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受美利坚的罗斯福新政、德意志的国家社会主意以及红苏五年经济计划的影响，学界开展的计划经济研究也颇受瞩目，其代表人物有小岛精一、有泽广巳、藤田敬三等。小岛精一在1932年出版的《䒤本计划经济论》一书中写到：“近二三年间，资本主义备尝苦恼，现已陷人极端衰弱状态，到了必须放弃单纯的救济之策而试投计划经济新药的时刻。事态至此，吾等已无需议论计划经济的当否，当务之急是更进数步，有组织地提出计划经济的具体方案。”事实上，后述的革新官僚和军部一定程度地接受了这种思想主张。
财界为了摆脱众矢之的的困难局面，也出现了自我调整、“自我革新”的思想倾向。1932年1月，中岛久万吉在《社会政策时报》显赫位置上撰文，内称：“恕我直言，在内外竞争的舞台里，为使我国的经济地位在将来得以巩固，必须实现迄今业已实行的经济国家主义。即必须实现国家一业制度。并且，此种单一的企业联合机关须服从根据国家立场制定的年度计划，在其生产、输出政策的指导下行事。”1934年2月，䒤本经济联盟会会长乡诚之助在《改造》临时增刊号上发表“经济国策的革新”一文，主张建立一个以首相为会长，由政府、实业界、军部、学者组成的国家大审议机关，共同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在众多“修正”体制的改革思潮中，最激进的当属北一辉所提倡的国家改造论。北一辉主张建立国家主义经济，限制私有财产，扩充国营事业，通过扩大海外领土来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矛盾。这一主张在中下级军官、士兵及民间右翼团体中颇有市场。
与民闻的这些经济思潮相对照，这一时期国家统治阶层的官僚、政党及军部中也出现了强化国家经济统制的类似主张。
在政府主要部门，出现了以吉野信次、岸信介、河合良成等一批主张推行统制经济的“新官僚”。岸信介在1926年和1930年两次赴欧美考察，当他初次接触苏联五年经济计划时大为震动，惊呼“确实受到一定冲击，那是与我国现行的自由经济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那种先设定目标、再努力实现的方式是一种莫大的威胁”。岸认为：“鉴于我国产业界目前处于极端无政府状态，当务之急是彻底实行企业统制。为实现对重要产业的统制，作为临时应急措施，当务之急是制定有关一般产业统制的法律。”河合良成则主张，䒤本应采用德意志第三帝国所推行的资本主义统制经济，并提出了成立“经济参谋本部”的建议。
在主要政党内部，起初虽然声势不大，但也出现了统制论调。政友会的山本条太郎在《经济国家的提倡》一书中写道：“我国的政治历来将国防、外交、教育置于比较重要的地位，产业方面却落后甚多。结果导致他国已然存在的经济参谋本部、作为国策的产业统制机构等至今尚未成为国会讨论的对象。”为此，他呼吁“直接与产业相关的农林、商工、交通、通信等机关自不待言，即使是外交、国防和教育，也应在内治内政的所有方面，成为产业国策的运转机关。内阁是推行产业国策的参谋本部，首相的任务是参谋总长、军令部长"。以首相为首的政府官员“所有人等，其首要资格须是产业官，是产业驾驶员”。
军部本是专司国防的特殊集团，对国民经济等内政问题没有发言权，但这一时期却开始直接或间接地干预起内政事务。1934年，陆军省新闻班发表了《国防的本意及其强化的提但》手册，首次提出所谓总体战体制，宣称“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而为了准备总体战，必须进行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对国民经济实施统制。
在这一历史的转折期，䒤本朝野的各种政治势力尽管立场不同，但却普遍认为䒤本的现行经济体制已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进行改革或革命。结果，由于法西嘶势力的急剧抬头和关东军侵略华夏东北的阴谋得逞，军部控制了国家政治，于是军部主流所倡导的为准备国家总体战而实施统制经济的思想变成了政策和行动。
