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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妹妹的妈妈很快去世了。
“她是想活下来的，她都不肯用吗啡，说会上瘾，宁可痛得一夜夜睡不着，也不哼一声。”宋妹妹没哭，只叹息，“我说，都这时候，还管上瘾不上瘾，你就医生开啥就用啥。她没有睬我。”
宋妹妹并无遗憾，她在妈妈身边，日夜服侍了三年，班都是抽空上的，大段大段都是假，发生任何事都不遗憾了。
这时候，我们已经三十岁了，我们不再狂妄地觉得自己是世界的女主角，也不想当聂宝言了。那个老经营的眼泪好像溅在我身上，让我意识到，我有一天也是会老的：“要赶紧赚钱，在被淘汰之前赚够退休的钱。”
我得了一个外号，叫“貔貅”，意思是我只进不出，攒钱攒得穷凶极恶。女记者们喜欢的高跟鞋和时装，我没兴趣，男记者喜欢的泡吧和“业内人士”搞社交，我也没兴趣。我活成了个工作机器。
不知为啥，宋妹妹工作的“机关”也搬到大城市来了。她妈妈不让她来、她偏要来的大城市，现在送到她手上了。
我们又像高中时期一样，亲密起来。虽然注册会计师没搞成，但她的脑子仍然让我佩服。比如说，进超市买个油盐酱醋，她能算到毫升和克，不管商家如何包装企图混淆视听，她心算一番、在货架上扒拉一下，就能找出单位单价最低的那款，我只负责捡进购物篮就行。再比如，她两岁的儿子活泼好动，常常拿着她的手机摇，边摇边咯咯笑，她见状，就下了一个“摇钱树”APP，每天让小家伙摇，伴随着悦耳的响声，上面的金币就纷纷落下，到了年底，她给我家添了一套塑料扫把簸箕——想着这是小家伙辛劳一年的成果，我顿时感觉到这份礼物沉甸甸的。
有一年冬天，她抽空考察了城南所有的恒温游泳池，然后在一家办了卡，又指示我去另外一家办了卡，两家的卡可以上午下午交替使用，以便“效能最大化”——这游泳卡，到现在我也没用完。
还有，唯品会的每日特价是她告诉我的，当年Uber撒钱相当于白坐车是她发现的，滴滴的每周日免费坐车活动，也是她第一个在群里扩散的……
宋妹妹有次说：“我一个月生活费只用六百元。”我当时想，六百元用一个月，还在大城市，难道钱在你手上就变成了美元？结果听她一说，原来“机关”是有食堂的，早饭两块，啥都有，还能打包鸡蛋和包子；午饭也两块，各种炒菜管够。她早上打包鸡蛋和包子，中午打包两个炒菜，回家连晚饭都不做，一个人吃饱，全家也吃饱了。一个月下来，除了水电气物管费，就没有需要花钱的地方。她那时已经早早攒下了一套房，开始攒第二套房了，再过了几年，又攒下了第三套房。
那段时间我跳槽去了房产公司，常常能摸鱼半个下午，就去找宋妹妹玩。中午给她发信息打电话都是没人的，全机关午休了。下午到办公室找她，她准在。她一个人坐一个办公室，90年代的办公桌上放了台落伍的电脑，只能玩一个系统自带的扫雷游戏。见我一来，她就把茶杯一倒，办公室一锁：“走吧，咱是先撸个串还是先按摩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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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们两家人结伴开车出去玩。在车上，宋妹妹跟她老公一路争论。她有主见，说得出来道理，但她老公却不是她爸爸当年那种自得其乐的性子，但凡要定哪里、吃什么、玩什么，两个人都要争上半天。
从九寨到黄龙的路上，她老公撂下一句话：“要不咱就听你的，全听你的，要不就听我的，全听我的，这事没有别的选择。”
宋妹妹怒了：“难道咱就不能把两个人的主意综合一下，一加一大于二？如果只能听一个人的，那咱结婚干嘛？”
