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4年春天，奶奶迎来了92岁的大寿。时值防疫政策松动，我们在省城最好的酒店里为她操办生日宴席。
两桌丰富精致的酒席旁，大伯、小姑和我们一家人依次伴在奶奶身侧，大姑没来，是表姐来替她点卯祝寿，放下了几提保健品就走了。餐前，我听到大伯给大姑挂电话，苦口婆心地劝她来赴宴，结果是自讨没趣。耳聪目明的奶奶似乎听到了通话内容，瞬间挂起了脸，她恶狠狠地剜了大伯一眼，说：“她个白眼狼，喊来干什么？”
奶奶口中的“白眼狼”曾是她最听话的女儿，但从2015年起，两人几乎断绝了往来，一度闹到要登报断绝母女关系的地步。
我问大姑背后缘由，她满腔愤恨地说：“是她害了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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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奶奶生于1932年，她父亲是私塾先生，曾经家境不差，至少也是饱食暖衣。可她还不到9岁时，父母和5个哥哥皆死于疾病或意外，算命先生说我奶奶命硬，是克死全家人的“扫把星”。
她的叔叔婶婶做了良久的心理建设才收养了她，随后带着两个女儿搬到了她家的大屋，但并没有善待她。寄人篱下的日子苦，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但最让我奶奶耿耿于怀的是，她的叔婶不让她继续念书了，而她的堂妹们却能上学堂。
等我奶奶到了17岁，就嫁给了从小订下娃娃亲的男人，也就是我的爷爷。我爷爷年轻时是个温和、懦弱的老好人，没什么主见，从小对母亲唯命是从。曾祖母也听说过我奶奶是“扫把星”的传闻，相处后发现儿媳妇的性格确实强硬执拗，出于怕自己儿子吃亏的心理，对儿媳妇多有为难。结婚次年，我奶奶生下了一个儿子，但她的处境也没有得到改善。
没过几年，等婆婆患病去世了，压抑数年的奶奶终于夺过了管家大权，把如面坨般软糯的爷爷踩在了脚下。她参加街道的扫盲班，因为认得一些字，上的中级班，很快她就学会了看报纸。她在家议论新闻，爷爷接不上话茬，这让奶奶对他的轻视又多了几分。
1958年末，我的大姑程立珍出生了，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隔年，精明强干的奶奶顺应时代潮流不再做家庭主妇，变成了新时代的义务女工。学到手艺后，她又顺利摘掉“义务”的帽子，成了领工资的人。此外，她还当上了街道的妇女队长，忙着为女同胞解决烦恼，她认为爷爷在工作和政治上都不追求进步，完全跟不上她的步伐。
60年代，我爸和小姑接连出生，奶奶再也受不了生育的负担，她听说医院可以做结扎手术，于是毅然给自己的子宫套了个金属环。摆脱了生育困扰的她，终于可以甩开胳膊干革命了。
奶奶不喜欢待在家里，儿女们和窝囊丈夫让她心烦意乱，她整日在外面忙得滴溜溜地转，是个“不着家”的人。于是爷爷揽下了所有家务，充当“家庭煮夫”，可即便如此，一家六口连一顿饭也吃不团圆——奶奶总是端着碗出去串门，倾听妇女心声。
在外，奶奶是知心大姐，但在自个的家里，人人都是她的出气筒。心情好时，她对丈夫孩子热情似火，心情糟糕时，随便拖出一个人就是又打又骂。可惜大部分时间她心情都不好，所以子女们也大多和她不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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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奶奶的疏忽，大姑在8岁那年染上了肺病，办了一年休学。住院期间，她认识了病友王姨。
王姨夫妻俩都在省政府机关上班，家庭条件优渥，他们中年未育，对大姑不错，经常分给她各式各样没见过的水果和零食。奶奶不在的时候，大姑吃得很开心，奶奶偶尔陪床，大姑就怯生生地不敢接。奶奶总是笑容满面地替她接下，转手就把食物带回家，要么自己吃，要么留给大儿子。
大姑出院后不久，奶奶突然问她喜不喜欢王姨，“给她当女儿怎么样？”大姑惶恐，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狗窝，她宁愿在贫寒的家里和父母兄妹蜗居，也不想踏入陌生的家庭。可奶奶不顾她的竭力反对，将她梳妆打扮一番带到了王姨家。
大姑一直哭闹，王姨夫妇如坐针毡，最后奶奶带着大姑告辞了。路上，奶奶塞给她糖果让她闭嘴，还说：“立珍，你爸爸要把你送人，我也没办法。现在我接你回家，免不了又要和他吵架，你以后可得乖乖听我话。”
大姑一边吮着糖果，一边忙不迭地答应了。
回家后，奶奶又破天荒地给大姑炖了一锅补品，并特别强调其他孩子都没份，只给她一个人吃。在兄弟妹妹巴望的眼神下，大姑得意地吃完了，爷爷回家后对此颇有微词，奶奶连忙起身维护大姑，还把爷爷训斥了一顿。大姑喜滋滋地想：娘果然是全家最疼我的人，以后我也要听她的话。
在奶奶的调教下，大姑成了她最得力的传话筒,最忠诚的孩子。这边母女关系愈发亲近，那边父女关系却愈发疏远了。面对奶奶的偏心眼，家里其他孩子既不满又不解，大伯选择了争宠，变着花样讨母亲欢心，而我爸和小姑似乎早就看透了自己母亲的为人，他们试探着迈向了父亲的阵营。
若干年后，大姑跟我回忆起这段往事，直言自己是全家最傻的人。她说爷爷没去医院陪过床，所以根本不认识王姨夫妇，且他在家里完全做不了主，何谈送养她呢？
