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被调回新城支行任办公室副主任兼行长秘书后，本不该管人事的我却被莫名其妙安排了一项人事部门的工作：不定期跟着分管劳动纪律的副行长查岗。每周至少三天，我得捧着考勤本，跟在副行长屁股后面“威风凛凛”地把本部大楼里几十间办公室巡查个遍，只有一块“飞地”，我和行长都会绕着走——个人金融部401室。
叫401室是“飞地”，是因为个金部在二楼办公。这间在四楼的办公室堪称大楼里最拥挤混乱的屋子：对着门是一张办公桌，窗与墙的夹角又一张桌，门后还塞了一张桌子。一面墙都是乱七八糟的宣传页、纸质表单，一摞摞，跟小山似的。“山”边胡乱丢着电暖气和几个破烂纸箱子，另一面墙则全被掉漆生锈的绿色铁皮柜占满。
这个乱糟糟的办公室里有三位老大姐，她们关系不错，还像住宿舍的学生似的按年龄排成老大、老二、老三，仿佛要和屋内环境相匹配似的，总是叽叽喳喳地吵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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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姐是401的“老大”，她皮肤黝黑，又高又瘦，短短的卷发紧贴着头皮，远看像肯尼亚田径运动员。她负责信用卡、三方存管业务，是401室最忙的人。
个金部，也就是对个人客户提供的存款、贷款、支付结算等服务的部门，主要负责为客户办理单个个人的金融业务，包括内容非常广泛：各类商业贷款、信用卡、理财产品、贵金属、股票基金等等。这个部门涉及的条线多、产品多，完成任务难，凡按人头算的任务，营销不畅的话，就朝内部员工下手。这时周大姐就会满楼游走，吆喝着同事们办业务。
别人让同事帮办业务都是挨屋知会一声，人家若是回答“好，一会儿整”，那就是不想办，催业务的人心领神会，也不追，反正最后“总账”会交到行长那，哪个部室不办的人多，行长就会狠批哪个部室的经理，经理再发起火来找员工，到时自然就办了。
周大姐却不同，她是个钝感十足、大大咧咧的人，听不出别人的敷衍和婉拒，非要人家撂下手里的事，先办业务。不然就一直追着人家屁股后面问：“啥时办？我再来。”有人还跟我告过状，说周大姐作为自律监管检查人员去营业室查台账（网银领、销之类手工登记的账本），着急时还动手掐人呢。
我这个办公室副主任其实没啥大不了的，但兼任行长大秘的身份，能让同事们多少给三分薄面，有人甚至有点怕我，找我时会先在门口轻轻敲几下门，听到回音再进来。周大姐就完全不同了，她总是会猛一推门就走进说：“来，开个‘三方’！”我对她不敲门的行为有些反感，再加上办“三方”要填风险问卷，填个人信息，十分麻烦，就拿行长做挡箭牌说：“我给老大写材料呢，一会儿再说。”
（“三方”全称是“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过去在证券交易活动中，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是由证券公司一家统一存管的。后来，证监会规定，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统一交由第三方存管机构存管。这里的第三方存管机构，是指具备第三方存管资格的商业银行。当时还不能全程自助在线上开，需要工作人员帮助开。）
显然，周大姐对“一会儿”的理解与我不同，她每隔半小时左右就过来一趟问：“写完没啊？办啊？”得到几次否定的回答后，她干脆就站在我屋里等，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看我咔咔敲键盘，丝毫不觉得尴尬。
“不写了，咱先办！”我终于受不了了，放下手里的活儿，力求办完业务赶紧把她打发走。
周大姐有点看不出眉眼高低，替领导挥鞭子的行为让她在行里的人缘很一般。本来我应该烦她的，但或许是长期给领导写稿，不得不揣摩领导思维，久而久之，有点入戏，竟有了些领导思维。那次领教周大姐的缠人后，我反被她的敬业精神折服，开始对她刮目相看起来，对她态度也友好起来。
但我还是有些“怕”她，她是一个话很密的人，一搭上茬儿就会被迫唠个没完没了。无论问什么事，她都从“盘古开天地”讲起，无穷无尽地讲下去，很难结束谈话，而每年春秋二季到来时，我都得硬着头皮去主动去401室没话找话——因为这个时候省市行要举行羽毛球比赛。
