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拿前妻当免费保姆，她拿前夫当退休提款机他拿前妻当免费保姆，她拿前夫当退休提款机

前阵子，听我妈讲，二伯二婶又在商议复婚的事。

我随口道：“都说复婚多少年了，还没成功吗？”

我妈叹了口气：“你二婶看中你二伯的退休金，你二伯只想要个免费保姆照料他的老年生活，都想从对方身上捞好处，怎么和得好嘛？”

正如我妈所说，二伯和二婶的复婚长跑连续剧，三天两头就会在二婶月兰住的那条百余米长的小街上更新一集，引得众人争相看热闹。

1

我爷爷是老革命，经历了长征和无数战役，战功赫赫。我出生前，他以85岁的高龄病逝，据说是癌症，死在市医院的干部病房里。

爷爷的情况，我是从亲属们嘴里拼凑全的：

1933年，爷爷出川闹革命，当了一名通讯兵，后得了个官职。他一米八几，浓眉大眼，身骑白马，飒爽英姿。后来部队路过山东时，时值豆蔻年华的奶奶不顾爷爷已经婚配且有一双儿女的事实，一心跟定了他，很快就生下了我大伯。建国后，又生下我二伯。

1950年冬，爷爷用箩筐挑着两个幼子，带着小他二十多岁的奶奶荣归故里。回到老家后，爷爷才知原配已经病逝多年，儿女也长大成人，各自成家。十七年杳无音讯，儿女都默认父亲身亡命殒，每年中元节还聚在路口为他烧纸。所以，众人对他的归来震惊不已。

此后，爷爷作为退伍红军干部，享受着政府的优厚待遇，不用参加集体劳动，吃饭穿衣样样优先安排。奶奶陆续又生下三伯、我爸和小叔。等五个儿子相继成年，也先后参军入伍，退伍返乡后被安排在水泥厂、供销社、粮站等各个国营岗位上，红极一时。

话说我二伯在部队里前后待了七八年，还入了党，1977年返乡后，他被安排到镇上的粮站工作。那时他二十七岁，宽额大眼，相貌堂堂，字又写得飘逸，颇有领导风范，初来乍到，还真把单位里的人唬住了，大家都说他“将来是要做站长的”。领导也有心栽培他，将他视为接班人。没想到，二伯却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肚里没多少墨水，上台讲话磕磕绊绊，憋得脸红脖子粗，非但不是做领导的料，就连基层管理岗都无法胜任。无奈，领导最后只能把他调去搞后勤。

那年代，只要单位不垮，干不了这样，那就去干那样，反正也不会被辞退。搞后勤无须多高的学问，也不用上台发言，工作轻松，按月领薪酬，二伯对新岗位很满意。抛开工作能力，端着“铁饭碗”的他依然是本地姑娘们眼中的“有为青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处于当地婚恋鄙视链的顶端”，只有他挑别人的份。本来，他那时是有个姓罗的女朋友的——据说二伯曾救过她父亲的命，罗父临终前说没什么可以报答他的，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二伯欣然应允。

彼时，十八九岁的月兰在镇上学裁缝，店铺就在粮站对面。她跟我妈同村，比我妈大上几岁，她家不是村里土生土长的，是祖上逃难过来的，算起来，我应该称她一声“姑姑”。她生得娇小，不到一米六，年轻时眉眼清秀，皮肤白净，人又活泼伶俐、能说会道，和谁都聊得来。她有巧思，又懂缝纫，总能在衣服上做些装饰，穿出来显得比旁人洋气。

我爸说，那时镇上不像现在这么人口密集，单位里也没几个人，大家比较清闲，常在一起“拉呱（闲谈）”，一整条街都混成了熟人。月兰主动和二伯搭讪，一深聊，发现竟是同乡，老家离得也不算远，彼此便又多了份亲切。

月兰很快对我二伯芳心暗许。在那个相对保守的年代，月兰比同龄的女孩子都开放，家人也不怎么管束，任由她胡作非为。她见了罗姑娘两次，将其视为情敌，背后喊身高不到一米五的罗姑娘“克麻儿（青蛙）”。她天天在我二伯耳边说：“你不要跟那个姓罗的在一起，你跟我在一起，我个子比她高，长得比她好看，带出去有面子。我保证一辈子对你好，你跟我结婚只赚不亏！”

二伯一开始是拒绝的：“我跟人家都约定好了的，咋能三心二意呢？”

月兰继续进攻：“那有啥？你俩又没扯证，想跟谁过还不是你的自由。”

她巧舌如簧，不断列举着二伯选择她的种种好处，与选择罗姑娘的种种劣势。因着两人天天黏在一起，时间一长，二伯的意志也有所松动，但他不敢对罗姑娘坦承实情，脚踩两只船了一年多。最后，罗姑娘从旁人口中得知了这狗血剧后，并未对二伯过多纠缠，朝月兰骂了句“妖精”就放了手，半年后与别人结了婚。

2

二伯头一回带月兰回家见我爷爷奶奶时，在离家还有两百多米的山梁上，月兰就朝下大声呼喊：“妈妈、爸爸……”周围干活的邻居纷纷侧目，我爷爷奶奶在屋里听得一清二楚，始终不作声——这在当年是没教养的表现，哪有双方父母还未见面、姑娘就自行改口的道理？

虽然给我爷爷奶奶留下的第一印象不好，但接下来月兰的表现还是俘获了未来公婆的欢心——她抢着做饭洗碗、打扫庭院，没活就找活干，丝毫不拿自己当外人，田螺姑娘似的转个不停。首次见面，出于礼节，我爷爷奶奶也不会真的要她干活，大家就把她手里的活抢了去。倒是她这般殷勤，让我爷爷奶奶改变了想法，认为这未来儿媳定是勤劳之人，无非性格张扬了点，年轻人嘛，也不算什么缺点。

爷爷家到月兰家步行最多半小时，到了傍晚，月兰丝毫没有要回家的打算。那时，除了大伯自立门户外，其余伯伯叔叔均未成家，大家同住一屋，没有多余的房间给月兰住。她毫不在意，旁若无人地往二伯床上一躺，其余伯伯叔叔见状，只得出去避嫌，在院子里望了一夜月亮。

