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和阿茵相约在一号线农讲所地铁口见面。
广州白天炙热，但天暗得很快，路灯一盏盏挨个点亮，照得刚下班的我俩脸上油滋滋、亮晶晶的。阿茵微提嘴角，掏出张名片：“刚印好，不知道给谁，先给你吧。”
我伸手用食指和无名指去夹，又赶忙缩回，按照入职培训中人力同事教授的礼仪，双手接过，做作地看一眼：“XX公司行政企划，您好，久仰。”说完，还是职场新人的我们脸颊抽动了两下，尬笑起来，笑完就不尬了。
我和阿茵是研究生同学，同院同系不同班，她读数理金融，我读金融学。研一少数大课，几个班凑个大教室一起上，我俩都不是活跃分子，也许说过闲话，或者传过试卷，但仅此而已。硕士毕业后，同学们天各一方，暂住公司宿舍的我辗转获知阿茵也在广州，拿到微信开始闲聊。那时，她正和熟人挤住在一处，所以我们没聊几句，便相约一块租房。
没多久，房屋中介到了，打过招呼后就匆匆招呼我们跟着。此前中介已带我们看了两处，都是90年代的楼梯房。一套在八楼，我们中间歇了会儿才爬上去，看房的时候，邻居老头声嘶力竭的咳嗽声穿墙而来，好像要从肺里掏出什么东西；另一套二居室，其中一间卧室房型不好，床是定做的，梯形，一边窄一边宽。我们表达不满后，中介大概也看惯了寒酸客户的挑剔，她面无表情但言语客气：“好，明白。”
这次，中介回头，肯定地对我们说：“是新放出的房源，不高不矮的三楼，好靓的两房一厅。”她的腰有点驼，步子却快。我们落在后面。我小声对阿茵说：“觉得ok也不要说。”她不以为意地“哦哦”两声，四处张望，好似在评估周边的环境。
十几分钟后，我们到了一栋贴着红色瓷砖的高楼前，经过低头玩手机的门卫和昏暗难辨的楼道，上到三楼，眼前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缓台。这个楼盘是一分为二的设计，三楼以下是商铺，缓台之上是拔地而起的楼房，大概有六栋。所以，中介口中的“三楼”其实是住宅楼的一楼，附近的居民每天都会从门口路过，并不算安全，还有些吵闹。
但此刻，灯光和油烟正从各楼层的窗格里冒出来，间隔着大人的吆喝和孩童的嬉闹。阿茵捏了捏我的胳膊，我们不禁慢下脚步，呼吸也放缓了许多。来到312的门口，中介敲敲门，门开了，一位卷发清瘦、戴金丝眼镜的阿姨靠边站立。我向她点点头，她打量着我们。
我们看房的时候，卷发阿姨跟在我们身后，问：“你们是同事吗？”
我说“同学。”
“同学好。有男朋友了吗？”
“没有。”
“好，好。两个女生搭伙，安静又干净。房子刚装修好的时候，还上过家居杂志的。”
这处房子房型方正，两间卧室一间靠阳台，一间有个对外的窗户，但都是同一朝向，除非打开大门，否则不通风。墙壁的白漆有点发黄脱落，但是屋内很明亮。卧室和厨房里密密麻麻的木柜子和抽屉不太符合我的审美，有点像中药柜子，其中几扇柜门还歪了。不知以前的租客是否会依次地打开它们，估计内里已经埋了厚厚的灰尘和蟑螂的尸体。
阿茵一屁股陷进客厅的沙发，影影绰绰的灰尘扑腾起来。尽管我为了怕不好压价已先叮嘱她不要轻易表态，但她还是两手向上伸了个懒腰，耷拉在沙发背上，肯定地说：“我喜欢这里。”
卷发阿姨眼睛亮晶晶的，说：“我也在挑客人。前面有对小情侣刚看过了也说满意，但我决定租给你们。”
我们像得到老师褒奖的学生，笑了。中介顺势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折了两折的意向书，拍在沙发前的茶几上，说出见面以来最中气十足的一句话：“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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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搬进这房子后，先里里外外地清洗了一遍。
