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代，特别是清朝末期，正像每个王朝灭亡前夕那样，朝野都会出现一些显明的征兆：
民间，天灾人祸接二连三，人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各地的起义此起彼伏，太平天国还未剿灭，捻军又在淮河两岸揭竿而起；捻军被镇压，回民又在西北造反！官军疲于奔命，按下葫芦起了瓢，平定东方奔西方……
朝廷，文臣武将都预感到大厦将倾，按奈不住心底的恐慌和树倒猢狲散的焦虑，他们纷纷卸下雍容华贵的面纱，在最后的机会里，能捞的大捞特捞，为今后未知的生活准备“冬粮”；捞少的或捞不到的，便痛下杀手，举报政敌，弹劾冤家。“同、光朝局，翁（同龢）久师保，罔不预闻，恭、醇二王隐争政柄，翁初善恭，而后附醇，既引（孙）毓汶，孙乃假醇去恭，并且去翁。恭本恶孙，昔予重谴，甲申易枢，正修其怨。其后起恭罢孙，翁为之主，乃有乙未之报；戊戌恭殁，未逾月而翁被逐，传者谓出遗命，孙实发之，亦可信也。光（绪）初训政，渐启门户，南沈（桂芬）北李（鸿藻），各有援引；二张（张佩纶、张之洞）标榜，互相倾轧，滇案越防，卒至十年而未已……”同朝为官，仿佛是“冤家路窄”，不打个鼻青脸肿，不闹个鱼死网破，谁也甭想落个消停！
“既生瑜，何生亮”，同行是冤家，这是人们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却是片面的。因为同行可以是冤家，也可以惺惺相惜，象李杜（唐朝李白、杜甫）、苏黄（宋朝苏轼、黄庭坚），不就是生动的例证吗？由于孙家鼐、翁同龢同为帝师，同朝为官多年，所以，有人撰文指出，他俩是一对政敌。我认为，回到晚清历史现场看一看，从1862年4月25日（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七日），翁同龢与孙家鼐（字燮臣）作为同考官，“晚与燮臣谈”，两个人正式结交，到1898年7月1日，翁同龢被朝廷“开缺回籍”，离开北京，长达36年。有足够的理由证明，就在洋务派、保守派、清流派，帝党、后党……你掐我咬、争斗不息的乱局中，帝师孙家鼐（字燮臣）、翁同龢却亲如手足。翁、孙是政敌之说，完全是血口喷人。
在中国的历史上，同朝为官，经历惊人相似的，除了亲兄弟（如苏轼与苏辙等），可以说，孙家鼐与翁同龢是数一数二的。
一、出身相似，兄弟皆是摘桂高手
据孙家鼐在殿试卷上亲笔填写的履历：“应殿试举人、臣孙家鼐，年叁拾一岁，安徽凤阳府寿州人，由拔贡生应咸丰元年顺天乡试中式，由举人应咸丰九年会试中式，恭应殿试。谨将三代脚色开具于后：曾祖士谦不仕，故；祖克伟不仕，故；父崇祖仕，故。”
孙家鼐的曾祖父、祖父，都是商人。父亲孙崇祖开始投身科举，考取贡生，后来由于教学成绩突出，逐级提拔，最后担任池州府教授。
孙崇祖教子有方，他撰写的一副对联情深意切，流传至今：
光阴迅速，纵终日读书习字能得几多？恐至老无闻，趁此时埋头用力；
世事艰难，即寻常吃饭穿衣谈何容易！惟将勤补拙，免他年仰面求人。
孙崇祖生育五子，个个都是读书苗子。长子家泽率先垂范，21岁中举，24岁考取进士，相继担任内阁中书、国史馆分校、礼部祠祭司主事。32岁英年早逝，著有《笔花轩经艺》。
次子家铎不甘落后，24岁中举，26岁金榜题名，担任江西广信府河口镇同知、瑞安府知府等职。同治十年(1871)，与熊松之一起，编纂《高安县志》二十八卷。
三子家怿学业有成，31岁成为举人，实授刑部员外郎、奉天司行走等职。光绪十九年（1893年），编辑《孙氏族谱》六卷。
四子家丞少年得志，入京朝考（大省6人，中省4人，小省2人），夺得一等优贡，当即被提升为浙江乐清知县⑷，后来任补用直隶州知州。他勤政爱民，循声卓著，工诗善文，著有《淮淝诗文稿》。
相比之下，翁同龢出身更为高贵，兄弟三人，个个都非凡物。
