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博物馆当跳板的“考霸”，领导还要护着她把博物馆当跳板的“考霸”，领导还要护着她

　　2023年底，我跟王馆长计划去北京开会，他让我联系前同事金子，说如果有空，再一起吃个饭。

　　接到电话，金子有些迟疑，她叽里咕噜说了半天，也没明确表态。

　　我开玩笑说：“放心，这次我们买单，不会让你来的。”

　　“哎，不是这个事，你们来我很高兴，让我请十顿都行，但是我现在已经不在北京了。”

　　我突然反应过来：“是不是外派已经定了？去哪儿？”

　　“郑州。”

　　“去多久？”

　　“最低三年，但是搞不好，要一直待在那儿了。”

　　我不知道该说啥，只给她发了一个“好运”的表情包。

　　回想起年初跟金子见面时的情景，不得不感叹，人的命运真是一言难尽。

　　1.

　　我入职博物馆的时候，正好遇到了两年一次的机关青年员工培训活动。活动的最后，要求大家发表感想。因为是随性发言，前几位发言者都是了了几句话就结束，尽显敷衍，正当我听得打哈欠的时候，一个女声清晰稳重地传了出来，她从中央的精神讲到省里的具体部署，再延伸到自己的工作如何落实，每个部分都能讲出一二三来。因为讲得太好，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连观摩的领导也不由自主地放下了手机。

　　循声望去，那是一个正襟危坐、扎着厚重马尾、戴金丝边椭圆眼镜的年轻女同志。大冬天的，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小西装外套，在一堆羽绒服中间十分显眼。我问身边的人她是谁，对方哼了一声：“她啊，就是博物馆的金子，又到显摆的时候了。”

　　金子比我早一年考入博物馆，我早听说过她的大名——当初馆里为了填补专业力量，连续两年招聘历史类的研究生，她以笔试成绩“80+”的超高分“进面”，吓得其他竞争者直接在面试摆烂。

　　因为这次发言的出色表现，后来金子被推选去参加省属机关组织的演讲比赛。不出意外，她拿了金奖。如同她的名字一样，金子确实闪闪发光。

　　听说刚入职的时候，金子就展现出了写材料方面的天赋和实力，写得又快又好，让人挑不出毛病。如此能干的人自然被馆领导重视，定岗时多个部门抢着要金子，按专业匹配度，她本该分到研究岗，但当时的办公室主任老王升任了副馆长，他胳膊粗，硬生生地把金子要到办公室去了。

　　这波操作让研究部门的负责人很生气，每次见了王馆长都要阴阳怪气一番，双方几度拉扯，最后金子总算回了研究部门。再后来，我也进了研究部门，王馆长便以此为由，又厚着脸皮把金子要到了自己麾下。

　　作为“替代品”，我当时要与金子完成工作交接，可找了半天都没见到她人，一问才知，她去参加公务员面试培训班了。

　　其实金子刚来博物馆的时候，大家就看出她是个留不住的人——她的办公桌上明晃晃地摆着考公教材，甚至在开会的时候，她也会带上一套试卷去刷题。

　　关于在编员工考公这件事，馆里的领导们持不同态度，有的觉得年轻人有上进心是好事，会大力支持；有的觉得这属于占着鸡窝不下蛋，影响本职工作，不给穿小鞋已是大度。好在金子遇到的领导都是前种类型，她要请假去参加公考培训班，领导不仅没说啥，爽快准了半个月，而且还没让她用年假抵扣。问就是说，“这是好事”，“人家小姑娘不容易”之类的。

　　领导对她如此偏爱，其实心思也不难猜：她这次报考的是省里一个重要部门，笔试成绩非常高，上岸基本无悬念，所以谁都不想当这个“坏人”。正如我们馆长所言：“以后谁发展得怎么样都不知道呢，推人家一把，以后说不定还要找人家帮忙呢。”

　　金子报考的岗位很贴合她，要求：女性、党员、历史类研究生、有两年的工作经验。这简直是为她量身打造，有同事开玩笑说：“这是为金子定制的‘萝卜岗’吧？”

