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被“我不配”三个字支配我的前半生，被“我不配”三个字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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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双胞胎妹妹1984年腊月生于江苏徐州的一个村庄。妈妈是家中长女，19岁时通过说亲嫁给同村的爸爸。爸爸又是五兄弟姊妹中的长子，他们成家后，两家人自然就期待着长孙的降生。没想到妈妈头胎生下了姐姐，第二年又生下我们这对女儿。那时爷爷在村里担任大队书记，我妈接连生下三个闺女，对我们家可以说是脸面扫尽。

我和妹妹刚出生时，每个都才两斤多重，又瘦又黄，妈妈奶水又少，她说我们俩都不知道能不能养活。或许是因为妹妹长得比我更干瘦，我俩一两个月大时，奶奶就和邻村的人打了招呼，把妹妹偷偷抱去卖了五块钱，直到妈妈找不着妹妹去问她，她才直说已经把孩子给卖了。我妈气得大哭，奶奶就对她一通大骂。

好巧不巧，妹妹被卖过去的当晚，那户人家的老人就生病咳嗽，他们认为我妹妹是邪孩子，又把她送了回来。

等我们一岁多刚会走路，奶奶就把我们推进了邻居家的粪坑里——这是她事后向我妈承认的。粪坑挺大，这回幸好有好心人跳了进去把我们及时捞了上来，妈妈用压水井给我们洗了个干净。

至今我们都不知道那个好心人是谁，也许是上天差派的一个天使吧。

上面这些往事是我读中学后，听妈妈、姥姥和几个婶婶陆续提起的。不过我打小就明白，奶奶不喜欢我们这些孙女。她个子特别小，一米五的样子，眼睛也很小，但眼神就像剑一般锋利无情，感觉总是在盘算着什么事情。

爷爷平日忙着开会，只有过年上他家磕头讨压岁钱时才能见到人，而奶奶每周都会上我们家来，每次听到她要来，我身上会不自觉地哆嗦一下。我妈虽然长得比奶奶高、壮，但她跟奶奶说话的时候，头低得特别低，腰也直不起来。奶奶的声音总是高过妈妈的，又尖又利，婆媳二人不管每次争吵什么，总会跟“要孙子”扯上点关系，然后奶奶就会摔碗、摔桌椅板凳。我们家只有一间小小的堂屋，这种时候，我们三个女孩只能躲在妈妈身后哭。爸爸即使在一旁，也不会拦着，一米八的大高个站在矮小的奶奶身后，我们双方就这么保持着对立。

我爸多数时候是沉默的、慵懒的，除了不得不下地干活，他似乎总是在床上躺着。他也总是打骂我妈，连一顿饭盐放多了放少了都能吵到动手。我现在还记得奶奶那些唆使他的话，换如今听来很是荒唐：“看看你媳妇生的什么，都是废物！”、“揍了就能生出儿子来了”。

奶奶来得多了，爸爸打妈妈就打得多些。村里每逢有喜事丧事都要摆席喝酒，爸爸身为大队书记的儿子，有些场合需要出席。每次爸爸喝完酒就回家发酒疯，和妈妈吵得凶了，干脆解下皮带来抽妈妈——可能是在席上有人对他说了冷嘲热讽的话吧，或者聊起谁谁家又生了儿子吗？我只能这么在心里替他找施暴的理由。

我们姐妹几个去拉架，我感觉爸爸力气特别大，他的拳头防不胜防。我们只会哭着说：“别打了，爸爸求你别打了，求你了！”但我们越哭，他打得越厉害了。

一通闹完，我爸摔门而出，我妈瘫坐在地上痛哭。她会说，都是她的错，会说一些要死要活的话，“不是为了你们，我早就去死了”。我家门口没多远有条河，妈妈说她要去跳河，我们就惊恐地拉住她，一直哭着喊着“妈妈、妈妈”，拿来抹布给她擦眼泪、擦鼻涕。

待妈妈安静下来上床躺下，我们赶紧开始收拾房间、分工做饭。我姐去院里提水，吩咐我找麦穗去点柴火，妹妹则搬出小板凳放到灶台前。煮好面水（用玉米做的面加水煮成），叫我妈起床吃饭，无论我们怎么叫，此时的妈妈不会有任何回应。我们仨就在床边抱着碗喝完面水，去洗碗洗锅。

这么吵完，我妈大概要在床上躺上两三天，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她似乎是在用这种方式在进行抗议。但如果地里有活，她还是要起来——我爸很懒，我们家哪块地要除草哪块地要打药，都需要我妈来给他安排。我妈起来干活了，我们就出门捡柴火、干活，反正不能让自己闲着。

我们五六岁时，妈妈终于生下弟弟，不过鉴于爸爸的两个弟媳头胎已经都生了儿子，我妈在大家庭里的地位也并未提高多少。当时村里已经在严抓计划生育，后来听她说，为了弟弟，家里东拼西凑交了三万元罚款。

自那之后，我家一天三顿吃面水，偶尔煮鸡蛋，也是给弟弟吃。逢年过节时才会看到的香蕉，也留给弟弟。潜移默化地，我见到什么好东西，就会想，该我弟吃，自己不应该吃。

我恨自己的家庭，恨奶奶、爸爸的暴力，还有妈妈的软弱——为什么不直接从家里逃离？他们既然不爱我，又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我也恨自己——为什么就不是个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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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寡言的我，渐渐把注意力转向了书本。家里没钱买书，出去捡柴火时，如果捡到别人丢弃的书本、杂志、任何印有文字的纸张，我都会带回家留存。爸爸有时把这些纸张拿到厕所当厕纸，我就撒个谎说拉肚子，进厕所陷在那些文字里不出来了：过期新闻、心灵鸡汤、读者文摘……纸页大都残破不堪，我没有读过完整的一本，但我并不在乎，文字世界起码可以带我短暂脱离现实的痛苦。

