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姐姐光环下，我四十年的逃离与和解天才姐姐的光环下，我的四十年逃离与和解

今年过年，母亲在电话那头问：“你们回不回？”

我犹豫了一下道：“文君回吗？”

“她很早就说了，今年装了新房子，要全家一起回来好好热闹热闹。”母亲停顿了下，慢悠悠道，“她，她说保证不和你吵了……”

“那算了，我们就在外面过年吧。”

“互相让下算了……”母亲的声音隔着万水千山都透着尴尬。她总被亲戚和左邻右舍嘲弄把两个亲生女儿惯得不成样子，“天上的月亮都要拨给她们”。如今，我和文君的隔阂必定加重了她的挫败感，“一听见你们吵架就打颤”。

仔细回忆和文君相处的每一个细节，我还是不太确定自己和她什么时候开始疏远的。

2022年暑假，文君特地带了女儿过来度假。我们一不小心又吵了起来，文君发狠道：“说来说去你就是嫉妒我过得比你好，所以我说什么你都不听！”

我嫉妒她吗？或许有一些，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如此。小时候文君比我漂亮、比我活泼、比我成绩好也比我人缘好，成年后不论婚姻还是事业，都比我体面。我们曾经亲密无间，却在人生的夹缝里渐行渐远。

最让我耿耿于怀的是，她似乎误解了我，也误解了自己。

1

我的父亲生于1937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他的脾气与能力同样突出。31岁时，他出任国营棉花厂的厂长，这个刚直不阿的男人既与那些官僚作风、拖欠工资的领导屡次冲突，也与试图以次充好的农民针锋相对。

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倾尽全力，不计个人得失，将棉花厂从无到有，打造成农场中最具效益的单位，不仅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还帮助许多农民摆脱贫困，养家糊口。然而，尽管他为集体和他人付出了许多，却鲜有人真正感激他。相反，人们私下嘲笑他两段婚姻都未能生下儿子，甚至有些农民当面辱骂他“断子绝孙”。每当夜深人静，父亲常独自坐在院子里，大口大口地抽烟，烟雾中他的身影显得格外孤独与焦虑。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父亲的声音总是充满怒气。在棉花厂，强硬的农民有时和他对吵，软弱一点的则用哭闹来对抗。家中，他与母亲也如同一对冤家。父亲强势暴躁，母亲伶牙俐齿，两人常因人情往来或母亲与继女的矛盾争执不休。这种紧张的氛围笼罩着我的童年，成为我挥之不去的噩梦。

而母亲，虽然将孩子看得比她自己更重要，但她的泪水和抱怨常让我觉得愁苦不堪，只有和文君待在一起才让我感觉到安全。她似乎有种特别的能量，可以将自己与外界的黑暗剥离开来，在一个明亮的圈子里享受快乐。

文君生于1975年，和我相差不到两岁。她活泼好动，从小就是孩子王，身边总围着一大群朋友，内向的我只能做她的跟屁虫。上小学之前，她似乎不太喜欢我，有意无意地想甩掉我。有一回，她趁我午睡的时偷溜出去，我醒来后急得没穿鞋就往外冲，结果脚底被一块碎玻璃刺穿，血流如注。

“你也争口气，莫总是离不了她一样！”母亲又气又心疼，一个劲地往伤口上倒一种白色的止血粉末，可鲜血还是不断地涌出来，腥气伴着夏日热烘烘的暑气，让我直犯恶心。等我包扎好后，只能病歪歪地躺在堂屋破旧藤椅上。文君只陪了我半个小时，还开玩笑说我好像老人家，就再次不知所踪。听到院墙外不时传来她和小伙伴嬉闹的笑声，我心里绝望极了，发誓以后再也不和她好。可等我终于能下地走路，还是忍不住要跟在她身后。

我们在同在一个小学，隔着一个年级，一堵墙。文君每年都是校“三好学生”，还常代表学生在大会上发言。看到她像一只骄傲的小天鹅走上台，我并不是每一次都感到自豪，有时反而会低下头，希望专属于她的这个时刻赶紧过去。

我和文君没有一处五官是相似的，我嘴唇薄，眼睛细长还耷拉了一角，她嘴唇厚实，一双熠熠生辉的大眼睛常让我绝望地羡慕。个子矮小的我走路摇摇晃晃，文君不仅头脑发达，身材高挑，还有体育特长，校运动会上总能独领风骚。姐妹俩相差巨大，总有好事的乡亲调侃我是捡来的，我有时也信以为真。

平日，除了上课，文君很少把心思放在书本上。放学后，她总是飞快地写完作业，然后像一阵风似的跑出去，直到饭点才被母亲喊回家。周末，她要么跑到十里外的县城闲逛，要么和伙伴们玩水、打乒乓球，生活得自由自在。而我，即便拼命努力，甚至“头悬梁锥刺股”，成绩也只能勉强挤进中上游。

虽然我们如此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爱好：看闲书。这一兴趣最早源于小人书，后来父亲响应政府号召，在棉花厂订阅了许多文学期刊。每到月初，我们便能捧着父亲带回来的一大摞书，如饥似渴地阅读。《人民文学》《收获》《黄河》《啄木鸟》《少年文艺》《儿童文学》《读者》《青年文摘》《辽宁青年》……这些书刊陪伴我们度过了无数个日夜。废寝忘食的阅读时光，如同夏夜的闪电，短暂却耀眼，一度照亮了我们平淡而晦暗的少年岁月，也培养了我们相似的文学品味。

2

文君小学毕业后，母亲大费周折，通过一个远房亲戚的关系把她以体育特长生的名义送进离家50里的一所市重点中学。母亲的执着让周围人费解，可是她从来不把旁人的闲话挂在心上，只想着要让女儿跳出农门过上能自主的日子，不再重蹈她的命运。

那是我第一次和文君分离。她一个月回家一次，每次都来去匆匆。我羡慕她胸有成竹的样子，渴望和她一起学习。母亲对我说：“要努力啊，争取也考到那里。”

一年后，当我真的和母亲一起扛着行李走进那所学校，想到以后要远离父母、家乡，心里除了兴奋还有忐忑不安。接着，我们在亲戚家见到文君，她正弯着腰趴在一口大木盆上洗衣服。看我们走进来，文君麻利地站起身。我注意到她的脸，热情洋溢、满月一样饱满，大眼睛里也荡漾着亮晶晶的笑意，好像里面藏着小精灵，好看的嘴角挂着几颗肥皂泡沫，“太好了，以后我们又在一个学校了！”她拉着我的手兴奋地摇晃了好几下，将我心里的所有不安都拂去了。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每一个细节，记得她说的每一个字。

老师体恤我们，将我和文君安排在一间宿舍。那是个逼仄的小屋子，16人混住，没有卫生间，要方便只能去户外500米远的旱厕，出来连衣服都被熏得臭气烘烘；到3里外的食堂才能灌到开水，去晚了，只能喝自来水；夏天，屋子里和蒸笼差不多，大家都热瘦了，蚊子倒被养得肥大，一拍一手的血；到了冬天，我们的手脚总会生出冻疮，睡在被窝里痒得钻心。因为卫生条件差，我和文君都得过久治不愈的皮肤病，下了晚自习，等大家睡着，才能躲在黑暗的角落里擦洗，完了再涂上厚厚的药膏。

即使生活艰难，每次大考，文君几乎从来都是年级第一，拿过县里的物理竞赛、数学竞赛大奖，还得过好几次爱国华侨设立的“王正本奖学金”。在校刊上，她也经常成为头版人物，每一位教过她或者只是听说过她的老师都以她为傲，“极聪明，极勤奋，比班上所有男生都强。”

“张文君”，这个名字就好像招牌一样，闪着夺目的光芒。大一的时候，我有一回独自从家乡坐汽车去武汉，身边的一个陌生男孩甚至也知道这个名字，“我听同学说过，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孩！”

