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和三叔在监狱里相遇时，场面十分尴尬。
2023年，我成了家乡的一名监狱警察，被分配到三监区西车间担任分队长。在年底的一次巡线过程中，我走入东车间，不久就隐约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环顾四周，原来是靠近窗边的生产线上的一个人正朝我招手。我走过去，觉得这个服刑人员有些面熟，但一时半会儿又想不起来是谁。
“陈队，我是姜伟峰。”他急忙从工位上站起来，不安地搓着双手。
“三叔？”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眼前的人终于和记忆中的身影渐渐重叠起来。
2007年寒假，13岁的我头一回跟着父亲回老家祭祖，烧完纸钱，父亲就带我去了姜伟峰的家。那是一处拥有宽阔院落的房屋，两侧是长长的牛棚羊圈，在大门口站定，父亲笑着指向因在户外等候多时、脸颊冻得通红的姜伟峰对我说：“叫三叔！”
其实他俩并没有血缘关系，只是从小在一个村子里长大。二人发小情谊颇深，关系好到一度超越了亲兄弟。父亲告诉过我，在1994年，我刚出生的那会儿，姜伟峰得知消息竟比自己生了儿子还开心，连夜骑摩托车赶来医院贺喜。可我对这个“三叔”完全没有印象，怯怯地躲在父亲身后，露出脑袋，小声喊了一句。
三叔一把将我拽过去，细细打量我，我也好奇地望着他，他真年轻，头发浓密，身体强壮，双眼炯炯有神，眉眼中还带着温柔的笑意。突然，笑盈盈的三叔将冰凉的手塞进了我的衣领，我刚想挣扎，他又把手拿出来，变戏法一般摊开手心，大手里是五颜六色的糖果。
十几年过去了，我的记忆早已模糊，只记得那天外面天寒地冻、寒风刺骨，我和父亲坐在三叔家烧得热乎乎的炕上，炕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饭菜。三叔紧紧地把我搂在怀中，用筷子蘸了酒往我的嘴里抹，然后哈哈大笑。吃完饭，他又披上一件军大衣，带着我和他的女儿一起去村口放烟花。我们躲得远远的，三叔点完引信跑过来，捂住了我的耳朵。后来我和父亲准备告辞，三叔叼着半截香烟，把手放在我的头顶，含糊不清地说：“我可是你三叔，下次见面可别忘了。”
接下来的两年，我回老家再也没有见到三叔，他家铁门上挂上了一把厚重的大锁。父亲看着紧闭的大门，长长地叹气，此后很少提起他。
直到2013年的夏天，我高考结束，父亲带我回老家还愿，我们才再一次见面。那天，我家的车子走到了村口的商店附近，我远远的就看到三叔站在路边。他梳着大背头，叼着烟，黑色短袖顶出一个大肚子，眼神冷冷地看向我家的车。
我想摇下车窗打招呼，却被父亲制止了。我不解地看着父亲，他面无表情，只是紧紧握住方向盘，两眼盯着前方专注地开车，但我却注意到车速变慢了。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三叔的身子动了动，微微前倾，伸出了手——我以为他是要拦下车和我们说说话，但他只是弹了弹烟灰，又将手缩了回去。双方距离逐渐拉远，直到三叔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后视镜中，父亲才加速离开。
我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俩都不愿搭理对方。我不断缠问，父亲才终于道出原委：早在2006年左右，三叔就迷上了赌博，他整日出没在各村的小赌场之中，常常一玩就是一整天。他的妻女多次给我父亲打电话求助，可我父亲也劝不动他，只能由着他去。到了2008年冬天，三叔在一次赌博时被抓。他害怕极了，想到我父亲与公安系统的人相识，便托他找关系。父亲当然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但还是向朋友打听了，得知三叔犯的事儿达不到判刑入狱的标准，最多拘留十天，便放下心来。父亲认为拘留算是个教训，说不定自己的兄弟能自此改掉赌博的坏毛病。谁知三叔仍不死心，他们一家人四处求人找关系，花了很多钱，但最后仍没逃脱法律的制裁。从看守所放出来之后，三叔给我父亲打了最后一通电话，话说得十分难听。自此，两人就闹掰了。
那时我还年轻，很看重兄弟义气，我不理解父亲，觉得这么亲近的关系，他这么干是有点不近人情。明明他可以跟同事、朋友打个招呼的，虽然不能让三叔免于惩治，但至少可以让他在看守所的日子好过些，两人也不会闹成这样。父亲却认为自己没有错，也不愿过多解释。他只说三叔不知悔改，从拘留所出来之后还是赌，他已经对这个人彻底失望了。
2.
