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天3500元，我在试药间里还房贷6天3500元，我在试药间里还房贷

1.

去年9月，我收到试药中介文哥的信息。电话里，他恭喜我体检通过，获得了参与试药的资格。当时我激动的心情不亚于第一次收到稿费。

根据文哥发的导航视频，我背着电脑和书，穿过目标医院的几栋华美建筑，经阴凉处的员工餐厅，上到了一个少有人的楼层。我如同穿过了一个9¾站台，但最终抵达的不是霍格沃茨，而是本省国家药物临床试验I期研究中心。

电梯厢门打开的瞬间，几个正排队的年轻人回头看我——他们在挨个刷身份证报到。几天前，这狭小的走廊也曾挤满了数十张面孔，同时回头来看我，让人联想到一窝张嘴等待喂食的幼鸟。很多人把自己包裹得严实，有人从始至终都不肯把脑袋拔出手机，有人不断在无聊的电话里聒噪，有人则和临时搭上的伙伴窃窃私语。

我就是窃窃私语的一员，但和我搭话的女生却高门亮嗓，一点都不忌讳：

“没钱才来试药啊，有钱谁做这个？”

“不丢人？有啥丢人的？谁没个难处？咱又不偷不抢。”

……

她叫高燕。体检淘汰了大多数人，与我重逢后，她欢喜地招手，其后向文哥介绍我：“这可是个作家嘞，她来试药，咱们都会被写进她的小说里。”

我羞得面红耳赤、连连摆手：“只是个写手，哪里算得上是作家？”

文哥笑笑，没有答话，这让我更尴尬了。

我确实不敢妄称作家，因为我只是在网络小说平台发布一些没有营养的快餐文罢了。读者翻我的文字，不需斟字酌句，可一目十行浏览完毕，脑袋中只提取一句话：“喔，主角又爽了。”仅此而已。

我日复一日地糊弄着读者，也糊弄着我自己。我在这小小茧房里沉沦，偶尔有人趴在茧外向内窥一窥、敲一敲，听到我爆出一声动静，说一句：“这个还没死。”

我生活的城市也散溢着类似的半死不活的气质。虽贵为中部的省城，但人均收入十分拉胯，只有3000块左右。我的收入恰在这个区间。起先不甘心，也妄想像平台宣传的大神作家一样，月入10万。打了鸡血一样奋战了3年多，无数个昼夜后，耗尽力气，我忽然豁然开朗：我只是个废物罢了。

从那时开始，我的精神状态和我省人均收入一样麻木不仁了。

可麻木不能解决生活中具体的坎坷变故：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病故了，我和母亲一直租住在表亲家的一套空房里，每年交租。表亲说，等我们攒够钱，这套房子就卖给我们，于是我们就把这房子当作永久的家来珍惜爱护，省吃俭用攒钱，好期待有一天让它真正改了姓氏——直到中介突然敲开了大门，一番摄像拍照，指指点点。中介告知我们，离小区2公里外要修艺术学校，周边地块跟着升值。表亲这套房定价是68万，是走是留，给我们一个月时间。

我们舍不得这个家，68万，比当时的市场行情略便宜些，前思后想，我们决定交钱。积蓄不够，只能借。亲戚、朋友凑了6万，我贷遍向我开放额度的所有平台，拿到了13万多。月底交完房钱后，我跟我妈合计账户内余额甚至不够买一瓶醋。

我的网贷都分了24期，起初稿费还可以应付还款，但1年后，平台编辑强制我的旧书完结，而新书还未签约，收入就此中断，网贷便开始逾期。随后是一天几十通的催收电话，威胁恐吓不断，我焦虑日甚，只好兼职做同城急送。新人入职，时薪不会多于13元，百公里的电车跑到没电，只需4小时。最多时，我一天赚过57元，于外债而言，杯水车薪。

所以，为了钱，只要不犯法，我什么都能做。

恰在我为钱发愁时，本地一个介绍工作的公众号的头条大图上，出现了试药的广告，“6天赚3500”，内容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只要吃2片药，抽血22次，每次4毫升便可。

“我可以一边继续写作，一边轻松赚走3500块！”我兴奋到四肢发凉，仿佛全身的血液都在心口和脑壳里翻涌。但冷静后，我又开始后怕——当时缅甸泰国“割腰子”的新闻甚嚣尘上，我也担心自己由此会走上一条不归路，被拐卖，感染血液病……我翻到了10多年的一篇试药文章，什么9小时抽血100多次，即使昏睡也不停止，进而脑海里浮现出——在昏暗的实验室，人们枯柴一般蜷缩在木板床上，白大褂们踢开厚厚一层沾着血迹的注射器，冷漠地锁定了我，说：“这个还没死，再抽一管。”

可报酬是3500元呢！我舍不得，便又搜集了些明亮些的资料，来说服自己：首先是《民法典》《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等法律文件，现在的试药流程已经变得规范许多；其次，做过试药的人现身说法，并不危险；再者，自媒体作者的科普；最重要的，还是那3500块，伸手就能够到的月亮。

公众号推文里，明确告知了这批次试的是一种叫“美阿沙坦钾”的降压药，网上可以搜到相关的副作用警告，轻则眩晕、失眠、腹泻、尿频、肠胃胀气，重则肝、肾功能异常。不过，一般出现严重副作用的概率很小。我自信我将是概率之外，况且，万一试药过程中出现问题，医院会免费救治。

