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殚精竭虑,培养了一位富有维新思想的明君
余音2025-10-27 11:562,104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晚清史,特别是戊戌变法史的研究中,由于种种原因,晚清重臣、开明政治家、著名教育家孙家鼐一直待在遗忘的角落里,鲜有人问津,其历史性贡献更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正如李振东在《北大的校长们》中指出的那样:“在维新人物中,孙家鼐常被忽视,或者被误认为‘帝党’'中的思想保守的‘`右派’。其实,孙家鼐是当时统治阶级特别是高级官吏中爱国、开明并对维新运动作出过一定贡献的历史人物,他的作用和功绩不可忽略。”

  2008年春,在纪念戊戌变法暨北京大学创建110周年之际,笔者怀着重估历史、缅怀先贤的心情,特撰此文。希望拂去时间的尘埃,纠正历史的偏见,正本清源,让孙家鼐的功绩大白于天下,给至今还在享受他的改革成果的亿万读者以深刻启迪。

  孙家鼐(1827—1909),寿州(今安徽寿县)人,字燮臣,咸丰九年状元。同治七年,奉旨在上书房行走;光绪四年,奉旨在毓庆宫行走,担任皇帝师傅。历任工部、吏部、礼部等部尚书。1898年7月,担任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大臣(也称管学大臣)、协办大学士,创办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夭折后,慈禧企图废除光绪皇位,朝臣多阿附,唯独他坚决反对。不久,他以病为由辞去官职,以示抗争。庚子国变发生后,他诀别家乡,抱病北上,共赴国难。1904年,任学务大臣,参与“新政”。1907年,任武英殿大学士,为资政院两总裁之一。1908年赏太子太傅。1909年病逝,谥号文正。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教育部长、最后一个拥有文正谥号者。经过深入研究,我认为,孙家鼐主要有七大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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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新觉罗·载湉4岁登极,在位34年,享年38岁。年号光绪。俗称光绪帝。

  光绪帝的一生壮志未酬,悲惨凄凉。为了施行精神控制,从他进宫那天开始,慈禧就命令他喊自己“亲爸爸”(满语为“皇阿玛”),而且,终身也未能让他与生母再见一面。巨大的皇宫里,只住着他一个真正的爷们,光绪每天看见的除了慈禧的寡妇脸,就是大臣的脑袋和一群不男不女的太监,光绪的童年生活异常孤寂;大婚之后,由于与皇后关系冷淡,而自己喜欢的珍妃又多次受到“亲爸爸”的责骂、体罚,光绪的情感生活也是非常地不幸。中国古代是个宗法社会,讲究“三纲五伦”,“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伦”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涵盖了人间的天伦之乐。而在光绪身上,“五伦”基本上是一伦也不伦。所以说,光绪的宫廷生活简直像蹲监狱一样痛苦而无助。

  在痛苦而无助的生活中,只有老师能给他带来一些人间温暖。在历史上,像光绪那样与老师感情很深、信任老师的皇帝,并不多见。

  按照清朝皇室的规定,皇子6岁上学。载湉入宫是同治13年,第二年就是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光绪帝在太和殿举行继位大典。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光绪帝开始在毓庆宫上学,这一年他虚岁6岁,足岁只有4岁半。直到光绪二十三年正月毓庆宫被慈禧下令裁撤,光绪一直在此读书、学习。光绪的汉文师傅很有几个,如翁同龢、夏同善、孙家鼐、孙诒经、张家襄等,另外还有御前大臣,主要教他学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刚开始的师傅是翁同龢和夏同善。翁同龢主要教他识字,夏同善主要教他书法。夏同善是浙江人,由于地方口音较重,光绪听起来很吃力。不久,夏同善担任江苏学政,空出的位置由孙家鼐接替。在光绪的师傅中,只有翁同龢与孙家鼐陪伴他时间最长,感情也最深。但是,他的师傅的下场都不太幸运:“夏公出为学政,薨于外;仁和孙公以失旨出书房;翁相国以罪去;独孙相国恩礼始终无间云。”⑴戊戌变法才开始4天,翁同龢就被罢官赶回原籍,此后,唯有孙家鼐一直陪伴着光绪,并白发人送黑发人,为光绪皇帝送终。

  光绪读书很用功,连慈禧都夸赞他:“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在培养光绪皇帝的维新思想上,孙家鼐与翁同龢一样,起到了巨大作用。

  例证之一,光绪二十年(1894年),郑观应完成了维新巨著《盛世危言》。1896年9月,他委托陈炽转送孙家鼐一部新增订的《盛世危言》、书信及《时事急务条陈》、日本《教育法规类钞》⑵等。孙家鼐也两次在光绪面前高度评价《盛世危言》。光绪帝深表赞许,命令总署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们学习、研究。

  例证之二,光绪二十一年九月(1895年10月),李提摩太到达北京,专门拜访李鸿章、翁同龢、孙家鼐等人,广泛宣传变法主张。他特意请孙家鼐帮忙,将自己的新著《现代教育》等呈送皇上。李提摩太对孙家鼐印象深刻。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一书中,他回忆说:“改革维新派强学会得到了总署大臣翁同龢与皇帝的师傅孙家鼐的同情和支持”,我“接受了李鸿章总督的建议,我像跟皇帝本人谈话一样与他(指孙家鼐)交谈。……我发现,他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有两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为皇上读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⑶

  例证之三,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1898年7月17日),孙家鼐上了一道《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曾回忆说:“臣昔侍从书斋,曾以原任詹事府中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进呈,又以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危言》进呈,又以候选道郑观应《盛世危言》进呈,其书皆主变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阅看,采择施行……”⑷了解他的人也说,孙家鼐对《校邠庐抗议》“有偏嗜,平日固不离左右”⑸。

继续阅读:二、对于变法,有理性的思考和具体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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