10年过去，我和三叔再次相遇，竟然是在监狱里。我回过神，目光落在他的胸卡上，那里赫然标注着他的罪名和刑期：“强奸罪、盗窃罪，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我大吃一惊，他慌张地将胸卡取下，塞进自己的上衣口袋，一张黝黑的脸涨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解释：“你要相信三叔的为人，我都五十几岁的人了，怎么可能还有这些心思？都是被人陷害才到了这个地步。”按他的说法，他是被人教唆犯罪，公安机关违法取证，他被强制定罪。在法院判决时，受害者买通了法官，又夸大事实，这才导致他被判处重刑。
那时我上班不久，对服刑人员这个群体还没有深刻的认知，再加上“旧情滤镜”，看他的神态语气不似作假，很容易就相信了这番话，甚至还颇为愤慨。这时，三叔又告诉我，算上蹲看守所的时间，他已经离开家十年了，很想念自己的家人。听说我考上了本监区的狱警，他发自内心地开心，但毕竟不在一个车间，平时见一面都难。他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压低声音说道：“侄子，你能不能和你们主任说说，把我调到你们西车间？我绝对不会给你惹任何麻烦，每天能见到你就是我最大的心愿，这样我的改造压力也能小一些，干活也有动力了。”
我有些为难，我俩相识，把他调入我的分队，难免会落人口实。但他说得实在可怜，我打算硬着头皮去找主任沟通。主任是我的带教师父，我们私下关系也好。
那天我没有隐瞒，一五一十地跟主任汇报了我和姜伟峰的关系以及他的诉求。主任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了我半天，才说把姜伟峰调入西车间没问题，但为了确保执法公正，不许我参与姜伟峰的管教、评审、考核工作，“还有就是，你们不许私下再有任何的沟通和交流，如果确实有需要，要在其他民警陪同下进行。”说完，主任停顿了一下，又好奇地问：“你对你这个‘三叔’有多少了解？”
我摇摇头，说只有小时候的几面之缘，对他这个人没什么了解，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还不错。主任听了，似笑非笑地看着我：“那我就不多嘴了，只提醒你一下，在监狱里待了十年的，有几个是善茬？你这三叔未必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你还没看过他的卷宗吧？他今天对你说的，可没几句实话。”
见我不明所以，主任直接起身，在档案柜里找出了姜伟峰的档案递给我，“有时间就看看吧。”
后来，我一页页地翻看了姜伟峰的案情描述和笔录，越看越心惊——他犯下的罪行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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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班回家，我和父亲说起了白天发生的事，满以为他会为我“照顾”了他儿时朋友而感到欣慰。没想到父亲却眉头紧皱，一直埋怨我自作主张，轻信他人——父亲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狱警，他料定姜伟峰到了西车间一定会是个“大麻烦”，他让我第二天就去找主任，撤销对姜伟峰调动。
那时的我年轻气盛，认为父亲离开一线多年，想法都落伍了。而且话都说出去了，在主任面前出尔反尔也不好，我便把父亲的话当成了耳旁风。