小学时我的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常考100分，但也谈不上有多爱学习。爸爸对我们读书的态度是，考100分，他不会说什么，没考到100分，那只有等着回家挨打，差多少分就打几下。

我们三姐妹年纪相仿，在一个班级读书。姐姐是右手握笔，但我跟妹妹是左撇子。老师拿教尺打我们的左手，骂我们“傻子”，同学们也会时不时以帮助老师的名义来“纠正”，借机欺负我们。回家跟我妈告状，却得不到任何安慰，老师甚至一度跟我妈说：“这两个就牵回家得了，她们连最起码哪个手写字都不知道，这教不了。”

我妈是文盲，没念过一天书，自然也不会写字。她想了个土办法——晚上她在油灯下给我们纳鞋底时，就叫我们在一旁锻炼用右手写字，一旦看到我们把笔换到左手，就用针戳我们左手。那个冬天，我只记得左手被戳得又疼又肿，写字的习惯就这么被“纠正”了过来。

儿时最美好的场景记忆，仅存在于我们姐妹相处之间：

我们三个一起做家务，拉着板车去地里干活。我姐在前面拉，我和妹妹扶着板车的两边推，碰上顺风的时候，我们三个就轮流坐上车，故意把车子拉得很快或是很慢，嬉闹着。有时我们仨也带弟弟下地干活，姐姐一手揽着弟弟，另一手拿铲子割草，她累了，就换我跟妹妹轮流来抱他。弟弟调皮，下水沟里去搞得一身脏，挨大人揍后，两行鼻涕两行泪地来往我们身上蹭。

我们三姐妹也天天一起走路去上学，哼着小曲儿，手拉着手。路上碰到同村男孩耍流氓，拦住我们讨钱，我们没有，对方就扬着树杈打过来。我们都太瘦了，打不过他们，姐姐就护在我们前面，再和我和妹妹一起奔逃。

那些时候我会觉得，幸好还有姐妹相伴。

小学六年级快毕业时，爸爸对我们说，“家里只能供一个闺女读下去”。我们心里明白家里的情况：我们交学费时经常拖欠，爸妈看病也都赊着账。村里的邻居们条件都不咋样，但别家通常都是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不像我们家有这么多孩子要养。爸爸给我们的条件是：谁在下次考试考第一，谁就继续上学。

期末考试当天，妹妹说肚子不舒服，没有去学校。那次把试卷带回家，我是特别开心的，因为又考了100分。姐姐是99分，我爸给了她一个大嘴巴子，骂她怎么那么笨。姐姐就跪在地上，求我爸给她一次机会，说她可以考100分的。爸爸冷冷地回答：“你没有考好就没有机会的。”

我心里立刻没了那份开心劲儿，但也没上前去给我姐求情，只记得她跪在那里一个劲儿地哭。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读书，但没想过要把姐姐、妹妹当成竞争对手，也没想过，不能继续读书对她们未来的人生路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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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毕业后，我去到镇上念中学，姐姐和妹妹后来就结伴去东莞的服装厂打工了。

为了替家里省钱，我很少去食堂。到了吃饭时间，我都先借口上厕所，磨磨唧唧地回到教室，见同学们基本上都走光了，才从包里翻出老家带过来的馒头啃。

打公共电话要钱，我和姐姐、妹妹也很难得打上一次电话。偶尔从学校打公共电话给她们，她们和我说着流水线上的工作：一站就是十多个小时，站到脚麻、腿抽筋都不能请假。每天睁开眼，天还没亮就要去工厂里干活，干到天黑回寝室倒头就睡，根本没时间想别的。

“好想回学校去跟你一块儿读书，这边太辛苦了。”

“我们在一起多好。”

我听着心疼，背着她们哭。想到自己的学习机会是建立在姐妹的牺牲上，我就越发用功，每天都学到很晚，困了、倦怠了，就自己掐自己一把，继续学下去。

后来跟姐姐妹妹基本上一年也就在过年回家时才能见上面。我眼见她们皮肤变白了，个头长高了，穿着打扮好像更像城里人了，只是我们一开口，说的还是老家口音。聊今年的收成怎么样，亲戚家还了多少钱的债，我上学怎么样，邻居家哪个姑娘也去东莞了，你们在一个厂子里吗？

我听她们说在东莞市区看过的夜景，高楼大厦、灯火通明，便在心里憧憬着——也只能靠自己的想象——那些楼有多高？比老家那些大树还要高，比镇上的三层楼房还要高……

3

2004年高考，我没有发挥好。按正常水平，本来可以冲一冲南京的重点大学，但我最终被湖北孝感一所专科的英语专业录取。家里这么穷，我不敢提出复读。去学校报到，要先坐火车到武汉，再转长途车。我第一次独自出那么远的门，拎着大包小包，紧张又害怕。

在武汉短暂停留时，我终于亲眼看到那么多的高楼，它们好像就这样凭空显在空中，让我感到自己特别渺小。

进入大学后，我依旧把日常的重心放在学习上，不和室友外出聚餐、泡吧。我每学期都拿奖学金，还积极参加系里的一些演讲比赛。

过年时，姐姐、妹妹带着钱回老家，聊起我读的英语专业，只说，“这我们也不懂，今后只能靠你自己了，要用钱就跟我们说”。她们以最朴实的方式关心我，而我平时在学校里关心的那些兴趣社团、考证、考编、做老师那些话题，都没法跟她们展开去聊。我从没去过东莞的厂子看过她们，听她们聊着厂里的事，一年一年下来，好像都差不多，再能聊的，就是村里的谁谁谁结婚、生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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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期间，我也谈了恋爱。男友小志和我同一届，长得高大帅气，来自广东的一个大城市，是家里的独生子。他父母做生意，经济条件不错，每回都坐飞机来学校——当时同学们基本上都是坐火车。

关于这段感情，周围人和我自己都感觉像是个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我俩会在校园里的小河边手拉着手散步，我老是问小志：“你到底看上我哪点？我哪里吸引你了？”他会走到我前边，跟我面对着面，扶住我的肩膀，用一本正经的表情告诉我：“你长得很漂亮，也很勤奋、优秀。”他说看中我的内在，爱的是我这个人。

