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8年，我从本地的西边跨区搬到南边，我妈也辞去网吧保洁工作，跟随我们一家三口去到新家。新家在一个大型商用住宅一体社区，里面囊括了十多个小区，几十层的写字楼，地铁、商超、酒店、咖啡店等一应俱全，没多久，闲不住的我妈，又在附近一家餐馆寻了份杂工，拖地、择菜、上菜，样样都干。
那家餐馆位于社区中央，挨着酒店和广场，是一对中年夫妻开的，离我家仅一百多米，我每天能路过店门口两三次。老板是个光头，厨师出身，老板娘时常一袭长裙，春风拂面。那时餐馆挂的是“石磨豆花”的招牌，店门两侧各立着一架石磨，我妈说都是从乡下收购来的，放在门口显得正宗。据说豆花是老板娘父亲传下来的手艺，每天清晨现做，不过用的并非招牌上的石磨，而是机器。除了主营各类荤素豆花，也做回锅肉、辣子鸡这样的小炒，生意还算红火。
我妈上班第一天回来，就跟我们讲了一桩奇闻：餐馆后厨一位洗碗工，年龄将近五十，明明是个糙汉，昵称却叫“周美女”。他人如其名，只穿女式衣物，工作期间穿着大码坡跟鞋。
几个月后，我妈因视网膜脱落需要做手术，只得从餐厅辞了职，康复后，她又去了外地打工，直到去年夏天，兜兜转转再次回到这家餐馆。大概是豆花生意走了下坡路，餐馆已经辞退了原来的厨师，新聘了做烤鸭的师傅，把招牌改成了“北京烤鸭”，又推出藿香鱼、霸王兔等新菜。豆花还保留着两三种，但不再自己做了，只从菜店买现成的来加工加工。
店里除了两三个老阿姨和“周美女”，剩下的人全换了新面孔。我妈见到他们，倒也倍感亲切。“周美女”信誓旦旦地说，不论餐馆咋个改，他都不会失业，“总要有人来洗碗”。
五六年过去，“周美女”两鬓斑白不少，仍旧身着女装，工资由两千九涨到三千八，但别人问起来，他都说自己“月薪四千”。他平日里最大的爱好是刷个短视频，还特意网购了防水膜，边洗碗边刷手机，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粗犷笑声。
这家餐馆设有卡座和包间，我经常去吃饭，自认为对店员的面孔也都比较熟悉，但从未见过穿女装的男人。我妈说，“周美女”整日待在后厨刷碗，吃饭时才会出来。员工吃饭的时间得错开饭点，两点吃午饭，九十点吃晚饭，如果外厅还有客人，“周美女”就索性不出来，托人把饭端进去躲着吃。我妈在吃饭时也喊过“周美女”出来夹菜，他不肯，说会遭客人嘲弄。另外，他也顾忌餐馆的形象，“不能让人看到老板啥人都在往里招”。
不过，就算躲开客人，“周美女”也躲不开被同事取笑，即便大家同为服务行业人员，他也是鄙视链最底层。平时，厨师、墩子、经理来来回回对他发号施令：“老周，盘子不要摞太高，忘了上回的教训了？”“老周，先把这几个托盘洗出来。”“你洗的啥子碗哦，盘子底上还有油。”有男服务员当面喊他“老周”，背后称他“变态狂”。他知道后也只能愤愤不平，说自己只是喜欢穿女装，又没做伤天害理的事。
周贵平的手机除了刷视频，便是搞网购，网购里，服饰占了大头。与他同住一屋的墩子讲，周贵平几乎每天都要取快递，他一人的衣服就把大家公用的衣柜霸占了一大半，全是各式女装，“就是个老娘们儿”。厨师说，他的高跟鞋在客厅摆了三排，全是网上淘来的，好几十双，曾把新来的男服务员吓了一跳，以为错走到了女宿舍。
周贵平跟我妈辩解，说他不是有意要占衣柜，“本来也是空着的”。他平时只穿常规衣裤，类似于一个普通妇女的装扮，裙子和旗袍虽买得多，但只敢在宿舍穿来自娱自乐。他不留长发，不戴首饰，不想太过招摇，怕老板会对他有意见。
洗碗工是份稳定工作，工资按月到账。手里有了钱，他就想着打扮自己。他喜欢买些“没用但好看”的东西。他从二手市场淘来一面巨大的穿衣镜，摆在宿舍的客厅里，下午休息时间，他就把衣柜里的旗袍翻出来，搭配各式各样的高跟鞋，学着模特的姿势，像走T台一样在宿舍里转来转去。宿舍的几个小伙子从围观奇葩到习以为常，最后各耍各的手机，懒得再抬头看他。
他有时还扯住某个男服务员，让人家评价一下他的搭配。人家就说：“大哥，饶了我吧，我没这个审美本事。”厨师和墩子给他出主意：“你穿去店里嘛，让阿姨们看看咋样？”他说不敢，倒不是怕阿姨们取笑，只是有损餐馆形象。他们又怂恿他拍短视频，说网上就喜欢看他这样的“怪才”，没准哪天火了，就不用再洗碗了。
周贵平不言语，但有时也按捺不住，会模仿男扮女装的博主来上几段。他尤其佩服一个河南的大叔，那个穿女装的大叔对口型唱歌，边唱边舞，有三四千人点赞。他给我妈她们翻看那个大叔的视频，评论道：“他脸不好看，胜在身段好，这多半是专业搞舞蹈的，咱普通人吃不了这碗饭。”他又逐条翻看评论，大部分网友都夸大叔是人才，“惟妙惟肖”，“推荐上春晚”，偶尔有几条负面评论，说大叔“脑壳有病”。他似乎在纷繁的网络世界里找到了某种身份认同，对我妈说，你看，还是网络上好呀，你带给了人家欢乐，还能挣到钱哩！
于是，刷完碗的空当，周贵平也会扭一扭，但厨房逼仄，只能小幅度摆动四肢。我妈她们笑得直不起腰，善意提醒他：“你别崴了脚哟！”
2.
