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月6日，是我爸去世的日子。他是凌晨一点多去世的，我妈和我一直陪在医院，直到两个钟头后，殡仪馆的人来把遗体运走，我们才回到家，睡在一张床上。我们根本睡不着，后面有一系列的流程要走，出院手续、死亡证明、殡仪馆的火化证明，还有行政上的各种注销和过户手续，身份证、车辆、手机号、几个银行的卡，这些都要单独跑不同的营业厅。除了这些，这天，我们还须准备我爸单位所要求的两大材料：遗像和讣告。
遗像是我和我妈昨天跑了周边五家打印店才打印出来的，就是最普通的A4白纸打印出来，再折成10寸大小，卡在相框里。春节前，大多门店都关张了，有些打印店在快过年的节骨眼，根本不接这种单子。
我妈不懂怎么准备，让我上网去查要什么尺寸、什么表情的相片。我查了小红书和百度贴吧，说10寸就够了，其他的相片太大，不好找到合适的相框。表情的话，用类似于证件照那样的够了。
我妈从衣柜里的抽屉中取出一个大布袋子，里面按领取时间放着几十年以来夫妻双方的各类证件，比如结婚证、独生子女证、房产证、就业证明、失业证明。我妈将两本结婚证拿在手里时，都翻开来看了一下。
我伸出手要来其中一本，翻开后，看到了爸妈年轻时候意气风发的模样。我的确长得很像爸爸，怪不得人人见我，都说我跟我爸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你当年为什么决定嫁给爸爸？”我突然问我妈。
我妈被问住了。她的表情像呆住了，眼神不聚焦，双唇微微张开，嘴角下撇，良久从嘴里呼出一口气。
“也没有什么为什么，觉得可以，两个人自然而然就结婚了，”我妈低着头，语气很平静，“那个年代人很单纯，没那么多弯弯绕。”
我不可思议地看向我妈，说：“这么简单，就能把婚结了？婚姻可是大事啊。”
我妈思考了片刻，叹了一口气，说：“那时候，你爸单位好，家里条件也不错，爷爷作为干部，每月工资也是按时发，年底还有奖金。我爸妈离婚后，家里乱成一锅粥，我就想，得赶紧找个靠谱的人，跳出这个火坑。那时候我只想逃，找个人结婚，有自己的家，过自己的日子。”
我听到我妈这样说，感到非常心痛。我想，在那个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的年代，很多人或许都是这样想的。结婚成家、另立门户，是过上属于自己的日子的唯一法门。
“所以你在我小时候跟爸爸吵架后，不断跟我说，你是不会跟爸爸离婚的，是怕我经历你当年的痛苦，是不是？”我问。
我妈点点头。如果她在某次与我爸争吵后，毅然决然选择离婚，而不是遵守她对我的承诺，她或许有机会有更幸福的婚姻体验。我握住我妈的手。
“你跳出了原生家庭的火坑，却跳进了另一个火坑。”
“这是没办法的事。”我妈又叹了一口气。
我转移了话题，指着结婚照上的爸爸，问可不可以选这张作相片。
结婚照上，爸爸的脸很瘦很白，精神抖擞，眼睛熠熠发光，表情总体很庄重，穿着暗色的衬衫，跟我妈正好中间隔着一点距离，带去打印店重印他个人的部分，用绘图软件把红底做成白底的，应该可以作很好的个人相片。
我妈摇摇头，从我手中拿回那本结婚证，继续在其他的证件里翻找。很快，她就找到一个我爸单位几年前颁发的获奖证书，是单位表彰先进个人的奖状，那上面贴了一张我爸的白底2寸照。
“嗯？”我妈伸出手去抚摸那张相片，她的眼睛亮了，转头问我，“这张怎么样？”
照片中的爸爸，大约四十岁的模样，眼神暗淡，穿着蓝白相间的长袖衬衫，脸稍微胖了些，也稍微晒黑了些，毛孔粗大，法令纹像两道滑梯搭在起皮的嘴唇上。虽然拍照时是笑的表情，嘴角却往下，露出不参差有裂口的黄牙，看着更像被迫拍照时的苦笑。
一时没有更好的选择，我只能点点头。我妈随即小心翼翼将那张白底相片撕下来，交给我，又获奖证书放进布袋，将布袋小心翼翼收回抽屉。
