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杰克森先生离开后，女士们回到她们挂着印花棉布窗帘的卧室中。纽兰德·阿切尔沉思着上楼，走去自己的书房。和往常一样，机警的仆人已经生了火，剪了灯烛。房间里摆着一排排的书，壁炉架上放着铜制和钢制的“击剑者”雕像，还放着许多著名油画的照片，看起来温馨又好客。
他重重地坐进壁炉旁的扶手椅中，眼睛停在一张梅·韦兰的大幅照片上。这是年轻的姑娘刚恋爱时送给他的，现在已经取代了桌子上的其他画像。他怀着一种新的敬畏看她光滑的前额、认真的眼神和快乐天真的嘴巴，他即将要成为这个年轻可人儿的灵魂寄托。这个姑娘一无所知却又满心期待，是他从属并信任的那个社会体系的可怕产物。她像一个陌生人，借助梅·韦兰熟悉的容貌回头看着他。他再一次意识到，婚姻并不像他一直被教导的那样是一个安全的港湾，而是一次驶向未知海域的旅程。
奥兰斯卡伯爵夫人的事情打乱了他早已深信不疑的信念，在他脑海中危险地盘旋。他所作的宣言“女人应该是自由的——和我们一样自由”触及了一个问题的根源，而他的圈子早已约定对这个问题置若罔闻。无论受了何种冤屈，“好”女人永远不会索求他口中所称的自由。因此，像他这般开明的男人——当他们讨论到兴起时——更是愿意豪气地将自由赠予对方。这种口头的慷慨其实只是一种骗人的把戏，用来掩饰那些冷酷无情的条条框框，它们束缚世事，迫使人们因循守旧。这种行为如果发生在自己妻子身上，他向她施以教会和社会的呵斥也无可厚非，但此刻，他发誓要为未婚妻表姐的行为辩护。当然，这种两难的情况纯粹是一种假设。他不是一个粗鄙的波兰贵族，因此基于这个前提假设他的妻子有何种权利实在是荒谬至极。但是，纽兰德·阿切尔的想象力过于丰富，他无法不感到他和梅的关系可能因一些远没有这般可怕、明显的原因而受损。既然他作为一个“正派的”男人有义务对她隐瞒过往，而她作为待字闺中的女子又有义务确保自己的过往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那他和她又如何能真正了解对方呢？假使双方因为一些细微的原因而彼此厌倦、误会，甚至激怒了对方，又该怎么办呢？他回想朋友们的婚姻——那些看起来快乐的婚姻——发现没有一个能媲美（哪怕沾一点边）他设想中和梅·韦兰那一辈子热情又温柔的情谊。他认识到，这种设想假定她见多识广、多才多艺并且富有主见，可是她却一直被精心教育得缺乏这些特质。他胆战心惊地预见自己的婚姻将和身边大多数人的一样：一方无知，另一方虚伪，两人沉闷地组成一种物质和社会利益的结合体。他忽然想到，身为丈夫的劳伦斯·莱弗茨正是这种令人艳羡的典范。作为“得体”的最高权威，他将妻子塑造成了一个完全方便他行事的人，即使在他明目张胆与别人妻子频繁勾搭时，她也依然被蒙在鼓里，微笑着说“劳伦斯真是严谨得吓人”。每当有人在她面前提到朱利叶斯·博福特（正如出身可疑的“外国人”一样）在纽约有着所谓的“另一个家”时，她总会愤怒得涨红了脸，扭转视线。
阿切尔试图安慰自己，心想他不是拉里·莱弗茨那样的混账，梅也不是可怜的格特鲁德那样的笨蛋。但这毕竟是智力上而不是标准上的区别。实际上，他们都生活在一个象形文字世界里，人们从来不说、不做甚至不想真实的事情，只以一组随意的符号加以表示。韦兰夫人清楚地知道阿切尔催促她在博福特的舞会上宣布女儿订婚的原因（她也正期望他会这么做），却又感到必须装出很不情愿和迫不得已的样子，正如处于先进文明的人开始阅读的那些有关原始人的书里所写，野人新娘尖叫着被拖出父母的帐篷。
这样的结果无疑是，作为这个精致神秘的体系的中心，这个女子因坦白和自信反而变得越发高深莫测。可怜的宝贝，她之所以坦白是因为没有什么需要隐藏，她之所以自信是因为没有什么需要提防。仅靠这些准备，她便将在一夜间陷入人们躲闪着称为“生活的现实”当中。