“周美女”本名周贵平，老家在眉山乡下，从市区回去得两小时车程。他有一个哥和一个姐，手机里也存着他们的电话，但他们兄弟姐妹间已经好多年不联络，逢年过节也不见面。
周贵平的哥哥同他一样，也是光棍汉，在外省打工，具体做什么，周贵平也不清楚。姐姐早年在老家农村结了婚，两个儿子也都已成家。因为周贵平打光棍和穿女装，姐姐嫌他丢了周家的人，打小对他就只有咒骂，无半点手足之情。两个外甥也跟周贵平划清界限，即便都在市区买了房，也从未邀请过他这个舅舅去玩，连住哪个区都不告知。至于外甥家有几个小孩、年龄多大，周贵平还是回老家听村里人讲的。
周贵平没啥朋友。十几年前，他在上海打工时，曾和一个安徽人挺聊得来。两人年岁相近，都没成家，周贵平将他视为“难兄难弟”。后来，那人说老娘要动手术，跟周贵平借了一千块钱回了老家，就再没回来。周贵平很愤怒，觉得被骗了，骂骂咧咧说那一千块喂了狗。但回头又说，那人不坏，尊重他，总喊他“周哥”。
对于喜欢穿女装，他也不避讳，我妈便问他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说自己也搞忘了，只记得当年出于好奇，先是“在工地上拿了一件人家的”，但没敢穿，藏床底下，许久之后拿出来套了一下，尺码挺合适，照镜子也觉得挺好看。从此，他就慢慢摒弃男装，改穿女装，到后来买衣服也只买女装。他的衣服攒了不少，打工搬来搬去不方便，也丢了很多。
整个工地都知道某间宿舍住着一个“假女人”，被工友们取笑的周贵平自然免不了受人欺辱。明明晾衣服的空间很足，但他晾在外面的衣服经常被人推耸到一堆——工友都不愿让他的女装挨着自己的衣服，仿佛会沾染晦气。上厕所时，有工友把他往女厕推，他忍无可忍，反手把那人推了个趔趄，此后，那人再没跟他动过手脚。
有次结工钱，包工头一开始说好是给他按“大工”算，结钱时却给他按“小工”来，一下子少了七八百。周贵平干活出的力并不比别人少，当然不肯吃这个哑巴亏，跟包工头据理力争，工友们在一旁讨好包工头，戏谑周贵平道：“女人上工地不都是小工么？你见过哪个女人是大工？”讲理是没法讲了，周贵平索性豁出去了，撒泼打滚，抱住包工头的腿：“你今天不把钱给我结清，就别想走！”最后他拿回了属于自己的那份钱，不过此后也沦为了工友们的笑柄。有工友说，你这真像个女人，耍的花招都是一哭二闹三上吊。他无所谓，反正“钱到手了”。
周贵平也颇懂一些道理，他讲，社会本来应当是包容的，是人为制造了偏见。他的哲学观是：人活在世上，脸皮要厚，否则就有吃不完的亏。曾有个好心工友给他介绍对象，女方离异大龄，提要求说要周贵平把挣的钱交给她，周贵平不同意：“找个老实人替她养娃娃，当我瓜（傻）哟？”我妈说，你俩扯了证，不就是一家人了？周贵平说，那是假的：“法律的事不可全信，一张纸飞飞咋把人拴得住？”他担心对方说跑就跑了，怕自己给他人做了嫁衣，到头来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我有替人家养娃娃的钱，还不如攒着自己养老。”
后来周贵平干不动工地上的活了，就来到餐馆洗碗。三室一厅的宿舍，长期住着六七个人，除了周贵平，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卫生是他一人全包，但室友们鲜有感恩。即便如此，周贵平对餐馆的打工生活也很满意，认为胜过工地。虽然异样眼光依旧避免不了，但毕竟环境相对封闭，打交道的人少，都是本省人，老板也不克扣工钱，不像以前在外奔走，交往的人不可控，吃了哑巴亏只好自认倒霉。在餐馆打工，让他感到安心，因为老板夫妻俩从没开过他的玩笑。
老板夫妻俩奉行“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并将这八个字设为餐馆的slogan。每天八点半，所有员工在店门外的坝子里集合，站成两三排开早会，开完就喊。我妈说，每天得喊五遍才散会，声音越大越好，不够响亮就重来。
我早上送完小孩上学，回来时常常碰上他们在喊口号，铿锵有力。我说这只是噱头，博名声揽生意。我妈两眼一瞪：“才不是，这个老板，跟那些假好人不一样，他是真的在行善积德，做了好多好事哦，只有我们员工才晓得。”
她说，餐馆会给社会困难群体捐款，给灾区捐物资，给清洁工提供免费午餐，等等。有天，几个僧侣来店里化缘，经理只给了两三个素菜。老板了解到他们是藏传佛教，允许食肉，连忙让厨子拿出牛肉来做。送走僧人后，老板批评经理怠慢，经理站在利益的角度，说这些人只会开口索取，又不会给店里带来什么好处。老板立刻手一招，把员工们召集到一起训话，说，行善不是为了图回报，图回报的那叫投资，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必须拿最好的饭菜来招待。
除了做慈善，老板夫妻俩也擅长搞社交，他们和周遭的公职人员都保持着良好私交，谁家父母、小孩过生日，记得清清楚楚，经常不计成本地办招待。一有新来的公职人员，也必然要去结识。
餐馆的很多生意，都是源于这类人际关系的维护，店里的包间，几乎每晚都有预订，外单也没断过：某公司搞团建，需订购几百份盒饭；某学生团体来市里参赛，要包三五天席……总会有人帮忙牵线这类生意，往往这时，店里就忙得不可开交，大家跑得脚不沾地。
3.