“你拿好，别弄丢了，”我妈披上了黑色大衣，“我们去东郊巷头那个打印店把它印成10寸嘀，应该就行了。”
我妈骑电瓶车载着我往打印店去，抄了一条下坡的小道。
家的位置在一个山坡上，东郊巷在坡下的平地，沿途都是老宅拆迁区，道两旁堆着建筑废料和砂土，坑坑洼洼，电瓶车迎着风开着，一路都很颠簸。我的手里握着那张我爸的2寸照，坐在后座上紧紧搂着我妈的腰。
“冷吧？”我妈腾出一只手摸了摸我搂在她腰上的手，可能她觉得有些凉，说：“手放在妈妈口袋里吧。”
“妈妈，风里有沙子。”
“那就别说话。拆迁队把这两边搞得半半拉拉的，估计得疫情过了，才能继续搞。”
刚说完这句话，只听我“诶！”的一声叫，手里的照片迎着风往后飞了出去。
我妈妈立刻停车，我急忙从后座跳下来，去追那张照片。那照片却像白翅的蛾子，在半空中扑腾着，丝毫没有要飞下来的意思。我朝空中伸直了手臂，它却像受了惊似的往后退，怎样也够不着。我跟着照片往坡上走了几步，好不容易见那照片有落下的趋势，只见前面却赫然出现了一个填满黄水的水坑，而这照片飘飞腾挪地在空中打转，似乎就要跳入水坑去。
我心道“不好，不好”，这照片眼看要往水里投！但心想那水坑毕竟跟道路比起实在不算起眼，总不能这么凑巧就落入臭水里了，保佑它别掉进去！
但那“白蛾子”最后瞄准了似的，还是戏剧般地、笔直地一头扎进了水坑里。
“啊也！”照片落水的一瞬间，我妈惊叫一声。
“妈妈，掉进去了，还捡不捡？”我站住了，扭头迟疑地看向我妈。
“快去捡起来！”我妈把着电瓶车头，在原地等我。
“算了吧，别捡了！”我劝道。
“没其他照片了！”我妈提醒道。
我这才怏怏住了声。
照片是人像那面朝下落入水里的，就像一个俯身的人不慎落了水。我挪到水坑边，蹲下去，观望那摊深黄色的水。这几天没下雨，但上周的确下了不少雨，积了水，这地面还没被完全晒干。我想起我爷爷就是年轻的时候下水才得了血吸虫病，不知道那脏水里面有没有虫。我凝望着水坑，迟疑了很久，最后没办法，咬了咬牙，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探入水中，轻轻捏起照片的一角，将它从水中拈出来。
“泡坏啦？”我妈问。
我将照片反过来，幸好正面的人像没有被破坏，整张照片只是被浸湿濡软罢了。
“没有，好的，”我将照片抖了抖，但水都已被吸进纸的纤维里了，抖不出水，“放哪？”
“拿纸擦干吧，”我妈从口袋取出餐巾纸递给我，“轻轻擦，嫑搞坏了。”
“它没水，我拿着吧，”我接过纸，擦了擦沾了脏水的手指，跨上电瓶车后座，“走吧。”
我在后座只能用一只手搂着我妈的腰了，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照片，往外伸得远远的，就连食指之后的三根手指都离前两根手指很远，俨然摆出了一个“OK”的姿势。
东郊巷有两家打印店。我妈先把电瓶车骑去了平日最常去的巷头那家“志文图文”。店老板认识我们，从店里走出来，说了句“过年好”，见两人都没有答话的意思，收敛了笑容。
我将手中的白底2寸照递到图文店老板面前，问：“能打印遗像吗？”
图文店老板抬眼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妈，低头打量照片——这个男人只有四十岁的模样，他并不认识。我爸要打印东西都是让我或者我妈代劳的，他并无缘光顾任何一家小店。
“能，什么尺寸？什么时候要？”店老板问。
“10寸，今天要。”我爸问。
“那打印不了，”图文店老板摇了摇头，“店里没有10寸的相片纸，我前些天在网上买了，过年期间物流慢，后天到。”
“后天来不及，今天就得有了，”我回应道，“还有其他尺寸能打印吗？”