年轻人在恋爱中真诚而平静。他喜欢未婚妻明艳照人的美貌，她健康的身体、精湛的马术、运动时的优雅和敏捷，还喜欢她在他指导下逐渐对书本和思想怀有羞涩的兴趣。（她进步很快，已经能和他一起嘲笑《国王叙事诗》了，但还不足以感受《尤利西斯》和《食莲人》的美。）她直爽、忠诚、勇敢，还十分幽默（主要证据就是她会被他的笑话逗乐）。他想，在她天真敏锐的灵魂深处有一种感觉在闪闪发光，能将其唤醒会是一种快乐。但与她简单接触后，他不免沮丧而回：所有的这些坦白和天真都只是一种人工的产物。不经训练的人类本性并不是坦白、天真，而是本能的狡猾，充满了欺诈和防御。他感到自己被这种虚假的纯洁压抑，这种纯洁是母亲、姨母、祖母和早已仙逝的女祖宗们处心积虑的产物，因为这被认为是他想要的，是他有权拥有的，好让他能高傲地享受将其像雪雕一样打破的快感。
这些沉思有点迂腐的意味：对于即将迎来大婚之日的年轻男子来说，它们已是家常便饭，但通常还会伴随着愧疚和自卑，而纽兰德·阿切尔并没有这种感觉。对于自己不能给新娘一页空白以换取她即将奉献的纯洁无瑕，他并不感到遗憾（萨克雷笔下的男主角这样做总让他十分恼火）。他怎样都摆脱不了这个事实：如果他像她那样成长起来，他们便会像《林中小孩》里的孩子一样迷失方向。不管如何焦灼地思考，他也还是找不到任何正当理由（应该说是与他的一时之快和强烈的男性虚荣无关的理由），不让他的新娘拥有与他一样的自由经历。
在这个时刻，这些问题注定缠绕着他。但他清楚知道这些问题挥之不去、清晰得令人不安的原因在于奥兰斯卡伯爵夫人不凑巧地出现了。此时此刻，在他订婚的当下——在这个本应毫无杂念地思考和展望的时刻——他被卷进了丑闻的漩涡当中，搅起了一连串他希望平息的特殊问题。“去他的埃伦·奥兰斯卡！”他满腹牢骚地咕哝，一边盖灭了炉火，开始脱衣。他并不清楚她的命运为什么会影响他，但他隐约觉得，因婚约在身而不得不支持她，这样做的风险他才刚刚开始察觉。
几天后，该来的终于来了。
洛弗尔·明戈特一家寄出了称作“正式晚宴”的请柬（即多加了三位男仆，每道菜有两碟，还会在席间端上罗马潘趣酒），在标题处写上“与奥兰斯卡伯爵夫人见面”的字样，以符合好客的美国风格。按照这种风格，他们会像招待王室成员或至少像皇家使节一样款待陌生的客人。
客人经过大胆而细致的挑选，受邀者无不承认“凯瑟琳大帝”的权威。永远都是座上客的包括塞尔弗里奇·梅里夫妇（各地的宴会都会邀请他们，因为他们无处不在）、博福特夫妇（他们声称与明戈特家有亲戚关系）、西勒顿·杰克森先生和妹妹苏菲（她总是听从哥哥差遣）。与这些家族一起出现的是一些最时髦、无可挑剔又有权有势的“年轻已婚族”，包括劳伦斯·莱弗茨夫妇、莱弗茨·拉什沃思夫人（那位可爱的寡妇）、哈里·索利夫妇、雷吉·奇弗斯夫妇、小莫里斯·达戈内特与妻子（她是范德卢顿家人）。客人们确是经过精心分类，因为他们都属于那个小小的圈子，在纽约漫长的社交季里日夜笙歌，热情不减。
四十八小时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除了博福特一家和老杰克森先生兄妹外，所有人都拒绝了明戈特家的邀请。连属于明戈特大家族的雷吉·奇弗斯夫妇也没有接受，这种刻意的怠慢因此更加明显。所有便条措辞一致，无不写上“十分遗憾无法赴约”，连一般礼节规定的用于缓和气氛的托辞“已有约在先”都省略了。
在那个时候，纽约的社交圈十分窄小，而且资源贫乏，圈中每个人（包括马夫、管家和厨师）都清楚知道人们哪个晚上有空，也因此让收到洛弗尔·明戈特夫人请柬的客人得以无情地表明他们决意不见奥兰斯卡伯爵夫人。
这个打击让人始料未及，但明戈特一家一如既往地英勇面对。洛弗尔·明戈特夫人向韦兰夫人透露了这件事，后者又告诉了纽兰德·阿切尔。阿切尔对这种冒犯感到异常愤慨，向母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的母亲内心虽然抗拒，表面却不得不妥协，在一番痛苦的挣扎后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她一向如此），并且由于先前的犹豫而立即加倍积极地替他游说。她戴上灰色丝绒软帽，说：“我去见见路易莎·范德卢顿。”