姜伟峰调入西车间后，我谨遵主任的教导，基本不和他有任何接触和交流，即便是巡线时见到他也会远远地绕开。即便如此，我还是惹上了麻烦。
2024年4月的一天，一个同事面露难色地向我诉苦：“陈哥，你得和姜伟峰谈谈了，他总是打着你的旗号乱来，万一出了什么事，都不好和领导交代。”
我这才知道，姜伟峰调入西车间的当天就和同监舍的服刑人员大肆宣扬我俩的“叔侄关系”了。后来他要求担任监舍长，其他人也不敢多说什么，只能一致推选他。在监狱里，监舍长是没有任何特权的，就是日常协助狱警管理宿舍的内部关系，比如负责挑选每天统一观看的电视节目、监督各个铺位的内务卫生什么的。但姜伟峰却用这个职务为自己谋私。当上监舍长后，他俨然一副牢头狱霸的姿态，不仅让舍友为他打饭接水，还经常向他们索要个人物品。
有人无法忍受，向狱警反映，但同事们在处理的时候，多少都顾忌到我的面子，顶多让姜伟峰改正道歉并退还物品。因为没受到什么实际惩罚，也没有被严厉批判，姜伟峰便愈发猖狂起来。
我怒不可遏，当即便拉着同事去找姜伟峰算账，他竟然还露出一脸无辜的模样，问我发生了什么事？等我说完，他才“恍然大悟”，解释说自己不清楚这些事不能干，并不断诚恳道歉，表示以后绝对不再犯。我没再计较，将他的舍友都叫出来，告诉他们以后不需要听从姜伟峰的话，“做好监督，只要还有类似情况发生，第一时间找我汇报。”
同事说，这之后姜伟峰收敛了很多，没再惹是生非，还主动卸任了监舍长，连工作任务也都能按时完成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没想到两周后，他又给我筹备了一份“惊喜”。
3.
那天早上，我刚上班就被主任喊进了办公室，他让我复听昨日姜伟峰的家属会见录音。
姜伟峰的声音响起，除了聊些家常，他反复和自己的妻子强调：“要和老陈家把关系搞好，该送礼送礼，该拿钱拿钱。”虽然没有直说，但相熟的同事都知道，他口中的“老陈家”指的就是我家。
我当即戴好单警装备就要去找姜伟峰算账，主任却拦下了我：“你找他也没用，他的话滴水不漏，一点证据都没留下，他又没有指名道姓，也没有说具体要办什么事，你能拿他怎么样呢？让你听就是给你提个醒，万一真有一天找上你家，你要做好应对的准备。”
我只好忍下这口气，心里开始后悔把姜伟峰调入西车间。
大概是两个月后的一天早上，我下夜班回家，电梯门刚一打开，便看到家门口站着两个女人。年长的那位看起来有六十几岁了，头发半白，穿着朴素，斜倚在墙上；年轻的大概二十多岁，低头玩着手机，脚边整齐地摆放着很多礼盒。
我以为自己走错了楼层，又缩回电梯里看了一眼，才疑惑地问道：“你们找谁？”
年轻女孩儿抬起头，只冷漠地看了我一眼，又低下了头。年长的女人倒是格外热情，她笑着迎了上来：“不认识我啦？我是你三婶，这是你妹妹小芸，小时候你们还在一起玩过，有没有印象？”看我不接话茬儿，她又尬笑：“也是，这么多年都没走动了，不认得也正常。”
碍于父亲的颜面，我让三婶和小芸把东西放在门外，随我进屋。起初三婶不同意，坚持要把礼品拿进去，我立刻堵着门，摆出一副“拿东西就不能进”的强势态度，她只能作罢。
进门后，三婶一点也不见外，坐在沙发上就对我问东问西。反观小芸，自打进了门，她还是一直低头玩手机，不插话，也不抬头。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话题渐渐引向了我的工作，三婶突然站了起来，理了理衣服上的褶皱，郑重其事地开口：“都是一家人，三婶也不和你兜圈子了，这次来，实际上是有点事想麻烦你。你三叔，前几年不是被抓进监狱里了嘛，你说他都快60岁的人了，还要受这么大的罪。他身体本来就不好，脾气也差，三婶就怕他在里面吃不饱穿不暖的，还被人欺负。所以，我一听说你在监狱上班，前些日子还将你三叔调入了你们西车间，就知道你这孩子重感情，赶紧厚着脸皮来找你了，想让你平日里多对他照顾照顾。”
