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我与同学坐在学校大操场一起观看香港回归的直播。那天香港下了一整天的雨，我至今仍为当年解说员的台词折服——“这场雨是为洗刷香港的百年耻辱而下。”
那时的我，跟大部分人一样，觉得香港只会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梦。香港的雨，怎么也淋不到我的头上。
1998年，我大学的最后一学期，同学们考公的考公、考研的考研、找工作的找工作，各自冲着目标忙碌着。我却有点茫然，我一没找工作，二没备考，只是找了家出版社实习。虽然根据我的成绩来看，是有希望保研的，但一日消息未确定，我也一日不能心安。
等来等去，我等来的竟是保送香港U大的通知。那时，跟商科、理工科和外语系的同学们不同，我们中文系的，大部分人都没有出国的计划，更不知道香港也是一个可以去读书的地方——所以，这个消息就像在我耳边放了个巨型烟花，绚丽多彩，但也轰得脑袋嗡嗡作响。我纠结了一阵，但最终被神秘的东方之珠以及高昂的奖学金所俘获。
我记得我站在学校的公共电话亭给我妈打电话报之这一消息时，我妈嗑着瓜子轻描淡写地说：“开什么玩笑啰，去香港？怎么可能。”她竟然不相信，当然不相信。但这个不可能就这样成为了现实。
26年前那个8月上旬，我和其他来自全国各大学各学系的尖子生一道，在广州集结，然后乘坐大巴经皇岗口岸进入香港。大巴摇摇晃晃，周围的楼宇陡然高大起来，小春笋变成了竹林，密密麻麻压得人喘不过气。坐在大巴里的我，胸腔里交织着新奇、压抑与离别三种情绪，并未曾料想自己的未来都将与这座城市休戚与共——我总以为，读完书我就会离开这里。
学校在一个宁静的海湾，校园景色出乎意料地美。顺应着山海的自然走势，现代化的教学建筑拔地而起。我们住在4人一套的研究生楼，走廊右手边的房间可以看到海景，我恰好在左手边。每人一间卧室，大概6到8平方米，共用客厅、开放式厨房、厕所和洗澡间，热水24小时供应，自来水龙头永远水压十足。从每天打热水瓶、间歇性停水，洗澡还要一堆人挤淋浴头的内地大学一下子迈进这样的现代化空间，我确实被感动到了。
而当我甫一踏进宿舍，印入脑海的便是一个“小”字。我被这转个身就碰鼻子的情貌吓了一跳，但实际上我那间已经是套房里最大的了。多年以后，我从一个与港姐李嘉欣同名的学生嘴里知道，即使这个尺寸的房子，很多香港家庭也根本住不起——这个学生全家6口，挤在30平米不到的房子里生活了20年。原来，TVB电视里普普通通一家人住宽敞豪宅的景象，都是骗人的。
我们的研究生宿舍，在1998年的租金是每人每月3000港币左右，一套就12000港币了，而当时港币兑人民币的汇率是1：1.1。U大提供的奖学金每月有15500港币，足够我们交完宿舍租金、平均每月5000多港币的学费，供应全部的生活费，节省些的同学甚至还能存下一点钱。我的父母也算高级知识分子，那时还住在单位分配的宿舍楼里，每月工资1000块人民币出头。命运的一个转折，我竟然“挣”得比我的父母都要多了。
研究生几年，最休闲的时光是对着一台14吋二手老电视机追《洗冤录》《鉴证实录》《金装四大才子》，《老友记》也是DVD机里的常客。学生物的广东室友煲一锅老火靓汤；读数学的四川室友做一道凉拌麻辣三丝，她切蛋糕时要按人头计算切割角度；同属文科学部的河北承德室友带来过奇香无比的家乡味红蘑菇炖鸡，而我学会了做酸辣土豆丝。煲剧下饭是我们唯一的娱乐方式，而我对娱乐“八卦”的认知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学校远离市区，无论去九龙还是港岛，我们都称之为“进城”。室友每周必买娱乐杂志和美食杂志，于是乎，我们每次进城，几乎都是跟着美食杂志去打卡，比如铜锣湾的桥底辣蟹、九龙城寨的泰国菜，而香港娱乐圈的腥风血雨也在娱乐杂志里，陪我们走了一路。
研究生第一个学期，学部给我们每人分配了一个临时导师，美玲是我开的“盲盒”。第一次见到“老板”美玲是什么情景，我已经记不清了。
美玲是我们几个师姐妹私下里对她的昵称。她是1950年生的台湾人，年轻时就去了美国读博士，读的还是比较文学，这个专业对英文要求特别高。U大建校不久，美玲就回流香港来做助理教授了。
当年，系里除了美玲，还有几个女老师，一个是典型的单身女性主义学者，也是台湾人，后来不知去了哪里，我记得她说未来会去写小说；另一个台湾女老师是婚姻幸福的温柔学者，卷卷头发，笑容甜美，她选择很晚才生孩子；还有一个是香港人，这位老师身材娇小，但能量很大，听说孩子比较大了，她自己独个在香港。
美玲在其间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既早早地结婚生子，又没有与先生同住在香港。换言之，她是在香港工作且几乎是独立抚养孩子。跟其他几位女老师比较起来，美玲在我眼里虽然也是严苛的教授，但同时也是最有烟火气、最天真单纯的女人。
美玲不能算是大美女，但也眉目清秀，眼睛很大且炯炯有神，嘴唇薄，说话没有典型的台湾腔，但轻声细气，永远不疾不徐。香港教授的薪水丰厚，2018年U大助理教授的起薪点是59000多港币，但我在美玲身上从来见不到任何贵气的名牌，她也不戴首饰，只画清淡的妆容。
造物主的神奇就在于，一个偶然的事件，冥冥中自有它内在的必然。美玲只不过是我偶尔翻开的一本书，却成为我以后二十多年人生的注解。
在香港的头半年我诸事不顺，学习和生活上有种种不适应。暑假，我和同学一起集训过英语后，开学便被分散到U大各个专业，与香港本地同学一同开始各自紧张地学习。我们文科专业主要用英文和粤语教授，现代文论的文献满纸密密麻麻佶屈聱牙的英语生词，古代文论教授的粤语只能听懂四成，而且作为电脑小白的我，却要给老师整理电子版期刊目录，这些都让我倍感压力。新来时不懂规矩，我在电脑室用了别人尚未登出的电脑，被香港本地生用英语呵斥。委屈想家，想给爸妈打个电话诉诉苦，电讯公司的投币电话，要12港币一分钟，打一次十分肉疼。