每次教导主任看到我，总会半开玩笑地说：“这次考得怎么样？怎么不像你姐姐一样，拿个第一？！”我难堪地搪塞几句就走开，后来渐渐有点害怕和文君一同出现在公开场合。

我知道，自己或许永远都追不上她，就像小时候一样。

==

那几年的校园生活被书本、课堂和考试塞得满满当当，如同混沌的海洋，记忆被冲刷得支离破碎，不过，有一件小事幸存下来。

学生宿舍是平房，偶有小商贩挑着零食进来卖。初一下学期，一个女商贩挑着一筐馒头进了我们宿舍。“谁多拿了，怎么少了一个？”她惊慌失措的样子让我觉得特别滑稽，我不由得在一旁大笑起来，结果她一口咬定是我偷拿了她的馒头。

“我没拿！”我一遍遍申辩，女商贩却不依不饶，一定要我付她1块钱。我们僵持了好一会儿，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几个女生幸灾乐祸抿嘴笑着，我又恼又羞，眼泪不争气地涌了上来。

“就是有一担金子摆在我妹妹面前，她也不会要的！”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是文君，她刚下晚自习——她总是比别人晚一点。她一把拉开我，一双妙目喷着怒火，理直气壮地对商贩说道：“你说话要有根据，你自己数清楚，卖了多少，还剩多少？”她那时才上初三，但是一贯当班干部的她气质庄严，加上个子很高，看上去很有派头。

女人被震住了，数了数兜里的钱，又弯下腰细数筐里的宝贝，过了一会，才讪讪地说：“是我搞错了……”

文君朝她冷冷地看一眼：“做生意也要带上脑子，你这样搞，以后就别来了！”周围的同学也都醒过来一样，一致批评她血口喷人。

这件事让我坚信文君永远会站在我这一边，也正因如此，她多年之后的倒戈才让我格外失望吧。

3

1992年，我上初三，文君在高中部读高一。棉花厂在一年前倒闭，父亲和母亲办了内退，不久后办了一个轧米厂，不过生意很惨淡，家里经济条件大不如前。一次放月假回家，父亲对我说：“上中专吧，早点出来工作。”

父亲在家里一向说一不二，我朝母亲看了一眼，没敢说话。母亲小声道：“要不再考虑下吧？”文君附和：“爸爸，文静将来肯定能考上大学的，让她直接上高中吧。”父亲红着眼睛使劲一拍桌子，大吼道：“家里没你说话的份！”

我吓得倒吸一口凉气，母亲也默默低头吃饭。

文君则镇定地继续说：“你们为人父母的，也要为孩子多考虑下。没钱可以借，将来我来还。”

父亲站起来，一把掀翻了桌子，大吼一声：“都给我滚！老子就是不让她读书！”他1米78的个子看起来格外瘦弱，牙齿七零八落的，说话含糊不清。我和母亲一声不吭地收拾着满地的狼藉，文君昂着头，撂下一句“没看到你这样当父母的”，就气冲冲地走出家门。那天晚上，母亲在江边找回了文君。我和她平躺在床上，文君笃定地说：“放心，肯定有办法的。”

对于父亲，我一向隐忍，当时还是被愤恨冲昏了头，暗下决心有机会一定要远走高飞。

那其实是父亲最煎熬的日子，工作的压力、家庭的重担常让他夜不能寐，我们以为的“无缘无故发脾气”其实是他巨大压力之下的莫名宣泄。他原本有一口贝壳一样的牙齿，可因为常年混在棉花堆里，牙龈上火严重，疼得只好整夜把头埋在装满水的脸盆里，后来陆续拔掉了不少牙齿，不到50岁说话就漏风。为省钱，父亲不舍得看牙医，等我们都大学毕业，才去安了满嘴假牙。不过，我当时并不知道父亲很苦，因为他从不抱怨，也从不沟通。

我最终还是读了高中，我想父亲之所以能够回心转意，或多或少有文君的影响。

===

文君体育好，身体却不好，从小就爱生病，母亲常深夜送她去医院急诊。她很早就立下志愿，将来要做一名德才兼备的好医生治病救人，“我一定不像有些人，傲慢冷漠。”1994年，文君如愿被西安交大医学院七年制本硕连读班录取，在我们家乡一时声名大噪，父母亲也沾光成了名人。

去照顾文君高考的母亲后来告诉我，临考前发生了一件大事。最后一节晚自习，班主任发表了隐晦又重要的“演讲”，让文君对这个一向尊敬的老师失望透顶。她回到出租房后提了一桶桶水往床上泼，嘴里骂道：“还让我们有机会就互相帮忙，有这样教书育人的老师吗？妈的，太不道德了！太黑了！”母亲一边说，一边摇头，担心这样正直的女儿将来被社会所不容。

成绩一向拔尖的我在高二之后渐渐泯于众人，物理学得吃力，让我对学习越来越没有信心。高三上学期，我一度滑到了班级前30名之外。一次，我无意间听到班主任对另外一个老师说：“张文静最近太不稳定了，这样下去，恐怕专科都困难。”

这句话扼杀了我最后的锐气，我不仅成绩再无起色，连相貌都变得阴郁起来。

高考是在黄冈中学进行的。英语考试结束，一个男生突然从侧面冲过来，想要抢走我的答题卡。我本能地一把按住，答题卡撕成两半。

监考老师走过来询问原因，男生道：“她以为我要抢她的卷子。”我紧张地说不出话，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老师对我轻声道：“你先回去吧，明天还有一门物理，好好备考。”

“那这答题卡怎么办？”我听到自己的声音颤巍巍的。

“没关系，我们会处理。”

我一步三回头地离开教室，过了好一会儿，那惹事的男生从身后追上来，吊儿郎当道：“何必呢，非要闹成这样……”

母亲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旅馆，还借用老板的厨房做饭。晚餐很丰盛，母亲看着我道：“怎么脸色这么差？”

“有点累。”我勉强吃了几口，躲到房间。那一晚，我的心好像被扔到大海里，彻夜未眠。

高考放榜，我的确只过了专科分数线。还是文君，极力劝说父亲让我复读，于是我再次走进校园。这一年很艰难，我的成绩忽上忽下。

寒假，文君回来，拉着我去了江边。天空高远，水面瀚渺，货轮拉响汽笛慢慢驶过。她笃定地看着我说：“我一直觉得你比我有潜力，不要想结果怎么样，也不要因为一时的不如意灰心，你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学习就好。我相信你肯定行，我在西安等你！”

那一学期，文君每周都写信鼓励我，风雨无阻。高考前的半个月，她说自己去了西安求学业最灵的大兴善寺，还在文殊菩萨面前卜了卦，“你一定能金榜题名，灵得很！”

1996年8月里的一天，我拿着一本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和文君在巍峨古朴的大雁塔前并肩而站，留下了一张都笑得很舒心很灿烂的合影。我在日记里写下这一刻，感谢文君再一次将我从困境中拉了出来，让我有资格和她一样成为天之骄子。

我上的是计算机专业，报考志愿的功利之选让我之后吃尽了苦头——我始终没办法让自己喜欢上那些冰冷的代码，只好在校报编辑部寻找安慰。不过我和文君常一起携手去西安的景区和郊外游玩，这给无聊的大学生活增添了不少亮色。

4

2000年，我本科毕业，比文君早一年踏入社会。尽管正值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时代，我却对计算机相关的工作提不起兴趣。那年10月，我和一位好友结伴北上，来到北京寻找机会。经过几个月的辗转，曾经担任校园记者的经历终于派上了用场——我在一家计算机培训出版社找到了一份校对的工作。

为了节省开支，我租住在南五环南苑机场附近的一处公家宿舍里，每天跨越大半个北京城去北五环的上地上班。早上5点半起床，换乘4次、搭乘3种交通工具、耗费3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单位，晚上稍快点，不过也得3个小时。我经常研究路线，见缝插针，争取能少几分钟浪费在路上，不过每天的通勤时间从来不会少于6个小时。