餐馆里有二十余名员工，年龄参差不齐，最小的十几岁，最大的六十好几，其中不乏一些别人不要的“非正常人员”——周贵平算一个，另一个，是服务员小飞。
老板说：“不论经营小店还是企业，但凡开门做生意的，就有义务为社会分担一部分责任。”八九年前，穿女装的周贵平找工作四处碰壁，他沿街问了几十家外面写着“招人”的餐馆，老板们却说“招满了”，还有人把他当成神经病，拿扫帚赶他走。来到这家餐馆后，老板并未轻视他，试用了两天就让他留下了。而那个小飞，是老板娘七绕八拐的一个远房侄女，才十五岁，初中还没毕业，因为谈恋爱受挫在宿舍割腕，送医后被学校劝退了，就被她爸送到餐馆，托老板娘“帮忙调教”。小女娃住在女员工宿舍里，每天要吃大把西药。
小飞二月份刚来时，天气尚冷，穿着厚衣长裤，除了有点犯花痴经常盯着男的看，行为举止还算正常。待到天气转暖，换上短袖短裤，大家这才发现她的两条手臂上密密麻麻布满刀疤，触目惊心。
有次，小飞给一桌客人上菜，请客的人盯着她的手臂一愣，而后生气地说：“看你这个手，我都怀疑你到底适不适合为我们服务。”老板娘急忙堆笑，上去赔礼道歉，尽管一桌人都说“算了算了”，那个客人还是不依不饶，像是被破坏了莫大的兴致，敲着桌子，振振有词：“我今晚请客，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给我安排这样的服务员，我脸往哪搁？”老板娘频频致歉，唤人上酒上菜，结账时又给打了折，才算让客人满意离去。
我问我妈，那小飞会不会受了打击不再给客人上菜了？我妈说：“她哪里听得进去呢？她都不晓得客人表达的意思，她一听哪桌喊‘服务员，过来一下’，跑得比谁都快，但马上会有人追过去挡在她前面。”
更要命的是，小飞上菜时总是记不住桌号，把这桌的菜端给那桌。上错的菜得服务员自个儿买单，在餐馆才半个月，她就自己买单了好几回。其余服务员看热闹，都不肯去教她，直到一次下午休息时，周贵平瞧着店里没客人，才特意从后厨出来，一桌一桌地带小飞辨认桌号。但小飞还是记不住，不是前后弄混，就是左右搞反。周贵平又扯来硬纸壳，给她绘了个简易的路线图，标上桌号。之后小飞再没上错菜，周贵平就夸她，说她并不是笨，是没找对方法。
餐馆的员工宿舍在我家旁边的楼栋里，是转拐处的异形房，狭小，没阳台，房型也不周正，一般很少有人买来自住，多是外租。我妈也去里面的卧室铺了一张床，加班太晚就在宿舍睡。她说，小飞在宿舍客厅住了两个月，还不知道插座在哪儿，也没人告诉她，她手机需要充电，就只能拿去卧室，住里屋的同事不耐烦，把卧室门给上了锁，小飞只得拿手机去店里充。周贵平就给了她一个充电宝。吃饭时，小飞用成年人的口吻说，老周呀，虽然我跟你相差几十岁，但咱们是同一类人。周贵平说，是，这就叫“同病相怜”。
旁人看来，小飞跟周贵平套近乎，只有一个目的，想占小便宜。她经常问周贵平要吃要喝，不是买冰粉就是点奶茶，周贵平基本都会满足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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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飞的花痴一直没啥改变，但凡有年轻小伙子进店吃饭，她就会盯着人家看，朝人家傻笑。经理随时提防着，一看到她老毛病犯了，就指派她去后厨打下手，免得在前面出洋相。
很快，小飞和后厨的一帮男同事打得火热。其中有个高二辍学的小伙子，长得斯斯文文，小飞主动追求他，两人就谈起了恋爱，餐馆打烊后成双入对出去约会，经常半夜才各自回宿舍。晚归本是个人私事，但小飞总会影响室友——她的钥匙三天两头地搞丢，大半夜在外拍门。跟她同住客厅的阿姨深恶痛绝，恶狠狠地骂她是“臭婆娘、疯婆子”，骂完也不给开门。