小志读的也是文科，他们系里女生多，听说不少女生都喜欢他。我有时就调侃：你看你们系的谁是模特队的，唱歌又好听，不像我都没有才艺；还有谁也是你们广东来的，我觉得你跟她更配。但是他并不会接我话茬去评论那些女生怎么样，只向我肯定：“我喜欢的人是你。”

大二暑假，我和小志回广东见了他的父母。他们对我很满意，说儿子和我在一起后像换了个人——这点我承认，和我在一起，确实给小志带来了积极影响，他原先成绩比较差，我和他约法三章，好好读书，他就拿了奖学金。他父母说，“你也是他给我们介绍的第一个女朋友，我们就认准你了”。我们也大致规划好了未来：毕业后我跟他回家，他爸妈会帮我托关系找一份英语老师的工作，而他则继承家里的生意。

4

大三开学，最后一个学期，每个人需要找单位实习一年。那天听同学说203教室有外国人来招聘，我后知后觉，就凑热闹跟了进去——那个老板来自夏威夷，正在武汉筹备开一家西餐厅，是我们外教老师引荐给系领导的。

教室里除了招聘方的三个老外、外语系的几位班主任，挤满了前来应征的学生，坐着的、站着的，加起来得有七八十号人。做好登记，我在最后排找到空座坐下，见身边同学个个都煞有介事地手捧简历、证书，而我什么都没准备，心里不免有些挫败感。

没过多久，面试开始，我竟是第一个被叫上台的——我的英文名字Aaliyah——老外按字母顺序来排序。

四周安静下来。坐在讲台正中的便是老板Jenny，我迎着她的目光从最后一排走上前——她是个约莫五六十岁的白人阿姨，大眼睛、高鼻梁，一身粉紫色绸质衣裙，体态胖胖的，但腰板笔直，透出温柔又坚定的气质。Jenny问了我的中文名字，老家在哪儿，问我喜欢吃什么，在学校都有哪些兴趣爱好，提问似乎都和专业技能无关，我说家里种田，她还问我们家种的是什么。我心里明白，和老外一对口语，她差不多就能知道我这种中式英语水平在哪儿，但她那双透着笑意的大眼睛似乎有股魔力，一下把我的信心给挖了出来，就这么叽里呱啦用英语扯了不少。

让我意外的是，我也是第一个被Jenny录取的——事后老板跟我说，我当时看起来健谈、自信。虽然这份实习工作是在服务行业，但至少可以跟美国老板练到口语，再者，比起一些免费的实习，这家餐厅还给每月四百元基础工资、包食宿。想到这些，我立刻答应下来，没再去其他的面试。

小志也很支持我这个选择。我早先跟他提过，希望他能继续提升学历，他就考了武汉一所大学为期两年的专升本。他有家底，继续读书无所谓，不像我，急着找工作赚钱。

一个月后，我们系里六个实习生坐上大巴来到武汉。Jenny即将开业的西餐厅“Aloha”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金色港湾”，那里是武汉最早的国际社区，当时居住着数十个国家的外籍人士。除了我们实习生，还有一位已经在跟着Jenny工作的武大毕业的学姐Christina，加上会计、厨师等，团队有十来个人。

Jenny曾是名音乐教师，1993年，她带着一个学生文化交流团来到中国，跟中国结下缘分，此后她和丈夫David陆续去过北京、上海、深圳、香港等地，2005年退休后，和丈夫搬进了金色港湾。第二年，得知这里规划要建设“法国风情街”，热爱下厨的她立刻打算拿养老金和朋友合伙经营一个西餐厅，Aloha，按照音译，“爱乐好”。

“爱乐好”就位于“法国风情街”入口，每天早上，Jenny站在餐厅门口，张开双臂把我们六人一个个抱过来。最开始是餐饮语言培训——整本菜单分开胃菜、主食、甜品、墨西哥菜、夏威夷菜等等好几大类，一看单词，妈呀，都不认识，每天都得背单词、写作业。

Jenny又教我们说夏威夷语“Aloha”去欢迎客人，并给到客人拥抱：“这是夏威夷的礼仪，是在告诉对方‘我爱你’。”然后是如何和客人沟通：“今天过得怎么样？”，“你来自哪里？”，总之，不要着急问对方吃什么，要先去建立关系。她那双大眼睛直视着我们说：“这里的环境就是彼此相爱的，就像我爱你们，拥抱你们，我也希望你们彼此相爱。”

Jenny此言非虚，老太太每天几乎随时随地都会给人拥抱：“你看起来有点累”、“你今天干得非常棒”……一开始，我只能算是被拥抱，毕竟她是老板，即便感觉到她的手臂环绕过来了，躲是不敢躲的，但心里总是有距离——从小我跟父母从未有过这样的肢体接触，我也不知该怎样去迎接别人的拥抱。Jenny很敦实，被她抱着的那一瞬，其实很温暖。渐渐习惯了她的拥抱之后，我也开始伸出手回抱，虽然只是短短几秒，内心却升起一种感动，觉得自己似乎是被接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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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餐厅完成了全部装修。贴有海浪和白云图案的落地窗照亮了整个空间，墙上挂起冲浪板，草裙、花环、夏威夷人偶点缀于一排排藤制桌椅之间。

我们也开始进一步实操练习：如何摆餐具、撤餐盘、拼桌；请厨师扮客人，我们去接待沟通；怎么样打扫卫生，包括冲洗马桶……

Jenny亲力亲为地教我们。一次，她拿着铲子铲地板上一块干掉的油漆，只见她颇为艰难地先屈一条腿，再屈另一条跪到地上——后来我才知道，她做过换膝关节手术。

“这样子打扫地板就干净了，你们觉得可以做到吗？”她当时这么跪在我们面前，我们都有点被吓到——作为老板，她大可以直接差我们这些年轻的服务员做，想不到她却“亲身垂范”了。