　　不出所料，金子面试也顺利过关，进入体检。当招聘单位来博物馆政审的时候，金子很紧张，拜托我们一定要讲她的好话。那天，她在会议室门口来回踱步，频频看向走廊的时钟，嘴里念叨着：“怎么还不出来，都在聊什么呢？”直到会议室的门打开了，一群人说笑着走出来。

　　政审通过了就是公示，公示期结束后就可以等通知上班。那段时间，金子春风拂面，口袋里一直装着橘子软糖，见谁都会塞一块。有人调侃她下次得换个种类，金子笑着说：“别看橘子糖软软的，却越嚼越有劲。”这似乎不仅是在说糖，也是在说她自己。

　　可是突然有一天，金子不再给大家分糖吃了，她一看见同事就躲，而且经常一个人偷偷摸摸地打电话。我好几次看到她独自坐在单位院子里发呆，眉毛拧成一团，魂不守舍的，这让我想起了自己考编时等成绩的焦灼状态。

　　我想去跟金子打个招呼，同事把我拉住：“金子不走了。”

　　我很震惊：“都公示了，咋还走不了？”

　　同事说：“具体原因不知道，听说有人投诉金子不符合报考条件，现在咱们馆能用的关系都用了，都在帮金子打招呼。”

　　2.

　　金子在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狠狠地摔了一把，馆里流传着很多种说法，她却从不出面解释，反而三缄其口。

　　一次，我跟王馆长一起去开会，他告诉我，是“工作经验”把金子卡住了——她来我们馆不过一年零一个月，也就是说，她需要再补上另一段工作年限才符合报考要求。她上一个工作单位是一家国企，在那儿工作了六个月；再上一家是私企，工作了七个月，加起来正好是两年多的工作经验。

　　在资格复审的时候，金子要提供相应的证明，一般就是社保，这是最直接的证明。金子说私企没有给她交社保，只能提供劳动合同与离职证明，这也可以当证明用。可就在公示期的时候，招聘单位接到举报，说金子工作经验造假，她并没有在那家私企真正工作过，合同和离职证明是后来补签的。整件事说得有鼻子有眼，想必举报人是掌握了证据，最起码也了解详情。

　　我有些疑虑，哪个企业敢这么大胆帮人伪造材料呢？王馆长说，那个私企是金子的小姨开的：“这下你懂了吧？”

　　这种事可大可小，往大了说是欺骗组织，不录用合情合理；往小了说，招聘单位只要认定了金子，继续录用也不是不行。那时候金子到处找关系，也找了律师，各种方法都试了，但最后不知是她自己放弃了，还是用人单位取消了录用。

　　金子留了下来，消沉了一段时间，但却没有真的灰心丧气。上岸成了一种执念，她越挫越勇，更加努力地学习。上班时一有空就看书，中午也不在食堂吃饭，都是打了饭回办公室一边吃一边听课，下班后还待在办公室刷题，直到深夜地铁快停运了才回家。或许金子知道博物馆只是她职业生涯中短暂的一站，所以并不打算在这里投入太多的感情。除了工作需要，她在单位基本放弃了社交，总是低头走路，尽量避人。

　　一段时间下来，金子肉眼可见的瘦了好几圈，大家却没有多少同情。她工作能力强，但在为人处事上过于“利己”，许多同事都对她有意见。进了研究部门后，我接手了金子的工作，经常需要向她请教。但我总隐隐感觉金子在“防备”我，很多时候问她问题，她都回复“不了解”。

　　我有些困惑，同事提醒我：“整个馆，年轻队伍里就你们两个是专业的，同样是研究生，前后脚进来，你还是留点心好。”

　　同事认为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却觉得他是紧张过头了。

　　他说：“你太天真。”

　　同事的话还是应验了。一天，王馆长突然问我：“征文写好了没？”我一头雾水，忙问是什么征文？王馆长有些不高兴了：“下个月有个学术论坛要征文，上级领导让我们积极参加，我不是让金子告诉你了吗？”

　　我连连道歉，事后翻看聊天记录，发现金子根本没跟我说过这事。我压住火去找金子理论，她淡定地说：“哦，是有这事，把会议通知给你们部门了啊。”

　　“你哪天给的？我根本没见过。”