我当时的心情就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但看着满脸期待的三婶，也不好多说些什么，只能硬着头皮委婉表示如今的监狱不一样了，服刑人员之间极少会发生霸凌现象，“他在里面挺好的，没有受欺负，也没什么我能‘照顾’得上的。”
三婶眉毛一挑，直接把话点明：“我听说减刑都是由你们监区决定的，比较好操作，现在有你这个便利条件，能不能帮着运作一下？”说完，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红包往我手里塞，“你结婚的时候三婶忙，没能赶上，现在给你补上也不迟。”
我连忙摆手拒绝，不断解释说减刑虽是由监区发起，但是呈报减刑的前提是要符合条件，由检察院法院批准后才可以，不像她想的那么简单。三婶以为我是假客气，便把红包扔在了茶几上，她说自己的年纪大了，听不懂我说的那些。
“我知道这件事没那么容易。但眼下，我认识的人里面只有你最懂，所以才让你帮着运作运作。到时候打点关系需要什么，你直接告诉三婶，要是事成了，我不会让你白帮忙的。”似乎是怕无法说服我，还没等我表态，三婶又自顾自地说起丈夫的好话来：“你三叔本性不坏，他也是受人蒙蔽才犯了错，本来就不该被判刑这么重。更何况，当时的受害者，该赔偿的我一分钱也没少给他们，这部分责任本来也应该被免除。你帮着促成减刑，肯定没人会说什么的，而且我们还有这层关系，三婶能害你嘛？”
我苦笑了一下，心想：三婶，你何止是害我？你简直是要把我也送进监狱。
4.
姜伟峰犯下的案子，可以算是本地的一桩大案了，从抓捕到审判，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
这件案子光审判就用了整整3年，连续两次他都被法院判决“死刑立即执行”，若不是因为他存在重大立功行为，最后一次审判也不会将“死刑”改为“死缓”。而这一切的缘由，还是赌博。
2011年，姜伟峰自认为“流年不利”，不仅是恶劣的天气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意，还有他在赌桌上频频失利，输掉了不少钱。又一次输光了口袋中的钱后，姜伟峰愤怒地将扑克扔在桌上，表示今年都不再玩了。其他赌友不愿意放他走，有人讥讽他：“实力不行就怨运气”；有人起哄，让他找个大仙“破绽破绽”。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姜伟峰当即受了启发，第二天一早便包了个大红包去了张婆子家。张婆子是附近有名的“神婆”，村民们迁坟、动土都要找她“看事”，甚至还有外地人慕名而来。见红包厚实，张婆子笑得合不拢嘴，将姜伟峰拉进小屋，单独为他测算。一番神神道道地掐算后，张婆子煞有介事地告诉姜伟峰，他今年运气不好，主要原因是“被小鬼缠身，挡了财路”。想要化解也很简单，那就是找处女自愿与他圆房，见红冲喜，且女孩年纪越小效力越强。
当天姜伟峰就把车开到了市区的大学城，他通过社交软件约到了一个女大学生，花1500元买了对方的初夜。随后他迫不及待地奔赴赌场，果真没再输了，还小赢了一点——这让他坚信张婆子的话，从此更加频繁地奔赴市区，物色那些没有性经历又缺钱的年轻女孩。
到了2012年年中，姜伟峰觉得自己还是没能在赌桌上彻底翻盘，他回想张婆子的话，认为问题出在那些给他“冲喜”的女孩年纪还不够小上。于是，他把目光移向了村里的中学。
那时村里的青壮年几乎都去市里或者外地务工，留下的孩子由家里的老人照看。姜伟峰私下买通了乡村中学的一名女老师，让她帮忙留意女学生中哪些人的父母长期不回家、家庭条件也不好。根据年龄大小，他愿意给3000至5000元。姜伟峰也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是违法的，但仍抱有侥幸心理，他觉得这些女孩什么也不懂，即使将来懂了，也不敢跟家长说。