另一次，她踩上凳子擦落地玻璃，踮着脚、举起手，看起来很吃力的样子。我本来觉得，反正玻璃那么高，高一点的地方擦不到也无所谓，但她擦得特别细致，先抹了一遍，然后让我们几个从不同角度帮她看，一一地问我们：“还有哪里不干净吗？”她从椅子上下来的时候满脸通红，额头上全是汗——当时是夏天，餐厅的空调还没有到位。

每天工作结束前，Jenny会跟我们每个人花时间单独聊上十来分钟，一来能锻炼口语，也是为了更了解我们：“今天这一天做得怎么样，累不累？有什么挑战、困难吗？”不仅仅聊工作，有时也会聊到家庭，感觉每天和她说的话是最多的。

Jenny的这些言传身教，不像我从小在家接受的一个个“命令”——比如我爸要求我们“必须要考一百分”，妈妈会让我们“先把猪给喂了”、“明天要下地干活”——父母从来没有问过我们的意见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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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爱乐好”正式开业。真正开始服务客人的时候，还是免不了会出错，英语单词读错，撤餐盘的顺序搞混，Jenny看到，就会过来搭把手，温和地提醒：“你试一下先拿这个。”

餐厅要做一本中英双语的员工手册，我们每个人被分配到一部分的翻译工作。一周时间，除了接待工作之外，我放弃吃饭时间，拿着厚厚的牛津字典一个个单词查过来，自觉翻得还不错，交给Christina审阅，她没有直接跟我们对接。等Jenny发给我们Christina的回批，我打开一看，有很多勾勾画画，写着“重翻”。

估计Jenny看出了我脸上的受挫神情：“没关系，你可以翻好的，我相信你。”她的语气并不敷衍人，那双大眼睛在吸引着我。

我去翻餐厅里的英文杂志，再细读字典里的例句，看那些词汇是怎么用的，还有些没有翻出来的地方，直接去问Jenny是什么意思——她不会中文，我们英文又没那么好，大家平时都养成了发问的习惯。她会跟我解释，说这句话书面的意思，你可以把它翻成口头的表达，“以你们自己能理解的方式”。

Jenny在餐厅里间有自己的办公室，我们一般在大堂，很少去。等她出来时，我就叫住她， 如果看到我还有一两桌客人没走，她就会在员工饭桌那里等我，有时则是把她的电脑拿出来办公，有时是跟客人聊天。

一周一次的交稿回复，需要改动的内容渐渐少了。四周以后，我从六个人中被选出来作为整本手册的翻译。三个月后，最终的翻译文本成了我们餐厅正式使用的员工手册，这让我很有成就感——小时候考100分是逃过挨打的唯一选择，是被迫的，而这次做翻译，在Jenny一次次的鼓励中，我感觉自己仿佛在爱里面被培养出来一种自发想要做到更好，有了想要更多地去回应爱的动力。

Jenny会观察我们，知人善用。我们有个女生很内向，一直无法胜任接待，Jenny就让她选择进厨房做烘焙。后来餐厅还招过腿有残疾的学生，Jenny让他坐在厨房中间的一个位置上做接单员。

老太太精力旺盛，工作之余也挺会搞乐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团建。她每周都会组织我们在餐厅门口的空地上打羽毛球、玩飞盘，还带我们去必胜客、泰国餐厅、法国餐厅聚餐，翻着花样地玩。

我们一块出去玩的时候，都是David提前去买单。相比Jenny，David性格则内敛些。他们夫妻俩会餐前一起祷告，经常手拉手在外面散步。餐厅门口的旋转木马边上有座椅，我们透过餐厅的落地窗，常能看到Jenny把头搭在David肩膀上的背影。

Jenny记下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日，到了年底我生日当天，她带我去附近商场买了套西服衬衫。回到“爱乐好”后，大家一块给我唱生日歌，一起分享蛋糕，厨师还给我做了长寿面。虽然已经看过其他同事过生日，大抵知道都有些什么流程，但当我看到生日卡片上写着每个人的祝福的时候，还是很感动，忍不住哭出来——毕竟，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庆祝自己的生日。

我们学校的六个小伙伴来自不同地区的农村和城市，还有的是独生子女，聚在一起聊天，都说，虽然在“爱乐好”只是做着一份实习工作，但会觉得，无论是在言语还是在行为上面，在自己家里都从没感受过这么多的爱。

“为什么你们那么爱我们？”不止我一个人提了这个问题。

Jenny的回答，是送给我们每个人一本圣经。

6

小志周末常常会倒两小时的公交，从武昌的学校到“爱乐好”来看我。周末总是餐厅最忙的时候，我顾不上招呼他。来餐厅的大都是老外，他英语不好，见了Jenny的面，只能简单打打招呼，然后坐在一角，只能和我们两个男同事得空唠唠嗑，显得十分孤独。等我们忙完了，我已经累得要死，真的没精力陪他了，他也看得出来。

我只有每周一一天的休息时间，也从未坐车去他的学校看过他。我们之间就这样，关系慢慢变淡了。

一眨眼，实习快满一年了，我很喜欢这份工作，Jenny对我也满意。但按照之前跟小志的约定，我毕业后要跟他回广东。

到了该做选择的时刻了。

那天下班后，我和小志坐在餐厅门外商业街的露天座椅上，我还是直接开口了：“我们两个不合适。”话说出口，我还是忍不住抽泣起来。小志问我是不是看上哪个老外了，我说没有的事。他说我可以在“爱乐好”再干一年，等他毕业再说，但我知道他不喜欢武汉，他读完书，终究是要回去继承家业的。

“我想在这里待下去，不知道会待多久，也不想耽误你。”我说。

他抱住哭泣着的我，让我不要离开他。

那晚之后，小志周末还是会来餐厅看我，但我已经想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了，刻意对他冷漠。他说我“变心”了，这样子耗了一段时间，他知趣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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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结束了，我们六个实习生，有选择去沿海城市做外贸的，有回老家做老师的，只有我留了下来。又过了两年，我成了Jenny的助理。她带着我去北京、上海做采购、参加行业展会，我开始负责招聘、培训员工，以及跟政府部门对接，等等。