周大姐酷爱运动，每周坚持三天长跑，三天打羽毛球，五十岁的人了，在球场上经常高高跃起扣杀，拍与球的撞击声像开枪一样响亮，连全行最厉害的男同事都打不过她。工会是我分管，每次羽毛球比赛都得想办法拿名次，给单位争光，给行长挣面子。但机关的老员工多少都有点背景，脾气也大，给他们安排点分内的活很费劲——行里出专车那是必须滴，要是单位的车没空，那些大爷就啥时有车啥时再去办。遇上十万火急的事，我就得给人家掏来回打车费。但周大姐与他们完全不同，无论是去分理处，还是去市行办事，一张公交卡就打发了。
可这毕竟是使唤其他部室的人，得和人家一把手先打声招呼，免得挑理。好在个金部经理答应得很干脆，还嘱咐我说：“周姐这人特别好忽悠，爱面子，别人对她都挺冷淡，你夸她两句，她就能答应，要是再请她吃个饭，保管对你死心塌地。”
参赛的事我一说，周大姐就满口答应下来。她上班做业务，下班去训练，周末还要去比赛。我连看着都觉得累，就跟分管副行长商量，让工会定个规矩——凡本行员工在省市行得了奖，行里将参考上级行的奖金，再发一笔奖金。周大姐没想到还会多得一份奖金，非常感动，从此往后，每逢赛事主动请缨，常年垄断省市行羽毛球比赛女子冠军。
2
吴二姐在401排行老二。她身材肥胖，面相凶，让人一见便生三分畏惧。她热衷于食疗养生，办公桌上有个透明的大壶，总在咕嘟嘟煮着什么灵丹妙药。她脾气火暴，是那种仇不过夜，当场就报的人，无论是肩膀头平齐的同事还是行长，都不给面子。要是我们查岗时她不在，被记了一笔，她准会气势汹汹找遍各级领导理论一番，最后连副行长也得同意修改检查结果。
吴二姐本来是分理处副主任，我之前在分理处做副主任时一起开会时，就亲眼见识过她的风格。一张桌上，行长让各家网点汇报任务完成情况，每每轮到她时，讲不了几句经营上的事就变成了“吐槽大会”，向行长们抱怨缺人、缺物、缺钱。领导要是督导她家网点哪项指标完成得不好，她准有好几个理由在那等着。
领导热衷开会的目的之一是不断维持、加强权威。可吴二姐次次当众把领导的话怼回去，大挫领导威风，这还得了？后来，她就在一次全体中层干部“全体起立”、重新竞聘中落选，被安抚性地安排到个金部管贵金属业务。
实际上，这个业务本来是个很轻松的工作，吴二姐只需要负责出张脸，跟着运钞车去金库领实物贵金属就行（双人制）。但因为她很胖，上下楼梯就会气喘吁吁，再加上被变相免职，心里憋了一口恶气，总把领导的种种不是挂在嘴边，要是赶上一天跑两趟金库，她就经常不客气地当面“损”起领导来，连个金部经理都有些喊不动她。
我当然也怕吴二姐，有时不小心和她的视线对上，赶紧轻轻点头意思一下，不多说一句话。
我和吴二姐关系的转折发生在有天同乘坐电梯，她忽然问我身高体重，得到答复后，她竟一万个抹不开脸地说，她儿子今年大学毕业，实习公司搞活动，让穿西装，她觉得为一个活动买身衣服不值，她儿子又瘦又高，和我身材一样，就问我有没有不穿的行服借他儿子穿穿，“完事儿还你”。
“嗐，多大点事啊，至于嘛。”
我们的行服每隔三四年就做两套，根本穿不过来，我挑了一套没穿过的行服给她：“不要还了，我家衣柜满满登登的，正愁没地方放呢。”
从那以后，吴二姐变得对我非常热情，行里见着，离着老远就冲我打起招呼。等到2017年我调任个金部副经理，分管业务就有贵金属条线。每次调贵金属时我一个电话打给吴二姐，她二话不说，起身就去。个金部经理啧啧称奇：“神了！哥们，你用啥魔法让吴老太太这么听话？”
可听我的归听我的，吴二姐照样跟押运车驾驶员吵，跟金库管理员吵，跟市行分管经理吵。各方告状到我这儿，好不容易灭火后，我不由得好奇：吴二姐这样怼天怼地怼领导，却能稳坐行机关不会被下放到分理处，其中必有玄机。
一打听，果然不出所料，原来姐夫在省检察院工作。或许，这就是银行再大的领导吴二姐也敢不放在眼里的原因吧。
3
孟三姐是401年龄最小的，还是我初入银行时的主任。当时机构臃肿，好几个人干一个岗位，支行营业室塞了四十多人，是全行最操心的单位。绩效工资少了有人骂，多了就有人写举报信告“分配不均”。几个出纳员常喝得酩酊大醉，连金库密码都忘了。孟三姐那时刚从外市分行调过来，大行长钦点她当营业室主任，反复谈话好几次，她才勉强同意。
我那时参加工作才一年，对前辈都很尊敬，说话小心翼翼。孟三姐却毫无老大姐的架子，跟我开起玩笑来没轻没重的。有一次我看她填表格，说她参加工作的年份和我出生的年份是同一年，她一听，把嘴一咧，立刻接话道：“叫妈！”声音很大，搞得好多同事伸头朝我们这边看。
还有一次下班该结账时，我看她正在整理传票，就想等她忙完再喊她（平库对账需双人）。等了老半天，孟三姐忍不住问我：“你差钱了咋地（账实不符）？怎么还不喊我平库？”我说：“看你忙，等你呢。”孟三姐又很大声音笑道：“我为了等你故意慢慢干，这扯不扯，这不傻老婆等苶汉嘛！”“差辈啦！”那时我已经和她混熟了，也敢捧哏了，后来则干脆给她起了外号“新城支行高秀敏”，孟三姐听了哈哈大笑，表示对这外号非常满意。
