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然必须跟卡弗莱夫人吃饭，亲爱的。”阿切尔说。他们下榻的房子里，早餐桌上摆着巨大的不列颠器皿，妻子坐在桌子对面焦急地皱眉看着他。
在整个秋雨绵绵的伦敦城中，纽兰德·阿切尔只认识两个人，而夫妻二人尽量避开了他们。依照老纽约的传统，在异国他乡强行让熟人知道自己到来是不“庄重”的。
阿切尔夫人和简妮在游览欧洲时恪守了这一原则，以一种坚不可摧的保守态度应对旅伴们友善的示好，以至于她们几乎创下了纪录：除了酒店和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她们没有跟任何“外国人”说过一句话。对于她们本国的同胞——除了那些早已认识或名声正派的人——她们则更明显地不屑一顾，因此除非遇到奇弗斯、达戈内特或者明戈特家的人，母女俩在国外的数月都从不例外地在私密对话中度过。但有时候即使最严密的防范也不奏效，在博尔扎诺的一个晚上，住在对门房间的两位英国女士之一（简妮早已对她们的名字、衣着和社会地位了如指掌）敲门询问阿切尔夫人是否有药膏，另一位女士——这位不速之客的姐姐卡弗莱夫人——忽然患上了支气管炎。幸好阿切尔夫人出行时向来带着全套家庭药箱，因此能够提供所需的药品。
卡弗莱夫人病情很重，由于她与妹妹哈尔小姐二人单独出行，因此对精心安抚她们并嘱咐勤快的女仆照料病人直至痊愈的阿切尔母女感激不尽。
阿切尔夫人母女离开博尔扎诺的时候，并不知道是否还会再次见到卡弗莱夫人和哈尔小姐。对阿切尔夫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强行让偶然帮助过的“外国人”知道自己到来更不“庄重”的事情了。但卡弗莱夫人和妹妹并不知道这种观点，即便知道也会觉得这完全不可理解。姐妹俩对在博尔扎诺善待她们的“好心的美国人”有一种永远的感恩之情。她们怀着令人动容的忠诚，抓住欧洲旅行中的每个机会与阿切尔夫人和简妮见面，并且异常热切地询问母女俩往返美国时何时会途经伦敦。她们变得密不可分，每当阿切尔夫人和简妮在布朗酒店走下马车时，总会有两位热情的朋友守候着她们。与母女俩一样，这两位朋友也会在玻璃箱中种植蕨类，编织流苏花边，阅读本生男爵夫人的回忆录，并且对伦敦几个主要布道坛的讲者有自己的见解。正如阿切尔夫人所说，认识了卡弗莱夫人和哈尔小姐“让伦敦不同以往了”。到纽兰德订婚时，两个家庭之间的联系已经相当紧密，向这两位英国女士派送婚礼请柬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收到请柬后，姐妹俩回赠了一束玻璃压制的漂亮的高山花朵。当纽兰德与妻子即将出发到英国时，阿切尔夫人在码头上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一定要带上梅去见卡弗莱夫人。”
纽兰德和妻子从未打算遵从这个嘱咐，但卡弗莱夫人以她一如既往的灵敏找到了他们，并寄来请柬邀请他们进餐。坐在茶和松饼对面的梅·阿切尔正是为这份请柬皱眉蹙额。
“你去见她们当然没问题，纽兰德，你认识她们。但我在一群从没见过的人中间会十分害羞的，而且我要穿什么呢？”
纽兰德往后靠在椅子上，对她微笑。她比以往看起来都要漂亮，也更像狄安娜了。英国湿润的空气似乎让她的脸色越发红润，也柔和了她略显生硬的少女容貌，不然，便纯粹是因为她内心的快乐如同冰下的灯光一样使她光彩耀目。
“穿什么，亲爱的？上周不是有一大箱衣服从巴黎送来吗？”
“是的，没错。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要穿哪一件，”她嘟起嘴，“我从来没有在伦敦外出吃饭，我不想看起来很可笑。”
他试着设身处地分析她的困境：“难道英国女士在晚上的穿着和其他人不一样吗？”
“纽兰德！你怎么能问这么可笑的问题？她们去剧院可是会穿旧的舞会礼服，还不戴帽子的。”
“那，她们也许会在家里穿新的舞会礼服吧，但不管怎样，卡弗莱夫人和哈尔小姐不会的。她们会像我母亲一样戴便帽——还有围巾，很柔软的围巾。”
“好，但是其他女士会穿什么呢？”
“她们穿的没有你好看，亲爱的。”他回答，纳闷她为什么忽然像简妮一样对衣服产生了一种病态的兴趣。
她叹了一口气，将椅子推开：“你真好，纽兰德，但这对我没有什么帮助。”
