䒤本对满洲地区的侵略，赢得了䒤本国民的狂热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由此就可以一举解决昭和经济危机下的各种困难。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情况非常恶劣，农民们因为农产品价格一落千丈被迫大量举债，在无望的深渊里苦苦挣扎。参加“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的农民们，尝试通过恐怖主义和军事政变来寻求解脱之道。几乎在同一时期，农本主义者、右翼农民活动激进分子指导下的农村救济请愿运动在全国迅速蔓延开来。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农民的负债允许延期三年偿付；为购买肥料提供资金补助；为移住满蒙地区的农民提供总额为5000万日元的补助；等等。在全国搜集了大量的签名。这种动向也波及了政党，内阁在1932年（昭和七年）八月的临时议会（也被称为“救农议会”）和同年十二月开始的第64次普通议会上，为农村对策立法。
另外，内阁以所谓的“非常时期”为借口，灵活使用《治安维持法》，对左翼运动进行彻底镇压。根据这一法律而被检举的人数，到1933年（昭和八年）达到顶峰，仅仅这一年就有14622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了《蟹工船》《1928年3月15日》等作品而广为人知的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䒤共的领导人、理论家野吕荣太郎等人都被特别高等警察（一般称特高）残酷杀害。1933年（昭和八年）6月，䒤共的干部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在监狱里发表放弃信仰的声明，承认天皇制，表示与国际红色主义分道扬镳。
在这一时期放弃信仰的人层出不穷，䒤共遭遇灭顶之灾。但是，红色主义深深地影响了这一时期䒤本国内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以野吕荣太郎为中心，大塚金之助（经济学家）、山田盛太郎（经济学家）、平野义太郎（法学家）、羽仁五郎（历史学家）等人编辑出版了《䒤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岩波书店1932年开始刊行），对䒤本现代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分析，其中充满尖锐的批判性见解，对当时的䒤本民众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䒤本现代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分析，其中充满尖锐的批判性见解，对当时的人们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样的形势下，䒤本主义或者说䒤本精神论的呼声越来越高，出现了大量的相关著作。这些著作的共同点是，强调䒤本是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的国家，以皇室为中心从精神上凝聚起来，在世界上具有优越地位，这也是“国体论”的核心。从这种立场出发，排斥西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些思想在文部省出版的《国体的本义》一书中被进一步强化，试图以此为模具来钳制全体国民的思想。1934年10月，陆军省新闻班出版了宣传册《国防之本意及其强化之提倡》，从将国防视为最高价值的视角出发，主张排斥打击国际主义、个人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思想。
在红色主义和红色主义运动出现退潮的情况下，政府和军部随后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自由主义思想。1933年（昭和八年）3月，菊池武夫议员在贵族院发表演讲称：“应该关闭那些破坏国体、煽动红色主义的大学！”同年4月，内务省以违反公共秩序和道德为借口，将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博士基于自由主义学说的两部刑法学著作禁售。接着在同年5月，文部省又称泷川幸辰教授“有**的倾向”（红色主义倾向），给予停职处分。很快，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的全体教员抗议文部省的处分侵犯了大学自由以及学术自由，集体递交辞呈。这一“泷川事件”引发的抗议行动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纷纷上演，但最终因为大学方面的分化瓦解而归于失败。
1932年10月，泷川教授在一次演讲中，以小说《复活》为例，介绍了托尔斯泰的刑法观。他说，托尔斯泰告诉我们，不应该对犯人进行报复，而应该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同情他们。穷人之所以会犯罪，是因为生活中的不安和痛苦。那么，生活上的不安和痛苦缘何而来？当然有个人的原因，如对他人的不理解、利己心和道德堕落，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的不合理。从这个角度来看，罪犯是由社会培养的，犯罪则是他们对社会施加制裁的唯一方式。那么，国家一方面制造罪犯，另一方面又要惩罚他们，这便是自相矛盾的。简而言之，托尔斯泰的刑法观是：人没有资格裁判他人，勿以暴抗恶。
泷川教授的这场演讲，随后被人举报给了政府，说他宣扬无政府主义，攻击䒤本的法律和法官。其实泷川的观点跟无政府主义毫无关系，只不过泷川在著作中和课堂上，反对政府通过思想倾向来断罪，这就得罪了右翼分子。
