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和波兰一样，在波兰危机开始时其军事力量就已经在为战争做准备。
英帝国政府于8月31日下令全面动员，同时由于担心德意志空袭，开始将妇女和儿童撤出城市。政府大楼外堆满了沙袋，夜间实行灯火管制。张伯伦开始讨论要成立战时内阁，并把丘吉尔这种反对绥靖政策的人纳入其中。但是8月份后期发生的一连串事情让人眼花缭乱，又使张伯伦重新认为和平解决问题不是没有可能。英帝国内阁内部爆发了激烈争吵。当张伯伦犹豫不决时，他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还在继续和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协商。但是协商没有任何结果。内阁的多数成员都拒绝了推迟决定的提议，要求对小胡子发出“最后警告”。1939年9月1日，亨德森通知德意志政府，意呆利人提议、小胡子于8月29日发出邀请、讨论波兰局势的会议只有在德军停火并撤退的情况下才可能召开。
1939年9月2日，英帝国外交部和意呆利人以及法兰西人进行了数小时的电话讨论。快到晚上8点时，张伯伦面对着一个水泄不通的下议院。他首先说自己没有从小胡子那里获得对前一天“最后警告”的任何回应。他接着又说：“这一延迟的原因可能是德意志人还在考虑意大利政府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停止互相敌对，由英法波德意波五国立即召开会议。”他没有提到回应是否有时间限制，也没有提到波兰此刻正深陷于杀戮与灾难之中，德军地面和空军部队正在屠杀波兰军民。他模棱两可的话语令此次事件仿佛又是一起“慕尼黑”。
但值得庆幸的是，整个英帝国及其政治精英的想法从1939年3月就已经开始转变了。绝大多数人现在都确信，第三帝国的目标是统治欧洲乃至全世界，现在到了阻止其野心的时候了。怒火开始在下议院燃烧。阿图尔·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站起来代表反对派发声，但被粗鲁地打断了。“我代表工党……”格林伍德开头说道。“你应该代表英帝国！”托利派的后座议员莱奥·埃默里（Leo Amery）叫道。这样的情绪弥漫在整个下议院。
格林伍德巧妙地应对了这个局面。“我非常困扰，”他说，“38小时之前发生了一次侵略行动……现在，英帝国、英帝国代表的一切，以及整个人类文明都受到威胁，我很好奇我们还能够再犹豫多久。”格林伍德的一席话引发了众人对张伯伦的广泛激愤，首相被彻底击垮了。当时在议会旁听席上的一位观众后来这样描述张伯伦：他看起来像“一个慌张的老头子，声音和双手都在颤抖”。在下议院会议召开之后，震惊于张伯伦的退让的内阁多数成员，在没有张伯伦参会的情况下直接召开了非正式会议。内阁决定，张伯伦必须向德意志人发出最后通牒。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担心，如果他们不发，政府就会垮台。
英帝国的公众意见要求下定决心采取行动。11月20日，伦敦城雷雨交加，内阁连夜再次开会做出了决定。第二天，即1939年9月3日早上9点，亨德森向德意志的外交部递交了正式的最后通牒：德意志人须在两小时内同意停火并退兵，否则英帝国将向德意志宣战。
德意志人早就准备好了一份冗长的回复，于最后通牒过期的那一刻即11点稍晚时候交给了亨德森。在回复中，德意志再次强调它想要的只是修正不公平的《凡尔赛和约》。德意志人还指责英帝国人助长了波兰的嚣张气焰。当天中午，法兰西人也发出了一封内容类似但篇幅稍长的最后通牒。这份最后通牒也被德意志拒绝了，但德意志保证自己没有侵略法兰西的意图。此时此刻，张伯伦已经通过广播向英帝国人民宣布，由于德意志没有对最后通牒做出满意答复，“我们英帝国现在和德意志处于战争状态。”“我的一切努力，”张伯伦在稍晚时候告诉下议院，“我的一切期望，我在我的公共生活中信奉的一切，都已被碾得粉碎。”