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曾祖父翁谦，布衣；祖父翁咸封，字子晋，号紫书，晚号潜虚，乾隆四十八年（1783）中举，嘉庆三年（1798）任海州（今江苏省连云港市）学正⑸，一待就是12年。由于收入菲薄，家庭负担重，常常喝菜糊糊充饥。他尽职尽责，鞠躬尽瘁，死在任上。海州人民为了纪念他，坚请朝廷，将他公举入祀海州名宦祠（学正官小职卑，本来没有入祀资格），予以纪念。
翁咸封的儿子翁心存（1791—1862），字二铭，号邃庵。道光二年（1822）进士。道光十七年（1837），任上书房师傅，直至升为总师傅，教授咸丰帝、恭亲王奕䜣、惠郡王绵愉等；晚年，又奉命入值弘德殿，侍读同治帝。历任工、刑、户等部尚书，成为朝廷重臣。咸丰八年（1858），官拜体仁阁大学士，显赫一时。死后，赠太子太保，谥文端，入祀贤良祠。著有《知止斋诗集》、《翁心存日记》等。
到了翁同龢这一代，常熟翁家更是名扬四海。
大哥翁同书(1810—1865)，字祖庚，号药房。道光二十年(1840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詹事府任少詹事。咸丰八年（1858年），担任安徽巡抚，成为封疆大吏，期间，正是太平军血洗江淮大地之际，定远失守，他弃城逃到寿州，致使绅练仇杀，酿成“寿州血案”之事。寿州城陷后，奏报情形又前后矛盾，被曾国藩严词弹劾（据说是李鸿章奉命代为起草的），关押进京师死牢。次年，被发配新疆伊犁。后来病死在甘肃花马池,朝廷鉴于他在平定回族叛乱时有功，下令他开复原官,并追赠左都御史,赐谥号文勤。著有《药房诗文集》、《文勤杂著》等。
二哥翁同爵（1814—1877），咸丰年间，由荫生而任兵部主事、盐运使等。同治朝，累迁陕西布政使、湖北巡抚。著有《皇朝兵制考略》。
二、同是状元，属于同龄人
俗话说，后来居上。这句话，在孙家鼐和翁同龢身上得以完美体现。
孙家鼐生于道光七年三月十二日（1827年4月7日），兄弟姐妹8个（五男、三女），他排行“老疙瘩”；而翁同龢生于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1830年5月19日），兄弟姐妹六个（四男、二女，三哥早夭），他的排行也是“老疙瘩”。
咸丰元年（1851），咸丰皇帝即位，在恩科⑹顺天府乡试中，25岁的孙家鼐成为举人。次年，是正科乡试，翁同龢也如愿中举。同一年，孙家鼐三哥家怿与本家哥哥家縠，双双中举，成为翁同龢的“年兄”。
到了咸丰六年（1856年，丙辰科），是正科会试。全国举子跃跃欲试，都希望金榜题名、一鸣惊人。翁同龢身在京城，作为额外主事，担任刑部江西司行走，每日公务之余，潜心功课，又得到身为帝师、时任户部右侍郎的老父亲的悉心指点，所以，对于这次大比志在必得。果然，他在殿试中一鸣惊人，夺得状元。
本来，孙家鼐也是准备参加这次会试的。可是，“烽火照江水，戎马躏郊邑。”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拜上帝会众万人，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随后，太平军自西南杀向东南，所向披靡。1853年3月29日，定都江宁（今称南京），更名天京。然后，太平军举师北伐，越过长江，向江北挺进。江淮之间，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与此同时，淮北地区爆发捻军起义，与太平军形成南北呼应，其势力波及皖、苏、鲁、豫等省，存在了18年之久。“自咸丰元年至同治六年，十七年间停科者共十四个省，除顺天、山西外，盖无有不停试之省。”（商衍鎏语）兵荒马乱的，各省的乡试都不得不停考了，该省的举人进京之路中断，对于会试，举子们只好望京兴叹。
为了阻击太平军，绞杀捻军，湘军、安徽团练分别在曾国藩、袁甲三等人的指挥下，配合清军，在淮河两岸，与太平军、捻军展开拉锯战，连续几年，寿州地区烽烟四起、十室九空。孙家鼐作为寿州知州金光筯的幕僚，也参加了“剿匪”战争。连续三年，出生入死。耽误了丙辰科会试。假如咸丰六年，孙家鼐也进京赶考，是不是翁同龢独占鳌头，只有天知道。
