，想一起做游戏，又被排挤在外围。我远远看着，有些心疼，主动问她每天在幼儿园开不开心。小敏也不讲话，半耷拉着脑袋，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我找到赵老师沟通过这个问题，她宽慰我说，她自己小时候就是这样乖巧听话的女孩子：“小时候经常有个画面，就是我站在一群女孩子之外，她们讲什么我听得很清楚，但是我并没有参与进去。”

我反问她：“那你会觉得自己被排挤了，或者有话讲不出，内心很委屈吗？”

“女孩子的性格不就应该内敛一些吗？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赵老师很肯定地回答我。

童年的我曾经也是个模范生，但我并不是发自内心的乖巧，而是一直忍受着父母的强势。我一直隐藏着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反复提醒自己，父母老师都是为了我好，要听话、要懂事。我不是不想表达，而是不敢说。整个青少年时期，我都是极度压抑和不快乐的，所以对于“乖”的定义，我一时不知道该列入褒义还是贬义。

等小敏升入小学，小齐又接力入园，赵老师也因为工作成绩突出，从班主任提拔成了副园长，正式脱离一线教学岗。我们有了养育小敏的经验，养起小齐来“放纵”了许多，他也没有再遇到姐姐的敏感期。儿子在幼儿园没有得到姐姐那样的贴心照护，反而皮实很多，我与赵老师因为孩子的联系也变少了，但关系并没有随之降温，倒是因为脱离了孩子的话题，变得更加自在了。

摆脱了老师和家长的关系，我们的交流也少了很多客套，好像又回到了同学间单纯的友谊时光。我们周末会相约一起带着孩子出去吃饭，还会在工作日午休时间一起出去探店，甚至会利用周末来一场逃离现实的短途旅游。

赵老师家有两个儿子，在她严格的教育下，都是乖巧的模样，简直可以成为我家两个孩子的模范榜样——哥哥知道照顾弟弟，弟弟也听话懂事。赵老师自带师道威严，即便是我家淘气的小齐，在跟赵老师过周末时也会变得归顺许多。这样的周末让老母亲很安心，少了很多鸡飞狗跳的操劳。

只是我家两个孩子好像对这样的周末很抵触，聚过几次之后，就开始拒绝跟赵老师家再约了。小齐说不出明确的理由，小敏憋了半天，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哪有家长跟老师做朋友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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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带着孩子们参与我和赵老师的社交，但我们的友谊还在持续升温。不过这样的惬意并没有维持很久。

从去年年初开始，赵老师的幼儿园也遇到了招生难。领导让园里每个员工立足本职找“突破口”。上级单位还因为经费紧张，下发了停薪通知，暂时封存所有账务，各种费用重新算账。作为幼儿园的管理人员，赵老师一下子多了很多白头发。眼看着她断了收入，生活走入死胡同，我也替她着急。想着她有艺术特长，我动员她做了简历，发动朋友关系帮她找合适的培训机构做兼职，但是社会上孩子少、老师多，私立机构的师资更是饱和。

幼儿园的三位园长无数次讨论：想尝试拓宽招生地域范围，但幼儿接送的便捷性是小童家长选择园区的首要考虑因素；想开展三岁以下的婴幼儿服务，但教育和卫生分属不同的监管体系，制度上始终没有破题，而且三岁以下的托幼对食堂和安全有很多“硬杠杠”，他们一时间难以改造硬件。

有次约出来见面，赵老师开玩笑地说，我们搞食堂很专业，要不然出去摆个摊吧。我听着有点心酸，但觉得这确实是他们的专长。

果然，赵老师是行动派，真的把玩笑话当了真。

低幼儿童减少是断崖式的，但小学阶段的孩童数量却达到了顶峰，再加上老学区的地域优势，对口小学的学龄儿童数远超过了学校的承载能力，午、晚托管成了让小学头疼的问题。他们幼儿园的教室、食堂、床铺、师资都是现成的，甚至连各种食品经营许可和人员健康资质也是优于私人托管班的，赵老师觉得这是一个无比完美的契机，提议大家试一试。

请示了上级相关部门后，三位园长雄心勃勃地开始了创业，名字就叫“园长妈妈小饭桌”，听起来就很有亲和力。但鉴于没有对大孩子的管理经验，他们决定暂时只招收近四年从幼儿园毕业的中低年级学生，且只做午间托班——午餐+午休。

园长开会宣布了这件事情，陷入停薪、失业边缘的老师们也很感兴趣，他们重新燃起了斗志，做网络宣传广告、设计招生小程序、收拾教室、制订菜谱，听说连接送孩子的牌子都是美术组老师亲手制作的。

老师们热火朝天地忙碌了两周，心好像又重新凝聚在了一起。赵老师还专门去染了发，好像那些烦恼，都可以随之抛掉了。

2

去年6月，趁着大班孩子们的毕业典礼，幼儿园对“园长妈妈小饭桌”做了隆重宣传。先是“幼小衔接家长会”上做了专门的PPT，又通过公众号转发做了报名优惠。由于他们的硬件设施没有新增的成本，定价时，参考隔壁的私立托管机构每天下调了5元钱——25元/天，午餐一荤两素。再加上师资、食堂都让人放心，很多家长在毕业演出当天就发信息咨询。