他灵机一动：“为什么不穿你的婚礼服呢？那绝对错不了，对吗？”
“噢，亲爱的！如果礼服在这里就好了！但它被送到巴黎改成明年冬天的衣服了，沃思还没有把它送回来。”
“哦，这样——”阿切尔站起来说，“看——大雾开始散了。如果我们赶到国家美术馆去，也许还能看看画。”
经过三个月的新婚旅行后，纽兰德·阿切尔夫妇踏上了归家的路，梅在写给女朋友的信中淡淡地将其一言概之为“充满喜悦”。
他们并没有到意大利的湖区去：回想起来，阿切尔实在想象不出妻子在那种环境中会是什么样。她自己倾向于（在与巴黎的裁缝打了一个月的交道后）在七月爬山、八月游泳。他们按时完成了这个计划，在因特拉根和格林德沃度过了七月，然后在诺曼底岸边一个叫埃特勒塔的小地方度过了八月，推荐这个地方的人说它古雅而安静。在山中时，阿切尔曾一两次指着南边说：“那里就是意大利。”站在龙胆花丛中的梅欢快地微笑答道：“要是明年冬天能去多好啊，可惜你要留在纽约。”
但事实上，旅行对她的吸引力比他料想的还要小。她认为旅行（一旦她已经订好衣服）只不过让她有更多机会散步、骑马、游泳，和在草地网球这种有趣的新游戏中一试身手而已。当他们终于回到伦敦时（他们将在此逗留两周以让他定制衣服），她便不再掩饰对坐船回家的渴望。
在伦敦，除了剧院和商店外什么都不能吸引她。她认为这里的剧院不如巴黎的音乐咖啡厅有趣。在那里，她坐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七叶树下，有了一种新奇的经历，那就是从餐厅的露台上看着下面观众中的恋人们，让丈夫尽可能翻译他认为适合新娘听的歌曲。
阿切尔恢复了所有他继承得来的关于婚姻的想法。比起实践他在无拘无束的单身时期戏谑的那些理论，遵守传统并像他的所有朋友对待妻子那样对待梅要少许多麻烦。试图解救一位根本不知道自己不自由的妻子是没有用的。他在很久以前便发现，对自己以为拥有的自由，梅的唯一用途便是将其放在向丈夫表达爱慕的祭坛上。她的自尊永远不允许她卑躬屈膝地献上这份礼物，甚至可能有那么一天（正如曾经发生的那样），她会鼓起勇气将其全部收回，只要她认为这样做是为了他好。但她对婚姻的设想如此简单，并不关心，因此只有他自身一些出格的行为才会引起这种危机，而梅对阿切尔的感情之深决定了这是不可能的。他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会一直忠诚、英勇、毫无怨言，而这也促使他践行同样的美德。
所有的这一切几乎让他恢复了习以为常的想法。如果她的单纯意味着她只关心琐事，他或许会生气和反抗，但由于她性格的线条（虽然为数不多）与她的脸庞一样被塑造得完美无瑕，她便成为了他所有古老的传统和尊严的守护神。
这些特质远不能使异国旅行变得富有生气，尽管这让她成为一个易于相处和令人愉快的旅伴。但他很快发现一旦在合适的场合，这些特质便派上了用场。他并不害怕被它们压迫，因为他对艺术和学术的追求会一如既往地在家庭圈外继续下去，圈里也不会狭小沉闷——回到妻子身边绝不像户外步行后走进一间密不透风的房间。而且当他们有了孩子，两人生活中那些空缺的角落都将被填满。
两人坐车慢慢地从梅菲尔区一路驶到卡弗莱夫人姐妹居住的南肯辛顿，他在途中一直想着这些事情。阿切尔也希望能躲避朋友的款待：为了遵守家族的传统，他一向以游人和看客的身份旅行，摆出一副高傲的态度，对其他人的存在不加留意。只有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时，他与一群奇奇怪怪的欧洲化美国人在佛罗伦萨共度了愉快的几周，他们在宫殿中与有贵族头衔的女士整晚地跳舞，并跟时髦的俱乐部中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赌博度日。虽然这样做非常有趣，但这一切就像嘉年华一样不真实。这些四海为家的女子深陷复杂的情事，认为有必要向她们见到的每一个人诉说。意气风发的年轻军官和头发花白的年长智者都是她们讨论的主角或倾诉的对象，他们与阿切尔成长中认识的人相差迥异，更像是温室里昂贵却发出恶臭的异国植物，因此无法长久吸引他。让妻子进入这样一个圈子是绝不可能的，在旅程当中，也没有任何人对他的陪伴表现出明显的渴求。