我决定冒这个风险。通过推文下方的二维码，我加上了文哥，委婉讲到诸如“试药是一项既能帮助患者、又能解燃眉之急的大好事，非常希望能成为志愿者”的话。文哥对此漠然，只关心我有无高血压、过敏史、重大疾病手术史、传染病史等事项，以及BMI指标（Body Mass Index，身体质量指数）是否在18-26kg/㎡的区间内。这些问题，我需要填写一份调查表，提交给他。

之后，我获得了进行下一步体检的资格。

为了体检合格，我开始自律，早睡早起，控制饮食，喝水减肥，爬楼跑步。不得不说，生活一旦变得健康，焦虑就会减少，奋斗一旦有了目标，人就会精神。若是有人在台阶上放张100块做奖励，我甚至可以在长城爬一个来回。我一边满头大汗，一边双腿打颤地感悟：钱，真可以把我玩弄于股掌。

我像所有对家人极力隐藏落魄的孩子一样，并没有将网贷逾期把我逼上试药这条路的事告诉母亲。当她看到我神情憔悴，我就解释说自己最近沉迷游戏，精力不够用；当她看到我精力充沛，我就解释已经戒掉游戏，回归正途。我很会演戏，每天忙忙碌碌，她并不疑心。

半月后，我去体检了。

人像乱草，扎满了试验中心外狭窄的走廊和应急步梯，有人像我一样，心心念念为钱而来，有人则只是想白嫖体检。文哥并不反感白嫖，他甚至会拿白嫖来招揽志愿者，我听到他对两个女孩爽快地说：“可以啊——只要你的朋友符合条件，就能过来体检，体检即使合格，也可以不试药，这个不是强制的。”

我猜，他可以如此豪爽，是笃定“6天赚3500元”的诱惑不会在女孩的朋友们中失效。来体检的不少都是中年人，他们的指标很少合格，即便是年轻人，淘汰率也惊人地高。一个试药项目现在往往需要吸纳两三批人去体检，靠人海战术才能凑齐目标数。

文哥说，疫情之后，招募志愿者明显要比之前轻松许多，不少人都是主动联系他试药，对他们中介的态度也友善了许多：“大家手里都没钱了，没钱就得想办法赚钱啊，好面子是要饿肚子的。”

“这比卖血赚得多。”高燕插话。

我不喜欢她这样直白的对比，文哥却点头赞同：“对，比卖血强多了。”

“卖”，很容易撕破人的自尊心。试验中心雅称我们“志愿者”，3500元的报酬则雅称“营养费”——这种被明码标价的“志愿行为”，让我时常陷入对那些无私奉献的志愿者的愧疚，觉得我们侮辱了他们。但也因着这份“志愿”的荣光被均摊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的自尊还能得以维持。

我们在试验中心登记了信息后，医院安排了关于试验项目的具体内容和流程的讲解。负责讲解的医生打开投影仪，逐字逐句地向我们解释研究目的、内容、风险等，接下来的全身体检，包括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等，另外，还要做“入网筛查”，在他们专用的太美、中兴试药信息采集系统上查询我们3个月内有无进行其他试药项目，免得有人钻了空子，参与多个项目。

体检合格后，文哥交代了一系列要带的证件、物品和注意事项，剩下的就是给我妈一个合理的交代。我谎称闺蜜失恋，要去陪伴几天，我妈没有半丝怀疑。

2.

文哥是这行的老中介了，对流程相当娴熟，我第二次来到这里，他就负责带我们“入组”——即监督每个合格者准时报到并领取吊牌，入住试验中心。

我们还需要再进行一次抽血、验尿，以确保身体仍然合格。因为要测妊娠，女生要比男生多抽管儿血。流程全部完成后，我们拿到了专属自己的、用于身份识别的吊牌。我的数字是10号，高燕是9号，换上统一的病号服，就算是正式“入组”了。

我们领到了一份《知情同意书》，负责人再次打开投影仪，逐字逐句介绍试验药品、流程和注意事项，然后是我们签署《同意书》，自留一份，另一份上交试验中心备案。之后，医生就放我们自由活动了。

本次试验共有32人入选，女性8人，我和高燕被分别安排进2个四人间病房。因着高燕的开朗性子，一进病房，我们很快就和14号许静言打上交道——这个女孩比我小5岁，高高壮壮的，披着一头永远腻乎乎的头发。她说试药的水很深，参加这个项目之前，她刚从合肥回来。

“你们看这个指标，它属于正常区间，但合肥那边偏偏就不给我过。我问文哥，这个程度在咱们这儿行不行？文哥说只要数据正常就可以。”她蹦出了些我们听不明白的术语，又无不惋惜地叹息，“那边那个项目可好呢，也是6天，能赚8000块。”稍后，她又自我劝慰，“所以去体检的人多，人家肯定是选了和机构有私人关系的。”

我明白了，许静言约莫是个“职业试药人”。8000块，意味着风险更高，但在她眼里，风险发生的几率极小，且在她的试药生涯里，几乎没遇到过什么大事情，所以无所顾忌：“在咱们之前，已经在动物身上不知道做了多少试验了，确保没事才敢让我们试药。而且，如果咱们出点什么事，他们只会比咱们更恐慌！”

许静言对试药充满着自信，让我想起之前搜到的一则消息——2007年试药者王丽英在试药36天后死亡，其家人与美国辉瑞公司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被折磨4年后，法官宣判辉瑞公司赔偿30万——我为她的神经大条而诧异，转念一想，似乎又合理，尤其是她说：“我需要钱，尽可能多的钱。”