不用说老师们大干一场的决心，就连我都跟着他们摩拳擦掌起来，第一个在大班毕业群里接龙给两个孩子报了名。毕业班的孩子占据了报名主力，整个暑期，赵老师他们一共接收了近20名小学生，都是幼儿园的老学员。

“神兽”们在9月如期归笼。那个暑假，赵老师很开心，发给我的信息格外多：“你看，这是我做的学员表，你们家俩娃排1号和2号。”“你看这是我设计的接送牌，好看不？”我一点点见证着幼儿园的努力——这样的托管班老师，真是比孩子们的亲妈还上心。

午休托管问题一直是妈妈们的心头病。我们学区里一二年级不建议统一留校吃配餐，觉得孩子们自理能力不足；大孩子们虽然可以留校，但教室里没法午睡。至于学校周边私营的托管班，考察了许多，我都不太满意——那里以老旧小区为主，很多孩子挤在狭小的老房子里，卫生和消防条件堪忧，很多机构配置的三层床铺，孩子打闹时很容易翻滚下来。

公办的幼儿园软硬件可靠，老师还都是老熟人，孩子们也不用重新适应新环境，我好像没有不报名的理由。本以为是件好事，但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小敏小齐姐弟时，孩子们似乎并不领情。

“非去不可吗？”小敏听起来很不情愿。

“不想再去幼儿园吗？”我问姐弟俩。

懂事的女儿已经可以权衡现实的利弊，欲言又止，见女儿这个反应，我的心里悄悄留下了一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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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开学不放心，我跟着来到校门口。小学的孩子数量确实达到了顶峰，中午11点多，周边的路口就被接送孩子的各种交通工具堵得水泄不通。我数了数，校门口穿着各色马甲的托管班不下10家，盯上托管这个商机的，看来不止赵老师他们。

由于孩子太多，学校采取各年级错峰放学。赵老师举着醒目的牌子站在指定的接送点，大概是为了迎接托管班开张，她专门烫了一头披肩卷发，每一根都卷到了发根，甚至还化上了精致的妆容。她手里的牌子跟其他机构的明显不一样，没有打印的痕迹，手绘的卡通人物上面，贴了四个醒目的大字，“园长妈妈”。

很多家长主动过去跟赵老师寒暄，有的好奇地过去打听托管班的价钱。赵老师很快被围得密不透风，我没忍心过去打扰她，远远地给了她一个微笑，指了指头发，做了个“好看”的嘴型。她心领神会，开心地笑了，像个得到了表扬的孩子。

暴晒15分钟后，一二年级的孩子们出了校门，却迟迟等不来三四年级的。我看到赵老师不停地抹去鬓角的汗水，但是始终没有把披肩长发扎起来。她就像一个穿了新衣服的小女孩，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这重要的“首秀”。

乌泱泱的人群里，孩子们穿戴着清一色的校服和小黄帽，就连家长也很难分辨出谁是谁。一二年级的孩子刚刚从幼儿园毕业，老师们相对熟悉，但已经毕业两三年的大孩子们，真是很难认出他们现在的模样。

终于翘首盼来了三年级，但还有零星几个四年级的没放学。由于二年级是入学人数最多的一届，四个年级间拖拖拉拉错峰了近半小时，早早接到的小孩早已失去了耐心，有的孩子顺着放学通道的围栏爬上了临街的小区围墙，有的开始撕扯赵老师手里接送牌上的贴纸，有的已经又饿又累地横躺在了人行道上。

我家小齐就是爬上围墙的一员，他的烦躁已经化为行动，好像一只努力要爬出笼子的小动物。赵老师本能地伸手拽住了他的衣角，看得出那是职业性的一拽，很有力度。小齐被震慑住了，一下子跳了下来。刚要发火的赵老师好像忽然意识到我还在不远处看着，有点难为情地看向我，故作温柔地摸了摸小齐的脑袋。

这一幕被我完整地捕捉下来，我突然觉得有点好笑——用力摆脱束缚的人类幼崽，与满脸焦躁还着急给家长做样子的哺育员，双方完全无法共情。想起小时候带着朋友们爬墙逃离幼儿园午睡的自己，我心里默默地站了小齐这边。

终于等来了四年级的孩子，凑齐17只小鸭子后，3个“鸭妈妈”连哄带拖地把队伍带回了幼儿园。

看着嬉闹的孩子和疲惫的老师们，我忽然意识到赵老师的创业之路，或许不会像预料的那么顺利。

3

公立幼儿园的监控没有联网公开，孩子们的情况只能靠老师反馈。听赵老师说，第一天就餐就不顺利——想想也是，幼儿园的孩子里，一个班的吃饭速度有快有慢，好在“后进生”总是可以被吃得快的孩子带一带。而被送入托管的孩子里，大多都是“吃饭困难户”，我送孩子托管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托管班可以改造一下家里的两个“小饭渣”。

这十几个孩子凑在一起，有的忙着环顾四周回首自己的幼儿园时光，有的忙着跟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叙旧。赵老师专门给我拍了小敏的视频，看着她是拿起了饭勺，却在一口口“无痛吃饭”，挖了好几口饭菜，都不见饭菜减少。视频背景里我还看到另一个小姑娘，一直在愣愣地盯着远方，好像在深沉地思考着什么。

收到视频的我忍不住开了句玩笑：“这可是你们一手教出来的‘好学生’，咋都没学会吃饭呢？”