我很努力也很虚心，一年后被提拔，开始做图书策划编辑。后来，我又跳槽到一家报社做记者，看着自己的采访稿在报纸上刊出，那些排列整齐的铅字总让我感到兴奋快乐，久违的文学梦得到了一些满足。

文君毕业后，先是应聘上了厦门中山医院，几个月后辞职去了强生医疗，搬到福州。那年冬天她来北京出差，我凌晨1点去北京西站接她。回到出租屋，我们彻夜长谈，关于理想、工作和感情。她看起来意气风发，明媚健谈，对未来充满期望，“小妹，我们一起努力啊！”不过我注意到她额头上藏满了痘痘，文君总担心它们冒出来，不时从手去拨弄轻薄的刘海。

文君入职新公司后发展顺遂，薪资一路看涨，远高于普通毕业生。两年后，她给父亲一次性汇了三万块钱，“把家里的破房子好好装修一下，以后我给你们养老。”父亲在取钱回来的路上逢人就说：“我女儿寄了一大笔钱给我装房子。”

“张师傅你好福气啊！”听到别人说出这句话，父亲像孩子一样笑得很灿烂。我听母亲说，那段时间父亲的脾气柔和了不少，定期和文君电话汇报工程进展，两人总聊得很热闹。

相比文君在外企职场的意气风发，我的记者生涯过得既充实又辛苦，加班熬夜是常事。2004年7月11日，我采访完一位教育专家返程时，恰逢北京遭遇罕见暴雨。城区多处路段严重积水，立交桥下更是汪洋一片。我在三环下了车，冒着瓢泼大雨，在泥泞中跋涉了四个多小时才到家。这样的经历不在少数，但年轻时的我满腔热血，一心想要闯出名堂，即便披星戴月也不觉疲惫。如今回想起来，那段拼搏的岁月虽苦犹甜，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2005年，刚28岁的我有幸被一位女老板赏识，在一家主流报纸的副刊做上了副主编的位置。短暂“做官”的日子里，我主持了一次全国性的主题年会，做了几期有影响力的专题报道。对于我这样一个能力一般、运气欠佳的人而言，这就算是我的人生高光时刻了。

一年后，女老板因权力斗争离职，我也顺势被“轰”下台。这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拖着一个超大的行李箱抵达了长乐机场。走出人头攒动的机场，只见夜色深沉，又没有一颗星星，我感到一阵莫名的惶恐，站在路边不知所措。半个月之前，文君鼓励我离开那个有暴力倾向的男友，我索性辞了报社的工作，迅速买了去往福州的机票，与过去彻底切断联系。

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停在了我的面前，“终于找到你了！”文君从车里钻了出来，惊喜地喊出了声。手机没电了，她一直联系不上我。当我再次看到这张亲切的笑脸，心里蓦地涌上一股热流，就和我十几年前第一次走进中学校园时一样。

我住进文君家。她特意为我布置了一间朝南的客房，装了一扇原木百叶窗，还添置了一个小巧的书架。这套170平的大平层位于高档小区，是他们卖掉婚房后购置的。文君开的车是公司2003年奖励的福利，价值10万元。在那个私家车还不普及的年代，他们开车进出小区时，常常引来邻居羡慕的目光。

书架上堆满了人际交往和销售技巧类的书籍，卡耐基的成功学与各种“财富密码”占据了大半空间，仿佛只要熟读这些，就能轻松攀上人生巅峰。文君常感慨，过去只顾埋头读书，如今才意识到自己在人情世故上的稚嫩，为此吃了不少苦头。

“幸亏我学历高，能力强，”她说，“不然早被淘汰了。”

她也劝我要圆滑些，尽快提高情商，“要多笑，多说好话，学会与人相处，别一根筋。”她神采飞扬，指点江山，大眼睛里的精灵藏得很深。

我一直想问她，当年从医院辞职从一名初级销售做起是否后悔，可是我始终没有问出口。很显然，文君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交际广泛，如鱼得水，看上去很体面。

“小妹，咱们又在一起了，高兴吧？”她好像年少时一样紧紧搂着我的肩膀，兴高采烈。可后来，文君很多次告诉母亲，很后悔让我住进她家。

===

文君鼓励我出去找工作，还联系了几个熟人想让我进报社。最后，我被一家网络游戏公司录用，这是我自己投简历找到的饭碗。收到通知书的那天，她很高兴，特地请我在外面吃了一顿饭，“小妹，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回老家时，姑妈对我说：“听说文君帮你找的好工作，到福州去还是好。”

我没有辩解，文君在一旁不置可否地笑笑。那一次，我心里觉得委屈，也怀疑是文君在亲戚们面前邀功。

也是她，不停地张罗我的终身大事，从踏入福州的第一天起，几乎每个月给我安排一次相亲。我始终有些抗拒，期间也夹杂着别人对我不感冒。从文君、姐夫的眼神和只言片语里，我觉察到他们对我的不满：明明很普通，为什么还这么挑剔？

那时候，我突然明白，原来文君并不总是支持我。

后来，文君介绍了她一个朋友的同学给我认识，一个话不多但是看起来很正派的男人。我还是不想谈恋爱，可是文君却发了脾气，“这好的男人你看不上，以后你不会找到比他更好的。你不是20岁，你30了！”母亲也着急得不行，担心我孤独终老。

那时，文君的婆婆与她同住。这位读过书的老人，在经历中年丧夫之痛后，身上散发着一种威严而萧索的气息。初次见她，我就感到莫名的压抑。我尽量避免与她碰面，却仍逃不过她的挑剔：房间太乱、浴室溅水、早餐不等人到齐就吃……文君总劝我要学会与人相处，教我如何讨好她婆婆。我照做了，每回出差记得带礼物，笑脸相迎，但只要她在场，我就如坐针毡。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罹患膀胱癌，文君将父亲接到福州，又托关系找了最好的医生给父亲做微创手术。为了让父亲尽快好起来，母亲求管钱的亲家母买两只鸽子给父亲炖汤补养身体，文君婆婆嘴巴一撇，“要吃什么自己买吧，我这钱都是有定数的。”

为了袒护我，父亲原本就不大看得惯亲家母，这话传到父亲耳朵里，他趁机和她大吵一架，连带文君也受了气，“看你这嫁的么斯（什么）人家，以后再莫接我来受气了！”

这次争执，看似父亲赢了，但文君对娘家人的态度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她对母亲说：“说到底，你们还是更疼妹妹些，而且怎么我对你们这好，一点也没落到好呢？”

不管文君如何体谅我、维护我，寄人篱下的日子总归是压抑的，何况我并不是一个胸襟开阔、左右逢源的人。我想尽快逃离，盼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当文君安排的这个男人表现出对我的耐心和兴趣之时，我很快就妥协了。

婚礼上，看着丈夫温柔的下颌角，还有文君和母亲欣慰的笑容，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或许没错。

5

文君大学毕业已经26岁了，学历高、个子高、年纪大的她在婚恋市场却成了滞销品，29岁终于靠相亲解决了终身大事。虽然在我看来，对方不管学历、工作还是气度都远不如她，她却觉得满意，“人品好、脾气好最重要。”

姐夫林向东原本在建筑公司做事，2006年辞了铁饭碗想到商场分一杯羹。十几年的时间里，偶有赚钱的时候，但更多的是入不敷出，几乎每次都是文君拿出积蓄给他填补财政漏洞。虽然文君也认为林向东不是做生意的料，但她始终不忍心坐视不管，一次次咬紧牙关支持他。气急的时候，她也会和丈夫大闹一场，或者找我和母亲抱怨下。

父母痛惜自己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为人作嫁”，常明里暗里地吐露不满。文君偶尔附和，大部分时候会反驳他们。或许她自己也很矛盾：她心疼自己的种种付出，可是更不能容忍父母对她的婚姻和丈夫指手画脚。