阿茵要我先选卧房，我指向有榻榻米和书桌书柜的次卧，她露出了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随后，她欣喜地拖着行李箱，赶忙钻进配有双人床和三联衣柜的主卧。她跳上床，四肢摊开，满足地喟叹道：“哎，终于有大床可以滚了。”
我突然意识到，次卧的榻榻米上没有床垫。联系中介，中介说不好办的，开始没说，现在已经住进去了，得看房东。
房东阿姨让我们唤她“甘姐”，说自己一家三口住天河黄埔大道那儿——之前想购置大点的房子，只能去城市周边，当时天河的马路边上还补丁着大片的农田和小型的工业厂房，现在时过境迁，那边已经旺到爆，越秀反而成了房价没上涨空间的旧城区，“收租还麻麻哋”。
甘姐上门后，慢悠悠地按了按榻榻米的木板，又拍了拍，还拎起我的床褥子摩挲了下。我一直在旁边嘀咕：“加褥子也不行，太硬，腰疼，睡不好。”
甘姐说：“是，床垫得软硬适中才行，但也不是标配的，之前的小妹妹就没说过啥。”
我想，可能是之前房客用的床垫脏，已丢了，但也无法考证。
甘姐辗转移到客厅，自然地坐下，态度亲切地问我们：“大城市生活压力大么？”
我和阿茵之前在武汉读书，虽然武汉经济体量不如广州，但也不算小城市，我顺着她意思说“不小”，阿茵观察着甘姐悠哉的架势，转身去厨房倒了杯水给她。这时，甘姐突然从包里掏出叠资料，煞有其事地在茶几上跺齐放好，说准备帮我们量身定做一个理财计划。
我和阿茵无奈地互看一眼，情不自禁地笑了。
甘姐拿起笔，在一张A4的纸上写我和阿茵的姓名和年龄——她留过我们的身份证复印件。她问月薪多少？我们没搭话。她又自顾自地说我们属于年轻群体，资金有限，可以尝试购买短期健康险加意外险。
阿茵的身子往前挺了挺，坚定地说：“没钱。”
大抵不是第一次听到这话，甘姐扯开嘴角：“其实做保险并不是卖产品，而是在帮助客户构建抗风险的家庭财务系统。”
“家庭？”
“嗯，有的年轻人甚至给宠物买保险呢。”甘姐说，明天正好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我们可以现场听下，还有礼品送。
我连连拒绝，阿茵肘击了我一下，说：“‘产（品）说（明）会’吧？其实，还是得问清楚潜在客户的情况再做推荐的。我们都是保险公司的。”
彼时，我和阿茵在不同的保险公司上班，都是国企。我属于业务管理岗，阿茵是行政企划岗，都算是内勤岗的“底层”。按照内控规定，我们并无展业资格，而甘姐大概是没签人力合同的保险代理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代理人流动性大，今天说这家的产品好，明天可能就说那家的好了，都不算是保险公司的员工。
公司培训的时候，教我们“保险一家亲，要共同维护好行业正面形象”，但实际上，各家公司很难避免将类似的产品进行比较、拉踩。偏执如甘姐，就会说他们公司是外资背景，能对接国际医疗资源：“那些涵盖梅奥诊所、日本癌研所的医疗险，背后没几十年积累的全球网络，可撑不起来。”
阿茵听不惯，反问她：“那您的风险防御体系构建好了么？考虑丰厚稳定的退休金和租金收入，您倒可以划入我们潜在的高端客户了。基础保障型险种如果有，理财分红型的险种也可以配置下。”
我赶紧把纸翻过一面，也写下甘姐的名字，顿笔说：“请问您贵庚？我家类似的险种费率还便宜点哦。”
甘姐仍坚持说他们公司的服务更好、理赔更快。说完，她蔫蔫地收拾好东西，起身皱眉，手指在茶几上掠过，嫌弃地看着手指尖：“注意卫生啊！”临出门时，她像是突然想起了此行的目的，说她家新换床垫很不错，乳胶的，可以把链接发给我。
2.
