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同朝为官，没有朋友孤掌难鸣；但被朋友利用、陷害，甚至兄弟反目成仇、互相厮杀的悲剧，也是每朝都有，数不胜数。
李斯与韩非：韩非子（约前280—前233），原为韩国贵族，与李斯同学，都是荀卿的弟子。两个人先后投奔秦国，受到重用，成为同僚。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司马迁写道：“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杀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庞涓与孙膑：孙膑与庞涓曾拜鬼谷子为师，并结为异姓兄弟，孙膑为兄，庞涓为弟。孙膑的才华却令庞涓羡慕、嫉妒、恨。于是，已经身为魏国大将和军师庞涓，却是个小肚鸡肠，当他听说魏惠王欣赏孙膑，生怕孙膑后来居上，于是，他表面上遵命，把兄长接到魏国，以礼相待；背地里，却以手足情做迷幻剂，设下圈套，先派人伪装受孙膑表兄之托，劝孙膑返回齐国享受荣华富贵；骗到孙膑的亲笔复信后，庞涓亲自涂改，并把它交给魏王，诬告孙膑私通齐国。结果，魏王大怒，严厉处罚孙膑，“断其两足而黥之”……
到了晚清，政局动荡，政坛生态更为险恶，发生了著名的曾、左、李“窝里斗”事件。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再加上一个胡林翼，都是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功臣，受到朝廷重用，被誉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可是，共患难易，共富贵难。曾国藩、左宗棠是湖南老乡。曾国藩素来知人善任。咸丰十年，举人左宗棠成为他的幕僚。左宗棠如鱼得水，军事才华得以展现。两个人亦师亦友，亲如手足。经过曾国藩的悉心栽培、提拔，左宗棠与李鸿章都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咸丰六年（1856年），左宗棠被任命为兵部郎中。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左宗棠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回安徽招募、组建淮军。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左宗棠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
同治元年（1862年），左宗棠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并扩充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升为闽浙总督；淮军在安庆成军，经曾国藩推荐，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
同治三年（1864年），左宗棠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论功，授封一等恪靖伯；淮军攻克常州，清廷赏李鸿章骑都尉世职。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比较讲义气，认为染指金陵有抢功嫌疑，会得罪曾国藩、曾国荃。于是，他掉头南下杀进浙江，没想到惹恼了左宗棠，上奏告他“越境掠功”，两人开始产生“过节”。攻克天京后，湘、淮军将帅得以加官进爵，曾国藩授封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李鸿章授封一等肃毅伯，也赏戴双眼花翎。不久，左宗棠却因幼天王去向之事，与曾国藩产生裂隙，最后演变为绝交。直到晚年，他还是逢人便骂曾国藩。
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发生“海防”与“塞防”之争。限于当时财政枯竭、军费拮据，李鸿章等人力主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加强海防，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则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不能顾此失彼。两个人因此闹得不可开交……
至于翁同龢本人，也有过多次的教训。他与潘祖荫同年出生，既是老乡，又是世交，同为“清流”南派首领。两人曾经作为正、副考官，一道前往陕西，组织乡试，应该说，交情很厚。《翁同龢日记》中，不时可以见到两个人的交往记载。然而，到了晚年，潘祖荫却对人坦言：“叔平（翁同龢的字）虽为君之座师，其人专以巧妙用事，未可全信之也。……吾与彼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他可知矣。”意思是说，翁同龢功于心计，善耍手腕，言行不一，即使是对他这个“发小”也不放过。