月兰心思活泛，跟我二伯处了一段时间后，看二伯管着粮仓钥匙，便点拨二伯，怂恿他晚上去偷仓库粮食。那年代没监控，二伯还认为主意不错，便三更半夜监守自盗，乘着月色跑上二十里山路，把偷来的粮食一半运往自己家，一半运到月兰家。

没多久，镇上修大桥，本地木材紧缺，山上到处砍得光秃秃的，施工队从外地运来架桥的木料，就近堆放在粮站外墙下，并委托工作清闲的二伯帮忙看管。白天，月兰看着堆成小山的粗壮木头，想着自家连好床都没一张，就又动起了歪心思。一天夜里，趁四下无人，她再次鼓动二伯乘着月色背了几截木头回去，给她娘家做了床和衣柜。

此外，二伯还把自家那只珍贵的“来凤鸡（据说可以看门护院）”也偷到月兰家去讨好未来的丈母娘，我奶奶操着蹩脚的四川话骂了好几天。

当然，这些不甚光明之事，至今只有我们家族的人知道。

=====

单从外表上看，二伯一副老实忠厚的样子，任谁看都不像是耍滑头的人。但他面上对月兰言听计从，实际却有着极为精明的一面，尤其是在金钱方面，算盘打得比谁都溜。

1981年，三十出头的二伯和二十出头的月兰结了婚，婚后，两人定居在老家乡里的街道边。房子是二伯用空心砖垒的，屋顶仅有一半，是两块盖着牛毛毡的水泥板，勉强能护住角落里的床，剩下一半抬头一望便是天空。月兰白天在门口支锅做饭，吃了饭就摆开缝纫机接生意，帮乡里赶集的人改改裤腿、镶个衣服边什么的。晚上在四面透风的屋里睡觉，躺在床上可以数星星。

二伯依然在镇上的粮站工作，距家十公里，隔三差五回去和月兰团聚一次。他死死攥着每月的工资，对妻子抠抠搜搜，除了必要的支出，舍不得为她多花一分，把钱交给月兰保管更是从来没有的事。

当月兰陆续生下了两个女儿——也就是我大堂姐和小堂姐——之后，他们时常因为钱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大打出手。

一次，月兰牵着大女儿背着小女儿，去粮站找二伯拿钱，二伯撒谎说还没发工资，但旁人说早就发了。月兰偷偷溜进二伯宿舍，四处搜寻，最后扒开一截松动的砖头，从墙缝里抠出一卷钱来，数了数，有五十多块。那时，二伯每月工资三十八元。月兰把钱塞进裤腰里，急忙带着两个女儿赶回了娘家。

次日，二伯发现砖缝里的钱不翼而飞，没多想就知道是月兰干的，他扔下工作追到乡里那个四面透风的家，见屋门紧锁，又马不停蹄地追到丈母娘家。二伯怒气冲冲勒令妻子把钱交出来，月兰矢口否认。

二伯放出狠话来：“不把钱交出来的话，今天恐怕要出人命！”

看着女婿这不依不饶的模样，丈母娘害怕真出事，出来打圆场，质问月兰：“你到底拿没拿呀？拿了的话，你就还给他呀！”

月兰极不情愿地从裤腰里掏出那卷钱，骂骂咧咧地使劲投掷出去，故意投进院子边上的水塘里。二伯见状，衣服都顾不上脱，忙跳进池塘捞起了钱，不顾身上泥水横流，头也不回地就回单位上班去了。

后来，月兰向旁人诉苦：“你们瞧，这像是两口子过日子吗？他把我当贼一样防着，哪像个当丈夫的呀？”

二伯毫无愧意，反而说：“月兰狡猾得像狐狸精，钱要是落在她手里，鬼知道她要玩出啥花样？”

那几年，月兰过得凄凄惨惨，带着两个女儿可怜兮兮地守着那间半成品毛坯房。遇到下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地上积水没过脚面，月兰只好抱着两个女儿蜷缩在床上，日子过得堪比独守寒窑的王宝钏。

3

月兰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认识的老郭。

老郭是个建筑工，外县人，哪里有活儿就去哪里。他来这边承接了乡政府大楼的改造工程，天天在月兰家对面干活，一来二去就跟月兰搭上了话。老郭爱显摆，尤其是对女人。一次，他酒后失言给月兰说，自己除了工程款外，还额外忽悠了政府一大笔钱，政府的人都是傻子，竟然浑然不知。

这无心之言倒是点醒了月兰，她一边频繁地邀请这个有钱的建筑工来家里吃饭，一边悄悄跟二伯商议：“这个姓郭的有钱得很，他正好又死了女人，咱俩来个假离婚，我假装和他在一起，把他的钱套到手，咱俩再复婚。”

一开始二伯觉得很荒唐，但架不住月兰天天地磨缠，迷魂汤灌多了，他居然也对这个建议有点动心——找一个冤大头来给自己盖房子，岂不美哉？但他又担心月兰和老郭假戏真做，迟迟下不了决定。

月兰见状，给丈夫打定心剂：“我都给你生了俩娃了，你还怕我真跑了不成？不然，就你这点死工资，咱俩下辈子也翻不了身！”

二伯想想他那点可怜的工资，望着漏雨的破屋子，竟稀里糊涂地下了最后的决定。

1990年，他们火速办理了离婚手续，大女儿跟了二伯，小女儿跟了月兰。之后，月兰开始放心大胆地跟老郭交往。

在工程上耍滑头的老郭对女人倒是实诚体贴，他认为月兰是因他离婚，对他绝对是真爱，于是对月兰极尽宠爱，要啥买啥，还把挣来的钱放心地交给月兰保管。他在家时，家务活也不让月兰沾手，做饭洗衣全包圆，简直称得上是“模范丈夫”。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老郭没跟月兰好上之前，曾在月兰的亲妹妹家（姐妹两家住同一条街）干过一段时间的活儿，据说跟月兰的妹妹也暧昧不清。后来月兰把老郭抢到手，引起了妹妹的不满，姐妹俩撕破脸骂了一大架。事后，月兰催促老郭要回他替自家妹妹干活的工钱，揣到自己的腰包里。因此，姐妹俩好几年都不曾往来。