我愈发热爱这份工作，因为它带给我很多成就感、价值感。另一方面，我也有意让自己处于一种非常忙碌的状态，每天忙完工作回到寝室，倒头就睡，由此逃避从小隐埋在心中的伤痛——“爱乐好”附近有国际学校、有教堂，来就餐的客人大多拖家带口，法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很多家庭都是三四个小孩。等餐期间，很多人会拿出书本，一家人坐在一起读上一会儿，也常常看到父母拥抱、亲吻，和孩子在一起其乐融融。这些画面是我小时从未经历或想象过的，它们不时会刺痛我、提醒我：我在自己的家庭当中是不被需要，不配得到爱的。

羡慕、自卑、伤感，总会涌上心头。

有一次我去Jenny家聊工作上的问题，说起了小时候在老家的经历，她边听边抱起我，对我说“I'm sorry”、“I'm sorry”，哭了好久。这是我第一次向一个外人详细说起这些事。那天离开她家走回寝室时，天色经黑。我感觉心里面一直憋着的重负，好像开了道口子，可以慢慢被释放出来了。

这并不是说认识了外国人我就变好了，这些年来，我是真切地被一种滋养的爱所感染、疗愈了。

7

“爱乐好”有不少一来就是好些年的老顾客。客人来多了，熟悉起来，开始和我们分享一些工作、婚姻方面的隐私。这些老外身处异国他乡，面临着语言、生活方式上的各种挑战和对家乡的思念，Jenny作为一个长者，仔细倾听着，并不强行给什么建议，很多时候，她就是去拥抱他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有时，就做些甜品、饮料赠送他们。

我在工作中发现，自己其实是享受与人交际的，我习惯了主动去迎接客人，给他们开门、打招呼，再适时聊上几句：“有段时间没见你们了，你们回国了吗？”，“工作还好吗？你看起来挺累的。”若是哪个客人换了新发型，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到赞美。

一开始我就当是操练英语听力，时间长了，便学会了去聆听客人，把他们说的话记在心里。我记得每个熟客的饮食习惯，谁只吃汉堡，谁偏爱辣味的墨西哥菜。有些客人中文实在不好，到超市去买盐和糖可能都会搞混，我就写下对照的英文中文和拼音，让他拿给售货员看，如果我正好闲着，干脆就带他去附近超市买。我会把各家的每个小朋友的生日记在本子上，碰上生日当天他们来就餐，我会祝他们“生日快乐”，送去准备好的小甜点。

客人们向Jenny表达对我的肯定：“她记得我上次点的食物，还很关心我家孩子的近况。”“Aaliyah就是你们这里的金牌服务员！”我也变得愈发自信起来。有客人开始称呼我为“Little Jenny”，我一开始没有理解，还和他们争辩：怎么把我说老了？他们说，是我越来越像Jenny那样去关爱人了。

客人在我们的留言簿写下：“来到你们这儿感觉就像回家了一样。”“我直接可以卸下面具，放松做我自己。”Jenny也对我们说：“你们就是我的家人。”虽然大家没有血缘关系，但我也愈发感到，“爱乐好”确实就像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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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伙美国年轻人，四个男生，两个女生，每周日上午在附近教堂聚会完，常常一起过来吃午饭。他们都在武昌区做英语老师，年纪相仿，都是单身，有着大把时间，不像有家庭的客人那样吃完就走，常常坐到吧台和我们服务员聊天、玩游戏——午市差不多忙到下午两点半结束，晚上五点夜市开始之前，我们有两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餐厅里有很多Jenny从美国带来的桌游，她有空时也会加入，一局玩下来谁输了，就需要回答其他人的提问。有时候客人们提问，我们几个服务员就耍赖，借口英语表达受限不作回答；但轮到他们回答时，就必须如实，很有意思。大家就这样玩着，也更了解彼此了。

我那时已经算是餐厅里工作时间最久的一个，有时会像大姐大一样起个头：接下来我们玩个游戏好不好？带着大家嘻嘻哈哈的。有做服务员的学妹不好意思说英语交流，我会引导和鼓励：“你看刚刚XX聊的内容，我觉得你回应得特别好。”那伙年轻人里有个叫Jacob的男生，夸我说：“你会照顾到每个人的情绪。”

游戏慢慢结束，他们一伙人陆续离开回武昌了。Jacob 有时会和他要好的男同事 Brian 接着留下来吃晚餐，有时就他自己一个人。有一次在吧台上，趁旁人都走开了，Jacob 对我说：“我很欣赏你，希望可以跟你建立更深的关系。”我有点不明所以：“我们已经建立关系了呀。”他听后，挠了挠头。

在我看来，我确实是在跟这一拨年轻的顾客建立关系，他们多来，我自然高兴，来单了呗，也能多锻炼口语。其他的，真没多想。说实话，Jacob长得挺帅，蓝绿色眼睛，高个子，带点肌肉的那种壮实。他性格腼腆，为人有求必应，比方玩桌游前，他会和几个男生主动来问我几张桌子要怎么个拼法（这种活平时都是我们服务员在干），有时候他还帮我们洗盘子、水杯之类的——他和Jenny也熟了，这是她是允许的。

有一次，Jacob又问：“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吗？”我就把餐厅座机号码报给了他。他问我为什么不给，我说老板规定，我们不能把私人号码给客人，你得去征得 Jenny 同意。他真的就跑到一旁去问Jenny了，我也不知为什么，Jenny跟我说没事：“他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到时候可以跟你联系。”