很快，女老师就筛选出了符合条件的小女孩。她一边利用教师身份对女孩进行哄骗和洗脑，要求她们对外保密，许诺事成之后会给1000元——剩下的钱，都进了她自己的口袋。对于才上中学的农村孩子来说，1000元无疑是一笔巨款，她们懵懵懂懂，基本没有人拒绝；另一边，女老师又联系女孩的爷爷奶奶，谎称自己要给孩子单独补课或带孩子外出参加活动。爷爷奶奶大多没有什么文化，但也知道尊师重教，见女老师对自己的孙女如此上心，还千恩万谢。
2014年，一对夫妇返乡时偶然发现自己的女儿持有来路不明的钱，还总说自己下体疼痛。他们带孩子到医院检查，医生发现年幼的女孩竟有性经历，家长追问之下，这才知道女儿被人诱奸。
家长当即报警，警方迅速行动，第一时间抓捕了姜伟峰，但那位女老师逃了。那时候乡镇道路几乎没有监控，女老师的家人面对警方问讯也拒不配合，警察在村子里连续蹲守一段时间后只得将她列为在逃人员。随后，通过资金流动反查等方式，警方找到了其他受害人。截至案发，姜伟峰和女老师已经合作强奸了至少8名幼女，另外还可能存在部分受害者超出幼女年龄限制，属于自愿、或不愿报警的情况。
2014年下半年，姜伟峰被依法审判，当庭决定执行死刑，宣判后姜伟峰不服，提起上诉。2015年法院进行二次审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姜伟峰又以“证据不足、量刑畸重、公安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违法取证”为由，请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再审。
为了减刑，姜伟峰检举了许多赌友，又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为了掩人耳目，他和女老师从不在本村交易，而是驱车带着受害人到与村子接壤的邻省村镇去开房。据姜伟峰说，那位女老师对邻省周边地区很熟悉，她极有可能藏在邻省。
根据他提供的线索，2016年警方在邻省城郊附近对流动人口进行排查时，终于抓住了这名罪恶深重的女老师。她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详细交代了自己的逃脱过程：当日，她看到警车进村后便感不妙，立即扔下手机，顺着山路向大山深处逃窜。为了掩盖行踪，她甚至还在河中走了很长一段水路，一路上靠着庙里的供品充饥，用了几天时间才走到邻省。之后，她就在工地和一些小饭店打零工挣钱，因为这些地方不用出示身份证。
到了2016年下半年，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最终裁定：鉴于此案未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的人身伤害，姜伟峰在复核阶段有立功表现，最终以赌博罪、强奸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17年，姜伟峰入狱服刑，2019年年末，减为无期徒刑。
那位女老师的审判结果，我不清楚，网上也查不到相关文书，但是公安的朋友告诉我，“教唆等同于同罪”，再加上此案关系未成年人，只会加重审判，她大概率要在监狱中待一辈子。
至于那个出馊主意的张婆子，自从出事后，村里人就再也没有见过她。有人说警方带走了张婆子，但由于她的行为没法定性，最后只能把她放了。大概是被吓破了胆，张婆子自此远走他乡，消失了。
5.