两人在一起过上日子没多久，老郭就掏出积蓄，把月兰家的破房子推倒，新盖了一栋两层小楼。白得耀眼的瓷砖外墙，宽阔的阳台，在当时普遍还是瓦房的街道上，无异于一幢“豪宅”。

房子建完，月兰也没主动提和二伯复婚，日子就这么过着。我爸我妈后来讨论这事情时，我爸认为，月兰应该是想着二伯对她的抠门，对比起老郭对她的毫无保留，越想越委屈，就忘了和二伯的约定，逐渐对老郭产生感情，觉得老郭才值得她托付终身。我妈则认为我爸只说对了一半，她认为月兰的心思远不止这么单纯，她一面看中二伯的“铁饭碗”，一面看中老郭口袋里的钱，想让两个男人都为她所用。

当然，无论是出于什么心思，月兰都不敢暴露半分，她知道二伯是有性格的人，搞不好真会闹出人命，只能且行且观望。

=====

二伯一分钱没花，看着家里的新房拔地而起，自然内心暗喜。但很快，他又察觉到不对劲——既已离婚，从法律上来讲，他不再是月兰的丈夫，再无权干涉月兰和老郭的交往。此前作为第三者的老郭，现在名正言顺了。

越想越不对劲的二伯急匆匆从单位赶回去，找月兰要个说法。推开门，恰逢老郭也在，跟月兰正围在一块儿吃饭，说说笑笑，像两口子。二伯怒从心头起，一把掀翻桌子，跟老郭扭在一块儿。老郭五大三粗，一身腱子肉，二伯根本不是对手，几个回合下来，二伯便鼻青脸肿。

恰逢我爸上街买化肥，碰见了战败后一脸狼狈的二伯，问清缘由后，便飞速喊来了大伯和三伯助力，誓要教训老郭那个老小子。众兄弟来势汹汹，老郭见势不妙，揣了一把匕首就往乡政府办公室躲，但他前阵子黑了政府的钱，政府的人都知道了，也不待见他，甚至还有心看热闹，一边把他往外驱赶，一边故意大声说：“要打架出去打，别影响我们办公！”

老郭只好退出来硬拼，奈何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那把被他“呼呼”挥舞的匕首，被曾在部队练过散打的三伯一个反手就击落在地，然后几兄弟一拥而上，一阵拳打脚踢，直到老郭磕头求饶才作罢。

老郭挨打的时候，月兰躲在屋里不敢露面，最后被二伯一脚踹开门揪了出来。她吓得浑身发抖，哭哭啼啼说不出一句囫囵话。

弄清楚缘由后，叔伯们对二伯和月兰的“假离婚”哭笑不得，劝着二伯赶紧找月兰复婚。不料二伯突然间有了志气，说既然月兰对姓郭的有意，那复婚也毫无意义，强扭的瓜不甜，还不如成全他们。他一个吃公家饭的，还怕找不到女人吗？

最终，二伯和月兰划清了界限，月兰和老郭成了正式的夫妻。一年后，他们生下一个儿子。

我爸后来跟我讲，其实老郭本性不坏，对他和我的叔伯们都还不错，虽当初挨了他们的打，但也不记仇，每次见面，老远就打招呼递烟，喊一起喝酒。

90年代中期，县城流行起了录音机、VCD，老郭率先买回这些稀罕物件，月兰显摆似的都陈列在堂屋里，盖着白色钩花大方巾，时不时播放《九九女儿红》《忘情水》那些当时红遍神州大地的流行歌曲。她家大门对着马路，时常敞开，来往赶集的熟人都喜欢进屋谝一会儿闲，就像“街头情报中心”。

我当时在乡里读小学，放学后经常跟小堂姐去她家玩VCD。我们兴致勃勃地把碟片拿出来播放，还没看上几分钟，就遭到月兰呵斥：“关了关了，吵人！”她那会儿并不待见我，总说：“你还不快回家去，在这有啥好耍的？”

4

月兰和老郭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二伯却是倒了霉。

1995年前后，“下岗潮”来临，我爸和叔伯们陆续丢了工作，只得自谋出路。众兄弟都有家可归，可以暂且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再做下一步打算。唯有没家的二伯只能栖居在单位分的宿舍里，艰难度日。他成了一叶扁舟，在浪潮里晃晃荡荡，不知该驶往何方。

二伯的宿舍我小时候经常去，在街背后的崖壁下，是一排破破烂烂的土墙瓦房，二伯住在最外面的一间。遇到下雨天，崖壁上倾泻而下的飞瀑会溅得满屋是水。可能因为位置不好，加上房屋太过粗陋老旧，没人收回这个宿舍，二伯就带着大堂姐一直住着。大堂姐那会儿瘦小孱弱，身上脏兮兮的，头发乱糟糟绑扎着，但人长得细皮嫩肉的，五官生得也俊俏，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咕噜噜转，让人觉得她脑袋里装满了鬼点子。

街上常有小贩举着挂满各类小玩意儿的竹架子沿街叫卖，上面有用红绳系着观音造型的玉佩、五彩水晶手链，颇得小女孩们喜爱，但我们没钱，只能用手摸摸，赏玩一番过过瘾。大堂姐想出主意，她拔出二伯的刮胡刀片，藏在袖口，再遇到小贩时，假装挑挑选选，趁小贩不备，迅速割断绳子将东西卷进袖子里。如此多次，屡试不爽，竟没被发现过。

长期住宿舍也不是办法，二伯开始考虑归宿问题，但他除了一把子力气，再无别的优势，况且还带着一个“拖油瓶”。有人看他可怜，给他介绍了一个名叫红霞的农村妇女。红霞的男人早年被两个外地人忽悠出去挣大钱，一走便音讯全无。一听能有人收留自己和女儿，二伯忙不迭地答应了媒人，总算为自己觅得一个落脚点。