“你奶奶就是个骗子，一辈子都在骗我。”大姑的脸因愤怒而潮红，“可惜我花了很多年才看清她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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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大姑病愈返校，班主任考虑到她落下了大半年的课程，就让她再读一遍二年级。相对轻松的学业让她有时间分担更多的家务，放学回家后，她不仅要包揽全家的浆洗，还要帮忙烧火做饭。
那年我大伯17岁了，已停课一年有余，他的同学们忙着大串联、闹革命，他则每天背着球网兜满城乱逛。在附近的大学围观了两次焚书活动后，他动了偷书的心思。趁着一天夜深人静，他潜入一座被封的大学图书馆，随机打包了一网兜的旧书，悄悄扛回了家。他原想偷些带劲的禁书，但回家一看，都是些中国近当代文学。他很快没了兴趣，把旧书堆在房间的角落里，又开始每日在外不务正业地游荡。
我大姑好奇地翻开了几本书，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坠入了文字勾勒的世界。她的启蒙读物是《苦菜花》《三家巷》和《家·春·秋》，一开始很多字她都不认识，连蒙带猜地理解故事的大致情节。每天放学回家，她飞速烧火做饭后，便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爷爷没说什么，奶奶倒是意见很大，责骂她点灯浪费电费。大姑只好把凳子搬到僻静的室外，直到夕阳余晖散尽，才卷着书归家。
阅读课外书让大姑的语文成绩节节高升，初中时她当上了语文课代表，老师夸她“语言天分不错”，她又很快对增设的英语课产生了兴趣，认真学习单词和短句。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全国没有统一的英语教材，省城中学虽然开设了英语课，但教材内容的政治色彩浓厚，这门课程也不受重视。有人觉得学英语没什么用，而且还有“里通外国”的嫌疑，直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外交突破才促进一些学生燃起了学习英语的热情。
1975年，念高中的大姑当上了班里的英语课代表。英语老师姓梅，上海人，毕业于上海某大学的英语专业。据说解放前她是“资本家大小姐”，家里还有海外关系，因为成分不好，被调至这个中部城市教书。大家都不知道她的丈夫在哪儿，只晓得她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儿子生活。
对于学生而言，梅老师身上始终笼罩着神秘的光环，大姑是课代表，和梅老师私交甚密。有时候，她觉得梅老师很严厉，会为她“忘了第三人称单数动词后面加S”而沉下脸批评她；有时候，她又觉得梅老师很温柔，会邀请她去家里拿小说看。在梅老师家，大姑第一次看到一种造型奇特的杯子，若干年后她才知道，那是咖啡杯。
因为和梅老师走得近，以及在学工学农上的懈怠，大姑的入团申请书被团支书打了回来，给出的理由是“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一直到中学毕业，她都没能像其他好学生一样成为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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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姑学习成绩优异，外表斯文秀气，得到了许多男同学的青睐，他们或含蓄或直白的情书塞满了大姑的抽屉。
在众多男生当中，大姑对班里的宣传委员高杰情有独钟，两个年轻人在公共场合讲话不多，但几个交汇的眼神就能明白彼此心意。私下里，他们也会畅想未来，虽然外部环境尚不明朗，他们想着，即使当不成工农兵学员，未来能一起上山下乡、再一起回城工作也是好的。
风言风语传出，奶奶气势汹汹跑到班主任办公室里闹了一场。当着老师同学的面，她不由分说地扇了大姑几巴掌，高杰也没躲过斥责。奶奶围着高杰转了几圈，仔细打量着他，咒骂声不绝于耳，那撒泼骂街的架势让班主任都惊呆了。
此后，大姑成了学校里的“名人”，每天夹着尾巴上学。虽然丢了面子，但她还是愿意体谅，认为奶奶是为了保护她的名声才出此下策。后来她才知道，奶奶这么干，其实是因为没看上高杰的家境——高杰出身于干部家庭，奶奶自觉无法在身份上压高杰父母一头，这种不平等令她很不痛快。
1977年初，大姑即将离开省会远赴栖山县，成为千万名知青中的一员。奶奶没有找关系左右她的分配，于是她远离了发小同学，和奶奶所在的玻璃厂的子弟们编入了一个知青大队。这群年轻人彼此熟悉，都有家长送行，奶奶没去送，形只影单的大姑很是落寞孤单。
许是性格绵软，大姑下乡的第一天夜里就没有抢到被子，床铺也恰好少了一张，没人向她伸出援手，她坐在自己的行李包上小声地哭。次日，她愈发感受到了来自其他人的微妙敌意。
大姑身子弱，干活慢，经常晚归，锅里没有一口剩汤留给她，整日饥寒交迫，她开始不停地生病。很快她就被其他知青孤立了。他们给大姑取外号“豆芽菜”，笑话她弱不禁风。大姑给奶奶写信诉苦，但从来没收到过包裹和回信，奶奶也从不去看她。看着其他知青收到父母寄来的罐头和信件，大姑苦不堪言，“她为了图先进、图表现，一次都没去看过我，一封信没回过，反正就是留我在乡下自生自灭”。
为了生存下去，大姑和知青大队里的“少年王”谈起了恋爱——当然不是看中了这个人，而是看中了他源源不断的肉松罐头和拳头开路的威武做派。男友的妹妹也因这层关系和她亲近了不少，在两位得力盟友的保驾护航下，终于没有人敢欺负大姑了。
3.