说归说，闹归闹，孟三姐工作起来是很拼的。自打当上营业室主任，她就没有了休息日，生病了，上午在医院打点滴，下午还来上班。除了陪上面领导喝酒，她还总组织营业室员工聚餐，意在维持团队凝聚力。
新入行的大学生总要面对一个选择难题——是留在基层支行从聘副科起往上爬，还是参加省市行借调，期待有一天能转正？孟三姐旗帜鲜明地反对“衙门越大越好”论，不赞成我报省、市借调岗：“省市行最坑人，没几个能转正的，都是用完就一脚踢回来。咱呐，就踏踏实实在基层维护好关系，一步步往上升。”她也是最先向我灌输升官论的人：“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趁年轻使劲往上挠，大小当个头儿，强过站岗楼。”
我表示自己只是不想干柜员，未必适合“管人”的活儿。孟三姐却说我和她老公很像，看起来是个沉默寡言的文人，但若给一个适合的平台，又谈到擅长的领域，就会滔滔不绝地健谈起来，“这种人最适合当官”。她让我见领导不要躲，开会时要往前坐，混脸熟，甚至要主动去找大行长唠嗑，“建立情感连接”。
孟三姐本人是主任，姐夫当时官至市行财务处长，有例可援。作为新人，我自然将这些建议奉为圭臬。果然，与大行长一番长叙，还有意外惊喜——原来老大竟是我的大学学长，他同班同学还是我老师——这为日后我竞聘起到了关键作用，后来我能当上中层干部，有孟三姐的一份功劳。
讽刺的是，孟三姐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营业室主任，竟然也在那次全行中层干部重新竞聘中落选了——人事部门说，原来她在外市分行当主任，因“二级市”的缘故，她那个主任只是股级，不是副科，自然就不能聘正科。
新城支行原来的行长已经调走了，上哪说理去？就这样，孟三姐稀里糊涂从一把手的宝座上出溜下来，只聘了个副科。当然，凭姐夫的地位，孟三姐混一阵子再聘正科手拿把掐，可她大大咧咧的也不当回事，竟心甘情愿给年轻人当起了副手。
2009年左右，各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本市快速扩张，国有银行迎来一波跳槽潮，中层干部流失严重，行长又让孟三姐代理主任，她才算拿回一把手的权力。但她仅坚持了半年，就做了胆囊切除手术，又更年期反应严重，只好辞去主任职务，彻底变成了普通员工，去到个人金融部养老。等我两年后调回来再和她做同事时，姐夫已经升至市行坐第二把交椅的副行长。我替孟三姐感到高兴，忙活了半辈子，终于要享福了，所以，若查到她缺岗，肯定也是不能记的。
行里对待背景雄厚但不想升官的人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调到能捡钱赚的岗位上，另一种是啥活都不用干，就算不来上班，工资还会多开——每当市行下任务、定期考核时，只要姐夫说那么一两句话，对我们行有一点点倾斜，受益何止几万、几十万？工作上出了岔还能消灾，这尊一供就灵的神佛，留在这儿，是看得起你。
当然，这需要当事人自己脸皮要厚，有的人先迟到早退，再吃过午饭就溜，然后隔三岔五不来上班，最后随便编个病，就不来了。但孟三姐似乎没这种打算，看她天天准点打卡也不走，个金部经理干脆对她“人尽其用”起来——凡是接待市行自律监管检查、去市行跑腿之类的差事，都让她去。她过去了，人家市行机关的人一看，好家伙！这不二把手夫人嘛？落的底稿就轻了不少，联络的事也马上就办。
没活的时候，孟三姐不是守着电脑玩QQ空间种菜、抢车位，就是鼓捣我们银行那织布机似的股票——跌二分钱就买，涨两分钱就卖，一次赚个一两百元，还好像发现武林秘籍似的向我传授一番。
4
一个没有眼力见的老黄牛，一个暴脾气的火药桶，一个“吃一百个豆不嫌腥”、不利用资源占便宜还总吃亏的“忍者”，401室的三个大姐们聚在一起，纯粹是命运的安排。
原先新城支行机关的规矩是，副科级别以上的干部享受单独办公室，员工则是两人一屋。2010年，吴二姐落选副主任被安排到个金部，孟三姐辞去代理主任也来到了个金部，让个金部一下子多出了两个人，又赶上新聘了一位个金副经理，本来就找不出新办公室的二楼，反倒还需再腾出个副经理办公室。适逢全行部室都在人员扩张，见实在挤不出屋来，就由一位副行长做主，揭了被法院贴了封条的401室。更巧的是，与周大姐同屋的同事辞了职，周大姐好说话，个金部经理就让她腾出屋子给了新任副经理，然后搬到四楼，和吴二姐、孟三姐组成全行仅有的“三人一室”。其实当时行里还有不少普通员工享受着单间，但可能是都喜欢热闹，之前并不熟悉的三个人挤在一屋，竟无微词，也不闹矛盾，相处得十分融洽。