她老公不肯搭话，过了一会儿，宋妹妹就找了个由头表扬了老公一句。她老公悠然答道：“我就算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绩，那也是在宋妹妹的指导和帮助下取得的。”
后座的我们放声大笑。
宋妹妹的年假是货真价实的年假，每次请假都可以带两个周末，我们就不行了，每次出去玩总觉得有啥大事必须要赶快去办公室操心。宋妹妹老公自己创业，也是一样。我们都没有宋妹妹欣赏风景的定力，一会儿一个电话，一会儿一个邮件，出门两天就想往回跑，这个那个景点都想砍掉。那趟旅游，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宋妹妹在以一敌三，她被我们气得要哭：“我做了这么久的攻略，好容易才一起出门，现在九寨去了，黄龙去了，干嘛就不去这个XX瀑布？明明之前都说好了的！工作的时候工作，休息的时候休息，我最讨厌你们出来这不去那不去的了！”
这之后，我们两家就没再一起出游了。
那时女文艺青年中流行一个感伤句子：“我曾以为，会有一个人，不让我惊，不让我慌，有人将我密密收藏。”我心里涌起一点点模糊的羡慕——宋妹妹，她的“机关”，就是那个理想中的“人”。
只不过，对于我来说，那句之后，还有一句：“后来我才知，这个人永远不会来。”我上班是常常又惊又慌，总经理发布一个任务，全体人马就得跟着抽风，财务部咳嗽一声，大家的单据都要谨防被打回，董事长破口大骂，全体中干觉得天塌了，顿时要回去整简历找猎头。
但月底数钱的时候我很开心，年底领年终奖时，我想对老板唱“感恩的心”。我攒下了一套房，在成都最繁华的街道的小区里。深夜上街，都是这家咖啡馆、那家德国啤酒吧，再一家西餐厅、一家小众服装店，目不暇接。如果没有这么鸡飞狗跳的工作，我一个十八线城市的外来人口，怎么买得起这么好的房子？怎么能送娃上最好的私立幼儿园？
宋妹妹也很喜欢我家门口这条街，我们常常从街头逛到街尾，剥了小龙虾又逛回来。回想起自己的二十岁，也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到啥地方递简历，这个城市就张开双臂欢迎了我，它自己爬坡，也让我搭上顺风车上了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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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添上了崇洋媚外的毛病。什么日本马桶水能喝，德国下水道能用一百年还预备零件，这些谣言我照单全收。那时候中产家长为孩子规划的道路都是，“去外国去更好的学校，拿更具有含金量的文凭，接着抛弃绿卡回国效力，高薪咔咔地拿”。
我要发射娃出国，让她去看更大的世界。我就像个火箭发射器，一心要把我没念的书、没走过的路，都让我的孩子去走。我的脑子里有张世界地图，这里那里，沿着飞机的航线就可以都去了。现在我买得起火车票也买得起飞机票了，可以给娃当垫脚石了。我在四十二岁的时候终于成功了。
宋妹妹这时候已经走遍了全国，唯独还没有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听说我要送娃出国，她有点担忧：“现在国外其实没有中国好，很多出国的人都想回国。而且国外的医疗非常慢，又差，治安还不好，一个女孩子，还是要在眼前的好。”
看我像茅厕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说一句驳斥一句，她只好叮嘱我：“那你要保住她的学籍，万一留学不时兴了，就赶紧回来高考。”看着儿子边做作业边在听大人的谈话，宋妹妹决定要激励一下娃：“你以后如果想像姐姐一样出国，你就认真学外语，自己考奖学金考出国。”没想到，她儿子比我们这年龄时乖顺多了：“嗯，妈妈我不出国，我以后要毕业后进国企央企，又轻松赚钱又多。”