在这充满沮丧的适应过程中，因着美玲那几乎同声同调的乡音，我很自然就对她产生了一种微妙的亲近感。但后来才发现，自己一开始是被“迷惑”了。
研究生第二个学期，我修读了美玲的港台小说相关课程。前一年，我还在内地大学接受照本宣科式的文学训练，很会归纳总结，却不太会思考，更少创意，甫一遇上美玲这种授课风格，到了期末结课，我只拿到了B+。后来我回顾整个硕博士生涯，这是我成绩单上唯一一科没拿到A-以上的科目。我记得美玲讲课时说：“小说分析若要有新意，无非是把黑猫说成白猫，白猫说成黑猫，然后去把它论证出来。”道理简单明晰，我直到写毕业论文才体会到其中关窍。后自己成为老师后，也沿袭了这一精妙的定律要求我的学生。
因着这次修读美玲科目的挫败感和某些虚荣心作祟，第二学年选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时，我选择投靠当时系里最红的一位男教授。出于礼貌，我先跟美玲打了声招呼。美玲坐在堆满书的办公桌前，随意摆弄着书桌上的文具，平平淡淡地回答我说：“没问题，理解的。”然后还漫不经心地加了一句：“不管结果怎么样，你放心，我一直都会在这里。”
我自知并不是美玲最有天赋的学生，我当时不甚理解，她何以愿意给我这位天资愚钝的学生这样的承诺？后来我才明白，美玲可能一早就料到我另觅高枝会折戟，因为那位我想追随的抢手教授，专业范畴与我擅长的领域其实并不吻合。她的话，反倒是为我做去敲门的最大心理支援。
总之，我果然再次回归美玲麾下，并且这一次，就死心塌地地跟着她从硕士一路读到博士毕业。我也终于开了窍，那篇拿到B+的结课论文，后来被扩展成我硕士论文的论题，美玲看了我的研究计划，给了我最高的评价：“Your thesis prospectus is quite good, actually the best one I've read so far for the MPhil thesis recently.”
我们在U大的丰厚奖学金是有条件的，须做研究助理或者教学助理的工作，简单说，就是要给教授们干活儿。我干得最多的活儿，是给教授们复印资料，然后放到图书馆储备柜台供学生reserve（借阅），当然也要跟着一起上本科生的课，派发课堂资料之类的。
印象中，我只给美玲当过一个学期助教，是一堂人文学科选修课，女性文学。美玲上课每每会迟到10分钟，即便满教室的学生眼睁睁看着她大步流星地走进教室，她也毫不慌乱，从容地打开教材，曼声讲起课来。她的大步流星倒也不是因为迟到着急，而是她一贯保持的精神状态：腰背挺直、步伐矫健，风风火火。
美玲每一次出场都不甚耀眼，因为她的穿着实在过于朴素，但经得起细细打量，总能在她斯文大方、熨帖整洁的打扮上瞧到亮点。我们几个师姐妹私下里都觉得美玲衣品不错，既不同于香港时下流行的简约休闲穿着，也没有正装的隆重隔膜——她最常穿一条红底白碎花裙，外搭一件藕紫色短袖针织衫，便立马盖过了碎花的乡土气，加上秀气的白色细跟鞋，整个人看起来十分秀气端庄；她还有一条荷叶绿的裤子，那艳丽的色彩，年轻人也不敢随意尝试，但搭配上浅灰的上衣，并在脖子上看似随意地系了一条小巧的丝巾，整个人便和谐舒适又不失精致。
美玲并不是天性幽默的人，她后来告诉我，那些上课时看起来不经意说的笑话，其实也是精心准备的。同样的，还有课堂创意。香港本科生的课业里都有自组小组作报告这一项。美玲的课会要求学生以戏剧的形式来演绎小说片段，然后再剖析故事内涵——这简直是学生们的嘉年华。
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看着脑洞大开的学生们扮演母亲、孩童、丈夫、妓女……服化道灯光调配等蛮专业，将角色诠释得惟妙惟肖，整个课堂好不热闹。美玲会让各组之间互评，评分最高的小组可以获得她奖励的小文具。令我没想到的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礼品，真的可以让这些本科生们喜笑颜开。美玲的这些花招，我自己做了老师之后，也学了来，只是我的小奖品从文具变成了小蛋糕、寿司或者巧克力，同学们会在课堂上分享。薪火相传，莫过于此。
跟美玲熟络以后，我们开始约在一起打羽毛球、乒乓球。美玲羽毛球打得不错。她也像其他导师一样，邀请我去她家里做客。我曾与一众同学受邀去过几位香港女教授的家，许多家装华丽，连餐具都是精美艺术品一般，美玲家却截然不同。
她同样住学校分配的员工套房，面积巨大，客厅抵得上我们研究生宿舍一套房，厨房抵得上普通香港人家的客厅，里面还有一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菲佣房间。她家的阳台可以看到无敌海景，夏天的时候蓝天碧海，粼粼波光的海面，周末常有大大小小的帆船你追我逐，是一处惬意的所在。然而，美玲家里的陈设就如她本人一样朴实无华了。最值钱的估计是那架她买给女儿的二手钢琴，唯一算得上装饰品的是一个简陋的鱼缸，里面养了彩色的孔雀鱼，其它家具几乎都是学校的宿舍标配，连沙发都与我宿舍的一模一样。
即便如此，我心里还是充满了艳羡，原来把书读到极致，成为香港高校的教授，就能摆脱逼仄的房间。彼时其实我还没有真正想透彻，成为一个女教授是一条怎样艰辛的路，但已经上了文科研究生这条“贼船”，除了继续留在学校做学术，还能有其它的选择吗？我想不到。
美玲家里最多的是书，巨大的餐桌就是她的工作台，四面八方都堆满了书，每顿饭只能在书堆的缝隙中留出一寸空间。那些散乱的书籍中，除了大部头的英文文学理论，还有各种小说原著，我记得她特别喜欢卡尔维诺编著的一套意大利童话。
美玲是一个生活秩序感没那么强的人，比较随意，我们在她家里也就较少拘束。她的先生一直在美国，香港的家里只有她和女儿以及一个菲佣。有时候是她菲佣做饭我们吃，我们也偶尔一起下厨，顺便给美玲介绍各地的美食。在美玲家里，我们从来都不聊论文和学术，都是闲话家常。