然后我就收到了Jacob的信息：“Aaliyah 你好，我是 Jacob，希望你可以保存我的手机号码。”每周，他都给我发几次短信：“你今天过得好吗？”“我今天上了一天的课。”到了周六，短信就变成了：“我想让你知道，我们明天会去你们餐厅，期待见到你。”我还是把和他的对话当成是在工作，就回：“你们这次来几个人？Amanda和Shirley那两个姑娘来嘛？我给你们预留X号张桌子，ok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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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ob发信息问我休闲时间都干些什么，我就说睡觉、看美剧，《识骨寻踪》、《老友记》。他说他也看《老友记》。我说我喜欢里面的瑞秋。

这么聊了几句，他就顺势说：“星期天晚上你下了班，我们可以当面多聊一些。”

“但是我们餐厅9点要关门。”

“我可以邀请你去星巴克坐会儿吗？”

我说我得问下Jenny——那时我什么都跟老板讲。

Jenny自然同意了，她说她对 Jacob 很放心，也叮嘱了我几句，说有需要随时给她打电话。

那个周日，Jacob也是从午餐待到吃完晚餐，等我下班。打烊时我还指挥他帮忙收拾桌子，打扫卫生。几个同事开玩笑说，前台经理跟老外谈恋爱了，我赶紧止住他们：“别瞎起哄！”

那家星巴克离我们步行大概一刻钟的距离，平时坐公交车来的他，那晚特地打车带我过去。坐在咖啡馆里，我们从《老友记》聊到了各自家庭。他说他家的情况比较多——他母亲也是老师，他有几个姐妹，姐姐已经结婚了。他早就知道我是农村的。我说家里因为养了这么多孩子，欠下好几万的债，我现在努力工作，就希望帮家里尽早还清外债，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

聊着聊着，我开始打哈欠了，毕竟在餐厅忙了一个周末。

“你看起来很累，我送你回家吧。”

“好啊，谢谢你。你还要回武昌，明天还要早起上班。”

Jacob和我一起走回宿舍。我们走在非机动车道上，不时有人骑着车“哔哔哔”地从我们后面穿过，但我们依旧并排走着。看到有的车子差点擦到我，他会拉一下我的胳膊。和他离得那么近，我心里不禁有些荡漾。我们聊着他的那群朋友，聊我的工作，聊他学校里的人。

到了小区门口，我说就送到这里就OK了。

他说：“如果让Jenny知道了我没有把你安全送到家，这样不好。”

“没事的，我们小区非常安全，又不像美国。”我跟他开玩笑，摆摆手就往门里走。

他从身后叫住我：“还想跟你说句话。”

我回过头，他还站在原地，转眼间，他往前走了两步，一把将我拉入他怀中，一低头，嘴唇就碰到了我的额头，刚好落下一个吻。

大晚上的，小区门口特别安静。能听到双方的呼吸声。早秋时分，我穿着薄外套，他穿的短袖。我并没有推开他——我对这个人没什么好反感的，但我感到脑袋发麻、心跳特别快，整个人木在那里了。

“我真的很喜欢你，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虽然我没有看他的脸，但能感到他也很紧张，我只记得自己蹦出了一个：“ why？”然后记得看到他的嘴巴在动，似乎说了一堆话回应我，但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我就说我要走了，然后我就跑了。

我满脸通红地回到宿舍，不久收到Jacob的道歉信息：“抱歉，吓到你了，真的很抱歉。”

我没有回，我不知道该怎么回。

10

周一是我们休息日。下午，估计Jacob上完课了，又发来几条信息：“我一整晚都没有收到你的信息，不知道是不是我手机有问题？”“昨天晚上有点鲁莽，我应该征得你的同意。”“我不想要让你感到烦恼，还是很真诚地向你道歉。”

看着这些信息，我心里也生出对他的愧疚感。我把信息编了再删，再编辑再删，最终回了他：“很抱歉，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你。我希望能保持朋友的关系。”

接下来那个周日，他们一群人照常来到“爱乐好”，但我可以感受到Jacob的失落。我心里想，是不是自己让他伤心了？同事也对我说：“Jacob 今天看起来怎么怪怪的？”我只能装傻：“是吗？”

虽然在手机上好像把这个事说开了，但见到Jacob真人还是挺难堪的。那天看到他在哪，我就赶紧躲去另一个方向。那天晚上，Jenny敏锐地问我：“你今天怎么了？”我就坦白了Jacob和我表白的事，不过没提他亲了我。没想到，原来 Jenny 早就知道，因为 Jacob 已经问过她了，她同意Jacob追求我。

Jenny问我：“那你喜欢他吗？”

我想了想：“我现在没有想过找对象。我和他发信息说了，希望保持朋友的关系。”

“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放松一点。如果你想跟他去建立关系，这是你的自由，我也不会拦着你。”Jenny早就看出我是个工作狂，“当然，也不用勉强，根据你的感受来。”

Jenny 鼓励我有机会当面和 Jacob说清楚。再下一个周日，我找了机会，叫Jacob帮忙把饮料搬进包房。我把包房门关上，对他说：“我觉得你是个非常好的男生。我老板、同事，我们都经常夸你。而我自己——我来自农村。不知道你懂不懂中国文化，在我的文化中，为了供我一个人读书，我的家人牺牲了很多。我工作了，也需要背起责任去回报他们。我现在需要挣钱，根本没有考虑找对象。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我也很感恩可以认识你们。”

讲到自己家庭的时候，我有些哽咽，但是没有哭出来，他应该能感受到——在我努力工作的这两三年间，我的姐姐、妹妹都回老家，和邻村的男人相亲，相继结婚。轮到家里给我介绍对象，我都一口拒绝。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完全没想过，自己过得这么累，可以找一个人跟自己一起分担。也许，是我把父母的婚姻状况影射到了自己身上，总觉得男人是靠不住的，只能靠自己。

“非常感谢你跟我讲这些，也让我卸下了一些东西。”Jacob说，这两周来他很自责自己的鲁莽。

我们友好地拥抱了一下。

“如果你觉得ok，我们还可以成为朋友吗？”我笑着对他说，“或许我们会成为好朋友。”