我自费近千元下单了那款床垫。周末，工人吭哧吭哧地扛着床垫进来，阿茵看到挂在边角的塑料牌上写着“保用10年”，翻了个白眼说：“坑了。”随即又摇着我的肩膀，冲我耳朵喊：“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这是保险公司的营销固定术语，入职没多久，我们耳朵都听起茧了。
我和阿茵家庭条件相当，薪酬也差不多，一个月一千出头的房租付过后，到手的钱大概在六七千左右。周末可以三五好友聚餐，护肤品买个佰草集、欧莱雅什么的也没压力。但阿茵给我看了她的手账，她每个月能省出一千五百元。我连连称赞，她故意抬高下巴，做出傲娇的姿态说：“人生要自己兜底。”我受了启发，效法她存钱，每月定额一千元。
我们租的这处房子离我公司更近，不过按照部门氛围，我得等到领导下班后走。偶尔也会有突击工作卡在下班前布置，通常我到家较晚。但，阿茵即便早到家，也不过是换到家中电脑上办公——她们公司用的是大厦中央空调，下班后就停了，据说另开得额外缴费，所以员工们通常会把活儿带回家干。
有时阿茵会微信指示我给她打包份夜宵。百花甜品的奶糊最受她喜爱，那是老字号，在马路对面。白天生意一般，反而到我下班经过那会儿得排队。于是，我常常提着薄如蝉翼的塑料袋，里面叠装着两盒滚烫的塑料盒，晃悠地穿过暗黑的门洞。门洞旁的管理员已经下班了，我得避开三楼平台上嬉笑玩耍的孩童和狗，熟练地走到门口，在黑暗中摸出钥匙——门口的路灯容易招来飞虫，自从它坏了后，我和阿茵默契地没有报修。
推开门，整个房间黑漆漆的，只一道灯光从阿茵的卧室门缝下泄露出来。这束光让我从微醺似的疲惫中生出一丝喜悦和踏实。这束光也是为了扎根在异乡而奋力甩出的根茎，常在我关灯睡觉后还会从门板缝下投射到我卧室的地板，甚至还能听到微弱的键盘闷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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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入职后，我开启了经常出差的生活。按照规定，省公司会下到各个分公司检查，有时还是暗访，得偷摸着进行。我的直属领导和我年龄相仿，很有想法，他说省公司经常只去下一级——即市支公司——是不行的，要去到第四级机构，就是县级甚至是网点，尤其是那些以前没咋去的地方。他通常会安排有家庭的职工去珠三角，刚入司的新人去较偏远的地区。不到半年，我基本跑遍了广东省除珠三角的所有支公司和部分偏远的网点，最北绕着盘山公路到了韶关的南雄、乐昌，最东乘海轮到了汕头南澳，最南去了湛江雷州。虽然路途很累，行程很赶，但当时的我兴致勃勃。
一次，我连续出差两周回来，到家后早起突然感到头晕。想着可能是低血糖犯了，我赶紧出门买早餐，可刚走回到门口时，人就失力倒在水泥地上，塑料杯封口撞破，乳白色的豆浆淌了一地。我脑子清醒，但身体麻木，酝酿力气想自己爬起来，并没喊叫。这时，阿茵像有心电感应般打开门走出来，我看到她，心里突然一阵委屈，小声啜泣起来。
她惊讶地说：“你咋了？能说话吗？先不要哭。”
我吞咽了两下，从腹中吐气说自己动不了。她扶着我的胳膊，想拉我起身，但她力气太小了。随后她又蹲下来，让我按住她的膝盖借力，她抖了抖，我也跟着颤了颤。
我眯着眼坐起，先缓了会儿，再慢慢挪到客厅的沙发上。阿茵倒了杯热水放茶几上，摸出个体温计递我，又拿出扫把清理门口洒落的食物。我侧脸看着她伛偻的背，说：“你好像我长辈。”
她说：“呸，我很年轻。”
那时候我们确实很年轻，有点不舒服，躺一躺就好了。到了周末，我们会提前在大众点评或贪吃网上挑选出合适的团购。我们有无穷的精力，烈日炎炎都可以出门，坐地铁再倒公交，只为吃一顿新兴饭店的秘制羊肉煲。有时我们哪里都不去，盘在沙发上、抱着泡面桶追韩剧《魔女幼熙》。幼熙身为企业继承人家里常备依云矿泉水，有品味但单调。我在冰箱里放着各式饮料，做过柠檬雪碧、蜂蜜红茶、奶茶，常换常新。阿茵举着玻璃杯、抿嘴品味后，说：“虽然没有蔡戊龙，这里也不是豪宅，但在喝的上，我们比幼熙强百倍。”
一日，我打开冰箱，里面飘出一股奇怪的味道。我纳闷地摸索着温控器，心想：冰箱不是刚修过，又不制冷了吗？
自从床垫事件发生后，我对甘姐有点膈应，但偶尔煤气灶打火、热水器电池出问题，我还是会微信联系。她会说：“好，我先生包搞定。”她先生应该是素质高且有边际感的人，大概知道我们是女生，只在上班时过来。等我们到家，那些坏掉的东西又变好了。
阿茵说：“别费劲了，我放了榴莲。”她打开一个白色泡沫盒，里面是嫩黄色、肉乎乎的几瓣果肉。她往我这边推了推，我缩了缩脖子，嫌弃地说：“早知道你很臭。”
阿茵只好把榴莲转投入自己的嘴巴，眯着眼、深吸口气，做出迷醉的表情。
一天晚上，家里突然停电，整间屋子暗下来，只剩下笔记本的屏幕光投在我的脸上。我听到外面有孩童、女人、男人尖锐而此起彼伏的叫唤和跑动声，赶紧打开门，打开手机的电筒。同时，对面的房门也打开了，我把手上的“光剑”指向阿茵，她也打开电筒，我们一起冲到客厅乱划起来。光线拼凑出奇怪的图形，踩出怪诞的脚步，我们吐出“嗨嗨嚯嚯”的气音。灯光闪烁，复又明亮，图案轰然消失。我们的肢体静止下来，但鼻翼还在高频地抖动。
突然，我的鼻子又捕捉到一种奇怪又熟悉的味道。阿茵随意撩起从肩膀滑落下来的吊带，转身从卧室衣柜里掏出一个白色泡沫盒：“你嫌臭嘛，我就放衣柜了。”
在她怂恿下，我塞了一片榴莲。
她问：“怎么样？”
“还好吧。”是有穿透力的绵软甘甜。
阿茵咧嘴一笑：“知道了，风险的‘半截子’承诺，永不把话说死。”
3.