如果宋妹妹小时候有这一半懂事，她妈妈大约会感动得哭出来吧。宋妹妹显然被噎住了：“谁说的，谁说我工作轻松的？你出生之前我还不是常常加班？我拼搏得很，我工作可辛苦了。”她儿子立刻表忠心：“我要好好学习，以后也找个你这么好的工作。”
宋妹妹默然了，从此不再按时下班，每天在单位里刷刷电视剧，假装自己在加班。她有点惭愧地告诉我：“我妈以前能把我和哥哥都安排进单位，现在我们都没本事把下一代安排进单位了，单位里新招的人，985、211是起码的，其他干活的都是劳务派遣的。”
我那时候研究孩子留学，对专业入迷，问：“那你觉得以后娃学什么专业呢？”
“什么专业都行，不是985、211，那就都一样早点考公、考编嘛。还是给国家干比较稳定。”
现在的宋妹妹，不再爱说“我不这么认为”了，她终于和办公室里的妇女们能聊一会儿天了。可在中二的我看来，这一生，还是得折腾，这世界上本没有路，是折腾的人多了才有的路。
宋妹妹这二三十年，比从苹果里吃出半条虫更惊险的事情是没有了，就算是她去都江堰玩遇到了“时空交错”，被红码封闭在家十四天，她也觉得“天啦，太好了，给我放十四天假”，在家美滋滋地刷剧——反正工资不会少一分，喊保安送菜就是了。可如果是我被赋红码了，肯定会急得疯的。
我不再像年轻时事事都要跑去给她讲一番、寻求一个答案了，前因后果太多，说完要累死。例如，我告诉过她，我常常在大会演讲前紧张得胃都收紧了，蜷缩成了冷硬的一团。我曾经一天跑七个地方，饿到下午四点，终于吃上个麦当劳汉堡包的时候，手都是抖的。她现在只会说：“有啥嘛，把胜负看淡一点。”
既然要把胜负看淡，我就不好分享这些年我在报社怎么抢单子、在公司怎么学会要压别的部门一头、和同事怎么打进打出、怎么搞定领导了。不会，学就是了。只要领导想整的工作是个电脑上敲得出来的东西，是别人、别组、别的顾问能搞出来的东西，哼，放马过来，或者你拿个样出来，我非给你敲出来不可。
看世人慌慌张，只为那碎银几两，可就是这碎银几两，能解这世间万种慌张。我这些年的营营苟且，于宋妹妹无用，她只会说：“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你入世太深。”
在二十出头时，我们两个一起坐公交车，讨论过一个话题：“如果两个朋友的境遇变化，走了不同的路，他们还能一直是朋友吗？”我说：不能做朋友了，因为朋友最重要的是心灵相通，没有共同语言，不会是朋友。她说：可以是朋友——但她的论据，我忘记了。我们那时各抒己见滔滔不绝地争论了十几站，等到下车时，发现车里的中老年人都成了我们的听众，都在看着我们笑——那笑容里有怜悯吧，谁没有丢失过自己的好朋友，都是走着走着就散了。
现在二三十年过去了，在这辆拥挤的公交车上，宋妹妹是有座位的人，看着窗外的风景，转头一看，车上挤满了人，黑压压地从前头挤到后头，后头挤到前头，她不能理解这些人在挤啥。我也不能让她理解，她是一开始就有位子坐的。
8
最近几年，我和一切的旧同事老朋友热议的话题是“退休”，大家拼凑出每个人的养老金数据，由此得出来民间统计数据库，以便理解计算退休工资的那个复杂无比的公式。过去一批的报社同事，养老金一算出来，啊？才一千两千？有日常采访这个局那个厅的记者，政策是懂的，仔细一看，这二十来年单位给我们交的社保，都按照最低一档交。于是一顿鼓噪，不知经历了怎样的博弈，报社颁布了“仁政”，允许老员工将过去少交的基数补起来。
这“仁政”是打印的，不上网，不传达，只直接在财务室外墙贴了出来，凡是还在报社上班、又愿意补缴个人部分社保的，去某间办公室交，截止日期之后就不认了。补交社保就像个地下活动，获悉消息的人奔走相告，赶紧交几万块钱，横竖都是在社保的“个人账户”里的，退休时就可以拿到四五千的养老金。不知道这事的，退休时就仍然是只领一两千——那现在已经走了的人，比如我呢，就该背时。