有天凌晨两点，小飞又“砰砰”拍门，恰好我妈那晚在宿舍留宿，就去给她开门，结果她披头散发，直愣愣地盯着我妈看，把我妈吓得打了个寒颤，赶紧回卧室关上了房门。到了白天，我妈委婉提醒那个小伙子，说谈恋爱也要早点回宿舍休息，免得睡眠不足。小伙子却说，他早没跟小飞谈了，现在与小飞约会的是厨房里的墩子。
大伙儿一听，不免捏把汗——那个墩子五大三粗，双臂文身，一副“生咕噜子（莽撞）”模样，都觉得小飞迟早要毁在这人手里。还是周贵平率先开口，提醒那个墩子要善待小飞，“不要搞出事来”。对方听出弦外之音，背过身对旁人说：“他算哪根葱，一个变态狂，也配来警告老子？不撒泡尿照照。”后来，经理把这些情况反馈给了老板娘，老板娘直接勒令两人分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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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周贵平正刷着碗，身子突然就歪了下去，他摸索着拿起保温杯抵住胸口，大口喘粗气。我妈在一旁择菜，喊了几声他也不应。大伙儿迅速围拢，七嘴八舌地唤他。少顷，周贵平缓了过来，坐到凳子上慢吞吞地说，自己有点胸闷，大概是后厨不通风。经理提议送他上医院，他摆手，称自己没病。众人看他恢复正常，也都各自忙活去了。
从这以后，周贵平还是网购，还是刷视频，只是后厨很少再传出他粗犷的笑声。他的饮食习惯也变了，不沾荤腥，只拣素菜下饭。没多久，素菜也不吃了，就在白米饭上撒点毛毛盐。
餐馆实行轮休制，每人每月有三天假期。大部分员工住在周边的乡下，通常会把一两个月的假期攒到一起，回老家多待上几天。因为我爸还在老家，我妈也保持着两三个月回去一趟的频率。
周贵平休假也回老家，我妈问他：“你父母都不在了，你还回去做啥呢？”他笑笑，说他回家照看房子，拾掇拾掇，免得房子垮了。他打算趁着现在还能干活，攒点钱，以后回乡下养老。厨师问他：“你经常网购，还存得住钱吗？”他用教育年轻人的口吻说，使钱要有节制，要有规划，要给自己留后路，“万一哪天出了拐，兜里要有救命钱”。
小飞在旁边“嗤嗤”笑。她是在钱上最没规划的，有时生理期，连买卫生用品的钱都没有，在店里挨个问女同事借，有次问到一个五十多岁的阿姨，阿姨说：“我都绝经了，你说我有没有？”经理看不下去，带她去超市买，她一番挑选，拿了最贵的。她也不买洗漱用品，全蹭阿姨们的用，一开始我妈觉得她可怜，拿出洗衣液、香皂给她用，久而久之，她倒是习惯成了自然，总是大声问我妈：“香皂放哪儿了？”“洗衣液快没了，记得下班买。”
女服务员们把这事当笑话讲给店里人听，旁人哈哈笑，周贵平若有所思。当晚回宿舍，小飞没心没肺地打着哈哈，说她中彩了，周贵平给她转了一百块钱，让她去买洗护用品，还说周贵平是个憨包，这种人最好被女的骗。
小飞丢了钥匙，也是周贵平在帮她配，配得勤掉得勤。有次，她又弄丢了钥匙，半夜坐在楼梯间哀哀地哭。次日，经理对周贵平说，叫她自己去配，不要管她，免得她总认为有依靠。周贵平不搭话，进厨房打开他的绣花小挎包，翻找了半天，抖出一把钥匙来交给小飞，说他就知道管不了几天，所以上回给多配了一把。
晚上下班回宿舍，小飞坐床上哭，从抽抽嗒嗒到嚎啕大哭。我妈问她哭什么，她指了指自己心口说：“我这里不好受啊！”说完把药瓶子拧开，药片全抖在床上，胡乱抓起来就要往嘴里塞。阿姨们七手八脚把她拉住，有个阿姨把说明书拿到灯下去瞧，说上面写着“男女情感”什么的。
第二天，周贵平像个父亲一样开导小飞，说，人这一生，会遇到各种挫折，要挺住。厨师又戏谑他，说他没当爹却“爹味十足”，干脆把小飞认作干女儿得了。周贵平说，求之不得，如果他真有女儿的话，“肯定是个好老汉儿”。
4.