或许是学术上占据的精力过多，美玲跟我见过的其他妈妈都不太一样，她从来不炫耀自己的孩子。麦麦是美玲的女儿。初见的时候，她还是个国际学校的初中生，胖胖黑黑的，跟白皙纤瘦的美玲十分不像。麦麦话不多，但很有礼貌，因为读国际学校，所以不是很会说中文，可她逢见到我们，一定会努力挤出几句中文才进屋。
如果一定要说美玲母爱的表现，那大概就是她对麦麦兴趣的无限支持了吧。爱好动漫这件事在如今的家长看来也多少有点不务正业，但十几年前，麦麦就特别喜爱动漫，每一年的香港动漫节，她都会亲手做COS服参与盛会，美玲就积极帮麦麦搜罗布料，给女儿的装扮出各种主意。
我没见过美玲的先生，只知道他是从四川去台湾的“外省人”，后来也去了美国并留在了那里。这些都是美玲告诉我们的。麦麦既然长得不像美玲，那大抵都是父亲的影子。一家人一年见一两次，有时候是美玲先生来香港，有时候是她带女儿去美国。
“他偶尔来一下是挺好，家里有什么东西坏了，他可以帮我修好。上次就帮我修了电视机，现在终于能看了。”美玲这样说，“但是他待的时间一久，就……”美玲直摇头，我们就笑。
那时，我和其他同门师妹都不太理解美玲坚持两地分居的做法，毕竟这并非一两年，而是旷日持久的分居。我猜想：这也是美玲的母亲和先生的苦恼吧，但是很明显，麦麦和美玲在香港都有她们各自喜欢的东西，难以割舍。
U大援用美国大学体制，教授有三个级别：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正教授。每一个等级的晋升需要在合约期内保证论文或专著的数量以及研究基金各自达标。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并不能完全理解这其中的具体压力，等我工作以后，有一次想跳槽，去面试了一间大学的研究助理教授职务，对方提出来的要求令我瞠目结舌：在1年教3门科目的前提下，须在3年合约期内发表顶级刊物论文3篇或者出版学术书籍1本，另加成功申请1次教育局最高级别的研究基金。真正认真教书的老师一定深有体会，备课、教学已经十分耗费心血，还要绞尽脑汁做研究，申请竞争激烈的基金，是何等的地狱模式。
在我跟随美玲就读的8年多时间，一路看着她从助理教授升为副教授，乃至获得终身教职，就是我们说的“铁饭碗”。当时我也觉得并不算很快，直到我成家立业之后，才真正明白这当中为人母、为人师以及作为论文机器的磅礴压力，何其艰难。于是我后来没有去做研究助理教授，而是选择留在了单纯的教学岗位。
回头看，当年U大文科部门的教授，多数都有北美名校博士学历，有一些早前已经在美国、加拿大的大学执教多年，甚至还有几个是行业泰斗。美玲能进U大或已不是容易之事，要在以男性为主导、强者如林的学术界站稳脚跟，作为准单亲妈妈的她，需要有何等强大的韧性、需要怎样咬牙坚持一步一步地走下来，没有经历过的人，绝难体会得到。
1999年，我在U大交了男朋友，我俩处了有4个月，他获得了北美一间大学的博士学位录取通知便走了——去北美读书一直是他的理想。
2000年，我硕士毕业，也曾试图申请在他附近的北美大学，但我的文科专业受限，没有拿到很好的offer，不但要换专业，还要重新自费读一个硕士。恰好在这个时候，U大收了我读博士，且继续给3年奖学金。权衡之下，我留在了香港。男朋友对此也是支持的，毕竟自费硕士，在经济上是一个不小的压力。
但我的一个师姐却很不赞同。她说得直白，并且用她一个表嫂的例子说，我们长期不在一起，一定会分开的呀！我那年才25岁，年少懵懂，不信这个邪，别人会分开是别人的事，凭什么我也会？
此时，我已经不用再打12元一分钟的投币电话，香港各大电讯公司竞相提供IDD服务，国际和内地长途电话的价格锐减到大概一分钟2、3毛钱。师姐给了我一根巨长的电话线，我把客厅里的电话拖到自己的小单间，跟男朋友煲电话粥。我也买了自己的电脑，开始网上冲浪，给男朋友发长长的电邮，隔着时差聊MSN Messenger，后来又逐渐转到QQ上。彼时内地的互联网还没有普及到各家各户，我回内地探亲时，常常要去网吧上网，或者去有电脑、网线的朋友家蹭网，查发电邮。从2000年到2001年，在不能相见的330多天里，我们就这样通过跨越太平洋的隔空聊天维持着联系。我不曾想过，这样的生活只是我们长达16年异地的一个开始而已。
我想我那时骨子里还是很传统的。见到真人与在电子软件上聊天的感觉截然不同，电脑上的聊天不论多亲热，其实你都只是在与一个想象中的形象在对话，你不能体会到对方真正的喜怒哀乐；而见到真人时，虽然你可以感受到对方的语气、神态和一切的生活小习惯，但这时他又像一个陌生人。这种每次都需要热身一段时间，才会重新熟络起来的感觉——其实很难受，但这从来没有促使我考虑过分手的事。
2001年，男朋友从加拿大回来，整个人胖了一大圈，已不复我初见时那个玉树临风的小伙子，北美的碳水到底还是养人啊。室友调侃我说，你不想“退货”吗？
我不但没退货，还在那一年的冬天，趁他回来短短一个月的假期跟他办了结婚手续。我记得我在宿舍里通宵赶完一篇学期论文（后来这篇赶出来的论文居然还发表了），第二天穿着黑色冲锋衣，就跟男朋友和两个证婚人去了港岛红棉路的婚姻登记处宣誓结婚了，没有婚纱、没有鲜花，连我的证婚人都穿得比我讲究。其后，我们又各自去了他的家乡和我的家乡，邀请各自的亲朋好友吃了一顿饭，照了一组婚纱照，这个婚就算是结完了。
那一年，我爸妈搬到了单位分的高级知识分子商品房，120平米，总价大概3万多吧。我们回去，爸妈就把他们的主卧让给我们做婚房，算是给我简陋的婚礼唯一一点体面的关怀了。美玲的新婚贺礼是她新出版的两本学术著作，低调且十分有纪念意义。
就这样，拍拖两年的我成为人妻，丈夫假期结束后又飞回加拿大，我们重新开始了下一年的等待。
在八九十年代度过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人，都是看着港剧、听着粤语歌长大的。刚来香港时，有个内地同学结婚，香港同学帮她筹划婚礼，租了一个小游艇出海钓墨鱼。游艇上有卡拉OK设备，我们也跟本地同学一样唱粤语歌，他们都很惊讶：怎么你们的粤语这么好的？其实香港同学不知道，我们对嘴型发音也可以把粤语歌唱得字正腔圆，但说粤语，却是另一回事了。