　　金子像是恍然大悟一般：“哎呀，你看我这记性，我怕一张纸丢了，就夹在你们部门的杂志里，放你们部门信箱了。”

　　我赶紧回去查看，果然，在我们部门信箱最底层的一本杂志中夹着一纸通知。一看通知内容，我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一般来说，这种比赛通知都是微信转发，金子不仅打印通知不交给我本人，还放到了几年都不用的部门信箱里，这就是怕我跟她抢机会——这次征稿活动，每个馆只能推送一篇文章，被录用了就算作者的工作成绩，对以后评优、升职很有帮助。

　　眼下离截稿日期只剩下一周了，要在工作之余写出四五千字的高质量论文根本来不及，我只好选择放弃。王馆长以为我偷懒，还批评了我：“不要以为有了稳定工作，就把自己的专业丢了。”

　　我只能苦笑。

　　交稿前，王馆把金子的文章转给我，让我“学习一下，提提意见”。我随便翻了翻就笑出了声——文中有好几处明显的史实错误，对一个历史学研究生来说根本不应该。

　　我犹豫要不要告诉金子，知情的同事说：“告诉她干嘛？故意晚通知你，坑了你，让她出丑得了吧。”

　　思虑再三，我还是好好地帮金子把文章修改了一番。金子十分感激，后来她在会议上好好秀了一把论文，如愿捧回了一张奖状。同事笑我傻，说我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但我心里清楚，金子志不在此，她迟早会离开博物馆，而且她现在身居办公室的核心位置，得罪她没有好处，我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3.

　　2021年年初，金子升职了。她是研究生，试用期满后馆里给她评副科本是理所应当，不料却引发了一场争议——这些年，因为各种原因，有的研究生进来我们馆拖了好几年才给评副科，而金子才来一年多，还明摆着打算考走，这样的人占名额，的确难以服众。

　　尽管如此，金子还是当上了领导。她没有把心思多放在本职工作上，反而为了考公，自己手上的活儿是能推就推。众人对金子的意见日渐增多，一向领导反映，领导就打马虎眼、和稀泥，说金子忙，要看书学习，大家多体谅。

　　一天，我跟馆长在会议室里接待上级来考察的重要领导，走廊里突然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馆长给我使了一个眼色，我赶紧出门查看情况——原来是金子和张姐撕扯了起来。

　　张姐是馆里的合同工，平时负责收发文件，正好归金子管。张姐还有两年就退休了，平时见了谁都是笑呵呵的，上班几十年没听说她跟谁吵过架。

　　同事们把俩人拉开，张姐仍十分激动，带着哭腔喊：“没见过你这么欺负人的！我就拿这点工资，不能啥活都给我干啊。就算是你是我领导，但我毕竟也是老同志了，你这也太不尊重人了！”

　　金子被拉回了办公室，但是声音也不弱：“你既然归我管，安排给你活就干，别倚老卖老！”

　　“倚老卖老”这个词一出，张姐更激动了，她要冲进办公室但被人拦住，只能在门外大喊：“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啥活都是分给别人，自己天天摸着个书看，你是来工作的还是来学习的？我不管你有什么背景，在什么岗位干什么活儿，一点担当都没有，当什么领导！”

　　被人当众揭短，金子的气势顿时少了一半，“砰”的把门关上了。还好王馆长及时赶来，安抚了张姐。冲突平息后，王馆长又准备找金子谈话，谁知进了办公室一看，她像没事人一样，正戴着耳机听考公课呢。两人大眼瞪小眼对视了好一会儿，王馆看金子没有起身的意思，就默默把门关上走了。

　　那天下班后，王馆长把我喊进办公室，问这事儿有没有打扰到领导们的会谈。我摇头表示没事，王馆却气得直哆嗦，打火机连打了好几次都没冒火。我帮他点了一根烟，他开始向我诉说对金子的不满。

　　张姐和金子吵架，其实并不是为了什么大事——每年过节，馆里都会发一些米面粮油当员工福利，这项工作是由办公室负责的，也就落在了金子的头上。事情不难，就是琐碎，从购买到分发要费一番心血。金子领到任务后称自己太忙，直接把活儿扔给了张姐。张姐好心，也没计较，就开始对接供应商。