我去过红霞家，在大山深处，比我们老家的条件更艰苦。那里的房子又窄又矮，里面黑黢黢的，地上大坑小坑，屋中间挖了一个土坑当火塘。隔壁的屋里，两条板凳支个木板就是床，鸡鸭栖居在床下，照明靠煤油灯，连蜡烛都没一根，更别说电灯。红霞也有两个女儿，年龄跟我大堂姐二堂姐差不多，母女三人住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深山老林里，日子举步维艰，急需劳动力。

那几年，二伯遭遇月兰背叛，又丢了工作，尝尽人间冷暖，逐渐认清现实，觉得找个可靠的女人安心过日子比什么都强。于是他从零学起耕田犁地、砍柴放羊，倒也勤勤勉勉。虽是重组家庭，但日子过得跟寻常夫妻没两样。

红霞个子小巧，为人淳朴，没有月兰那么多心眼。每次我们这群小孩子去她那里走亲戚，她都拿出家中的腊肉和鸡蛋招待我们，我们也喜欢她，喊她“二婶”，她也笑眯眯地答应。有时，她会主动来我家走亲戚，一个人过来，跟我奶奶（这里是我外婆，我爸是入赘的，所以我把外公外婆也叫爷爷奶奶）说些家长里短。一次，她说自己在“讨下贱（被人瞧不起，委屈）”，貌似是月兰从中作梗，给我大堂姐出馊点子，让她不要认红霞当妈，指使她跟红霞对着干。红霞说着便抹起眼泪，我奶奶只得一边骂月兰吃着碗里的望着锅里的，一边宽慰她。

除了红霞委屈，二伯同样忐忑不安——毕竟，红霞的丈夫只是失联，不代表人没了，如果他哪天平安归来，自己只能卷铺盖走人，说不准还会发生纠纷。

我大堂姐和红霞的两个女儿都只读完小学。红霞的两个女儿黝黑结实，话不多，老实本分，辍学后便在家里帮着干农活，经常背着蔬菜和果子上街去卖。我大堂姐生得俏丽，不屑于做这些粗笨活，时不时跑去亲妈那儿躲清闲。

红霞的丈夫倒是一直没回来，最后被村委认定为失踪人口。二伯和她就这样稀里糊涂过了下去，直到三个女儿先后成年，外出打工。

我大堂姐率先去了广东打工，两年后回来像变了一个人，烫着大波浪，身披皮草，蹬着高跟长筒靴，出手阔绰且烟不离手。她说在电子厂上班，但没几个人信。她不愿再回山里的老家，拿出十多万在镇上买了一套二手的四居室，让二伯和红霞一块儿搬到镇上去住，红霞乐呵呵地答应了。没想到，才去住了两个月，月兰就闹上门，说房子是自己女儿买的，让红霞滚蛋。

“你不是也有两个女儿吗？你有本事叫她们也给你买一套呗！”月兰说着风凉话。

“你有啥权利赶我走？我也养育了她好多年，后妈也是妈。”红霞据理力争。

“还后妈呢？你把结婚证掏出来看看，别以为搭伙过了几天日子，就名正言顺了。”月兰开始耍无赖，她仗着血缘优势，根本不把红霞放在眼里。

红霞也自知不是她的对手，闭了嘴。我大堂姐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索性不管这事了。

红霞的两个女儿在上海打工，知道这事后，打电话劝母亲：“你不要在那里寄人篱下了，与其当受气包，不如出来跟我们一起，她有女儿，你也有女儿。”

红霞听了女儿们的话，去了上海，偌大的房子只剩下二伯一个人。他很不习惯，三天两头给红霞打电话央求她回来，红霞也放不下我二伯，毕竟共同生活了那么多年，还是有感情，但她又苦于斗不过月兰，想回不敢回。

等两个亲生女儿先后在外面结婚生子，红霞得给她们带娃，更没机会回四川了。她有时抽空给二伯打视频，聊着聊着就抹眼泪，二伯也在这头抹眼泪。

5

月兰这边，日子也不似先前那般红火了。老郭身体出了问题，一检查是癌症，拖了好几年，花光了积蓄，也受尽了折磨，最终在他们儿子刚成年时去世了。

老郭得癌症期间，月兰又和另一个外地来的包工头打得火热。那个包工头离异，比月兰小七八岁，在这边租房子住，还带着个七八岁的女儿在这边上小学，学校离月兰家就两百米。月兰主动提出帮包工头接送小孩，接到她家里吃饭，小孩喊月兰“姨妈”，处久了生了依赖，有时晚上也不愿回去，要跟月兰一块儿睡。

老郭看在眼里，跟月兰说：“我知道你的心思，你还有几十年光阴，你跟他在一起不是不行，但要在我走后，若生前给我戴绿帽子，我死了也要来梦里找你。”

这一席话把月兰唬住了，至少明面上，她跟包工头保持着距离。

2010年老郭去世后，月兰才正式和包工头住到一起。彼时，我小堂姐已经二十二岁，也随大堂姐去广东打工多年了，过年回来时，姐妹俩的装扮举止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

和包工头同居了一段时间后，月兰便提出要重新翻盖房子——那几年，乡里的街道一扫破败气息，小楼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一家比一家阔气，老郭二十年前盖的房子越来越不出众，甚至显得灰头土脸了。包工头是奔着和月兰过日子来的，没多想就答应了。他掏出积蓄，在原地基上盖了比原来大一倍的新式楼房，还采购了几张麻将桌，弄了两间麻将室给月兰经营。

盖新房耗完了包工头的全部积蓄，赚钱也变得不再容易。外面没活儿时，包工头便招呼熟人来家里打麻将，一打一整天。渐渐的，月兰开始嫌弃包工头年纪轻轻在家躺平，“不像谁谁谁，头发花白还在外奔波赚钱”。这些话说得多了，包工头也变得不耐烦，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相互讥讽。

一次，俩人吵架吵红了眼，月兰呵斥包工头让他滚。包工头怒了，威胁说：“你骗我花光积蓄，现在我一无所有，你要赶我走，信不信我一把火把房子点了，拉你一起见阎王？！”