有一次，学校学生会搞活动发赠品，我已经拿过赠品，便对负责派发的同学说，“我有咗”，两个学生一男一女看着我憋笑了半天。后来我才知道，“有咗”是有孩子、怀孕了的意思。真是丢脸丢大发了。
真正学会说粤语，是在香港生活了两三年、看了更多TVB原声电视剧以后，去街市买菜可以自如地用粤语沟通，去银行办业务，也不会将1和2（粤语2的发音跟普通话1很接近）搞混淆。
就在我越来越熟悉香港时，身边的内地朋友却开始逐渐凋零。我们一同保送来香港的同学，理工科本来是可以直接硕博连读的，但那时大家都把香港当作出国的跳板，读到一年就纷纷开始考托福、GRE、GMAT，申请美国的大学，一旦申请成功，就把硕博连读转成硕士学位，读完就走。也有少部分的同学，读完2年硕士就回了内地。回想起来，我也是因为U大给了博士奖学金，所以才留在了香港。
奖学金是有3年时限的。理工科和商科往往可以在年限内读完毕业，但文科在时限内毕业的却甚少。我身边最厉害的同学是一个复旦来的男生，他不仅3年毕业，还同时考到了巨难的美国法律博士，后来留在美国当律师，我记得刻苦攻读的他，爆了满脸的红痘痘。他的纪录后来被一个新加坡的男生打破，那位男生只用了2年半就毕业回了新加坡。但这种神速，是以牺牲一切娱乐休闲生活为代价的。
我做不到。U大博士要求修读8个科目，通常一个学期2科是正常的学习量，因为一科的学期论文都能赶上一篇本科毕业论文的强度，读多了科目确实应付不来或者论文质量打折扣。修课之外，还有第二外语的考试要求，我们大多都选读日文，不要求口译，只需要学会查字典笔译。
最难的是博士资格考试(PhD Qualification)。确定博士论文方向之后，就要列出资格考试的书单，文学理论是一个全英文书单，自己博士论文相关领域是另一个书单。我跟美玲讨论之后定下的2个书单大概是200本书，读完书再通过这个考试，便可成为博士候选人（PhD Candidate）。
这几项按部就班地应付过来，3年时间就“歘”地一下过完了。
在我读博士的第三年，香港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2003年的“非典”，香港称之为“沙士（SARS）”。系里给每个学生发了两个口罩，U大也停了面授，由老师们在网上布置一些自学习作以完成学期最后的课业。后来淘大花园暴发疫情，有医生因为感染“非典”去世，一时之间人心惶惶，社会气氛压抑，我们也不太敢上街。
也就是在这一年之后，香港人学会了感冒咳嗽打喷嚏就戴口罩的习惯。美玲却不甚在意，她照样大无畏地出入校园、办公室，甚至口罩也不戴，还抱怨停课打乱了自己的教学进度。在美玲心目中，工作大概是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的。
另一件大事，是2003年的4月1日，张国荣从文华东方酒店跳楼坠亡。几天之后的香港金像奖颁奖礼，也弥漫着一种感伤的氛围。
我在大学前喜欢谭咏麟的歌，上了大学受到朋友感染，喜欢张国荣，《风继续吹》里绝美的意境，《倩女幽魂》的痴爱茫然，都是我们反复循环品味的，大学室友更是非常痴迷张国荣演的《霸王别姬》，直到现在，每一年的愚人节都还能在朋友圈看到她对张国荣的缅怀。风华绝代的张国荣，永远留在了他最辉煌的岁月里。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计划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阴霾之下完成的。然而正式的论文刚刚起笔，博士第三年的奖学金时限就超期了，我在学校的住宿也成了问题。
于是，我开始了打游击生活。
那个暑假，我先是短暂借住在朋友的宿舍里。美玲知道后，便小心翼翼地问我：“我暑假去美国，菲佣也放假，你可不可以到时候来帮我看屋？”于是，我以帮助美玲看屋的名义接受了她的帮助，在她的无敌海景套房里待了1个多月。这样的帮助，绝非一般注重隐私的大学教授甚至普通人会提供的，我觉得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了吧。
美玲的鱼很好喂，就是几条手指长的孔雀鱼，只需要每天撒一点鱼粮，然后将事先放置3天出掉氯气的自来水，倒进水缸即可。幸不辱命，孔雀鱼最后都如数活到了美玲回来。但是美玲家的电器真是让我吓出几身冷汗。因为是学校标配，大概从U大建校就开始使用，少说也有十来年了吧，很多机器都老化了。洗衣机是那种类似单杠的老款，用了一两次就坏了，幸好学校的房子有维修人员免费维修，修好后我便不敢再用，宁可抱着衣服去楼下研究生的公用洗衣房。
最麻烦的是台风来袭。美玲临去美国前就准备好了几袋子东西，说：“如果有台风，要把阳台上玻璃门的所有缝隙都填上，不然雨水就会渗进客厅。”她一定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教训。夏天也是香港的台风季，无敌海景只适宜于阳光灿烂的日子，台风一来就完全不同了。风从窗机冷气的口子里呼呼地往里吹，嚎叫得像几百匹狼。台风裹挟着雨水疯狂地拍打着阳台玻璃窗，我从美玲准备的袋子里一件件往外掏东西，T恤、旧毛巾、袜子，还是袜子……总算是把缝隙都填满了，看到平素高贵的海景阳台被五颜六色的袜子封印，说不出的好笑又凄凉。
不过，仔细想想，这套明媚、简陋又饱经风雨的海景房，毕竟是以美玲为主心骨的女人撑起来的小家，手忙脚乱也好，千疮百孔也罢，都曾经给了麦麦还有小孔雀鱼们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暑假过后，美玲探亲回来，我也得另找住处了。我先去加拿大投奔了丈夫，但他的生活也很局促，拿着每月不到2000加币的奖学金，好不容易轮候到的家庭房需要每月800加币的租金，再负担多一个人的吃穿用度，基本上是入不敷支。那4个月里，我跟他在两间房里拉上网线各自学习，我一边看完了TVB的《金枝欲孽》，一边缓慢地写着我的论文。因为我的论文需要大量的中文资料，在加拿大可以获得的中文书籍严重不足，于是在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季之后，我便又回到了温暖的香港。