一天，阿茵对着镜子说“我像个女兵”，然后就开始蓄发了。等她头发过肩，我就在她房内见到了她的男朋友大钟。
大钟很高，对我说：“晚上出去搓一顿。”我在房内等到晚上七点，饿得前胸贴后背才等到了他们的召唤。大钟说吃东西的地方不远，可以走路过去——确实是，就在我们经常进出的地铁口农讲所旁。那附近有块空地，我只知道是白天是用来练车的，没想到到了晚上，居然拉出几根电线，吊着灯泡，一个烧烤摊便推出来了，旁边还有个煤炭炉，可以做炒面炒粉。
大钟和阿茵是高中同学，但谈朋友还是刚开始。大钟从老家来广州找工作，有诸多不适应，很快就批评起了广州的天气，说夏天闷热、蚊虫鼠蚁也多。我坐在油乎乎的塑料凳上，甩手，驱赶那些因灯光和香味聚拢过来的苍蝇。我嘴上说“是”，心想：那你为啥不找个有空调的地儿？
大钟学的是软件工程，我捧场说学计算机还是挺好找工作的，各种类型公司的必备专业。大钟却说软件工程不是计算机，有区别，计算机偏硬件点，可能在某些企业就是个修电脑的。说完，他自以为幽默地哼笑了两声，转而批评起了我和阿茵的职业：“你们俩正经的名校硕士，居然进保险？这行当，名声还不如卖保健品的。”
这话臊得我们脸通红。
我本想扮演一个好闺蜜，在大钟面前多夸夸阿茵，但实际上，他全程滔滔不绝，我很难插话。阿茵也没插话，只从包里掏纸巾，搽掉男友嘴巴上粘的孜然粉和油渍。
吃完烧烤，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我们回到312，阿茵和大钟自然地进了卧室，关门。我对着关闭的卧室门有些纳闷，心想：大钟是不是就住这儿了？要住多久？
我觉得，这事阿茵应该提前和我商量一下的，但我们处得这么好，现在讲大钟也不可能出去住，只会影响我俩的感情，最后便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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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阿茵的卧室门就变成了长期紧锁的状态。
雨天，雨水打砸着次卧外阳台的窗户，溅到那些还未及时收进去的衣物。以前我们二人住的时候，我会去敲阿茵的门，只示意一下就直接推门进去。但现在，我会注意只敲门，站在门外提醒她“收衣服咯”。里面嘻嘻哈哈的说话声停下，半晌，阿茵很正儿八经的声音才传出来：“没事。”
我就尽量不去敲对面那扇门了。
过了几天，大钟倒是敲开我的房门，郑重地说有个事情要和我商量一下。没有穿厚底鞋的我站在他面前显得更矮了，看着他的胳膊肘，我有点衰弱的“嗯嗯”了两下。随后，他很急促，甚至还带了一点怒气地说：“长期把路由器放在阿茵的卧室里是不公平的，这有辐射。”
我被震慑到了，抬起头看到两个鼻孔一张一阖忽大忽小，只回了一句：“什么不公平？”
他转头走进阿茵的卧室把路由器拔掉，又把线上的透明胶粗暴地扯下，连带扯下了一点白色的墙皮。随后，路由器被他移到了客厅沙发旁的茶几上。