1977年10月，高考要恢复的风声传来，公社里温书成风，很多人都想抓住改变命运的机会。大姑复习得尤为卖力，再也顾不上和男友你侬我侬——那个男的是个没底子的后进生，参加高考也无济于事，但她不一样，还可以和命运交手一搏。
11月底，大姑参加了高考，到了12月底，她居然得到了回城的机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她向来在大队里是拖后腿的，根本没想过这等好事竟会早早地落在自己头上。
公社里有传闻，说不久的将来，知青们都能分批回城，她想着早回总比晚回好，片刻都不想在乡下磋磨了。回城前夕，男友依依不舍地让大姑等着自己，她却选择快刀斩乱麻地分手了。
其实，她心里一直惦记着高杰。
大姑一回家，奶奶就开始邀功，说是自己找了玻璃厂熟人老周提前把她办回来了。老周是个小干部，经常往返于省城和栖山县之间，负责管理对口知青，对于知青回城与否有一定的话语权。大姑对此深信不疑，暗自感慨自己母亲的面子真大。
也是在这年冬天，我大伯生了儿子，得了长孙的奶奶心情很好，她对精心挑选的大伯母满意极了，逢人就夸大儿媳妇“温顺、听话、好生养”，别人随口的一句奉承话都能让她欢喜很久。但大伯母并非大伯的意中人，只是多年来大伯已经习惯了强势母亲的安排，在婚姻大事上也早早缴枪投降。更何况，好面子的奶奶包揽了他的婚事，不惜掏空家底，东拼西凑了300块的天价彩礼，让他在外面长足了面子。
儿子出生后，大伯和大伯母继续忙于棉纱厂的工作，每天早出晚归。暂时赋闲在家的大姑就开始帮哥嫂带娃，洗尿布、冲米糊……繁琐的家务也让她甘之如饴，因为这比干农活可简单多了。
坐在婴儿的摇窝旁，大姑偶尔也会和奶奶谈到自己的未来，她坚信以自己的成绩肯定可以考上大学。奶奶劝大姑，说没考上也没关系，她可以办早退回来带孙子，大姑就顶她的职去玻璃厂上班。在当时，玻璃厂是个不错的工作单位，大姑觉得心里暖融融的，就原谅了奶奶曾经的冷淡。
另一边，无论是大伯，我爸还是小姑，心里都产生了些许嫉妒，他们认定奶奶永远最偏爱大姑。或许是因为缺少正常、健康的母爱，家里的四个孩子一直在有意无意地争夺着母亲的关注，但总猜不透她的心思。
多年之后，我发现了一点真相——通过对大姑的“偏爱”，奶奶似乎成功地将代际冲突转化为同代矛盾，使子女们在竞争中忘却了她为人母的不合格。
4.
1978年春节前夕，下乡带队干部胡干事从栖山县回省城过年，在置办年货的街上，偶然碰到了同样外出采购的大姑和奶奶。胡干事带来了一个好消息：高考分数已经出了，大姑考了公社第一名。
“你们家女儿培养得好啊！”他夸完奶奶，又转向大姑，“程立珍，你就等着通知啊，到时候回栖山县领表格填志愿。”
大姑高兴得不得了，她神气地对奶奶说：“咱们程家要出第一个大学生了，不是大哥，是我！”
但奶奶却没有预想中的兴奋，甚至有些冷眼旁观的意味。
在省城参加了高考的老同学们已经在热火朝天地报志愿了，大姑也兴致勃勃地加入其中。她找中学老师商量，也频繁和高杰见面讨论，最终决定以自己的兴趣为主，首选省城师范大学的英语专业，次选是其他大学的英专。
两个年轻人感情还在，想尽量争取就读同一所大学，最不济也要去同一座城市。他们愉快地勾画着未来蓝图，仿佛锦绣前程近在眼前，浑然不知命运的罗盘已经悄然转动，把他们推向了不同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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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高杰填完志愿，大姑也没等到过线成绩单和回栖山县填志愿的通知，她坐不住了，催促奶奶托人去打听。
这次奶奶却不再雷厉风行，过了近一星期才带回老周的回话。老周说程立珍不是第一名，公社状元另有其人，兴许之前是胡干事听岔弄错了。听到这无比笃定的答复，大姑懵了，奶奶趁势杀了杀她的锐气：“你以为你成绩好，但发挥不好也是常有的事。”
辗转反侧数日后，大姑还是百思不得其解，她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回栖山县一探究竟。可是她没路费，嚅嗫着找奶奶要钱，还希望奶奶陪她一起去一趟栖山县。
“家里可没有闲钱给你。”奶奶冷语道，“况且老周已经打听得清清楚楚了，不晓得你还折腾个什么劲，人要对自己有自知之明，还要学会认命。”
软性子的大姑表现出难得的执着，她转头又去找爷爷要钱。
“你知道我一向没私房钱。”爷爷无奈道，“钱都被你妈捏着。”
大姑知道，爷爷也不赞成她去栖山县，在他的认知里，上学和上班没有什么两样，早点上班还可以早点补贴家用。隐形人当久了，爷爷对家中的任何事都是不置可否、自闭耳目的态度，哪怕事关儿女的前程。