背时的也不止我一个，陪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去她老家办退休，她也被卡住了。
她十八岁高中毕业时，家里把她塞进了食品公司，这个单位在当年本地是个国企“大厂”，就像现在的“字节跳动”一样让人羡慕。可她愿做时代的弄潮儿，抛弃掉“大厂”，一路跑到广州深圳去打工，宁可在外地打地铺也不回老家。之后食品公司破产了，她也没在意，毕竟，写简历时人家HR只看你行业工作经历，谁管你之前的老家的工作？她爹妈管不住她，只好在老家把社保给她一笔笔交齐，还把工作证什么的都细心帮她收好。
退休年龄到了，她出于谨慎，找了熟人，熟人让她直接去办事大厅，大厅的工作人员手一伸：“你的档案呢？”
她打工这么多年，从不知道自己还有个“档案”。
“没有档案怎么证明你在国企工作过？”
工作人员指导她——去XX局查，如果没有，去工业局查，再没有，再去……查。
她拿出自己爹妈收藏了三十二年的劳动合同——这里还有公章呢，还有工作证呢。
工作人员两眼放空：“我们只认档案的。”
要办退休的人，就像要召唤神龙，总得先把龙珠给集齐了。这些年我们没少吵架，自己吵完还和乙方吵，经验是丰富的，配合是默契的，于是一对眼神，就知道得兵分两路——她坐在柜台前面等着，我赶紧打车去这个局那个局。
好在县城小，她跟着我的位置变化，给窗口里的工作人员播报：
“XX局没有，说XX年有火灾，烧了一部分档案。”
“XX局没有，说他们不管食品公司，可能在XX局。”
“XX局也没有。”
工作人员不动如山：“我们要档案的。”
我回到大厅，发飙了。横竖我也不是本地人，老实人就让我朋友当吧。
“她，一个破产企业工人，只晓得上班，她请你们弄她档案了吗？你们自己弄了档案，你们现在搞不在了，然后你们鼓捣她自己拿出来档案才给她办退休？！”
工作人员大概以为我是个刺头，有点警惕，态度软了一点：“不是我不给办，是这文件清单里头有档案，要不你再去问问XXX局？”
我拉张凳子来坐下了：“我不去，‘首问责任制’没学过吗？你是一路考公考过来的，你们哪个局保管哪个东西，你不知道，你自己去问，她就知道上班，就知道交钱，她上哪里去问去？”
工作人员急眼了，拿出个小本本，往桌子上一拍——是他们的内部通讯录：“我不想给你办吗？我想呀，哪个局的领导能开这个口子？这么多人，没有个档案，都说是‘工人’，要喊认‘连续工龄’，哪还了得？”
我有点生气：“如果当年你们弄了个档案，交给她，说：‘你要收好，退休时带来。’现在退休时找不到档案，不给她办，那我认。你们自己弄个档案，弄丢了，你让她找，她到哪里去找？她还能帮你们造个档案出来吗？”
工作人员正要给我看文件清单，我的老实人女友摸出手机，咔嚓一顿，把他小本上某某局的局长们的办公室电话、手机都照下来了。我抓过女友的手机：“那好，我就要问问他们，看谁规定的，合同、工作证都有，就是不能被认定‘连续工龄’了。”
工作人员自知失误，假装没事：“你照嘛，反正领导的电话也是这些公开信息。”
我先打了几个座机，没人接——这算是县机关的日常，周五的出勤，大家都懂，县政府的中层领导挺多人都在大城市买了房子，一到周五就去大城市去过周末了。这栋办事大厅的一楼，该在的都在，二楼的领导办公室，差不多空了。
再挨着打手机，终于有个时运不高的局长接电话了。我一副谁欠了我二百钱的口吻劈头盖脸就问：“X局长，你为啥不在办公室？——开会，开什么会？与会人员还有谁？”
我诘问得是这么的熟练，那个局长一定嗅到了危险的调查记者的气息。领导的声音软中带硬：“这位女同志，你要问什么？你先说你要问什么，是办什么事。”
“我要问，1998年之前，破产企业交的社保交到哪里去了？没有账的吗？有账，就有钱，钱肯定就在员工名下，那为什么员工的工龄计算还需要档案？她交的是钱，你给的退休工资也是钱，这关档案什么事？”不管那局长提到什么文件，我就咬死一句话，“省厅是这么规定的吗？省厅的规定你查了再给我说。”