我应该说的，那个路由器是阿茵带过来的，合租之后她放在哪里，我没留意，不存在故意欺负她。可想起大钟的鼻孔，好像陷入黑洞，最终我又选择了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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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住进这间房子的时候，我和阿茵都很不习惯噪音。因为城市限流的关系，货车只在晚间出没，它们从我们旁边的马路上呼啸而过，带着尖锐的尾音。浅眠者能知道它们的存在，但后来，我就渐渐习惯了。
可有一天深夜，货车由近及远又由远及近的呼啸声中夹杂起淅淅沥沥的水声。我的房间紧挨着洗手间，里面有人洗澡，水一阵阵冲击着墙面，声音还越来越大。我被吵醒，一看手机，凌晨两点。
我想等待着对方洗澡结束，然后迫使自己再度沉睡。可熬过了半小时后，我再一次接受了来自水砸墙体的冲击。翻来覆去后我睡意全无，特别愤怒，我想出去理论，但想到即将看到的场景，又觉得可能会尴尬。
我强迫自己阖上眼，终于等到早起找工作的大钟出门了，我赶紧溜进对面。阿茵穿着一套完整的睡衣睡裤，悲哀的是，我也是——不穿内衣、只穿个吊带内裤就在屋里晃悠已不可能了，茶几上的杯子、沙发上的外套、洗手间新添的牙刷毛巾，无不昭示一个男人的存在，我下班后几乎只待在自己的房里。
我理直气壮地说我要换房间。阿茵惊讶地说：“不可能，你那边是单人床啊。”
我说他们晚上洗澡影响我睡觉。阿茵费事地用细脖子强撑着头，双眼矇矇，半低着头扒开眼皮，从眼镜框上方探出来，瞄我。我很认真地再强调一遍，我没法睡觉，白天都晕乎乎的。
半晌，阿茵说：“你睡得太早了。”
我愤怒了，这变成我的问题了吗？
她叹了口气，好像原谅了我的无理取闹，说可以商量个时间。
我不是夜猫子，平时晚上十点就躺下了，我要求他们在十一点之前洗完澡。其实阿茵知道，我是希望她明白我在退让，但她没说话，我的扁桃体陡然一沉，空气凝固了尴尬。
随后，大钟不可避免知道了这个约定。他并没有和我再直接说什么，只是嘴角压得更低，擦肩而过时闪得更快，房间门关得更严了而已。同时，他开始在许多无关紧要的细节上显示出需要仔细体会的霸道，比如他指使阿茵和我划分冰箱的使用区域。
广州老房里的蟑螂走得肆无忌惮，食物是不可能外摆的。于是合租的冰箱里挤满了熟的、生的、饮品等各种东西。我原本在冰箱里放了饮料、水果和奶制品，但大钟说这都是些没营养的，他号召阿茵每天下班回家做饭。我喝过几次温热的可乐和鲜橙多后，就不再买饮料了。牛奶、酸奶也早都停了。
大钟又在客厅贴了公共区域的清洁排班表。如果某次我离开客厅沙发，把靠枕弄得歪歪扭扭的，他会亲自过去拿起拍拍，让抱枕像士兵一样列排站直。他还陆续买了一些日用品，在洗手间门后挂了个洗漱架，他和阿茵的用品单独摆放，洗手间的门从此以后只能半开。
我被孤立了。大钟像一个革命家，带领阿茵反抗之前因为我的懒散建立的旧秩序。
4.