回香港还有另一个原因——美玲告诉我，她申请到了一个很小的研究资金，或许可以解我的燃眉之急。作为我的论文导师，美玲也很希望我可以早日完成博士论文，且不至于有经济上的忧虑。
回香港后，我继续在朋友宿舍借住，一个月3000港币的住宿费，还要付1/4的学费（为了省钱，延毕的同学都会申请转为1/4学制，大约学期内每个月付3000港币。），外加最简单的日常消费，我都纯粹依靠从前的奖学金储蓄来维持写博士论文的生活。
我应该是美玲以这样的方式资助的第一个学生。她要求我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将她的一篇英语论文翻译成中文，而且给了我非常宽裕的时间，我想什么时候完成都可以，其实就是纯资助我的性质。我一直铭感于心。
但这样捉襟见肘的生活，还是不能长期持续下去。2005年，我找到了一份薪水不错的教职，开始边教书边写论文，并且在新界北租下了第一套属于我自己的小房子——一名勇敢又怂包的独居女青年，由此诞生。
这是我第一次亲密接触香港的私人屋苑，香港的住宅分为完全的商品房私人屋苑、有政府资助的公屋，只租不卖的居屋，和其他房屋。这里跟许许多多的港式住宅区一样，靠近地铁站，附近有小型商场，超市、五金电器、日用品和维修店铺，一应俱全。从出家门到进地铁，日晒雨淋都不需要打伞，因为都可以走有瓦遮头的路。这里每个单元门口都有一个年老且和蔼的保安，每天出门会对你说“早晨”，每天回来会帮你开门甚至按电梯。我感到一切都很新奇，也很便利。
然而，上得楼来，关上门，便是自己一个人的世界了。租来的房子里一穷二白，除了一个小小的衣柜和一张床，几乎所有家具都要自己置办。但我终于不用再东奔西走、寄人篱下了。
很有趣的是，我的房东是一个香港的地盘工，就是建筑工人。我那时并不知道，地盘工在香港其实是薪水很高的工种，房东就是靠着这份丰厚的薪水在香港买了两套房，一套大的自住，一套小的租给了我。
跟美玲的海景房不同，我独居的地方不靠海，台风影响不大，相比起通马桶、洗浴缸、修电器这样的苦差，我更大的苦恼来自蟑螂。在港剧《男亲女爱》里，黄子华跟“小强”倾诉心事，算得上一段佳话，但现实生活中，这港村蟑螂的翅膀并不是聋子的耳朵——它们真的会飞！
我曾经跟一只大蟑螂搏斗了整整两天——第一天它挥舞着翅膀扑啦啦从厕所飞到客厅，在我的尖叫声中逃匿了；第二天它在沙发角那里露面，我怀着万分恐惧的心，颤抖着狠命把墩布兜头压下它的身躯，一边捅一边以迭声大叫“打死你！打死你！”来为自己鼓劲。它终于停止了扑腾，我把它的尸首扔进马桶冲下，回过神想起方才那一幕，不知邻居听到了，会不会以为出了人命案呢？
那时节，我身边几乎所有的内地朋友都离开了香港，而香港本地的同事大多各自有家庭，他们也曾给予过我一些生活上的帮助，例如带我看房，教我怎么选地产商，帮我搬家，也有纯精神上的支持。
但独居于此，每天上课回来就面对空白的四壁，孤独是必然的。在那套两室一厅的租房里，我放了两张床，为了让每间房都有人气，两个卧室我会轮流睡一个月。我看韩剧《浪漫满屋》，重温了83年版的《射雕》，还追了一场《快乐男声》，喜欢上了陈楚生。那段时间里，我的笑声和惊叫声都没有和音。
在这个两居室里，我得过一次严重的咽部化脓，喝水吞咽都无比痛苦，还有莫名其妙持续了十几天的头痛，严重的时候痛得直不起腰，每天要依靠止痛片支撑住上课的几个小时。有一天，我还做了一个梦：在密闭的洗澡间里，我突然感到窒息，我想要伸出手拍门呼救，却拍不响门，也喊不出声音，我会不会就这样倒下而没人发觉？幸好，我的意志支撑着我醒了过来，一身大汗。
美玲从没有催过我论文的进度，但每个学期我需要通过她递交一次博士论文进展报告，她每次都给我多少写上一些内容。我自知工作占了很多时间，其实很难静下心写论文，内心还是有点焦虑的，尤其是论文的最后一章，一直都写得很别扭，找不到好的切入点。但美玲并不会直接给我答案，指导我如何分析文本，而是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给我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终于帮助我打开了僵局。
2006年的暑假，我一咬牙申请了工作单位的学习假，终于赶在9月开学前完成了论文。
U大的博士论文答辩，需要3个校内本系导师、1个外系导师和1个校外导师，美玲帮我一一推荐了人选，并协调好了各位导师的时间。那一年11月，我顺利完成了论文答辩，从一个博士候选人转正成为了真正的博士。
我父母出席了我的毕业典礼，我爸用模糊的照相机摄影记录了这样一幕：主持人叫到我的名字，我走上台，来到美玲面前，转身面向台下，美玲在身后帮我披上博士领帽，最后由校董帮我拨穗。
我从2000年开始读博，到最终拿到毕业文凭，历时6年半。在答辩完成好几个月之后，我又做了一个梦：不知道是系里的哪个领导，借故说我成绩不好，要我转到土木系去，我哭得那个稀里哗啦的，说我都读了6年了，论文都写了大半了……醒来后，再次庆幸这只是个梦，我已经毕业了！
我的博士求学生涯结束，但丈夫的实验却进展不顺，毕业时间一拖再拖，拖到2007年下半年，终于完成学业回来了。我想我是尝够了独居寂寞的滋味，到了年纪，便惯性地选择跟他谋划生孩子的事。
那套出租房也由此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看上了一套900多尺（大约相当于内地建筑面积90平方）的三室两厅。新房距离我租的房子很近，搬家比较方便，更重要的是，这个小区更新，还有更完备的会所和空中平台花园、游泳池，更适合孩子成长。