刚到下午时，小胡子向全德发布了一连串声明，通告了英帝国对德宣战的消息。小胡子告诉德意志人民，他已经尽一切努力保卫和平，但是英帝国的好战分子就是不允许。要怪罪的不是英帝国人民，而是他们的猶太寡头主宰。他对呐粹党及其成员小胡子则讲得更直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敌人，那些猶太民主统帅，现在把英帝国人民拖入了和德意志的战争之中。”他告诉属下，并加了一句，“1918年的事情绝对不会重演。”
但是德意志的其他人可没有这么确定。一年前慕尼黑危机时，曾经有保守派一起反对小胡子的好战倾向，而当小胡子把注意力放到波兰身上时，他们更害怕了。于是他们通过多种方式和英法政府取得了联系，但传达的信息却非常混杂，有的人要求英法采取更坚决的行动，有的人寻求在欧洲范围之内解决问题。他们的提议并没有被认真对待。
当小胡子撤销了入侵波兰的第一批命令时，沙赫特、奥斯特和卡纳里斯等人认为这打击了小胡子的权威地位，会使他下台。但是这一次，保守派失去了军方将领的支持。面对波兰的抵抗，高级将领们在军事上信心更足（这完全是正确的）；他们长期以来就心怀要打垮波兰的野心；他们长年累月地受到小胡子的恫吓；在成功分裂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他们既感到惊喜，又感到松了一口气——这些因素使他们不再对小胡子在政策上的全面冒进持保守态度。这时，距慕尼黑危机已有一年之久，德军已经为入侵波兰做了更好的准备；苏联已经宣布中立；当时英法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挽救波兰。
早在1938年9月，小胡子就已经想要发动战争了，但却被在最后一刻英法两国坏了好事。这一次，他的决心要强很多。尽管1939年8月的最后几天小胡子的态度似乎反复无常，但他入侵波兰的决心已经不可动摇，即使要冒在欧洲发动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也在所不惜。当时仍在寻求避免和英帝国冲突的戈林曾经在1939年8月29日向小胡子建议，称没有必要“赌上一切”。小胡子回答说：“在我的整个生命之中，我总是把所有筹码放在桌上。”
但是，德意志人民并不想孤注一掷。
到了1939年8月29日，他们已经非常害怕。据一个官员报告，巴伐利亚乡村地区的埃伯曼施塔特气氛“非常压抑……尽管没有发现害怕战争的迹象……但也没有人欢迎战争。对世界大战及其惨痛后果的记忆依然十分鲜活，容不得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好战情绪肆虐”。几周之后，另一份报告说，战争的爆发在民众中引发了普遍的失望情绪。
社民党观察家也持相同看法：“没人对战争有热情。”9月3日中午，威廉·夏伊勒站在威廉广场，和在场约250人一起听到了广播有关英帝国宣战的消息。“当广播播完的时候，”他说，“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他决定再去看看其他人的反应。“我走上街头，”他说，“人们的脸上尽是震惊和沮丧……我相信，1914年战争爆发的第一天，柏林的确曾经陷入狂喜。可是今天，没有兴奋，没有欢呼，没有庆祝，没有鲜花，没有战争狂热和歇斯底里。”1939年9月，1914年的传奇精神并没有再现。鼓动德意志人民憎恨新敌人的宣传攻势已然失败。
德意志进入战时状态后，遍地都是恐惧和担忧。在汉堡，路易丝·索尔米茨陷入了绝望。“谁能让奇迹出现？”1939年8月29日她问道，“谁能够帮助扭曲的人性远离战争走向和平？答案很简单：没人能办到……一场世界从未经历过的屠杀开始了。”人们尤其害怕的是本国城市遭遇空袭，而街区监护不厌其烦地组织人们预演空袭保护措施，更是使这种恐慌情绪进一步加剧。“空袭嘛，”路易丝·索尔米茨丈夫的一个熟人在1939年8月31日说，“如果只是一点点的话，并没有那么可怕。至少能够减轻前线的一些压力。”弗里德里希说，如果士兵的父母、妻子、孩子以及家庭都被空袭毁灭了，你确定前线的压力能减轻？路易丝·索尔米茨并没有指望能获得多少保护，她缝了一些沙袋，堆放在自己的窗前。“充满血腥和残忍的世界，”战争爆发时她记录道，“我们进入了一个恐怖的时代，三十年战争和这个比起来简直就是星期日的学校郊游…二十一年过去了，欧洲的伤口愈合了，西方世界却要毁灭了。”