月兰看包工头不是善茬，就换了种方式，故意造他的谣，说他经常出去跟女的鬼混，自己发现了还要被他打，现在已经忍无可忍，才把家丑外扬。她做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在街坊邻居面前哭哭啼啼，希望大家把矛头一致对向包工头，用舆论赶走他。但旁人也只是看笑话，毕竟月兰名声在外，没人会相信她，真给她出主意。

每次打架都是月兰先动手。一次，当着一屋子打麻将的人，月兰抡起凳子往包工头身上砸，可女人哪是男人的对手？包工头手一扬就把凳子抢过来扔到门外马路上。月兰继续张牙舞爪去挠包工头，反被他一拳揍得口鼻出血，幸好被众人及时拉开，才避免了一场悲剧。

月兰与老郭的儿子在县城上班，孩子长得和他父亲一样高大彪悍。月兰向儿子哭诉自己的遭遇，儿子二话不说，冲回家指着包工头的鼻子威胁道：“你敢动我妈一根汗毛试试？信不信老子把你膀子卸下来？”

有儿子撑腰，月兰有了底气，她和包工头的拉锯战又持续了两年，两人在同一屋檐下，各自吃饭，各自睡觉，形同陌路。后来某一天，人们发现包工头人间蒸发了，月兰说他回了老家，周围人不信，议论纷纷，说这不像包工头的风格，纷纷猜测，会不会是月兰联合儿子把包工头“解决”了。

但几年后，那包工头又被人碰到，他说是自愿走的，又说遇到月兰这种女人就是命中劫数，该他舍财，他宁愿回老家当光棍汉，图个舒心。

6

前些年，月兰父亲批发了一些铝制品（锅碗瓢盆类的）走家串户吆喝着卖，我爷爷（外公）从他手里买了个锅盖，找零时，月兰父亲不小心将一卷钱掉落在草丛里，被我爷爷捡到，进屋数了数，两百多块。待月兰父亲返回寻找时，我爷爷假装吃惊，还装模作样帮他找了半天。

我爷爷占小便宜，月兰的父亲也同样说谎——早年他家失了火，把大半个院子都快烧没了，乡政府派人来慰问并登记损失，他谎称自己有三十多万现金被大火吞没，“烧得渣都不剩”。那是2005年以前，家家户户还要交农业税，负担沉重，拖拖拉拉是常有的事。月兰父亲更是每次都拖后腿，总要被村长点名多次才缴得上，除了税款，还要缴滞纳金。于是旁人戏谑他：“你连农业税都缴不出来，还有三十几万现金？”月兰父亲一本正经地说，那是他祖上留下的传家宝卖的钱，之所以没透露，是怕招贼惦记。旁人哈哈大笑，背后议论：“若有传家宝，当年何必逃难？”

月兰父亲以为有人来登记损失，上面就会给赔付，故意把金额报大，但其实来登记也无非是走个过场。重新拾掇了两间瓦房后，月兰父亲顺势将屋前的水塘拓宽加深，养起了鱼。

月兰母亲病故后，家里的年轻人都搬去街上做小生意，留下她父亲一人在家搞养殖。那天，月兰的弟媳回家，见门大开着，呼唤公公不见回应，打电话，手机在床上响。她绕到池塘边寻找，猛然发现水面上漂着一具被泡胀的尸体，白惨惨的一丝不挂，岸边还有一堆衣服和一双拖鞋，正是公公的。月兰弟媳吓得连滚带爬跑进屋打电话通知家人，最后一家人费了好大力气才将遗体打捞上岸。据说已经漂了好几天，皮肤都泡朽了，边捞边像沥青一样滑落，简直不成人样。

旁人推测是因为天太热，月兰父亲下去洗澡不慎溺水遇难。后来提起这事，月兰就悲叹，早年就该反对老头子扩建池塘，搞什么养殖，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

自那以后，月兰再没回过村里那个家，最多站在我家门口朝她家远远地望上一眼。家里的瓦房没人维护，很快也就坍塌了。

=====

我的伯伯和叔叔们当年虽丢了工作，但单位还是给他们算足了工龄，缴足了单边社保。若要按时领退休金，需要自费补上自缴缺口，几万到十几万不等。二伯当年补缴了近十万，加上退伍补贴，他的退休金从一开始每月领三千多，到现在可以领近五千。红霞的两个女儿和我两个堂姐还时不时打钱给他。他除了生活开销，少有别的支出，逐渐在邮局存了一笔数额可观的钱。

他不再是早年那个惶惶不安的下岗人员，也不再是住在红霞家那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住在镇上宽敞的房子里，每日早起晨练，去学校的操场跑步，与一众退休干部切磋乒乓球技艺，隔段时间与战友聚会一次，日子过得悠哉乐哉，连气质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熬走包工头再次单身的月兰，又重新将目光聚拢到多金的前夫身上。她密切关注着我二伯的一举一动，尤其是他跟红霞的联络，一听到风吹草动就醋意大发，跑去找我二伯闹。除此之外，她也“关心”起我二伯的衣食住行，三天两头地给他送吃食，主动上门洗衣服，打扫卫生，把自己当女主人一样，还住在二伯家里，甚至故意让二伯配合她，拍一些秀恩爱的视频发在二伯的朋友圈里，以此“宣示主权”，劝退其他对我二伯有意思的中老年妇女。

两个堂姐已在外安家落户，她们对父母复婚既不赞同也不反对，只要不打架就行。但月兰是带着目的来跟二伯示好的。时间一长，她按捺不住试探二伯的存款数额，得知卡上有二三十万后，就要求二伯在县城给她和老郭的儿子买婚房。

“你跟姓郭的生的儿子，凭啥要叫我买房？”二伯不依。

“都是一家人，还分彼此吗？你现在就是他亲爹，以后还要靠他来给咱俩养老呢！”月兰又开始给二伯灌迷魂汤。

“养老我有养老金，我不靠谁。”二伯也不傻。

“你老都老了，脑子咋还是转不过弯？钱重要还是人重要？你钱再多，老了没人在你身边端茶倒水，连住院都被区别对待，你试试？”