他们到达伦敦后不久便碰见了圣·奥斯特里公爵，公爵马上认出了他，热忱地说：“来找我，好吗？”——但任何明智的美国人都不会对这个建议采取行动，因此这次会面没有了下文。他们成功地避开了梅在英国的姨妈，这位银行家的妻子还住在约克郡。实际上，他们故意延迟到秋天才来伦敦，就是为了不被这些陌生的亲戚认为他们选在社交季节到来是莽撞和势利的。
“卡弗莱夫人家可能没有别人——伦敦在这个季节就像一座空城，而且你也打扮得非常美。”阿切尔对梅说。在小型马车里，穿着天鹅绒毛边天蓝色斗篷的她坐在他身边，美艳得不可方物，让她暴露在伦敦的尘垢中几乎显得很不道德。
她带着一种会被宝嘉康蒂[29]嫌恶的轻蔑回答说：“我不希望他们觉得我们打扮得像野人一样。”他再次吃惊地发现，连从未见过世面的美国女子都对高贵打扮带来的社交优势怀有虔诚的敬意。
“这是她们的铠甲，”他想，“是她们对未知情况的防卫和反抗。”他第一次明白，为什么连往头发上系丝带以取悦他都做不到的梅，却能热切地完成选择和订购整个衣柜服装这一庄重仪式。
他猜对了，卡弗莱夫人家的派对很小。除了女主人和妹妹以外，他们只在冷飕飕的狭长会客厅中看到另外一位身穿披肩的女士、她的丈夫——一名和蔼的牧师、一个卡弗莱夫人称是自己侄子的沉默寡言的年轻人和一位肤色黝黑、目光炯炯的小个子男士，卡弗莱夫人介绍说他是年轻人的教师，并说出了一个法国名字。
人们在幽暗的灯光下面容模糊，梅在人群中像夕阳下的天鹅一样游弋自如。她的丈夫发现她比以往高大、白皙，衣服的窸窣声也更响了，他感到她红润的脸色和窸窣作响正是极端幼稚害羞的表现。
“他们到底会希望我谈什么呢？”她无助的双眼恳求着他，与此同时她光彩照人的身影也给其他人带来了同样的焦虑。但即使是不自信的美丽也能唤醒男人心中的信任，牧师和那位有着法国名字的教师马上向梅表示他们愿意帮她放松下来。
虽然他们已尽力而为，但晚宴越发无趣。阿切尔注意到妻子与外国人相处时表现泰然自若的方式是不断引用地方的例子，如此一来，尽管她的美貌让人爱惜，她的对话却让对方无从应答。不久牧师便放弃了努力，但那位熟练操着流利英语的教师依然英勇地向她倾诉，直至女士们都上楼到会客厅中，众人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只喝了一杯波特酒的牧师要赶去参加一个会议，那位内向的侄子似乎是个残疾人，也被送到卧室中去。阿切尔和教师则继续坐下喝酒，阿切尔忽然发现自己正在侃侃而谈，自上次和奈德·温赛特讨论以来他便没有这样做了。原来，卡弗莱夫人的侄子患上了肺痨，不得不离开哈罗公学搬到瑞士，在气候温和的莱蒙湖畔住了两年。这名年轻的书呆子被托付给里维埃先生，后者将他带回英国，并将一直陪伴他直到来年春天他北上牛津。里维埃先生随口说起他到时需要另谋高就。
阿切尔想，他兴趣广泛、才华横溢，不可能长期找不到工作。他三十岁上下，脸型瘦削丑陋（梅肯定会说他相貌平庸），思想的碰撞让他深邃的脸上表情丰富，但他的活泼中不带一丝轻浮和卑贱。
他的父亲英年早逝，生前担任一个外交小差使，并授意儿子跟随他的步伐。但年轻人对文字怀有一腔热爱，一头扎进新闻业中，随后当上了作家（显然并不成功），并最终——他向听者省略了期间的多次尝试和跌宕——在瑞士辅导从英国来的年轻人们。然而在此之前，他一直住在巴黎，经常参加龚古尔的阁楼聚会，被莫泊桑奉劝放弃写作（对阿切尔来说这也是一种耀眼的荣誉！），并且经常与梅里美在他母亲房中交谈。显然，他一直贫困潦倒，忧心忡忡（他需要供养母亲和未婚的妹妹），他的文学追求也明显以失败告终。实际上，他在物质方面并不比奈德·温赛特好多少。但正如他所说，他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热爱思考的人不会感到精神的饥饿。也正是因为这种热爱，可怜的温赛特才几近饿死。阿切尔心有戚戚，羡慕地看着这位热切而贫穷的年轻人：他一文不名，却仍生活富足。
“你看，先生，一个人保持思想自由，不禁锢他鉴赏的能力和批判的独立，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不是吗？因为这个原因我放弃了新闻，从事沉闷得多的工作：担任教师和私人秘书。当然，工作中有许多苦闷的差事，但我能保持自由的道德，我们在法语里称之为‘尊严’。当一个人听见精彩的对话时能加入其中，畅所欲言而不必折中，也可以静静倾听，在内心加以回答。啊，精彩的对话，这真是无与伦比，对吗？只有富有思想的生活才值得过。所以我从不后悔放弃了外交和新闻——那只是自愿放弃的两种不同形式罢了，”他又点燃了一根香烟，双眼炯炯地盯着阿切尔，“你看，先生，能够直面生活，即使只能活在阁楼中也是值得的，不是吗？但要住进阁楼终究还是需要挣足够的钱，我也承认，一辈子当私人教师——或者任何‘私人’职位——几乎和在布加勒斯特[30]担任二等秘书一样可怕。有时候我觉得必须放手一搏——好好一搏。你觉得，比如说，我在美国——在纽约能找到工作吗？”