有一次在饭桌上，我们一致认为她应该有所保留，母亲忧虑地看着她说道：“你不留点私房钱防身怎么行？”

文君当场就黑了脸，“我不像你们，我爱丈夫，我爱自己的家庭！我没有你们那么多的心机！”母亲噎得没话讲，我也气得干瞪眼，发誓再也不掺和她的家事，不过文君自己也不时会“醒悟”过来。

有一年冬季，她从上海开完年会回来，愤懑地对我说：“同事都笑话我太寒酸了。”一大帮衣冠楚楚的同事里，只有她背了一个不到200元的皮包，有几个关系好的同事调侃她“不要太节省哦”。

文君咬牙切齿道：“我年薪三四十万，还整天为你姐夫那个不赚钱的生意省吃俭用，真划不来！”

我怂恿她去买一个高档货，那一次，她好像要把所有的耻辱都洗刷干净一样，在商场里血拼了很久。不过，这只是她日常生活里很稀缺的举动，大部分时候，她依然节省，会为买20块钱还是15块钱的毛巾考虑很久。

==

2007年，32岁的文君开始为生孩子努力，却始终没有动静。我们都说她做销售整天飞来飞去太辛苦了，劝她换个清闲的工作。可她不敢停下来，“销售收入高，这个家还指望我呢！”

一年后，文君终于怀孕了。我至今记得她兴奋得想哭的样子。可怀孕三个月时，姐夫把躺在床上养胎的文君哄起来，要她陪自己去银行贷款。想到丈夫擅自将房产抵押出去做生意，文君在路上越想越气，忍不住崩溃大哭，不过她最终还是在合同上签了字。

几天后，她突然流产了，父母亲暗地责怪姐夫是罪魁祸首，“要不是他逼文君，会出这事？”我对这个男人升起更多的不满，有意无意间，也会在父母亲关上门数落女婿时推波助澜，帮下腔。

那次，姐夫刚好去外地出差，我陪文君去做的清宫手术。回来的路上，文君好像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我第一次发现，强势如她，原来也这么脆弱。不过，文君几乎一天工作都没有耽误，没几天又开始做起空中飞人。

2009年初，文君独自去了广州，准备在那里做试管婴儿手术。我请假跑去看她。她当时患了重感冒，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生殖医院旁的民宿里。房间很小，只有一扇窄窄的窗户。

当地这样的民宿多如牛毛，价格比旅馆便宜得多，距离医院也近，还提供一日三餐，生活方便，不少求子的女人会选择租住在这里。

“小妹，别担心，再过一个星期就能移植了，你姐夫到时候就来了——你千万别告诉妈啊。”文君病恹恹地歪在床头，一缕灰白的头发搭在她宽广的额头上，眼袋暗沉，眼睛里却闪烁着亢奋的光芒。

来做试管的病因，男女问题各占一半，但病友都是女人，因为不管问题出在哪一方，最后总是女人来承受。我看到文君和一群女人一起坐在人头攒动的医院大厅里等着叫名字，接着急匆匆地走入抽血室、输液室、B超室、取卵室、移植室。她们那么无畏，好像战士一样，没有丝毫的犹疑。

我问文君手术有没有副作用，她只轻描淡写地说：“还好吧，没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做试管可能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排卵药物容易引发内分泌异常，导致月经紊乱；药物还会加重卵巢的负担，造成卵巢被过度刺激；还可能引起卵巢功能早衰，一旦出现早衰，那将是不可逆的。

文君做了两次试管都失败了。我劝她：“去抱养一个好了。”她执迷不悟，说就算死在手术台上，也要为林家生一个，“福建人很传统的。”她在为生孩子拼命的时候，还在担心家庭的稳定，“多少女人因为生不出孩子被男人甩了，我同事里就有不少，幸亏你姐夫人好，还这么体谅我。”

她的执着终于感动了老天爷。第三次，她成功了，后来又因为严重的妊娠反应，在床上整整躺了5个月。2011年6月1日，文君终于将一个小天使抱在了怀里，我以为她会哭，但是她一直笑，显得从未有过的满足。这一年，文君36岁，距离她第一次怀孕已经过去了4年。

我比文君晚几个月做妈妈，也是一个女孩。和母亲一样，我们都把孩子视作命根子，而文君比我更投入些。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兴趣班、最好的食物、最好的衣服、最好的玩具，只要她能办到的，就不惜倾其所有。为了找到一个最好的保姆，她换了不下20个人。

母亲说：“她以前不挑剔啊，现在怎么这会磨人？”

中介站的老板看到她直讨饶，“哪去找十全十美的保姆呢？”

6

2016年底，我刚入职一年的文化创意公司因版权纠纷惹上官司，公司开始大量裁员，我所在的市场部首当其冲。人力资源的主管找我聊天，从天气扯到孩子，最后试探着问我：“你觉得自己最近的工作状态怎么样？”她的谈话迂回曲折，欲言又止，看上去很为难，我甚至对她产生了同情。

过了几天，我拿到了年终评估，生平第一次拿到了“C”。我很快提出辞职，又在春节放假前的那一天办好离职手续。我知道，不主动辞职的话，公司大概率也会炒我鱿鱼，如果强势一点的话，或许还可以拿到一笔赔偿金，可我不想闹得太难看，选择息事宁人。

春节之前，我下岗了。为不显得太突兀，我是在下班时和其他同事一起离开公司。路上，我忍不住给文君打电话。听说我没拿到赔偿金，她一下子变得暴躁，呛道：“你也太无能了，不会争取？！你告诉我干嘛呢，纯粹给我添堵，以后这种事还是少和我说！”那天下着雨，福州少有的寒冷天气，我沉默着放下电话，不由得打了一个哆嗦。

到家时，公公在走廊吸烟，婆婆刚给孩子洗完澡。澡盆里泡着小衣服，大概袜子沾湿了的缘故，婆婆从脚上顺手脱下扔了进去。我装作若无其事地把臭袜子捞了起来，“妈，孩子和我们的衣服还是要分开。”

“瞎讲究什么……”婆婆不满地咕噜了几句。女儿刚出生的那天，婆婆就轻飘飘地吐出一句“别人怎么那么会生。”后来又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唱出老家的俏皮话，“女人三十太阳倒半天，男人三十太阳刚出山。”婆婆虽然嘴巴刻薄，我对她的印象并不坏，这个勤劳又疼爱孩子的农村女性只不过是受到世俗的毒害罢了。

结婚后，我和丈夫肖建国曾有过一段时间平静祥和的生活，文君常为我的幸福感到欣慰，“你看，我的选择没错吧。”

和很多夫妻一样，孩子渐渐长大后，在柴米油盐的枯燥生活中，彼此性格中倔强、不和谐的因素渐渐占了上风。肖建国在异地工作，我们其实并不真的吵架，大部分时间以冷战对峙，表面上虽波澜不惊，关系却越来越冷淡。我不敢让文君知道，我害怕看到她失望的表情，也许她还会愤怒，责怪我固执、情商低，没能力经营好婚姻。

淡漠的夫妻关系让我选择对丈夫和公婆隐瞒了离职的事情。到了上班时间，我会去肯德基坐着看看书，偶尔去更远一点的商场转转。有次实在不知道去哪里，我就坐上一辆陌生的公交车，去了从没去过的一处公园。公园里的人不多，我在那里一直待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才重新坐公交车回家。

我不停在网上投简历，可大部分都石沉大海，其他的要不待遇和预期值相差太大，要不距离太远，我连去面试的兴趣都没有。偶有猎头公司找上门，但是每一次打算去面试时，总会碰上孩子发烧感冒。我终于懂得文君所说的“中年职场危机”。

在这一年前，我说服肖建国买了一套老破小的学区房。他不同意装修，说房子太小，要在附近另租一个大点的房子住，“学区房随便收拾下就行，到时候拿出去出租。”结果，眼看豆豆马上就要上小学了，他却一直没去找房子。