　　之前大家反映过米面粮油不好携带，大领导就顺从民意，决定以后改发提货券。不知是金子没有把消息传达到位，还是张姐自己给忘了，总之等供货商送来满满一货车的米面粮油的时候，俩人才发现出了纰漏。供货商倒也爽快，答应把货取回，只要在拒收单上签个字就行。但谁来签字呢？虽说这不算什么大错，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签字就不担责，金子跟张姐谁都不愿意惹麻烦，两人开始你一言我一语互相甩锅。

　　或许金子感觉到自己的威严被下属冒犯，说话就有些难听：“你作为一个合同工有什么牛的？事情办错了就应该好好检讨，这推脱的态度难怪一直没转正……”这些话直戳人心窝子，张姐瞬时破防，两人大吵起来。在单位里，很多同事早就对金子不满了，没什么人去拦架，反而在一旁煽风点火，导致局面进一步恶化。

　　王馆长愤愤地说：“是谁没有把消息传达到位先不提，吵架肯定是金子不对。下属跟领导拍桌子，肯定是领导不力，影响极坏。再说了，出了问题就要体现领导担当，不想签这个字，有的是办法解决，把锅全甩在一个合同工身上算什么事？”

　　4.

　　转眼间，金子又迎来了新一年的公考，省考和国考，她笔试成绩都还不错，但一山更有一山高，这一年她却连面试都没进。

　　没能上岸，金子像是彻底死了心，性格反而开朗了一些。而且东边不亮西边亮，她“因祸得福”，反而又升职了——原来的文秘科科长调走后，位置一直空缺，由王馆长兼管。确定金子公考没进面后，馆领导当即开会，决定让金子做文秘科的负责人。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在为金子刷资历、铺路呢——岗位空缺本可以从其他部门正式调人，符合年限的人有的是，现在却宁愿让一个不够资格的副科去当临时负责人，这是别有深意。一般来说，在我们单位从副科升到正科，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此时金子副科“职满”还缺几个月，看来只要她年限一符合，领导们就立刻会解决她的正科级。

　　这下馆里更炸锅了，好多老同志去找领导“哭诉”，说自己熬了那么多年连个副科级都捞不到，一个一心想走的小丫头才来了几年就稳步进步，一定要给个说法。

　　王馆长的解释是，馆里已经跟金子谈过话，她表了态，会好好干下去。大概是觉得自己的解释有点苍白，王馆长还硬加了一句：“不给人家点好处，人家怎么会留下来？咱们馆流失了那么多人才，不能再走一个了。”

　　这话十分好笑，我们馆走了那么多人，也没见有什么挽留措施，怎么到了金子这里，就一切不一样了？

　　有人故意揶揄金子，让她以后考上也别去了：“不然没法给你升官了。”

　　金子黑着脸，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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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考录取后，还会有一个补录，就是推出一些没有录满或者新增加的岗位。那年，一个中央部委的新增岗位引起了金子的注意，这个岗位要求研究生学历、党员、女性、中文类专业，还需要两年相关工作经验——她几乎完全符合。

　　金子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之后顺利进入面试、体检、政审。她这次瞒得很严，等政审人员来我们单位的时候，大家才知道她又考上了。

　　得知金子上岸中央部委，各方反应耐人寻味：先是上级领导很快打来电话，询问金子的各种信息，又热情地表示想要给她办个欢送会；馆长则反应冷淡，直接表示拒绝，说不能助长这种“拿博物馆当跳板”的风气了。

　　两种态度不难理解，对上级领导来说，在北京多个关系多条路；对馆长来说，两地距离遥远，以后金子跟他基本不会再有交集，而她这一走，如何分配她遗留的工作也让人头疼。

　　同事们则是心绪复杂，虽然以前对金子有所不满，但见她成功上岸，有人真心钦佩和祝福，也有人嫉恨眼红。但我们的想法对金子来说都不重要了，她这一走，她手头的工作只会实实在在地落到我们头上，不免令人烦躁。