统制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主要依靠两种政治势力，其一是政府各部门中的所谓“新官僚”或“革新官僚”，其二是军部的统制派。1931年䒤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期，是统制经济的形成期，亦称“准战时统制经济时期”。
在日本学界，一般把“九一八事变”后登上历史舞台且具有革新思想、与军部关系密切的官僚称作“新官僚”，而把1937年内阁企划院成立后的同类官僚称作“革新官僚”。这些被军部认为“有革新热情的官僚”以内务、商工、大藏省官僚为主，其他省厅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其代表人物有内务省的后藤文夫（后任斋藤内阁农相），商工省次官吉野信次、岸信介（后任伪满洲国次长、东条内阁商工相、战后任首相）、美浓部洋次，大藏省的迫水久长（后任铃木内阁书记长）、和田博雄（后任片山内阁经济安定本部长）等。所谓的“革新官僚”则是“新官僚”的后身，在企划院时期的“革新官僚”阵营中，除了上述的“新官僚”骨干外，又增加了奥村喜和男（企划院高官）、稻叶秀三（企划院高官）、毛利英于兔（兴亚院经济部课长）等活跃分子。在革新官僚的阵营中，经济官僚的成分突出。
新官僚作为一股势力虽然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登上政治舞台的，但是这股势力的成长早在20年代中期就已初露端倪。在商工省，1930年成立由告野信次和岸信介控制的临时产业合理局后，次年便制定了《重要产业统制法》。
《重要产业统制法》对于统制经济的形成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1934年，商工省临时产业合理局又制定了《石油业法》等一系列事业法。《石油业法》的目的是将石油业完全置于国家统制之下，其核心内容是对石油精炼业、进口业实行许可证制度，事业的废除、合并、解散以及事业的发展计划均须获得政府批准，业者有义务储备一定量的石油，不得拒绝政府在必要时提出的购买要求，政府有权就石油销售价格、供应量、设备扩充等事项发布命令。《石油业法》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成了战时统制经济下产行业统制立法的最初标本，《制铁事业法》、《人造石油制造事业法》、《工作机械制造事业法》、《飞机制造事业法》等，都是参照《石油业法》的内容制定的。为了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经济统制，商工省临时产业合理局还制定了《工业组合法》和《出口组合法》，通过这两部法律实行对中小企业的统制。
除商工省外，内务、大藏等其他省厅中也有一些实际推动统制经济的新官條。并且，当时还出现了各种旨在推进统制经济的研究会，如国维会、国策研究会、昭和会等，不少政界人士参加并领导研究会活动尤为值得注月。例如，1932年成立的“国维会”，宗旨是集结有志“维新”之士，探讨挽救国家于危亡的途径，其成员包括近卫文磨、后藤文夫和松本学（斋藤内阁警保局长）等。1936年成立的“昭和会”，是对后来推行“近卫新体制”影响极大的政策研究组织，由近卫文麿的挚友后藤隆之助主持，骨干成员中有后藤文夫、风见章、佐佐弘雄、大河内一男等官僚和学者。
1935年5月，在军部的强烈要求下，为实施总体战所必需的战争总动员计划，冈田启介内阁设立了内阁调查局。关于内阁调查局的职能和作用，直接参与其组建工作的松井春生有如下一段道白。他说，议会不过是起着对行政立法的监督作用，无论从其权限还是其构成来看，都不是制定经济政策及其他国策的得力机关，随着经济统制的进展，专门知识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愈显突出。“为了弥补政府的不足，应汇聚有专门经济知识和能力的入才，使调查局成为调查审议统制政策的常设机构。”实际上，调查局成立后，下设了若干专门委员会，委员中包括政府官员，学者及经济界人士，加速了推行统制经济的调研工作。对此，中村隆英指出，内阁调查局是亲法西嘶新官僚的据点。
1937年，内阁调查局与资源局合并成立企划院，同时吸收各省厅有“革新思想”的官僚加入，企划院遂成为“革新官僚”的老巢，由此加速了全面统制经济的进程。
在统制经济的形成过程中，军部不仅是积极的推动者，也是付诸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