2008年，正值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房主原来280万的房子，我们用260万港币便拿了下来——我离开U大出来工作时，糊里糊涂跟银行职员买了一笔不知是什么的投资理财产品，又听U大一个商科教授说人民币会升值，就用港币换了一些人民币。不知不觉，港币与人民币的汇率从我买入时的1:1.06渐渐变成了2008年的1:0.898。这两笔投资竟然让我小小盈利了一点，加上丈夫的一点储蓄以及找我父母借了一点钱，房子的首期就解决了，贷款也并不多。
买房的时候我正在孕期，但仍然兴致勃勃地穿梭于港深两地，买家具、买窗帘、买电器，因为深圳便宜太多。春节后，我迁入新家，这一年的8月，在北京奥运比赛的热闹声中，女儿降生了。这套房子于我而言最大的意义，便是一个家的真正诞生。
然而，命运总是不失时机地给你开玩笑。孩子爸爸只在香港工作一年，种种原因又将目光放回了美国。一所顶尖的常青藤大学给了他一个博士后的研究职位，这当然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女儿4个月大的时候，丈夫重返美国，我们又过起了夫妻分隔两地的生活，而这一次，还多了一个婴孩对爸爸的企盼。
刚开始工作时，我仍然时不时约美玲打羽毛球。我心不定，总想换更好的工作，美玲又不断地给我写推荐信。
生孩子之后，我与美玲见面的机会就少之又少了，但每年中秋、春节，我都会跟美玲分享生活近况。刚生孩子时，我抱怨每天昼夜颠倒睡眠不够，美玲也并不安慰我，她说：“那现在还是你最幸福的时候，等到孩子会走会跑，你的日子就会更辛苦。”我将信将疑。
等我后来追在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身后，担心她摔倒、走丢的时候，等我要耐心应对孩子十万个为什么、并等待她形成自己的秩序时，等孩子学会了说“不”并开始探索各种规矩边界的时候……我渐渐懂得了美玲话里的真理，育儿无止境，美玲只是比我站得更远。所以，那些年我看到美玲对麦麦云淡风轻的背后，是有多少殚精竭虑的心事不足为外人道？大概美玲所经历的，我迟早都要经历。
想来，我从没有刻意追随美玲的脚步，但不知不觉中，我从不理解美玲家庭的分居状态，到慢慢走上与她一样的生命轨迹。恍然间，我察觉，我与美玲的缘分何止是师生情谊，我竟也成为了她。
怀孕几个月的时候，我有一次突然在地铁车厢感到胸闷心慌，于是停站便下了车透气。这一情况渐渐发展成为某种心理暗示。从学校回家的地铁有9站，最严重的一次，我在前3站每一站都心慌而跳下车，最后无奈打的回了家。惊恐症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缠上了我。
香港产假只有10周，我买了很多密封的储存袋，每天上班就在学校给孩子泵奶，放冰箱冷冻，那就是女儿第二天的口粮。坚持上班之余，我竟然也实现了全母乳喂养孩子，一直到女儿10个半月大。
孩子1岁多一点的时候，我除了自己学校的课程，还在U大兼职教书，3门新课一起涌上来，压力爆棚。我决定让菲佣带着孩子去我爸妈家，好可以专心工作——在内地的家早在2002年开始便买了电脑，我爸妈也学会了上网，有了视频通话，初为人母的思念之心，便有了些寄托。
在那之后，我爸不放心，早早放弃单位的返聘工作，靠着直系亲属签证，每3个月续签一次来香港帮我，一直带到孩子3岁上幼儿园。我妈则继续在单位返聘上班。
我爸每次回老家之后，每逢菲佣放假，我连上洗手间都要把女儿“绑”在餐凳上陪她说笑，因为担心她会有烫着、摔着或者误吃什么的风险——谁让我没有一个替手呢？女儿有太田痣，黑色斑记随着她年龄增长而逐渐长满半张脸颊，为了让她能不受歧视地交到朋友，我甚至改变了自己社恐的性格，与小区里同龄孩子的爸爸妈妈们打成一片。在这过程中，我自己也真正交到了一些妈咪好友。
我想，在别人眼里，一个结了婚、但一直只有妈妈带孩子的家庭肯定是不正常的吧？反正，我身边不断有人皱着眉头质询我，而且分居的时间越长，这些质询的声音越大：你为什么还不与孩子父亲团聚？你为什么不辞职带孩子去投靠她父亲？我知道，这些声音中多少也是为我好，但这好像成为了我的紧箍咒。
是啊，为什么不呢？在我独自为女儿的幼稚园、小学乃至中学选校奔波时，在那些个独自守在医院小小病床边的夜晚，在无数次惊恐发作在车厢里感受窒息到濒死的瞬间……为什么不呢？这也是我一直想问美玲却不敢问的问题。
也许，有的时候不是人在做选择，而是适应、习惯的惰性，让人不想改变。更何况，这个被我称之为“家”的所在，即使没有了另一半，也会因为有女儿的日子而生机盎然。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经过十几年的耕耘，我已经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从最开始走上讲台目光不知道望向哪里的小教师，成长为一个有决断、能够游刃有余地指导学生写报告、写论文以及为学生的升学出谋划策的学科统筹。我不想去到异国他乡再成为一个家庭主妇。那时美国的大学资助在削减，有的实验室直接关停，孩子爸爸的博士后工作算不得很富裕，这些都是实际的经济考量。
孩子爸爸那时一年回一次香港，见一面孩子就长大一岁，他后来到底回了内地工作，基于我的工作和孩子教育的考虑，我跟女儿仍然在香港，但是我们见面的频率也并没有比从前更多。
长年分居令我们之间关系愈趋淡漠，加之两人性格缺乏磨合，常常顺着网线吵架，即使见面也会因各种原因冷战，彼此都很不愉快。有时候女儿还被牵连其中，我也深感内疚。可能彻底团聚在一个城市就会好起来？但我和孩子爸爸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工作，这成了一个死结。
看不到团聚的未来，我日渐灰心。
每年探望美玲的时候，我都会带上我的女儿。美玲很喜欢她，常常拿出麦麦的玩具和COS服给我，说万圣节穿也是不错的。我也偶尔跟美玲闲谈八卦，说起某某熟人的离婚，我说他们孩子还这么小，怎么舍得。美玲则笃定地回答：“离婚要趁早，孩子越小越好。”她并不是在说我，但我后来多少了悟了这一层意思。