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已未科），太平天国经过几次内讧，元气大伤，局势已被清廷掌控。捻军也在清军的绞杀下，势力锐减。在家人、亲友的多次规劝下，孙家鼐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从容起程。答卷时，他不慌不忙，文思泉涌。三场考试下来，获得贡士，离进士仅有一步之遥。犹如研究生学历，要想获得硕士学位，还要通过论文答辩。而贡士迈向进士的最后一级台阶，是殿试，也就是在紫禁城的保和殿里，以皇上名义组织考试（有时，皇帝也分亲自到场监考）。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一步没迈好，而与进士失之交臂，落下终生遗憾。孙家鼐却感到无所谓，因为能获得贡士，他已经可以向父老乡亲交差了。所以，他拿到殿试对策试题，认真地看了一遍，试题要求考生从崇学、课史、正儒、治军四个方面分别阐述自己的观点；然后，他闭目思考了一下，几年来的战斗生活的磨练，让他的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加成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明显提高。于是，他舔笔挥毫，一气呵成，雪白的考卷上留下了1970多个俊秀的楷书：
臣对。臣闻建极者敛福之原，知人者安民之本，学古者入官之要，整军者制胜之资。载稽往籍，《易》占进德，《书》纪奋庸，《礼》重上贤，《诗》歌整旅。古帝王握镜临宸，执枢斟化，以勤念典，则逊敏昭也；以励赞襄，则明良会也；以宏乐育，则陶淑周也；以诘戎兵，则承平奏也……
当科考试的前三名：状元孙家鼐、榜眼孙念祖、探花李文田。孙家鼐成为有清一朝二百多年，安徽江北广大地区唯一的一个状元郎。而榜眼、探花后来也都成为晚清政坛上的佼佼者。其中，孙念祖担任过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贵州镇远府知府等，李文田官至礼部侍郎（从二品），是清代著名的蒙古史家和碑学名家。
三、同朝为官，都是官运亨通
在民间戏剧中，一个人一旦高中状元，便会由皇帝做主，招为驸马，青云直上。实际上，这种情况不能说没有，即使有，也是极少的。这是因为，一是科举考试，犹如彩票中大奖，比例很少：清朝276年间，全国两至三年举行一次大比，进士、同进士最多的一次是399人，最少一次仅有81人，平均每科二三百人左右，而当时全国人口有4亿之众，有资格参加会试的举人数以万计，难度可见一斑；而高中状元，好比是彩票中了亿量级的特等奖，一般学子不经过几十年的“头悬粱、锥刺骨”，休想金銮殿折桂。据统计，清朝状元夺魁时，平均年龄是35岁。而当时的婚龄普遍较早，18岁的男子，大都完婚。等考中状元，已经妻妾成群、儿孙满堂。皇帝的公主，都是金枝玉叶，岂肯下嫁给状元郎做陪房？
当然，考中状元，不仅名声好听，而且也很实惠，可以为今后的仕途晋升打下一个好平台：
按照规定，清朝科举分为院试（府级，由省里的提督学政主持，考秀才）、乡试（省级，由皇帝任命的正、副主考官主持，考举人）、会试（集中全国举人会同考试，中央级，由礼部主持，王大臣监考，考贡士）、殿试（皇帝亲自出题，读卷大臣负责阅卷，也叫御试、廷试、廷对等，考进士）殿试之后，录取者分为三个档次：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一百人左右，赐进士出身；三甲人数最多，二百来人，赐同进士出身。
进士及第者，当即授官。状元授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榜眼、探花授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
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者，不能即时授官，而要在殿试后第三天，举行朝考，再分出三等。一等为庶吉士，约占参加考试总人数的二成，授予主事；其余的，分别授予内阁主事、知县分省即用等。很显然，主事的品级不可能高于正七品。作为新科进士、未到任候补工部主事，在红顶如云、官大一品压死人的晚清京师政坛，康有为的社会政治地位之低可想而知。