翁同龢曾与荣禄结拜过。晚清时，两个人同为军机大臣，经常在一起商讨军国大事。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三日，荣禄在给陕西巡抚鹿传霖的密函中写道：“常熟(指翁同龢)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意（议）者。其误国之处，有胜于济南（济宁，指军机大臣孙毓汶），与合肥（指李鸿章）可并论也。合肥甘为小人，而常熟则仍作伪君子。”
另外一个世交张之洞，对翁同龢更是耿耿于怀。《广雅堂诗集》中，有一首诗《送同年翁仲渊撰从尊甫药房先生出塞》，张之洞亲自做了一段注释：“药房（即翁同书）先生在诏狱时，余两次入狱省视之。录此诗，以见余与翁氏分谊不浅。后叔平相国一意倾陷，仅免于死，不亚其章之于赞皇，此等孽缘，不可解也。”
实事求是地讲，翁同龢是一个纵横政坛、呼风唤雨几十年的官场老手，也是一个难交、也交不透的大官僚。但是，他与孙家鼐，恰恰是有始有终，推心置腹。这里面有什么内在的原因呢？
概括地分析，我认为至少有三点：
一是志趣相投。翁同龢学富五车、多才多艺，对王阳明的心学尤为宾服。15岁那年，翁心存给了他一本刘宗周的《人谱》。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别号念台，浙江绍兴人，因讲学于蕺山，世称蕺山先生。他是明代最后一位理学（心学）大师，开创了蕺山学派，清初学者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都是他的弟子。《人谱》启迪初学者注重践行，而不要空谈心性。从此，翁同龢便开始“日夕读之，懔懔恐失坠”，一生都在学习、研究，造诣颇深。而孙家鼐恰巧也是王阳明的忠实信徒，从同治元年，两个人作为会试同考官认识，交流心学学习心得，到后来，两个人成为同事、好友、把兄弟，心学一直是他俩交谈的重要话题。难得的是，心高气傲的翁同龢对孙家鼐的观点深为赞许，“燮臣言：读阳明书，当知入九华山静坐一段，为最不可及，他人处此必以死生争之，则事或败矣。又曰：吾辈当体圣人中和之旨，勿与人竞尺寸之功，则私念自消。皆名言也！”可以说，心学既是他俩开始交往的桥梁，也是维系他俩几十年感情的纽带。
二是惺惺相惜。一窝燕子，羽毛丰满后，共同飞向远方。但是，如果有的飞得快，有的飞得慢；有的飞得高，有的飞得低，用不了多长时间，必然会“劳燕分飞”。同样道理，两个兄弟一同踏上仕途，后来，一个飞黄腾达，另一个“不请不送，原地不动”，用不了多长时间，也必然会“形同陌路”。翁、孙能够维系三四十年的兄弟情谊，与两个人职务升迁基本同步大有关系；年轻但争强好胜的翁同龢总是快半步，年长但宁静淡泊的孙家鼐总是紧随其后，不仅不会对翁同龢产生实质性的威胁，而且还可以作为他的“援引”，这也是两个人交情持久的必要条件之一。
三是刚柔相济。翁、孙二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士大夫，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注重个人修养，“有古大臣风”。但比较起来，翁同龢毕竟是相府里走出来的“公子哥”，身上既有京官“依违圆滑”的一面，也有喜怒无常、“倔强负气”的一面，对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优越感，遇事也难免不够冷静。“光初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议事，偶有不合，翁辄怫然，常入报帝，必伸己意，众已侧目……”二哥翁同爵应该对此有所耳闻，他在《致叔平弟》中提醒道：“吾弟素性近于允厉，须时时自持之，切勿太过为嘱。”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遇到事情，他的火暴脾气，还是很难抑制。1897年12月11日，“论胶事，（皇）上述慈谕：看《照会》稿甚屈，以责诸臣不能整饬，坐致此侮。臣愧悔无地，因陈各国合谋图我，德今日所允，后日十即翻，此非口舌所能了也。词多激愤，同列讶之。”在光绪帝面前尚且“词多激愤”，对其他人更是少有顾忌。两天后，他再次发作，“与刚公语不合，几拂衣。”以至于“把兄弟”荣禄坦言：“刻与其共事，几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
他曾经喝过大嫂的乳汁，从小以大哥为师学习功课，与大哥感情非他人可比。但情归情，理是理，情不能悖理。翁同书因为失职渎职、奏报不实，受到刑部的审断，被流放到蛮荒边陲。闻讯后，翁同龢怒不可遏，以手击案，竟把自己的中指都拍骨折了！晚年，他被开缺回籍，抛开别的不谈，他的火暴脾气也是一条导火索。平常无事，同僚们可以装聋作哑；一旦时机成熟，墙倒众人推，落井更下石，也是很自然的“报应”。
相比较来说，孙家鼐的性格显得更成熟，修养也更高一些。“翁性偏急，以专断致嫌，晚遭谗沮，几致不测；孙则务简约敛退，本其黄老之学，能冥合道妙，默操元牝，调和宫廷母子之间，常以资望领新政，历三十年恩遇而不衰，世称寿州相国。”两个老友，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一个刚，一个柔。性格互补，也是他俩保持终身友谊的不二法门。试想，如果两个人都刚，针尖对麦芒，见面必“打仗”；或者，两个人都柔，面团对泥团，遇事无主见，岂能在与同僚们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登上大学士高位，成为晚清政坛股肱、文坛双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