“谢谢你还愿意跟我保持关系。”

“当然了，毕竟你那么帅。”我逗了他一下。

临近年底，Jacob的同事Amanda 邀请我们几个服务员周一休息日去武昌玩：“都是我们来‘爱乐好’，你们从没来过我们这儿。”

那天，他们一伙人和我们在一个小馆子吃了顿中餐。吃到一半，Amanda和Jacob说去趟卫生间。不一会儿，只见坐在我对面的几位同事眼睛瞪大了，然后就听到从我背后传来了“happy birthday”的歌声。我回头一看，Jacob正手捧一个小蛋糕朝我走来。

我们之间不再有尴尬，大家当时都很开心。大家唱完歌，我才说：“今天不是我生日呀，还要过个三天呢。”

他们当然知道，说今天算是提前给我过。

这些事情过去蛮久，Amanda和Shirley来我们宿舍玩，女生们聚在一起聊八卦，她们才说，那次其实是 Jacob 想给我过生日，所以召集了他们一群人。“Jacob早就喜欢你了，不然没事干嘛老往你们餐厅跑？他很内向，那会儿Brian也是他拉着做陪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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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后，Jacob有了女朋友，是个俄罗斯籍亚洲人，也是位老师，来武汉差不多一年，他们学校来“爱乐好”给新来的教师搞活动时我就认识她了。听别人说，是那姑娘先追的Jacob。

Jacob和我介绍：“这是我女朋友 Lucy。”我开心地说：“Lucy 非常漂亮，我认识她呀，我还知道她在学校教的是几年级呢。你们如果以后结婚的话，我觉得你们的宝宝都会非常漂亮。”

再后来，他们在我们餐厅办了订婚Party，大家给他们送去了祝福。他们的婚礼是在酒店办的，不过结婚蛋糕还是从我们这儿定做的。婚后没多久，他们就搬去了美国。

在Jacob之后，也有一些老外追过我，除去一些不正经的，有认真给我写情书的，有送我巧克力的——我都分给同事们吃了，有送金项链这种贵重礼物的——我就直接拒绝了。我不时会看到一些上了些年纪的老外和女大学生模样的中国女孩来“爱乐好”谈情说爱，脸贴脸地做出亲昵举动。我也见过一个姑娘带来不同的老外。但我从没想过要攀上什么有钱的老外，变成金凤凰。

我心里还是念着自己的出身，起码得找个中国人吧——毕竟家人都是农村的，带个老外回去，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沟通吧，到时婚礼上都不知道要怎么讲话？

11

2012年，Jenny因为身体情况回了夏威夷，餐厅法人由她一个更年轻的老乡接任。Jenny走后不久，我在工作和生活上也遇到了瓶颈，彼时正好有个机会去尼泊尔加德满都的一家妇女儿童救助组织做志愿者，我想着过去散散心，没想到，一去就干了整整三个月。

原来那边有很多女孩，会被父母卖为妓女，就是那种很公开的——一间屋子里有张床，可能连扇门都没有，男性可随意进去，然后提裤子出来给钱。一些女孩才刚来月经，当地会说英语的翻译带着我，去到她们的家庭拜访，劝诫她们的父母，陪伴那些女孩，争取机会送她们去上学。大多时候，她们的父母对此是反对的，认为这是拦了他们家的财路，而那些女孩也往往已经被植入“我可以出卖身体”的认知，不觉得这有多大的问题。

刚到那里时，我还在抱怨自己带的鞋子不好穿，但我发现当地很多孩子，脚上可能连双鞋都没有，还有的孩子没有脚——就用木头做成一个墩儿，两只手撑在地上。他们的身体干巴巴的，肚子却鼓胀得很。几乎没有看到一个孩子身上是完全没有伤疤的，很多孩子的伤口上还流着脓。我们给他们洗漱，教他们简单的英语单词，然后通过翻译去问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很多孩子说，他们巴不得可以快点死。

虽然我之前在心里试图对原生家庭饶恕，告诉自己，父母也没有领受过真正的爱，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但说实话，对于家人，我心里面依然燃有恨的火苗。苦难本身不该被拿来比较，但如果不是看到加德满都的孩子，我不会真正意识到，过去的自己是那么不知足，一直沉浸在了自己的被害者叙事之中。

在我后来读书的日子里，家里人很少再提及奶奶。我离开家读中学后，爷爷过世，奶奶便回了娘家的村子。我都记不清她是哪一年、因为什么过世的。只记得是工作数年后一次和妹妹打电话，听她说起“咱爸的妈妈”已经死了——长大后，我们都心照不宣地拒绝再叫她“奶奶”。

想想，工作后，我和父母每年打电话的次数屈指可数，打公用电话还一边掐算着秒数，一通电话就讲短短几分钟，谈的都只是钱：“XX来要钱了”，“今年的收成不好，家里面需要更多的钱”……这些年，姐姐、妹妹、弟弟先后结婚，家里盖房子，爸爸动手术，姥爷姥姥生病，一直陆陆续续需要钱，我就说：“好，好，再给我几天的时间，我过两天就给你打过去。”

就像在和房东讲话。

从尼泊尔回来，在深圳转机去武汉前，我在机场忽然想给妈妈打电话报个平安。之前的一笔钱已经给到位了，没什么特别要说的，电话一接通，我就哽咽了：“妈妈我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生命，在你那么难的日子里，没有放弃把我和妹妹抚养成人。”

电话那头愣住了，而我这边已经哭得稀里哗啦，说不上来话了。

“你是要死了吗？发生什么事了？”我妈开口问道。

“我没事儿，我好好的。”我擦着眼泪，整了整自己的情绪，“真的，我知道你这一路都非常不容易。我想说一句欠了很久的‘谢谢你’，到现在才说出口。”

我听到电话那头我妈也开始抽泣，擤鼻涕。当时我在电话亭里，后面还排着队，跟她这么说完，便挂了。

之后，我跟我妈打电话还是那个频率，但似乎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谈钱之余，我妈会简单问一下：“你吃了吗？”、“最近过得怎么样？”