赵老师过了很久才回复我，只有一个“愤怒”的表情符号。

听说老师们拿餐后水果做诱惑，甚至拿出平日的杀手锏——小粘贴——做奖励，但无论哪种方法，都无法激励孩子们的行动。有的孩子说：“老师，你以为我们还是小孩子吗？”

眼看着下午1点半就要入校，老师们没有时间与孩子争执，只好着急地结束了第一天的就餐仪式，接着试图用幼儿园的流程带着孩子们如厕、午睡，但发现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

家长们都精心准备了午睡的被褥，老师们也按男女生分好了床铺。开学前赵老师还曾经得意地向我介绍他们的装备：考虑到小学生已经不是小娃娃，幼儿园专门购置了屏风作为男女生床铺的隔板。但是孩子们不知是被开学的新鲜打扰，还是着急证明自己已经长大，近一半的孩子拒绝午睡。

第一天一定要立好规矩。老师们选了几个带头人单独做工作，一个个好声相劝才把孩子们都哄去了卧室。赵老师向我告状：“只有你们家小敏始终在抗衡不躺下，并理直气壮地说：‘老师，我们已经长大了，你管不了我们了！’”

我藏起了老师的“小报告”，想听听孩子们的评价。但是下午放学后，两个孩子似乎并没有提起托管班的意思，好像那2个小时在开学第一天里平凡得不值一提。

我忍不住去问小敏：“今天中午午睡了没有？”

她很平静地回答：“当然没有。”

过去一向乖巧的小敏一下子给了赵老师一个下马威，一定让她很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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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老师说，第一天试营业，短短两个小时，3个自诩为“园长妈妈”的管理人员，感觉比平时上了一整天班还疲惫。她看着办公室里斜放着的接送牌，美术老师精心画的那个“妈妈”，已经被孩子们抠下了半截，耷拉着脑袋悬在半空中。

这样下去显然不行，赵老师决定改变一下：幼儿园又“招募”了2个普通老师，排班协助中午照看；为了应对错峰放学，他们每天派4名老师出马，2个接一二年级的主力军，2个留下来等候三四年级的大孩子；就餐也分批进行，先到的孩子先吃；至于午睡，他们逐个与精神娃的家长进行沟通，协助督促孩子主动休息，对于特别不配合的孩子，还另辟了个小教室作为自习室，允许他们带作业或者课外书来。差异化的管理方式确实奏效了，孩子们虽然时有抱怨，但最终都乖乖听从了安排。

可惜好景不长，国庆长假回来，孩子们的麻烦又找上来了。

4

现在的父母都尽可能给孩子提供物质支持。我也一样，觉得孩子学会自己支配零花钱，也是“财商”培养的一部分。虽然路边摊有各种卫生隐患，但想想小时候放学后偷吃零食是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也会默许孩子一些略微出格的行为。

那天中午放学后，四年级的小葵在回托管班的路上买了辣条，赵老师看到了，立马让她退还了回去——这时孩子要吃了零食，等会儿肯定就不会好好吃饭了，再说，辣条也不健康。没想到，小葵不仅没有被批评的愧疚感，反而在众目睽睽下说出了“不”字。

小葵瘦瘦小小的，幼儿园时与我家小敏同班，在我印象里也是个不言不语的“乖乖女”。她的声音不大，但简单一个“不”字，坚定有力，不容辩驳。她站在路中间，不依不饶，堵塞了本就拥挤的放学队伍。赵老师顾及周围人异样的眼光，只好妥协，但是不允许她在路上吃。小葵就拎着辣条的袋子角，挺直了腰板往前走去，好像一个打了胜仗的猎人拎着她的战利品。

别的孩子都没有作声，赵老师本以为这样的当众批评会给他们带来震慑。事实上，老师们想错了。

第二天中午，赵老师轮班接低年级，早早回到了班里。之后，接送大孩子的老师回来告诉她，今天我们家小敏也买了辣条，并且在路上就吃完了。

赵老师跟我说，她问小敏，昨天看到小葵被批评，今天为什么还要买？小敏理直气壮地答：“为什么她可以买我就不可以？这不公平。”赵老师按捺下自己的火气，控制着音量说：“难道你没看到昨天她没有吃掉，是饭后才吃的吗？”没想到小敏又提高嗓门说：“没！看！到！”

赵老师一下子被小敏怼得愣在了那里，不知该如何接话。小敏却先她一步说：“老师，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去吃饭了。”旁边的大孩子们都已经坐好在吃饭，还有几个低年级的也没有离开，教室里传来孩子们窸窸窣窣的笑声。

这事抹了赵老师的威严，当天傍晚，她就约我在幼儿园门口见了面：“我就想第一时间给你说说怎么回事，免得你回家觉得我冤枉了她。”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但看得出，她还是被小敏气到了。

我不想激化师生关系，毕竟孩子还要继续在托管班里生活。当完赵老师的情绪“垃圾桶”，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家听听小敏的说法——说实话，听到老师的告状，我对女儿的转变感到吃惊，也感到欣慰。我一直想让孩子们有个跟我不一样的童年，让他们有独立思考和表达的能力。小敏好像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怯懦躲闪的小女孩了，她虽然讲话还是柔柔弱弱的，但她有勇气让别人足够注意到她的观点了。