但不管月兰怎样巧舌如簧，二伯岿然不动，像年轻时那样倔强固执，只字不透露银行卡密码，仿佛那是一道生死关卡。

月兰又来向我爸妈诉苦：“XX（二伯小名）不是人，他当初补缴社保时，没钱到处借，我看他可怜，主动把我八万的存款掏给他，否则他今天咋可能领那么高的退休金？他现在忘恩负义……”

我爸妈深知月兰的巧言令色，不便拆穿，只表面应付着。果然，没过多久，又听到二伯的另一套说辞——二伯说，当初补缴社保时他确实还差几万块钱，但他没向任何人开口借，是用卖木料的钱交的——红霞家自留山里的树木合抱粗，那年正巧碰上有家具厂买木材，红霞想着反正也不会再回来住了，就让二伯卖了一批树木，拿这个钱来补了他的社保缺口。其实是红霞帮了他。

“她就算有钱，我也不会开口问她借，我那点自尊还是有的。”二伯说。

谎言被拆穿，要钱的希望落空，月兰仍不放弃——大钱要不来，小钱应该总可以吧？她爱好打扮，时常穿金戴银，一把年纪还时不时去做个美甲，但不舍得花自己的钱，都是两个女儿出资。乡镇上的便宜货月兰瞧不上，一次她拉着我二伯去逛县城的服装专卖店，拿起一千多的裙子比划着问二伯好不好看，二伯点头，敷衍着说她穿什么都好看。月兰喜滋滋地去试衣间试穿，出来后却发现二伯不知所踪，问店员，说出去接电话了，月兰扔下裙子就追了出来，哪里还有人影？

二伯乘车一溜烟地回了家，月兰紧随其后，到家又免不了一顿抓挠。过后提起这事儿，月兰仍旧气愤不已，大骂二伯铁鸡公。二伯反问：“我们现在是离了婚的关系，我凭啥子要给你买那么贵的衣服？我自己都舍不得买。”

7

红霞偷偷回来过一次，那是一个冬天，她没惊动任何人，只和二伯商定了时间，在家住了两天又走了，就连我爸妈都是后来才知晓。

这事最终还是被月兰知道了，她气急败坏地去找我二伯闹，让他把红霞的所有联系方式拉黑。二伯不依，月兰就抢夺手机，你争我夺之间，就打了起来。月兰拿水果刀划破了二伯的棉衣，二伯也用剪刀把月兰的羽绒服戳成马蜂窝，家里绒絮翻飞。

月兰给两个女儿发去现场视频，面对亲生父母，我两个堂姐也不好说什么，给他们一人发去一个红包安慰，又分别给他们买了件新羽绒服作为补偿。

因月兰从中阻拦，二伯和红霞逐渐减少了联络，一年也问候不了两回，加之距离遥远，渐渐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近水楼台的月兰开始占了上风。

周围人劝我二伯：“你就跟她和好嘛，反正这辈子也摆脱不了她。”

二伯想了想，觉得有理，便和月兰正式地坐在一起谈复婚的事，就像甲乙双方谈生意一样。

“复婚可以，前提是银行卡我要自己保管，生活花销全算我的，没问题。”二伯说。

“都这个岁数了，既然要过日子，就应该把卡交给我保管。”月兰并不满足，“我们是两口子，我又不是你请的保姆，保姆还有工资，我就那么廉价？”

几番交涉后，两人从平静变得剑拔弩张，各自坚守利益，互不相让，最终不欢而散。明眼人都明白二伯的小心思，他怕钱一旦到了月兰手上，将会流向她和老郭的儿子那里。

=====

事实上，无论是我两个堂姐，还是月兰和老郭的儿子，他们都赚了钱，个个名下都买了一两套房子，开着几十万的车。他们的钱来得毫不费力，如此迅速，绝非普通朋辈打工人能企及。老家人众说纷纭，但谁都搞不清楚三姐弟具体在搞啥，直到他们东窗事发。

老郭的儿子因“生意”扩大，需要招人，叫了他表弟去“实习”。没多久，就有人举报他表弟，警察去抓他时，表弟正化着浓妆戴着假发，穿着丝袜和高跟鞋，男扮女装在酒店和嫖客开房。

表弟锒铛入狱，姐弟三个却安然无恙。经过这件事，整个大家族都知道他们在外是“捞偏门”。对此，我两个堂姐毫不避讳，云淡风轻地说：“这有啥，这个社会笑贫不笑娼。”

我大堂姐已经四十岁，保养得跟二十多岁的年轻姑娘一样。小堂姐三十六七岁，从小就比她姐姐还好看。但她仍不知足，五官经过数次整形，眼睛变得更大，双眼皮更宽，下巴更尖，皮肤更白，鼻子一眼假，跟早年判若两人。若非时常见面，我都很难认出她来。

一次家族聚会，小堂姐当着众多长辈的面，翘着二郎腿，边抽烟边侃侃而谈她和姐姐的生意，说收入最高时，一个月利润达到二十六万，周围人啧啧惊叹。

“你们读那么多书有啥用？我招收的这些小妹里，还有一个海归女博士，研究生比比皆是，她们还不是干这个？那个博士一天接几个单子就收入过万，你算算月收入多少？”小堂姐斜睨着我。

“有客人问她，你长这么漂亮，学历这么高，做这行可惜了……我真想说，那男的简直自不量力，问出这样的话来，他可知道，他一个月的收入还抵不过人家一天的进账，我们倒还可怜他呢！”没容我说话，小堂姐继续跟我炫耀，语气轻慢。

“这男的也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惊诧之余，我假装附和。

“就是嘛，看起来老老实实，还是公务员呢，不照样过不了女人这关？”她得意洋洋，“要我说啊，这世上没有任何男人不嫖，包括你老公，以及他身边的每个男人，我敢说，都嫖过，我们见得太多了！”她声音愈发激昂。

“你小声点！”我压低嗓音，眼神示意她注意影响，“你公公婆婆还在那坐着呢！”

“怕啥呀，他们都知道呀，我又不亲自去，我们这几个都是管理人员。”

“这几个？哪几个啊？”我问。

“我、弟妹两口子，姐姐两口子，最初就是姐夫介绍入行的，我又才喊了弟娃一起来的。”