保险公司各个节点都在冲刺，十月以后就一直是“开门红”，而且都是“上下联动”——前端在拼命拉客户，后台在考核出单时效、考核客户服务、降低投诉率，万一有做得不到位的，都可能被批评。
十二月，广州的温度下降得非常陡，一下就冻得我手脚冰冷，很难从被窝中拔起来。一个周末，我被抓去搞分公司柜员培训，等加完班回家，上楼就发现312的大门居然敞开着。走近几步，激烈的吵架声传来——是甘姐，其实她已很久没过来了，我都快忘了这一茬儿。
“食言！冇信用，应承人地呀嘢有做！”她脑后的发髻炸毛了，金丝眼镜片上伴随着不停晃动的头泛着忽明忽暗的雾气。“住两个人和住三个人就是不一样的价，你个马仔，你要是长得像个女的，我就假装不知道了。”她脸耷拉着，额头冒出细密的汗珠，和她朋友圈平时开朗又自信的个人海报差别很大。
甘姐口中白话和粤语交织，尽管大钟听不懂粤语，但居然能无缝衔接争论不休。他说：“在找了，领了薪酬就会搬出去。我也不想挤这小破地方。你有什么资格问我的应聘情况？”
他音量不高，青筋暴起的拳头，忽大忽小的鼻孔持续冒出又热又粗的气体，暴露出他的压抑已经濒临边际。阿茵试图劝说，但她天生小嗓，而且被保护欲爆棚的男朋友大臂护在身后，几次从臂弯冒出头的举动，看着挺楚楚可怜。两人像一对情意绵绵却被棒打鸳鸯的小情侣。
因为房子还不错，搬家也很麻烦，我就抢在事情朝崩溃方向走之前，答复一定给甘姐具体时间，半搀扶半强制地拉着她离开了。我们过马路来到百花甜品，在鼎沸的人声中，我扫到一个刚起身离开还来不及收拾桌面的位置落定。甘姐把脏碗往里推了推。闻着香，我也感觉饿了，在收银台点了凤凰奶糊、黑芝糊汤圆和萝卜糕。
扭过头，甘姐低头用衣角搽眼镜，戴上，理理头发，又是文质彬彬的样子。她说：“哎，人多就好麻烦的，老人家了，没精力处理多余的事。”
原来，她并没有先生，只有个已成年的儿子，还在异地。先前我们房内或坏掉或老旧的物件都是她默默修理更换的，之所以撒谎，是害怕房客欺负她孤身一人。我猜，她遇过一些不好的事，也挺不容易的。但我没开口，毕竟太阳底下无新事。而且我的社交耐力也是有限的，当下已经超载了。
甘姐没看我，只是在碗底扒拉着。我也转动勺子，试图把奶糊半凝结的边缘刮干净。后面我并没给甘姐最后搬走的期限，因为我都没问。倒是大钟主动跟我说，其实不必理会房东什么，这本来也不是正经协议。
只是有时路过电线杆，上面贴的“吉屋出租”的海报，下面有撕成一条条的电话号码，被风吹得唰唰地飘舞，我会暗戳戳地想：他会不会顶不住压力，一个人搬出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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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平凡、毫无预兆的星期五，阿茵告诉我，大钟的工作找到了，一个深圳的大厂。她也要走了，去深圳找工作。她语气很雀跃，深圳工作相对广州不算难找。
我意识到大钟走她也会走，他们才是一体的，未来的一两年，他们可能会买房、结婚、生子，进入四平八稳的坦荡人生。而我以为的安稳才是暂时的，会继续悬浮。
阿茵絮絮叨叨地说，因为深圳也有些事情要陆续处理，他们大概会再付一个月的房租。在此期间，我可以找个同租人，不然剩下的房租就得独立承担了。她还说，可以帮我发布找室友的帖子，多一个账号多一份力量。我连忙说不用了，同住还是得知根知底，我先问问同事。片刻之后，我笑了下，看到阿茵还是很有条理很体贴的样子，我想：大钟不在身边的时候，她并不像个小女人。
我盘算剩下的日子要处得好一点，也许周末可以约个“分手饭”，带着大钟。但随后的两个周末，都是阿茵往外拖箱子去深圳——他们不准备叫搬家公司，说多跑几趟就好了。我甚至没有撞上阿茵最后走的那刻。
独居的日子平淡。我终于又可以享受那个客厅，但是没那么惬意。煮泡面，吃不下，只好倒掉，洗了碗筷，倒在沙发上。视频开着，播放不知所云的故事。洗手间的水龙头关不紧，滴滴滴，我也懒得联系甘姐过来修。头顶上好像有人穿高跟鞋走动，有人滚滑轮。路由器绑定阿茵的名字，已经拆了。狭窄的客厅变成了旷野。
独自去交每月两百元的垃圾清洁费，头回发现利用楼梯坡度隔的门房正散发出很重的霉味。抬头看，墙体上攀附着混杂交错的电线。密密麻麻的防盗窗，有些花盆搁置在铁框之间，盆底倾斜，好像马上就要掉下来。
两个月后，一年租期也到了，我准备搬离这个房子。甘姐上门验房，我心惊胆战，害怕一个人搞不定她。她进来也确实没停过“啧啧”声，敲着门板说：“这么好的门板居然被你们钻孔挂架子。”
我虚弱地说：“哎，不是我。”
她又指着炉具的边缘：“都黏手，没清理过吧。”
我说：“呃，其实我有试着擦下。”
最终，甘姐扣了三百元钱，退了我两个月的押金。她问：“你朋友怎么样？”我说还不错。其实，没怎么联系。跟阿茵微信聊过几次，在间隔很长的、只言片语的回复后，我就没主动问询了。我猜测她到了陌生的城市很忙碌，也怀疑我们之间并没有太深的感情，只是同频地走过了一程。
甘姐突然说：“那男的和你朋友不搭。”
我说其实还挺互补的。
她吧唧嘴，说：“仔大仔世界。”
5.