我和三位老大姐都混熟后，去401室就放松多了，但聊天话题的走向总像受万有引力似的，啪嗒掉在地上一摔两半，一半是催婚，说什么未婚不能当大官，然后再牵出另一半——我的升官速度太慢了。
长久以来，行里人衡量一个人职业生涯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能否升到副处以上——也就是一级支行的副行长。干一辈子普通员工，对不起念过的大学，一直是科级，那也是万万不行的，女到48岁、男到50岁，就得从中层岗位退下来，老了还得被年轻人呼来喝去，很没面子。在这个银行，只要能升到副处以上，就像进了保险柜，到岁数退到二线等退休，不上班，领高管工资的80%，还能利用行长身份去做个高薪的兼职。
孟三姐总是埋怨我不使劲往上爬，我辩解说当分理处主任太累，上挤下压，还得受客户的气，哪有机关舒服，把领导答对好了就行。其实真正原因，是我无法脱离秘书岗，一到正科缺岗时找行长聊，行长总会问：“你走了，推荐谁接替写材料呢？”我找不出这个人选。
“你年纪轻轻的，吃点苦算啥？”“年轻享福不是福，老了享福才是福。”“对啊，当主任工资高，公积金高，连退休开支都多。”周大姐和吴二姐你一言我一语帮起腔来。说得多了，我心里攒足了底火。
当时我三十出头，随着工作时间变长，积累的工作经验让我逐渐有了自己的判断，开始觉得老大哥老大姐不再那么厉害了，不用再言听计从了。身体里尚残留着的年轻气盛的那种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终有一日喷发出来。
有一天，三位老大姐从对我个人“不争”的埋怨，延伸到80、90后两代人是“在蜜罐里长大，没遭过罪，不能吃苦，以后遭罪在后头呢”。我忍不住说，她们是幸运、幸福的60后，没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大堆兄弟姐妹帮衬；学校毕业后包分配工作；房价暴涨前单位分了两次房；进银行时工作轻松、高薪、有面子，现在银行工作难了、累了，也要退休了。
“身为时代造就的人生赢家，却埋怨如今竞争激烈的这一代不努力。实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得了便宜还卖乖。”我忘了年龄差距应有的尊重，向三位大姐毫不客气地开火，把她们噎得一愣一愣的，见到老姐仨哑口无言、无可辩驳时，我还沉浸在释放压抑、逞口舌之利的快感中。
起初我扬扬得意，但慢慢发现三位老大姐虽然当时被气了个倒仰，却不记仇，后来仍然待我如常。我忽地猛醒：她们的孩子比我小不了几岁，我和她们关系融洽，恐怕不单是性格原因和帮她们谋福利，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二十岁的年龄差，使我身上投射出她们子女形象的缘故。无论是对着我唠叨，还是被我猛怼后的沉默，恐怕都有点把我当她们儿子的味道。我心生愧疚，但因自尊心作梗，我却从未道过歉。只是，她们再如常对着我唠叨时，我也像对待母亲那样，耳朵听出茧子来，也不再反驳一句。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就完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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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姐第一次让我办私事，是一次开会挨着坐，她神神秘秘地问我有没有“背绩效”的门路，她想帮别人背点绩效工资。我听后感到十分惊奇，这破差使还有主动要求的？
所谓“背绩效”，是绩效工资高的人把本来属于自己的业绩记在别人身上，等发工资后，绩效低的人再给绩效高的人返现。我本人就是帮别人“背绩效”的选手，这会导致工资总额变高，扣的五险一金变多，发到手里的钱自然就少了，我是不好意思回绝人家才答应下来的。
行里2007年之前是按级别开工资，忽略偶尔跳出来的几十元钱的揽存奖金，说是固定工资并不为过。别人赚多少钱不用问，看岗位就能估计出来，大家都习惯了。
2007年末，首次绩效工资下发，行里普通员工月薪才终于上了四位数。后来计价高的基金、保险开始大卖特卖，计价算在营销人头上，传说有人靠卖基金，两年就赚了一套房，大家这才渐渐感到肩膀头不一边齐了。