无计可施的大姑只好再去缠奶奶，表示她更相信胡干事，而不是老周。这次，奶奶发脾气了：“哦？你只愿意听好话，不想接受现实？我看平常就是太娇惯你了，你过得太舒服了。”大姑没了言语，奶奶乘胜追击：“上班有什么不好？多一个人挣钱不说，还可以帮你哥带娃。”
在爷爷奶奶的轮番洗脑下，大姑也慢慢说服自己——高考发挥失利也是常有的事，而上班和上学一样会有广阔的前途。
多年后，我问大姑：“高考可是关乎人生的大事，你就没想到突破万难？可以找大伯借钱，也可以去找高杰想办法，他不是干部子弟吗？”
大姑叹气道：“我太信你奶奶了，想着当妈的怎么会害人呢？何况全家人都认定她是最疼我的，那肯定不希望我坏吧？再说，路费至少得一两块钱呢，我怎么有脸找高杰要钱？很有可能我是真的没考上呢。”
大姑对我总是和善的，没有讲出她的口头禅——“站着说话不腰疼”。其实我也只是事后诸葛亮罢了，如果换作是我，也不可能比她当年做得更好。我是生长在父母羽翼之下的女儿，要是从他们口中得知自己高考失利，一定也会深信不疑，再顺从地去走他们为我策划铺就的路。甚至我可能连三番五次的质疑都不会有，更别提自筹路费去一探究竟了。
这坍塌的命运，大姑到底是抗争过的。
奶奶没有食言，用心张罗大姑进玻璃厂一事。她告诉大姑，老周是程家的大恩人，他一直在为她的事奔走于省城和栖山县之间。两人合计一番，咬咬牙买了点心上门感谢老周，顺便催问工作安排进展。
和蔼可亲的老周看出了大姑的焦虑，拍着胸脯打包票：“进咱们厂是板上钉钉的事，但是流程还得再等等，毕竟档案还在栖山县。你呀，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在家等上班的通知吧。”他又笑着叮嘱奶奶：“看这一年，把姑娘瘦的，可要好好补补，身子骨养好了再上班。”
1978年冬天，大姑在日记里记下了三件大事：母亲提前退休了；自己进入玻璃厂开始做女工；高杰被华北电力大学电力系录取，这虽非他的第一志愿，但一学期下来他依旧名列前茅。
那年冬天的雪很大，大姑没有看清自己命运的分岔点，她朝着错误的方向策马狂奔。待她后知后觉地回头张望时，大雪早已掩盖了她来时的路。
5.
1978年年末，491号女工程立珍正式上岗。
刚进厂时，壮志未酬的大姑还想着来年再战，但早出晚归的生活很快就消磨了她的意志：每天早上6点，她就要匆匆出门，踩着薄雾赶到公交车站。公交挤得不用拉扶手也能保持稳定的站姿，1个多小时车程，一半用来咀嚼馒头，另一半用来假寐打盹。8点准时上工，迟到的话，工厂的铁栅门会无情地落下，全勤津贴就没了。上午，她在流水线的工位上一坐就是4小时，中间只留半小时去食堂吃午饭，囫囵吞下，便要接着开始下午的5小时的劳作。每晚到家已是7点多了，她火急火燎地放下包就要开始给大侄子喂饭——这个孩子从小被她喂惯了，连父母来都又哭又闹。奶奶、大伯父和大伯母是家里的甩手掌柜，我爸和小姑又在念书，大姑只能一举揽下那些被指派的家务。
忙碌一天，躺在床上，头一挨枕，便能睡着。只有不上班的星期日（那时还是单休）相对要闲一点，大姑不是在家里歇歇，就是出门透透气，久而久之，复习一事就被抛至脑后了。
工作了一段时间，大姑又被安排在玻璃烘房上工，负责把玻璃固定在模板里，推至铁架上烘烤。烘房里没有窗户，四壁都是发热暖管，她每天被炙烤得汗如雨下。有的同事经常会把家里洗浆好的棉衣棉被晾在暖管上烘干，虽然明知是违规操作，但大姑也不敢阻拦。棉花灼烧的气味、玻璃烘烤的气味、工人身上的汗馊味，混合成一股独特的气息，从头到脚包裹缠绕着大姑，使她动弹不得。
80年代初，高杰还在和大姑通信，信纸洁净素雅，透着好闻的墨水味儿。他在信里写北方的气候、气派的图书馆、公派访学的教授……勾勒的是另一种生活。大姑歪在玻璃烘房的暖管旁，把每句话翻来覆去地咀嚼，晓得他俩的生活是彻底不同了。她渴望他信里描述的大学生活，却下不了脱产考学的决心，那些曾经信手拈来的高中知识，被她日复一日靠着的烤炉融化殆尽了。
在玻璃厂上班，让大姑渐渐变了性子，用大伯的话来讲：“眼看着她从一个怯懦的妹崽子变成了泼辣的娘儿们，没有人吵架能赢过她。”大姑听了这话很不是滋味，对着他大声嚷嚷：“我愿意吗？都是被逼到这步的。”
原来，因为我奶奶在退休前树敌太多，大姑刚进玻璃厂时就遭到了工友的排挤和为难。我奶奶当年吵遍全厂无敌手，几乎和每个同事都有不同程度的纷争。她性格就这样，大家初相识时会觉得她热心快肠，但时间久了就会发现她偏执强硬，处处占强，不能深交。家里人都说她“一开始和人打得火热，待久了都看透她了”，所以，她总是在交新朋友。
玻璃厂的工人们听说著名扯筋婆（方言：喜欢找茬吵架的人）的女儿来了厂里，不约而同地跑来围观，更有甚者站在玻璃烘房门口冷嘲热讽，拐着弯儿地骂，以报昔日落败于奶奶之仇。大姑默默忍受了一段时间，终于受不了了。一天，她掀翻了暖管上违规放置的棉被，砸了搪瓷杯，摆出了要同归于尽的架势，总算逼退了这群人。
后来，大姑从相熟工友处学会了市侩地骂人，骂声渐渐地像唱歌一样流畅，无聊的工友就再也不敢招惹她了。
6.