可是，看别人通透，在故纸堆里爬梳了半生的美玲，却似乎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退休生活规划过。时光飞逝，前几年美玲就到了退休年龄。U大提供的员工宿舍要收回，美玲在那个笑过闹过开心过焦虑过的海景房里一住二十多载春秋，临到退休的时候，她才恍然大悟地发现，原来自己也可算是一无所有了：女儿考上大学去了美国，人一离巢，钢琴就用不上了，美丽的孔雀鱼寿终正寝，除了衣物和书籍，大概就只有一把我送给她的竹椅，还能称得上是一件私人财产。
那把竹椅是好多年前我从U大搬离前送给美玲的，一身黄褐色油漆，显得有些老旧，碎花布做的坐垫和靠背乡土气十足，只是好在座位宽敞舒适。美玲收到椅子时显得很兴奋，眼里的光流露出真实的喜爱，毫不嫌弃地放在客厅里用了起来。我还送过一块湘西蜡染的布给美玲，她也赞不绝口，像个小孩一样，兴奋地拿着这块布给我展示。“它放在哪里都那么合适。”她将蜡染布放在沙发背上、椅子背和墙上给我比划，说，“你看，怎么摆都很好看。”
那时，我觉得美玲也很像一个天真的小女孩。
U大有教授早早就在西贡买了小洋楼，更多的是在各个私人楼盘拥有自己的物业，退休了就从从容容地搬进去；还有一些只是以香港为工作基地，一退休就回了美国，或者去了内地。
美玲退休却也不去投奔美国的先生和女儿，只决意独自留在香港。我曾经问过美玲这个问题，她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沉吟片刻，说：“我1992年来香港，已经30年了。”除了粤语并不纯正，美玲从来不觉得自己不是一个香港人。
美玲的几个学生，包括我，分散在香港各区，我们张罗着带美玲在各区看房。我住在新界的私人屋苑，只有我、女儿和菲佣住，差不多900尺的建筑面积在香港算是空间很大的了。美玲只是对二楼的平台花园和下楼即达的政府图书馆表示满意。
另一个师妹跟我住在同区，但是是围村的小独栋村屋，房主自己住一楼，二楼三楼是租客，师妹就住在楼顶那一层，上天台烧烤很方便。美玲特别喜欢围村的宁静，在闹市中仿佛自成一个世界，但她似乎又对村屋的治安略感担忧，也不太满意三层楼的村屋每天都要爬楼梯上上下下。
当然，美玲最关心的还是房租，不能过高，她理想的房子不需要多豪华，但又不能太邋遢，房间不需要太大，但要有足够的地方摆书，周围地段最好要有方便的交通，还不能太吵，最关键的是，要方便买菜。
兜兜转转，美玲最后租下了元朗的一套小居所。她搬家之前，我给她打了一次手机——美玲那时候终于有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手机。我问她搬家是不是需要什么家具，我正好在一个二手群里看到有人处理办公室的一些桌椅，是免费的——我知道美玲虽然收入颇丰，但却十分节俭。
“你这么一问，我才突然想到我没有衣柜。”
我一惊：“那您有床吗？”
“床简单，我随便在哪里买一个二手床垫铺在地上就能睡。”
我啼笑皆非。美玲孑然一身，既无房产，也无家具，能带走的恐怕也只是那把坐上去吱吱呀呀响的竹椅子了。我想象着，那昏黄的色泽，如何在日月的剥蚀中依然坚强地支撑着主人重启人生余下的时光。
或许，不关注物质的人也最容易满足吧？我和美玲继续邮件往来。后来，我问美玲在元朗住得如何，美玲掩饰不住地开心，退休后她甚至放弃英文，开始用中文写邮件了：“太好了，我非常喜欢。你知道吗，元朗有最地道的街市，不是那种统一装修、有冷气、有电子支付那种。”
我知道，这种原汁原味的街市通常满地碎菜叶和水渍，运气好还能看到几头大蟑螂的尸体。菜贩永远粗鲁麻利，尤其是鲜鱼档，一双橡皮手套，一把刀，“刷刷”两下把鱼鳞剃得四下飞散，哐当扔进红色塑料袋，湿淋淋地递给买菜的人。鲜活而恐惧的鱼虾时不时从蓄满水的池子里绝望地弹起来，有的或许还能自由落体到地面上妄图逃离，飞溅的带着鱼腥味儿的水会溅在顾客的头发上、身上、眼镜片上……对，这令人厌烦却又无比生动的街市——正是美玲所爱的香港，也是我所熟悉的香港。
有了手机之后，美玲的邮件开始附带照片，有一次是一只流浪猫，那是一只小橘猫，正盘着尾巴趴在一个菜架上打盹，“它每天都来。有一个背书包的男孩子也每天过来给它喂东西。”她说，“元朗是个有趣的地方，我每天在这里探索。”
美玲虽然还在大学做客座教授，但已完全没有了学术压力，搬入了寻常百姓家。她不再写那些一本正经的艰深论文，而是随意写起了小说。
美玲用电邮分享了她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作品给我，小说的名字叫《童话》。她的确像一个重生的婴孩，张大眼睛拼命地看着香港五颜六色的光华，那不是寻常游客眼中的摩天大楼、声光化电，但每一处都新奇，每一处都充满童话般的惊喜和乐趣。
我还没有去过美玲在元朗的新家，我想那堆积如山的故纸堆大概会被一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们取代吧？我猜，对美玲而言，做一个享誉盛名、与男性比肩的女教授只是谋生本能，而任由文字飞扬、嬉笑怒骂，描摹人世间的春暖夏凉，才是她真正的理想。
作为香港回归后最早一代的“港漂”，我一不小心就在第一份教职工作上做了将近20年之久，终于把香港漂成了自己的第二家乡。那些年坐着过夜卧铺回内地老家的日子，仿佛高铁车窗外迅疾而过的风景一样，倏忽而过。
美玲退休的时点，是我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小领导的时候。不知不觉，我已经在我工作的学校拿到了10年和15年的长期服务奖。
有一天，我拿起餐桌上一罐奶粉，突然发现戴着650度的近视眼镜却看不清商标上的小字，便不自觉地将奶粉罐拿远了一点。这个下意识的动作让我突地一惊。眼镜店老板说，给你配一副渐进式眼镜吧，既可以近视，又可以老花。