翰林院，是皇家储备人才之所，主要负责编修国史、编纂皇帝的起居注、进讲经史等。它的名声好听，却是个清水衙门，翰林的收入菲薄。但人们为何以翰林为荣呢？这是因为，翰林有机会接近皇帝，如得到皇上赏识，荣华富贵不在话下；如果被皇上派到各省担任学正或主考官，你不想发财都不可以。翰林就像现在的领导秘书一样，是升官发财的一条终南捷径。而且，清朝政坛有个“潜规则”，当大学士的人，履历上大多有“翰林”二字。
因此，翁同龢与孙家鼐两人高中状元以后，仕途上都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
清随明制，实行的是“大部制”：吏、户、礼、兵、刑、工，不设宰相，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尚书满、汉各一人，都是从一品，但“权归满人”，汉官只能仰人鼻息，听人摆弄。大学士（含协办大学士一个）6个位置，正一品，缺一个补一个，职级上相当于宰相，并无宰相之实权。在官员众多、有人候补一辈子也捞不到一官半职的情况下，翁同龢与孙家鼐分别用40年左右的时间（翁41年、孙39年），爬到位极人臣的大学士高位，除了他们自身的努力、时代的机遇等之外，与他俩的状元出身，不无关系。
四、同为帝师，共育明君
从当朝道德、文章俱佳的重臣中挑选师傅，教授年幼的皇帝、王子，是封建王朝的传统。这样做的好处是，既使皇帝、王子受到最好教育，又可以通过师傅的理论联系实际，传授治国理政的具体经验。这与教书匠“空对空”的教学方法是完全不同的。而当朝官员也都以“帝王师”为最高荣耀，趋之若鹜。不用说，成为“帝王师”，不仅光宗耀祖，而且也为今后的飞黄腾达铺平了道路。
道光二年（1822年），31岁的翁心存考中进士，不久，他在大考中又脱颖而出，破格提拔为中允（正六品官），专门负责为皇后、太子提供各种服务。道光十七年（1837年），他入值上书房，兢兢业业，诲人不倦，一直做到总师傅。在30年的“帝王师”生涯中，他先后授读、指导过咸丰帝奕詝（王子中排行第七）、恭亲王奕訢（王子中排行第六，俗称“鬼子六”）、惇亲王奕誴（王子中排行第五）等，深受朝野器重。同治四年(1865年)，翁同龢被慈禧太后看好，子承父业，奉旨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给他讲授《帝鉴图说》、《圣祖廷训格言》、《清朝开国方略》等，慈禧太后非常满意，多次表扬他“入值甚勤”、“讲授有方”。
同治七年（1868年）九月，孙家鼐也奉旨来到上书房，教授惠亲王爱新觉罗·绵愉⑺的儿子奕询、奕谟。自此，孙家鼐与翁同龢成为同事。
但是，同治帝常常闹病，上课无精打采，“精神散极，嬉笑言动，无可著力”，加上翁同龢与同事徐桐等矛盾日益突显，深感郁闷。1871年，母亲逝世，他按照规定，回籍丁忧⑻，正式离开上书房。
1875年1月25日，同治帝突患疾病，一命归西，年仅19岁。随后，年仅4岁的爱新觉罗·载湉即位，改年号光绪，史称光绪帝。他的父亲是醇亲王奕譞，生母叶赫那拉·婉贞为慈禧皇太后亲妹妹。从婆家的角度看，奕譞为咸丰帝的异母弟，慈禧太后是光绪帝的婶婶；而从娘家的角度看，慈禧太后则是光绪帝的大姨。
光绪元年十二月(1876年1月)，翁同龢意外地收到一道懿旨，令他去毓庆宫授读光绪帝。翁同龢掂量再三，却意外地上了一份奏折《为披沥下忱恳请两宫皇太后收回成命折》，婉言谢绝：
……臣衰疾之余，智力短浅，自问已难称职。若复缅颜就列，必至有负圣恩。惟有叩恳两宫皇太后收回恩命，别简贤能，臣不胜惶悚激切待命之至。
但是，慈禧太后坚决不允。胳膊拧不过大腿。翁同龢别无选择，只得走马上任，耐心地给小光绪讲解图文并茂的《帝鉴图说》。等光绪长大，又陆续讲授《四书》、《左传》和《公羊》等国学经典……
三年后，孙家鼐奉懿旨，也担任了毓庆宫行走，翁、孙二人再度共事，一起担负起培养光绪帝的重任。