2013年春节回家，是我妈开的门，我上去就给了她一个拥抱，她整个人就像柱子一样杵在了门口，双手是垂下来的——就像Jenny第一次抱我时我那副样子。随后，我也抱了爸爸，抱完，他就直接从我面前走开了。

虽然他们没有回应，但我明显感觉到吃饭时的变化：他们让我多吃点饺子，然后指着桌上的鸡蛋，“你太瘦了，吃个鸡蛋，多吃点”。不再像之前过年，只是下好了饺子，每个人端个碗来盛就行。

前几年回家时，我随口说了一句“在武汉没有卖咱们徐州水煎包”，第二天一早，我就看到桌上放着水煎包，是我爸出门去买的。他不会开口说“给你买的，你尝尝啊”之类的话，但后来每年回家，我都会吃到水煎包。从小在我印象中，我爸都没跟我说过几句话，这个举动对于我来说非常宝贵——并不是说从前的伤害完全消失了，但人可以做出一种选择。

回家也总绕不开我妈催婚，她有时会故意说一些让我内疚的话：“我头发都白了，村里的人都说我没有完成任务，你要是不结婚我就……”我爸就会拦住她：“别说了，都大了，都知道。”后来我和妈妈打电话时，他如果在一旁也会凑上来问几句：“吃了吗？在那边上班的时候别太累咯。”

过年期间忙着出门走亲戚，也要接待来家里的客人，和父母单独在一块儿相处的机会不多。临走前，我又分别抱了他们一下。开门后，我妈伸手在我背上拍了一下子，随后，就把门关上了。

12

一次春节的饭桌上，妈妈说起妹妹小学最后那次期末考试前跟她说：“看到姐姐那么想读书，我没有像姐姐这样的冲劲，还是放弃吧。”说着说着，我妈就哭了——原来，妹妹当年的肚子痛是装出来的。我吃了一惊，看看他们的表情，似乎大家早就心知肚明。妹妹示意我妈别说了，都过去了。然后，我们纷纷去安慰妈妈：“现在我们不是过得都挺好吗？”

在我读书、工作的日子里，姐姐嫁了个货车司机，住在老家的县城，头胎生了个儿子；妹妹则跟随丈夫到苏州定居，接连生了两个女儿，她的婆婆拒绝帮忙带孩子。我读中学时弟弟还很小，后来远离家后，只知道他没有像爸妈盼望的那样望子成龙，总是偷我爸的烟抽，晚上爬墙头跑出去，拉上朋友逃课、打游戏，高中没读完就辍学了。之后，弟弟在农村开过三轮车拉货，去工地上打零工，也去过苏州我妹妹工作的厂子里做过保安，都干不长久。

弟弟快满二十岁时，我爸妈让我帮他一把，当时“爱乐好”正好缺蛋糕师，我就跟老板说了。他来到武汉后，也是第一次来到大城市，见我们平时用英语交流，又听不懂，除了偶尔迟到，言行倒也比较收敛。干了一段时间后，我们便发现了他对于烘焙的热情和才干，特别对于搞创意装饰蛋糕很有一套——有的小朋友要足球形状的生日蛋糕，有的女孩子喜欢玫瑰花款的，他做出来的蛋糕都能满足要求，经常被老外夸赞。

弟弟跟我爸长得特别像，高鼻梁，黑皮肤。有一段时间我和他一起租房住，平时让他把卫生搞一下，他就说：“这是你们女的干的，姐。”他虽然称呼我“姐”，但态度里有一种天然的理直气壮，从一些小事中还是不经意间会看到家庭出身留在他身上的烙印。

弟弟工作安定下来后，家人也在老家给他找了媳妇儿。成家后，他成长了不少，一有假期就往老家跑，主动请爸妈和姐姐一家人吃饭。我弟妹1993年出生的，2014年嫁进我家，十年了，到现在都不太会做饭。她白天在县城上班，下班回家吃我妈做好的饭。我妈会跟我弟妹说，自己以前做媳妇的时候很不容易，“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肯定不能像从前那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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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爱乐好”被转手，弟弟和其他员工大都去到国际学校的厨房任职，我则进入了英语培训行业，每天依旧忙忙碌碌享受着工作，也单身至今。

前段时间朋友聚餐，有个女生一下认出我来：“你是Aaliyah！你以前在‘Aloha’可出名了。”我也认出了她——她大我两岁，长得漂亮，也十分有才干，在纽约留学后回到武汉一家外企工作，她老板曾是“爱乐好”的常客。如今，她结婚后移居欧洲，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我们聊起曾经的时光，她说：“当年我特别喜欢一个在这儿的外国人，你知道是谁吗？”

“都过去那么久了，那么多老外来我们餐厅，我哪知道是谁。”

然后，从她口中冒出了 Jacob 这个名字，我一时有些恍惚。

她觉得 Jacob 人特别好，自己追了他有半年，但Jacob一直果断地拒绝。她说，Jacob在中国都没有追过女孩子，但蛮多女生都曾对他抛出橄榄枝。

过往的片段涌上心头，我想：自己一念之间是否错过了些什么？

我通过拼命学习、拼命工作来获取外在的成就感，心里面却觉得自己一无所有，自然也没有底气去面对感情。我爱不起来。我工作多年，有了足够积蓄，人生中买的第一个房子、第一辆车子，都是给家人买的，似乎我从未在第一时间考虑过自己。

“我不配”，我一生的过活，都被框在了这几个字之上。这几年我才明白过来，当年我说爱上了“Aloha”这个大家庭的时候，其实也是我慢慢开始爱上了自己。这条学习“自爱”的道路是漫长的。过去我没有看到的是，我的出身帮助我塑造了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品格，纵然面对不美满的家庭情况，并没有自暴自弃。而这一点，小志、Jenny、Jacob，他们恰恰都看到了。

其实，这些正是我所拥有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