阿切尔惊异地看着他。一个经常拜访龚古尔兄弟和福楼拜的人，一个觉得只有富有思想的生活才值得过的人居然要去纽约！他一直困惑不解地盯着里维埃先生，不知道该如何告诉他，他的优越和强项正是成功路上的阻碍。
“纽约——纽约——必须要去纽约吗？”他结结巴巴地说，完全想象不出他的城市能给这个只需要精彩对话的年轻人提供什么挣钱的职位。
里维埃先生灰黄的脸忽然变红了。他回答：“我——我以为那是你生活的大都市，那里的精神生活不是更活跃吗？”然后，仿佛害怕让听者以为他在请求帮忙一样，他又急忙说：“我只是随口说一些建议——自言自语而已。实际上，我近期并没有打算——”他从座位上站起身，毫无顾虑地说：“卡弗莱夫人觉得我应该带你上楼了。”
回家路上，阿切尔深深地沉思着这件事。他与里维埃先生那一个小时的交谈为他注入了新的空气，他的第一冲动就是邀请对方第二天共进晚餐，但他渐渐开始明白已婚男子并不总是服从他们的第一冲动。
“那个年轻的教师真是个有趣的家伙，我们在晚饭后聊了一下书本和其他东西，十分投机。”他在马车中试探着抛出这句话。
梅从梦境般的沉默中提起精神，他曾在这沉默中读出许多意思，直到结婚六个月后他终于找到了谜底。
“那个小个子法国人？他不是非常普通吗？”她冷冷地问道，他猜她是因为在伦敦被邀请去见一个牧师和一个法国教师而暗暗失望。这种失望不是源于通常被定义为“势利”的情感，而是出自一种老纽约的判断：一个人在异国冒着尊严受损的风险时理应得到怎样的对待。如果梅的父母在第五大道接待卡弗莱一家，他们绝对会邀请比牧师和教师更体面的人。
但阿切尔很不自在，马上接过她的话。
“普通——哪里普通了？”他质疑，她异乎寻常地马上回答：“怎么，除了他的教室，都很普通啊。那些人在上流社会里总是很别扭。但话说回来，”她打了个圆场，“就算他很聪明，我也不会知道。”
阿切尔不喜欢她用“聪明”这个词，就像他不喜欢她用“普通”这个词一样。但他开始对自己老是惦记他不喜欢她的地方感到害怕。毕竟，她的观点从来都是一样的。这是他成长过程中身边众人的观点，他一直认为这种观点必不可少却又微不足道。直到几个月前，他还从不认识任何对生活有不同见解的“好”女人，如果一个男人结了婚的话，那他一定是与好人为伍。
“啊——那我就不邀请他来吃饭了！”他笑着做出结论，梅困惑地回应：“天啊——邀请那位卡弗莱家的教师？”
“唔，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就不和卡弗莱家同一天邀请他了。但我的确还想跟他再谈一次，他希望在纽约找工作。”
她越来越冷漠，也越来越惊奇：他几乎觉得她怀疑阿切尔沾染了“外国风气”。
“在纽约找工作？什么样的工作？人们不请法国教师，他想做什么呢？”
“我想主要是享受精彩的谈话。”她丈夫倔强地反驳。她放声大笑表示赞赏：“噢，纽兰德，多好笑！那可真是法国人的作风，不是吗？”
总体而言，她对丈夫邀请里维埃先生一事的并不重视让他很高兴事情得以这样解决。倘若再进行一次餐后谈话，他便难以回避纽约的话题了。阿切尔越细想，越是没办法将里维埃先生融入到他所知的任意一个纽约场景当中。
想到将来他的许多问题都会这样被否决，他便感到一阵寒意。但他付过马车费后跟在妻子的长裙摆后走进房中，用“婚后的六个月总是最困难的”这种老掉牙的说法安慰自己。他想：“也许在那之后我们便几乎磨平了彼此的棱角。”但最糟糕的是，梅的压力已经开始逐渐影响那些他最想保留的尖锐棱角了。
[29] 宝嘉康蒂（Pocahontas），迪士尼动画《风中奇缘》的女主角原型，因救了一名英国探险家而化解了一场异族间的战争。
[30] 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罗马尼亚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