“我一个小小的狱警，有什么能力去插手这种恶性案件的减刑？”
三婶没再强求，她的眼睛转了转，又换了个路数：“孩子，我知道你还有顾虑，你告诉三婶谁可以办这个事？你把他介绍给三婶也是一样的。减刑走不通的话，保外就医也可以，你三叔命太苦了，你也不忍心看他老死在监狱里吧？”
我被折磨得有些头痛，音调也随之提升了：“三婶，我要是认识这种大人物，还至于窝在监区里当一个小小的分队长吗？这个事，就不是我能参与的！”
三婶看看我，又看了看在一旁漫不经心玩手机的小芸，她突然暴怒，伸手朝小芸脑袋上狠狠地打了两下：“天天就知道抱着你的破手机玩！这是帮你爹想办法呢，你到了别人家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别人能帮你吗？对亲情这么冷漠，怪不得你现在还嫁不出去！”
小芸没有回嘴，但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三婶转过头，也泪眼婆娑地看着我：“侄儿，三婶这真没办法了，我们孤儿寡母的日子太难过了，就看在往日情面上帮帮我们，行吗？”
我手忙脚乱地给她们母女递纸巾，不断安慰着，但她们谁也不搭理我。双方僵持不下，我实在没办法，只好使出缓兵之计：“这样吧，我上班之后帮你打听打听这个事谁能办，行不？你们先回家，一有消息我就立刻告诉你。”
三婶重重地擤了擤鼻涕，终于露出了笑意：“我就知道你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孩子，能现在就帮着问问吗？三婶等太久了，实在拖不下去了。”
我只能继续撒谎，说狱警的手机都被单位监控了，这种事没法打电话，“三天，最多三天，我一定给你答复。”说完，我心里又不免担忧，要是三天之后三婶再次上门得知我没能帮到她，那将会是什么场景。
三婶半信半疑地看了看我，终于起身了，小芸一看可以走了，第一时间就把外套穿好走到了门口——这个举动又惹得三婶不满了，她训斥了小芸几句，要她把门外的礼物都搬进来。我赶紧挡住门口，说不把东西和红包拿走，我就不帮了。这才作罢。
电梯门缓缓闭合，我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经过这样一番折腾，我没了睡意，休班的好心情也荡然无存。我第一时间就拨通了父亲的电话，抱怨三婶给我出了一道“难题”，也许一开始就不该让她们进屋。父亲笑了，说犯罪的人是姜伟峰，又不是她们母女，他们好歹朋友一场，人家大老远来一趟不让进门也不合适。
也是，父亲和姜伟峰夫妇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那时村里没有学校，他们仨就结伴去十几里外的镇上读书。姜伟峰年纪最小，性格也顽劣，但他对我父亲颇为信服。每次见到大哥，他都会从口袋中掏出自己舍不得独享的零食，有时是过年才能吃得到的几粒瓜子花生，有时是半个皱巴巴的蒸饺，有时甚至是已经碎得不成样子、需要用手指肚捻着吃的猪油渣。
父亲对姜伟峰也好，每逢家里给买了纸笔，他总要匀出一份给姜伟峰，连好不容易才攒钱买到的冰棍，第一口也是给姜伟峰吃。后来，父亲考上了市里的高中，大学毕业后定居城市。三婶考上了一所中专，但毕业后还是选择返乡，并与姜伟峰结婚。姜伟峰则是初中肄业，他顶替了村里的卖货郎的位置，靠着小聪明把日子过得有模有样。
在他俩结婚生女、父母离世这些人生重大节点上，我父亲不管有多忙，都会第一时间赶回老家去帮忙。每年回村祭祖，他也必定去姜家看看。几十年的感情，早就把双方变成了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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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六点，父亲才不慌不忙地回到家，我一见他便忍不住埋怨：“本来一个姜伟峰就够我受的了，眼下又来了个三婶，这一家子都给我绑上了。”
看我愁眉苦脸的样子，父亲不但没有安慰我，反而大笑起来。我有些恼怒，质问他有什么好笑的？父亲说：“突然想起来，当年我和你解释与姜伟峰闹掰的原因，你还和我怄气，现在事到了你头上，知道难受了吧。”
其实早在几年前，三婶就来找过我父亲，使用的路数也差不多。父亲舍不下当年的情谊，也知道发小骨子里是怎样的人，于是严词拒绝帮忙，双方再无来往。
父亲喝了一口水，开始给我传授应对方法：“与其拖延下去，你还不如拉下脸，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这事儿你办不了。你自己的家，你不让她进，她还能硬闯吗？”
我挠了挠头，说三婶这人一看就很难缠，我真怕她天天在家门口堵我。
“所以，当初你告诉我，你把姜伟峰调入你们车间我就不赞同。”父亲说姜伟峰两口子是靠做生意起家的，是纯粹的唯利主义，事情没办成，他们肯定不会轻易松嘴。目前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将姜伟峰调回东车间，或者申请让他调离我所在的监区，彻底断了他们的念想。
我认真考虑了父亲的建议，决定第二天就去找主任。
6.