1983年，我小姑也考上了大学，她是继我爸之后家里出的第二个大学生。因为家里穷，他俩基本是拿助学金和奖学金捱日子的。
大姑一想到弟弟妹妹的校园生活就眼红到不行，像是猜透了她心事似的，奶奶干脆地斩断了她的念想：“一个两个都去读书了，家里谁照应啊？”
当时大姑的每月工资是22块5毛，她要交20元家用给奶奶，剩下的钱勉强可以付车费和买例假期间所需的卫生纸。奶奶拿走大姑这20块，又把爷爷挣的30元搜刮干净，再加上她不到20元的退休工资，养活一大家子人，供养两个大学生——尽管度日艰难，但奶奶从不向每月有26元工资的大伯要钱。
同年，大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她接连寄出几封信，却再也没收到高杰的回信。自卑涌上她的心头，她想也许高杰正面临毕业、分配工作等人生大事，再也顾不上她了。她把自己的忧思告诉奶奶，奶奶说：“你们俩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兴许他和大学同学处对象了，毕业就忙着结婚咯。”
即使大姑再不愿相信，也不得不承认奶奶的推测有道理，有时候人就会如此绝情，她自我安慰这是世间常态，而如今的她已经强悍到不会被负心汉伤害了。
之后，奶奶就开始给大姑物色对象，一如当年她对大伯的婚事大包大揽一样。其实大伯婚后过得并不幸福，他和大伯母之间早已出现裂痕，但奶奶假装看不到，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责任。这次，奶奶给大姑相中的是老街坊的儿子冯斌，知根知底。冯斌高中毕业后就在陶瓷厂上班，从各方面来看，和大姑都是门当户对。而且，冯家还愿意凑出500元的彩礼，对当时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起初大姑不答应，她抱怨：“我没上大学是因为高考失利，他没上大学是因为成绩太差。”
奶奶冷笑道：“结果还不是一样？什么锅配什么盖，不要老惦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大姑再推辞，奶奶便把爷爷推出来当说客，爷爷当然无条件支持奶奶的决定，从冯斌为数不多的优点里硬是挑拣出几条来：“为人老实本分，适合踏实过日子。结婚图啥？不就是图个知冷知热的人。”
他们闭口不谈的是，为了避免冯家反悔，奶奶已经提前收了男方100元的“彩礼订金”。
大姑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大哥不幸的婚姻也会是自己的结局，但对比了高杰的不辞而别和冯斌的殷切热情后，她决定再次向现实妥协。
1985年，27岁的大姑和冯斌结婚了。对比彩礼，只有三个脸盆和一对桶的嫁妆显得格外寒碜。大姑以为自己出嫁至少可以落得一半彩礼，但奶奶连一个子儿也没分给她——原来奶奶看不少人靠做生意发了财，也动了心思，就打算把女儿的彩礼钱当启动资金。
大姑婚礼前，奶奶再三叮嘱大姑要把恩人老周请来喝喜酒，但老周收到请柬却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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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姑结婚那年，玻璃厂重组为化工厂，延聘了原来的工人，可工作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刺鼻的气味就弥漫在车间里。大姑屡次和冯斌提出想换个工作，最好能找关系调到他们陶瓷厂去，但冯斌显然没有这个本事，对她的提议也充耳不闻。
其实冯斌对大姑很好，婚后都没让她做过饭，他还是个很听话的女婿，经常被奶奶喊去干粗活。尽管不富裕，身为女婿的他还是会给岳父岳母零花钱，有时我奶奶也会主动跟他要。这事儿他一直瞒着大姑，因为奶奶不让讲。
可是大姑多多少少有点看不上自己的丈夫，觉得他没本事，还爱打麻将，在感情上就没有及时给予回馈，冯斌也知道高杰的存在，心里多少有些芥蒂。有天早上，冯斌端出早饭重重地放在桌子上，很不高兴的样子。大姑问他一大早发什么癫，他说自己昨晚梦到她和高杰跑了，随后两人又开始吵架。久而久之，夫妻俩感情就越来越差。
1988年，大姑发现厂里的午饭变差了，菜越来越素，饭越来越稀，“有种要垮的迹象”。思忖再三，她打算裸辞，全心全意找新工作。放在以前，奶奶一定不会同意，但那时奶奶已经做了3年棉纱收购生意，荷包鼓了起来，不仅把家里修葺一新，还允许大姑在家吃了1个月的白饭。
靠着伶俐的口齿和不错的外形条件，大姑在一家国营商店找到了新工作，在玩具柜台当售货员。她的预感没错，那家化工厂后来于1991年倒闭，工人们纷纷下岗，自谋生路。关系不错的工友托大姑帮忙，问商店是否还缺店员，但大姑表示无能为力——彼时在省城，找工作已经是一件非常难的事了。
7.
