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遥
我们八〇后这代人在校读书时，网络还没大面积普及，吸引我们的是游戏厅和台球桌，以及书摊上各种各样的盗版小说。我们外出求学，有了学校的图书馆，才得以接触更为广阔的文学世界，也从那时起，我们开始对生活充满热情，对未来充满憧憬，喜欢写些文字，或诗或文或小说，彼此或聚或散，然后评论、辩论，谈理想、谈追求。后来，我们拥有了一个看起来挺时髦的称呼：“文学青年”。
不过那个年代，做“文学青年”似乎也是件挺普通的事儿，写上几句诗，或者写点散文什么的，谈不上深度，却足够伤春悲秋，谁也不觉得太难，如果有了点自我感觉良好的文字，就会到处投。从学校的黑板报出发，到校园刊物，以至各种报刊，不过绝大部分都留在日记或者书信里。年轻人真正发表作品的并不多，如果真的有人将文字堂而皇之地登出来，那么这种白纸黑字带来的兴奋，足以让周围人为你喝彩。等到后来博客和ＱＱ空间的出现，更成为我们那代人共同的记忆。
我们这些小镇文学青年中，许青山最早将自己名字印在了报章上。
许青山的名字男性化，本人却是女孩子，聪明端庄，眉目清秀，无论何时都很有精神的样子，笑起来清清爽爽。我们同岁同届，人生轨迹也相似，不过许青山读书时是“学霸”，我是“学渣”，虽然在文章中，她常常为自己没读高中，转而选择中专而懊恼，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懂，好中专的录取分数远高于重点高中的录取线。学霸、漂亮、文学青年这三个标签汇集到二十岁的许青山身上，足以让她在世纪之交的文学浪潮里，开拓出一方属于她的天地，但是许青山没有循着这条道路前行，转而成了一名税务干部。
我曾经很惋惜，说，如果她当时一心扑在写作上，或许早已在文坛上头角峥嵘了。许青山依旧清爽地笑，说：“我写得太少了。”“写得少不是写得不好。”我反驳。我是戏言，只因我看到许青山眼中的光芒一直明亮纯净，清醒又坚定，文字是她观察世界的孔径，更是她呵护内心的人生底色。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北京北部小城延庆，天空蔚蓝，道路狭窄，城里还残留着明代留下的一段城墙。行政区划归属于北京市，现代化在这座小城方兴未艾，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年轻人已经眺望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青春梦虽斑斓，却依然要面对无法把握的现实，许青山的选择，简单纯粹又自然而然。
二〇〇二年，《延庆报》的副刊“妫川广场”开辟了一个小栏目，叫作“文学新秀”，在第七期推荐的就是许青山。栏目中刊登了她的一篇文章《留待无花果满枝》，文中说：“春天是花的盛会，一如成为世上最美的新娘，是少女含羞的梦想；春天是花的未来，果的未来，那是花孕育了一个季节的希望。”她在简介中写道：“最大的梦想是工作之余，成为一个像席慕蓉那样的作家，热爱诗歌更热爱生活。”
许青山对待生活永远充满着憧憬和期待，即使在这个蓬勃旺盛的消费社会，文学已经褪去了神圣的外衣，一切都变得世俗庸常，万象迷离，她依然愿意以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文字，书写自己的爱与哀愁。老作家孟广臣先生曾在《吾土文心———延庆文学六十年杂忆》中特别评价许青山的散文：“她的散文，有的写景抒情，有的写人叙事古今结合，情景交融，既有艺术性，又有思想性，既有自然美，又有历史沧桑感”
曾经有段时间，许青山疏离了文字，因为生活的压力，往往会让自身的追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单纯，麻木的忙碌中，也会使人失去对人生最敏锐的感受，不过兜兜转转中，许青山又重新回归，她记述日子一天天地流淌，打捞记忆的碎片，结构成为属于她的“童谣年代”。
对故乡的追寻，我远不如许青山。我童年的村庄和许青山童年的村庄相邻，那里曾是我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很长时间我都不敢回忆，现在我发现，这份回忆居然都流淌在许青山笔下的文字里，小的时候涉水摸鱼、采摘野果、野地疯跑，与众多野物做伴曾经的过往，今日早已绝迹，仿佛前尘旧事，让人伤怀。时代的步伐不停，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中，为文字者，我们所能做的，仅是以自己的笔守护故乡的最后时光，在自己能够回忆时，记录下这些幼时的“童谣”来，在繁盛的都市里哼唱。
郑振铎晚年住在北京景山东北麓的一所院落里。文化人有自己的爱好，郑振铎喜欢莳花弄草，院子里栽满了桃李杏梅松竹兰，但他最偏爱的是两株石榴树。郑振铎会在果实还没长大前，挑几个大的，在上面用小刀一个一个刻上家里孩子，还有左邻右舍孩子的名字，当石榴一颗颗变红变大，他会在一个星期天把孩子们都约过来，按照石榴上刻的名字把糖果一起分给大家。孩子们当然是很高兴的，就把这一天叫作“石榴节”。其中有个小孩叫作郑尔康，长大写了本书，就叫作《石榴又红了———回忆我的父亲郑振铎》。
我读着许青山的文字，想起了书里的小院，想起了那一树的红石榴。“童谣”是孩子童真时节最快乐的回忆，也永远是医治伤痛的良药，当我们长大之后，在尘俗间挣扎，面对未来，每每心痛无奈之际，忆起儿时的“童谣”，我想这份温馨将会历历如画，驱散心中的乌云。
一本书让我又见红石榴，更见许青山红宝石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