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后的张薇，拖着那个显得更沉的行李箱，真正走进了这座光鲜城市的缝隙与褶皱里——一片待拆迁的、被遗忘的“城中村中的城中村”。这里的时间像是凝固了，又像是在以难以察觉的速度加速腐烂。斑驳的墙上，写满了猩红、巨大的“拆”字，像一道道刚划开、还没结痂的伤口。大多数居民已经搬走，留下空荡荡的门窗，像无数双失神的眼睛，空洞地望着这片即将消失的故土。只剩下一些像她一样无处可去、或是贪恋最后一点廉价容身之所的人，如同城市阳光照不到的影子，在这里暂时栖息，等着最终不可避免的命运。
她的房间在一条窄得只容一人通过的巷子尽头，光线被两边歪斜的楼房切得支离破碎。房间没有窗，只有一扇吱呀作响、关不严实的破木门，通向一个杂草丛生、不到五平米的小小天井。天井里的杂草长得比人还高，透着一股倔强的荒凉。就算在阳光最好的中午，屋里也是一片昏暗，需要一直开着那盏昏黄的白炽灯。空气里常年飘着潮湿的霉味、旧木料的腐朽气，还有一种无名的、属于被遗忘之物的尘埃味。
她唯一的邻居是个沉默得像口古井的老头。老人住在对面，房间比她稍大点，里面最显眼的，不是床，也不是桌椅，而是一排用废旧木板和砖头搭的、歪歪扭扭的简陋架子。架子上，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各种捡来的、修不好的破旧钟表。老式的座钟、斑驳的挂钟、塑料壳发黄的闹钟、黄铜外壳凹下去的怀表……形状各异，大小不一，但全都静默着，它们的指针永远停在不同的时刻，仿佛凝固了无数个过去的、被中断的瞬间。老人每天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工作，就是耐心而专注地擦拭它们，用一块边缘磨得发白的软麂皮，一遍又一遍，轻轻地拂过那些静止的表盘、斑驳的外壳，像是在触摸时间本身凝固的皮肤。只有极偶尔的时候，当老人不小心碰到某个还没完全锈死的发条，会从某个钟表内部发出一两声沉闷的、挣扎般的“滴答”声，随即又迅速陷入死寂，仿佛是时间碎裂后，发出的最后一声微弱叹息。
没有稳定收入，活下去成了最紧迫的事。她只能靠给一家藏在地下室、终日不见阳光的“抄写社”誊写模糊手稿来换点微薄收入。那些手稿字迹潦草狂放，内容多是落魄文人的愤世嫉俗或从三流杂志上剪下来的、情节老套的言情小说。在日复一日、近乎机械的抄写中，她的手指被墨水染黑，精神却因为内容的空洞而感到饥饿。她开始无意识地、在稿纸的空白和缝隙里，“补全”那些苍白无力、情感干瘪的故事。在男女主角说情话的段落旁边，她画下自己想象中他们应有的、带着复杂眼神的脸；在描述一个悲伤场景时，她会在边角勾出她透过破木门看到的、天井里那只总是瘸着腿、默默在草里找食的流浪狗的画像；她甚至会为一句干巴巴的“他离开了这座城市”，配上一幅用简单线条画的、火车消失在远方的草图。
这些画，和原文毫无关系，甚至显得有些突兀。那是她私密的日记，是她无法安放的、过于旺盛的感知力唯一的出口。她清楚地知道，她停不下这种“翻译”世界的冲动——把那些无形的情绪、流动的氛围、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张力、物体承载的记忆，翻译成有形的、可以凝视、可以触摸的图像。这既是她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她理解世界的方式，也恰恰是她与这个讲究效率、标准和实用的世界格格不入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