许静言出身农村，从小就被父母家暴，逃来省城后，因着对安稳的渴望，她拼了命地攒钱，贷款买下间二手小公寓。这两年，她失业了，每月要还的房贷成了压在她身上的石头。我们自然想到她可以找个男人依靠，但是许静言说：“即便我想找对象，中专文凭，没正式工作，又没一技之长，人家谁能看得上我？”

前些年，人们对试药避之不及，导致项目很难凑到足够的受试者，而愿意试药的人，又借着当时没有系统可以查询志愿者信息的漏洞，短时间内频繁试药，甚至用粉底遮盖住手臂上的针眼，医生也对此看破不说破。现在不同了，系统会严格要求志愿者3个月内没有参与过其他项目，试药者没有漏洞可钻。所以，许静言的赚钱周期也是以3个月为循环的。她的通讯录里有专门的试药分组，取名为“试试就逝世”，腹黑得很。分组里不仅有各地的试药负责人、中介，还有她在试药期间认识的许多“好朋友”。

因此，我也得知了许多“同行”的事儿，比如其中一位南京的姐姐，在和许静言相识前，已经做了将近8年的“小白鼠”，从试药行业不怎么正规一直干到很正规。后来她又去做代孕，第一年代了对双胞胎，赚了30万，还清了外债，首付了套房子，第二年流产了个女孩，代了个男孩。她虽然只有28岁，身体却损伤得像快50岁。当然，她之后“上岸”了，付清房贷就找了正经的工作，简单养活自己。

“咱们这里也有代孕。”许静言见我惊异的神情，咯咯直笑，“咋？没听说过有需求就会有买卖吗？每个地方都会有啊！”

“可是代孕犯法啊！”

“犯法就偷偷做。”她无所谓地讲，跟我们透露，本地的代孕已经是条成熟的产业链了，没啥稀奇的。

“你以后也会代孕吗？”我问她，同情和鄙视像醋入喉，酸爽不已。

她没回答，拿出了一台二手苹果电脑——上面有她买的课——向我认真询问：“高燕说你自考大专，是不是？”

是的，我只读到高中毕业，抱着早赚钱早自由的梦，和同学跑去异乡打工，归来时却一身尘土。后来窝在家乡，待在我妈身边，年近30岁，用人单位对学历要求逐年拔高，我无法再无视曾经错误选择的后果，就自考了汉语言文学的大专文凭——因为这个专业门槛极低、考公选择面广。曾经我不屑的一纸文凭，现在是我自卑的抚慰和虚荣的补充。

“是啊，自考汉语言，打算考公，工资不要太多，稳定就好。”我说。

“考公好难的。我也在自考哎，是护理专业，你说这个专业将来容易就业不？”许静言一下子凑到我眼前，说，“我是想着，老龄化嘛，将来老人肯定越来越多，护理的缺口肯定大，考这个专业，应该不愁失业。”

看来，许静言并不会走上南京姐姐的路，我长长地松了口气，不仅是对她选择的放心，也是对自己的安慰——我与之为伍的这群人，不都是穷途末路之徒，TA们依然有积极向上、冲破残酷现实的斗志。在内卷成风、躺平无耻的社会里，斗志，是一个年轻人还有救的讯号。

“应该不愁……”我说。

“可是我懒。”她叹声气，“你说我这么年轻，去伺候一辈子老人？”

高燕喳喳地插话：“伺候老人怎么了？那可是功德！积了功德，好事都会来找你的！”

我赞同地点点头：“有钱的可都是老人啊，伺候老人，万一把你伺候成大老板呢！”

3.

下午6点一刻，医生喊我们吃晚饭，大家陆续走出病房，到就餐区刷身份牌，领盒饭。4条大长桌，找到自己编号对应的座位上吃饭，不可随意换位和走动。现场有5个医生，1个负责用扫描仪确保我们都有打上，1个负责分发盒饭，确保我们都拿到该拿的那份食物，剩下的3个医生，负责记录我们吃饭的状况。

女生们一般胃口小，吃不完会剩，有人吃到肥肉会恶心，还有人讨厌高油。高燕戴着牙套，餐盘里剩下了会扯丝的芹菜。医生不会强迫大家都吃完，但剩饭务必拍照记录。第二天以及本次试药的第二个周期第一天的晚餐，必须对照照片给量，前后尽可能保持一致。

晚饭一荤一素，2个馒头、1碗小米汤。尽管我已经吃饱了，但鉴于这次试药是“餐前组”，第二天中午12点半前都不能进食，所以晚上9点，医生来发了个小面包。

晚上10点，为保证我们的睡眠，医生没收了手机，熄灯断网。关机之前，我躲在卫生间和母亲打了一通视频电话，也向同样被蒙在鼓里的男友提前说晚安。

试药的第一晚，我辗转难眠，好像是回到了人生第一次旅行的前夜，对一切新奇的体验充满了期待。当然，这么浪漫的情绪是建立在那3500块钱一定会收入囊中的前提下。

第二天，许静言一早就哀嚎，说她一晚没睡着：“手机就是我的命啊，每次没收手机，都像割我的肉。”我找医生取手机时，看见好多价格不菲的手机，甚至有两部华为Mate 60，我暗自咋舌。许静言拿走了她的iPhone 13。“我这也是二手的。”她小声解释，带着狡黠的笑。

6点半，洗漱结束后，医生建议我们喝小半杯水，方便其后的多次抽血。10分钟后，我们被带到采血区挨个测血压、埋针。采血区呈“山”字状，一横前面，32张椅子整整齐齐，三条竖杠对应3张长桌，2张采血，1张封管，另有组长桌用来处理脱针、抽不出血等意外情况。每张长桌后都有2名医生，我们分为2组，吊牌是单数的去第一个采血点，双数就去第二个采血点。