小堂姐说她姐夫是几个夜店的股东，有这方面的资源。至此我才明白，这在她们那几个小家庭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大家都在做这行，而且还是合作关系。

“你们这可是组织卖淫啊，违法的。”我想了想，谨慎地对她说。

“不会的，根本查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相当于隐形的，用的号都不是自己的，买来的。”她向我展示着她几个手机上的微信号，“我现在每天要学习，学习国外的营销技巧，前几年到处塞卡片那种，现在早已行不通了，必须要与时俱进。”

那次聚会分别时，小堂姐用她的两个微信小号来加我，让我必要时，“帮忙发验证码解封”。我翻了下那两个小号的动态，一个是“空姐”，一个是“在校女大学生”。

“其实都不是，包装的人设。”她说。

“你这聊天的人和现场去的人根本不是同一个，不会被识破？”我问。

“照片是真实的呀，只是聊天的不是本人，本人只管接单，哪有空闲聊天哦？我们分工很明确的。”

“万一语言对不上呢？”

“我们的妹儿都聪明得很，几下子就忽悠过去了。”小堂姐说，“我现在都忙不过来，我每天要聊十几个号，弄七八十个群，还要给新来的妹子做资料卡。”她又翻开她手机上的PPT，“喏，你看，像这样的资料。”

“那确实挺忙的。”我扫了一眼她的手机页面，女孩们着装清凉，配着赤裸裸的三围数据和文字介绍，简直不堪入目。

“要不你来帮我聊天吧？你反正也闲着，来当我助理，每月我给你开五千。”她又说。

“算了算了。”我直摆手，“我老公知道了要打死我。”

“切，你还怕男人？我刚才给你说啥？男人没一个可靠，女人要把钱挣到自己口袋里，才是王道……”

至此，我仅有的那点猎奇心理消失殆尽，三观被炸裂，而她还在继续向我灌输。我急忙拦了一辆出租，逃命似的离开现场。

小堂姐还在后面喊着：“哎呀，等一会儿我开车送你嘛！那么着急走干啥？”

8

两个堂姐价值观的严重扭曲，我认为月兰和二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早年离异，耽误了两个女儿读书，我大堂姐小学辍学，小堂姐初中只上了一年就被迫退学。当年姐妹俩成绩都好，小堂姐还是学习委员，她哭着要继续读书，但月兰和二伯像踢皮球一样把她踢来踢去，谁都不肯掏钱。月兰作为母亲，并没有给女儿们树立正面榜样，她的一举一动潜移默化影响着两个女儿。

2005年，尚未成年的小堂姐跟随大堂姐出外打了一年工，回来想继续读书，那时老郭已经得了癌，失去了劳动力，还有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也要上学，月兰有心无力。小堂姐苦苦哀求二伯，希望他能拿钱出来供自己完成学业，二伯则认为，二女儿判给了月兰，不归他管。读书梦彻底破灭后，小堂姐只好又跟随大堂姐出去打工，去了东莞一带，从此走上不归路。不过，二伯和月兰并没有把这当回事，甚至为女儿们能够挣大钱而沾沾自喜，跟着她们四处旅游，拍照炫耀。

大堂姐跟我说，她妹妹很有商业头脑，是他们中间赚钱最多的，手下管着一大批人，每月靠抽成就有几万到十多万不等的收入，大家都叫她“老板娘”。

“但妹妹心底里永远有根刺，难以拔出，那时爸爸有钱，却不愿拿出来供她念书，她虽然对爸爸孝顺，但可能一辈子也无法原谅爸爸。”

我有时会忍不住想，假如当年月兰能少点花花心思，二伯能少点猜疑和防范，夫妻俩齐心经营一个家庭、不离婚的话，两个堂姐就能好好地坐在教室里，一路读到大学，毕业后从事一份正当但收入有限的工作，但肯定不会有如今这般辉煌。如果有读书的机会，她们姐妹俩会选么？二伯和月兰又会怎么选？

当然，这无法求证。或许，眼前的一切就是答案，毕竟，就算不读书也有很多条路可以走，全在于自己的选择。不可否认的是，堂姐们和她们周围的人是一群缺乏法律观念的青年男女，和正常的社会秩序隔着藩篱。他们在特殊的圈子里待得久了，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已被改变，正常人认为不可思议的事，他们早已习以为常，甚至觉得自己才是正常人，圈子外的我们个个都是假正经，都在装模作样。

二伯似乎并不关注两个女儿到底在做什么，他甚至还说：“早年我喊人给她们算过命，都说两姐妹是富贵命，果真灵验，好多读大学出来的还没她们有出息呢。”

我不解，二伯好歹是个退伍军人，又是几十年的老党员，认知怎么会是这样？

我问我爸：“二伯难道不知道他两个女儿在犯罪么？万一查出来被一锅端。”

我爸说：“他懂什么法律？他就知道来钱快就叫有出息。”

“我看二伯朋友圈，时不时还宣传一些政策呢。”

“到处转发的，他自己都不懂。”

小堂姐让我加的那两个微信小号，每天都会更新一些衣着暴露、搔首弄姿的招嫖信息，我看到就烦，遂把俩号给删了。而她自己的生活号，通常发一些旅游购物、品茗悟道的照片，配上鸡汤文案或佛教偈语，偶尔转发一些“怎么管理一个企业”之类的视频，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独立自强的“大女主”。不知底细的人，也真会把她当成一位成功的女老板。

又有好长时间不联系，一天，小堂姐突然问我：“你女儿现在几岁啦？”

“七岁了。”我回答。

“这个年龄，你赶紧让她去练习下形体和礼仪，这个对于女孩子来说很重要。”她说。

“学习都搞不赢。”

“你还管学习啊？好麻烦，我就辅导不来，我儿子我从来不管那些，难搞，扔给他爷爷奶奶了。”她发来一串语音。

我没再回复她。

9

去年暑假，我带着女儿回老家，孩子太奶奶（我的外婆）十分高兴，拄着拐杖就要上街去给重孙女买零食。买完零食路过月兰家门口时，被她一把拦住，硬要看看我奶奶袋子里装着什么。那天，月兰还执意要送我奶奶回家，殷勤地帮忙拎东西，送到屋后才折回。