“其他尺寸的相片纸太大了，不适合打印遗照，”店老板为难道：“现在店里还有不少订单排队，今天肯定是不行了。要不你们找找其他家，看看哈行？”
我看了看我妈，摇了摇头，转身跨上了电瓶车后座。
“我们去小学对面那家吧。”我妈提议道。
电瓶车临时停在路边，我看着那枚绿色的广告牌，之前从没来过。我捻着2寸照片踏入这家的打印店。店面很大，暖气开得很足，室内种了发财树，玻璃窗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雾气，将外面的世界模糊成一片灰白。一排电脑前坐满了人，键盘声此起彼伏地响着，没有一个人抬眼看她。我打量着电脑前的每一个人，分辨不出来到底谁是店主，谁是顾客。
“我打印东西！”我高声喊道。
一双眼睛向她瞟来，靠墙一边电脑前的中年女人身子往座椅后背靠了靠，眯了眯眼睛，皱眉道：“电脑在这，自己打印。”
店里还有其他几位正在等待，他们或站或坐，都来打印证明、复印证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节前特有的焦躁与不耐烦。
“能打印遗像吗？”
我的声音不大不小，但那一瞬间，店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人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目光像探照灯一样聚焦在我身上，不一会儿便迅速移开，低下头看手机。一个正低头玩手机的年轻人不小心按到了音量键，手机里传出一声突兀的游戏音效。
靠墙的中年妇女悄悄把放在桌上的柑橘盆景往自己方向拢了拢。她的嘴唇突然抿成一条紧绷的线，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两秒后，她看了眼一旁的年轻同事，眼里闪过一道讽刺的光，呼吸急促起来，嘴角微微抽动，似乎想说什么，却又没说，转头看向电脑屏幕，屏幕照来的光把她的脸照成蓝色。她漠然摇了摇头。
我的背脊僵直了一瞬，转身走的时候，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议论声。
我妈在门外坐着电瓶车等，这个地方没划线，不方便停车。见我这么快就出来了，问：“还是不能打印吗？”
我摇了摇头，无奈地笑笑：“老板娘可能觉得我上门晦气。”
我妈听这话，叹了口气，抹了车把，方便我跨上后座，口中念叨：“生老病死，不是很正常吗。”
“快过年了，不好找。”我趴在我妈的后背，自言自语道。
“要不我们还是去团结路的照相馆，”我妈灵机一动，提议道：“他家肯定还开门，之前他都是年三十晚才关门嘀。而且他家肯定有10寸相片纸。”
我知道我妈说的是团结路上一个老摄影师开的老照相馆。从我出生、满月到现在，每过五年，都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拍一张全家福，直到今日，家里已经有六张在那里拍的全家福。两年前我20岁生日，回来和爸爸妈妈去拍照，见那个老摄影师，已戴上了老花镜，一头浓密的黑发已经花白。他专门拍人像，的确什么尺寸都有。
“别去。”我趴在母亲背上说。
“为什么？”我妈问。
我想了一会儿，说：“不想去。”
“可是现在找不到能打印照片的地方了。”
“我们再找找。肯定有能打印的地方，”我说，“我就不跟他们说遗像，就说扩印成10寸照片。”
我妈带着我在寒风中近的远的又跑了三家，要不要就是店里只能打印二三寸的证件照，要不就是没有相片纸。
天寒地冻的，跑了这么多地方都是一场空，我妈不甘心，正好骑到了长街批发商铺，见到有批发相框的，立即停下车。
“我们还要买个相框，把遗像裱起来。”我妈突然想到了这件事。
“在这种批发铺子里买吗？”我下了车。