7点出头，随着扫描仪刷过身份牌、报出01号的姓名，采血开始了。我们有序走出座位，乖巧地卷起袖子，露出软针，握紧拳头，好让血液充盈血管。

7点19分，轮到我抽血了。这一刻，我之前那新奇体验的快感全然不见了。垃圾桶里密密匝匝的针头，注射器里2毫升的废血，耻辱像山洪暴发一般灌满了四肢百骸——我是废物，妈妈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让我有知识、有品德、有力量，可是自己偏偏混到卖血的地步了！

我低垂着头，强迫自己盯着采血管里的红色，与其决斗。

“没事啊，”对面的医生出声安抚我，语气温柔，双眼带笑，“第一次？”

我点头。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这没什么。”她说。

旁边握着扫描仪的医生也笑说：“咱们做的是高尚的事情，没有咱们，他们再厉害的药都不能上市去卖，也没办法卖给有病等药的人。你自己不要胡思乱想，大家都一样。”

安慰人的并非这句好话，而是医生的态度。不管她心里到底如何看待我们，起码当下，我相信她们认为我不是废物，她们理解我的无奈——这种尊重和理解，我很久没有感受到了。

抽完血，跟着大部队吃药——吃药时间也是固定的，小药片装在纸袋里，至于是原研药还是仿制药，只有医生知道。我们无所谓，反正2个周期结束，2种药都会在我们肚子里走一遭。有医生负责喂药，200毫升水送服，不能剩。吃完会检查口腔，包括齿间和舌下，保证实验结果。接着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第五轮……截止12点39分，一上午抽了12次血。午饭后，1点过9分，下午的抽血开始，不过密集程度远远不如上午。到了第三天和第四天，全天只抽了2次和1次。

所以，吃完药那半个上午的采血尤其重要，试验中心配备了单独的抢救室，专门的医生，以防意外情况的发生。幸好，为期6天的试药中，我并没有出现其他状况，除了因为降压药的药物作用和频繁抽血导致的困倦，大多数人都像高燕一样，与试药之前全无二异。

也有对试药有反应的人。

反应最严重一个是张伟，一个身高体壮、脑后扎着发揪的滑雪教练，他突然咣地一声倒地，医生赶忙抱着氧气袋，用轮椅把他送进抢救室。一会儿工夫他就醒了，等外面采血快轮到他了，我们听到他在里面说：“没事了，可能就是血压低了，动动就好。”

鉴于他的确恢复了些力气，医生便允许张伟继续采血。他熟练地挽袖、伸手臂，去另一条长桌封管，回到座位后，懒懒地玩着手机。医生给了他一个暖宝宝让他抱在怀里，下一轮抽血时，他已经生龙活虎了。

其后我才得知，张伟是许静言的邻居。他经常吹说家里六七套房子，又说房子都是父母的，他不爱住。他说自己去过几十个城市，十几个国家，重庆、北京、上海都玩腻了。可只要我们细致地询问这些城市的风土人情或者旅行中的细节，他就立马转移话题。张伟热衷于推销自己，倒不卖课，因为据他说，滑雪平日里推销没用，到过年时，不推销也有生意做，一月赚两万妥妥的。

这里每个医生都认识张伟，他说上句，都能猜出他的下句，但从不拆穿。他有个未成年的女朋友，一个油腻不堪的近30岁的男人，是一个16岁花季少女的Superman——挺让人恶寒。

“救命！我受不了了！”许静言偷偷给我发微信，“张伟脚太臭了，我也快晕过去了。”

许静言饱受脚臭折磨，却没勇气告诉医生，而我与她已成了“好姐妹”，必须为她出头。

我悄悄请求医生让许静言挪个位置，医生同意了。张伟似乎觉察到了我在孤立他，等中午我在角落接催收电话时，他就故意杵在我身旁，大声打电话给自己的兄弟，一口一个脏字，骂得好不带劲。

还有一个反应大的人，是胡自强，有轻微的头晕症状。这是一个喜欢读《毛选》的中年男人，特爱聊建国后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他并非出生于那个年代，只是单纯地从长辈的言语和历史书中去领略，混入自己的想象，将其加工成一段人人平等、共同富裕、有信仰、有热血的时代。有次，我在就餐区抱着电脑工作，他读完书来找我聊天，说那个时代的人都很幸福。

胡自强试药的3500元，会被用在房贷里。“其实啊，我的房子保不住了。我的生意不行了，赚不到钱了，房子迟早要被银行收走。”他手臂支着腮，手指用力揪着发红的耳垂说，“我就是……我女儿，我有个小女儿……”

见他红了眼眶，我很自然地想象到，一个活泼快乐的女孩儿背着书包回家，却看到家门上被交叉贴上了白色封条，她再也不能进她的家、她的卧室时，是什么感受。

胡自强从来不曾偷懒或挥霍，他靠摆流动快餐车起家，卖酸辣粉，后来开了店，为了多赚钱，顺带做串串，凌晨4点就要起床，到夜里11点才关门。最累的时候，他在骑车回家的路途中摔倒，才发现自己睡着了。

妻子也与他一道养家，“她三十几岁，不舍得给自己用一套化妆品，说锅上的气蒸得那个脸白白的，不比那蒸脸仪好？……不好！我跟你说，蒸脸仪弄出来的白脸是个瘦的，锅上的气蒸出来的白脸是个肿的……你信不信？”

我说我信。

疫情期间，胡自强家的酸辣粉店关了门，再没开过。他有存款，不多。

高燕的大嗓门又插进来，一如既往的热情：“城里住不下去，那就搬回村里，孩子最重要的是父母的陪伴，他不需要你多强，你陪伴他，爱他就好。”

我就问她是不是已经买下了房子，她答，房子是婆家的，拆迁时，开发商分了她家两套房，一套公婆住，一套她和丈夫儿子住。

“即使我没有房子——”她瞪大眼强调，“我也不能让一套房子就难倒我！道理是一样的，你说是不是？家，爱最重要，孩子要的是父母的爱……”

每次她大肆宣扬对孩子的爱时，我总觉得浮夸，想她早点结束，但许静言总爱附和道：“你儿子有你这样的妈，真好！”

4.