第二天，月兰又笑吟吟地上门来，说来看看我。她化着浓妆，涂着红艳艳的口红和指甲油，身上散发着浓烈的香水味。见我奶奶正在灶上煎炒烹炸，她连忙挽起袖子上前帮忙。饭后，她又让我爸带着她去逛菜园子，薅了两麻袋蔬菜瓜果，以至于打电话找了辆摩托车来拉，她自己走路回家，走了一截又折返回来，让我爸再给她舀一罐豆瓣酱。

我把她送到路口，她回头叮嘱我：“我看你妈不在家才敢来的，你可千万别告诉你妈哟！”

我奶奶说：“我就晓得她昨天的预谋，不然怎么会平白无故地送我回来？早知道就不该让她送，不欠她这个人情。”

我说算了，反正我们也吃不完。

又过了两天，我爸领着我女儿上街拿快递，月兰趁我爸转头取包裹时，问我女儿：“乐乐，你知道上次你太奶奶拎回来的零食是谁买的吗？”

我女儿莫名其妙，说：“就是太奶奶买的啊，不然会是谁？”

月兰笑眯眯地盯着她，说：“是我买的呀，我听说你回来了，我特意去给你买的，只是让你太奶奶帮忙捎回去而已。”

回到家，我女儿把这段话复述出来，让人好气好笑又很无语。

之后，我上街也碰到了月兰，她坐在大门口嗑瓜子，我远远喊了声“二婶”，她很喜欢这个称呼，似乎是对她身份的肯定，遂喜笑颜开地拉住我说话，没说两句，就开始打听我老公一个月工资多少，问我能不能拿捏住公婆一家。

在老家一些长辈们的观念中，学历和行业都不重要，反正说了也不懂，金钱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至于钱是怎么来的，正不正当、干不干净，都不重要。如果你说在华为工作，长辈们顶多知道那是个手机品牌，就会解读为你在卖手机；如果你说在美团上班，又会认为你在跑外卖；听说谁在读博士，第一反应是“那以后出来工资不得了”；谁考上名校则是“那以后出来要当官”。若听到某个研究生还没搬砖的人挣得多，就会面露鄙夷，认为书白读了。

“XX（小堂姐乳名）能拿捏住她婆婆吗？”我不想透露隐私，笑着引开话题。

“她啊？她婆婆还生怕她跑了，稀罕得像个宝贝，她买了套公寓自己住，家里人另住一套大房子，她老公去找她都要提前打申请，突然跑去敲门就不行。”

月兰这番话听来确实离谱，但我曾亲眼见过小堂姐的丈夫在她面前唯唯诺诺的样子。那次，我正好在小堂姐的公寓里，她说晚上有聚会，她丈夫就知趣地离开了，并不多问半句，给人一种毫无血性、傀儡般的感觉。

我想起大堂姐曾告诉我，小堂姐和一位“富二代”谈恋爱并同居的事。她说小堂姐喜欢那个“富二代”，跟着他到处旅游，她丈夫也知道这事儿，但并不干涉。小堂姐想离婚和“富二代”在一起，但对方只是耍耍，小堂姐很是伤心，而她老公却感到庆幸，因为小堂姐不会跟他离婚了。

“啊？那她还蛮有话语权的。”我回过神来，连忙说道。

“那是嘛，挣了钱当然有地位。”月兰说。

“所以你也要拿捏住你婆婆，掌握话语权，不能受她欺负。”她又补了一句。

“我跟我婆婆关系好着呢，不存在谁拿捏谁。”我仍旧保持微笑，“二婶，你最近去看二伯没？他咋样啦？”

“他，老样子，我前天才给他送了饼子去。”

又闲聊了几句，我便找了借口与月兰告别。她是个长舌妇，经常把听来的消息加工一番再散播出去。我深谙她这个特点，与她交流保持谨慎，能不透露尽量不透露。

尾声

上半年，有人给二伯介绍了一个对象，说起来早年间还和二伯是同事。她老伴病逝，儿女在省城工作，自己一人住在县里。二伯记得她年轻时的样子，高高瘦瘦，说话大大咧咧不拘小节，觉得她人还不错，可以相处看看，遂加了微信。聊了几天，两人约了时间碰面。

约好的那天，二伯特意收拾得利利索索去了县城，请女同事吃了火锅，又被对方邀请到家中小坐。

这事儿不知怎么被月兰知晓了，她打听到对方电话，拨过去不分青红皂白把人家骂了一顿，说她和二伯并未真正“搞脱离”，二伯这是在出轨。

沉浸在甜蜜黄昏恋中的二伯，本以为这次十拿九稳，不料女同事突然变了脸。问清缘由后，他试图解释，对方直言：“你人好是好，但你前妻太凶悍，算了，不谈了！”

那次，月兰还抢走了二伯的房门钥匙，让他深夜还在街上徘徊，最后叫了开锁匠才进了屋。月兰觉得房子是她大女儿买的，她也占一份，警告二伯说：“再让我发现一回，房子我没收，叫你睡桥洞！”

我爸看不下去了，劝二伯另买一套房子自己住。这些年，镇上很多人都搬去城里，房子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一套精装修的四居室也就十万出头，还附送全部家具。但二伯舍不得花这笔钱，也咽不下这口气——离婚时大女儿判给了自己，这明明是大女儿买给他的养老房，凭什么要让步？再者，如果自己搬走了，那正好遂了月兰心愿，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房子据为己有，转手一卖就是一笔进账。更何况，即便搬走，也同样无法厘清两人的关系，月兰该纠缠还得纠缠。

就这样，这些年来，月兰跟我二伯拔河似的拉扯着，无法重归于好，又时常缠在一起，像家人又不是家人，像夫妻又不是夫妻。月兰不许二伯跟任何女人来往，生怕二伯的钱流向别处。二伯虽然捂住了钱袋子，但犹疑不决的性格，让他在几个女性之间摇摆不定。他无法给任何人承诺，也缺乏魄力去决断，既渴望身边有个知冷暖的人，又难以找到真正的伴侣。

如今，二伯已年过七旬，和前妻月兰依然是你拉我扯的状态。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