本地樱桃陆陆续续上市，早晚路边都有人摆着卖。下午我趁店里休息，买了些樱桃给我妈送去，刚进店门，就看见她正在帮一个男人拍背，旁边还围着几个阿姨。那男人方脸，粗壮，面皮黝黑皱纹纵横，身上穿着一件桃心领的彩条衫，胸前有缀珠，下身是一条黑色阔腿裤——我知道，这大概就是周贵平了。
他双手捂在胸口上，脚蹬在桌腿上，张着嘴“哈——哈——”地喘粗气。下午三四点，只有几个值班的店员，有人掏出手机要拨打急救，被他抬手阻止了，说缓一下就好。有阿姨端来一杯水递给他，他喝了。又过了约莫五六分钟，他呼吸渐渐变得平稳了。
我妈说：“你这回可真吓人呀，必须要去医院检查一下，看到底啥原因。”周贵平又摆手，依旧坚称自己没问题，说只是站累了，“上了年纪了”。我洗了樱桃递给他，他拣了几颗。
我妈还是拨通了老板的电话。不多时，老板赶来，派了两个员工强行把周贵平架上了出租车，见周贵平还要挣扎着下来，老板说：“这是为你本人负责，也是为店里负责，你没检查个结果出来，我怎么放心你在这干活呢？”周贵平不再坚持，表情讪讪的。
到了医院，医生说情况远比想象中更糟糕，是心肌梗死。周贵平立马就被挂上氧气推入了急救室，紧接着，就是让通知家属办理住院。随行的同事用他的手机给他姐姐打电话，响了五六遍都没人接。换手机再打，接了，这边简单讲了周贵平的险状，那头只回复了个“没空儿”，就挂断了电话。再打，又是不接。又打他哥的电话，号还是通的，也接了，“嗯嗯啊啊”了一阵就挂了，也不知道听清楚没有。情况反馈回店里，老板很无奈，让一个员工先回店上班，另一个留院照护周贵平，晚上又差人给他送了粥。
因无亲属到场，周贵平的住院手续一直拖着，医院只得把他暂时安置在病房里。第二天，当护士来催促办手续时，周贵平非要求出院。护士告知他，病情凶险，必须要住院治疗，他不依，还是坚称自己“莫啥事”。
周贵平回到餐馆，但老板不敢留他继续干活了，打发他回老家休养一段时间。周贵平收拾了几件衣物，坐大巴回去了。两三天后，老板示意经理给周贵平打个解雇电话，让他安心养病，病好了另找个轻松的活干，洗碗的活他已经吃不消了。
周贵平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对经理说他马上就可以回来上班。老板在旁悄声教经理，说店里另招了个洗碗阿姨，“没有他的位置了”。这其实只是老板的托词，周贵平走后，洗碗工空缺，隔壁的冷锅鱼店是老板娘的弟弟开的，生意冷清，老板娘就把那边的洗碗阿姨暂时抽调来帮忙，一边紧锣密鼓招人。
周贵平几乎是带着哭腔，恳求跟老板聊几句，老板连连摆手，经理会意，说老板不在。周贵平还想争取，经理冷冷地说，打电话只是通知他结果：“我们也只是打工的，老板说了算，总不能强求吧？”说完又叮嘱了两句，挂断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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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一通陌生电话突然打到店里——周贵平二次入院，距离他回老家还不到一周。打电话的是周贵平的村邻，在路边发现了昏迷的周贵平，拨了120。周贵平先是被拉到当地医院，醒了后，又被转院到市里，眼下仍未脱离危险。
这个村邻此前已联系过周贵平的哥哥、姐姐还有两个侄子，仗着算是熟人，得以跟他们多交流了几句。他哥说，在外头讨口，回家路费都没有，又对这位村邻说，不要多管闲事，“让他死在路边好了”。他两个侄子都说，“工作忙，没空儿管”。
实在找不到能管周贵平的人，村邻这才把电话打到了餐馆。老板娘眉头紧皱，无奈地表示，周贵平已离职，工钱也早已给他结清，“他不是店里员工了”。但无奈归无奈，老板娘还是决定跑一趟，她看我妈平时和周贵平关系不错，就拉上我妈一起去了。
医院里，没人来签字办手续，没有治疗方案，周贵平躺卧在病床上，两眼空洞。我妈打开捎去的猪蹄汤，周贵平说闻到就想吐。老板娘在病床前试图跟他姐姐电话沟通，村邻在一旁说没用，“我还是熟人，她都不听”。
电话接通了，不出意料，周贵平姐姐态度仍然冷漠，这边说人都要死了，她说死活不关她的事。一旁的医生听不下去，拿过电话吼：“你是他的亲人，你不管哪个管？”那边回复：“哪个爱管哪个管。”
没法子了，最终，还是老板娘给签了字，又交了两千押金，才勉强给周贵平办了住院。
在病房外的长廊里，村邻给老板娘和我妈说了周贵平的家事：周家早些年并不算穷，父母供他们姐弟三个都念完了小学，但两兄弟都没能娶上媳妇，又常年漂泊在外，父母去世后，家也就散了。外形上，周贵平比他哥哥略胜一筹，他哥哥只有一米五几，脸也不及他周正。他姐姐嫁去邻村后，托人给周贵平说了个聋哑女人，他不接受，嫌没法正常交流，结果那个聋哑女人另嫁他人，生的姑娘后来考上了重点大学，现在一家子生活得也挺好。二十几年过去，周贵平姐姐一直对这事耿耿于怀，认为最有可能成家的一个弟弟没能成家，导致周家断了香火。