面对我的询问，小敏一开始回答时有点害怕，以为自己犯了错，力争为自己辩解：“我知道辣条不健康，我也没有特别想吃，就是觉得不公平才去买的。”

“辣条好吃吗？”我抛出了一个让她意想不到的回答。

小敏愣了一下，紧紧抿着的嘴部肌肉瞬间放松了下来：“好吃。”

“那你告诉我是哪个牌子，咱从网上多买点儿。”

小敏笑了，彻底放下了包袱。我不打算再在气头上对买辣条这件事是否正确与孩子争辩，也不想让她为了这件事加深与老师的对立，悄悄淡化了这次不大不小的“不公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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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条风波后，越来越多的孩子又开始拒绝午睡。一开始是三四个，后来是一大群。老师事后都与家长进行了沟通，家长们纷纷表态，已经与孩子协商好，孩子会乖乖午睡。但是到了托管班，孩子们却是另一番态度，他们都坚持认为自己没有同意午睡，有的说是家长瞎讲的，有的直接说：“老师，我妈是为了哄你才那么说的。”

我也是被沟通的家长之一，为了维护老师的权威，我肯定要表态希望孩子中午休息好，下午精力充沛。但内心又觉得，每个孩子“耗电”情况不一样，我小时候就是那个每天在幼儿园盯着天花板的孩子，很理解小孩子不想睡还要直挺挺熬过1小时的感觉。

不睡午觉的孩子们成立了自己的团体，据说小敏就是小团体的领袖，所有抗议行为都是她带头做的。比如，饭后假装上厕所躲在厕所里不出来，比如，趁老师不注意逃到其他楼层。

小敏告诉我，赵老师单独找她谈心，她态度很坚决——不是自己带头的，只批评她一个人不公平！经过细细询问，好像的确如此，小团体的大脑其实是平时默不作声的小葵。

我哄劝赵老师不要着急生气，再观察观察，赵老师假装忽视了孩子们的出格行为。老师不管了，孩子们反而不闹了。有次我问小敏，最近赵老师怎么不找我告状了。小敏不抬眼皮地说：“她不阻止，我们觉得没意思了。”

我被小敏的话气笑了，看来女儿真的转变了。

我跟老公谈起托管班的事情，他也赞成淡化这些是非。作为成年人，肯定十分理解老师们的管教都是出于好意，但同时作为经历过叛逆期的成年人，对自己青春期的感受也历历在目。所谓叛逆，不过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孩子们从乖巧地被驯化，到意识到内心还有另一种声音，再到另一种声音压过外在的约束，都是成长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旁观应该大于干预。

5

一波矛盾过去了，新的风波又开始了。

校门口的小卖部收割着孩子们的零花钱，除了琳琅满目的小零食，还有各色的卡游和盲盒。我们对“小马宝莉”的认知还停留在自己的童年，偶尔听家境较好的同学谈起那些动画片，都是在自己家不能收到的港台频道播出的。本以为这已经是上个世纪的卡通人物，没想到在这一代孩子身上还可以再流行起来。几乎每个女孩子手里都或多或少有些五颜六色、印刷精美的卡牌，她们即便没有看过那些动画片，也能对里面的人物和等级耳熟能详。而男孩子手里，则攥着各类奥特曼卡片，互相对战。

我没有干涉孩子玩卡，但发现这些卡牌成了孩子们“交易”的介质，有的孩子还成功中了商家的圈套，为了抽中某些稀有品种，疯狂买卡。老师们闲聊起来，发现个别孩子买卡花钱很大方，尤其是小葵，一买就是几盒。一盒卡牌往往有十几包，每包又有很多张，一包少则两元钱，多则十几元。这么多卡片孩子们都藏在哪里了？这么多钱又是怎么来的？

赵老师找大孩子们聊天，他们都说手里的卡牌是小葵“分发”的，“小葵很有钱”。据说，小葵每天都会买卡，抽中等级高的就自己留着，重复的就分给他们，他们有了重复的，再分给低年级的小孩子们。中午选择不午睡的孩子越来越多，他们会结伴去上厕所，然后一待就是很久。据说他们都是躲在厕所里“交易”，伴随着卡牌等级不同，他们的人际关系里也逐渐分化出各种帮派等级。

毋庸置疑，小葵已经成了隐形的“孩子王”。她拉拢孩子的手法很奏效，老师批评她时，不用她亲自辩解，就会有很多孩子来帮她说话。我跟小敏问起小葵，小敏也是不停地帮她辩驳：“她买卡的钱都是自己的零花钱。”“她爸爸知道她买卡。”“老师为什么要管别人买什么东西？”“我们都觉得小葵做得没错”……大孩子们好像越来越不害怕老师，以与老师作对为荣。反倒是小葵，默默地躲在幕后，无论老师问什么，总是默不做声，看不懂她的心思。

从老师的角度，有点见不得这样的小团体，也想帮着孩子们脱离消费陷阱，养成好的生活习惯。赵老师从群里加了小葵妈妈的微信，但是一直没有人确认。她告知其他孩子不要带卡来学校，但是孩子们不听，据说还跟老师起了冲突。

我私下找小敏沟通，她非常明确地表示不同意我的说法。她说卡不是自己买的，也不是他们主动要的，是小葵每天中午把不要的卡丢弃，他们“捡的”。小齐也抢着说：“对，这些卡扔掉太可惜了，我们才捡的。”