1994年，老实人冯斌跟一个女牌友出轨了，女人是从农村来的，漂亮，但其他条件都很差。大姑发觉这件事后倒没有特别生气，毕竟，他们夫妇早就分房睡了。36岁的大姑果断提出离婚，但冯斌不想离。大姑态度十分坚决，办完手续就带着年幼的女儿住回了娘家。
那时我大伯也已经离婚，又很快就找了新伴侣，他们搬到了离奶奶家较远的地方居住，一个月也难回家探望一次。大伯向来没什么上进心，下岗后他承包过菜市场卤味店，干过大酒店的帮厨，但没有一份工作能干过两年。身还未老，他就摆出退休的姿态，只对钓鱼养龟感兴趣。
我爸和小姑也都上班了，我爸在大学里做行政工作，小姑在专科学校教书，他们不用起早贪黑，也不用在柜台前堆满奉承的笑脸一站一整天。自从大学毕业后，他俩就和家里少了联系，凡事也不愿意听取爷爷奶奶的意见。自由的代价是凡事得靠自己，他们都选择了奶奶不满意的结婚对象，一个是零彩礼，一个是零嫁妆，但没有父母插手，婚后生活倒是过得有滋有味。
对儿女们逐渐失控，让奶奶很恼火，她抱怨大姑居然不先知会父母一声就离婚，整日对着她的耳朵念经：“和你哥一样不省心，他重新找的那个女人有什么好？”“你们一个两个都离婚，赶时髦吗？我和你爹吵了一辈子也没离。”“男人嘛，一时鬼迷心窍，你给个台阶让他下，自然就回归家庭了。”“你现在拖个油瓶，还是个赔钱货，谁会要你？再找的人肯定还不如冯斌……”
大姑不再和奶奶正面交锋，只是试图用给更多的家用来堵住她的嘴。此后，大姑在娘家尽心伺候父母，抚养女儿，几乎没想过再婚。
刚离婚那几年，不时有亲朋好友给大姑介绍对象，面容姣好的她在二婚市场尚有竞争力。但挨个相完出租车司机、文具店老板、房产局职员后，大姑兴趣索然。或许是心气太高，或许是前夫打牌、出轨带来的阴影，她总觉得和学历不高的人过不到一起去。
之后，小姑还真给她介绍了一位有文化的相亲对象。那个许老师比大姑小几个月，也是省城本地人，家中条件不错，年轻时因为挑剔错过了诸多姻缘，人到中年才开始妥协相亲。可对于几乎挑不出毛病的许老师，奶奶仍是照常泼冷水，她认为学历的悬殊会让两人最终分道扬镳，与其跟旁人再婚，不如答应和冯斌复婚。
大姑没有回头，她和许老师的婚事一度提上日程，直到她发现这个男人对自己女儿的态度很微妙——许老师曾承诺结婚后会对继女视如己出，但事实上还是做不到，恋爱期间，他经常带糖果给我表姐，哄她出门玩耍，其实是怕她影响了他们的二人世界。大姑觉得这对女儿太不公平，犹豫再三后，选择和许老师分手。但她心里知道，自己以后再也不会碰上比许老师条件更好的对象了。
迈入40岁，大姑不再想结婚的事了，安心守着女儿和父母过日子。她原以为自己的生活会一直这么平静下去，但数年后的一次偶遇，彻底撕破了娘家人粉饰出来的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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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省城的商店里洋溢着喜庆氛围，尽管玩具都涨了价，但抵不住大家购买的热情。8月的一天，大姑和往常一样招呼着来来往往的客人，突然发现对面的客人是高杰，两人皆是一愣。
高杰说自己是来给女儿挑生日礼物的，大姑装成没事人的样子，为他推荐新产品，但高杰不愿再克制自己了，他顿了顿，直奔主题：“当年……为什么不回我信了？”
一石惊起千层浪，诧异、惊愕慢慢爬上大姑的嘴角眉梢。
1小时后，坐在肯德基里的两人，终于理清了当年的真相：1983年，高杰寄了数封信给我大姑，但都没有回应，他以为我大姑是在用冷处理的方式和他分手。趁着假期回家，他想找我大姑问个明白，但不巧的是奶奶家搬了新屋，他不知道地址。1985年，他从高中同学处听说我大姑结婚的消息，觉得是她移情别恋了，一时间深受打击。3年后，他和一位女同事结了婚。
大姑语塞——在她的故事版本里，高杰才是那个不回信的负心汉。高杰分析道：“信不可能被邮递员弄丢，那一定是被有心人拦下了。”
听到“有心人”三个字，大姑脑海里立马浮现出自己母亲的面容。跟高杰分别后，她没有回去上班，而是匆匆赶到家质问我奶奶。大姑告诉我，尽管她当时怀疑奶奶，但心里仍不愿意相信这个残酷的真相，直至我奶奶亲口承认。
“对啊，有的信我烧了，有的我撕烂了。”奶奶表现得满不在乎，“你们绝对没有未来，看，被我说中了吧！”见大姑怒不可遏，奶奶的鼻子里又哼了一声：“真是的，都多少年的陈芝麻烂谷子事了。”