被调回东车间后，姜伟峰多次找到他的管教，提出要和我聊聊，但都被我拒绝了。带队列或组织活动时，他当众喊我名字，我当作没听见。除了回应他的正常诉求，多半个字我也不说。那段时间，三婶每天至少给我打十几个电话，我不接。怕她又来家里，我每次回家前还要先看看大门口的监控。
半个月后，我复听了姜伟峰最新一次的会见录音，发现他对妻女破口大骂，责怪她们“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不仅没能帮他减刑，反而让我疏远了他。也是从那天起，三婶不再打电话骚扰我了。
因为在我这里得不到任何好处，姜伟峰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在众人面前挑衅我。有时是在我讲评期间，他会突然发出怪动静打断我的话；有时是半夜，他要去医院做检查，可他的身体什么问题都没有。我想到三婶和小芸不容易，对他再三忍让。
直到2025年6月的教育日，姜伟峰终于引爆了我积压已久的怨气和怒火，我们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发生冲突。这天，服刑人员整齐地坐在大厅内，目光聚焦在电视屏幕上播放的教育频道。我看了看墙上的时钟，今日上午的课程即将步入尾声，便起身关闭了电视，打算利用剩余这几分钟空闲时间，询问一下他们近期是否存在需要我解答或者反映的问题和事项。我耐心地等候了5分钟，服刑人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却始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发言。我合上笔记本，低头整理自己的东西，正要宣布解散的时候，姜伟峰却突然站了起来，抛出了一句话：“报告，我要申请保外就医。”
保外就医的条件比较苛刻，姜伟峰绝对不符合，所以我头都没抬便拒绝了。他不肯罢休，反问起了他减刑的事。我说他违反监规扣了不少分，同样也不符合相关要求。没想到，他却来了火气，当众指责我处处针对他——这样口无遮拦，无非是想让我当众出丑。
“安静！”我重重地将笔记本摔在桌面上，抬头看向了姜伟峰。他站在人群中，下巴高高抬起，满脸不忿，同样也死死地盯着我。
“你本来就不符合条件，又谈何针对？”我面无表情地看向大家，“辱骂他人、教育考试不合格、劳动任务没完成，还有你干的那些破事，要不要我搬出来一五一十地讲给大伙听听？”
姜伟峰或许也怕在众人面前出丑，悻悻地坐下了，嘴里还嘟囔着：“神气什么？白眼狼一个，一点也不念旧情。”
“姜伟峰，我最后再和你强调一遍，这里是监狱，只有狱警和服刑人员，我们之间的情分，甚至是你和家人的情分，早就让你这些年的所作所为糟蹋得一干二净。你自己好好想想，你对得起家人的奔波和操劳吗？对得起被你影响一辈子的受害者和她们的家人吗？你还好意思提出这些无理要求吗？”
姜伟峰的面色很难看，不敢再多说什么了。
本以为经过这次冲突，他多少会收敛一些，没想到才不过半个月，姜伟峰又一次违反了监规。一天收工后，有“新投”向我反映，姜伟峰要求他们能订货的时候，必须匀出一份给他，不然就让我收拾他们，而且以后都不用想减刑的事了。
我怒不可遏，对姜伟峰的厌烦突然到了极点，也终于意识到：一个入狱快十年的人，悔改表现只有为了减刑写的短短几页自书材料，我怎么能对他有任何的期待呢？
我萌生了把姜伟峰调离监区的想法，但是在此之前，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按一般情况，他的行为应该是扣分处理，但是他对减刑一事根本不在乎，扣分也习以为常。于是，我便主动提出要对他进行禁闭处理，结束后再调入其他监区，大家一致通过。
一个月后，姜伟峰被调离到一监区，之后仍打着我的旗号跟别人扯皮。一监区的同事问我应该怎么处理，我让他们正常处理。之前，其他服刑人员看姜伟峰如此高调还有些畏惧他，后来见狱警处理起他毫不犹豫，自然而然就对他没了惧意。甚至因为之前姜伟峰的行为得罪了不少人，导致后来几乎所有人都排挤他，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稍有违规，就会被人抢着告状。
日子不好过了，姜伟峰开始放低姿态，经常央求自己的管教转告我，他已经知道错了，想见我一面。监区的同事对这一要求都不理不睬，他彻底死心，终于规矩了起来。
7.
