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根放出来后去找过组织，很不幸，都不认识。看看脸，没有个熟悉的。好在许世友、郑维山等将军都还活着，李先念也在中央，但是桂根想了想，回忆着，许世友没见过，郑维山好像也没有见过，李先念当过红32师33团政委，是大官，现在又住在北京，北京在哪儿都不知道，也无法去找，周师长见徐向前只是那么几次，每次都是开会，他是警卫，只能在门外警戒。开过会之后，前面战事很急，二话不说，周师长骑上马就回了。徐向前送过周师长，老远挥手，也是老远看过，徐向前能认识自己吗？不可能。那个杀周师长的不知道还健在不？他杀了周师长，现在不论是在与不在，我都不去见他，要是见他，还对得起周师长吗？这仇恨！一想到这仇恨，桂根都不知道找谁个报，好像世界上什么都能找到根，就这份仇恨永远找不到根。
我知道，爹也是猜测的，但是爹猜测得有道理。爹还说，你不知道，桂根和桂枝拿棍要饭，走呀走，不知道走多远。我听说走到山西、宁夏、还到了新疆，说是要饭，实际上是寻找什么，但是也没有找到。回来时，还过了雪山，走了草地，碰见新疆建设兵团的人员，给了他很多白馍，吃得很饱。回来了，再也不出去了，因为回来时，在路上捡到一个小要饭的，长得很标致，没爹没妈，自己也同意，就嫁给了哑巴桂枝。只可惜，这个小要饭的也是一个哑巴。但是，小要饭的很勤快，很会干活。拉鞋底，做褂子，还会烙馍馍，一家人有了桂花，也就兴旺起来。爹说，那时候他还小，看见桂根一家子，虽说话不多，但是过得很幸福。其间，也有人劝过桂根找找，桂根好像不想找，整天拿着旱烟袋，咕噜咕噜抽，看着天上的白云，还有那一阵阵雁鹅。冬天晒晒太阳，夏天在树荫下瞌睡，等待着时光，好像把一切都忘记了，对于后来的“文革”，也很漠然。
对于桂根、戴小凤以及桂枝在黄柏山森林里生活的场景，只能靠想象了。公安局调动警察三百多人，还有一千多民兵，把黄柏山围了个水泄不通。像当年石生财和敌12军的部队围剿金刚台上的红军一样，唯一不一样的是围剿，而警察则是侦破。寻找了许多山洞，也没有找到什么，找到一顶戴着红五角星的破帽，已经开了三个洞，只有帽沿和帽子前面的一块布还在，显然是在一个山洞里找到的。这个山洞也没有名字，不过嘛，向阳，朝东，上面有一棵硕大的桂花树，枝桠很多，能覆盖住洞口。走进洞还真有点困难。洞西边是后山，很陡，东边是洞口，洞口前面是哗哗的流水，低头看就是一条峡谷，深不见底。北边、南边，都是山，但是没有路。路在哪里呢？是一只猴子引的路。
那天，公安局干警走到这个地方，有一只猴子在山顶上晒太阳，看见有人来，呲牙咧嘴很不友好。公安人员就拿棍撵，猴子跑，跑到这里，顺着树底下往里钻，见不到了。公安干警感到奇怪，于是急用棍子捣，也没有什么，只是棍子撩开树枝，现出一条狭路，顺着路走了一百米左右，一拐弯，就到了这里，前面能听见水声。知道没有路了，就用棍子往边沿捣，才知道有一个洞。干警就来到这里，才发现里面有几十平方那么大，靠近北边的是一张木头床，是木头堆积而成的，里面还有一口破锅，还有一些柴禾，三只破碗。干警还发现了几个奇怪的东西——
军用铜壶，这个东西十分稀罕，直到建国了，人民解放军才背上。这个东西叫铜壶，实际上是钢做的。上面已经没有漆了，明晃晃的，也没有盖子，放在一个石头上，样子有点瘪。这个东西给我们的干警判断产生了误差，他们认为一定是国民党狗特务。有了这个东西一定能找到电台，于是乎把这个地方翻了一个底朝天，很失望，没有找到电台。局长刘子端说，敌人在这里放电台干啥？我们搞建设，他们搞破坏，也应该在大城里呀？不合乎逻辑。大家认为刘局长说的对，也就不再深挖。但是第二件物品却让他们感到亲切，那就是一顶红军帽。红军帽没有啥，有了更好，这不说明桂根和桂枝也是自己人吗？但是，也不能这么判断，一顶帽子有可能存在两种结果，这般思考，问题有点复杂。那就是这顶帽子十分陈旧，上面全是灰，还藏在一个石洞的夹缝里，掏出来一看，只有帽沿和帽子前面的部分。刘局长立即判断，这两个人有可能谋杀过红军，要不为啥在这么个深山老林里住这么长时间不出来呢？