2011年我调到行机关时，新城支行也到了史上效益最好的时期，我拿了一年多3500的月薪。直到2013年，才有人找我背些绩效工资。后来想想，应该是混了两年，熟悉了，才敢信任我吧？
这妙招不知道是谁先琢磨出来的，而流传开，是源于个金部一位老大哥退休后能领到8000多的退休金。他退休金高有两个原因，一是16岁参军，算工龄，另一个就是他总帮人“背绩效”。多年来老大哥守口如瓶，一朝退休就无所谓了，大大方方地讲了出来。当时新城支行在岗员工到手工资也就平均3000左右，退休一般领4000左右。8000元的养老金实在惹人羡慕，引得临近退休的大哥大姐们都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让别人替自己“背绩效”的人有三种：
一是行长。高管只赚年薪，不计价。即便行长营销100万元保险，赚到手的钱也是0。但若把业绩记在员工名下，就能赚几万至十几万的奖励。
二是机关科长、分理处主任。他们是本单位的一把手，掌握“分蛋糕”的权力。一家经营单位总有自然增长的业绩，国有银行有工资公示制度，严格意义上每季度工资应张贴公示。自然增长记在一把手名下，会导致工资奇高，产生不良影响，有中饱私囊的嫌疑，假如分散记在别人名下，私下再收现金回来，就安全得多。
最后就是实打实的营销能手，人家纯粹是为了避税。
帮人“背绩效”的好处是扣的五险一金都高。行里甚至有人每月到手工资只有200元、但公积金却能增加到5000元，长期积累下来是很可观的一笔财富，退休后还能拿更高的养老金。可让绩效的和背绩效的人都占便宜，那谁吃亏呢？这便有“薅社会主义羊毛”的嫌疑，属于灰色地带，不好声张。这就要求背绩效的人嘴得严，能守住秘密，还得人品好、信誉高——万一这人到时翻脸不认账，不肯返还现金，那么让出绩效的人就容易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所以，“背绩效”也不是谁想背就能背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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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就帮周大姐对接了一位网点主任，周大姐对我非常感激。没过几天，吴二姐也来找我，表示也想帮别人背点绩效。她从来没有说话这么小声过，我惊奇感慨之余，费了很大劲才帮她找到一个“上家”。而孟三姐人缘很好，人家作为大领导夫人稳得很，早就给别人“背绩效”很多年了。
我自己不愿“背绩效”的原因很简单——我距离退休遥遥无期，几十年后的事谁能说得准？眼下到手的钱少可是真的。绩效工资背多了，加上还得还房贷，我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自然成了一种负担。而三位老大姐就不同了，她们退休近在眼前，“背绩效”的周期短，很快能收到回报。
但我还是有点惊讶这老姐仨竟然会如此热衷“背绩效”，从家庭背景到工资收入，她们的经济压力应该都不大，何苦为那仨瓜俩枣点头哈腰、浪费精力？我在这个问题上浅尝辄止，未再进一步索隐，很长一段时间未能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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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果然没有只有收益而没有风险的事。
2014年的一天，总行审计分局突然到新城支行检查绩效工资和财务费用。一番检查下来，审计出不少问题，“背绩效”就是其中之一。
那天，新城支行会议室里，审计分局的人正襟危坐，审讯似的挨个找相关员工问话。平时唠起嗑来没完没了的周大姐吓得磕磕巴巴。孟三姐不愧为领导夫人，见过大世面，装起糊涂，一问三不知。吴二姐不但表现淡定，更是一如既往展现出强悍的反击能力。
检查人员问她，这些绩效工资是怎么来的？
吴二姐说：“我营销的，不给我给谁？”
“你营销的客户名字能说出几个吗？”
“忘了，再说那是客户隐私，凭啥告诉你？”
“刚发完工资你就取了现金，钱的去向是哪里？”
“我挣的钱，怎么花是我的事，不告诉你。”
检查人员见吴二姐问一句顶两句，就说了“你不照实说会有麻烦”之类的话。