有的东西分崩离析的同时，部分也在重新搭建。我受够了搬来搬去的生活，请家里支援，在广州买了一处小房子，就一个单间。
阿茵在朋友圈看到后，问我地址，说寄份礼物。某天，我回到家，一个庞然大物把我家的门都堵住了。拆开塑料纸，物体膨胀得更大——是一个毛绒绒的棕熊，一米六，比我还高。我告诉阿茵，这只熊要占一平半的位置，霸占我为数不多的空间，算下来得三万多人民币了。
又过了一年，我相亲结婚。某天，突发急性腹痛，急诊入院，医生判断是阑尾炎，要手术开刀。出院后，临时请了一个阿姨照顾我，她在家做清洁的时候，很嫌弃地说沙发上的熊太大了，沾灰又不能放洗衣机，对呼吸道不好。我这才发现，那只玩具熊一直横躺在沙发上，我坐，就给它掰成坐的姿势，我离开，就让它躺下。这么占位的熊，居然陪伴了我两年。最后，经我的同意，熊被丢到了过道里。
好景不长，一个月后我仍有肠梗阻的现象，回老家就诊发现是肠癌。术后化疗每月一次，做了六次，就持续了半年。一天，我收到一个快递，里面有七个黄玉圆坨坨，七个圆盘，还有一叠蜡黄的纸，上面印着正红色的图案。
很莫名其妙。在我极其有限的社交范围内，我主动发微信问了三个人。一阵缓解尴尬的哈哈后，阿茵说是她寄的，介绍说这是一个“黄玉阵盘”，配的图是算好的逻辑，已经提前问过客服了，是按照我的情况配的，按照图纸的指示摆放，能改善我身边的磁场。至于黄纸，是一种消除苦厄业障的符纸，可以在大门入口处用铁盆烧掉，然后越过火盆，就能祛除霉气。
“这是迷信吗？”我问。
阿茵说，可能更类似一种玄学。
我不太清楚她是从哪里获取了我的近况，又知道多少。但她什么也没有问，只是传递善意。我最终也没有烧掉那叠纸，怕失火，也怕烟雾被人投诉，而且感觉需要烧掉的东西不太吉利，就丢掉了。倒是那套阵盘，我收了起来，和贺卡、丝巾等其他礼物放在一起。我想，很多心意集合起来，可能就形成了一种好的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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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晚，阿茵突然打电话来，说要闲聊。她问我恢复得咋样，我说现在还行，暂时不想，也没计划未来。她说那就聊聊过去吧。
她的存钱计划颇有成效，因为年终奖，两年时间存了大概十万左右。2010年她和大钟准备结婚，又找家里借了点，出资二十万在罗湖区买房，当时的成交价是一万六一平。买房后，大钟批评她手脚太大，说由自己负责理财，每月的工资统一给大钟保管。2012年两人分手，那处房价已过了两万一平，算钱都算了好久。她找大钟要钱，大钟还不起，干脆协议，不算房子增值的部分，先给她一部分。但是，直到现在钱还没要齐。
听到别人的倒霉事情，就会觉得世界上不止自己倒霉，进而会被安慰到。我碎嘴似的安慰她：“就算看清一个人了吧，深圳的房子涨得好快，你好亏。所以，是不是回头发现还是和我住的时候最好？”
“其实在深圳没和他同居咧，我们只是供的期房，租房子很近，但各过各的。”她说，“是是是，只有你！”
6.