自1933年纳粹上台后，战争便一直是第三帝国及其统治者追求的目标。
从那一刻开始，到1939年9月战争正式爆发为止，他们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备战上，一刻也不曾停歇，他们发动战争是为了把欧洲乃至世界置于德国统治之下。这些妄想症从小胡子和施佩尔为柏林准备的大型建筑计划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端倪。
按照他们的计划，柏林要成为日耳曼尼亚这个新世界的首都。呐粹主义占领和征服世界的无尽野心相应地催生了一场改造计划。改造的目的在于重塑德意志人民的心灵、精神和身体，令他们能够在未来扮演新的优等民族。
从1933年起，呐粹党开始无情地对德意志各种社会机构进行深度整合，使它几乎垄断了和德意志日常生活相关的各种组织。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小胡子和呐粹统治层在1933～1934年间宣布，要把新德意志和旧德意志最好的一面结合起来，建立第三帝国。他们要综合传统和革命，一方面安抚保守派精英，另一方面把呐粹运动的巨大热情引向建设新德国。1934年6月末，呐粹集团中要求永久革命的激进派在“长刀之夜”中被无情镇压。同时，保守派也收到血腥警告，第三帝国不会再回到德皇的旧时代。
不过，似乎于1934年6月30日的流血事件中得以恢复的新旧势力平衡实际上正在被彻底打破。天平正在毫无疑问地向新的一方倾斜。匈牙利等国曾经在一战结束之际爆发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革命失败后建立了反革命政权。但第三帝国远非一场反革命的结果。它的雄心壮志可不只是要恢复任何真实的、想象的、净化过的或改良过的现状。
呐粹刚刚当权，旋即开始整合主要的社会机构，其中包括上台之初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没有染指的领域：军队、教会和商业。这一次整合十分艰难，因为以重整军备为优先的政策同时涉及商业和军事，需要审慎进行。对人们内心深处的宗教信仰掀起的挑战引起了工人运动被镇压之后呐粹当局所能遇到的最公开和最直言不讳的抵抗。
但是到了1939年，呐粹当局的整合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商业界最开始非常欢迎经济复苏和重整军备带来的利润，但是后来在呐粹当局看来商人们还是不够爱国。
从1936年开始，商业界备受打压，接受了系统化的改造，受制于备战狂潮，使逐利动机居于次席。沙赫特的经济管理模式虽然大胆且充满想象力，但终归还是囿于传统，最终因为阻碍了全面备战而于1937～1938年被彻底抛弃。
从1934年开始军方就主动臣服在小胡子的控制之下，在接下来三年时间里积极配合实施了重整军备计划。不过随着备战脚步在1938年初开始加快，贝克、勃洛姆堡和弗里奇等高级将领开始犹豫，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和外交部长诺伊拉特一起被小胡子换掉。当小胡子在1938年9月成功吞并苏台德地区之后，剩下的一些怀疑者也都缄默不言了。
到了这个时候，呐粹政权也已经在文化政策领域明确宣示了自己的存在，在1937年7月慕尼黑的堕落艺术展上旗帜鲜明地亮出了反对现代艺术的态度。
呐粹当局还开始推行无情的优生学政策，扫清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寻找培养身体和精神上都趋于完美的雅利安种族的方法。在这个领域，政策一开始就趋于激进。被归为堕落人群的人遭到强制绝育，猶太人被清理出公务员系统、脑力劳动行业以及经济领域。