我是个急性子，和他沟通了几次，肖建国总说：“急什么？！”离2017年9月份开学还有5个半月时，我没再和他商量，直接去找了装修公司。当我告诉他学区房已经开始装修了，肖建国没好气地说了一句：“哪件事不是你自作主张的？”

“可是你没去找房子啊？再说了，装修好了自己住不是更省事吗？省得还要另外租。”

肖建国没再说话，不过对于房子的装修，他也毫不关心。我不想央求他，一个人承担起了所有，选材料，买家具，和工人沟通，周末的时间都花在房子上。好在当时婆婆帮忙带孩子，我并没觉得太难。

房子装好和下岗这两件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看着卡里剩了不到两万元钱，我心里很慌。结婚以来，我和肖建国实行着心照不宣的AA制，一旦经济独立成了习惯，就再也没有勇气伸手要钱，“手心向上”让我感觉被剥夺了自由。

好在不久后，我在一个做公关公司的朋友那里找到了一个写稿的兼职，收入不太稳定，但我觉得挺知足。大学毕业以来，我换过不下10个工作，做过市场策划也编过书，出版业、酒店业、游戏圈都待过，有一年头脑一热跑去墓地做宣传——虽然建树有限，但这个工作比想象中更温暖有趣。不管哪一种，像我这样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不喜交际的人而言，还是自由职业最让我放松。

==

很快到了孩子上学的日子。学区房只有23平方米，厨房和卫生间之外，除了一张高低床、一个书桌、一个2人座的沙发，再也容不下其他的家具，更住不下其他的人。我对公婆和父母说，“的确没地方住，你们以后不用帮我带孩子了。”

9月份开始，我和孩子在学区房开始了新生活。说实话，我很开心，因为再也不用假装出去上班，可以安心地待在家里，看书写稿，只有周末的时候才拖着箱子、牵着孩子回到和丈夫共同的家。

一个周末，一家人终于又坐到了一起。肖建国脸色和缓，看起来心情不错，和孩子一直在聊天，我放下碗筷，有点忐忑地对他说：“我准备辞职算了，在家可以接稿子写……豆豆需要人照顾，在托管班吃不好。”

“大家不都是托管吗？”过了好一会，他才慢悠悠地说了一句。

“豆豆身体一直不太好，你又不是不知道，有时还得给她辅导作业。”我耐心地解释道，“我每天下班回家都7点多了。”

其实，孩子一直都没有托管，我也一直在家工作，可是肖建国从来没有问过我，我们母女俩在学区房是怎么生活的，我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是怎么熬过来的。似乎，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虽然丈夫对我的辞职不置可否，但是从这天以后，我就成了一名名正言顺的家庭主妇，不用再遮遮掩掩，心理上坦然很多。

7

孩子爸爸从未给过生活费，也从不关心我是否缺钱。我想他是故意装糊涂，而我则强撑着自尊，始终不愿开口要钱。为了维持生计，我熬夜写稿，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即便如此，生活依然捉襟见肘。我省吃俭用，衣着朴素，素面朝天，有次还被邻居家的保姆嘲笑“

邋遢”。

偶尔，我会委婉地向丈夫透露近况：最近接不到稿子，或是照顾孩子占用了工作时间。肖建国大多保持沉默，偶尔轻飘飘地说：“有这么困难吗？”或是“写稿能花多少时间？”我试着解释，但他的态度始终如一。渐渐地，我也不再与他谈论工作的事了。

有一回，我找文君借两千元钱周转，她当场就恨铁不成钢地反问：“啊，两千块你都要借？！你在家带孩子，建国没给你生活费吗？”我不愿意暴露自己和丈夫关系紧张，只说：“他也不容易。”

文君把钱转给我以后，又说了很多教育我的话，“你要温柔点，说几句乖话就能解决的事，你非要横着一张脸，谁看了喜欢？就说我婆婆吧，她朋友不知道多少，怎么你就和她处不好？还是要想想自己的问题！”

我阴沉着脸道：“我就这性格，不会给人赔笑脸，不像你，会巴结人！”

文君的主要工作就是维护和医生的关系，常为怎么送礼、陪玩绞尽脑汁，在巧妙规避政策规定的雷区之外，既要高端大气上档次，又不能高调显得刻意，还得小心翼翼保护客户的自尊心，让他们始终舒适地处于关系中的高位。母亲背地里常说，这对小时候那么正直的文君而言是最难过的槛，我知道这句话对她的伤害一定很大。虽然说出口就后悔，却梗着脖子不愿道歉。

文君果然气得跳脚，大声嚷道：“怪不得姐夫说你这人不懂感恩。我对你这么好，你连一句‘谢谢’都没说过，还处处戳我心窝子！”她大概越想越气，眼睛里几乎喷出火来，“我看你就是一只白眼狼！”

和上次一样，我浑身一抖，不过我不想再忍耐，对着她冷冷道：“是的，我是狼，活该你当初把我招到这里来！”

那是我第一次和她面对面开战。现在回想起来，我虽然不能原谅她的口无遮拦，却更对自己的刻薄耿耿于怀。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学会好好说话该多好，可是我们都那么骄傲，不愿服软。这以后，我们也慢慢习惯了争吵，十次碰面有五次不欢而散。吵架的原因五花八门，有时是因为我说错了一句话，有时是因为两个孩子打架，有时是因为牵扯到姐夫或者她婆婆，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对某件事的看法不一致。

我再也不敢在文君面前暴露我婚姻生活里的龃龉，每次和她在一起，我总有点提心吊胆。可是聪明如她，怎么会没有觉察到我眉头的愁云。

她会有意无意地说：“你和建国还好吧？别钻牛角尖”，“女人就得有女人的样”，“要学会让男人喜欢！”

每次听到她说这些，我心里就厌烦，越来越感到窒息。

===

相比我在婚姻里的左支右绌，文君要隐忍“智慧”得多。

姐夫的生意还是像心电图一样起伏不定，文君依然支持他，“只要他愿意做，我就会一直帮他，一个男人难得有自己的事业。”为了帮丈夫建立客户关系，她还竞选了西安交大福建交友会的秘书长。她经常组局，端着酒杯和别人谈笑风生，觥筹交错间俨然交际明星，不过回家的路上，她却显得无聊落寞。

父母只要提起姐夫总一个劲摇头，“你姐姐的钱要被他搞光了……”

2018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们在西湖公园散步。那一次，她显得格外的心平气和，似乎刻意想让我理解她。

“你姐夫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人。”文君的语气不容置疑。我们都没再说话，我知道她一定是想起了什么。上大学时，文君曾经谈过一个男友，我见过他，北京人，高大帅气，据说家境不错。他们一度很亲密，不过不到一年就分了手。我眼见文君消沉了很久，但她对这件事讳莫如深。

“大三的暑假，我们坐了一夜的火车到他家。只有他妈妈和姐姐在家。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对我那么大的敌意，特别冷漠，甚至都没留我吃饭。”文君回忆起往事，眼神中还有一些不服气，“我什么也没说就直接走了，他后来说父母不喜欢外地人，也没有怎么挽留我。”

想必是一向顺风顺水、一向骄傲的文君第一次遭受挫折，她甚至都没有去追究原因就毅然选择了分手。我能想象，当姐夫的母亲第一次看到她就表示，“百分百满意，百分百赞成”并高举起双手的时候，文君曾经受伤的自尊心一定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你们总说我婆婆刁蛮不讲道理，她对我还是不错的。”文君欣慰道，“起码从没说过我坏话。一方面她佩服我能干，另一方面肯定也是你姐夫的功劳。”

她告诉我，她是公司的老员工，职位也不低，可还是屡屡被同事间的尔虞我诈、争功夺利和办公室政治所害。超过35岁，年龄危机紧随性别歧视而来，两座大山同时向文君施压，让她的职业生涯变得越来越艰难；加上因为生孩子的事情屡次请假，不仅让老板不满，也让她失去了很多次晋升的机会。