泷川说，法律的量刑，要以嫌疑人是否实施了犯罪为衡量标准，不能以主观判断来预防犯罪。政府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想法和官方不同就将其逮捕。革命党人并不是无耻之徒，也不是道德卑劣者。他们的行为与常理不相符，是因为他们追求更高的道德标准。政府应该把革命党人视为拥有正当权利的对手，而不应该把他们当作邪恶的罪犯。另外，犯罪与疾病、贫困、自杀、失业、卖银相同，是由于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造成的必然现象，仅靠刑罚的威力无法减少和消灭犯罪，只有对社会经济构造进行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犯罪的问题。
由于上述言论，泷川遭右翼分子和政友会议员的联手举报。第二年，即1933年泷川的著作被禁，文相还要求京都大学开除泷川。针对这一要求，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会发表一份声明：“学术观点是否妥当，不应由文部省来判断。如果文部省进行干预，将会妨害学问的自由，并使大学自治名存实亡。”正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学术自由是社会舆论环境健康发展的基础，泷川的主张即使是“不合时宜”的，但也是应该被允许的。因为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之一正是对现状的抵抗和批判，而非迎合和颂扬。可尽管如此，文相还是直接下令将泷川解职。文相开除泷川公职的举动，引发京都大学师生的集体抗议。法学部30多位教师一并提交辞呈，抗议政府破坏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京都大学的学生也组织了支援泷川教授的罢课运动，参加者超过3000人。这一事件被称为“泷川事件”。
泷川事件最终导致京都大学法学部21名教师辞职。不过，在西园寺公望的安排下，这些辞职教师大多转任至立命馆大学。
1935年（昭和十年），军部与右翼的攻击矛头又指向了倡导自由主义宪法学说的美浓部达吉博士，他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名誉教授、贵族院议员。美浓部博士提出，国家是“拥有共同目标的多数人组成的结合体”，是有法人资格的团体，基于这种“国家法人说”，他认为统治权归于“作为法人的国家”。由此，美浓部博士认为，天皇也好，议会也罢，与一般国民并无二致，都是国家的“机关”。更进一步说，天皇虽然是最高的“机关”，但当天皇行使权限时，必须受到国民代表机关议会的制约，同时，还必须能够增加国民的幸福。美浓部达吉这一学说被称为“天皇机关说”。同样在东京帝国大学任职的宪法学者穗积八束和上杉慎吉等人则针锋相对，提出了天皇的大权绝对没有任何限制，也就是“天皇主权说”。美浓部博士的观点，是议会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在大正时期之后一直都是公认的学说。
“天皇机关说”在议会中引发关注，帝国在乡军人会（会员约有200万人）和右翼势力激烈抨击“天皇机关说”，不断扩大国体明征运动。3月23日，众议院全体一致通过了国体明征决议。讽刺的是，议会排斥和取缔拥护议会政治的宪法学说，其实无异于自掘坟墓。冈田启介内阁在八月和十月两次发出国体明征声明：“‘天皇机关说’有悖于我国神圣之国体，其本义荒谬至极，不可不严加芟除。”与泷川事件相比，1935年的“天皇机关说”事件影响更为深远。因为它不仅打倒了美浓部达吉，清除了政党政治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打击了以西园寺为首支持立宪政治的元老和重臣势力。
与“天皇机关说”相对的是“天皇主权说”。“天皇主权说”主张，天皇是国家统治权的主体，掌握着统治䒤本国民和国土的权力。天皇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受限制的、不可转移的最高大权。天皇无须内阁和议会的同意，便可以自由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如此一来，䒤本就不是“股份公司”，而是一个“独资公司”，或者说是“家族企业”了。天皇作为“独资企业”所有人、作为“家长”，其个人资产就是国家资产，其个人意志便是国家的最高意志。在这种规定下，䒤本这个国家便不被认为是人为的政治装置，而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家族共同体”。天皇与人民之间，也不是“支配—被支配”的法律关系，而是“本家—末家”的私人关系。“为国效忠”便等同于“为天皇效忠”，因为天皇就是国，国就是家。这一学说的依据是《明治宪法》第1条：“大䒤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而对该条款进行绝对主义和专制主义的阐释，便是“天皇主权说”的根据。
在明治末年和大正时代，“机关说”与“主权说”发生过学术论争，结果“机关说”大获全胜。“机关说”之所以能获胜，一是在学理上更加完备，二是契合当时的政治潮流。因为从学理上讲，如果国家不被视为法人，而是被视为天皇的所有物，那么国家税收就是天皇的私人收入，国库就是天皇的小金库，国债就是天皇的个人债务，战死的士兵也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天皇一个人。有研究指出，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创作的著名军歌中，很少提及天皇。当时的士兵不是为了天皇，而是为了父兄、亲人和全体国民而战。进入昭和时代后，关于天皇的军歌数量急剧增加，为天皇而死才成为“冠冕堂皇”的口号。此外，大正时代是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开始确立的时代，而“天皇机关说”刚好提供了相应的法理依据。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机关说”便在宪法学界占据主流地位，并成了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标准答案。1932年，因在宪法领域的卓越贡献，美浓部达吉还被敕选为贵族院议员。
