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尼特迈坎伯关税法案》标志着共和党的传统贸易保护政策卷土重来，不过它也推出了三项重要的行政创新：引入新的弹性关税条款、采取新的反倾销程序，并且引入了无条件最惠国待遇（MFN）条款。弹性关税条款赋予了总统调整关税的权力：如果关税委员会的研究结果表明，有必要调整某种产品的关税以拉平国内外生产者的生产成本，那么总统有权力上调或下调该产品的关税，调整幅度不超过50%。推动这次史无前例的授权创新的是关税委员会中极具企业家精神的共和党温和派威廉·卡伯特森（William Culbertson）。1921年10月，关税法案还搁置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时，卡伯特森就给前总统哈定写了封信提出这个想法。
国会不能及时根据瞬息万变的经济状况调整关税，使商界和决策层越来越焦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物价持续波动，贸易格局极不确定，所以很多人担心可能一系列产品的关税设置并不妥当。卡伯特森认为，如果国会允许总统在关税委员会的专家指导下，根据经济状况的需要调整进口关税，这个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他还希望利用弹性关税的权力削减关税税则中的部分税率，国会里的政治交易使这些税率高得离谱。
卡伯特森说服了前总统接受这个主张。1921年，前总统哈定对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表示他希望“找到一个途径使关税具有弹性和灵活性，这样就可以根据无法预测的异常条件或变幻不定的时局调整关税满足我们的需求”，同时他建议让关税委员会参与这个过程。
卡伯特森与前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ghes）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成员、犹他州象党（共和）议员里德·斯穆特（Reed Smoot）密切合作起草了一个可以为众人接受的条款。《福尼特迈坎伯关税法案》第315节授权总统可以调查国内外生产成本差异并通过调整关税拉平成本差异。前总统哈定签署该法案时声称：“如果我们能够使法案中的弹性关税条款生效，就是我国历史上对关税制定做出的最伟大贡献。”
尽管人们质疑这个条款的合宪性，但1928年最高法院的裁决支持赋予总统关税制定权。
弹性关税条款引发的一个重大争议是，它试图利用关税拉平国内外生产商的生产成本。其拥护者认为这为利用非政治的科学手段制定关税确定了客观且可衡量的标准。他们相信这种方法既能为本国产业提供充足的保护，又能“使关税脱离政治”。当然，这一信条存在诸多缺陷，例如它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国际生产成本差异正是国际贸易的基石。且不论这一点，原则上，1922年关税法案中的每项税率都必须经过关税委员会的调查后进行调整，因为它们都不是以拉平生产成本为基础制定的。不过政府官员真的可以计算出“生产成本”吗？卡伯特森相信关税委员会完全有能力利用现代核算技巧确定生产成本，而且确信对这一信条的任何指责“要么是出于无知，要么是谋划着破坏科学的关税制定方法”。
不过，包括关税委员会前主//席陶西格在内的绝大多数专家都认为不可能确定某个行业的生产成本，因为不同企业的成本各异。陶西格质疑说，应该衡量大生产商还是小生产商的生产成本？应该衡量它们的边际成本还是平均成本？是否应包括运输成本？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在缅因州生产咖啡的成本，还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生产咖啡的成本？我们应该计算小批量生产汽车的成本，还是达到规模经济时，大批量生产汽车的成本？生产多种产品的企业内部如何分摊资本成本？成本的季节性变化如何处理？例如对于棉花和棉籽油，后者是前者的副产品，如何处理联合成本？如果政府向企业了解它们的生产成本，以此为据制定关税税率，那么会不会激励企业虚报数据，争取上调关税？如果用一个行业内所有企业的平均成本为基础制定关税，那么由此产生的税率不能保护效率最低、成本最高的生产商，却增加了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生产商的利润，这个结果公平吗？此外，怎么计算外国成本，来自德国的进口产品与来自日本的进口产品的成本不会有差别吗？既然不同国家的成本不同，那么且不说各个企业之间的成本差异，是否需要针对每个国家制定单独的产品关税，以“拉平生产成本”？