眼前的门面房非常粗陋。斑驳的铝塑板招牌斜挂着，“艺美相框”四个褪色大字下方，用红漆补刷着“专业定制1.2米以上油画/相片外框”的字样。铁皮卷帘门吊在上头，穹顶的镀锌水管不加修饰地裸露在外，门面最里面的墙上高高挂着一幅用金框装裱的巨幅毛主席像，旁边挂着黄山奇峰、黄山云海和迎客松的画，看起来所用的画框都无比华贵。
我低头看向手中的2寸照片，很难想象，把我爸这张照得并不算好的相片放大到2米会是什么样子。
数十个巨型相框斜靠在墙边，其中最小的相框也有半人高，最大的足有两米多长。几个未组装的鎏金框条横在裁切机上，金粉簌簌地落在机油斑驳的垫布上。角落里堆着带编号的油画布绷架，1.5米乘以2米的规格居多，边缘还沾着未刮净的白颜料。
店主从画框堆里探出头来，工作围裙上粘着木胶，手里还握着正在打磨的柚木框条。我爸感觉那尺寸明显是给风景油画准备的，横宽至少八十公分。
“老板！过年好！恭喜发财！要看画框吗？”老板瞥了眼我，冲我妈眉开眼笑道：“要多大的？”
我妈立即道：“有没有10寸的？”
老板明显一愣。
“哦，小相框对吧，要几个？”
“一个就够了。”我妈道。
老板闻言，指向店面中间横放的一个长隔板，隔板上放着好几个小型画框：“我做批发生意的，单一个本来不做，但大过年的，你们自己去选吧。”
我伸出手去翻隔板上的相框，有红框、绿框、白框，就是没有黑框的。
“你家没有黑框的吗？”
老板继续手中的活，没再看向这里。
“黑相框早就过时了，现在都用橡木色、桃木色。”
“妈妈，”我轻声道：“我们买个白的回去，我用记号笔把它涂成黑的。”
“你瞎搞。”我妈轻声回应，又看向老板，“这个白的多少钱？”
“八十块。”
“八十块？”我妈惊讶道：“你在逮（骗）我吧？一个10寸小相框卖这么贵？”
“你批发五十个，可以一个给五十块钱。”
“我不要这么多啊，一个就够了。”
“单个买，肯定贵嚯。”
老板脸挂着笑容，他认定眼前这两个女人是不会买的。这些小相框是用来批发着卖的，单个卖也卖不上价。
“不买了。”我妈拉着我，往店外走。
我在电瓶车后座，趴在我妈的背上，说：“我们既没有打印好遗像，也没有买到遗像框。”
“今天是不顺利的一天，”我妈转动车把，往回家的路上骑，“我在想，实在不行我们就用A4纸打印吧。”
“什么？”
“我说就用A4纸打印遗像吧，”我妈说，“材质也无所谓，主要是明天家里要摆上了。”
我想了想，材质的确不太有所谓，反正都是放在相框里，毕竟明天不可能有人上手去拆，“那我们还是去‘志文图文店’打印吧，A4纸肯定能打印了。”
我妈和我拿着打印完的A4纸回到家时，我小心翼翼把这张A4纸放在餐厅窗户边的台子上。我一路上不敢对折那张纸，否则明天来家里吊唁的人们就会发现，遗像中我爸的脸上有诡异的折痕。
我问我妈：“那相框怎么办？”
我妈将卧室床头自己艺术照的黑边相框拆下，将艺术照收进了衣柜里的抽屉，将那张A4纸沿着10寸大小遗像的边缘折了折，装进了相框。
我端详着那个细边黑框，说：“把遗像装进艺术照的相框里？”
“来不及换了，”我妈道，“应该看不出来吧？”
“很奇怪，不像遗照用的。照片也不像遗照。”
“你爸的照片都不像遗照。”我妈说完，叹了口气。
谁会生前把照片拍成遗照样式的呢？遗照该是什么样子呢？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葬礼，没亲眼见过遗照，心想，遗照上表情一定不能笑得太痛快的，这样未免破坏了肃穆庄重的吊唁气氛，也一定不能太过悲伤，这样那些哭着的人会嚷得更大声，就好像人世间最凄苦最悲凉的事降临在自己身上。
回头看我爸这张照片笑得正正好，他的眼神没有多少笑意，只是嘴往上撇了撇，仔细看，其实他嘴唇整体上扬，但嘴角仍是朝下的，相比而言，这就很适合做遗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