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象党（共和）人放弃非裔美籍人民并同意将大笔的联邦税收拨给南方之后，《1877年妥协案》使北方工业家和南方种植园主能够联合抵制任何有利于工厂工人或种植园工人的联邦计划和机构，这就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20世纪30年代的保守派同盟。然而，19世纪80年代之后，南方的种植园主却沦为所有权阶级中的次要伙伴，尽管依靠他们在国会中的席位，以及与北方城市中富有的少数族裔群体（这些团体被富有的白人新教徒排斥在社会机构和精英大学之外）结成的联盟，南方的种植园主们仍然能够施加可观的政治影响力。
《1877年妥协案》达成之后，联邦政府向南方拨付了大笔的税金，20世纪新政期间，驴党（民主）内部支出联盟的发展也使联邦税收源源不断地流向南方，但联邦政府仍然维持着小政府的形态。由于美利坚的周边没有任何危险的敌对国家存在，因此联邦政府不需要像同时期的大多数欧洲国家那样，在战备上投入大笔资金。此外，英格兰海军的威慑也使其他欧洲国家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敢贸然对美利坚发动侵略。
而且，美利坚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也相对较短，不必像欧洲那样承担战后军事义务。因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利坚才拥有了固定的军事力量。在那时，公司领//袖都汇聚到了华盛顿（但仍然从公司领取薪水，这样他们的收入就不会下降），为的是监督军事建设进度并确保对它的掌控。恰恰相反，那些从严酷的竞争中（这一竞争始于欧洲的许多小国家，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存留下来的国家，都拥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和不容小觑的军事力量。这些国家带着与旧贵族有着悠久羁绊的政府步入现代，因此新的商业阶级必须通过竞争来夺取权力，结果造成了欧洲大多数国家更为复杂的权力制衡。
在这样的背景下，到了19世纪下半叶，美利坚境内的大公司就已经诞生了，远远早于国家层面上“大政府”的出现，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些公司及其相关的政策规划组织因此能够在创建行政部门和监管机构中扮演主要角色，这些部门和机构在20世纪变得十分重要。而且，政策规划网络还推动了美利坚在二战后对进行国防部“结构性”重组，以及建立了隶属于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
与早期南北两方富人之间的分歧相比，建国初期，普通美利坚民众，即北方的白人农民和手工业者与南方的黑奴和低收入白人之间的分裂更为严重。19世纪末，东欧和南欧移民的涌入使这些分歧进一步加剧，在那些已经站稳脚跟的北欧血统的技术工人眼中，这些移民对紧缩的劳动力市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更为棘手的是，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些分歧，因为在北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被雇主支配，活跃的激进主义分子难以建立起强大的工会；就南方而言，在19世纪80年代到1965年这段时间里，非裔美籍人民几乎完全处于被奴役的状态，他们不仅无法享有公民权，还饱受暴力私刑的摧残。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美利坚北方的工会运动同19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工会运动有许多相似之处。此后，组织严密的雇主们用暴力手段挫败了以阶级为基础的工会组织，并获得了处于政党控制之下的地方和州政府的支持（这些政党受雇主的支配）。在这样的氛围下，只有少数几个行业部门的工人能够成立工会，在这些部门中，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较高的技能水平（例如印刷工人、训练有素的建筑工人和机械工），送货服务中快速周转的需要（例如航运工人和铁路工人），以及地理上的隔绝（例如煤炭业、伐木业和其他孤立的采掘行业）等，雇主们无法使用替工。这些行业高昂的重置成本反过来又使工人们罢工和毁坏设备的威胁变得更为有效。相反，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政府仍然受土地贵族和官僚的支配，企业主在政府的强制要求下，不得不与工会达成妥协。