男友阿健很快从我的鬼鬼祟祟中发现端倪，为了避免一场血雨腥风，我只好向他坦白。他心疼不已，一定要来看望，我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才放弃“探监”的想法，改为对“6天赚3500块”的浓厚兴趣，我严肃地批评了他。

阿健家原先也是做生意的，在他准备出国留学的当口，债主上门，他这才知道爸爸破产了。每月工资到账，阿健第一时间就是还债，之后便是30天的困顿和窘迫，周而复始。我俩是情侣，也是难兄难妹，互为医生和患者，只有实在撑不住了，才会向对方求援。求援的目标是经济补贴，求援的结果往往是精神疏导。

按理说，“6天赚3500元”的好买卖，我应该和他结伴来做，但我不舍得。千金难买健康，假如不是十分着急用钱，为什么要拿身体去交换？

医生们告诉我们，许多医学生都会来报名，因为他们对试药并没有严重的抗拒心理，也许只是为换个手机，就会开开心心来报到，只是他们的父母很难接受。上期试验期间，有位母亲来中心要人，那名医学生坚决不走，他妈“啪啪”两个耳光甩上去，怒吼：“你的身子是老娘给你的，我怎么呵护才让你全身没一个疤地长大？老娘绝不准你这么糟蹋它！”

那名医学生中途退出，3500元打了水漂。

现在的四人间里，也有2个医学生，王一楠读大三，薛雪硕士在读，都在头疼毕业后找工作的问题。

薛雪28岁，妇科斗士，没有工作过一天，但是医学生的就业困境早早就缠上了她。因为本省医院医生数量已接近饱和，且对本地的医学研究生不待见，即便是能腾出来少量的招聘指标，也是面向人脉过硬的以及顶级医学学府拔尖的硕士博士。还有一点，医生工资偏低，低到对不起她被繁重学业熬秃了好几年的脑门。

“妇科医生是最多的，都冲着收红包来呢，但现在不是医疗反腐嘛，医院要查，患者也可能举报。”她腰身一挺，兴趣盎然，“欸，你们听说了吗？前几天不就有个产科医生被举报了吗？患者怕她剖不好，偷偷录着像，给人塞了个红包，出院就把人给举报了……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吗？这不是故意挖坑给人跳么？你就是不塞红包，人家医生也不见得不给你好好剖吧？何必专门整人家呢！”

王一楠跟着哭丧着脸。她的专业是儿科，全校儿科的学生多，她又是“学渣”一枚，整日抱着书死记硬背，也只能底层裸泳。

薛雪嘴不停，继续泼冷水：“儿科最闹心了，爸妈们不一定舍得给自己父母花钱，但一定舍得给自己孩子花钱，一点点病病痛痛就往医院送，一个摔倒能揪着你，问你三百个问题。扎针扎疼他娃儿，背地里都要骂你好一阵。”不过很快又话锋一转，安慰道：“不过你也别担心，大可能你没机会就业。你现在去瞧瞧，咱们这儿哪家医院儿科缺人？没有！”

玻璃心的王一楠捂着脸，哭笑不得：“这可咋办啊？我不学不行，学下去也不行，怎么办啊？”

“网上那些医生们抱怨工作太辛苦，咱们是连辛苦的机会也没有哇！”薛雪继续笑着。

我问她将来打算怎么办，她说去柳州————她男朋友在柳州的医院，她可以去那边试试，实在不行，再去试试村镇的社区医院。

我与她们相谈甚欢，不久后，王一楠便求着我交出自己的小说。

“写得太糟，真拿不出手。”我推辞道。

正好，医生们有说有笑地走进门来，询问我们的身体是否有不适症状，然后又有说有笑地离开。我们仨望着他们雀儿般活泼的背影，都深深羡慕着。

第一阶段的3天结束后，我们暂别试验中心，上午离开，下午便看到有新的一批志愿者来体检。高燕说，这里生意太火爆了，文哥不知道能赚多少钱。许静言向我们透露，文哥开的车是路虎。我私心更愿意文哥开便宜的老年代步车，以示他没有在试药这一行捞到钱。如此，他便不是个“血贩子”，我还能搪塞一下自己。

高燕热情地邀请我和许静言去她家做客，毕竟我们已经是“好姐妹”了。然而，我们都没有太多心情跟她凑堆，以她家太远为由婉拒了——这3天里，她给我看了太多她儿子的照片，我甚至对她家的装潢摆设、地理位置、小区环境都了然于胸。茶几上积压成小山的杂货，木质沙发上堆垒着衣服，皱巴巴的床单、蔫巴巴的绿植，可见夫妻俩对这个家并不上心，也确实没有吸引我们必须一去的有趣之处。