　　更焦躁的是王馆长。馆里其他领导多少都不喜欢金子，就他认为金子是个人才，一直力挺她，甚至还因此得罪了上上下下——金子最后一次参加面试时需要单位盖章，她再三向王馆长保证，这次自己笔试成绩太靠后，希望渺茫，只是去试试，“考上了也不打算去，就当是画个圆满的句号了，以后我会好好在馆里干的”。大馆长不乐意，把去说情的王馆长骂得狗血淋头，是王馆长再三担保，最后大馆长才同意盖章。结果金子成功上岸，一拍屁股走了，之前馆里为培养金子倾斜的资源全浪费不说，王馆长还得替她收拾烂摊子，搞得自己里外不是人。

　　一个阴雨绵绵的秋日，博物馆里没几个游客，我和几个同事在办公室里整理汇报材料，直到下班时间还忙得热火朝天。金子把自己的办公桌收拾好了，跟我们打了一声招呼，算是告别。忙于文山会海之中的我们只是随意地点头应了一下，就见她逐渐消失在了雨中。

　　直到这时，才有人反应过来问：“金子是不是走了就不回来了？”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会儿，无人应答，众人继续忙碌。

　　5.

　　金子收获了光明的前途，但凡事皆有代价：对她个人发展来说是件好事，但对她背后的家庭来讲，无疑是一场大变故。

　　金子已婚已育，但她要去北京这件事，是在离职手续办完了之后才告诉家里人的。家人并没有给她想象中的热烈祝贺，而是慌乱地指责。在他们眼里，金子为了自己的前程抛夫弃子，完全是破坏家庭稳定，甚至连金子的父母都不支持她。

　　那天，金子的父亲跑到馆里，乞求领导不要放金子走。老爷子步履蹒跚，手上还挂着留置针，住院的手环都没拆掉。他说自己家庭困难，老两口身体一直不好，来来回回地住院，外孙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哪里都脱不开人：“金子一去北京，我们这个家就垮了。”

　　可惜当时金子的离职申请已经盖章，档案也调走了，无法挽回。老爷子只好叹气告辞，王馆长不放心，让我送老人到地铁站。金子的父亲一边走一边叹气：“怎么办，怎么办，我该怎么向亲家交代，真是苦了我这个女婿啊！”

　　原来，金子和丈夫老田是校园爱情，两人是高中同学，后又一起上大学。老田是学霸，本硕都在上海交大读的，毕业时已经拿到好多offer，金子却两手空空。为了女友，老田放弃了上海电力公司的高薪工作与户口，跟金子一起回了老家，进了一家研究所上班。

　　刚毕业那几年，金子一直是全职备考，怀孕生子期间，也是老田撑起了这个家。后来金子考上了博物馆的编制，两人算是都端上了铁饭碗，一时间，他们家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的“模范家庭”。

　　老爷子很心疼女婿，说女儿上次考公失利后，脾气变得特别差，动不动就跟家里人发脾气。家里的事她一点不过问，只顾看书备考，女婿是一点怨言也没有。“我这个女儿是让我惯坏了，做人做事只为自己想。现在一声招呼不打就要去北京，还说什么‘是为了小孩’，可她也不想想，当年她是如何让小田放弃上海的工作的。现在她要去北京了，又要小田做牺牲，亲家很生气，已经把孩子接走了，这可怎么办？”

　　我插了一句嘴：“去北京也挺好啊，给户口，就能享受更好教育资源啊。”

　　老爷子反问：“你结婚、有小孩了吗？”

　　我摇头。

　　他说：“小伙子，你还不懂，结了婚当了父母，很多事情都要考虑好，家庭和睦比什么都重要。别的不说，就说在北京买房，把我们老两口的骨头给卖了也买不起啊。”

　　说到房子，老爷子更糟心了。他说金子“特别有主意”，之前她看中了本市新区的一套房，女婿觉得太贵太远，就想再等等，可金子没打招呼，先斩后奏，直接交了首付款，等到了要办贷款的时候才告诉家里人。当时房价正处在最高点，这事让公婆十分生气，金子爸妈没办法，只好掏空积蓄补贴小两口才安抚住了亲家。

　　老爷子继续叹气：“哎，现在这房子烂尾了，交房不知道猴年马月呢，房贷还得继续还。你说我这闺女咋就不知道体谅体谅家里人，为啥非要去北京呢？”

　　不容我接话，老爷子已经一摇头三叹气地走进地铁站了，看着他蹒跚离去的背影，我十分唏嘘。

　　其实，同为体制内的年轻人，我能理解金子，在有希望、有机会的前提下，谁不想进步呢？而且她马上就要35岁了，考了那么多年公务员，沉没成本越来越高，她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以后大概就再也没可能上岸了。

　　6.