看来小葵的收买力不仅在中年级，连一年级的小朋友也被收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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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老师的管理陷入死胡同时，又一件事发生了——小葵的钱丢了。20元，不大不小的数目，小葵主动告诉了那天跟班的老师。赵老师小学时丢过一次零花钱，她一直不敢告诉父母，饿着肚子连省好几顿早饭才弥补了差额。她大概深深地共情了孩子丢钱的痛苦，决定把这事查清楚。

幼儿园教室有摄像头，孩子们的卧室和教室的监控都能回放。赵老师跟另一位老师反复回看中午的视频，发现有几个孩子曾经围着小葵的补习袋翻看，但是看不清具体翻看的是什么东西。

第二天中午，老师们分头找那几个孩子谈话。孩子们的答案基本一致：大家都知道小葵比较“富有”，看到她的包里露出了一张卡牌，所以拿起来查看等级。有的孩子说确实也看到了零花钱，但是没有拿。

孩子们更一致的说法是，稀有卡牌对他们的吸引力远远大于现金。他们似乎并不在意那20块钱，甚至都没有在意钞票长什么样子，却对那张卡牌是什么角色、什么等级记忆犹新，又纷纷澄清，“给她放了回去”。

跟我聊起这段时，赵老师似乎有点失落，好像她的童年早已过时，连童年阴影都那么不合时宜。她说自己仿佛再一次听到了孩子们的嘲笑声。我安慰她，说这次丢钱事件最起码给孩子们一个教训，不要花钱大手大脚，也可以顺便从内部瓦解一下他们的小团体。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6

本以为一次隔离谈话会让孩子们互起疑心，但没想到孩子们变得更团结了。他们好像互相通了气，彼此分享了被老师谈话的过程，找到了新的共同话题。最让他们不服气的，是这次调查没有结果，彻底成了悬案。

赵老师觉得自己失去了威严，主动查了小葵家长的联系方式，决定把孩子近期的情况跟他们反映一下，也坦白一下孩子丢钱的事情。

接电话的是小葵爸爸，他与女儿的风格一模一样，不主动讲话，只简单回答。他好像对女儿大量买卡的事情并不吃惊，在老师一顿输出这样的危害后，他只是表示会将老师的意见转达给女儿。对于弄丢的20块钱，他“大度”地表示不用追究。挂电话之前，他主动讲了第一句话：“零花钱是孩子妈妈给的，我不好多干预。”

赵老师这才想起来，小葵中班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孩子是跟着爸爸，妈妈在外地。我听到这样的消息觉得小葵的家庭背景好像解释了一切，开始有点心疼这个孩子。

我觉得应该淡化对小葵的约束，毕竟她“事出有因”。但赵老师显然已经开始被孩子们激怒了，并没有肯定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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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还是在大把大把地在进行卡牌交易。一天中午，安静的走廊里传出喧闹的争吵声。赵老师应声赶过去，又是那群孩子，在卫生间门口与一名跟班老师起了冲突。

这位跟班老师是一名年近退休的保育员，以做事雷厉风行著称，幼儿园的孩子们都很怕她，所以专门被请来协助管理大孩子。赵老师看见老教师捂着胸口一脸痛苦，几个孩子昂着脑袋，你一言我一语地顶撞她，有的还举起了手腕上的小手表在录像。

赵老师当天中午就找到我，说吵得最凶的就是我家小敏，最可气的是她还一直拿着小手表在录像。

“你知道吗？你闺女冲我喊，她在‘取证’！”赵老师给我发语音信息，语气里充满了愤怒。

我知道关于能不能戴手表这件事早已是赵老师的心病——她曾经专门找我对质，问我小学是否允许孩子戴手表。我知道她是想找个依据证明自己的限制是正确的，但我如实告诉她，现在学校老师为了方便学生跟家长联系，允许孩子戴手表，只是上课时让家长都调成了禁用模式。

这次矛头再次指向了这个问题，她好像终于找到了名正言顺的理由。而我看到那条“小报告”，脑子里一下子浮现出的画面是：一名个头不高的小女孩，鼓足勇气，拼命抬着自己的左手腕，把手表立起来，满脸的稚气里带着怒气，又带着胆怯。

小敏一定是要证明什么。作为被打压式教育培养大的一代，我曾经立志让孩子在更开明宽松的环境里长大，让他们成为有自己的观点并且敢于表达观点的人。为了打探真相，晚上回家后，我装出不经意的样子问起这件事。小敏一听，呼吸明显变粗了，带着一点哭腔拼凑出中午的过程：大概是孩子们又从卫生间里拆卡牌盲袋，反锁了厕所门，老教师看不惯，强行让他们打开门。在拉扯的一瞬间，卡片撒了一马桶。老师觉得乱，孩子们觉得可惜，双方都无法共情，推搡夹杂着训斥，愈演愈烈。

小敏说，老教师“打”到了小齐，赵老师还把他们都拽进教室里，反锁了门“审问”，并一再强调：“赵老师又是只批评我，卡明明不是我的，这不公平！”

我记得在育儿书籍上看过，面对孩子的冲突，不要马上否定他们的看法，要先肯定，等他们情绪平稳了，再顺势教育。

“你是想拍下来老师批评你们的过程，回来给我证明自己做的是对的，对吗？”