光绪帝的汉族师傅先后还有夏同善、张家襄、孙诒经等人，但翁同龢与孙家鼐同事时间最长，配合得也最为默契。从1879年至1894年间，每年两个人的交往都有30多次。两个人不仅向光绪帝系统传授儒家之经、帝王之术、治国之道，而且，还能与时俱进，结合时政和社会思潮，通过进呈新书等形式，向光绪帝灌输新知识、新观念，为培养光绪帝的维新变法思想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日记》中，翁同龢做了详细记载：
1885年4月，进呈魏源的《海国图志》；
1889年1月，进呈钱恂的《中外交涉表》；
1890年7月，进呈钱恂的《通商出入表》、《关税出入表》，出国《游历诸臣日记》，曾纪泽荐呈汉译西学新书16种；
1893年4月，安排资深外交官张德彝⑼进讲西国近事；
1897年5月，进呈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由于义和团运动中，孙府遭到官兵、义和团员的洗劫，大量财物、图书、手稿和《日记》被劫走或烧毁。在培养、教育光绪帝时，孙家鼐做了哪些具体工作，目前能见到的证据不多，但也能一斑窥豹，说明问题：
其一、1871年7月25日(同治十年六月初八日)。“竟日浓阴欲雨。……邀孙燮臣便饭，主客二人，自戌初谈至亥正而散。燮臣以母老乞养，进退倬然，其议论和平中正，洵有道之士矣。……又曰：‘上果以尧舜汤武为心，必有尧舜汤武之佐。胆生于识，识生于上下千古之议论。’亦名言也。”⑽
尧舜是唐尧、虞舜的合称，都是远古传说中的圣主明君；汤武是商汤王、周武王的合称，都是替天行道，分别举兵推翻了残暴的夏桀王、商纣王，成为商朝、周朝的开国帝王。尧舜汤武是有胆识、有作为、有创新的皇帝的楷模。作为帝师，孙家鼐坚信如果皇上“果以尧舜汤武为心，”那么，身旁就会出现像伊尹、姜尚（字子牙）这样忠心耿耿、才智超群的谋臣，辅佐他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一席话言简意赅，折射出孙家鼐胸怀大志、不甘守成的政治抱负。
其二、1879年4月24日，《翁同龢日记》写道：“读极顺，燮臣始将《大学衍义辑要》进讲。”《大学衍义辑要》（六卷）是由一代名宦陈宏谋编著。《清史稿·列传·陈宏谋传》评价道：
乾隆间论疆史之贤者，尹继善与陈宏谋其最也。尹继善宽和敏达，临事恒若有余；宏谋劳心焦思，不遑夙夜，而民感之则同。宏谋学尤醇，所至惓惓民生风俗，古所谓大儒之效也。于义督军储、策水利，皆秩秩有条理。大受刚正，属史惮之若神明，然论政重大体，非苟为苛察者比。允随镇南疆久，泽民之尤大者，航金沙江障洱海，去后民思，与江南之怀尹继善、陈宏谋略相等。
《大学》是儒家经典，与《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大学》提出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修身是治人的前提，修身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的正心、修身是一致的。《大学衍义辑要》是研读《大学》的重要著作。同年11月18日，翁同龢在《日记》评价说：“燮臣讲书详细也。”⑾对于为人比较挑剔的翁同龢来说，这一评语十分难得。
其三、1898年7月17日，百日维新进行期间，孙家鼐见康梁乱政企图日趋现形，群臣莫衷一是，朝野乱做一团，变法缺乏理论指导，于是，上了一道《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建议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⑿刷印一二千部，“发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发到后，限十日，令堂司各官，将其书中某条可行，某条可不行，一一签出；或各注简明论说，由各堂官送还军机处，择其签出可行之多者，由军机大臣进呈御览，请旨施行。如此，则变法宜民，出于公论，庶几人情大顺，下令如流水之源也；且堂司各官签出论说，皇上亦可借以考其人之识见，尤为观人之一法。”在《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中，孙家鼐回忆说：