2026年元旦，家里的门铃突然响起，我以为是妻子买菜回来了，可打开门才发现来人竟然是三婶和小芸。我下意识地想关门，却被三婶死死地顶住，她说：“侄子，这次不是来找你帮忙的，进屋说几句话我们就走，行吗？”
看她满脸苦涩，身上的衣服陈旧，我心里莫名有些发酸。在我朦胧的印象里，三婶是个干净利索的女人，可如今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五十几岁的人看起来竟像个行将就木的老太太。
我实在不忍心，还是把她们母女迎进了屋。
我已经做好了被指责的心理准备，没想到，三婶坐下后只是深深地叹口气，然后就讲起了这些年的经历：自从姜伟峰出事后，家里的钱几乎全用来找关系、买礼品以及赔偿受害者，只为取得谅解。原本还算殷实的家底荡然无存，就连早些年在市里给小芸买的婚房也低价卖了。
等待判决的那几年，她们母女几乎没有了自己的时间，整日都在外奔走求人，自己的尊严、脸面都不要了。可即便如此，她们也没等来姜伟峰的一句感谢和道歉，反而每次会见，他都会隔着厚厚的玻璃对她们大发雷霆，丝毫不在意他人投来的异样眼光。
小芸曾有一段长达5年的恋情，双方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男方父母得知她的父亲是一名强奸犯，便硬生生地拆散了他们。这件事让小芸备受打击，她变得沉默寡言，走到哪里都是坐在角落里玩手机……
听到这儿，我犹豫了半晌，终于开口：“三婶，这话我说出来可能不合适，但是我实在想知道，三叔他现在是无期，即便享受了所有的减刑，出来也得八十几岁了。更何况，他现在的状态根本就没想着出来，你们还这么折腾是图什么？”
三婶苦笑着摇了摇头：“我们是一家人，从小一起长大的，我不管他，谁管他。”
我没办法评判三婶的行为，姜伟峰强奸幼女是罪大恶极，但她从未想过要放弃他。我佩服她对丈夫不离不弃，也无法理解她的糊涂、是非不分和疯癫。不管是多重的感情，到如今她也算是做到仁至义尽了，总不能把一辈子都浪费在这个男人身上，还要把女儿也一同拽入深渊——这太自私了。
我看向一旁的小芸，或许她早就无法忍受这种被父母“绑架”的生活了，但沉重的孝道压着她，所以才一直用沉默来对抗。我感叹道：“小芸妹妹还不到三十岁吧？她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自己的生活呢？”
话音刚落，三婶愣了愣，看向了女儿，小芸则像没有听见一样，但我看到她的一只手局促地抓紧了衣角。三婶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了，便拽着小芸起身。
我将她们送到小区门口，三婶突然转过身看着我说：“侄子，你和三婶说实话，你真的帮不上我们吗？”
我摇了摇头，没再解释。
三婶也没再像往常一样继续死缠烂打，而是对我挥了挥手说：“回去吧，侄子，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希望你别怪三叔三婶。以后……我们不会再来烦你了。”
看着母女俩颓然离去的背影，我心里不是滋味。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