40岁的时候，文君从销售岗转入了教育培训岗，虽然薪水不低，但是地位大不如前，这让她常担心自己随时要被炒鱿鱼。一次开会，顶头上司当着其他同事的面将一根粉笔直接扔到了她面前，粉笔弹到了她脸上，而她只是若无其事地擦了擦，不敢吱声。

这么多年，在职场不管是被打击还是受委屈，姐夫都细心劝解，让她消解不少。周围很静，文君的声音听起来有点亢奋：“只有他一直肯定我，说我张文君是女人中的豪杰，没有我做不成的事。这些话当然是哄我的话，但是哄我总比骂我听着舒服啊，我就喜欢听好话，特别现在年纪越来越大！”

“如果坚持做医生会不会好些？”我转过头问她。

“医生刚开始工资低得很，要熬十几年才能有出头之日，恐怕比外企还难。总之女人要想做出一番成就，要么薄情寡义六亲不认，要么背后有人撑腰，比男人难得多。”文君告诉我，当初和她一起进公司的一个女孩，虽然只是本科学历，但是不结婚不生孩子，不为亲情所累，如今45岁媳妇终于熬成了婆，做到了管理岗M6的位置，相当于副总经理。

其实想想，文君也成绩斐然——从最普通的销售员做起，不仅研究产品，也虚心向前辈学习，制定周密、科学的拜访计划，第一年就获得了公司的中国区销售精英大奖，还是总裁亲自颁的奖；2003年底，公司奖励她去法国旅游；2005年，又公费派她去美国学习一年；2006年，在公司的支持下，她在长江商学院获得了MBA学位。母亲在老家得意非凡，将她寄回来的照片挂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常拿给亲戚们看。我印象最深的一张是她站在埃菲尔铁塔前，一件合体的黑色大衣勾勒出她矫健挺拔的身型，红色纱巾飞舞在她玫瑰花一样的脸颊旁，好看的双唇自信地弯起，露出一口洁白如玉的牙齿，那么年轻，那么优雅。

“爸爸妈妈从小就以我为傲，我不晓得多在乎他们对我的评价。我到现在都记得，以前上中学时，每次拿回成绩单，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到处夸；还有我刚赚钱的时候给家里装修了房子，他们也是的，把我看得不晓得几重要。可是自从我结婚后，好像我做什么都不对。你呢，可以什么都不做就是好女儿，他们还总护着你。”

最后一句话让我很惭愧，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好低下头表示默认。

对比文君，我对父母的贡献的确要少得多，除了逢年过节给父母一些零花钱，我没做过更多，而且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推脱不要。而我，在人生的路上不断犯错，父母，尤其是母亲更是给了我无尽的包容。

文君总觉得父母亲偏向我，特别是他们老了以后，“疼爱小女儿更是做得露骨”。有一回母亲做胃肠镜手术，文君因为出差，委托我全程陪同，出院时她打电话过来，母亲高兴地说，“这次幸亏你妹妹在，我没事，你放心。”

文君后来对我抱怨，“你看，我出钱，你只是出了点力，可是妈却只看到你的付出。”

父亲是个有责任心但性格粗暴的人，我们年少时都曾深受其害，即使成年后，父亲的暴躁也不时让我惧怕，文君很早就说过，她将来一定要找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对刚强的她而言，丈夫的柔顺和支持一定也让深陷巨大工作压力的她感到莫大的安慰。

我们父母的婚姻千疮百孔，她好不容易有了孩子以后，在不断升腾的母爱中更是觉悟到夫妻和睦、家庭稳定才是天下第一要紧事。尽管丈夫确实能力不强，婆婆也时常刻薄，她都咬紧牙关，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守住婚姻这座堡垒。

“你姐夫是个正直的好人，”文君笃定地强调了一句，“他虽然在经济上倚靠我，我自己何尝不是在精神上依赖他呢？再说我脾气不好，如果不是他总顺着我，我们也过不下去。”

夜色渐深，文君叹口气接着道：“爸爸妈妈不喜欢你姐夫，可还是他经常劝我，不要和家里人斗气，说来说去，只有他最理解我、最包容我。”她的声音好像掺着砂砾，听起来断断续续的。

是啊，她可是张文君啊，从小到大，她没输过，也不服输，她不需要父母亲的同情，她只需要他们认可她，认可她的丈夫和婚姻，那是她一如既往的骄傲。

路灯渐次亮起，我们坐了下来，几个孩子滑着轮滑快活地一闪而过。文君眼角细密的皱纹和早已白了一半的头发在我看来都不算什么，只是她疲惫的嘴角让我震惊。一抹昏黄的灯光那里投下了阴影，它耷拉着，好像穿旧了的衣领。

这些年，她在工作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落下了病根。早年，她冒着大雨出去拜访客户，上台阶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在她忍着剧痛完成任务后，去检查后才发现上半身半边青紫、尾椎骨断裂，从此到了阴雨天气和秋冬季节就隐痛不已。有一次，还因为半夜腰痛发作打了120急救电话。

“医生说我更年期快到了。”她的声音被晚风吹得远了，我才缓过神来。她才43岁，就要步入老年吗？我想起她做的试管手术还有吃过的那些苦，心里一阵悸动。文君也有些伤感，不过她还是笑着说：“没事，最近在调理——何况都生了孩子了，你姐夫不嫌弃就行。”

文君的笑容显得心灰意冷，最后一句话尤其让我不满，我情愿被她的强横任性压制，也无法接受她甘愿成为被男人选择、挑剔的女人——何况这个人是她的丈夫。那一晚，她说得很多，好几次欲言又止，似乎还有什么隐情藏在她内心深处。

“小妹啊，事业上的成功都是虚的，女人说到底还是得回归家庭，”一向要强的文君看起来有些疲倦，她转过头看着我的眼睛很郑重地说道，“你和建国好好的啊，夫妻不和要被外人瞧不起的。”

也只有文君才会掏心掏肺和我说这种话，可是，这句话对我而言多么刺耳啊。

8

2020年深秋，送孩子上学后，我突然很想去书店坐一坐。我曾经有很多的爱好，旅游，看电影，阅读，徒步，所有的爱好都是肖建国几乎没有参与过，且越来越不以为然的。我在书店一角坐下，从书架上拿下《月亮与六便士》。原本我只是想重温下在书店独自阅读的乐趣，没想到很快就入了迷。

“我总觉得大多数人这样度过一生好像欠缺一点什么。我承认这种生活的社会价值，我也看到了它的井然有序的幸福，但是我的血液里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渴望一种更狂放不羁的旅途……”

这段文字像闪电击中了我，我突然觉得自己看似体面、平静的婚姻生活是那么的虚伪和无趣，而当我读到布吕诺船长说的一句话时，几乎在一瞬间就立马动了逃离的念头：“从某一个角度讲，我不也是个艺术家吗？我在自己身上深深感到激励着他的那种热望。但是他的手段是绘画，我的却是生活。”

合上书本，我默念着这句话，轻轻叹了口气，是啊，为什么生活不能成为艺术品呢？我的生活还有意义吗？

平安夜前一天，女儿因为感冒引发哮喘。我挎着大背包，独自拖着她打车去看急诊。回到家已经是凌晨1点，刚安抚她躺下，她突然又喘息不止，我又手忙脚乱地抱着她做雾化。等她终于哭闹着睡着，我颓然独坐在床头，一点力气也没有。

周末回到家，我对孩子爸爸说起那次的艰难，他没抬头看我，只说了一句，“怎么动不动就生病，你平时怎么照顾的？”窗外月色如水，一丝绝望在我心底升起渐渐蔓延开来，我深吸一口气道：“我们离婚吧。”