我哑然失笑，二十多年前，在美玲教室里的一幕很自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美玲一直是戴隐形眼镜的，有一次刚上课十几分钟，她就不断眨眼睛，似乎很不舒服的样子，遂暂停授课，离开教室十几分钟才回来。回来的时候，她已经摘掉了隐形，换上了厚厚重重的框架眼镜。从那之后，美玲上课就再也不戴隐形了。
弹指一瞬，我也到了当年美玲的年纪。我的父母也到了白发苍苍的古稀之年，当年3万多的高知楼在2003年被拆迁，他们被迫花了30多万买了140平的商品房，2014年又换到了100多万的地铁站附近的楼盘——现在内地城市的地铁也是星罗棋布了。
前年中秋，我跟师妹们约美玲吃饭，特意挑选了美玲现在住的元朗区吃海鲜。傍晚时分，橘红的晚霞开始浸染天空，由于周围没有高楼，视野难得地开阔，连百米开外的西铁列车“哐当哐当”慢悠悠穿过公路也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落座后，在约定时间的第17分钟，美玲出现了。她穿一身浅色衣服，淡蓝色的无袖衫，下摆扎在米色棉麻半截裤里面，浅灰色条纹的开衫随意打了个结系在腰间，脚蹬New Balance的白球鞋，显得精神干练，如果不是她任由白发自由生长，那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年近七旬的人。
美玲坐在我对面的凳子上，我看到她眼眶比前两年凹陷得更深了，眼睛显得更大，因为瘦削，颧骨稍微突出了点，但她坐姿挺拔，眼皮也不耷拉。她说起前些年做的白内障摘除手术，“我还以为会安排住院，没想到当天就让我回家了。”美玲笑笑说。
美玲没有买医疗保险，必须在公立医院轮候手术，香港公立医院的白内障轮候手术时间中位数最少是10个月，最多30个月。一个亲人都不在身边的美玲，被纱布蒙着一只受伤的眼睛，麻醉的迷雾还未完全在脑内散去，在人来人往的港铁站差点迷路。事过境迁，美玲跟我们说起来像是在说别人的事，颇为轻松调侃。
我又问起了麦麦。“你能想象吗？麦麦都已经30岁了。”美玲一边吃青口，一边感慨。美玲不常主动提起女儿，但只要我们一问，她脸上的神采也是隐藏不住的。
因为疫情的影响，麦麦从事的戏剧工作受到了很大冲击，但却由此多了很多沉浸思考和自由创作的时间。她凭借源于中学时期对动漫的兴趣开始创作自己的多媒体戏剧，结合自己手工制作的布偶做线上表演，居然大获成功。很难想象，这个努力又独立还很成功的女性，是曾经从小跟妈妈睡到大的小女孩。我曾一度讶异麦麦与美玲的过于亲近，也疑惑麦麦去美国读大学之后，美玲一人独居会不会觉得空虚寂寞。
我像关注自己的未来一样关注着美玲的生活，谁让我跟她那么像呢？20年前，我见过美玲的弟弟一面，他从台湾来香港会展做文具展销，我去帮他打杂。他见到我的第一眼就愣住了，说：“你跟我姐姐年轻的时候很像。”这句话莫名成了我的一个封印。我笑着说给美玲听。
但我又怎么与美玲一样呢？为了保暖，我在空调房穿着长裤，而美玲不但裸露着膝盖，针织衫也只是随意搭在肩头。我为超标的血脂发愁，小心翼翼地在餐桌上计算着卡路里、胆固醇，美玲却大口吃着有着丰富芝士的Pizza，她说她才不体检呢，说不定什么毛病都有，不知道就没烦恼。师妹点的德国猪手十分美味，吃剩下一根骨头，不带一点儿肉，美玲要求打包带走，她说这根骨头可以拿去熬汤，能吃两三天，美玲说，做饭都是凭灵感……这样的天马行空、任性而为，才不是我呢。毕竟美玲是宁可把钱存在银行却不买房的人，我却一定要住在自己买下的房子里。
我告诉美玲一个消息。四十岁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断。我既不肯离开香港，孩子爸爸又难以在香港找到满意的工作，我决定快刀斩乱麻。十六年的婚姻，朝夕相处的日子不超过两年，如果不结束一种旧的状态，就永远是在原地转圈，不妨给彼此一个机会。
“离婚要趁早啊，你说的。”我微笑着看着美玲。
美玲的眼神很复杂，说不清是惊讶、关切还是赞赏，犹豫片刻，她由衷地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很佩服你，你有勇气。”
美玲曾经说过，自己虽然与先生聚少离多，但他其实早已成为她家庭的一份子，连她在台湾的家人也都是由她先生照顾的。她不忍心。我理解。我叉起一块沙拉里的鸡胸肉，美玲啜了一口灯光下好看的Mojito，我俩相视而笑。
从求学到毕业的这些年来，我结婚又两地分居，我做教师，我生女儿……兜兜转转的个人命运，竟然亦步亦趋地与美玲的轨迹如此契合，再加上与她同居一城的廿载缘分，我与美玲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师生情谊。只是，走过了那么多相似的人生路，我终于跟美玲有了分歧。但是，又有谁能品评这中间的对与错呢？
美玲曾跟我回顾过去这二十多年的路：“当我们正生活其中时，只能硬着头皮走一步算一步，等多年过去后，回首才惊觉自己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我至今仍极惊讶，常感到不可思议。”我亦深有同感。
那天我们离开的时候，美玲开玩笑地对师妹的儿子说：“等你下次见到我，我就八十岁了。”七十岁不到的美玲，终于也要面对自己老去的事实，但我有点疑心，她其实并不知道自己今年多少岁。没有家人的陪伴，也没有了面朝大海的大房子，老去是自己一个人需要面对的事。对任何女人都是如此。
回家后，我就收到了美玲的电邮，她说那晚很开心，很久没有跟大家这样聊天了。邮件的附件是美玲用手机拍的中秋月，照片像素很低，月亮朦朦胧胧地像雨雾下的白炽灯，那不知人间何年何岁的白玉盘，就这样不悲不喜地凝视着人间一瞬。美玲依然有着童心的快乐啊，我知道她擅长于专注在当下的每一时、每一刻，她是将正念潜移默化在生活细节中的灵性者。我也希望未来能像她一样内心富足，不惧寂寞。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