村邻说，周贵平年轻时的穿着也正常，后来去外省打工，不知怎的，回来就有点不正常了，头发还是短的，但身上穿着女人的衣裳，男不男女不女的。村里人觉得他可能是这些年没娶上媳妇，想女人，导致思想变态了。他姐姐也更加厌恶他，基本断了来往。
周贵平姐姐嫁的那户人家，早年比较穷，但男人能吃苦，打了几十年的工，送两个儿子念书，帮扶儿子们成家。前两年，他姐姐家里盖了新房，很漂亮的一栋小楼，周贵平只站在山梁上远远地望过，没敢走近，更不敢上门。
我妈想起之前周贵平说回家拾掇老房子的事，就说，那他幸好自己还有个老房子，不然回家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村邻冷笑两声，说，你们别听他吹牛皮，那是“绷面子”的话，他老家的房子十几年前就垮完了，他每次回去都是住旅馆，选那种二三十一晚的，吃饭就是一天三顿面。白天，周贵平就背着手在村里闲逛，有人跟他闲聊就聊一会儿，摆他在外面如何如何，不得了的样子，没人闲聊，就去看他的垮房子，站在一堆朽木烂瓦前发愣。村里人经过，说：“你又回来了哇？房子都垮成这样还有啥看头？”他说：“我就看看，想回来看看。”
那天从医院回来，我妈对我说：“这就是光棍汉的下场，所以说人人都要成家，有后人才有指望，生病倒床才有人拉你一把。”
5.
通常情况下，店里每月十号发上月工资。周贵平第一次上医院时，尽管当月就上了一周的班，老板还是提前给他结算了工资。但那三千多块钱在重疾面前，水花都溅不起一朵，还不够交住院的押金。
正如那个村邻说的，周贵平之前说的“用钱要节制，给自己留余地”，都是面子话，送他入院的同事后来讲，在老板给他发工资前，他卡里余额仅有三百多块。周贵平执意要出院，是因为没钱交住院费。即便如此，周贵平还是不肯承认自己的窘迫，称自己还有一笔钱存在另一张卡里，“密码一时想不起来了”。
回老家的那几天里，周贵平像往常一样，住在街上最便宜的旅馆，吃最便宜的面。第二次入院，他身上连一千块也凑不出来了。
店里几个阿姨无法置信，纷纷说，包吃包住打了这么多年工，怎么会没有一分存款？跟周贵平同住的厨师和墩子给出了答案：周贵平的工资，除了网购，还都打赏给了主播，基本无剩余，属于“月光族”。室友说，周贵平也不抽烟，偶尔喝点“歪嘴儿”，但非常喜欢“买买买”，他的网购频率丝毫不输年轻人，回老家的那段时间里，室友还帮他取了几个快递，都是他离开前下的单。至于周贵平打赏的主播，以年轻美女为主——在这方面，他似乎又是一个正常男人。有段时间，周贵平特别痴迷直播间的“开盲盒”，自己都算不清楚花出去了多少钱，室友估计，“不可能少，一晚几百”。
周贵平第二次住院前两三天，老板娘每天差人去给他送一餐饭。小飞自告奋勇去给他送过一次，回来坐地铁迷了路，五站地愣是折腾了两个小时才回来。小飞已经又偷偷在网上谈了一个新男友，周贵平走后也没人再帮她配钥匙了，我妈说，她有时晚归进不了宿舍，坐在楼梯间哭得跟唱戏似的，声音拐几道弯，甚是瘆人。小飞她爸来店里看她，坐着闲聊，大伙才知道小飞她妈在她一岁时就跟人跑了。她爸说，小飞她妈头脑也有点不正常，弄不懂这病是不是遗传的。
店里忙起来时，没人再谈起周贵平，只有小飞时不时念叨念叨。吃饭时，她喃喃自语：“老周啥时回来？”看到有同事从医院回来，她忙迎上去问：“老周好久出院？”有天吃午饭时，小飞又冷不丁来了一句：“我们能不能给他捐个款？”
老板娘在旁边，接上话，说这种事看大家意愿，捐也可，不捐也可。小飞率先说，她想捐一千，不过没现钱，想预支工资。老板娘说，一千就算了，捐两百就算可以。大部分人都不想捐，觉得周贵平不是店里员工了，没必要捐。一位阿姨高声叫嚷，说她的老公得了癌，她自己都缺钱，“我跟他不熟，我不捐”。
下午我妈回家，问我：“你说，我捐两百像不像（合不合适）？捐五百又有点心疼。”没等我回答，她又叹气，说周贵平这人还是好，平时“大姐、大姐”地喊她，看她择菜来帮忙，看她拖地也来帮忙，“别看他穿着怪异，人是个好人”。片刻后，她拿定主意：“就捐五百，好歹我还是个健康的人。”
我妈向来俭省，挣的又是辛苦钱，但她性格单纯，谁感动过她，帮过她一点小忙，她都会加倍投桃报李。她跟我兑换了现金，我又加了两百进去，说算作我的一点心意。她没说什么，一起揣去了店里。