其实省厅怎么规定的我也不知道，我的手机快要没电了，也没法查。
“你把电话给工作人员。”领导发话了。
那个工作人员恨不得把头缩到桌子下面去，满脸写着“不是我”。
领导一番电话工作指导后，那个工作人员把手机还给了我，眼睛终于看到牛皮纸袋里的材料上来了——当年油印的合同，工作证，还有工作服的交费收据，停薪留职的证明，啥都有。
“你们去盖个章，让他们给你重新做个档案。”
我直接驳回：“‘他们能做档案，这材料都在这，你复印一份封进去不也是档案？”
工作人员看了我两眼，拿着手机出去了。我和朋友又对望一眼，她赶紧去找另外一个窗口刚才在吃瓜看戏的妹妹，把自己牛皮纸袋里的全部材料复印了一遍。等那个工作人员得到了锦囊妙计进来时，“复印件与原件一致”的章都给他盖好了，就差往袋子里这么一装了。朋友把复印材料送到他手上，像个退休老工人一样谦恭：“小伙子，你帮我办哈，我实在搞不懂了。”
小伙子拿出个档案袋——原来他有哇，有一大叠。他“仔细”审查，把材料一张张装进去，一张封口条，盖了个章——早点给我们办了，不就没这回事了吗？
我摸出电话，直接打给政务热线：“嗯，我打电话，是要表扬工号XXX的工作人员XXX，他在办事时细心周到，解决了破产企业职工的难题……”
大厅里乌云退散，被折磨了一天的小伙子勉强笑了。
朋友的退休工资达到惊人的每月三千元，位居我们这批“小老太太”之首。她十八岁就参加工作，当年失业时都要凑钱交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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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些没编制的女性朋友们，这几年陆续要办退休了，她们都是提前一两年就开始“筹划”。那些年轻时被大家抛在脑后的国营大厂、学校，如今都得找到曾经身在其中的证明，要证明你是你，要有档案，要有离职证明，一样材料不全，走进办事大厅都觉得心虚，觉得是自己的错，问多了又怕对方烦。
但这三十年，人都是搬来搬去，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谁知道当年的一张纸飞飞在啥地方？“就是在餐厅办个储值卡，人家都有个明细、有个政策的，咱这么多年交了二三十万，啥都搞不清楚，你说这该怪谁？”
我迎来“退休”时，心态本来挺平和的。虽然早就知道自己养老金不高，但别的同事也低啊！一个女建筑师，就比我高了一百块，一个女律师，比我还低了一百块。一位律师的妻子，没有上过一天班，一直自己掏钱交社保的，比我们低了三百块。总之，“社会人员”，不占编制，不是干部，就是这个价。
照理说，我是该有一份独生子女的优惠的，可年少轻狂的我，哪里会用时间去办这个东西——我就只生了一个娃，还需要再去办个证，一个月领五块钱吗？可工作人员铁面无私：“我们有文件的，没有独生子女证的都不认。当年办了证的就认，没办证的不认。”
“那我也没第二个娃呀，退休政策不该按照状态吗？”
工作人员：“反正今天办退休，就算下个月的退休工资，今天不办，那你下个月办就从下下个月开始领。不补。”
这还能说啥，我也不能变个证出来。
之前，一个朋友传授过经验：该坚持说办了证的，只是没带来。当时工作人员让她补证件，她就悄悄在网上弄了个假的，再一番揉搓，把它做旧，对方也认了，她一个月就多了一百元退休金。“我这也不算搞假，我本来只有一个娃呀，又不是两娃冒充一娃的。”她扼腕，“你咋就不灵活呢？”