纽兰德·阿切尔那个年代的纽约上流社会是一个小而滑的金字塔，至今没有任何缝隙供后来者立足。金字塔的底部是由阿切尔夫人口中的“普通人”组成的坚实基座，大多数是受人尊敬却籍籍无名的正派家族，通过与其中一个掌权家族联姻而名望飞升（就像斯派瑟家族、莱弗茨家族和杰克森家族）。阿切尔夫人总说人们不如以前讲究了，而且随着凯瑟琳·斯派瑟和朱利叶斯·博福特在第五大道的两端分庭抗礼，可不能指望以往的传统能长久地维系下去了。
这个富有却不起眼的底层往上收窄，便来到了以明戈特家族、纽兰德家族、奇弗斯家族和曼森家族为代表的关系紧密、有权有势的集团，大部分人认为他们就是金字塔的顶端，但他们自己（至少阿切尔夫人的这一辈）知道在资深的家谱学者眼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家族配得上这种声望。
阿切尔夫人常对儿女说：“别跟我提现代报纸上关于纽约贵族的一派胡言。如果纽约有贵族的话，不管是明戈特家族还是曼森家族都排不上，也轮不到纽兰德家族和奇弗斯家族。我们的祖父和曾祖父都只是受尊敬的英国和荷兰商人，来到这片殖民地上发家致富，并且因为事业成功而留下来了。你的一位曾祖父在独立宣言上签过字，另一位曾祖父是华盛顿手下的将军，在萨拉托加大捷后被授予伯戈因将军的佩剑。这都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事迹，但都与等级和身份无关。纽约一直是一个商业社会，城中真正称得上贵族的家族不超过三个。”
和纽约的每个人一样，阿切尔夫人和儿女都知道这些尊贵的人是谁：华盛顿广场的达戈内特家族，来自一个古老的英国郡县家族，与皮特家族和福克斯家族结盟；兰宁家族，与德·格拉斯伯爵的后人通婚；还有范德卢顿家族，曼哈顿首任荷兰总督的直系后代，因独立战争前的几段联姻而与几位法国和英国贵族有亲戚关系。
兰宁家族仅剩的后人是两位年迈却仍然活泼的兰宁小姐，她们开朗、念旧地生活在家族画像与齐本德尔式家具之中。达戈内特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家族，与巴尔的摩和费城的上流家族结盟。但是，范德卢顿家族凌驾于所有家族之上，他们隐退成为一道世外的暮光，家族中只有两个瞩目的人物从暮光中凸现，那就是亨利·范德卢顿夫妇。
亨利·范德卢顿夫人婚前叫路易莎·达戈内特，她的母亲是迪拉克上校的孙女。这位上校来自海峡群岛的一个古老的家族，曾在康沃利斯手下打仗，战后与新婚妻子——圣·奥斯特里伯爵的第五个女儿安吉莉卡·特里文纳夫人在马里兰州定居。达戈内特家族、马里兰州的迪拉克家族和他们康沃尔的贵族亲戚特里文纳家族之间的关系向来紧密热络。范德卢顿夫妇不止一次长时间拜访特里文纳大宅的现任主人——圣·奥斯特里公爵，下榻于他在康沃尔的乡村宅邸以及格罗斯特郡的圣·奥斯特里。公爵也经常宣布有意将来回访（他那位害怕大西洋的公爵夫人将不会同行）。
范德卢顿夫妇往返于特里文纳、他们在马里兰州的家和斯凯特克里夫三地之间。斯凯特克里夫是坐落于哈德逊河旁的一栋大宅，是殖民时期荷兰政府授予那位著名的首任总督的物品之一，范德卢顿先生至今仍是房子的“大庄园主”。他们在麦迪逊大道上的这座庄严的大宅鲜有开放，当他们回到纽约时，只会在里面接见最亲密的朋友。
他母亲忽然在布朗轿马车门边停下，说：“纽兰德，我真希望你能一起去。路易莎很喜欢你，我这么做当然是为了亲爱的梅——而且，如果我们不站在同一阵线上，上流社会就将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