第二天早上，看到我的留言，文君马上打来电话，问我为什么。

我说，我醒了，“十天半个月不说一句话的夫妻还算夫妻吗？”

“哪对中年夫妻不是这样过来的？就你觉悟高？你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一个女人没有男人的庇护会活不下去的！”她不断发来很长的留言，有的我甚至没看一眼就直接删掉了。

最后，我忍无可忍，“那你呢？还以为自己很幸福是不是？”

“那当然，起码你姐夫是我的保护伞，要没他，我早垮了！”

“你赚钱，你养家，你带孩子，就连他妈、他亲戚看病也是你找的医生。你是不是把你老公抬得太高了？直接送皇位上得了！”

“不可理喻！我看你比尼采还疯！”说完最后一句话，文君没再搭理我。

==

2021年春节前几天，我请文君一家在家里吃饭，当时孩子爸爸也在。

“建国，来吃饭吧！”其实我也知道，他大抵是不会回应的。不过我和孩子准备第二天就回老家，我想试探下会不会出现奇迹，毕竟我和肖建国之间并没有深仇大恨，我甚至希望我们能退回到普通朋友的位置，因为这样对孩子有好处。

“过来吃吧，都等着呢。”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温柔些，脸上饰着笑意。

他还是一动不动，反而打开电视。

文君和姐夫都在，此前我一直害怕冲突，这一刻，我突然有种想破坏一切、暴露一切的冲动：“你到底怎么回事？！我受够啦！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我欠你很多吗？！”

“建国，一起来吃饭吧。”姐夫不急不慢地说，文君也出来打圆场。

“不想吃了。”前夫终于吐了几个字。

“不吃就不吃吧！不吃还可以节省粮食。很好啊！”我嘲讽道。

“有话好好说，不要带情绪，”文君端起碗给孩子夹了一块肉，“你怎么还是改不了？”

“怎么好好说？面对一个从来不和你沟通的人怎么应对？你教教我，我到底该怎么做才正确？还好，以后再也不用在你们面前装了！”

“装什么？”文君嘴里嚼着饭，无辜地问道。

“装恩爱啊。你不是说夫妻不和被人笑话吗？就是因为你这句话我忍了很多年。”我知道自己有点无理取闹，发火的样子也很丑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想激怒所有人，让他们重新认识我，哪怕憎恨我，就好像要用这种粗暴的方式和过去彻底做个了断。

“我说过吗？”

我把两个孩子哄到卧室，才说道：“你说过很多，你自己都不记得了？你说离婚的女人不值钱，你说女人如果不温柔就没人爱，你还说女人没有男人会被别人欺负……我是人，会笑也会哭，有权利发火，也可以自己做选择，可是你总是要求我完美，要求我顺从。也许你可以把贤妻良母当成理想，可是我做不到，我很明确地告诉你，我做不到！”原本想冷静表达的我声音却越来越大，一种报复的快感罩住了我。

“你放屁！”文君把筷子往桌子上猛地一拍，饭喷了一桌。我突然想起我的父亲，他当年就经常这么干。文君总说我和父亲很像，简单粗暴，原来她也活成了父亲的样子。其实有时我和她也像母亲，固执，唠叨。事实上，我们谁不带着父辈的影子在生活呢。

虽然闹得不太好看，但几天后，文君还是开车送我们到了火车站。15年前，也是她把我接到这座城市的。

“真后悔让你到福州来。”晨光里，她的眼神有怨有怜，最后轻叹一口气道，“看你以后还能往哪里逃？”

9

2021年新学期开学前几天，我和女儿在武汉落了脚。为了节省铜板，我们边装修房子边在废墟中生活，孩子常混在垃圾堆里写作业，而我则挥汗如雨地打扫卫生。

因为刚开始没能转到对口小学，孩子只好去离家5公里的一所学校就读，好在托人帮忙才终于搞定。要感谢女儿，她虽娇生惯养，适应能力却很强，一年内换了三所学校也没叫苦，还在每所学校交到了不少朋友。新的城市，新的生活，中年失业的我还是以写稿为生。由于疫情的原因，2021年上半年尤其艰难些，加上为孩子转学的事情折腾得心力交瘁，有一天送豆豆上学回家的路上，我突然觉得心里被抽空了一样，虚弱得没有力气走下去。

文君一直担心我过得不好，千方百计想帮我找事做，也埋怨我当初太冲动，“明明可以过得很舒服，非要选择头破血流的路！”不过有一次她也说，“有时我也理解你，你只不过太追求自我了，也许你是对的吧。”

这年年中，文君也从奋斗了近20年的公司离了职，好在拿到了一笔不菲的赔偿金。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她也是公司的裁员风波里没有漏网的鱼。母亲反复叮嘱我不要问，“千万别揭她的短”。毕竟是从大厂里出来的精英，下半年，文君又入了职，做了一家民营企业的高管，但终究有些有劲使不上的感觉。

====

九月，父亲摔倒中风后陷入昏迷。在病床上缠绵了一个多月后，十月初，我们终于把他抬回家。房间静谧，小白在院子里喵喵叫着。父亲躺在床上，我们给他擦洗、吸痰、换衣服、测血压、量体温，他那么瘦弱安静，那么陌生，任我们摆弄。

这个一辈子不低头的男人曾豪气冲天地说要活到100岁，可是在第7个本命年，重阳节的前一天，他身上插着呼吸管、挂着尿管咽了气。我们三姐妹当时都不在身边，母亲说他临走时很安详，气息如微风般渐渐消失，她还一直紧紧拉着他的手。这稍让我安慰，可每每想起还是热泪盈眶。

我常后悔没有和父亲好好聊过，关于他的快乐，还有他的忧愁。母亲有一次告诉我，父亲其实最疼我，因为我不仅最小，还差点被“计划生育”掉。

母亲聊起往事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父亲曾牵着我的手去场部的电影院看电影，我要吃冰棍，他马上买了一根最贵的“小雪人”；有一年夏天，他从外地出差回来，给我买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裙摆镶着红色的花边；暑假的时候，他常搬一个小板凳坐在午后的池塘熬几个小时钓鱼，因为我这个小女儿最爱吃鱼……还有很多事，我也都记了起来。最重要的，他从来没有嫌弃我们是女儿，甚至一次次对母亲说，“女儿怎么了，我从来不欠（不眼馋）别人的儿子。”

其实那些好的记忆并没有被忘却，只是掩藏得太深罢了，因为我总习惯记起父亲暴躁的样子。我给他买的那件长款羽绒服，他还一次都没舍得穿，还有两件衬衣，父亲把它们当宝贝一样单独挂在衣柜里，现在它们寂寞的样子让我心碎。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和豆豆离开福州回到老家时，父亲站在火车站出口等我们的样子。寒风里，他穿着一件臃肿的棉衣背着光站在电梯下面，看起来比年轻时矮了不少。他一直昂着头笑着，等我们终于站在一起，父亲忙一把接过我手里的所有行李，还腾出一只手去牵豆豆。一路上，他只问我累不累，还说家里炖了我最爱吃的藕炖排骨，关于我离婚的事，他始终只字未提。那个春节是我结婚后少有和父母亲团聚的日子，父亲一直很高兴，总时不时搭车去市里买点年货回来。

文君曾说：“我每次说你像爸爸你都不情愿，其实，仔细想想，你继承了他的简单粗暴，也遗传了他的单纯清高，这也许就是你最好、也最坏的一面！”

===

次年春节，张家的四个女人聚在了一起。除夕的晚上，母亲提起家里的老房子估计很快要拆迁了，想让我出钱负责装修分到的还建房，将来那套房子就划定给我。她挺直腰板，特地对着文君说道：“你和向东过得好，肯定不指望这个，大姐已经分了两套了，也说不想要，你妹妹一个人带个伢儿不容易。你爸爸生前也是这个意思。”

这件事，母亲半年前私下和我提过，我当时就果断表示反对。听母亲再次提起，我赶紧表态道：“这是张家的房子，谁都有份。我不想要。”