臣昔侍从书斋，曾以原任詹事府中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进呈，又以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危言》进呈，又以候选道郑观应《盛世危言》进呈，其书皆主变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阅看，采择施行。
这说明，早年间，孙家鼐也像翁同龢一样，陆续向光绪帝进呈了《校邠庐抗议》、《危言》、《盛世危言》等倡言变法的著述。至于光绪帝亲政后，翁同龢给他读讲的《校邠庐抗议》，是翁同龢自己进呈的，还是使用孙家鼐进呈的那一部，属于细枝末节，似乎不必再耗费精力去做烦琐考证。
其四、李提摩太是著名的英国传教士，也是著名教育家，曾创办山西大学。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一书中，他回忆道：
（1895年）10月12日，我同光绪皇帝的师傅孙家鼐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接受了李鸿章总督的建议，我像跟皇帝本人谈话一样与他交谈。他是李鸿章的老乡，也是安徽人，当时已经有六十多岁。我发现，他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有两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为皇上读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
这说明，作为帝师，孙家鼐在中外人士心目中的地位是崇高的，更说明，孙家鼐在培养光绪帝的变法思想、国际视野上，与翁同龢一样，是一以贯之、不遗余力的。所以，在《新编古春风楼琐记》中，高拜石断定：“二人亦儒重忠恳，德宗得其濡沃（滋润，此指施教），锐意讲求新政，翁、孙实有以启之。”
五、忠君爱国，都有赤子之心
晚清时期，内忧外患接连不断，被人们称做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犹如垂死之人，多症并发，即使扁鹊、华佗在世，也无回天之力。这一切都预示着，绵延几千年的封建独裁制度，在波澜壮阔的时代大潮面前，即将推出历史舞台。
当局者迷。
作为朝廷重臣，光绪帝的左膀右臂，孙家鼐与翁同龢还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并在一些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竭尽所能，忠君爱国。
民国年间，由著名学者丁祖荫主纂的《重修常昭合志·翁同龢传》指出：
同龢忠孝源清，读书糜不贯彻，尤遽于性理，屡司文柄，擢经术渊通之彦，平居延揽人才，虚心下士，一时叹为莫及。事亲竭终身之慕，忧国之心时见于词色。
由于“同龢以世受国恩，当时事维坚，投艰遗大，朝夕尤劳，冀得图报于万一。其在讲帷也，于列圣遗训、古今治乱，反复陈说，曲尽其理；其调和宫廷，以圣孝为本；其阐明政要，以忧勤为先。尤能真言极谏，造膝事秘，世莫得闻。章疏又强半焚稿，”所以，很多事情，不为外人所知。只有这么几件事，记录在案：“请止临幸王府，请罢修圆明园，请省宫禁一切工程，免外省传办各物，皆蒙嘉纳。”⒀每一件，都是彪炳史册、造福国家的。
同样，孙家鼐为官数十年，位高权重，但“公每有建白，动关大计，不求人知，亦罕有知者。”而且，他的家曾经被兵痞和义和团员们洗劫，作为侄女婿的龚心铭“获侍左右，每于燕间稍稍窥见一二，附志于此，以告海内有识之士”：