1935年纽伦堡法案通过之后，德意志人的性生活都开始受到限制。不过，在这个领域相关政策推进的步伐是在1938年才明显加快。处理婚姻问题又有新法通过，确保只有在遗传方面符合标准的德意志人才能够生育后代，并出于对种族利益的考虑鼓励没有子女的夫妇离婚。1938年11月9～10日的反犹主义大迫害，德意志的猶太人社区随后遭遇的最终洗劫，以及猶太人和其他德意志人分享的仅存的社会和文化空间不复存在，这些都只是呐粹政权推进政策步伐加快最明显的表现。
1937～1938年间集中营的功能从镇压和监禁社民党与德共抵抗运动残余分子（当时几乎已经被完全消灭）变成了关押优生学意义上的不良人群。这些人愈发频繁地被当作奴隶去参加劳动，包括在采石场当苦力、干重活等，最终目的就是要杀死他们。
呐粹分子从来没有想过要开历史倒车。相反，他们对现代性的迷恋很快就变得非常明显。这种迷恋在军工厂、造船厂、飞机制造公司、武器生产线、医药研究实验室以及化学公司的设计室中清楚无误地展示了出来。优生学（其中包括强制绝育）在当时被全世界的科学家和评论家广泛接受，被认为代表着社会政策的现代化。
在支持者看来，种族概念是人类事务的核心，这一理念得到了他们眼里的所谓现代科学最新发现的支持。现代性在第三帝国还有其具体可见的表现形式。新的药品、取代汽油的合成燃料、橡胶和自然纤维、新的通信工具（如电视等）、新的合金、能够升入太空的火箭等众多高新技术都获得了政府的热情支持。政府出资建立研究机构，还为大公司研发提供资助。呐粹在现代主义方面表现最明显的地方就是高速公路。
这些不可一世的公路穿越高山，横跨深谷，路面一尘不染，光芒耀眼。骑士团城堡、纽伦堡呐粹集会所、柏林新总理府等呐粹建筑以最先进的技术套上了新古典主义的外衣，而新古典主义是当时全球最流行的公共建筑理念。
在艺术领域，虽然小胡子让德意志美术馆和博物馆把当时流行的现代主义艺术品从墙上拿了下来，但受呐粹青睐的阿尔诺·布雷克尔及其模仿者创造的并非是传统的人体雕塑艺术，而是一种新型人类，它拥有完美的身体，渴望着暴力。即便是“血与土”派的德意志艺术家，描绘的也不是过去等级森严、顽固保守的乡村世界，而是一种新秩序：在新秩序之下德意志农民独立、富足并且自信，在即将到来的大战中为德意志提供食物。对数百万德意志人来说，第三帝国大规模地推广技术奇迹，这些奇迹有的已成现实，如人民收音机，有的则在计划之中，如大众汽车，它们意在让所有人一起分享现代性与进步的成果。
在呐粹统治层看来，现代性和冲突与战争紧密相连。受现代科学支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深深地影响了呐粹的思维方式。社会达尔文主义描绘的世界是一个各个民族和种族争斗不休的世界。因此，在小胡子和呐粹统治层看来，让德意志以及德意志人民适应战斗非常重要。随着这种需要愈发迫切（主要是从1937年末开始），呐粹当局的激进和无情变本加厉。
传统的限制被抛诸脑后，当局为重塑德意志和德意志人而展现出的彻底和无情罕有其匹。知识和文化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必须屈服于一个目标：让人们的头脑为战争做好准备。中学和大学越来越像军事训练营，学术研究和教学质量都受到严重损害。类似的训练营进而涌现于各个领域，几乎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三帝国从事了一场人类工程学的巨型实验，既包括身体工程学，也包括精神工程学。实验无限深入个体的身体和灵魂，意图对其重加改造，成为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感觉和行动起来就像一个人一样。整个过程从一开始就充斥着强制、恐吓和宣传。如果一个国家应该被称为极权主义国家，那就是第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