美利坚宪法保护言论自由和集会的权利，因此，人们基于自身经验以及与朋友的讨论所形成的观点，很可能对政府政策产生影响。比如说，公民可以组成压力团体，通过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游说国会，表达他们在具体政策议题上的偏好。
大众媒体——报纸、杂志、书籍，以及日渐兴起的广播、电影、电视，以及未来愈来愈重要的互联网——的拥有权和掌控权是高度集中的。
所有的大型媒体公司都为上层阶级的成员所有，且它们与其他大公司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关联。此外，媒体的大部分利润都来自公司广告，这也造成了媒体对其他公司的依赖。
大型媒体在权力平衡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这些媒体利用它们接受和包装事件的惯用手段，增强了社会体制的合法性。大型媒体用严肃的风格和调子讨论商业和政府领//袖的声明，对领//袖们的任何主张都报以极大的尊敬。这一恭敬的态度在外交政策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媒体的这种报道方式使美利坚的外交目标总是显得高尚无比，公司和政府在海外的活动也显得必要而合法。
然而，除了这些非常笼统的、可能在社会和经济混乱时期失效的影响之外，媒体在舆论塑造过程中只是扮演着次要角色，因为它们传递的信息总是含糊不清，或是被人忽略。
在一些出乎意料且通常难以控制的环境中，普通民众通过媒体了解到权力结构实际是如何运作的。最重要的是，民众被提醒不要完全相信政客和公关行业的声明。再者，过去几十年里，少数改革家在一些特定议题上取得了胜利，这其中媒体功不可没。这些律师、专家、活动家在他们关注的议题上拓展信息，力图于恰当的时机在政府机构，如国会听证会，将信息披露出来。他们通常先选择政府环境，而后依靠新闻报道、记者招待会以及阶段性活动，鼓励媒体对此进行传播、报道。简而言之，他们的成功法则就是“信息＋好时机＋利用媒体”。
总体来讲，媒体可以放大权势群体（比如说政府官员、公司领//袖和政策规划网络中的专家）的信息，有时也可以边缘化、碎片化或忽略掉无权势人群关心的问题。但媒体提供的信息偶尔也会帮助到自由派－劳工联盟。在很多情况下，对于心不在焉的观众来说，媒体消息要么含糊不清，要么令人困惑，而且经常会被人忽略。
然而，权力精英对普通民众在公共议题上的分歧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尽管在不同时期，这个限度会随着社会运动造成的冲突的程度发生变化，而且只有在受到挑战时才会完全现形。因此，权力精英的成员使用了一系列强制性措施，以限制他们认为具有威胁性的舆论变化，这意味着，那些对普遍共识大肆批评的人将会付出惨重的个人代价。限制异议的手段多种多样，首先，会通过异议人士的老板，或是受到公关公司授意的媒体报道来对异议人士进行激烈的批评，通过给他们贴上诸如“极端主义者”“非美的”或“反美的”之类的标签来对其提出警告。接下来的手段包括排斥或解雇异议人士。对于那些坚守自己立场的活动家而言，这些惩罚根本微不足道，但大多数人在被同伴排斥或是批评时都会感到极不舒服。
大多数美利坚人民在外交政策方面持温和态度，在经济议题上则属于自由派，这些观点经常遭到美利坚公司的富豪们的反对。然而，公众舆论不可能顾及每一个公司共同体关心的复杂立法议题，或是变化无常的外交政策议题，而外交政策领域方面的问题总是突然发生，伴以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的严厉警告，主要媒体也在报道中添油加醋、大肆渲染。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在危机会谈、困惑和疑虑（部分是由舆论塑造网络制造的）的保护下，权力精英和民选官员在许多国内经济和社会福利问题上同样享有很大的自由。此外，公众舆论通常可以被忽略，因为人们若是在拥有稳定的社会角色，或是看不到清晰的组织路径以实现社会变革时，他们是不会因为信念而采取反对或破坏行动的。在理解民众为何默认权力精英的政策时要知道的是，吸引人且有趣的日常生活（其中最关键的要素包括家人、工作和朋友）以及各种形式的休闲娱乐活动，往往比权力精英塑造公众舆论更为重要。
当前时期的美利坚人民头脑清醒吗？
这是一个值得发人深省的社会性问题——马修·路德维希并不是专业的社会科学家，也不是精通财经和金融领域的经济学专家，他顶多算是一个攫取了某种“特殊权力（舆论权）”的商界“新人”——要发挥《环球纪实》、《华盛顿邮报》等环球系报纸的舆论影响力，马修·路德维希目前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充分做到，他还需要爱德华·麦克莱恩等“合伙人”的坚定支持——乔治·哈里森开出的条件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但是，马修·路德维希仍需慎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