　　2023年暑假，王馆长带队到北京调研，喊上金子一起吃饭。得知老同事们来了，金子很高兴，一下班就风尘仆仆地赶来。

　　金子辞职后，我俩偶尔会为工作交接的事在网上聊上几句，我问她在北京过得咋样，她答得含糊其辞，但言语间透出了一股忧虑。如今快一年没见了，金子的变化很大——她剪去了长发，摘下了眼镜，虽然一身黑色西装不出挑，但能看出裁和剪料子都不一般，内搭上还别着一根胸针。举手投足间，是掩盖不住的自信，她气场强大到连王馆长都被压了一头。

　　来北京之前，同事们还讲着金子的是是非非，但见了面都是不吝赞美之词。金子也接得住，反恭维的小词一套套的，那餐饭大家吃得很尽兴。客套完了，王馆问金子家里怎么样了，这下打开了她的话匣子，甚至一度当众落泪：“都这么久了，老田不知跟我闹了多少回，都不知道向谁讲，看到你们，我才觉得心里暖和了起来。”

　　金子说，她出发来北京时，家里没有一个人给她送行。入职后，她又发现北京的一切都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

　　先是户口——要等一年实习期满才会给，然后她才能安排孩子入学，没办法，只能让孩子先在老家念一年级。她以为只要自己不怕辛苦，每周末都可以坐高铁回家陪伴家人，可那时还是疫情期间，单位管得十分严格，不是特殊情况不许离京，有时她甚至一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长时间的分离让家人都与她生分了，孩子对她不爱搭理，父母手术她也只能电话问候，老田工作之余当爹又当妈，还要抽空照顾多病的岳父岳母，每天忙得没工夫跟她讲话。渐渐地，金子觉得自己变成了这个家里的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又说在北京的生活——虽然单位提供宿舍，可分给她的那处有些偏远，上班通勤要花一个小时。中央部委的工作量很大，加班是常态，有时下了班地铁都停运了，只能睡办公室。北京公务员薪资透明，到手的收入也只比原先在博物馆高几百块，想要在北京买房，简直难上加难。

　　最后是个人发展——金子所在的单位专业性很强，同事大都是国内外名校的研究生或博士生。她毕业于一所普通大学，专业又不对口，在单位里根本不突出。再加上她年纪偏大，跟同批进来的年轻人比，几乎没什么竞争优势。更令人意外的是，在一年期满后，她的工作岗位还会有调整。每个新人都会被调到全国各地的派出机构轮岗三年，三年之后怎么样，尚未可知。

　　王馆长问金子会去哪儿，金子无奈地说：“我找人打听了，现在能让我选的不是沈阳就是郑州。我也跟领导说了，尽量让我去郑州吧，好歹离家近点。”

　　外派这事儿不仅打击了金子，更让老田抓狂了。后来老田拗不过她，只能牺牲自己，辞职去北京再找工作。他本是研究所的业务骨干，所里还准备推他去读博深造，将来更进一步重用。为了维系家庭，老田只能放弃现有的一切。

　　从研究所离职不是那么容易的，要先调岗脱密一段时间。当时老田就计划着，金子一去北京，他就打离职申请报告，等金子实习期满拿到户口，他这边的手续也差不多走完了。可万万没想到，金子实习期满又要外派，一家三口的团聚计划彻底被打乱了。

　　金子让老田先带孩子去北京上学，可这根本不现实——老田在北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金子的宿舍离学校很远，租房住又贵，思来想去，孩子只能继续在老家读书。

　　老田很懊悔，可他没有回头路可走。好在有不少私企想挖他，工作虽然比以前辛苦，但挣得多些，老田就打算趁着这几年多挣点钱，以后好去北京买房。只是私企需要经常出差，老田无法照顾家里了，老的看病，小的上学，一下都成了问题。金子在北京干着急，埋怨老田没责任心，老田则说金子自私，夫妻关系闹得很紧张。

　　金子感到委屈，她问在座的各位前同事：“我不就是考上了个公务员，怎么大家都嫌弃我了呢？”

　　7.