甲午之役，举朝言战，公独力言：衅不可开；平壤失挫，京师戒严，公又力阻迁都之议，卒赖以安向微。公言：根本动摇将至，不可收拾。……若夫戊戌变法，公实主其议，而惟以正人心、遏乱萌为宗旨。盖公之于学无间中外新旧，要在放之而准，措之而安，初不为一身声誉计，故其思深虑远有如此者。⒁
在《异辞录》中，知情人刘体智⒂则写道：
甲午之后，慈眷大替，不得不屈于麟相。孙文正素性严正，戊戌变法，时有献替。及慈圣（即慈禧太后）听政，谗者以公曾进《校邠庐抗议》一书，遂有官制之改革，摭拾书中节目，上达天听。慈圣闻之，微愠云：“不意孙家鼐亦附和。”外间揣测，以为公将得罪。是时公为吏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
还有一件事，更为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孙家鼐的国格：
1898年8月10日，孙家鼐突然接到总署的《为义国（即意大利）公使荐义国教习事咨大学堂》公文及抄件《义萨署使来照会》，《照会》写道“……该章程各国言语教习内，并未载义国言语教习，此系遗忘无疑。义国之言，诸国中之最古最佳者也。……将来除英、俄、德等国言语之外，仍教义言，并请义师教授。”
一周后，总署又转来德国公使海靖的《照会》。海靖对京师大学堂教习分配方案说三道四：“第五章第三节内，定设英文分教习十二人，英人、华人各六。德国分教习一人，或用德人，或用华人……查如此布置，实于均称相抵之道大有不符之处，且于中国国体自主权大有妨碍。”进而，他提出“瓜分”西学教习名额的无理要求：“如各国文学共设教习十五人，均系五大国之人。若聘请德国教习三人，如此方为公允。又查，该章程内定，专门学校十种分教习各一人，共十人，内亦须聘请德国人二人”。
弱国无外交啊。两个照会，意大利和德国一唱一和，事关中外关系，处理起来非常棘手。同意他们的无理要求，中国主权就会受到损害；如果拒绝，他们能善罢甘休吗？酿成争端怎么办？弄不好会引火烧身。经过深思熟虑，8月26日，在《拟拒德、意自荐教习咨复总署》中，孙家鼐旗帜鲜明地答复：
查中国开设大学堂乃中国内政，与通商事体不同，岂能比较一律。德国、意国大臣似不应于干预。相应移复贵衙门可也。
德国闭嘴了，意大利却不死心。9月7日，意大利驻华领事乔瑟普•萨尔瓦格•拉奇气势汹汹，进了总署，要求张荫桓（时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立即向光绪帝转达他们的抗议。迟迟未见结果，他又于9月23日，发来一个措词更加严厉的《照会》：
新开学堂，华士学习西洋学课，今切不可废置义文、免用义国教习。义国原属近世学文之兴起之国。万国内法、天文、格致等类，均系义人开创。华人非不知其事。古时聘用出名义师如利玛窦等人，勉力大利于中国兴起学问，而不知此事者，便为老年传教、并无学问之人，实未得欧洲开教之据。此人前次误派同文馆，因其无能，则同文馆创设多年，至今并无成效之势。兹又闻此人管理新设大学堂。查原编辑学堂章程者遗忘义国。本署大臣提及此误，仍请总署管学大臣添改章程……如不将外国大臣之请奏明，此事即违背大皇帝之谕旨！
接到这个《照会》时，慈禧已在开杀戒，北京城时已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孙家鼐却大义凛然，接到总署转来的《照会》第二天，他就义正词严地答复：
查本大臣办理大学堂，皆遵照贵衙门原奏章程，期于中外交涉语言文字相通而已，非必各国皆有教习也。且中外交涉者，共十余国。若各国皆荐教习，贵衙门何以应之？仍请贵衙门斟酌回复可也。
遥想当年，清政府“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对西方列强、东方“土豪”（日本）俯首帖耳，极尽谄媚之能事，孙家鼐却在“新法悉罢，独留家鼐为管学大臣，刚毅、徐桐嫉之，时相齿+奇齿+乞（yihe，意为陷害、倾轧）”⒃之时，为捍卫中国的主权，对列强的无理要求一再说“不”，其民族气节、爱国情怀真是无需言表、可敬可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