许是这一年工作的动荡和家庭变故，让文君少了些宽和，也可能是多年的积怨一触即发。她愣了几秒，大发雷霆，指责父母一贯把她视作夹心饼干，“大女儿爸爸疼，小女儿你偏心，家里的老房子是我装修的，你们看病也是我忙前忙后，怎么临到有好事了就把我撇开？”她看了我和大姐一眼道：“怎么穷的、可怜的就有功不成？”

母亲辩解说：“我和你爸爸就是因为太看重你才放心你，担心你妹妹啊！毕竟你们能力强。再说装修难道不花钱？”

这话说得恳切，文君听了稍有缓和，可母亲口无遮拦，又说道：“钱多了向东不拿去填补窟窿？你那婆婆是省油的灯？”文君听了更加火冒三丈，连带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原来，她当年一直流产的原因并非是情绪激动引起，而是因为她得了一种叫染色体平衡易位的基因病，只能靠试管婴儿筛选正常的受精卵才能生下健康的宝宝，“要不是他支持我，我能有孩子吗？说到底还是向东对我最好。可是你们总要说他不是，他是我丈夫知道吗？指责他就是看不起我。为了我的面子，这事本来谁也不知道，向东连他妈妈都没说，可你们今天非要逼着我说出这件最不想说的事……”

除夕的爆竹声中，文君哭得很伤心。母亲背地里一边心疼女儿，一边不以为然，“生孩子还不是她自己吃的苦，她应该感激自己才对！”

虽然我毫不认为文君所谓的“身体缺陷”值得她羞愧，可是我知道，以文君极致追求公平的个性而言，它的存在一定让她觉得自己配不上丈夫，也因此感激他的“无限包容”。这是她的软肋，也是她最大的痛，也许，只有那些经历过生育之痛的女性才会真正懂。虽然她见识过五光十色的世界，虽然她受过高等教育，虽然她那么要强，可她到底是一个女人，一个把家庭幸福当成毕生追求的女人。

2022年春天，文君又炒了老板鱿鱼，“看不惯他们那一套，我要自己干”，不久她就真的创办了一家咨询公司，帮助医疗企业开拓市场。文君重新拖着一个大箱子一个人满世界跑，和客户斗智斗勇。她曾说自己很怕出差，但是每谈成一笔生意就觉得自己很成功，“好像上学那会儿上台领奖一样。”

几十年来，文君一手抓家庭，一手忙工作，常忙得脚不沾地，她最大的乐趣就是躺在床上抱着手机追剧。她紧随剧中角色悲喜，开心的时候笑得地动山摇，难过的时候久久不能平复，她那么自如快乐，就像小时候一样。撞见她几次通宵达旦看片，我劝她注意身体，她眼睛不离屏幕撇嘴道：“时间紧迫，要抓紧时间享受，谁也别拦着我！”

虽然她嘴里厌烦职场，可我却从未见过像她这样有斗志对工作有执念的女性。在即将跨入知天命之年的时候，她始终没有躺平，还在奋斗的路上。我想，文君虽然对事业成功并无野心，骨子里却刻着勤奋，更有着对家庭至高无上的责任感——这些也都与父亲如出一辙。

====

我和文君的两个孩子从小玩到大，感情深厚，这年暑假，文君特地带了女儿来武汉团聚。吃了午饭，我们坐在一起闲聊，文君劝我和她同学一起做微商卖减肥产品，我说自己嘴巴笨、情商低做不来，她笑我酸文人假清高，瞧不起她这样做销售的商人。她那时大概正有其他的烦心事缠身，脾气格外暴躁：“说来说去你就是嫉妒我过得比你好，所以我说什么你都不听！”

一股恶意从心里喷薄而出，我故作轻松地嘲讽了她的婚姻和婆婆，文君气得脸瞬间煞白，把桌子拍得山响，转身就回房间收拾了行李，拉着女儿的手旋风一样搬去了酒店。

门重重地关上了，世界一片寂静。

10

2022年底，我也注册了一家公关公司。在接单卖字之余，还闷头搞起了创作。虽然没有一样拿得出手，但忙忙碌碌中我还是感到振奋，觉得日子渐渐有了曙光。豆豆有一天对我说，“妈妈，没想到你还能发表作品！”她那么惊讶，也许在她眼里，我从来只是作为一个平庸的妈妈存在，给她做饭，送她上学，逼她练琴，带她看病，偶尔在辅导功课时发发脾气，即使每天伏案工作，也不过是售卖无聊的商业文字。

我最喜欢的日本导演是枝裕和曾说，“人生路上，步履不停。”是啊，就算不断失去，也只能不停向前。我很想对文君说，我真的为她感到骄傲，从来如此。我也想对她说，其实，她不服输的样子也悄无声息地激励了我，鼓励我从不放弃，虽然我至今一事无成。可是我一直羞于说出这些话，就像我一直难以启齿对她的感激之情一样。

为了拆迁房的分配吵闹之后，我和文君也有过几次争执，不过很快又和好。2022年暑假大闹一场之后，我们很少再见面或者电话，偶尔只在家人群里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也许她忙得无暇他顾，也许年纪越来越大让我们的忍耐度越来越低，也许她终于放弃了改造我的努力，也许我最后的嘲笑刺痛了她。

===

豆豆快14岁了，一副懵懂无知的样子，每天玩猫逗狗，自由散漫。她身上有一种特别强烈的乐观精神，让我欣慰，尽管我偶尔担心她成绩，为她前途焦虑，还是尽力保护她内心的天真。

去年十月，得知我准备带着孩子“润”出国读书，文君道：“我看她真的疯了！我们都舍不得花这个钱，她有这实力？就算考不上重点高中，以后哪怕读个大专也好啊，把自己的养老钱拿去（给孩子）读书，以后有她的后悔药吃！”这次她没有打电话过来劝我、骂我，是母亲把她的不解和不满传到了我耳朵里。

平安夜，文君在家人群发来一家三口在酒店吃饭的合影。看着她不再年轻却温柔满足的笑容，我突然觉得也许她真的幸福，也许她的牺牲真的值得，至少她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我想，所谓的幸福，不过冷暖自知，又何必要别人的认同呢。

我说服自己为文君高兴，也为自己与她渐行渐远感到怅然，特别当我开始用文字梳理那些过往时，我得承认，我们性格中都有很矛盾的东西，她外表强势内心传统，而我看似乖顺实则疯狂；我们都希望彼此幸福，却习惯用自己的标准衡量对方的选择，而表达的方式又那么偏激暴烈。

人生已过半，就算我们早已从农村逃离，就算拼尽全力，也还是不能逃脱命运的波折。母亲痛惜女儿，曾说气话，“你们两姐妹这奔得（湖北话指折腾和辛苦），过得还比不上那些没读过书、天天打麻将的女人。”可我还是不后悔，我不知道文君是否后悔过，只知道她也从来不走回头路。我安慰自己说，至少精神是自由的，而且从没有敷衍每一寸光阴。

我常想，女人有着女儿、妻子、母亲、工作者等等身份，就像棱镜的几个立面，而“自我”仿佛那些平面之间的棱线，或者干脆藏在棱镜之下，几乎被忽略掉。所有的角色里，哪一种的成功或者满足会让她比较快乐，觉得这一生还算值得呢？或许，每一种角色都值得我们全情投入，而我们终其一生能做的不过是忠于自己罢了。

==

那天，挂断电话前，母亲突然说道：“你也是的，姐姐都没叫过，她怎么不怨？”

我出生不到10个月就开始牙牙学语，听到母亲叫“文君”，我也跟着叫，以至于我真的学会说话后就再也没办法当面叫出“姐姐”这两个字了，总是直呼其名。

如果一开始我就把她唤作“姐姐”，是不是我们就能像一对真正的姐妹那样，至少维持表面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