但这七百块钱最终没能捐出去。店里二十来个员工，捐款的寥寥无几，报了金额，统计了一下，拢共还不到一千五。老板说这点钱也干不了什么，医院欠款是个无底洞，没准马上拿去补窟窿了，周贵平自己还得不到。大伙认为老板的分析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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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老板也进了医院，和我妈当年一样，视网膜脱落，做完手术后，还需要脸朝下趴床半个月。祸不单行，老板娘的母亲这时又摔了一跤，老人家患糖尿病、高血压多年，立马被送进了ICU，一家人紧张兮兮。家里两人入院，老板娘分身无术，找了付费的护工，每天几百。店里又接了团队餐，大伙忙得喝水都顾不上，午休时间也被压缩了。
没人再提给周贵平送饭了，都无暇顾及他了。只有闲下来时，有人提一嘴，大家才顺着议论几句：“不晓得他现在啥样了？”“估计饭都没得吃。”“没钱没亲人，医院哪会尽心救他哦？”“就是，在等死了，造孽哦……”
我问我妈：“餐馆不是平时都在做慈善吗？这回咋见死不救了？”
我妈两眼一瞪：“你以为？那不是几十百把块钱的事，他这一进医院，没个一二十万下不来，再说了，老板两口子献爱心，你以为真就不图回报？天真！”
我呛了她一句：“晓不得是谁天真，当初把老板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人家啥都不图，就是一心向善。”
说到底，老板夫妻俩是生意人，会把钱投到有用的地方。一个领导的父亲过生日，老板给封了两万元红包，而员工加班加点，他也不会有额外的奖励。前些年逢年过节每个员工还有一百的过节费，现在也取消了。今年有老员工再提起，老板娘立马叫苦不迭，说另两个分店一直在亏损，要靠这个总店去养活：“给你们发的工资都是贷款的，还要我怎样呢？”阿姨们私下抱怨：“管你贷没贷款，干了活总要拿钱。”
另一次，街道办给老板娘打了个招呼，让清洁工拿来几张地毯在店里刷洗。老板娘急忙挪出位置，让阿姨们把洗菜择菜先放一边，都去帮忙刷地毯，刷完还不算，说不够干净，要刷得水变清澈为止。
我妈说，老板娘对领导们交代的事很是上心，生怕出纰漏。很多时候，看似是店里在做好事，实则是在帮公职人员的忙。有回店里犯了事，本来要被罚一笔钱，但最终没被罚，“这不就是背后有人给摆平了嘛”。而员工们，终究只是干活的，周贵平也不例外，谁会去在意一个洗碗工呢？又不是招不到。
大伙都知道，老板夫妻俩这些年确实赚了些钱，房子全款买了两套，儿子上国际学校，一家人每年出去度假一两次。
“不过，话说回来，钱赚多少是人家的本事。非亲非故的，工资也没少发，还又垫钱又送饭的，做得已经够好了，再要求其他，未免有点道德绑架了。”我说。
我妈点头：“是这个道理，自己不存点救命钱，这个时候，咋能指望别人呢？”
此后几天，我妈来去匆匆，没再谈起周贵平。只知道老板出院了，老板娘的母亲差点死了，一度接到病危通知，然而又神奇地挺了过来。
6.
“周贵平死了。”
劳动节假期里的一天下午，我妈进门就是这句话。我算了下时间，距离他二次入院仅半个月。
他死在半夜，医院说抢救了，店员们猜测：“肯定没有。”“钱都没得，哪个抢救他？”医院把死讯告知了他哥哥姐姐，他哥回答：“晓得了，但回不来。”他姐还是那句话：“在忙，没空儿管。”
半个月里，周贵平累计欠下住院费六万多，这还只是基础费用——因没人缴费，院方也只做了些维持性治疗。亲属生前不来探望，死后也不来料理后事，大伙估摸着，是周贵平的哥哥姐姐怕一露面就要当“接盘侠”，毕竟，欠医院的债，亲属来了肯定跑不脱。
“这也叫兄弟姊妹，人死了尸都不来收，还不如外人。”我陪我妈去宿舍取东西时，听到两三个阿姨正在议论。老公患癌的那位阿姨也在，她老公，一个黑瘦汉子，坐在她的床上，显得拘谨。他被老家的医院诊断为鼻咽癌，来市里做二次检查，医院取了他鼻腔里的一点肉，让回去等化验结果。“我们的兄弟姊妹都靠得住，一天几个电话打来问。”那位阿姨颇为自豪。
阿姨们正说着话，小飞回来了，自顾自地坐到自己位于客厅的床边。与我妈同住一室的阿姨连忙把门关上，悄声说：“那个疯婆子，最近没有药吃了，少招惹她。”
没过两分钟，小飞在外拍门，语气生硬：“开门，我要进来充电！”我打开门，在客厅查看了一圈，发现小飞的床背后就是电视机，只不过用帘子遮住了。我扒开帘子，电视机下有两个插孔，床头也有个插座——明明近在咫尺有三个空插座，她却不知道。我指给她看，她对我笑了一下，拔回卧室的充电器，插回到自己床边。
“你们要去医院看他吗？”她听到阿姨们在议论周贵平，抬头问。
没人理她。
“我又要走错路。”她又补了一句。
“人都死了，还去看什么？死人是安放在太平间的。”许久，一个年轻服务员不耐烦地回应她。
“他死了吗？不是说还要回来上班吗？”
上午在店里时，大家都谈论过周贵平的死讯，小飞也分明听到了，这会儿她却像刚得知消息似的，不可置信地望向那位女服务员，眼神茫然。