围绕着1930年的《伦敦海军条约》，政友会和右翼挑起“统帅权侵犯”的争论。此时，应滨口内阁的请求，美浓部发表文章进行反击。美浓部说：“首相在未得到军令部部长同意的情况下，奏请天皇批准条约，虽然侵犯了军令部部长的权限，但并没有侵犯到天皇的统帅权。因为统帅权是指挥军队的权力，并不包括军备和兵力编制。军备和兵力编制与财政和外交关系密切，主要属于内阁的职权范围。因此，首相有权决定裁军事宜。
此外，美浓部还多次抨击军部对政党政治的破坏。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三个月，美浓部说：“陆军坚信只有靠着军事力量才能维持满蒙的秩序，我想，没有比这更能危害国家的主张了。”1934年1月，在伪满洲国成立和䒤本退出国联后，美浓部批评道：“军部的肆意妄为，将置国家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䒤本在国际上被孤立，或将与全世界为敌。”
1934年10月，陆军散发《国防的本意及其强化的提倡》宣传册时，美浓部也毫不顾忌地批评其军国主义和美化战争的倾向。这些言论深深地刺激了右翼和军部。对他们来说，美浓部是自由主义学术权威，是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守护者，只有彻底打倒他，才能将自由主义的制度、学说、思想和伦理连根挖掉。
1935年2月，一些右翼政客对美浓部达吉发起了猛烈攻击，称他为“叛徒”、“野心家”和“学匪”，并呼吁政府对他进行严惩。他们说，美浓部鼓吹“天皇机关说”是对䒤本神圣国体的冒渎，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现人神”，美浓部怎能说他是机关呢？如果天皇是机关，岂不就成了毫无生机、被人操纵的道具？一些不学无术的军人更是荒唐，他们说：“把天皇称为机关，就是将天皇比作机关枪，是对天皇的大不敬。”
退伍军人会和民间右翼团体也联合起来，举行集会，抨击“天皇机关说”。此外，想要倒阁的在野党也参与进来，借机抨击政府。一时间，保守派势力大集结，四处煽风点火。不过，他们要做的并非在学理上战胜“天皇机关说”（在学理上他们很难是美浓部的对手），而是通过道德上的“公开审判”将美浓部置于死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舆论的主导权完全被右翼和军部掌控。没有一家报纸敢站出来为美浓部辩护，一度想保护美浓部的冈田启介首相也被迫表态反对“天皇机关说”，并下架了美浓部的所有著作。
透过东京都内的“朋友”，马修·路德维希了解到了美浓部博士的处境，便是安排环球通讯社马尼拉分社的伙计秘密前往东京城与美浓部博士接触，待到时机成熟，美浓部博士就会被“秘密转移出境”至美利坚本土，只因马修·路德维希要把美浓部博士塑造为一名彻底反战的国际和平人士——䒤本帝国是必败的，即使过程输掉战争的过程十分艰难，可马修·路德维希瞄准的是战败后的䒤本国——输家没有资格、也没有底气对战胜国说“NO”！
1935年8月，冈田启介内阁发表声明：“大䒤本帝国的统治大权毫无疑问属于天皇。将天皇比作为行使统治权而设立的机关，损害了我们无与伦比的伟大国体。”此后，大学讲座、出版的书籍和教科书中，一律禁止采用“天皇机关说”。但军部和右翼并未善罢甘休，他们要求美浓部辞去贵族院议员职务并要起诉他。美浓部被迫从贵族院辞职后，继续受到人身威胁。右翼分子持刀在美浓部的住宅周围游荡，政府派出警察对他进行保护。
文部省发行一本名为《国体之本义》的指南手册，以彻底消除“天皇机关说”的影响。这本小册子说：䒤本由万世一系的天皇永远统治，拥有世界上最崇高和最受尊崇的国家政体。天皇的祖先是天照大神的嫡孙，他奉了天照大神的命令从天而降，他的后代世世代代统治䒤本。既然这是天照大神的命令，便是永不可动摇的建国根本。天皇不仅是政治上的最高主权者和统治者，还是显现为人形的神（现人神），是国民侍奉和信仰的对象。而且，䒤本作为一个大家族国家，历来都亿兆一心地拥戴天皇，发扬了忠孝之美德。天皇的永远统治以及民众的忠孝奉戴，便是䒤本国体的精华，任何对此产生疑问的言论都要被禁止。
在政府的强制要求下，全国的中小学生都要学习这本小册子。由此一来，“天皇主权说”和国体论变成一种“护身符”般的语言。只有那些赞同“主权说”、拥护国体论之人，才是忠君爱国的好臣民，才有资格接受法律保护。而那些赞同“机关说”、质疑国体论之人，便是道德败坏分子和潜在的内部敌人，应该被全社会“围剿”。此后，国家就不仅垄断了暴力，还垄断了对伦理和道德的裁决权。言论自由消失后，思想自由也随之消失，甚至沉默自由也不被允许。久而久之，人们便形成一种以当权者的是非为是非，以官场的标准为标准的思维定势。“䒤本帝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最优越的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光荣、最伟大的国家”这种自以为是的说法，就在右翼和军部分子的裹挟下，成为不允许任何人挑战的国家意识。
其实，自诩本国统治者是从天而降的神的后代，这种神话在世界历史上并不罕见。但䒤本的奇特之处在于，在20世纪，在一个可以制造最尖端的飞机、战舰和航空母舰的国家，人们居然仍会相信这种幼稚的神话，而政府还要将这种神话奉为不容挑战的国家意识。这既反映了䒤本社会中理性科技与非理性信仰的奇妙结合（“和魂洋才”的新典范！），也反映了䒤本社会在掌握文明精神方面的极端不成熟。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无法被排除，那便是人们根本不相信这种鬼话，只不过在右翼恐怖的社会氛围中，为了自保而假装相信罢了。由此来看，思想的强制统一带来的除了卑屈的顺从者之外，只有阳奉阴违之徒与阿谀奉承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