“对，我要维权。豆子说他爸爸说了，单独把未成年人隔离审问是违法的，老师不能把我们关起来！”

看来孩子们平时的法制节目没白看，我心里有点想笑，但还是忍住了。

我决定让女儿的情绪缓一缓，没有马上讨论这件事。我又悄悄找来小齐，他的描述跟小敏大致相符。儿子反复强调：“小杰，七七，豆子好几个孩子都对老师大喊了，不只是姐姐，但是只有姐姐被赵老师骂了，这不公平！”

真不愧是姐姐亲自带出来的弟弟，无论在家如何打架，出门还是一条心。

晚上我又联系了几个孩子的家长，拼凑起来的情况基本跟小敏小齐说的一致。大家也都很熟悉这些小团体的事——以中年级的大孩子为主，带着几个小弟小妹，天天跟老师对着干。而他们挨批评的事情，无非就是坐在了桌子上了，用零花钱买了零食了，不午睡了……这些在家长看来鸡毛蒜皮的小事。

家长们表述一致的还有——赵老师的确特别喜欢“关照”我们家的俩娃，对他俩的批评格外多。有个家长甚至拍来了孩子们课间画的漫画，里面的主角就是我们家的俩娃。“黑暗的小饭桌啊，为什么被训斥的总是小敏和弟弟？”孩子们在图画的旁边写下这样的对白，非常生动传神，也成功点燃了我的怒火。

我看了这些，心里五味杂陈。我们家和赵老师有私下的交情，可能她觉得我这俩孩子是“熟人”，批评起来“方便”一点。就像以前家庭聚会，孩子们要是起冲突了，家长总是无论青红皂白地先批评自家孩子一样。或者像很多人对自己亲近的人反而会发脾气，对外人倒好言好语——这大概不是我所想要的“照顾”，我需要的不是她多偏袒我们家孩子，起码要有小敏所说的“公平”，总不能“杀熟”吧！

家长们也都了解小葵的事情，说着说着，言语里就掺杂了很多成年人的情绪。大家都觉得小葵才是最该受批评的，但是老师总在袒护她，像“怕”她一样。在他们眼里，小葵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位老谋深算的交际高手。

“你知道吗，这样的小姑娘不好惹，一定早就用惯了‘苦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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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临睡前，我以为小敏的情绪早已平复，凑过去想进行最后的教育：“你们这样对老师讲话很不礼貌，那位老师年纪大了，气坏了身体怎么办？”

没想到小敏的情绪一下子崩溃了，黑着灯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

“我恨死这个幼儿园了，为什么老师总是针对我？‘园长妈妈’这个名字太傻了，同学们都笑话我们，赵老师的头发就像泡面！”小敏好像一下子把积攒了很久的委屈都吼了出来，那稚嫩的声音简直可以用声嘶力竭来形容。

我从来没有见过女儿用这样的声音和状态讲话，除了惊愕，更多的是心疼。我把她搂在怀里，轻轻拍了十几分钟，她还在抽泣。虽然快10岁了，但我感觉她还是那个襁褓里软软糯糯的小女孩，她在一天天努力学着自己长大，自己解决问题，可终究还是需要父母呵护的孩子。

做母亲的那一刻，我曾经在心里许诺，将来孩子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委屈，我都可以包容理解他们，成为他们最后的港湾。但是这一刻，我该怎么做？

晚上我跟老公聊了很多，又想了一夜。老公同样是教育工作者，本来没有过多地听信女儿的一面之词，但听到女儿前所未有的嘶吼和痛苦，老父亲也心软了。在高高在上的“公正”和偏袒之间，我选择了后者，毕竟孩子说的也有理。

第二天一早，我在上学路上主动问小敏，要不要退掉小饭桌，干脆去学校吃配餐。跟屁虫小齐抢着说：“我再也不要去小饭桌了！”小敏反而没有讲话，安静了几秒钟后说：“妈妈，我还是要去。一个是因为这件事我没有做错，现在不去成了我逃跑。另一个是我不能把朋友们扔在那里，我们商量好要一起的。”

小敏冷静的语气给我的吃惊不亚于前一晚，她不仅平复了情绪，还经过了自己的“深思熟虑”。这个“乖巧懂事”的小女孩果然已经长大了。

7

孩子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我也要做点什么。我主动给赵老师发信息，约她去我们一直没来得及去的小店：“听说你最近受了不少气，我请客弥补一下你的精神损失吧？”

我们像过去一样在中午见面，在拥挤的人群里客套地寒暄着。开场白一切如故，她在给我吐槽上级单位来了新领导，正在对他们各种整顿。我忙着点餐，尽量选着她爱吃的东西。她没有跟我抢着交钱，好像默许了自己是需要被补偿的一方。

在经历了这半年之后，好像我们的话题已经无法再避开孩子了。说着说着，还是提起了小敏，她的语气一下子变了：“我被投诉了你知道吗？”

我心里一咯噔，忽然觉得这场局，像自己走进了鸿门宴。

赵老师说，他们一把手接到上级部门的电话，说幼儿园被投诉了，点名就是投诉她，一下子还接了不止一笔。创园几十年，他们一直是先进单位，还是第一次遇上这样的情况，加之新领导刚上任，这对赵老师真的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她的声音开始颤抖，鼻头开始泛红。她说自己翻看了在园学生的所有档案，实在想不出已经脱离一线教学岗的她到底招惹了哪位家长。经旁边的同事提醒，她才想起来，会不会是托管班的孩子？