一位阿姨突然在卫生间里厉声叫骂，原因是小飞这两天生理期，把卫生间搞得一团糟。
“这里不做主。”出门下楼时，我妈指了指脑袋，“她这几天没钱买药，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生理期也不会收拾，墙壁上都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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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贵平的亲属不露面，医院没办法，只好在村委会和餐馆之间两方协调。老板不想管，推说这是村上的事，而村委会说，周贵平虽孑然一身，但不是五保户，村里没义务管安葬，他生前尚有劳动能力，能自食其力，这些年一直在外，餐馆是他的工作单位，不能置之不理。
来回掰扯一番后，两边最终达成了协议：餐馆出钱，村里出力。老板支付了三千“安葬费”，村里来人领尸，拉去火化。又过了两天，消息传来，火化了，已入土为安。
之前与周贵平同住的几个墩子和厨师，把他的遗物打成包，打车拉到一座偏远的桥下给烧了。视频传回店里的工作群，除了大部分他平时穿的普通女式衣物外，还有他视为珍宝但从不外穿的连衣裙、旗袍、夸张的恨天高，以及一堆没拆封的快递包裹。这些东西在一阵浓烟翻滚后，化作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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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为周贵平的事情到此结束，不料一周后，又起风波。
那天上午，大伙在餐馆里正忙着备菜，一位妇人闯进店里，要找老板问话。我妈问她是老板什么亲戚，她说，她是周贵平的姐姐。几个阿姨一愣，纷纷开始议论，进而指责。那妇人却脸不变色地说：“这不是我的错。我还想问，怎么突然上着班，人就没了？”见来者不善，老板不在，没人再搭理她。妇人便出了门，说下午再来。
下午三点多，我取快递路过餐馆门口，见一胖一瘦两个男子坐在门口的餐桌旁，正在跟老板掰扯，我妈靠在收银台上望着他们。我溜到我妈身旁，她扭头悄声说，这是周贵平的那两个外甥，来给他们亲妈“助力”的。有两三个阿姨坐在稍远的位置看热闹，悄声嘀咕，朝这边翻白眼。墩子懒洋洋地从后厨出来，喊了声“撤了撤了”，向外走去。显然，大伙儿都对这娘仨的到来表现出不屑。
老板态度和蔼，耐心地一遍遍讲道理：“他是我们的员工没错，但我们这种私人小馆子，小本生意，哪个在给员工买保险嘛？你出去随便问……”
“我不管那么多！”胖男子翘着二郎腿，态度傲慢，“我只管你们是雇佣关系，那就应该买社保，别说你不懂《劳动法》！”
“啧啧，这都是些什么人？人在医院躺着不去看，死了也不管，埋了才来索赔……”
“就是想讹钱嘛……”
“啥子世道哦，好人难当！”
几个阿姨听不下去了，围拢到老板身旁帮腔。周贵平的姐姐和阿姨们年龄相仿，这会儿不发一言，尴尬地望向窗外。争执中，得知她也在一家餐馆打工、同样没社保时，一个阿姨从鼻腔里喷出冷笑，对周贵平的外甥说：“你要维权，你先去把你妈这个权维下来。”
“你们这个做法，不仁不义，哪个以后还敢当好人？”另一个阿姨看向周贵平的姐姐，说，“你一个当姐的都不管，老板非亲非故的，又是送医院，又是管安葬，人要讲良心。”
妇人讪讪的，终于绷不住了，开始转移话题，数落起周贵平来，说他在外打工几十年，谁也没见过他一分钱，爹妈死了他也没贡献一分，自己两个儿子当年买房，问他借钱也是没有。“他就一个人，又没家要养，钱都哪去了呢？”妇人两手一摊。
在姐姐的口中，周贵平落得如此下场，是咎由自取——年轻时不听指挥，后来年岁增长，再没遇到成家的机会，还增加了个丢人现眼的癖好，是败家子、不孝子、和尚。身为儿子，却没有肩负起家庭职责，反倒让她这个出嫁的长女来为父母养老送终。之后，话题又扯到周贵平哥哥身上——两兄弟均是败类，如出一辙，都是她憎恶的对象：“现世报，活该，死得该！”
娘仨本来是来餐馆找麻烦的，谈话却逐渐偏离了初衷，变成了一场个人控诉。周贵平的姐姐足足发泄了快一小时，气氛变得怪异了，她的胖儿子也逐渐插不上话，僵坐在那里。“走了走了，我说不来，你们偏要来！”瘦儿子显得不耐烦，起身去拉扯母亲。娘仨嘀嘀咕咕地出了门，周贵平的姐姐仍旧愤愤然，絮絮咒骂着。
等三人的背影消失在马路拐弯处，闹剧就这样莫名其妙收了场。
（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