面对总行的人，吴二姐照样“不惯菜儿”，把桌子拍得山响：“你们少给我来这套！谁敢给我处分，我一张机票追到你的城市你的单位算总账（有的检查人员是从其他分行借调的）。”这话吓得我们行长赶紧跑来，跟人家好一番赔礼道歉。但有趣的是，后来我看到审计报告全文，关于吴二姐的事果真一句都没提。这次检查毕竟是内部检查，最后应该是被上头给“平”了，只分别给了行长和分管经理一个记过、一个警告，没往深里究。
虚惊一场的审计风波，却带出另一件事。
通常来说，帮别人背绩效工资，都是由“雇主”负担多扣的税，可孟三姐帮副行长和个金部经理“背绩效”，扣的税竟都是自己承担的。按金额细一算账，个金经理账面工资很低，但收回的现金额度很大。以吴二姐为代表的几个个金部员工本来就对经理有意见，便搜集了些材料要上告。
内部举报大概率会被行长给压下来，吴二姐把胸脯一拍，说凭掌握的材料，她一个电话，检察院的车就会开到支行楼下。
“算了，算了吧……”孟三姐赶紧站出来苦口婆心劝吴二姐，说她找老会计算过，即便背的工资税都由她来交，也是合算的买卖。人家经理那么年轻，吃了这么一告，一辈子就完了。快退休的人了扯这事干嘛？再说，这么一搞，以后谁也别想“背绩效”了。
孟三姐说得在理，另外几人虽有不甘，最后还是给了她这个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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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被调到个金部后，几位总爱中午出去聚餐老大姐，一到午饭时间就非得拉上我一起去。饭店包间里围桌而坐的人，除我之外都是退休了和临近退休的人，我感受到了一种别样气氛。
老大姐们的话题总是那三个：首先是掰着手指头算“今年我退休，明年你退，后年她退……”然后是兴致勃勃地算自己或别人退休后能领多少养老金，展望即将到来的退休生活。401室的老姐仨达成共识，说等“都退”后，就结伴去旅游，岁数再大些，还要抱团养老。她们言谈之间充满了美好憧憬，搞得退休遥遥无期的我都有点羡慕起来。这些话题我也无资格插话，只顾闷头吃菜，直到她们聊起第三个话题，才让我停箸竖耳静听起来——都是关于她们孩子杂七杂八的琐事。
老姐仨都在替子女的未来操心。
周大姐的儿子，大学毕业了，在本市要买房，她准备一笔首付，一笔装修，还做好了帮儿子还月供的准备。
吴二姐家里也是就一个儿子，她虽然比老大有钱得多，但儿子是在上海读的大学，毕业后要落脚上海。这就面临两个选择：是买相对便宜的房子，然后以后花高价让孙辈读私立学校，还是一步到位买学区房？吴二姐倾向于后者，但这样一来，即便她家算本市的富裕家庭，但在上海千万级别的学区房面前，担子也很不轻松。
孟三姐家是个女儿，有姐夫的地位摆在那儿，家里肯定不差钱，按结婚男方买房的传统观念来讲，也没啥大支出。可偏偏女婿热衷于创业，结婚没多久就辞了职，还拉着女儿也从银行辞了职，折腾起生意来，几年下来，没少赔钱。后来小两口开家饭店，倒是生意不错，但客源都是银行聚餐，人家给的是市行二把手的面子。如今姐夫即将退休，恐怕往后饭店生意会一落千丈，孟三姐心没底，也想尽量把家底打厚点。
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才是三个大姐赔笑脸求帮人背绩效工资、拼命做高自己退休金的根本原因。
再进一步想想，我之前攻击她们是“时代赢家”的话，真是妄下断语。就算她们赢了，但因为与子女经济生活的无限绑定，也还是逃不出“赢了，但没有完全赢”的怪圈。大半辈子吃下去的时代红利，最终是要被自己的儿女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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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调到个金部没几天，周大姐就光荣退休了。没有告别仪式，静悄悄儿地就不来上班了。我发微信跟她开玩笑：“可逮着你旷工了！我要扣你工资！”周大姐回复：“就怨你升官慢，早当大官给我改个年龄，不还能再干几年？”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大约七八个月后，居然就听到周大姐去世的消息。知情人说周大姐退休没多久就得了极为凶险的胰腺癌，人也没能熬多久。据推算，她应该能领到7000多的退休金，但领退休金需要经过一系列繁杂的手续，通常半年后才能领到第一笔。也就是说，周大姐只领了一次退休金，人就没了。