“果然还是旁观者清，我很快收到了上级转办的投诉单，内容写得清清楚楚，都是针对托管班的！”投诉单上有的说饭菜孩子吃不饱又不给续，有的说老师限制孩子人身自由强迫睡觉，有的说老师打骂学生，最刺眼的还是那条：“XX老师关学生禁闭，强迫进行审问。”

这一条的观点听起来有点耳熟。老师凶起来确实自带威严，我一下子吓到不敢喘气。

“这是我当老师二十年第一次被投诉你知道吗，还是个大满贯！”赵老师嘴角的肌肉拼命拉扯着，不想让自己做出哭泣的表情，但是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有点不忍心，但是又很想向她解释小敏的观点。理智让我还是抽了一张桌边的面巾纸，给她递了过去。

我很快冷静下来，试探地询问她被投诉的细节，我一一回想，投诉的时点与老教师和小敏起冲突是同一天，小敏根本没有时间投诉。我偷偷翻看自己的手机，也没有找到市政电话的通话记录，而小敏的小手表，我早就给她做了设置，电话簿之外的打不进来，也打不出去。

我一下子挺直了腰板，开始“语重心长”地劝慰赵老师。我试图告诉她，儿童第一个叛逆期是“可怕的两岁”，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萌发，而第二个叛逆期，恰恰是七至九岁。他们开始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不再是小孩子，不愿意让家长拉手，不让父母叫自己“宝贝”，凡事都喜欢跟大人对着干。而与此同时，他们在这个阶段又非常依赖大人，很在乎大人的反应。

我尽力让自己站在老师的立场上讲道理，但说着说着，又不自觉回到了家长的立场上。我告诉她，我私下跟很多家长交流过，比起以前的老式教育，现在的家长都教育孩子“要勇于对不同的观点说不”，尤其是女孩子，现在的社会观念是女孩子不需要“乖”，太乖反而会被欺负。

“女孩子就要乖乖听话。”“女孩子不要那么要强。”“女孩子有个安稳的工作就好。”“女孩子脾气那么大，将来怎么找对象？”这些话不是规劝，是枷锁，不是吗？我内心想出来好多话“顶撞”赵老师，但是都忍了回去。

赵老师极力给自己辩驳，想证明自己是对的：“也不是所有孩子都在跟老师对着干，有很多好孩子。”

我也不依不饶：“你知道吗，孩子最近课本在学一个词叫‘应声虫’，他俩说托管班里很多孩子就像那种应声虫，只会附和老师的话，却没有自己的观点。”

赵老师擤了一把鼻涕：“在学校里就得听老师的，在家里就得听父母的不是吗？”

我一下子被激发了反驳欲：“这个可不是，我们一直教育无论在什么时候，谁有道理就该听谁的。每个人都要经历叛逆来认识自己，小时候不叛逆，大了叛逆就晚了。”

说最后一句话时，我故意深深地看向赵老师的眼睛。我的眼神里是愤怒，这份愤怒，不仅因为她和孩子之间的矛盾，更有对她的“怒其不争”，而且我还咽下了真正想吼出来的话。

赵老师从小就是个乖乖女，工作后仍然乖乖听从父母的话，找了一个看起来“老实可靠”的男人结婚生子，不料遇到中年背叛。父母没有心疼她，反而怪罪是她的过错。我曾经陪她走过了至暗的一段时光，陪着她从对男人的依附中一点点独立出来，彻底摆脱原生家庭的束缚。但是她看似一点点变化了，其实根本没有变。

人生的失意一定对中年的她是个巨大的打击，冲击着她与生俱来的性格，冲击着她的三观。而我对女儿的教育方式或许真的触动了她，她有羡慕，有嫉妒，更多的可能是自我怀疑。人到中年，即便已经意识到错误，也很难彻底否定自己的前半生吧？

赵老师被怼得说不出话，停了好一阵才说：“你知道吗？你女儿就跟你一模一样！”

不得不说，她这么说不仅没有震慑到我，还换来了我的一点小得意。看着她生气的样子，我又有点被打动，忽然感慨自己真是很久没为了工作热泪盈眶了。

赵老师看透了我的心思，恼羞成怒摔了筷子：“这什么破店啊，菜里还有头发！”小店老板旁听了我们全部对话，灰溜溜地躲进后厨。赵老师跟我吃饭，本来是想诉苦的，但发现我不是作为朋友而是作为家长出场，完全无法共情她的感受。她处在愤怒的风暴中心，又完全听不进我的大道理。

我的劝慰彻底失败，跟小敏一样把赵老师激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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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约会不欢而散，好在两个成年人都为对方保持了最后的体面。很多话我没有当场说破，也没有当面闹翻，但是我们的心已经完全走上了岔路。

我认识的那个赵老师，本以为自己在幼儿园里工作，可以一辈子跟孩子们一起，一直保持一颗童心，用单纯的是非观来度量周遭相对简单的幼儿世界，不掺杂太多成人世界的尔虞我诈，没想到，却被这群正在成长、急于证明自我的孩子们结结实实地绊了个大跤。