到退休时，我们深刻意识到，年轻时抛弃的厂子、单位是多么的重要。我们抛弃的，那叫身份！如果有本事找齐当初的工资单、招工指标、招工手续，就可以“视同”，养老金直接起飞，五千起步。而一直这个私企干干、那个私企干干的人，中间搞不好还有失业的阶段，成为“社会人员”。我们年轻时当成锁链挣脱的东西，到老了，反而香得不得了，开路虎的一进了办事大厅，都是低眉顺眼的。
我和女律师吐槽：“早知道年轻的时候还是该弄个编制的，没有编制真吃亏。”
女律师翻一个白眼：“你在发梦，要是弄得到编制，我们会不弄？就是爹妈不给力、自己没本事才来当律师的。”
宋妹妹之前翻过我的社保记录，觉得有几年我的缴费基数还挺高，她喜滋滋地问我：“退休金有没有七八千？”
我惊一跳：“啥，你七千？”
她含糊应了一声，观察我的反应。
“真抠门呀，我工作了二十二年，它就给我个两千块，我都不知道它怎么拿得出手的！不过想想，农民种了一辈子庄稼，才拿一百二，也就想通啦。”
宋妹妹：“别瞎说，我觉得农民起码有一千多。就算我们单位的人退休工资高点，那也是单位给我们交得高，我们自己也交得高，你们领得少，是因为你们的企业给你们交得低。”
嫉妒让我面目全非，我酸了，腹诽：“放屁！你工资高，你觉得是你单位交得高，你单位为啥交得高，难道是因为你这三十年挖地雷挖得比我熟练么？”
我掰着指头给她算：“看来国家的政策是一年涨一百，那我要到六十五岁才能有满意一点的退休金。”
宋妹妹说话像年轻时一样噎人：“这个你别多想了，就算一年涨一百，物价也会跟着涨的。退休就是要享受生活，我欣赏极简主义，所有东西一个箱子就能装下。你把房子卖了，换个小的，不就可以平安退休了？”
我真想给她一巴掌。
在她面前不好吐槽，转头和我退休工资一样低的建筑师吐槽：“哼，退休时，才发现自己就是个‘刹帝利’，宋妹妹才是‘婆罗门’，人家全家都在体制内。”
“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咱们就是怕是个‘吠舍’。” 建筑师刚从南美回来，夫妻两个花了三十几万搞了个豪华的、长达两月的自由行。没有每月两千的养老金，并非就吃不上饭了，但我们就是觉得心头不舒服。
年轻时我和宋妹妹有好多想要的东西，逛商场八小时不带累的，看橱窗都能看半天，恨不得把橱窗里的东西都搬回家。现在和宋妹妹逛春熙路、王府井，天额，每个店都有个美女想要把我们拉进去——我们两个差不多就是这一层唯二的顾客了——但衣服还是这么贵，飞起来咬人的贵。
我有点遗憾：“唉，我还以为我们老了，就会走进王府井，说，‘这件那件，都给我包起来！’结果还是一样买不起。只能看花车。”
宋妹妹笑豁了：“你霸道总裁小说看多了吧？这说明我们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努力，所以没有跨越阶层。”
我还是像年轻的时候一样，毫不自卑：“胡说！就是他们商家的定位错误。我们这样的社会中流砥柱买不起他们的衣服，他们卖给谁去？难怪没人呢。”
宋妹妹提议逛一下我家门口的街，找找有意思的小店。我说那更没逛头了，还逛啥，这几年它们关的关，转的转，一条街有半条街都被网购干死了。在我年轻的时候，这个城市抽条发芽，就算是居民楼，也要破墙开个杂货铺。现在一路走，一路都是“旺铺转让”“装修在即”。
老同事说：“我工作过的私企，十五年没涨过工资了，年终奖问都没人敢问，不裁员就是最好的安排。”她本来很发愁自己那个“灵活就业”老公的社保，等看到我“瓦塔”的退休金，当即决定断供了——她老公是工程经理，2020年就被“优化”了，变成劳务派遣在公司撑了两年，再找工作就被HR来个“已读不回”，一问，“不招三十五岁以上的人”了。
“打零工还要交社保，一交一两千，他们男的退休又晚，现在这么缺钱，还要管退休做啥？”老同事满腹牢骚，“四十岁就老得找不到工作，又年轻得退不了休，那你说怎么办吧？”
一些对老公的抱怨，她没说，我也懂。在外面打工，所有的优势，都折现在比体制高那么一点的工资里了。工作一旦没了，优势就全没了。