三个女人一台戏，不存在桃园两结义是有道理的。周大姐退休后，401室不像从前那么热闹了。吴二姐和孟三姐两个人相处，就要直面细小的摩擦，话掉在地上有时会接不起来。身体倍棒、无不良嗜好的周大姐55岁就猝然离世，让她们一时间难以接受，她们意识到曾经抱团养老、周游全国的事应该是没戏了。命运无常，世事难料，好梦难成的现实感让401室生出一种沉静伤感的气氛。
更令我们吃惊的是，2018年初，吴二姐退休还不到一个月，也突然因脑血管破裂不幸离世——应该也只能领到一个月的退休金。
我因长期分管工会，参加过好多次职工的白事。这是我所有工作里最简单、但却最不愿干的活。看到原来活蹦乱跳的人在葬礼那天冰冷沉静地躺在告别台上如石头雕像，然后消失于一抔黄土，总有种说不出的失落和无助。这种伤怀几天都走不出来，我百般思索生命的意义何在，无果，最后只寄一叹。
之前我常去401室大多是因为有活要安排给周大姐和吴二姐，孟三姐是不负责具体业务的，吴二姐退休后，我就很少过去401室了。面对两张空桌子，孟三姐终于开始迟到、早退了，那时距离她退休已经没几个月了。
2018年春季的一天，行党委突然宣布了让我去二级支行主持工作的决定，事很急，快速下发通知后，副行长立即送我去网点报到。往后几天，与我关系好的同事纷纷来电祝贺，有人送来花篮和发财树，有人请求调到我的网点工作，还有人吐槽领导说，“早该让你当了”。好一阵子喧嚣和繁忙过去，我才察觉曾经天天催我升官的孟三姐竟然未以任何形式向我表达祝贺。
孟三姐独守着屋子几个月后，也悄悄退休了。邪门的是，没过多久，就传来了她罹患肺癌的消息。消息源自姐夫，只有三个行长和几个要好的同事知道。孟三姐本人并不知情，大家达成共识，对她能瞒一天算一天。
但一个疑惑升起了。401办公室的三名员工竟在短短的两年里两死一绝症，实在是邪门。新搬到401室的两个员工坐不住了，嚷嚷着要求行里给他们调换办公室。冯行长是坚定的唯物主义信徒，他认为这不过是个巧合罢了：“搞什么封建迷信嘛！行里办公室本就紧张，调不了！”可还没等办公室主任回复，那俩员工就自己踅摸地方搬了出去，挤到别人的办公室里。
办公室主任不得不雇人来测甲醛，连苯、氨等物质也测了，都没有问题。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这些年来行里确实粉刷、装修过好几次，但大楼里所有的办公室都用的同样材料。
在那之后，对于401室，行里的员工们，信鬼神的避之不及，不信的也不想以身试法，都敬而远之，连万能工和卫生员都不愿意进去。401室彻底空置下来。
“新城支行大楼里有个邪门房间”的传说在全市各支行间传来传去，故事越讲越邪乎，逐渐演化得离奇诡异。有退休老职工说，401室很久以前曾做过副行长办公室，那位副行长代理一把手，好多年都没捋正，临近退休给了个正处级待遇，却摊上了案件，差点“进去”，继任行长在办公室门后挂了本过期的挂历，最里面一张藏了张道符；还有人说，值班人员夜间巡楼时，听见过401室里传来可怖的翻纸张的声音，还看见过常锁的401室的门开了一道缝隙，月光从里面斜斜地照射在地砖上……
我不信鬼神，还长期分管安全保卫，知道这些段子都是很好证伪的——夜间值班时带上两个警卫巡视一番，再调阅监控录像来看就知道了。但那时我已离开机关去网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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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城支行先后合并两家支行，本部机关分来很多人，办公室愈发不够用了。一位新来的内训师大姐搬进了401室办公，也不知道她是不知道这间办公室的故事，还是不信邪。不过，独享一间办公室，中午还能睡一觉，是很舒服的。
要命的是，邪乎的事还是来了：大约过了一年，这位内训师大姐在一次体检中被诊断出了癌症，当即被留住院治疗，休了长期病假。
沉寂好久的“凶间传说”又沸沸扬扬了。有人建议冯行长赶紧把401室彻底锁死钉死，还有人建议把图书室迁进去，用唯物主义之力驱散妖魔鬼怪。这高招不禁让我想起自己读大学时有个女生在寝室上了吊，之后那层楼总有女生反应有怪声怪象，学校的处理方式是将全楼清空，改为大一的男生宿舍。在上千名在宿舍楼里只穿裤衩、甚至连裤衩都不穿就去洗漱的大小伙子们的喧闹中，一股纯阳之气直冲霄汉，从此再也没了什么离奇传闻。