回家后，许静言还跟我联系，说高燕极为不靠谱，给她介绍对象，结果是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陌生人，“她说自己大学文凭，我不信，还说以前在培训机构做过老师，问她具体教什么，她又含含糊糊说给孩子们疏导心理，五六岁的孩子需要啥疏导啊？”

许静言还说，高燕私下对我的评价是“傻气”，觉得我养着一个不中用的男友，因为男友并不能给我带来什么实质性好处。

高燕有这种想法，我并不意外。她曾向我讲起为什么嫁给她老公——首先，她老公是城市户口，她的户口能从落后的农村迁到省城；其次，她老公有稳定的工作，公婆有房，即便她不工作，温饱也不成问题；还有，老公老实听话。

“他要是没这条件，他人再好我也不能嫁。女人嫁到人家家里是要过日子的，他不给你创造好的条件，你拿什么经营出好日子？”她当时给我说。

我不服气：“那你给过他什么好条件？”

“我呀。”

“你？”我诧异她自比为“条件”，和户口、工作、房等画上等号。

高燕解释：“我这么个大活人到他家去了，给他生儿育女，方方面面伺候他，这是不是好条件？”

诚实地说，当在采血那条长桌外，她叽叽喳喳向我灌输着她的骄傲时，我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抵触和她坐在一起，尤其是当医生抬眼瞥到她时。

给我们抽血的那些医生们，即使不依靠丈夫，也能活得精彩，她们从不会把自己当作一个好“条件”，去婚姻里交换另一个好“条件”。依我来看，高燕何尝不是卖自己？

为了让高燕闭嘴，我尽力展现着漫不经心。我扭头看去，左右的志愿者们要么在打游戏，要么在追剧，要么在刷抖音。这些我平时也会拿来作消遣的娱乐，此刻在我眼里都是堕落的标志。在医生们忙碌而规律地抽出、倒掉废血间，我仿佛看到了一群流水线上的待宰的牲畜。

我问高燕，你和你老公有爱情吗？她答，有呀，怎么没有？爱得死去活来。她的认真，往往带着丝俏皮。那么，她老公又是怎么舍得贫血的她到试验中心来的？

“这没啥！”她两手一摊，“这有啥啊！要不是他上班走不开，我拉他一起来！2个人7000千块，你看，我儿子学费就有了，有钱干点啥事不行？”

她的这句话，只要脱离了抽血的环境，就充满了实用主义的乐观，甚至，多少看似恩爱的夫妻，都远远达不到他们的坦诚。

对此，我又心生羡慕。我自诩与男友因为爱而走到一起，却时不时因为经济问题生出嫌隙，暗自埋怨彼此的废物。男友不止一次向我提过想来参加试药、缓和经济困境，当他为3500元的债务彻夜难眠时，当我们去逛街不能带走25元一条的围巾时，我拿心疼绑架他，又能拿什么给他松绑？

5.

我回家待了7天。这期间，因为债务逾期，催收电话更是频繁，对方扬言要去法院起诉我。

“你猜我怎么赚钱？”我问催收。

他不耐烦：“我不管你怎么赚钱，我只要你还钱！”

“我试药去了。”

他明显一愣：“试……试什么？”

“试药。”

他语气软了三分：“你不要做傻事，吸毒是犯法的。”

许静言也被催收过，她指导过我，暴力催收犯法，来电直接拉黑就好。既然没钱了，就要摆正姿态，停止精神内耗，专心赚钱，努力还贷。我俩交流了很多反催收的办法，包括在移动办理拦截业务，录音投诉到黑猫平台等。催收电话打进来，我便用网上搜来的话术来对抗他们，譬如问他们公司名字、催收工号及姓名，催收害怕惹上官司，只能一味搪塞，这时便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对方系诈骗挂断电话。

催收电话少了许多，我的焦虑有很大改善。我很感激许静言，为报答她，我也耐心帮她做了份简历，鼓励她去应聘医院急救中心。当然，能去的都是些外包公司，工资待遇都会差很多，不过以许静言的条件，她也没有别的选择，急救中心的临时工已经是她目前就业的天花板。

我和她一样，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学习，期待在哪一次小小的转折中，转对了方向。

7天后，我“进组”进行第二阶段的试药，流程与第一阶段无异，只是在“出组”时多一套体检罢了。

王一楠的学习热情明显没有第一阶段那么高涨了，过去我们常常结伴去就餐区，我码字，她学习，这回她只蒙在被子里刷短视频。她说，这几年她只顾着学习，从来不关心新闻，以至于不清楚国家生育率竟下跌到如此恐怖的地步。同学们告诉她，这家的幼儿园关门了，那家的早教中心关门了，哪两家的中学要合并了……

“天呐！”她感叹，“等我毕业了，儿科恐怕要裁员了。我就业？哪有业可就？你说，像薛雪这样优秀的人都没着落，我算什么？还是你的工作好，你的工作永远不会失业。”

但她错了，我也是蜘蛛网里的苍蝇。早年我在17K小说网写西方魔幻，后来又在起点写东方玄幻，再到360小说写男生都市和灵异恐怖、爱奇艺写女生现（代）言（情）……我没有签约的平台，因为我普普通通，无论在哪儿都有大量的代替品。短视频崛起后，小说平台用户锐减，短剧和剧本杀都极考验作者的反转能力，我曾学习过剧本杀，可仔细打磨的稿件石沉大海。

缺乏钻研的精神也好，没有耐性也罢，几年间对“故事”的投入，让我看明白了，我没有金榜题名的能力。疫情之后，失业人数暴涨，自由职业人群增多，职场牛人大量挤入网文赛道，他们有新鲜的想象力、丰富的经历，和骡子一样的精力，十分可怕。