当初赵老师大胆地提出了托管创业，拼命想证明自己的决策是对的，一股热情扑在托管班上，却成了旁人的笑话。她或许也像我一样，为了孩子们的教育失了眠。她或许会一个个回放这些孩子小时候的面孔，有懵懂可爱，也有胆怯试探。她曾经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规训他们，让他们可以永远像捧在手心的小动物般乖巧可爱，可是他们终究会长大，会脱离大人们的驯化。

作为一个从小被打压式教育管起来的大人，我深深体会过失去自我再找回自我的困难。我曾经也困惑于小敏性格的转变，为什么她在幼儿园那三年从来没有被老师告过状，现在回去老地方，却成了“问题女孩”？她告诉我的答案是：“小时候我不是‘乖’，是不开心，是不会说，不敢反抗。”

我本来告诉自己，希望孩子可以在一个公平自由的教育环境下长大，让孩子脱离无休止的否定，让他们自己去“试错”，然后磨砺出属于自己的盔甲，去适应这个并不友好的成人世界。但是面对好朋友的“良苦用心”，我又有些不坚定了。我也意识到自己那天着急说教的样子，其实跟赵老师一模一样。

我与赵老师整个寒假都没有再联系。不知道那段时间的赵老师是不是也在像我一样困惑和反思，不知道她有没有从小敏身上反思自己的乖巧懂事，从而鼓起勇气去追讨上级单位拖欠她很久的工资。

8

第二学期开学后，我还是在托管班续了费。家里俩孩子大概是了解到我是他们坚强的后盾，很多事都喜欢跟我分享。

听说托管班又被投诉了，小敏说是因为老师把幼儿园吃剩的饭菜倒给托管班的孩子们吃。小齐又在一边帮腔：“对，我也看到了，老师提着幼儿园的菜桶过来，倒入了我们的菜桶里。”

这一次我实在没法偏袒孩子了，不用想也知道，那一定是老师把没分完的菜匀给了托管班，怕孩子们吃不饱。

“老师天天跟你们这些小屁孩在一起，也真是遭罪。”

小敏听懂了我的言外之意，跟着笑了起来，显然，她已经可以作为一个大人来分辨是非和交流沟通了。

家长群有人“八卦”，说刷到了短视频，有监管部门来查监控，核实他们小饭桌给孩子们倒饭的投诉。很多家长没有核实真相就被挑动起来，怕自己家孩子吃了亏。“听说小饭桌给孩子吃的饭有问题？”“你们知道吗，之前就听说幼儿园有老师打孩子，要不然他们监控怎么一直不敢公开联网？”还有的家长在群里转发了各种幼儿园虐待孩子的短视频，但看起来都是明显地拼接博眼球的那种。

晚上我跟小敏主动聊起这件事，让她分析一下这次事件的可能性。小敏说，如果短视频拍的是倒饭的过程，那有可能是学生拿小手表偷拍的，但是如果拍摄的是来人核查的过程，那就不是他们学生能拍到的，可能是大人拍的。

我再次感慨“小大人”的分析能力。这次的投诉，最大的可能就是赵老师他们隔壁的同业吧，毕竟幼儿园托管班的价格低于市价，这半学期又额外吸引来了近十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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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时隔几个月，赵老师又主动联系我了。她说最近又发现了一家小店，问我想不想去试试。我欣然答应。

我们两个人有些尴尬地坐在了对面。她用儿子的问题打破了僵局，与我讨论起青春期叛逆的话题——她一向懂事的大儿子也迎来叛逆期了，最近跟老师、同学、家长处处别扭。她还主动向我吐槽他们最近的收到的那起投诉，虽然还是气哄哄的，但语气里带着更多的调侃。她说，老师们都推测投诉很可能是同业恶意竞争，好在他们也有完整的视频监控自证清白。

她还主动谈及了去年年底的投诉。那一波投诉是“不要求回访”的类型，所以她决定不再追究孩子们投诉的来源。像小葵一样，她学着把自己抽离出来，用沉默来旁观。这种抽离的姿态，反而让上次的投诉事件成为了师生关系的一个分水岭，换来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平静。

在那段时间的抽离中，赵老师好像读懂了小葵的感受，“她的眼睛里没有了过去的冷厉”。听其他老师说，小葵没有避讳过父母离异的事，只是提起来时会反复强调“是我主动选择的爸爸”。小姑娘或许一直想证明，自己不是被妈妈放弃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但她可能还不明白，自证正确这件事本身，往往无比艰难。

赵老师临走时告诉我，她已经在外面租了房子，彻底搬离了父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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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长妈妈小饭桌”马上迎来第一年的结业，这也是这些幼教从业人员职业转型的第一年。这一年里，总是拼命求公平的“刺头”小敏，老练沉稳的“军师”小葵，还有一心跟着哥哥姐姐站队的一年级“小大人”们，使老师们的创业遇到了各种困难和麻烦。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也与孩子们一起，相互陪伴着成长，学习如何与“小大人”相处，以及如何处理成年人间的友谊。

赵老师从网上查到稀有的卡牌可以单独购买不用疯狂拆盲盒，偷偷从网上下单了一套送给小葵。她说小葵一开始像看怪物一样看向她，但是很快又笑了，只是依然没有讲话。

（文中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