眼见自己掌舵的单位大楼里的401室有成为都市怪谈的苗头，对领导来说显然不是什么好事，冯行长终于不再淡定，他决定听从大家的劝告，把401室腾出来当仓库，堆放无用且不能扔的破烂（坏掉的固定资产设备），用一把明晃晃的铁锁锁住房门。办公室主任还特意叮嘱后勤人员尽量用“万年用不着”的东西填满房间，门外明挂一把铁锁，往后尽量不进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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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三姐退休后和我聊天不多，我只能用她每隔一段时间就给我发拼多多砍价链接来判断她的健康状态。
后来，我自作主张辞去中层干部职务，也没敢告诉孟三姐。她不知从哪听到消息，给我打电话追问原因。我本来做好了挨一顿埋怨的准备，却没想到她只是淡淡说了句：“唉，不干就不干吧……”然后自言自语似的小声嘀咕：“……啥用？没用……”
我暗暗吃惊，怀疑是不是她患癌的风声已经吹到她耳朵里。经过小心翼翼地试探，才知道是姐夫退二线有一阵子了，女儿的饭店也黄了，她心情不好罢了。
一次，我下班步行回家，看见姐夫正走在前面十几米处。他一肩斜挎着个卡通书包，一手领着外孙子，跟小区里随便一个退休的普通小老头没啥区别。孟三姐说，姐夫是在省行“二线”的，还得工作日去打卡，不然每月少开两千块。每天，姐夫得先送外孙子再去打卡，晚上打了卡再去接外孙子，“可不和退休老头一样嘛”。
孟三姐变得爱唠叨起来，抱怨老公当官时“不知道搂钱”，说姐夫当支行一把手时下放财权给副行长和办公室主任，当财务处长时更是做起了过路财神，市行副行长的头衔听起来牛得很，但实际收入远不如支行一把手。
“你姐我更傻。”孟三姐说，“人家老头当官，媳妇会（善于）收礼。我呢，傻了吧唧的净躲了，俩傻子凑一块儿当两口子，绝配……”
听她的话外音，女儿家的经济状况似乎不太乐观。她特有的嬉笑怒骂皆幽默的风采不见了，连从前那种大姐大的江湖气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像换了个人似的。我不由得感慨，人在手握权力和金钱时，往往表现得非常自信，这两样东西一旦失去或大幅缩减，便会怀疑起人生。从输出说教、传授成功经验，变成怀疑一切、不断提出各种疑问。
俗话说，“枉费心神空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孟三姐的女儿女婿本应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负责，但作为一个母亲的可怜之处就在于，本来老两口已是普通人职业天花板（我身边无一人敢想自己会当上副厅级的市行一把手），却哀怨自己没有超能力，不能为子女的人生无限兜底。
2022年的一天，主任跟我说，“就差一个收款码完成任务了”。我从业这么多年人脉资源用尽，能说得动的客户也早“罢园（东北话，瓜果蔬菜过了收获期，地里没有出产了）”了，琢磨半天，才想起：孟三姐的女儿不是又开了家蛋糕店嘛。
我拨通孟三姐的手机，她说，自打新城支行换了新行长后，她女儿的蛋糕店就无限期歇业了。
不开心的话题由我引起，我有点不好意思，就寻思往开心的事上扯：“不用上火。姐夫退休金高，你退休金也得近万了吧？你俩保护好身体，援助孩子没问题。”
没想到，得到的回答却是，她的退休金只有7000多。
“你帮领导背那么多工资，怎么开这么少？”
“我不是从外地调过来的嘛，那边不知道为啥，给我少记了好几年工龄。”
“你找啊，去省行找！”
“唉，为了那点钱，可别给你姐夫丢脸了。”
我埋怨孟三姐这辈子真是吃一堑又吃一堑。她却突然打岔，问起我生日和具体出生时间来。
“这不就是要生辰八字嘛，你要干啥呀？”我问。
孟三姐说她信了教，学会了举行一种仪式，烧掉写好的东西，能消灾避祸。我刚想回绝，忽又觉得找点事做或许对她的病有好处，便说等我问下母亲自己出生的时间，再告诉她。
“你可别忘了，得快点儿。”她说，“我们原来那屋姐仨儿，她俩都走了，这回该轮到我喽！”
我听了心猛地一沉，仍坚持演戏说：“你胡说些啥啊，可别瞎扯了。”
她哈哈笑着说：“张林你还不知道呢吧？你姐我得癌了。你可得替我保密呀，别跟人说，咱行没几个人知道……”
“你可得好好的啊，努力治病，虽然只开7000块，要是没了，孩子的生活水平可得下降一大块呢……”我像当年她劝我升官那样，跟她有理有据地分析道。
孟三姐收敛了故作轻松的嬉笑，像个小孩子似的，认真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