我还有一件不如意的事——前些年大家都送娃留学，觉得学成归来知识要派大用场。可现在一些岗位都不要留学生了，我邻居的娃，留学回来找工作折戟沉沙，说要找好工作，还得靠爹妈的关系。既然娃回来也要靠家里找工作，我隐隐觉得，宋妹妹当年的劝告是对的——我们年轻时满地可以找的无聊工作，现在变成普通人够不上的香饽饽了，什么“看更大的世界”，什么“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加起来不如一个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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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我和宋妹妹又一次结伴出游。这一次的行程全由宋妹妹安排，她用我们两个人的手机比价，薅了全网的羊毛。我一点异议没有，她说去哪儿就去哪儿，一个结巴都不打的。
一进酒店，宋妹妹就开始刷剧，边刷剧边买一款有周边的奶茶，又在爱奇艺上给一个我不认识、也不想认识的明星打call。屏幕上演员们违背牛顿的物理规律在飞来飞去，无论她怎么动员我一起看，我都看不进去，觉得心里就像鬼在催。
不过，她看电视也是不清静的，一会儿老公打来电话，说家里需要采购米了面了，第二天要带娃去馆子吃饭，需要她亲自下单团购套餐券。再一会儿，娃要看电视了，需要她亲自批准——她是家里智商最高的，东西买得最好最精，所以这些事就都堆她身上了。
这些年我习惯了总要学点啥，通常是片头曲一唱完，奶茶一喝完，就拿出笔记本电脑，开始刷一个外语学习软件，电视的外放音再大也影响不了我，就像我跟读外语的声音再大也影响不了她。
宋妹妹若有所思：“哎，你看你，干的都是增加自己价值的事。我，干的都是增加人家价值的事。”
“哎，外语你们也用不上的，不用学。我有一天要在娃的学校里侃侃而谈，不能让他们觉得中年的妈妈就是哑巴聋子，和娃说不通的时候，我也好能用流利的外语臭骂她一顿。”
宋妹妹叹口气：“其实，如果不是我单位要搬到大城市，我宁可留在老家。家乡的好处，年轻时不懂——家乡成本低啊，我当年如果留在家乡，多半过得更好。”
经过了这么多年，宋妹妹终于是活成她妈妈希望的样子了。一个迟来的感悟，就像一道闪电划过：为什么，为什么她妈妈当年一定要回老家做手术？难道真因为10路公共汽车送饭方便？天下不会有这么傻的人。她在老家生病、治病，把女儿躁动的二十五岁绕在身边，年轻人要出去闯荡的狂妄就湮灭了。年轻的眼睛，年轻的心，哪个大院都有，稳定几年就老了，会觉得，天啊，原来国企央企是这么的好，值得上一代用尽自己的资源来安放下一代。而我，居然还常常给宋妹妹说做出来一篇稿子有多开心、搞出来一个项目有多拉风、舌战群雄多过瘾，挑唆她抛弃金饭碗来捧我讨口子的饭碗。现在一看，我的体检报告一堆箭头。她的体检报告干干净净，还问我：“你们不是每年体检的么？”
太恶毒了，真的太恶毒了，幸好当年她妈妈有涵养，没有躲在街角一闷棒把我敲晕。
接着，我在心里深深地感谢宋妹妹，感谢她妈妈，她们从没觉得我是居心叵测，明白我只是傻。我们之间有着信息壁垒，多半是因为宋妹妹遵循庭训、不对外人透露自己的待遇。我真的不知道国企有多好，以为宋妹妹跟我出来，是像我一样抛弃了个锁链，哪知道人家是得抛弃整个世界。
晚上，我梦见我回到了那个赫鲁晓夫楼，宋妹妹的妈妈正在收纳着她的纯毛、纯呢、瓷器，我和宋妹妹守在旁边，听指挥，打下手，听她念叨着要买这样，要存那样。我从梦中醒了，听到另一张床上宋妹妹正在说梦话：“嗯，嗯……”好像在答应妈妈的嘱咐。
宋妈妈的声音还是那么清亮，压倒所有反驳，穿透了三十年的时间：“还是要国企，还是要央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