陶西格和其他经济学家由此得出结论：计算出一个代表“生产成本”的数字没有任何意义，政府官员不可能没有任何偏见和倾向地完成这项工作，从中得出的结果必然有武断性，而且没有任何“科学”基础。这个问题极其错综复杂，所以陶西格代表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发声，拒绝采用“生产成本”法，因为它“看似公平”，但要在政治环境里制定关税，这个解决办法最终“没有任何价值”。陶西格等人提出这个结论时，并没有从深层次提出反对这个方法的原因，即国际生产成本差异是贸易的基础。
尽管存在观念上的差异，但国会认识到行政部门根据经济环境变化做出反应的速度比立法机构通过制定法律做出反应快得多。此外，人们还普遍预期这种授权可以用来削减关税。正如斯穆特所说：“如果赋予总统调整弹性关税的权力，那么我认为他运用这一权力削减关税的情况会远远多于上调关税的情况。事实上，如果环境趋于正常，那么我预计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会削减……大部分关税。”
事实上，弹性关税条款对进口关税的影响极小，部分原因在于每次提议调整关税时，关税委员会都要相应地开展旷日持久的调查。1922年至1929年间，关税委员会收到了600项申请，希望调整375种产品的关税，但它只能完成55种产品的47项调查。此外，这个条款用来提高关税的情况多于削减关税的情况。在1922年至1929年间，关税委员会提交了41份报告建议调整关税，总统发布了37项调整关税的公告。在32项关税调整中，16类化学制品、面粉、黄油、草帽、印刷辊和生铁以及计价器、男式缝草帽、硝酸钠、沉淀碳酸钡和洋葱等定义狭窄的产品关税上调，且上调幅度常常高达50%。5项关税下调的案例涉及的都是不太重要且过时的产品，如面粉厂下脚饲料、北美鹑、画笔把手、苯酚和甲苯基酸。
关税委员会在这些关税考量中的独立问题引发了政治风暴，也使第315条款失去光彩。批评者指责哈定和柯立芝选人任用时存在偏见，破坏了设立非党派独立专家机构的目标。
譬如，前总统哈定首次任命的三位关税委员会成员包括贸易保护主义杂志的编辑兼波士顿国内市场俱乐部秘书长托马斯·马尔文、陶瓷业说客威廉·伯吉斯以及与路易斯安那州糖业利益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且支持高关税的驴党（民主）人亨利·格拉西。
更糟糕的是，1924年关税委员会完成的糖业报告遭到了人们的炮轰。
所有争议都集中在一位委员身上，他就是亨利·格拉西。他的夫人持有大笔糖业投资。前总统威尔逊任命的委员质疑格拉西是否有权力参与糖业调查。格拉西称委员会的调查是事实追溯性调查，而不是司法调查，所以拒绝从这一调查中退出。
虽然另外一位前总统柯立芝先生支持格拉西，但国会通过了一部法案，称若关税委员会成员的家人与被调查的行业之间存在经济利益，那么不会为该委员支付薪酬。格拉西失去参与调查的资格后，前总统威尔逊任命的委员以3∶2的人数优势压制了前总统哈定任命的委员。白宫担心糖业报告会建议削减关税，所以，在当时曾经尝试对前总统威尔逊任命的委员施压，以影响委员的投票结果。前总统威尔逊任命的意味委员拒绝连任，而卡伯特森则被任命为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委员，不过他拒绝了这一任命。前总统柯立芝要求卡伯特森推迟发布糖业报告，但遭到反对。随后卡伯特森因为在乔治城大学发表演讲时接受报仇而被指控渎职。
1924年8月，关税委员会最终发布了这份报告，但事实上委员会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威尔逊任命的三位委员建议将糖税从每磅1.76美分下调至1.23美分，而前总统哈定任命的两位委员却反对这个建议。前总统柯立芝拖延了几个月才做出决定。在此期间，柯立芝进一步对前总统威尔逊任命的委员施压，希望改变他们的投票结果。最终在1925年6月，即关税委员会的报告发布一年后，柯立芝引用了与关税委员会报告的结论完全相反的意见，决定不调整糖税。前总统威尔逊任命的委员会创始委员之一爱德华·科斯蒂根对此感到震怒，声称：“关税委员会的重大报告和委员会头等重要的调查就这么被置之不理。一位专家同事为此付出近两年的辛勤工作，政府为此付出数千美元的花费，但遭遇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游说攻势和政治操纵之后，白宫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不少此类活动，这份报告就这么被弃之不顾。”
科斯蒂根为了表示抗议辞去职务，公开宣称象党（共和）人不适合被任命为关税委员会的委员，而卡伯特森也辞职前往罗马尼亚出任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