至此，大姑和奶奶的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
一说到这段往事，大姑就止不住地叹气：“真可笑，搞清楚这件事竟然花了差不多18年，人生有几个18年呢？”
我问大姑有没有读过张爱玲的《半生缘》，她摇摇头。但我却不可避免地想到了小说的别名——可不就是叫《十八春》。
迫于形势分离的年少情人，中年重逢后还会旧情复燃吗？无数小说和电影给了我肯定的答案。我想问大姑，但灼热的话语在嘴里兜了几圈，终是吞下。我听见自己迂回地发问：“你后来和高杰还有联系吗？”
大姑点点头，历数了之后几次在同学聚会上的重逢，吃饭、唱K、打球……细节她都记得清清楚楚：“有次高杰穿了件小年轻的衣服，背后看20岁，正面看，哈哈哈，还是40岁，他们都在笑。”
所有同学都是“他们”，只有她和高杰是“我们”。
至于私人往来，我没有多问，我想即使私交甚密，大姑也不会在我这个晚辈面前多提。
2000年年底，爷爷去世了，尽管大半辈子感情从来没和顺过，奶奶还是悲痛欲绝。或者说，她表现出了肝肠寸断的样子，不知内情的人看了也跟着流泪。
随着爷爷离开，奶奶变得更依赖大姑了，话里话外总强调她们娘儿俩要带着孩子一起好好过日子。大姑心软了，觉得奶奶一个人住很可怜，自己搬出娘家不仅麻烦，还会白白增加开销，独自养孩子处处都要花钱，她又不打算再婚，不如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下去，反正人生已成定局。
8.
在大姑的一生中，很多真相都来得过晚。她花了18年翻回爱情的扉页，而高考落榜的谜底则是在36年后才徐徐揭开。
2014年的一天，大姑买菜回家和奶奶唠闲话：“刚才挑花菜，碰到一个人，好像老周。但过去太多年了，我也不确定，就没打招呼。”
“那肯定不是。”奶奶一动不动地看着电视，顺嘴说道，“他都死了小两年了。”
大姑惊愕：“怎么死的？完全没听说啊！”
奶奶这才回过神来：“呃，就是肝癌啊。”
大姑表示没去参加葬礼，也应该给恩人包个红包。奶奶几番欲言又止，随后关掉电视机，吞吞吐吐道：“有件事呢，一直想跟你讲，怕你听了不舒服，但我现在还是说了吧——到最后，老周病很重，厂子里的金会计去看他，他托金会计给咱俩带话。”
大姑突然紧张起来，连声询问老周说了什么。
老周晚年病痛缠身，因为大儿子中年早逝，他开始相信因果报应，害怕自己死后不能上天堂。弥留之际，老周坦白了他在1978年的所作所为——他帮栖山县县委某领导偷梁换柱，让其女儿顶了大姑的高考分数去上大学。所以，大姑并不是没考上大学，而是顶好的前程被别人偷走了。说完这些，老周特别叮嘱金会计：“一定要跟程立珍讲，我要赎罪的。”
奶奶说完后，小心翼翼地观察大姑的反应。大姑先是发懵，随后就瘫在沙发上，久久没有回过神来——难怪，当年在知青里工分垫底的她最先得到了大队回城的名额；难怪，老周为了调她的档案，不厌其烦地多次往返栖山县；难怪，在1979年，厂里让她重新填写档案时，她发现自己的档案袋里是空的，下乡前填写的那张个人履历表不翼而飞……
昔日的蛛丝马迹全部串了起来，指向了分外荒唐的答案——老周用一招调虎离山计，让她这个尖子生无法在第一时间知晓分数，再以找工作为借口把她困在省城，直至县领导的女儿用她的档案内页去大学报到。
“喂，你说话啊？”奶奶摇了摇大姑的胳膊。
大姑疲倦地挣脱开来，突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眼睛冒出精光：“你是不是早就知情？你当年是不是和老周串通好了？”
奶奶一愣，然后开始破口大骂：“要死噢！这样怀疑我！”
大姑冷冰冰地看着她：“都能拆信编谎，又有什么事是你做不出来的呢？”
奶奶愤怒地把茶几上的东西掀翻，哆哆嗦嗦地辱骂大姑，大姑也毫不示弱，反唇相讥。56岁的大姑终于放开了大闹一场，她痛诉多年来的委屈，母女就差动手互扇巴掌了。直到我表姐回家，拉开了两个狼狈的女人。
脸是彻底撕破了。
我不知道奶奶是否对大姑被人顶替的事情知情，还去问过她，得来的却是一阵赌咒。她拍着胸脯，以人格担保，说自己也被老周的花言巧语蒙在了鼓里。末了，她还骂我听信大姑的谗言，对长辈出言不逊。
“哼，她的人格有几斤几两？”大姑说，她早就琢磨透了这件事：其一，奶奶当年阻止她回栖山县，让她去玻璃厂接班，就是想让她早点工作补贴家用；其二，老周死了，奶奶没有在第一时间告诉她，明显是心里有鬼；其三，奶奶在高杰这事上就有欺瞒前科，根本不值得信任。
奶奶到底是狸猫换太子的参与者还是旁观者？我无法做出客观的判断，真相已经随着去世的老周埋入地下了。
9.