2018年，我接到阿茵的消息，她返回广州，正在找工作，约我去她家，也是租的房子。
广州的雨大多一阵子，落在地上一会儿就干了。但那天的雨下了好大一会儿，我在咖啡馆等阿茵来接我。隔着玻璃窗，我看见马路对面一个灰色细长的身形，直觉让我走了出去。雨水砸向地面和墙体，再从四面八方回弹到我的耳朵。我喊“阿茵”，声音被吸进雨水，不确定她是否听到了。我们隔着白花花的大雨对视，她撑着伞走向我，表情渐渐清晰。时间仿佛随着距离拉近而缩短了，我们好像一直是很熟的朋友。
阿茵租的房子是地铁附近的旧楼盘，顺着老式楼梯盘旋向上，推门一看，简单装修和布置，有了主人的气息。隔壁家的音响放着流行歌，墙里墙外都聚满了人烟。落座后，阿茵说起，跟大钟分手后，她去了海南做了一段时间的外贸生意。走了一圈后，还是觉得广州是个宜居的城市，就盘算着回来找份工作。
我问她钱拿到了吗？她笑了，说：“原来我已经告诉你了，要了好几年，终于要齐了。”
阿茵的外形没什么变化，女人的外形在某段时间内可能是凝固的。她亲昵地掐着我的脸，说：“你的话越来越少啦。”生病后，我真正学习的是和自己相处，亲朋的帮助中也夹杂着责备和回避的成分。可能不知不觉中，我的语言能力退化了。
晚饭后，我们洗了碗，四仰八叉地倒在沙发上，各自刷着手机。突然，我仰起头，看向阿茵，发现她正很认真地看着我。我恍惚从她眼神里辨认出一些类似心疼的情绪，本能想回避，转头懵懵地看向大门。这时，我突然想起我们合租时的一个深夜，有人在外面使劲敲门推耸。我俩往大门处走，并肩站在黑暗中，后来什么也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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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了阿茵的简历给了我们公司的人力，这位同事也算是我们的校友，一起吃了顿饭。
我和阿茵说起公司的利弊：“我之前接受不了营销文化，现在习惯了。上次赔了重疾保险金，还很快。因为出险没几年，保费对保额是划算的。”我本来想云淡风轻地说个笑话，但效果并不是很好。生病后，我确实感慨，毕竟是国企、又是和风险打交道的公司，对待生病的员工好像比较温和。
阿茵既往履历相对完整，也很优秀。两轮面试后，公司同意了她入职。为了庆祝，我们相约去吃海珠区的某家点评分数很高的冬瓜鸡煲。那天出了地铁，我们沿着百度地图前行，居然全部是小路。走街串巷，路过了两家士多、三家轴承店、一个菜市场和好几家小吃店，不知不觉走了半小时，大热天，大汗淋漓的。阿茵气喘吁吁地说，出汗就是排毒，这样身体就会好起来：“马上我们就要补充蛋白质了。”但我其实一点都不觉得疲惫，走得快且轻盈。
路上，我终于问了她和大钟分手的原因。
她说，某次她给大钟修电脑——我很惊讶：“他不是学计算机的吗？”——阿茵没理我，自顾自地说：“反正一直是我修。那次我发现一些照片。哦，当然有隐藏，但藏得不好。可以通过‘隐藏的项目’来查看。然后我去看了他的聊天记录，果然他和一些女的一直有些不干净的牵扯。”
这话里其实有很多重点，但我还是很执拗：“他不是学这个的吗？”
阿茵嗤笑一声，说：“这就是分手的第二个原因，他很蠢。”
我想，如果此时大钟在旁边，他可能会急着跳脚说：“我是学软件工程的！”
我们笑得很大声。分离的这些年，她过情关，我过鬼门关，多年积攒的浊气都在这一刻被吐干净了。
7.
晃悠之间，我和阿茵都已四十出头，人生走过了大半。阿茵没有结婚，这本不是人生的必选项。医生说我生育的风险很大，没有去努力，和先生的关系也越来越淡了。
我们并没有经常联系，却是一对很好的旅游搭子。旅游搭子很难找，因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些要坚持的怪癖。阿茵已升职一次，迈入了“高级牛马”的行列，时间不到最后一刻很难确定下来。我就负责在短时间内抢票、做攻略。旅途中，她很难脱离手机和工作，有突发事件要处理时，我就耐心等她。旅行对我的意义就是换个地点看风景，哪怕停在马路边或是临时赶回酒店都行。
我的肠胃很差，不能吃路边摊，睡眠也浅，不能晚睡，阿茵就开盏床边灯带，戴上耳塞玩一会儿。我是低精力人，她其他时候可以疯玩，但和我一起却可以接受度假式旅行。我们的关系看似很淡，又很紧密。
今年，阿茵买了新车，跑到我家楼下，要接我去从化玩。打开车门，她扭头对我说：“公主请上车。”
我哈哈大笑，“什么烂梗！”
但后面又偷偷琢磨了三日，到了这个年纪，还有人愿意花时间费心逗我，相当难得。余生，我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结识新的、好的人，我们经过了那么多事情还在一起，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