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各位老师可以开始了。”谢凉珩点点头。
“好，第一题，自然题。”
“请你说说什么是自然。”
王思诚已经笑了起来，这样抽象的东西，想来大家都不会回答，顶多说一两句就是真的够了谢凉珩再博文光知，面对这样抽象的问题，也会崩溃吧。
谢凉珩转转脑袋。
“自然，是道家术语。东汉至六朝的佛教深受道教自然影响。至南北朝时期左右本土化佛教逐渐完成，由佛教所挑起的关于自然、因缘的争论。《楞严经》：“非因缘生，非自然性”，《道德真经广圣义》：“以无为体，以无为用，自然为体，因缘为用。此皆无也。” 与道家/教重视自然原则不同， 早期佛教认为世界万法都是因缘而成，均无其独立自性，因而是不真实的。这种通过分析主义的思维途径来论证事物虚幻不实的作法为其后大乘佛教所继承。大乘佛教进一步提出缘起论以对世界做性空的价值判断。这种通过层层分析达至的空相对中国传统重视阴阳和合的思想传统， 实在缺乏强制性。道理很简单， 因为中国人根本就不认为阴阳和合的事物不真实， 反而认为事物只有通过阴阳和合才能达至更高的善与美。这应当与中国古代重视综合性、 整体性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像刘宋高僧慧琳在 《白黑论》 中就对佛教的缘起性空理论予以驳斥： 今析毫空树， 无伤垂荫之茂；离材虚空， 不损轮奂之美。明无常增其渴荫之情， 陈苦伪笃其竞辰之虑。 （《宋书》 卷九七 《天竺迦毗黎传》 ） 贝锦以繁采发挥， 和羹以盐梅致旨， 齐侯追爽鸠之乐， 燕王无延年之术。恐和合之辨， 危脆之教， 正足恋其嗜欲之私， 无以倾其爱竞之惑也。 （《宋书》 卷九七 《天竺迦毗黎传》 ）这显然是用中土的和合论来对抗佛教的缘起论。”
“那你能仔细讲讲吗？”一个老师笑眯眯的问。
“从六朝后半期一直到隋唐，道教之反佛，多与儒家结成同盟，并从纲常伦理、王道政治、夷夏之辩等立论，而这三方面正是中华民族之社会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传统、民族心理习惯之特点所在。道佛二教在思想理论上的争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就是“因缘”与“自然”的关系。这两种学说分别是佛、道二教的核心教义，也是两教在教义上的最大差别，所以争论必然会聚焦于二者之上。汤用彤先生指出，“南朝之争玄理，以至往复不已者。”正是通过这种玄理之争的方式，促进了道佛二教在义理上的借鉴与吸收。从佛道之争中，我们可以看到道教在自然义上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来自于道佛之间“交互作用”。六朝道教的“自然”说，顾欢说《法华经》是依《灵宝经》伪造的。
玄疑认为，在道教的思想中，本来没有因果业报这些理论，后来之所以出现这些说法，都是从佛经吸收而来，而佛教又是抄袭婆罗门教的。
但是，从道教“自然”说的本身发展脉络来说，其“自然”说也变得更为精致、思辨。在北周武帝时期所编的《无上秘要》卷一百中，设立“人自然品”，引用了《妙真经》、《洞元空洞灵章经》、《洞元太极隐注》、《洞元自然经诀》，来叙述“自然”其中，以《妙真经》的引文最长，《妙真经》说：
人为道能自然者，故道可得而通；能无为者，故生可得而长；能虚无者，故气可得而行；能淡泊者，故志可得而共；能寂默者，故声可得而藏；能清静者，故神可得而光；能精诚者，故志可得而从；能中和者，故化可得而同。是故凡人为道，当以自然而成。在《妙真经》中，将自然与无为、虚无、淡泊、寂默、清静、精诚、中和等实践德目并列，放在开头的位置。在这里，“自然”更多的是指境界与实践方法。
“自然”的境界就是一种自然而然、无为而自成、任运的状态，所以“自然”便有无心、无欲、无为等意思。在实践“自然”以及虚无、淡泊、寂默、清静、精诚、中和，于是成就无期的延命。这就如大泽自养禽兽虎狼，深林广林自致飞鸟百虫，清静洁白自致玉女芝英，灾异恶气自致不祥祸殃，强调行为与结果的必然的对应关系。因此，“自然”是实践修道的德目，也是达成无期延命的境界，其中透露出实践与境界的统一。
在南北朝时期，随着佛道之争的展开，道教的理论倾向是立足于中国传统哲学之本位，回应佛教的冲击，吸收佛教的般若学，从而产生了道教的重玄学。道教重玄学可以概括为两个思想主题—道体论和道性论。道体论是探讨万事万物之共同本体或合理性问题；道性论是探讨本体之道与人的关系问题，亦即道性与众生性的同异、离合等问题。
梁陈以来，以宋文明为代表的道性论，思辨性比较强，他在《道德义渊·自然道性》阐述了道性问题。《自然道性》的“第一序本文”说：
河上公云：辅助万物，自然之然_即此也天性极为命_《老子经》云：复命曰常_河上公云：复其性命此言复其性命之复，曰得常道之性也_《经》云：道法自然河上公云：道性自然，无所法也《经》又云：以辅万物之自然物之自然，即物之道性也枢》以及其他唐代道教著作中充分表现出来了当众生因业障与烦恼（诸漏）迷失本性时。”谢凉珩侃侃而谈·········
王思诚已经听的头痛了，这样多的东西，她是怎么记住的？她的脑子里是装了一本书吗？
“好了好了，算你对算你对。”王思诚不耐烦的说。
“说的真好。”几位老学者已经站起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