如果说没能嫁给高杰，大姑还可以归咎于“都是命”，吞声忍恨，那高考被人偷了前程，则让她忍无可忍。这件事是压垮母女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2015年，冷战热吵数次后，大姑搬出了娘家，并扬言不再和我奶奶来往。
大姑搬走后，没有再喊过我奶奶一声“妈”，甚至一度想登报声明断绝母女关系，但一问版面费要200元，就放弃了，“不值当为这种妈赔钱”。
此后的8年间，大伯、小姑和我爸不断充当大姑与奶奶之间的传话筒，试图让她们缓解关系、重归于好。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们仨都不喜欢自己的母亲，却100%相信自己的母亲是无辜的，因为“她最爱这个女儿了”。
虽然我奶奶曾把对大姑的爱挂在嘴边，但我认为大伯和我爸才是她最疼爱的孩子，这一点从她对遗产的分配就能看出来：拆迁房只有两个儿子有份，大姑和小姑仅拿到数额很小的一笔补偿款。可能兄弟姊妹们劝和也是各有私心，毕竟大姑不和奶奶同住，谁来伺候日渐年迈的奶奶呢？
大伯已经退休，和第二任妻子过上了舒舒服服的小日子，我堂哥成家立业，他们一家三代住在一起刚刚好，如果接奶奶过去，房子就稍显拥挤，他家自然没有留给老人的房间；我爸调到了更闲的职位上，有时间照顾奶奶，但我妈和奶奶不和，他可不想夹在中间受气；小姑跟随丈夫的工作调动，远赴南方小城安了家，非必要不回省城，躲离了娘家的是非。
若是大家轮流赡养奶奶，负担大了许多，还不利于小家庭内部的团结稳定，不如做个昏聩的和事佬，把单身的大姑和孀居的奶奶锁在一起，度过余生。
兄弟妹妹众口铄金，一直跟大姑强调“你是妈最爱的女儿”，施加着无形的道德绑架。但大姑已经不是昔日的程立珍了，她反驳道：“是吗？那为什么2008年拆迁的时候，只有你们两个儿子分到了房子？”
大伯和我爸哑口无言，劝解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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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来，大姑的态度一直很坚决，从未改变，每每旁人劝她和母亲和好，她都会大发雷霆：“她毁了我一辈子，如果有天我死在她前面了，也不要她来假惺惺哭坟！”
有一年清明节，他们兄妹四人去给我爷爷上坟，不知怎么的，谈到了“谁像父亲，谁像母亲”这个话题。大伯、我爸和小姑都一致认为大姑最像奶奶，大姑为此发了很大的脾气，用脏话挨个问候了他们。
可悲的是，尽管和奶奶割席断交，但大姑确实越来越像她了，无论是喜怒无常的脾气，还是说话尖酸刻薄的腔调。这让我们几乎忘记了，在命运发生巨变之前，她曾是个多么清秀柔软的女孩。
当我了解到这些陈年往事，发现人生的风雨将大姑淋得透湿，心里不免难受。大概是想安慰我，大姑风轻云淡地说：“都过去了，现在也蛮好，不和你奶奶住一起，我轻松了很多，每天就散散步，看看小说啊。”
我问大姑看什么小说，她骄傲地说：“就是年轻人喜欢看的网文。”并向我展示了她的电子书书架——清一色的重生小说。她说她特别喜欢看“重生文”和“年代文”，背景最好是六七十年代的那种，“比较有代入感”。聊起这些小说，她因衰老而变得凹陷的眼睛闪闪发光，连带着整个人都生动活泛起来——19岁的程立珍仿佛驻留了片刻，随后从窗口飞了出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姑，你不会也想重生吧？”我开玩笑地问。
她笑着摇摇头，“人生重开器呐？哪有那样的好事哟！”
尾声：
去年夏天，我们一家人去泰国旅游，芭堤雅夜市里，大姑和我兴致勃勃地买芒果，她一直指挥我用英语问价还价，还想去更远的摊位比价。
我说：“姑，你学会一句就行，how much，how——much。”
她张张嘴，没有吱声，好像每个单词都很烫嘴。
我爸心血来潮地说：“你知道吗？你姑读书的时候还是英语课代表呢。”说完，他干笑了几声，笑声里充满了促狭的意味。
大姑沉默片刻，笑道：“哦？我早就忘光了。”
（文中人物、地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