十几年，那是什么概念？难道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外面的风声吗？这两个人不是国民党狗特务也是杀人犯，对共产党犯下了滔天罪行。这般一想，就拿着帽子回到县，把情况报告了吴三多。吴三多猛一听，也觉得有点道理，但是吴三多心头一激灵，打了一个冷战，他想起高敬亭被杀的情景，说高司令不听党的话，搞独立王国，想想心就寒，觉得红军杀那么多自己人，没有一条能站住脚的，都是臆测，联想到此时，仅凭一顶帽子就断定他们谋杀了红军，有点不合适。但是吴三多说，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到三三年，红军主力在这儿肃反，当地有很多参加过商城起义的老红军都被肃掉了。期间，有人知道这一情况后，有许多红军开小差，临时逃跑了。那时候我在儿童团，属小兵嘎子，说句不该说的话，我当时也害怕，也想逃，免得弄个什么反革命、AB团，被杀头，但是我忽然想，跑哪儿去呢？回到家也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捕杀，到那时候，砍下头还要挂在城门上，心里就害怕，反正是个死，还是跟着红军，就是死咱也是红军。这么想着，也就没有离队。当时离队不少。有的投靠了国民党，到处追杀共产党，成了人民的敌人；有的隐姓埋名，在异地他乡种庄稼，一辈子客死也不敢出头；还有一种，就是像桂根这样的，跑到山里，等待着，不敢出来。对，也许桂根就是这样的，也许他真的就参加了红军，思想不坚定，看见张国焘杀人，吓傻了，于是乎就跑到山里躲起来了。但是，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为什么不出来呢？也只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不知道外面的时局，像《桃花源记》，只知有汉不知魏晋。另一种解释就是对党失去了信心，或者感到自己的逃脱是犯罪，害怕追究，不敢下山也是个理由。但是不管哪种猜测，比起说他们就是杀人犯或者国民党特务要合理得多。
结合审讯情况，吴三多说，不能定罪，也不能放，继续关，等等看看，看看有什么新发现再说。
过了半年，外面也很清静，也没有敌特，更没有什么潜伏人员。吴三多临走时，对公安局长说，看来，这两个哑巴很可能是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潜伏下来了，三四年到三七年这期间，是石生财和国民党捕杀共产党的高峰，他知道，不敢出来；到了抗日战争，他搞不清楚，不能出来；解放了，都在搞生产，再加上他又是哑巴，说不出话人家也不相信，就不出来；最主要的是没有衣服穿，白天不敢下山，夜晚下山也没有办法。这地方离村庄几十里路，不容易找到住家户，于是也就没出来。
大家都认为吴书记分析得有道理，只是刘子端心事重重，看着吴三多说，很多东西都能找到答案，只有一件事难以推理：这个桂根不是天哑，他嘴里舌头到哪儿去了呢？
桂根的舌头是怎么没的，确实是个谜，因为桂根说不出来，桂枝也说不出来，邻家百舍都觉得这一家很可怜，都是残疾也就不问，要是有人知道也只有桂花一人知道，但是谁去问桂花呢？既然没有人去问，桂根的舌头也成了一个谜！
我到县里查找有关红四方面军的资料，也没有找到有关桂根的事。一个偶然，碰见研究县志的老杨，说到王珍珍，老杨说，王珍珍的材料都在公安局。公安局搬家，有许多资料都丢失了，很可惜。世界很奇怪，时间像流水，打你面前过的时候没有人觉得珍贵，当一个人马上要离开这个世界时又觉得时间宝贵起来。对于王珍珍的材料，当时审问时大家都觉得像流水账，这些流水账大家都知道。可是人就像树上的叶子，秋天过后都要凋零。在冬天里，你见不到树叶你永远就不知道树上会长过树叶，只有你见到树上还有一两片树叶没落，你才会惊呼：原来树上还长叶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