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黄明明，1984年生在广西玉林一个地图上都快找不到名字的小镇。我爹说，我出生那天，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可我娘却说，我一落地就不哭不闹，瞪着个大眼睛，骨碌碌地转，好像在打量这穷得叮当响的家。
穷是真的穷。土坯房，泥巴墙，一下雨就漏风漏雨，冬天冻得像冰窖，夏天热得像蒸笼。但这都不算啥，我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磨难，或者说，老天爷好像就爱跟我开玩笑，专门挑些狠的来捏我。
童年？在我记忆里，就是黄土地、水牛、还有数不清的“为什么”和“怎么办”。我是个闲不住的性子，跟泥鳅似的，精力旺盛得没处使。夏天，村头那条小溪是我的战场，我能光着膀子在里面泡一整天，就为了摸几条滑溜溜的泥鳅，或者用破渔网罩住几条小鱼。这更是家常便饭。我娘总在树下叉着腰骂：“黄明明！你个小兔崽子，再不下来，看我打断你的腿！” 我才不怕，她的腿？还没我爬树的速度快。
可老天不会一直让你这么顺顺当当玩下去。我五岁那年，发生了一件差点让我直接“上线”的事。那天下午，大人们都在村里的碾米房忙活，巨大的石碾子在吱呀作响，旁边那个老旧的传送带，是带动碾米机运转的关键。我呢，跟几个半大孩子在旁边玩“官兵抓强盗”，追着跑着，我一头就钻进了碾米机旁边那个狭窄的操作口。
现在想想都后怕，那玩意儿跟个怪兽似的，轰鸣着，我就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拽了一下，手腕一疼，然后就是天旋地转，温热的液体顺着额头往下淌，糊住了我的眼睛。我听见有人尖叫，是我娘，她那撕心裂肺的哭喊，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后来我才知道，我胳膊上的皮带轮有个松动的螺丝，正好划破了我的额角，血止不住地流。是我爹背着我，一路狂奔，把我送到十几里外镇上的卫生院。医生说，再晚来一步，就去见阎王了。
额头缝了好几针，留下一道浅浅的疤。这疤后来随着我长大，变得更淡了，几乎看不见。但我左手手腕内侧，有一块淡红色的胎记，巴掌大小，像个模糊的烙印。小时候我不懂，有一次好奇让我娘给我看，她指着那胎记，欲言又止，最后才说：“明明，这是个记号，以后别弄丢了。” 当时我问是什么记号，她只是摇头，含糊地说：“是第九世。”
第九世？那是什么？我一个五岁的孩子，哪懂这些，只觉得好玩，以为是某种能带来好运的符咒。后来我长大了，才慢慢把这三个字从记忆的角落翻出来，可问谁都没人知道，只当我娘是骗我的，哄小孩的。
我从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闯祸精。但奇怪的是，我脑子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尤其是数学。小学老师总说我是个天才，尤其是数学，那叫一个溜。什么加减乘除，很快就能理解，应用题更是一眼看穿门道。四年级参加县里的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满分！这个消息传回村里，轰动了。以前都说我调皮捣蛋，打架斗殴，现在一下子成了“天才”，反差大得让人不敢相信。
可天才又怎么样？我该打架还是打架。那时候镇上中学有几个恶霸，总欺负低年级的学生，我看不惯，加上我这人护短，谁要是被他们欺负了，我知道了，就得上去。那肯定打不过啊，他们人多，我一个小不点，就只能逞匹夫之勇，拳打脚踢，咬人的时候都有。每次打完，我身上添几道伤是常事，鼻青脸肿也是家常便饭。
我娘气得拿扫帚追着我打，一边打一边哭：“你个死仔！人家欺负你你不躲就算了，还去打！打不过怎么办？你不要命了吗？” 我爹就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地抽烟，眉头紧锁，一句话不说。但第二天，要是我因为怕疼没去跟人“算账”，他就会默默塞给我几块钱，让我去买两斤肉，说是“给你补补，下次打架才有劲儿”。
我知道他不是真的让我去打架，是怕我被人看不起，怕我这“天才”的脑子，以后用不到正途上，被这股子野劲毁了。那时候，我不懂什么是正途，只知道，谁要是敢惹我家里人，敢在村里作威作福，我就跟他干到底。全村人都知道，老黄家的那个黄明明，聪明得要命，但也是个混不吝的主，打起架来是真不怕死，所以没人敢轻易招惹。
那块手腕上的“第九世”胎记，依旧模糊不清，像一个未解之谜刻在我身上。我依然会在放学路上，跟人因为一句话不合就动手，也依然会在数学题海里找到乐趣。那道额角的疤，像勋章一样，时刻提醒着我，从鬼门关爬回来的滋味。我总觉得，我这“第九世”的身份，肯定不简单。老天爷让我死过一次，又把我扔回这贫瘠的小镇，给我一副聪明的脑袋瓜，还赐了这么个怪胎胎记，绝不可能只是让我平安长大，娶个媳妇生娃，守着这几亩薄田过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