旁人说：你既然知道压力，那就要努力啊。说得轻巧，该往哪儿努力呢？真实的成长，永远比我想象得严酷、艰难多了。我常感觉自己是个气囊，出生那刻最充盈，年年岁岁，越来越瘪。永远充盈的，比如试验中心这群医生，他们常常自信而大方地笑着，似乎每天都过得开心。我听到他们聊起的烦恼，是车又坏啦、女儿又感冒啦、医院的福利又减少啦、老公护着婆婆，诸如此类。

本职工作是视频剪辑的王浩然体会不到这种苦恼，他没有女朋友，更没有女儿；爱读《毛选》的胡自强从来没有领取过什么单位福利；滑雪教练张伟没车；薛雪，准老公和准婆婆隔着十万八千里，即使去了柳州，也只能蜗居在男友狭小的宿舍里。

高燕倒是有车有孩子，可她老公单位的福利越发越少，也有个始终被老公偏袒的婆婆，但她无法如医生们般自信且大方地烦恼。她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她老公的建筑工程公司已经半年发不出工资了，随时可能被裁员。

未来该何去何从？

“出组”体检，我们需要去门诊楼做心电图。那天恰好排队的患者特别多，医生一般会先为看门诊的患者做，试药的志愿者们等了大半小时，几个男生耗尽耐心，不再排队，堵着门口向里面的医生抗议。

心电图室一共就两张床，为节约时间，在已有一名女患者的情况下，医生叫了我的名字。

我躺在床上，门帘拉上，两个医生很烦躁地抱怨：“外面那群试药的，吵死了，没素质的！”

这话，顿时叫我冒了一头冷汗——她们是从试药者的名单里挑出我的，她们并不忌讳把这话说给我听。

“你们……辛苦了。”我说，声音低到我自己都听不清。

两人手脚麻利，嘴里抱怨不停：

“他们那里不是能做心电图吗？干嘛总跑咱们这边？”

“就是，干脆忙死咱们算了！”

试验中心的确有独立的心电图室，但做心电图的医生不是随叫随到的。我很想解释，但逃跑的欲望扼住了我的喉咙。做完心电图，我提脚就往试验中心跑，刚失掉的心理平衡，似乎只有在那里才能补起来。

我回来得太早，办公室里，一个老医生在劝另一个新手医生：“你别跟他们计较，他们要是好人，能到咱们这里来？”

见到我，她们便转移了话题。

原来，我们都不是“好人”，所以才到这里来——我脑子里填满了酸涩。

年轻医生察觉到我的失落，解释说，最先回来的两个男志愿者说起门诊心电图室对他们的偏见，她好意劝告相互理解，他们却不客气地骂人。

“他骂医生都是婊子，只有对他们不客气，他们才能乖乖听话——这是人话吗？我们也是医生啊！”

是的，骂人的志愿者，就是带头围堵心电图室的那俩。

虽然医生在转向我以及面对其他志愿者时，仍然保持着温和平静的模样，但我莫名地还是感觉到了被鄙夷。无论学历、职业、地位、或是素质，只要在这试验中心，作为志愿者的我们，只能与他们隔河相望。

我们先是社会的小白鼠，被测试和改造，被青睐和抛弃，而后才是某种药片的小白鼠。

6.

“出组”后不到10天，“营养费”便打入了我的银行卡。3500元，我拿3000元还债，35元买了个小蛋糕庆祝男友的生日，其余的都用在迫在眉睫的日常开支中。手臂上的针眼已经完全愈合，看不出痕迹，但“卖血”的经历，却狠狠地挫了一顿我所剩无几的自尊。

一次与闺蜜八卦，我翻找微信聊天记录时，被她一眼瞥到了“美阿沙坦钾合格群”几个字，她兴趣极大，伸手就点开了群。那一刻，我恨不得捏碎手机。经过一番搏斗，她到底没窥到我的秘密。

我想着，以后坚决不再去做这样的事情。可是，试药就像毒品，每当我为赚钱焦虑、为工作焦虑、为债务焦虑的时候，它就要配上大图和“6天3500元”的大字，在我脑海中狠狠摇上一波。

有天，许静言欣喜地告诉我，她面试通过，可以和中介公司签合同了。我衷心恭喜她人生迎来了一次大转折。

10月28日和29日，我走进自考考场，半个月后，成绩出来，4门考试全部合格。如无意外，2024年6月，我就可以修完大专的全部课程，拿到学籍。

12月底，我被强制完结的那部小说传来新消息，编辑说可以推荐我的小说去申报网络文学IP创作扶持计划。这个计划有多牛，我未曾领略，但总比不参加强。至少这丝希望，可以撑着我再走一段路，然后尽可能地接近下一缕。

今年1月初，距离我上次试药已经满3个月。这段时间，我还了1万多元的债务，新签约了书，赚着每个月2、3千的稿费，只要给我充足的时间，我不必再去“卖血”了。

但是，过年怎么办？红灯笼和年夜饭，都要用钱！还债，没有红灯笼；有红灯笼，就得面对催收连环夺命call。

如果有3500元的额外收入呢？

其实，我几乎每天都留意着文哥的消息，看他有无更新朋友圈、发布新的试药项目。我一边抵制着快钱的诱惑，一边又不断拿高燕那句“有钱干点啥事不行”说服自己。

终于，文哥朋友圈又有了新动静：年前最后一个试药项目，1月15日体检筛选。

这次试验天数增加到8天，价格仍是3500元，试验的药物是消炎用的莫西沙星。根据我搜索来的信息，其副作用比美阿沙坦钾恐怖很多，严重的不良反应包括肌腱炎、肌腱断裂、周围神经病变、中枢神经系统影响和重症肌无力加重。