　　2024年中秋节，王馆长因脚伤在家休养，我作为工会代表前去慰问，没想竟碰到了老田——此前他来博物馆帮金子搬东西，我们见过。一年多没见，他的发际线已经坚守不住了，两鬓斑白，往日的意气风发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暮气沉沉。

　　我的到访让两人显得很局促，桌上的烟灰缸满满当当，屋子里乌烟瘴气，看来，他们应该已经谈了很久。我想坐坐就走，可王馆长硬是拉着我，让我陪他俩好好聊聊。他说，老田夫妇分居两地已经一年了，如果再这么下去，关系迟早要崩，所以老田现在很迷茫。

　　老田说，有个郑州的公司给他开出了高薪，去了就可以跟金子团聚，但金子不愿意，她想让老田赶紧带孩子去北京落实上学的问题。

　　王馆长问金子啥时候能回北京，老田说：“不好说，实话实讲，金子在郑州干得挺好的，领导很重视她，职务上也升了一级。在外地升迁有优势，回了北京她啥都不是。但是不回北京，她考这个公务员有啥意义呢？”

　　老田很懊悔，说早知如此，自己当年就该接下上海的工作。金子在家全职备考，这么些年下来，肯定能考上上海的公务员，说不定两口子现在在上海已经有房有车了。

　　王馆长表示之前的事过去就过去了，还是得想想以后怎么办。老田说他打算去北京读博，听说王馆长有个战友在北京某高校任职，想请托问问门路。

　　这种抉择关乎前途命运，是人生大事，王馆长不好直接给建议，只说“你们两口子商量好就行”。至于读博的事，他愿意帮一把，就让老田把简历准备好，看看自己战友怎么说。

　　====

　　送走老田，王馆感慨道：“别看金子现在难，只要熬过这几年，以后就轮到我们羡慕她了。”

　　他拉住我，一脸神秘兮兮，又欲言又止：“你知道馆里为什么一直照顾金子吗？”

　　看他那个样子，我忍住笑，故意打趣：“馆里爱惜人才呗。”

　　“人才哪儿都有，谁让人家背后有关系呢。”

　　直到此刻，我才知道，老田的姑姑是我们上级机关里的一个领导，金子还没入职的时候，人家打的招呼就已经传到馆里了。“朝里有人好做官”此言非虚，可眼下老田的姑姑已经退休，“人走茶凉”也不罕见。

　　我故意问王馆长：“那这次你还帮吗？”

　　王馆长说，他是真的怕了，之前他那么帮金子的忙，可金子一直在他背后补刀。想起往事种种，他的情绪都变得有些激动了：“现在他们夫妻之间的事，自己处理吧！”

　　王馆长又问我，如果现在给我一个去北京的机会，我将如何选择？

　　我思索半天，还是坦诚答道：“选择去的才是正常人，放弃的才是少数。”

　　在体制内，事业编无论是薪资待遇还是发展前景都远逊于公务员，我们身边的年轻同事哪个不想考公上岸呢？只是知道自己的水平，考不上罢了。在博物馆工作，一眼到头，熬一辈子能当个副馆长已是幸运，而去了北京，则有无限可能。

　　没想到，我的想法立刻遭到了王馆长的反对：“什么人就要干什么事，如果她是一个刚毕业没结婚的小姑娘，我百分之百支持她去北京。可是她有家有口，只考虑自己是不行的。”

　　也是在去年，我们机关里又有一个年轻小伙子考上了，他就选择了放弃。理由是不想抛弃老婆孩子，去北京买房也吃力，还不如踏踏实实地守着家过日子。大家都夸这小伙子有责任心，然后又说起金子，讲她自私、不顾家庭……这时，跟金子干过仗的张姐竟然站了出来，说：“凭什么为家庭牺牲的一定要是女人，人往高处走不是很正常吗？”

　　大家又都不说话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