我思前想后，最终因为被催缴物业费，下定决心去冒这个险。

熟悉的路线，熟悉的流程，不过，这次的体检者更多，除去已经工作的年轻人和中年人，还有放假后的大学生。但试药名额只有22人。文哥原本定了早上7点签到，7点半开始体检，可凌晨5点多便有人排队了，等他6点多赶到现场，签到本已经签了满满4页，我大致数过，女生有20多个，很多都比我年轻有活力。文哥不得不赶紧在微信群里叫停，劝阻人们继续从四面八方赶到试验中心。

幸运的是，我最终再次入选。

这次“入组”，我期待着医生能把我当作一个陌生人，但事实是，一个高高瘦瘦、总是抱着电脑码字或读书的女生在试验中心里实在太突兀了，几乎我一露面，他们就叫出我的姓名。

我惭愧难当：“又见面了，我还没摆脱我的困境。”

医生笑笑：“没事儿，心态放轻松。”

我遇到了3位熟人，高燕是其中之一。她准备年后开个早教工作室，目前正在寻找铺面。我很怀疑她的教育能力。而许静言在医院入职后忙到脚不沾地，这次试药，根本没空参加。

这次的受试者成分明显比上次杂了很多：有因“帮信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入狱、出狱后仍不知悔改的小伙子；有即使抽血也要捧着手机打游戏的龅牙网瘾少年；有把享乐视为人生圭臬、极力用鸡汤短视频教导出轨丈夫宠爱自己的家庭妇女；有为了买几套汉服拍写真的女大学生；有单纯想增加一笔额外收入、过年不动老本的中年丈夫；有连续2年全职考公、怀疑自己抑郁症的大龄剩女……

我和家庭妇女张志红在一间病房，她眼睛略有残疾，不能准确对焦，但不妨碍她有极强的探索欲和好胜心。在我明确表示不想聊天后，她仍能坐在我床上，和我大眼瞪小眼，即便我敷衍地回复两三个字，她也能不间断地抛洒出几十个问题。

对峙三轮后，张志红把过剩的精力转向休息区打扑克的男人们，大谈调教丈夫的经验和心得，还请男人们理解女人的肤浅和做作——她把这种贬低女性的刻板印象当作女性的天然特征，凡是能纵容这些的，都是好男人。其后，她还和男人们开黄色笑话，转头又回到病房连线丈夫，因丈夫顺手帮女同事修桌腿，劈头盖脸一顿责骂，还逼丈夫说“我爱你”。

我对张志红满心厌恶，实在找不出看得过去的点，然而不久后，一个试药赚生活费的女大学生，说张志红是她的人生导师。

“你觉得她哪点好？”我诧异地问。

“清醒、通透，她什么都懂。而且，她好‘E（外向）’，她这样的人，要不是被家庭牵累，到社会上一定能大展拳脚。”

“E？”

“我就很I（内向），毕业以后找工作，愁死我了，听说咱们这里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一般只有一两千，是不是？”随即她又感慨，“她老公真是把她害惨了！”

打扑克的男人中，因“帮信罪”入狱的喜子最喜欢大放厥词：“我后悔没去缅甸，缅甸赚钱多，又不容易被抓！就是抓了也不怕，跟你们说，监狱里吃得好睡得好，不用寻思赚钱，活得比外面轻松多了。”

更离奇的是，这样的人，居然还有家室——有个农村来的姑娘嫁给了他，一边做洗碗工，一边照顾两人七八岁的儿子。有次她在集市买了两元一袋的染发膏染头，头皮过敏，头脸肿大成球形，喜子给我们嘲讽说，妻子是“野鸡扮凤凰”，也没送她就医，也没给她买药，任其自生自灭。

这群人三观不正，精力却十分旺盛，只要有空，就在高声呼喝着打扑克，从早到晚。因为他们的存在，休息区成了其余志愿者的禁区，值班医生实在忍不了，会来劝告他们不要吵闹，但只要医生转身走开，故态复萌。

因为具备一样的志愿者编号，我常难堪到不敢正视医护，生怕再窥到一丝隐秘的鄙夷。我对朋友说，这次成员明显没有我上次接触的志愿者上进，我耻与他们为伍。

有次，我走出公用卫生间时，恰好遇到保洁阿姨抱怨有人不冲马桶，我生怕她是指我，赶忙向她解释了一番。

“不是你。我知道不是你，你比他们好。”

我一怔——这不就是我最期待听到的一句话吗？

我用这批志愿者的不堪的一面，努力拔高自己一筹，获取一些对我来说很难得的成就感。我文文弱弱地坐在那里，看书、写字，试图证明自己仍然上进，仍然有希望？我把他们写进我的文章里，由此可以长松口气：你们才是我观察众生百态的小白鼠？

我积重难返的自卑，使我清晰地划出与他们的界限。

1月29日，我的第二个试药项目正式结束。2月5日，物业在年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催缴费。我不断刷新着银行卡余额，焦急渴盼着“营养费”能尽快到账。

下午5点45分，3500元入账。10分钟后，我交出1240元物业费和200元电费。第二天去银行换了1500元的新钞，用于发压岁钱，再去菜市场购入300余元的肉和菜，“卖血”钱就光了。

我知道，我还会有下一次。

（文中人物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